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框架下农村留守家庭问题治理研究——基于会村的调研

作者：聂　飞  责任编辑：杨文茹  信息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4期，第193-200页。  发布时间：2020-05-01  浏览次数： 7551次

【摘　要】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出发，基于个案，探讨在农村留守家庭问题治理中治理主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选择的原则和效果。研究发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选择的错位是农村留守家庭问题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要实现终止留守，农民能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既要改变制度供给方式，又要重视乡村价值，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农村；留守家庭；治理主体；农民工政策

一、问题提出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大势所趋。农业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田地走向工厂（工地），不仅促进非农产业发展，而且推进了城镇化进程。第二产业每年为国民收入增加贡献率超过40%，2017年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占全部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67.8%；我国城镇化率从17.9%增长为58.5%，2亿多农民工事实上成为了中国城镇化率突破性提升的主要贡献者；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78%，外出务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推力，也是农村脱贫的重要方式。^[1]

然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仍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人口迁移呈现半城市化，产生了严重的留守家庭问题。《2018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流动人口规模长期快速增长后进入调整期，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这说明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工的诉求已经发生改变，在职业转变后家庭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诉求凸显，但是流动人口家庭化规模较小，大多采取分批次流动[^{2]（P.62-63）}，2009-2014年公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举家外出农民工的比例大致保持在20%左右，这说明八成左右的农民工家庭处于离散状态，大多农民工的迁移行动与定居还有很大距离，市民化缓慢，农民工家庭被迫分隔两地，农村形成大量留守家庭。

与农村留守家庭问题关系密切的是农民工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经历从紧到松、从无序到规范、由管制到服务、由歧视到公平的变迁过程。虽然农民工政策已经从限制、控制逐步转向公平和服务，但是前期忽视公平的“欠账”太多，农民工政策仍未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农民工政策相关的户籍、教育、住房、医疗等政策碎片化明显、尚未形成体系，这造成农民的职业转变与身份转变并未达到同步，从个人务工到家庭化迁移还横亘着巨大鸿沟，这也是造成留守家庭问题的重要原因，农民工呈现“家庭分散化”与“性别差序化”的迁移，农民家庭被制度性分隔在城乡两个社会空间，家庭成员也被分隔为务工者与留守者。留守家庭问题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从表面看它是家庭的生活分离与不稳定，从深层看，它是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产生一系列衍生问题，影响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

会村是一个农业日渐式微、打工潮“汹涌”的村庄，城镇化改变着村庄，村民外出务工更多是个人迁移，农民工过着“城乡摇摆的生活”，其家庭处于离散状态。本文通过选取豫西会村的实际案例，对该地区解决留守家庭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地方政府、企业在治理留守家庭问题、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理性选择。

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及其关系

（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由目的合乎理性的（即工具理性）、价值合乎理性的（即价值理性）、情绪的、传统的决定的。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价值合乎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情绪的是指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传统的是指约定俗成的习惯。^{[3]（P.56）}这其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韦伯最为关注的两种类型，而“情绪的”和“传统的”行为类型则被认为是非理性类型，被韦伯置于边缘化的分析地位。通过对手段、目的以及结果进行理性的衡量，从而选择达到目的的最有效手段是工具理性的核心要义，而价值理性只考虑价值理念上该不该做，而不考虑现实是否可行以及结果如何。^[4]

（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各具特点和功能，不可避免的存在冲突与矛盾，休谟将“是”与“应是”、“事实”与“价值”分离开来，更加快了二者的对立，^[5]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动力，但它的强势发展却又常常超过限度，忽视社会对价值的追求和坚持，造成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4]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虽然相互矛盾，但二者却又相互依存，可以通过调适和协调实现统一，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目标和价值引导，满足人类的情感和价值需求，而工具理性则为价值理性的实现和深化提供现实支撑，^[5]二者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缺一不可，二者的结合是人类理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本文用两种理性框架来探讨农村留守家庭治理问题，探讨治理主体的理性选择及效果，找寻解决该问题的中国道路。

