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经济发展与村庄民主——一个三元逻辑竞合的整体性解释

作者：蒋红军 张　东  责任编辑：杨文茹  信息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22-33页。  发布时间：2020-07-31  浏览次数： 2733次

【摘　要】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仰赖于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核心在于发展高质量的村庄民主。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的村庄样本，立足于乡村独特的所有制结构，考察经济发展对于村庄“四大民主”的影响。数据结果表明：村家庭年均收入、非农就业比率显著负向影响民主选举；村家庭年均收入、非农就业比率、村集体收入和村集体支出均显著正向影响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研究还表明，不同产权性质的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存在分化性影响，私人利益导向的村级经济发展与民主选举负相关，经济发展的各维度与民主决策都不相关，但与“民主管理与监督”正相关。在不同所有制结构的村庄社会，集体行动逻辑、个体权利逻辑与社会整合逻辑之间的三元竞合，将决定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不同面向的影响。未来乡村治理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应以集体经济发展、公共工程建设等为重点强化村庄公共利益，回应村民对于民主管理与监督的需求，并借助协商民主等多种形式深化民主与治理连接，积极化解高透明性、低民主性的村庄治理困境。

【关键词】产权；经济发展；基层民主；乡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高质量的村庄民主关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与乡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施30多年来，村庄民主契合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民主需求，在村民自治基础性框架内，成为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主要方式，保障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然而，随着乡村社会的快速变迁，村庄“四大民主”发展不充分、不均衡、民主治理绩效不彰、基层协商发展缓慢等问题不断显现出来，村民自治实践困境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民主协商”作为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大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3]。

在现有研究中，村庄民主作为村民自治的主体内容，二者的讨论常常交织在一起。学术界探讨村庄民主发展质量与村民自治实现程度的影响机制，主要形成了“单元对应论”、“条件—形式论”、“权力关系论”和“治理民主论”四大理论观点。其中，“单元对应论”^[4]、“条件—形式论”^[5]共同主张挖掘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条件，发展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村民自治^[6]。“权力关系论”关注基层党的领导权、政府行政权、集体产权、群众自治组织的权力以及村民参与权的动态平衡对村民自治的影响^[7]。“治理民主论”强调以治理为中心的基层民主制度创新优化村民自治^[8]。然而，这四大理论观点均比较忽视农村经济因素对村庄民主的影响，从经济基础层面讨论村庄民主仍显不足。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9]。故而，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即便在落实自治下沉、规范自治权的村庄，其民主治理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村庄依然存在显著区别。经济基础层面的讨论主要关注穷村与富村谁更有利于村庄民主，进而推动村民自治有效实现。李普赛特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间关系的经典研究[10]，亨廷顿对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走向的判断^[11]，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对经济发展提升民主政权存活率的研究^[12]以及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O’Donnell）对现代化与南美官僚威权主义政治发展的研究^[13]等，都表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间关系在主权国家层面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议题。在中国大国治理转型过程中，村庄民主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与主权国家间民主发展异质性类似。因而，欧博文（Kevin J.O’Brien）、戴慕珍（Jean C.Oi）、何包钢、郞友兴、牛铭实、史天健、郑永年等学者力图在村庄民主层面检验“李普赛特假说”，探讨村级经济发展对村庄民主的影响。21世纪以来的研究着重探讨了集体经济、集体土地对于村庄民主治理的影响。然而，综观二十余年的学术成果，农村经济发展与村庄民主间关系依然缺乏共识，存在促进论、抑制论、拐点论、无关论四类观点。更重要的是，集体经济的强弱形塑着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类型和方式^[14]，集体土地利益分配产生的村级公共治理活动建构着村庄政治的基本格局^[15]，而集体经济的式微则导致村民自治遭遇民主管理变形、自我教育无力、自我服务缺位等问题^[16]。既有研究在讨论村级经济发展时主要沿袭西方学者的测量逻辑，忽视中国农村经济的集体产权性质，以至于对经济发展作用于村庄民主的复杂性认知不足。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立足于农村经济的独特产权性质，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特征对于村庄民主存在何种影响？村庄民主的经济基础功能发挥的逻辑是什么？

