我院徐勇教授获聘华中师范大学第二批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作者：郝日虹  责任编辑：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0-09-17  浏览次数： 31483次

9月16日，在学校学者名师聘任仪式暨教师表彰大会上，马敏教授、徐勇教授获聘我校第二批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下面一起走进徐勇教授求学治学的故事↓↓↓

跨入农村研究之门

1978年的10月，一纸来自华中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悄然改变了已经在农村和工厂干了八年活儿的徐勇的命运。初入大学的徐勇主修“政治教育专业”，他自觉知识面有限，除了上课，还用了大量时间读书。彼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各种新知识、新理论、新观点扑面而来，迅速拓展着徐勇的眼界。不再满足于被动地读书的他有了学术表达的冲动，开始尝试写作，以本科生的身份在《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发表《现代社会生产力系统结构初探》，引起广泛关注。

1982年，凭借本科时期展现出的学术素养，徐勇留校工作，进入刚组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做助理。在打理事务性工作之余，他也协助做一些研究工作。1984年，徐勇开始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李会滨教授。当时的农村改革方兴未艾，由农村经济改革引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等一系列变革吸引着学人们的关注。“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农村实行村民自治。这是一项让九亿农民参与基层政治的新的制度，但当时争议较大，缺乏理论依据。政治学研究在这一领域更是空白。”当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张厚安教授比较早地将研究视野投向农村，尤其关注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的研究。受其影响，1987年，徐勇成功申报了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首批项目“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专业领域逐渐转向政治学，聚焦农村基层治理，正式跨入农村研究之门，其后徐勇继续师从李会滨教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从事“农村基层治理”研究。

与张厚安先生一起行走田间地头

探寻中国农村本源性问题

1991年，徐勇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一文。文章对1980年代学术界“脱离客观实际的思维误区”进行了反思，主张“透视本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基层社会，以求得对社会的深刻理解。”这种反思不仅是针对彼时学界，也激发了徐勇的学术自觉。

1992年，他的著作《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出版。在书的开头，徐勇明确提出：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国家上层的变化和更迭，而基层社会却被忽视，事实上恰恰是基层社会的不动，造成了上层变动的复杂。他认为要将政治体系一分为二：一是上层国家权力，二是基础性政治社会，并强调要加强基础性政治社会的研究。这本著作从根本上转换了徐勇的研究视角——他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基层，特别是为政治学界所忽视的农村基层社会。

徐勇注意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村民自治”，意味着农民从政治上的客体转换为主体，然而，“对于变化中的田野正在重塑新的政治主体，政治学界是缺乏足够认识的。”于是，“村民自治”进入徐勇的研究视野。1997年，他撰写《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行》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此为基础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则被称之为最早系统研究村民自治的著作，奠定了徐勇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新世纪以来，村民自治作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窗口，寄予了更多的政治期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制度在全国推行，被誉为中国的“草根民主”。

到“村民自治”第一村广西合寨村考察

在“村民自治”成为一个热议的学术话题之后，徐勇却开始进行冷思考。他认为“村民自治”由一种农民自发的行为，上升到国家民主制度，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反映了中国的村民自治具有很强的国家建构性，应当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下考察。他较早运用现代国家理论分析农村基层治理，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一书中。这也成为他农村研究的重要转变之一。由于徐勇在基层民主政治领域的学术积淀，2006年11月30日，他走进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的第36次集体学习会上，作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专题讲解。

2006年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作专题讲解

基于田野调查致力原创性研究

徐勇多次在“三农研究”喧嚣的热闹中冷静地指出：“三农研究热不是因为三农研究水平有多高，而是这一问题是社会热点，比较容易出成果。正因为如此，三农研究的门槛低，议论多，理论少；借鉴多，原创少。”知行合一，徐勇非常注重“三农”的原创性研究。

没有第一手资料，就难有原创性成果。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张厚安教授便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即强调走出校园书斋，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到90年代中期，实证研究提升为研究所同仁的方法自觉。在1997年出版的“村治书系”的总序中，徐勇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追求“实际、实证和实验”，强调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当时的农村研究大多还是“纸上谈农”，研究所倡导的“田野调查”可谓独树一帜，这也为今后教育部将农村研究的重点基地放在华中师范大学奠定了基础。

尽管有了田野调查的自觉，但这种自觉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扩展的。囿于侧重应用性的项目调查缺乏系统性，2006年，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徐勇，提出了“百村观察计划”。经过试点，2009年该计划正式实施，在全国抽样选择了300多个村5000家农户进行每年定点跟踪观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不仅使中心能够在决策咨询服务方面领先一步，还助力其在教育部重点基地第三次评估中获得全国总分第一。