三、案例介绍

（一）会村概况^①

蒙县是有4000年文明史的中州名县，该县位于河南省西部，居黄河中下游交界处，总面积758.7平方千米，常住人口42.06万人。成川镇位于蒙县西部，东西长10公里，南北宽9公里，总面积55.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35%。全镇耕地面积4.2万亩，2万亩荒山丘陵分布于该镇的西北部，地势西高东低，南北偏差不大，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谷子、红薯等，经济作物有烟叶、花生、蔬菜等，奶牛养殖与烟叶生产初具规模。全镇现有17个行政村，91个自然村，192个村民小组，人口4万，其中农业人口3.8万人，人均耕地1.1亩。

会村位于成川镇东北3公里处，总面积2.5平方公里，共有13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700人左右。该村属传统农业村，主导产业为种植业和养殖业，目前全村已流转的耕地面积1000亩左右，每亩收益900元，主要收入来源是外出务工。

较之以前，会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它仍是个极其普通且难以被瞩目的村庄，既非交通要道，也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村庄整体发展不算差也不算好。在成川镇它属于发展靠前的村庄，西边的很多村庄都低于它，但放眼整个蒙县，它远远落后于东边乡镇的村庄，很难发现处于黄土地中的会村的特别之处。会村只是一个普通的豫西小村庄，但作为处于转型期的小村庄，其经济文化地理特征却反映出中部地区村庄的基本概貌。

（二）会村打工

如今，会村已经从农业村转变为打工村。据村长介绍，村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外出务工（含就近务工），主要以二十至五十岁人群为主，除了残障和孤寡家庭，几乎每户都有人出去打工，外出打工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维持家庭生计，更加多样化：建房、买房、教育以及婚姻等。会村农民外出打工主要以建筑、装修为主，进入工厂的并不占多数，一方面是由于工厂收入不高（如果不加班的话），建筑、装修工作收入较高（但不稳定），另一方面则由于工厂工作的固定性与制度化无法保证他们在农忙时节回乡务农。务农收入已经无法与务工收入抗衡，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大部分农村家庭收入的支柱。会村农民开启了离土离乡的务工模式，也开启了家庭的留守与离散模式，大部分外出务工家庭大多会留下妇女和老人料理耕地和照顾子女，真正只靠种地为生的多是空巢老人、残障家庭等。据不完全统计，成川镇常住人口不足万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留下了大量空心村。

（三）治理留守家庭问题中的地方政府行动

会村响应县里号召发展“特色种植”、“生态旅游”，推进“特色农业行动计划”，这不仅可以促进土地流转，而且可以为留守妇女和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但是会村引进的项目（杂粮、玫瑰等）发展并不理想，农业项目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同质性大，有些项目因为资金问题处于停滞状况，有些项目则受市场、气候因素影响收效甚微。

会村所在县开始推进城镇化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县城呈现房地产开发热，政府出台鼓励农民工返乡置业的政策，许多农民工返乡购房。但是在县城买房的农民工只是将老人、妇女和孩子留下，自己依然外出打工，而村里建起的楼房入住率很低。

近几年，会村所在镇的镇政府在各村开展留守老人摸底工作，逐步建立健全留守老人基本情况统计台帐及个人档案信息。县人民法院法官志愿者开展关爱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法律咨询活动。县政府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保标准，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启动了县社会福利中心和养老服务中心项目，保障低保、五保、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当地妇联、团委每年都会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如给小学捐赠图书、资助困难留守儿童、组织“爱心妈妈”温暖留守儿童。对农民留守家庭问题，基层政府虽然采取的应对行动不少，但更多偏重于关爱与救助。

四、案例分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错位

（一）资本下乡中的企业理性

工具理性追求用最佳的手段实现行动目标，考虑收益与成本，注重效率和方案的正确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工具理性的重要体现，企业是“经济人”，它通过成本收益核算以及有效管理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企业价值理性的重要表现形式。