二、文献回顾

（一）概念界定

1.村庄民主

民主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和争议性的概念。为此，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要对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偏见保持警惕，理解村庄民主亟需将人民民主理论内涵与民主质量有效统一起来。欧博文和韩荣斌在评估农村基层民主发展时认为绝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程序性定义，将民主窄化为选举，认识不够充分；按照塞巴斯蒂安·马祖卡（Sebastian Mazucca）对民主化的定义，民主包含权力获取（access to power）和权力行使（exercise of power）两个维度，将农村基层民主简单等同于运行良好的选举只能把握权力获取维度，对于地方权力结构复杂性和村庄治理内容丰富性等权力行使维度则难以企及^[17]。这也反映了近年来学术界重视后选举时代的村庄民主治理研究转向。基于此，本文将村庄民主视为一个包含权力获取和权力行使两个面向，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重心实现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协同发展的政治过程。

2.经济发展

产权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所有制形式是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变量^[18]。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与资本主义体制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产权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官僚化公共所有权：国家所有制及其集体所有制”^[19]，而资本主义体制是私人所有权占据着支配地位，正如罗伯特·达尔在研究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时指出，“事实上，民主现在而且一直都是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即使今天，每一个由多头政体治理的国家里，生产资料的绝大部分都是‘私有的’”^[20]。因此，西方学术界在研究中主要将经济发展操作化为反映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立足于中国农村的独特所有制结构，本文将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两个维度认识农村经济发展。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公共利益增长以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带来的私人利益增长，共同反映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交织在一起的工业化、市场化与城镇化则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结构特征。由于农村工业化进程带来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型，为农村市场化提供前提条件，而城镇化又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因而本文将以工业化为重点考察农村经济发展结构对村庄民主的影响。

（二）研究进展

“李普赛特假说”提出之后，摩尔、亨廷顿、巴罗、英格哈特以及亚当·普沃斯基等知名学者都试图弄清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发现隐含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而为解释全球政治格局的多样性演化和预测各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服务，但至今仍无共识性结论。与此同时，围绕着此议题在国家层面产生的观点分歧同样反映在国家内部的其他层面。在中国行政村层面探讨和检验“李普赛特假说”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不仅对于探索大国治理转型中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大有裨益，而且能够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关系的宏观理论讨论提供微观证据。村级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是促进论，认为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具有正向影响。这类观点着重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以民主选举为重点的村庄民主的正向促进作用和机制。比如，何包钢、郞友兴根据浙江农村调查提出经济发展对村民选举的影响属于强相关因素^[21]；牛铭实认为在县市范围内人均所得越高的村越有可能进行差额选举，集体企业越发达的村，村主任得票率也越高^[22]；胡荣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特别是村级集体收入较高的村庄，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程度较高，选举竞争也更为激烈^[23]；肖唐镖等人的研究验证了经济因素对于村民自治有着显著的影响力，发现经济现代化的诸多变量对于村级民主治理过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4]。

二是抑制论，强调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具有负向影响。此类观点强调穷村在推进村庄民主发展上更为积极。譬如，戴慕珍和罗泽尔（Rozelle）认为至少在短期内可以观察到收入与竞争性选举之间呈现出负向关系^[25]；崔大伟（David Zweig）和钟少凤（Chung Siu Fung）研究发现处于中高收入的村民以及更贫穷的村庄倾向于积极推动村级民主，并非越富有越支持民主^[26]。

三是拐点论，主张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具有非线性影响。这类观点注重强调村级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村庄民主的差异性影响。如史天健发现经济发展与村庄选举之间存在着曲线关系，即村庄经济财富增加能够提高村庄半竞争性选举的可能性，但是经济越发展，这种影响越小，因为现任村干部能够利用获得的经济资源巩固权力，迟滞村庄政治发展过程^[27]；孙秀林也发现人均集体收入对于村庄民主存在显著的曲线效果，即集体经济发展在初期有利于村庄民主，但在一定发展水平之后，集体经济反而会成为村庄民主的发展阻力^[28]。

四是无关论，认为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没有影响。此类观点基于村民自治的不同认知而割裂其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如郑永年认为村民自治程度的高低与地方经济发展没有关系，因为村庄民主发展是国家向乡村让渡权力的产物，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意愿，而不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29]。

已有研究对理解村庄民主的经济基础问题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洞察，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而且在变量测量、数据代表性、机制解释力方面仍然模糊不清。