除了“百村观察计划”，在徐勇发起和主持下，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还陆续启动了“日本满铁调查资料和翻译”“俄国和英国农村调查资料翻译”“海外农村调查”等大型翻译或调查计划，统称为“学术三峡工程”，预计出版调查著作2亿字（出版3千万字），目的是建设世界顶级农村及基层调查和资料机构。

如此庞大的田野调查并没有让徐勇“迷失”研究初心。“做农业研究的要到田头，做农村研究的要到村头，做农民研究的要到炕头。我们是做政治学研究，下去是为了寻找和丰富理论来源，最终要超越现象，回到案头，提炼理论。”徐勇深知，数十年的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但身为研究者不能仅仅将自己视为“挖矿的”，让外国人利用资料加工再转内销，而是需要有“炼金术”，对资料进行加工提炼，形成原创性理论。

2017年8月四川小凉山调研

在中南海里举行的一次高层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中国农村的基本单位究竟是家户还是“村社”，给了徐勇启发，他迅速从一般对策研究中抽身出来，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基础理论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便是201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比较》，提出了“家户制”的概念，认为这是与传统的“部落制”“村社制”“庄园制”所不同的农村基础制度，是中国农村社会之根，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形态，2015年，在徐勇的主持下中国农村研究院正式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这项有数千人参与的大型调查工程，全面深入挖掘中国农村传统底色，为传承中国农业文明，了解传统农村形态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规模之大，国内仅见，也为徐勇致力于原创性研究提供了依据。

基于华南宗族农村大量事实调查，徐勇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宗族农民以祠堂为生活中心，以祠堂里的祖宗为敬奉对象，以同一祖宗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这一行为的背后的依据便是祖宗赋予了后人以生命、资格、财产、地位、权利与责任。原来，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如“天赋人权”这一“唯一原则”所概括得那么简单，还有很多事实是这一概念和命题无法概括的。2018年，徐勇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发表了《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的长文，提出了“祖赋人权”的概念。这篇论文对于丰富政治学理论，特别是从中国的历史演进出发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有一定的启示性，是一种来自于实证调查并从现象中概括理论的原创性研究，也成为他近些年农村研究不断深入和学术转向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培养学术团队开创政治学“田野学派”

做学术研究本是个人兴趣爱好，徐勇觉得自己的个性更适合做个体性研究。但是，如果要将一件事情做大做强，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更多的人来共同完成，比如庞大的田野调查计划。不管是作为行政负责人，还是学术带头人，带领团队更好地发展，是徐勇必须直面的问题；学术“传帮带”也是他需要肩负起的职责。

徐勇的治学之道师承于他的导师李会滨教授。徐勇回忆说：“李会滨教授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研究，主要来源是文献；我从事的农村和政治学研究，从文献到田野调查，在相当程度上与导师的领域和方法不相一致，但李老师非常包容，充分尊重我的意愿和兴趣。如果没有李老师的包容，我不可能在学问上有太大发展，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也不可能获得全国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徐勇认为，对于真正做学问的人来说，有自己的想法和兴趣，才是发展的动力。

对学生自主性地充分尊重，让徐勇指导的博士生论文有两篇获得了“百篇优博”，一篇获得“百篇优博”提名，是全国同学科获得这一奖励最多的老师；他培养的不少博士生如今已经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

对学术自主性地尊重亦是徐勇带领团队的“心法”。他充分尊重各人的选择，认为只有志同道合，基地平台才能延续，并在此基础上注重培育核心价值，培养核心团队、核心带头人、核心竞争力，将基地平台不断地做大做强。在他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科学术带头人期间，该学科在全国学科评估中分别排名第二、三、四名，并于2017年入选“一流学科”。

如今，基于对30多年持续不断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徐勇提出了政治学本土化路径——构建中国政治学“田野学派”。2020年8月，他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指出：“从根本上说，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学规范研究而言的。其主要使命是尽可能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着的事实现象，去寻找事实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它与规范研究尽管在出发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推进政治学科发展。它研究制度下的人，但不排斥制度，且将制度作为对人的研究的重要基点。”基于田野实践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不仅是徐勇对多年学术积淀的更深入地思考，也是将华师打造成中国政治学的学科高地的路径。

治学之路上，徐勇不断超越自我。“我的研究经历了三个层次：一是叙事，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作》为标志，即将村民自治制度叙说清楚，条理化；二是一事一理，从现象中提升概念，使叙事学理化，如家户制、祖赋人权、社会化小农、农民理性扩张等；三是万事一理，即建立具有普遍性的分析框架和视角，如国家化、关系叠加等，通过具有普遍性的分析框架，将碎片化的现象整合到一个体系中来。”徐勇说，学术是自我创造，贵在独家之言，不求周全，但求一孔之见。做学问绝不可说“第一”，但一定要追求“唯一”。所谓“唯一”，就是只有自己才能说得出来，且说得还有些新意，他人不可模仿和复制。博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一直是他作为治学之人所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