为解决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工返乡就业的问题，近几年来镇政府将发展特色农业视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镇政府通过土地流转吸引不少企业投资特色农业项目，当时会村的两个农业项目分别是观赏玫瑰和杂粮种植，村里近三分之一的耕地被流转用于发展项目，被流转农户每亩收益900元左右，但是运转几年后，效果并不好。

村长陈宝田说：“玫瑰园今年的承包款还没有给，管理人员都撤走了，另一个项目还在硬撑着。”

农民工陈红波说：“本来指望村里的这些项目发展起来能解决打工问题，但是看来农业项目都不中啊，投资大，风险大，到现在都没成规模，连留在村里的妇女干活都解决不了，我们这些外出打工的更别想了。”

镇干部说：“这些项目大部分处于初建期，农业项目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有些项目因为资金问题处于停滞状况；另外这儿地下水都在300米以下，打井的成本也高。”

农业项目进驻三年仅仅在土地流转中为部分农民带来收益，而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可谓是杯水车薪，听说之前的一个半途而废的项目不仅让农民当年的土地流转费没有着落，也耽误了农民一季种植。“梦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当地政府大力推进的资本下乡发展农业项目并不顺利，该镇除了少数村，大部分村的农业项目进展与预期相去甚远，好几个村子的项目要不换人、要么退出了。水土不服的农业项目引起当地村民的猜测，各种说法众说纷纭，奔着“有利可图”来的下乡企业有些选择放弃、有些还在维持、有些进退两难。

下乡的企业追求利润，他们希望通过发展特色农业获得收益，这与政府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小城镇以及解决留守群体生计问题的政策取向相契合，两个行动主体在行动选择上达成一致，而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也为企业的资本下乡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资本下乡的高回报是与高风险并存的，农业是受自然环境和市场影响最大的产业，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投入并未带来经济效益，“看上去很美”的资本下乡并未在该镇遍地开花，现代农业并未形成规模，更难以实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最终企业资本选择撤离，受伤的仍是普通农民。^[6]

从这里可以发现，受市场信息不完备、农业项目风险高等因素影响，企业资本下乡并未实现与农民致富、脱贫的双赢，企业选择退出或者暂缓经营，这种结果始于企业的工具理性，也终于企业的工具理性，在没有实现企业工具理性目标的情况下，企业并不情愿承担社会责任。据村民介绍，“下乡”的企业之前“老人节”还会给村里老人办酒席、发红包，但是项目“黄”了后，企业也不再“吭声”了。

（二）产业布局中的理性抉择

产业布局影响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布局是制度变迁的一种，归根到底取决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即土地与劳动、劳动与资本或资本与土地等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改变，技术的变化等，都属于相对价格的变化。”^{[7]（P.115-116）}资本、劳动力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和强度。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摒弃前苏联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思想，不再强调产业均衡布局，将大批工业项目优先布局到东部地区，依靠区位比较优势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产业梯度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三大经济带，带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的产业布局是市场经济下新的制度安排，资本、劳动力是决定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布局于东部地区可以带来更大收益，所以会刺激国家出台有利于东部地方工业发展以及劳动力流入的政策，所以东部地区发展速度超过西部地区。尽管“九五”规划以来国家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以及“中部崛起”战略，但区域非均衡发展并未改变。在失衡的产业布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不管是人均收入、产业结构还是城市化水平都远落后于东部地区。^[8]产业布局不合理导致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多集中于东部地区，该地区的人口规模难以满足制造业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必然需要从其他地区引入大量劳动力，自改革开放后大量农业转移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东部迁移，成为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时至今日虽然有所放缓，但是异地就业的农民工在外出农民工中仍占多数。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是第一要务，国家的政策和行动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种工具理性倾向下，国家做出东部优先发展的产业布局战略具有很强的动力，而中西部地区则处于后发展境地，大量资源向东部集聚，大量劳动力向东部转移，东部地区实现优先发展。这种工具理性下的产业布局也是包括会村在内大部分中部地区发展滞后、留守家庭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