首先，变量测量与村级经济发展以及村庄民主发展的契合度有待提升。正如上文所言，置于中西比较的语境中，自变量“经济发展”在测量时需要考虑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转型中的产权性质。对于因变量“村庄民主”的测量，现有研究多关注村级民主选举面向，对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关注不足，难以有效呈现出村级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的整体性影响以及内部的紧张关系。其次，数据代表性有待优化。大部分现有研究所使用数据的全国代表性不足，且多是2010年前的数据。在当前农村产权结构、经济发展方式和水平都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背景下，村级经济发展数据应尽可能有效反映十八大以来的农村经济改革发展成果。再次，影响机制的整体解释力度有待增强。现有定性研究主要考察集体经济、集体土地等对于村民自治的影响，较为忽视其他村庄经济发展要素的作用，而定量研究则因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测量局限，所提影响机制难以整体解释村庄民主发展。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代产权经济学将产权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经济发展在产权与民主两种基本制度安排之间建立起复杂的逻辑联系。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讨论产权与民主的演进能够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认知。西方的民主理论认为私有产权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催生自由民主制度，对于公有产权如何影响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基础等重要问题则认识不足。“中国政治学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模式”，一个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公有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30]。因而，讨论村级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的影响，需要着重考虑村庄集体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混合共存的所有制结构，由此透视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内在经济逻辑。

根据上文的概念定义，村级经济发展表现为农村经济工业化转型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增进的过程。由此，本文构建出“产权性质、经济发展与村庄民主”分析框架（如图1），从私人利益增长、公共利益增长以及工业化转型三个维度研究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的影响。其中，私人利益增长与公共利益增长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转型则集中体现出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三者紧密结合，共同对村庄民主产生影响。

图1 “产权性质、经济发展与村庄民主”分析框架

（一）私人利益增长与村庄民主

“利益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因，利益运动构成社会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政治关系不过是人们用来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特殊途径。”^[31]村庄民主发展不仅仰赖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制度再造，更得益于村民基于利益需求的制度化参与和信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村民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提高。村民私人利益增长不再高度依赖于国家或集体，更多取决于市场中的获利机会。在市场经济浪潮下，村民经济收入增长的同时权利意识也得以发展，推动着以个体为中心的政治社会关系变迁：在纵向层面，村民私人利益增长使其更为关切自身利益，在共同体与个体的关系中，“国家的”“集体的”和“自己的”之间的权利和利益边界意识不断强化^[32]。农民土地维权、邻避运动抗争等事件的发生便是明证；在横向层面，在市场逻辑的日益主导之下，经济利益在个体间关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传统的集体认同、家族认同、地域认同等则逐渐式微。按照民主政治的发展逻辑，“任何民主都是跟着利益走的，只有根据理想的价值目标和现实的利益关系，选择合适的民主机制，才能合理调整利益关系”^[33]，村民私人利益的增长、分化和多元化将会进一步催生利益驱动型的政治表达，进而推进村庄民主发展以巩固和扩展自身利益。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私人利益增长与村庄民主发展正相关。

（二）公共利益增长与村庄民主

在中国农村，由集体经济等形成的集体收入以及开展公共工程等出现的集体负债是村庄最为显著的公共利益，对于村庄民主发展影响甚大。现有研究发现，村庄公共利益增长特别是集体经济发展能够更有效地搭建利益与民主间的逻辑联系，更好地激活村庄公共政治，推动村民参与村庄民主治理，对于村庄民主特别是选举民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比如贺雪峰、何包钢指出，集体资源丰富的村庄容易塑造出分配型村级治理，更有利于落实村庄民主治理制度^[34]；牛铭实、胡荣等认为集体经济发达能够增强干部的资源动员能力，村干部能够依靠集体收入给村民提供利益诱导，提升村民对于村庄民主选举的参与率^[34]。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公共利益增长与村庄民主发展正相关。

（三）工业化与村庄民主

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发展紧密相关。一方面，工业化和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相互联系，使得原子化的独立个体在市场理性原则的导引下，与民主的自由平等价值高度契合，为代议制民主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36]；另一方面，市场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两面性，在工业与资本力量大肆扩张带来市场失灵风险的同时，“同步的反向运动也在进行中。它不只是社会面临变迁时的一般防御行为；更是对损害社会组织的那种混乱的反抗”^[37]。社会的反向运动旨在修复市场理性的缺陷，“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被锁在持续的冲突中，每一方都在改变和限制着另一方”^[38]。在某种意义上，强调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的工业民主发展便是社会反向运动的一种体现，完善和丰富了代议制民主的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工业化与村庄民主正相关。

