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背后:社会转型时期的西部村落离散与乡村治理——评《西部村落离散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巴蜀乡村治理小叙事》

作者：任中平  责任编辑：邓雅琳  信息来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04期，第121-122页  发布时间：2020-09-02  浏览次数： 3293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房宁研究员曾说:“大发展、大变革时代，注定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时代，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走到社会现实中去……更加注重经验性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学者须读两本书，要在阅读有字之书之外，再读另一本无字之书——实践，读大地之书、社会之书、人性之书”[1]。唐绍洪教授等著《西部村落离散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一书，就是他们“走到社会现实中去”，“注重经验性研究”而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通过该著作，让我们“微观”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西部村落离散与乡村治理的一些小故事，而通过这种微观式的细致扫描，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和把握我国西部乡村变迁的一些基本概貌，从而引发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西部村落离散与乡村治理的理论思考。总的来说，我认为该书有两大特点非常鲜明，一是研究方法上采用具体深入的微观叙事方式，二是透过微观局部表象从而对西部乡村治理提出了自己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思考。

第一，就研究方法而言，我这里之所以说是“微观”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西部村落离散与乡村治理，是因为作者在著作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所选择的研究单元以及所叙述的故事，都是以微观形式呈现给读者。首先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作者采用了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叙事”方式——即以“对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过程和结果的叙述，其目的是将整个事件的全貌呈现给不‘在场’的人，让他们能够感知和理解以及得到像‘在场’中人一样的信息”。（第43页）其次在研究单元上选择了西部巴蜀地区的乡村治理。西部地区不谓不大，有占全国71.9%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和12个省市区。但作者只选择了几个乡村作为研究样本，数量是微小的。第三是书中记叙了西部乡村治理的一些小故事:通过叙述W村和C村的“六权同确”，讨论了乡村“产权改革”的运行过程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通过“直观”“双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探讨了“乡村社会信任”问题;通过对31户农村空巢老人家庭的观察与分析，呈现了他们日常生活和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各种困境;通过对M镇敬老院的参与观察，触及了农村“五保”人群的真实生活形态;通过对P县基层干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问卷调查，探讨了置身于社会第一线的基层管理者的生活和工作概貌。

但是，在作者“微观”种种社会现实问题的背后，却引发了读者如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宏观”面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全新压力。从研究方法看，虽然社会人类学所做的基本工作是“关于网络如何在一个单一的小型社区运作的细致研究”，其特色在于对小型社区或族群的透视，以及对文化的整体观和制度关系分析的强调。但是社会人类学还强调“研究的地点并不是研究的对象。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2]29。在强调田野工作的同时，注重某一社会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理论和应用的研究，试图发现人类社会生活的通则以及社会关系、观念、价值和信仰等等问题。作者运用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来直观描述西部乡村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形态，尽管只是一些片段的展示和情景的回放，但却比较原始地呈现出西部乡村变迁的一些基本概貌，从而希望“引玉”更多的研究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西部村落离散与乡村治理的深度思考，去回应甘阳先生曾经提出的“乡土中国的这场巨大变迁将会为华夏子孙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基层生活共同体?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和网络?什么样的‘日常生活结构’?”（封底）诚然，乡村治理研究并不仅仅限于局部地区的乡村和为了个别乡村，对它的关注还关乎我国当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整个世界因为命运共同体而关联的今天，乡村社会之外的变化，包括国内甚至是国际上的变化，都是从事政治学问题研究的学者必须研究的命题和责无旁贷的义务。

第二，从研究内容上看，也有几点值得充分肯定:

其一，作者所关注的“六权同确”不仅关涉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村民权利的确认与保障，为现代农村社会的后续发展提供资源的有效保护，而且关涉对乡村传统规则的传承与分解、对乡邻亲情和友情的维系与伤害，让村民真实地面对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小农状态下，对利益取舍的人性检验和价值选择，由此引发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村民与基层政府之间、村民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一个西部乡村产权改革的自治试验，暴露出一些村民人性的某种劣根性，认识了乡村自治进程的步履艰辛，也看到我国社会改革的任重道远。

其二，作者讨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信任”如何在现代性国家、村庄地方性知识、市场经济规则、社会化小农多重因素影响下的迷失与重构。特别是作为“社会化小农”的村民，他们是如何把“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合作型信任”选择性地运用，并多重影响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三种信任类型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并不是绝对地分割与孤立，而是交叉与融合，且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为不同个体所利用，并各自发挥其特殊的作用。

其三，作者通过对“农村空巢老人家庭”的描述，呈现出了老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保障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特别是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和社会养老措施的缺失，使农村空巢老人们的生活陷入一种无所依赖又无所适从的状态，从而强烈要求和促使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承担这一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作者提出，要解决这一特殊群体所面临的生产、生活、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困难，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各级政府的尽职尽责和勇于担当，认清传统的养老模式正在消解，而建构由政府和社会主导的多元养老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必须趋势。

其四，作者通过对乡镇敬老院的参与观察，真正接触到了农村“五保”人群的真实生活形态，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身不由己以及他们的“听天由命”，都是五保人群特殊的生活状态。虽然说实行“五保供养制度”是我国社会制度对农村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一个创新，也确实解决了那批特殊人群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生活问题。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需求有了更多和更高层次的要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生活和生理需要的满足，他们也需要与社会发展同步成长。如何应对“五保”人群对现实生活的美好需要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步增长，也是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乡村邻里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对他们的关怀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现实要求。

其五，作者通过对基层干部生活和工作样态的调研，探讨了置身于社会第一线的基层管理者的生活和工作的困苦与艰难。通过一组组量化数据的展示，让我们理解了一群基层社会管理者的真实生活样态，从而洗涤社会对他们的“污名”，还原他们作为“生活清苦、条件艰苦、工作辛苦”的本真面貌。

总之，通读全书，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是在长期深入西部农村调研的过程中，下了很大的工夫，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并通过对这些经验材料进行精心思考和理论加工，才终于完成了这样一部既有浓郁西部地方特色、又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从而为西部地区的乡村治理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不过，本书也存在一些需要继续完善和深化的内容。其一是如何避免“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自身的局限，“我们所得到的有可能只能是数量上无限膨胀的各种零零碎碎的局部知识或无限多样的‘小叙事’，而无法得到一个有关世界或我们的社会生活整体的‘示意图’。它将使我们失去有关事物的普遍性、同一性、整体性和连续性方面的知识”[3]5-7。其二是如何避免书中数量微小的村庄所代表的中国社会的共性问题，毕竟“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4]318这可以说是值得所有政治学研究者深思的问题。因而，也就要求作者“走出个案”，去理性思考更为庞大和繁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及其所蕴涵的基本规律。

参考文献：

[1]曲一林.房宁:足音中的家国情[N].光明日报，2015-06-25（16）.

[2][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谢立中.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启示与问题[M].中国社会学年鉴（1995.7-199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M]//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