一个地区拥有的要素禀赋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9]农民工返乡就业的关键是产业支撑，这也是实现就地城镇化的支点，乡镇工业化有助于帮助农民在农村实现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统一，减少家庭离散。但对于会村所在的成川镇来说，它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乡镇工业发展滞后，农村劳动力很难实现就地转移。首先，曾经红火的乡镇工业大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逐渐没落，当初那些技术含量低的初级加工业并未实现向中高级阶段的过渡，大都被淘汰。其次，区位优势丧失。区位优势同样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曾经的成川镇是豫西名镇，历史悠久，其鼎盛时期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是豫西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村民李忠实说：“从我记事儿开始，这里赶会的人可多了，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这里，到了赶会的时候，那儿人多的挤扛（拥挤）不动，卖啥的都有。”但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库区移民的搬迁，成川镇逐渐失去地缘优势，曾经的商贸重镇逐渐衰弱，村长陈宝田说：“现在赶会都到别的镇了，都不来这里了，这里人太少，东西也少。”镇上的商铺也很萧条，让人无法想象到这里曾经的繁华，修建水库利国利民，但由此所带来的社会效应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成川镇的命运，如今成川镇成为全县经济最差的乡镇之一。村长陈宝田回忆道：“九十年代那会儿，其实上面也在规划将这里建成大的批发市场，可水库这一建，就啥也搞不了。”最后，成非产业集聚区。成川镇在蒙县中处于偏西位置，虽然毗邻公路，但却远离城市，受地质条件限制，当地大部分农田都是旱地，基本是靠天吃饭，农业水利灌溉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成川镇并非蒙县的产业集聚区，区位和资源的劣势使得成川镇一直被定位为农业区，不具备发展地方特色工业的条件，仅仅依靠传统农业发展很难为返乡农民就地转移提供产业支撑。孟子曾在《滕文公上》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有产业才能使得农民在农村体面地活着，没有产业的农村让农民不得不走，农村建设得再好也留不住他们。

郭丛清说：“规划的产业区都在那些本来就是很好的地方，又靠近市里，那边人打工就跟市里人上班一样，早上出去干活，晚上回家，一家人都在一起。”在走访中，会村外出打工的农民没有不羡慕那些有企业的村庄的，那种在家门口打工的日子也是郭丛清他们所向往的。当问及他们为啥不去那些产业集聚区找工作，他们告诉笔者，这些地方的厂子都和当地村庄有协议，优先用当地的农民，而且有些企业甚至都不要本地人。

处于农业区且缺乏区位优势的成川镇使得当地政府可做的“文章”不多，作为乡镇政府服务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职能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得并不充分，政府在农业发展、土地流转、农村社区建设等方面的作为难以满足农民及其家庭的需求。镇干部说：“对于我们这种农业区，镇里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历史债务负担沉重，现在还是一种吃饭财政。”政府推进的农业项目、土地流转、社区建设等工程对于解决留守家庭问题的实效并不明显。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农业人口，处于尴尬的“吃饭财政”中的乡镇政府只能局限于服务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对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推动力明显不足，镇干部说：“没有产业，这边被定位为农业区，农民就地转移不太可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正常现象。”不离土离乡本是每个农民的愿望，但是当地农业增产不增收、农业项目发展缓慢、乡镇企业不发达，“留下来找不到出路”是农民的不自由选择。

在走访中遇到的镇干部、村干部对于目前该区域村庄出现的留守化、空心化已经“习以为常”，一位镇干部说：“这种农业区搞不好现代农业，只能出去打工啊，那山区的村子，啥也搞不成，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就剩老人和牲畜了。”镇干部说：“县里规划的工业区都在别的村镇，这里是农业区，没有资源，地理位置也不好，引来的农业项目都不景气，年年招商，但是现在全镇像样的乡镇企业都没几个，靠这咋能就地转移?如果不是出去打工，咱镇人均收入怎么能到六七千啊?”