四、数据使用、变量测量与分析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简称CLDS）。该调查自2012年起，每两年开展一次全国追踪调查。CLDS的随机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在抽样方法上，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multistage cluster，stratified，PPS sampling）。2014年，CLDS共完成397份村居问卷，14214份家庭问卷和23594份个体问卷。本文使用村居数据中的村委会样本进行分析，样本量为225个村委会，同时使用225个村委会里的家庭数和个体数据合成部分村居层次的变量。

（二）数据缺失处理

本文采用多重填补法解决数据缺失问题。多重填补法的核心思想在于使用数据中其他变量来预测具有缺失值的变量，然后在预测值中随机抽取数值来替换缺失值（如图2）。这一过程将被重复多次，重复次数根据缺失值比例大小选择。本研究所需变量存在缺失值比例约18%，因此本文选择填补次数为10，经过多重填补后，将得到一个新的完整的数据集。在模型估计阶段，在每一个完整的数据集里执行相同的分析，将得到的回归系数按照Rubin法则进行合并，进而得到最终的无偏估计系数和标准误。

图2 多重填补法的执行逻辑

基于此，计算模型最终系数的方法如公式1，M代表数据填补次数，β_m表示第m个完整数据集中得到的回归系数；标准误的计算公式为公式2，其中s²_m是基于第m个填补后数据回归结果中的方差，M代表数据填补次数，β_m表示第m个完整数据集中得到的回归系数。

（三）变量测量

1.经济发展

根据前述概念界定，从产权性质出发，在经济发展水平维度，财富是衡量村级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基本指标，个体财富代表村级经济发展促进的个体利益增长，集体财富则反映公共利益增长。本文使用“家庭年均收入”指标测量个体财富，通过“2013年家庭总收入是多少万元”这个问题计算家庭平均年收入。与此同时，有学者使用人均集体收入来测量集体财富，但这忽视了人均集体负债对于集体财富积累的影响。本文使用“村集体收入”和“村集体支出”两个指标来测量集体财富，“村集体收入”是村集体财政收入和集体累计债权额的总和，“村集体支出”是村集体财政支出和集体累计债务额的总和，分别通过“2013年村集体财政收入是多少万元？”“2013年末村集体累计债权总额是多少万元？”“2013年村集体财政支出是多少万元？”“2013年末村集体累计债务总额是多少万元？”四个问题获取数据。在经济发展结构维度，本文通过个体数据汇总生成社区个体劳动者从事非农行业的比例，选用村庄常住劳动力“非农就业比率”指标来测量村庄的工业化程度。

2.村庄民主

根据村庄民主的内涵，本文使用民主选举来测量权力获取维度，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底线，使用反映村民参与民主治理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过程来测量权力行使维度，呈现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增量部分。其中，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村务活动中往往交织在一起，二者归为同一类别指标。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候选人产生、村委会成员产生方式以及最后一轮村主任的候选人数三个二级指标测量“民主选举”，从“本村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是如何产生的？”“本村是如何从候选人中选出村委会成员的？”“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最后一轮主任的候选人数？”三个问题提取数据，再标准化处理三个二级指标，得出三个标准分，其总和即是民主选举指标得分；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次数测量“民主决策”，经由“村子每年召开村民大会的次数？”设问获取数据；通过村庄财务公开、政务公开频率两个二级指标得分的均值测量“民主管理与监督”，数据来源于“村庄公布财务信息的频率？”“村庄公布政务信息的频率？”两个问题。

由此，本文的研究假设可以进一步细化，即：

假设1a：私人利益增长与村庄民主选举发展正相关；

假设1b：私人利益增长与村庄民主决策发展正相关；

假设1c：私人利益增长与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正相关；

假设2a：公共利益增长与村庄民主选举发展正相关；

假设2b：公共利益增长与村庄民主决策发展正相关；

假设2c：公共利益增长与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正相关；

假设3a：工业化与村庄民主选举发展正相关；

假设3b：工业化与村庄民主决策发展正相关；

假设3c：工业化与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正相关。

3.控制变量

一是村庄的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村庄规模、村庄多元性、地理区位、人际关系以及村民教育程度，分别使用村庄总人口、是否是少数民族聚居村落、距离乡镇政府的距离、人际关系评价以及村民平均教育年限等问题测量和获取数据。