（三）农村城镇化中的政策取向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政府并不是一个除了集体利益没有其他利益的“圣人”，同样受到“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约束，政府制定、施行公共政策中的理性选择不同，其政策效果就有很大差异。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带来成本与收益的变迁，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带来制度变迁。城镇化是重要的制度变迁，推动城镇化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以及技术等，土地、资本等因素对城镇化的推动力不可否认，这也是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大力推动房地产，推动城市扩张的重要原因。但是城镇化不仅包括物的方面，还包括人的方面，片面追求物的方面的城镇化只会成为“半拉子城镇化”，这是对工具理性的过分追逐，遮蔽了城镇化的价值追求——人的城镇化。

人常说“安居乐业”，但对于农民来说，“乐业”才能“安居”，但是会村所在村镇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却面临问题。会村的农民工大多选择县城购房，但他们买房后仍选择继续外出打工；该镇的光红村曾经是新型农村社区的典型，社区内楼房一栋栋拔地而起，但是入住率并不高；与会村相邻的常村现在是“美丽乡村”建设的试点，修了文化广场，安装了健身设备，沿路栽上了竹子，但是秋收后村里却只剩老人与儿童。改善人居环境本身是好事，但为何与群众的满意仍有距离?村民孙永旺说：“这社区建设是好，但掏钱买房子，解决不了就业，还得出去打工，这和以前有啥区别，我还不如多花钱去县城买房子，那里有学校、有医院，比这里强啊!”以会村为例，在走访的八个村组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家庭选择或者计划在县城买房，而在这些家庭中在县城实现稳定就业的很少，大部分情况是将妇女、儿童与老人留在县城，男性继续外出务工，留守情况并未改变。村长说：“这些年，上面给投入不少，村村通，村子也干净了，但是人却越来越少了。”农民进了城、上了楼，但却留不住、住不稳，镇干部说：“在我们这农业区，劳动力转移是大头，农闲时候村里基本上没人了。”我国乡镇政府一直采用的是服务于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管理模式，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职能显然不能适应现实需求，城镇化所需要的就业、教育、医疗等资金投入并不是乡镇政府所能解决的，^[10]缺乏独立的财权和有限的经费让乡镇政府也常常有心无力。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只能“舍本逐末”——土地开发、建房，在有限的财力与能力下所形成的城镇化与农民的需求并不相符，人的城镇化中最根本的“乐业”问题无法解决，留守与离散自然成为常态。在低水平的城镇化下，乡村留不住农民的乡愁，而县城的高楼也改变不了农民外出务工的趋势。

通过就近城镇化，让农民成为市民并融入城市也是解决农村留守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会村所属的地级市曾出台意见，规定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可以取得当地城市户口，同时给予每人8000元到10000元的补贴，通过“土地换户口”、“土地换社保”让农民成为“城里人”，如果农民愿意转变为市民，政府提供工作，子女上学不再缴纳借读费，这种就近城镇化的措施不失为解决留守离散问题的良策，但是政府开出的条件能否让农民顺利进城呢?除了一次的现金补贴外，农民得不到其他补偿，除了市民待遇和户口之外，其他都要农民自行解决，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岗位对于维持家庭生计来说是杯水车薪，而高房价更让绝大部分家庭难以承受。工作和住房是农民“双放弃”后无法逾越的难题，没有工作和住房，农民很难在城市生存。当时在会村几乎没有人愿意“双放弃”，政府的动机是以农民的“双放弃”推进城镇化，但这种跨越式的发展模式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太多好处，解决户口后的关键是有稳定的就业，否则农民即使进了城也住不下，安居乐业难以实现，会滋生更多新问题，解决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更成为奢望。