二是政治因素变量。本文使用“本村是否出过目前在县级及其以上的党政部门当干部的人？”来表示在上级政府之外的另一重要村庄政治资本，借此控制自上而下的政治因素影响。

三是宗族、宗教非正式权威变量。现有研究对非正式权威组织的正负功能皆有提及。为了控制宗族、宗教的影响，本文通过“行政区范围内是否有宗祠、祠堂”以及“行政区范围内是否有教堂、寺庙、道观、清真寺”两个问题来获取数据，反映非正式权威的影响。

（四）模型设定

由于民主选举得分、反映民主决策的民主大会次数以及民主管理与监督得分都属于连续变量的因变量，所以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模型估计，回归方程为公式3。其中，y为因变量，在本文中为vote，meeting和public；k为回归常数；X为解释变量，包括lnincome、industry、fiscal1和fiscal2；C表示所有的控制变量；ε为方程随机扰动项。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模型分析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每个模型只放入部分自变量，且所有模型都保持一样的控制变量。

五、数据分析与发现

（一）变量描述

本文从“填补前数据”和“填补后数据”两个方面呈现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前者是原始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后者则是从多重填补后的新数据集里抽取的第8个完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得。总体而言，填补前后数据的分布十分接近。在经多重填补后的数据中，民主选举在标准化后的得分均值为-0.01；平均每年召开4.39次村民大会，反映村庄民主决策状况；民主监督与管理平均得分为4.02分。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二）相关分析

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发现，一方面，村级经济发展的测量指标对于村庄民主的不同面向具有差异性影响；另一方面，解释变量彼此之间均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因此，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在进行模型分析时将不会同时放入各个解释变量。

表2 相关分析

（三）回归模型分析

1.民主选举

村级经济发展影响村庄民主选举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在控制了控制变量后，模型1中的家庭年均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195，并且显著（p<0.05），即家庭年均收入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村庄民主选举得分将显著降低0.195分。这表明家庭年均收入对村庄民主选举有显著负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民主选举的发展水平越低。由此，假设1a未得到验证。

在控制了控制变量后，模型2中的村集体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004，模型3中的村集体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002，二者共同表明，公共利益增长对村庄民主选举存在正向影响，但是这一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假设2a未得到验证。

在控制了控制变量后，模型4中的非农就业比率的回归系数是-0.492，并且十分显著（p<0.01），即村内常住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比率每增加1个单位，村庄民主选举得分将显著降低0.492分。这表明非农就业比率对民主选举存在显著负向作用，非农化程度越高，民主选举的水平也越低。由此，假设3a未得到验证。

表3 经济发展与民主选举

2.民主决策

村级经济发展影响村庄民主决策的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在控制了控制变量后，模型5中的家庭年均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499，但未到达显著水平，表明家庭年均收入与民主决策并无显著的相关性，假设1b未得到验证；模型6中的村集体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130，模型7中的村集体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158，模型8中的非农就业比率的回归系数为0.020，但它们都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公共利益增长、工业化程度对民主决策存在正向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并不显著，假设2b、3b未得到验证。

表4 经济发展与民主决策

3.民主管理与监督

村级经济发展影响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的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在控制了控制变量后，模型9中的家庭年均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447，并且非常显著（p<0.001），即家庭年均收入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得分将显著增加0.447分。这表明家庭年均收入对民主管理与监督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家庭年均收入水平越高，民主管理与监督水平也越高。由此，假设1c得到验证。

在控制了控制变量后，模型10中的村集体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037，且达到显著水平（p<0.05），即村集体收入的对数值每增加1个单位，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得分将显著增加0.037分；这表明村集体收入对民主管理与监督存在显著正向作用，村集体收入越多，民主管理与监督水平越高。模型11中的村集体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059，且达到显著水平（p<0.05），即村集体支出的对数值每增加1个单位，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得分将显著增加0.059分；这表明村集体支出对民主管理与监督存在显著正向作用，集体支出越多，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水平越高。模型10、模型11的结果说明假设2c得到验证。

在控制了控制变量后，模型12中的非农就业比率的回归系数为0.942，并且非常显著（p<0.001），即村内常住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比率每增加1个单位，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得分将显著增加0.942分。这表明非农就业比率对民主管理与监督存在显著正向作用，非农化程度越高，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水平越高。由此，假设3c得到验证。

表5 经济发展与民主管理与监督

六、结论与讨论

（一）产权性质与经济发展对村庄民主的分化性影响

自“李普塞特假说”提出以来，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民主的影响研究从国家层面延伸到乡村社会。在讨论中国村庄民主发展的经济基础时，现有研究忽视中西方社会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且多将农村基层民主窄化为某个单一面向，难以有效揭示村庄民主发展的经济动力机制。从产权性质、经济发展与村庄民主的分析框架出发，本文进一步发现村级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的不同维度影响不同（如表6所示），产权性质是造成此种分化性影响的重要诱因。