（四）地方政府的关爱行动

地方政府是农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它们是基层资源的分配者与规则的制定者，但面对农民外流以及产生的留守问题，他们的“所为”多是被动的，对于如何改变留守家庭的不利局面，所能提供的“供给”较为有限，地方政府不仅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者，而且是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的主体，“双重身份”使得他们的行动常常在公平和效率两维度间徘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关爱行动并不能彻底解决留守问题。

镇政府在各村开展留守老人摸底工作。通过对辖区内留守老人开展排查，全面掌握留守老人的数量、构成、特点、家庭状况等基本情况，摸清老人面临的实际困难，逐步建立健全留守老人基本情况统计台帐及个人档案信息，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

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六个村庄成功举办老人节，并对一批“好媳妇”、“好婆婆”进行表彰奖励，弘扬尊老爱老的新风正气。

县人民法院法官志愿者开展关爱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法律咨询活动，在全县227个行政村发放“三留人员”便民服务联系卡，为“三留人员”提供法律服务。

县政府开展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保标准，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启动了县社会福利中心和养老服务中心项目，保障低保、五保、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当地妇联、团委每年都会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如给小学捐赠图书、资助困难留守儿童、组织“爱心妈妈”温暖留守儿童。

该市法院近年来不断实施“一校一法官”制度、持续开展“春秋两季开学第一堂法制课”、“关爱留守儿童”等活动，增强辖区内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三年来，未成年人罪犯总数下降了近百人，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

该市建立全市留守儿童信息资料库，并通过城乡儿童结对等方式对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进行重点帮扶。

地方政府的关爱行动缓解了留守家庭的一些困难，但对于大部分留守家庭来说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他们真正的困难，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跨区域外出打工是为了维持家庭生计，由此带来的家庭离散并非他们所愿，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务工地与家庭形成错位，农民工家庭不得不处于“半城半乡”的离散状态。他们希望在家门口打工，实现家庭团聚。

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是解决留守家庭问题的重要路径，但这对于生活在会村的普通农民来说却并不容易。成川镇作为传统农业区，没有支持就地转移的雄厚产业基础，乡镇工业发展滞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消化”，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外出打工已经常态化，农民不得不出去，不离家哪里有钱赚?而对当地政府来说，外出打工几乎成为农业区的正常现象，留守成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镇干部说：“上面（县里）和镇里能做的这些（关爱留守群体）最多就是让在外打工的农民能安心在外打工。”政府部门的关爱行动对农民家庭的帮助较为有限，对于数量庞大的留守家庭，政府常常爱莫能助，镇政协副主席钟玲说：“几乎每个村出去的都至少有一半以上，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数量也不少，我们能做的有限（关爱活动）。要解决你说的留守不太可能!”据村干部介绍，就是每年的“关爱”（送粮食、给补贴等），也不是每家（留守家庭）都有，也得是困难的家庭才有，有时候还有村民因为这个产生争执。

五、可见的未来：乡村振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合

工具理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价值理性则引领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与目标，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工具理性没有价值理性的指引，会导致社会发展失去根基、迷失方向，而价值理性没有工具理性为基础，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只能成为“海市蜃楼”。不可否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工具理性被政府优先考虑，地方政府在解决留守家庭问题中经常在工具理性框架内采取行动，对功利、效率、收益等的计算过于扩张，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的治理目标，但是机械化、功利化的治理手段则会形成路径依赖，从长远看，会影响远期目标的实现。不能否认，国家长久以来始终致力于解决留守家庭问题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是国家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中，都将关爱留守群体作为重要的政策安排之一。从会村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国家、地方政府、企业等治理主体的治理策略和行动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调适中推进，虽然某些阶段工具理性的选择更为优先，但治理留守家庭问题的“初心”并未改变，这也是国家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政策在基层的映射。