从影响显著的解释变量来看，家庭年均收入、非农就业比率对于民主选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年均收入、非农就业比率、村集体收入和村集体支出对于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易言之，私人利益导向的村级经济发展与民主选举负相关；村级经济发展在各个维度上都与民主管理与监督正相关。即便考虑工业化转型的影响情况，前述两种显著相关影响仍然保持稳定。

从影响不显著的解释变量来看，村集体收入和村集体支出对于民主选举的影响不显著，家庭年均收入、非农就业比率、村集体收入和村集体支出对于民主决策的影响都不显著，即公共利益导向的村级经济发展与民主选举不相关，村级经济发展与民主决策不相关。

表6 经济发展对村庄民主的分化性影响

（二）一个三元逻辑竞合的整体性解释

集体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混合共存的所有制结构在农村具有经济发展与社会整合的双重意涵，这是在中国语境中讨论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村庄民主的独特性所在。基于此种经济基础，村庄民主的发展受到三元逻辑的竞合影响。一是集体行动逻辑。在本质上，村民自治与村庄民主是仰赖国家权力支持和法律供给的准公共产品，是一种集体行为，其运行和发展容易遭遇集体行动困境。村庄民主的不同面向对于村民参与的要求和门槛不同。其中，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的集体行动难度较大，在村委会选举、村民（代表）大会等公共活动中，村民搭便车的机会空间较大，民主管理与监督则相反，无须村民的集体行动便能开启民主管理与监督进程。这是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内部审视村庄民主发展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二是个体权利逻辑。众所周知，经济发展会带来个体对利益的关注和诉求，进而促进个体权利意识发展和催生维权行动，影响村民对于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39]。三是社会整合逻辑。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机械团结”的传统村庄社会正向“有机团结”的现代村庄社会转型，原有道德支柱和集体意识的社会整合功能逐渐削弱。发展集体经济、增强村庄公共利益等有利于提升村庄社会整合能力，增强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动员能力。

在不同所有制结构的村庄社会，集体行动逻辑、个体权利逻辑与社会整合逻辑之间的三元竞合，将决定经济发展对于村庄民主不同面向的影响。换言之，如图3所示，村庄民主发展将是一个确定机制下的不确定结果，该结果由特定村庄具有主导优势的逻辑所决定。具体而言，村级经济发展会带来村民私人经济利益和村庄公共经济利益的同步增长，但是，二者发挥的经济社会功能却不尽相同。一方面，村民的私人利益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个体相对于村庄的自主性提高，这不仅会催生个体权利意识发展，而且会加速村庄分化、削弱村庄社会整合。当村民特别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利益更少依赖村庄集体资源时，村庄精英也更难动员其关注村庄政治^[40]，他们就可能逐步蜕变成既关注个人利益又小心翼翼权衡参与成本的个体，在村庄民主治理过程中做出不同的参与行为。另一方面，村庄公共利益增长会进一步强化对村民利益的分配，通过利益关联激活村民的权利意识，与此同时，村庄精英也可能掌握更多资源，强化村庄社会整合，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治理，进而影响村庄民主发展^[41]。结合集体行动逻辑，可对本文的显著性数据结果做如下解释：

（1）私人利益导向的村级经济发展，个体权利逻辑强化、社会整合逻辑弱化、集体行动逻辑强化，对于民主选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私人利益导向的村级经济发展，个体权利逻辑强化、社会整合逻辑弱化、集体行动逻辑弱化，对于民主管理与监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公共利益导向的村级经济发展，个体权利逻辑强化、社会整合逻辑强化、集体行动逻辑弱化，对于民主管理与监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至于村级经济发展与民主决策不相关，公共利益导向的村级经济发展与民主选举不相关，既可能由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的搭便车困境，也有可能是乡村精英利用集体经济资源控制村庄政治发展所致^[42]。

图3 一个三元逻辑竞合的整体性解释

（三）高质量村庄民主发展的经济维度策略

立足于农村的所有制结构，经济发展对村庄民主的分化性影响能够从侧面深刻反映出当前中国农村民主发展的特质和走向。就基层民主发展特质而言，村民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于村庄民主管理与监督的需求将不断提升，更偏爱实质民主的价值认知。正如史天健对中国人的民主观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人要的民主是民本主义，即政府在做决策时要征求和听取人民的意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43]。从基层民主发展走向来看，未来乡村治理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可能陷入民主支持乏力的村庄透明性治理困境。村民对于民主管理与监督的需求能够进一步提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水平，提高村庄治理透明性，但是，解决村庄治理授权来源与问责的民主选举却有所式微，村民自治将有可能呈现出高透明性与低民主性并存的权力运行格局。

在此背景下，为发展高质量的村庄民主，未来乡村治理不仅要持续推进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增强乡村治理的透明性和参与性，回应村民对实质民主的期待，还需借助协商民主等形式拓展民主治理效能，积极化解民主支持乏力的村庄透明性治理困境。与此同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公共利益增长导向的经济发展对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监督始终存在正向的影响，尽管在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上这种正向作用并不显著，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推进乡村振兴和发展农村经济不应忽视村庄公共利益。乡村治理应大力推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公共工程建设等，增强村民对集体公共利益依附程度，唯有把人民群众聚在一起推进乡村振兴，才能有效提升现代村庄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实现基层有效治理。

注释：

[1]于建嵘：《村民自治：价值和困境》，《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4期；冯仁：《村民自治走进了死胡同》，《理论与改革》2011年第1期。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201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4]徐勇、赵德健：《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张茜、李华胤：《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单元的讨论与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5]邓大才：《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条件研究——从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视角来考察》，《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6期。

[6]刘金海：《村民自治实践创新30年：有效治理的视角》，《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6期。

[7]肖滨、方木欢：《寻求村民自治中的“三元统一”——基于广东省村民自治新形式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3期；蒋红军、陈晓运：《寻求基层治理中的结构平衡：广东探索基层治理创新》，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

[8]付建军：《从民主选举到有效治理：海外中国村民自治研究的重心转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5期；章荣君：《从精英主政到协商治理：村民自治转型的路径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5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0]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页；西摩·马丁·李普赛特等：《对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的比较分析》，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民主的再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2-110页。

[11]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75页。

[12]参见Adam Przeworski，Michael E.Alvarez，Jose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何高潮：《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比较政治学的新视野——评〈民主与发展：政治制度与各国的福利状况〉》，《管理世界》2005年第4期。

[13]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王欢、申明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4][34]贺雪峰、何包钢：《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种类型——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6期。

[15]桂华：《农村土地制度与村民自治的关联分析——兼论村级治理的经济基础》，《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16]方丽华、卢福营：《论集体经济式微对村民自治的钳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7]Kevin J.O’Brien and Rongbin Han，“Pathto Democracy？Assess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8，no.60，2009，pp.359-378.

[1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1页。

[19]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20]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周军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21]何包钢、郎友兴：《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2]牛铭实：《经济因素对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影响》，《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总第78期。

[23]Rong Hu，“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4，no.44，2005，pp.427-444.

[24]肖唐镖、石海燕：《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行的区域特征与经济背景——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肖唐镖、孔卫拿：《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状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2002-2011年全国村社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

[25][40]Jean C.Oiand Scott Rozelle，“Elections and Power：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The China Quarterly，vol.162，2000，pp.513-539.

[26]David Zweig and Chung Siu Fung，“Elections，Democratic Value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6，no.50，2007，pp.25-45.

[27][42]Tianjian Shi，“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8，no.22，1999，pp.425-442.

[28]孙秀林：《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29]郑永年：《地方民主、国家建设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现实估计》，《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2期。

[30]王沪宁：《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瞭望》1994年第20期。

[31]唐鸣、梁东兴：《利益的代理与考量：农村民主的发展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

[32]吴晓燕、郜清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关系变迁及其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33]徐勇：《民主：一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深化对民主理念的认识》，《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

[35]牛铭实：《经济因素对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影响》，《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总第78期；胡荣：《经济发展与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社会》2005年第3期。

[36]陈毅：《后工业化社会对民主价值的回归：自治、参与、协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37]卡尔·布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38]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

[39]康金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权利：变迁与重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4期；郑磊：《论农民的权利意识——从利益体验角度的初步审视》，《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41]Rong Hu，“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4，no.44，2005，pp.427-444；Tianjian Shi，“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8，no.22，1999，pp.425-442.

[43]史天健：《民本主义：中国人的民主观实证研究报告》，见玛雅主编：《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