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推进，农村农业被国家置于优先发展战略，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乡村振兴要直面农村真问题，乡村振兴不是固守农村，而是农村、农民振兴。^[11]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大公共行动，是农村经济改革和治理创新，不是因为乡村衰败而去拯救农村，而是将乡村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地位。以往城市优先发展、工业反哺农业、严格控制人口流动、逐步放开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推进市民化等改革和政策是国家等治理主体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框架内的不断调适，而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则彰显出农村大跨度发展已经进入政策之窗时期。乡村振兴是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既要重视工具理性，优先发展农村农业、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又要坚持价值理性，发挥农村独特价值与功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解决留守家庭问题，必须跳出传统惯性思维与“治标不治本”的治理路径，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遵循以下策略：

（一）工具理性归位：供给方式改革

工具理性体现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知，它对于社会发展作用巨大，但是对效率和功利“算计”过分扩张，会导致工具理性越位，这在地方政府治理留守家庭问题中“可见一斑”。因此，在乡村振兴中不仅要以经济效率（工具理性）为基石，更要将公平、正义（价值理性）融入其中，增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才能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留守家庭问题是城乡非均衡发展下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的产物，乡村振兴意味从城市优先转向农村优先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这说明将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时期，公共资源将实现城乡的全覆盖，将为农民流动提供自由的空间和条件。要实现此目标，必须进行治理工具再造——供给方式改革，从“帕累托改进”向“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扭转城市优先发展下的制度供给模式，优先农业、优先农村、优先农民，虽然短期会牺牲城市以及城市居民利益，但从长远看，将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实现，让城乡居民平等共享尊严、体面的劳动和幸福生活。^[12]通过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高效、高质的制度供给和资源供给，一方面，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盘活”农村土地，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成为体面、幸福的职业；另一方面，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通过产业布局调整、形成农村产业集聚区，促进农民就地市民化（就业、居住、公共服务）。

（二）价值理性重塑：重视乡村价值

单纯依赖工具理性是不可取的，在价值关怀下工具理性才能够求真、向善。乡村振兴不仅意味着治理工具的革新，更是治理理念的重塑。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一直被看作城镇化的“附属物”，农村并未与城市等量齐观，因此产生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留守家庭问题也正是在如此的非均衡下产生的。乡村振兴是国家的大型治理行动，价值理性的正确与准确才能让乡村振兴战略有问题感、整体感、目标性，才能为资源聚合、治理能力提升等提供支撑，实现乡村的五个振兴。第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乡村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小农”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农村数以亿计的人口以及复杂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乡村治理是社会转型、国家治理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才能构建出充满活力、有序的乡村社会秩序，最终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第二，超越传统城镇化的思维。传统城镇化以经济发展为目标，将城市发展模式照搬到农村，忽视乡村的特性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城镇的发展终究要依靠人、为了人”，所以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城镇化必须考虑农民的主体性，以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出发点，通过政策赋权发挥农民的主体性，推进符合农民利益的城镇化。第三，乡村价值日益凸显。乡村不仅是生产之源，而且是发展之本，特别是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日益凸显，乡村振兴不仅仅是补乡村之短板，而是要发挥乡村之长处，^[13]对乡村的认知要从生产、经济的传统价值取向转向多元价值取向，特别要重视乡村的生活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认识到乡村的多元价值功能，科学推进乡村振兴。

当前城镇化已经进入全面推进市民化阶段，特别是伴随着《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出台，政策越来越人性化，制度设计越来越系统。从理性选择角度看，可以说我国城镇化政策经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从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下的政策安排，到中期兼顾公平的转变，再到现在注重公平与服务的价值追求，城镇化政策越来越靠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改革评价新标准（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会村所在县成为全省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让乡村全面振兴、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目标，这为解决留守家庭问题提供了机遇和政策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体，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成为解决留守家庭问题的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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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金三林．深刻认识乡村价值，科学推动乡村振兴[J]．中国发展观察，2019（13）.

注释：

①遵照学术规范的要求，本文对人名和地名（市、县、镇、村等）进行了技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