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镇与乡村关系变迁中的教育形塑与文化权——以清至民国上海法华地区为例

作者：胡　端  责任编辑：王飞雪  信息来源：《史林》2019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0-04-24  浏览次数： 6479次

【摘　要】无论是依循学术史的内在路径，还是基于现实意义探讨的需要，市镇与农村关系问题都是江南市镇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清代至民国年间，位于上海县城西面的法华地区，市镇与乡村的关系受到来自新旧教育变迁所引发的文化位势、空间功能与权力结构的强烈形塑，呈现出不同于“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的变异，使得这一地区从乡土文明到都市文明的地域整合进程呈现较为复杂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法华镇；徐家汇；市镇；乡村；教育形塑；文化权势

江南市镇研究长期以来是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一个热点，其涉及范围之广、论题指向之深、研究成果之丰，备受学界瞩目，几乎已经形成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国内学界既往研究更多聚焦于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中央性”机能，1对市镇周边的农村或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甚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2但在日本学界，由于其一向有研究“町村共同体”（即乡镇共同体）的学术传统，倾向于把江南市镇的研究具体落实到基层社会中，以市镇或城乡间的空间范围为参照，观察地方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过程。3在研究视角上，因受到美国学者施坚雅（G.W. Skinner）的影响，认为“町村共同体”（施坚雅称之为“基层市场社区”）除了具有市场圈的作用，同时有通婚、信仰、娱乐等社会圈的性质。4因此，多从“交通圈”的延伸、“市场圈”与劳动力转移、民间信仰的镇村等级、乡居士绅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等方面解析明清江南社会的城乡关系，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城市（市镇）中心观”的窠臼，也极大丰富了“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5

但要深入理解江南市镇在乡村聚落兴起的机制与空间形塑的路径，还需突破“交通圈”“市场圈”“信仰圈”的视野，“更加重视制度变迁的社会影响，以及人群、资本在江南城乡土地开发与聚落拓展中的能动作用”。6这就有必要引入彰显制度演进、人群活动与文化权力逻辑的“文教圈”进行分析。关于这方面关注者甚少，只有日本学者佐藤仁史的研究有所涉及。7不过，他侧重研究学校制度及新式知识分子对市镇与市民“知识化”“文明化”的塑造，没有过多关注教育本身作为一种内生性的文化力量在乡村城镇化的长时段变迁中如何参与形塑所在地域的文化中心、实体空间与社会结构，故而略显不足。

基于此，本文以清代至民国初年上海法华地区8的市镇与农村为例，尝试从长时段的时间序列与空间维度来考察新式教育作为一种形塑功能较强的文化力量，在法华地区市镇与农村文化位势的消长、新街区空间功能的营造、镇乡社会文化权力的重塑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或可从别样视角对江南地方基层社会的整合特征与变化过程问题作一些揭示。

一、科举视阈下法华镇与四乡村落的“文化势差”

法华镇，原位于上海县城西十二里，清代以前是上海县高昌乡二十八保李漎泾沿岸地界一个因“法华寺”而得名的乡村聚落。至清乾嘉年间，它凭借“附邑独近，为冠盖之冲”9的地缘优势，“黄金水道”李漎泾通贯吴淞江的水运之便，以及产棉、织布、贸易自成一系的经济支柱地位，终于在上海县城西郊的商业聚落体系中脱颖而出，“凡县附郭者，宜以此为首”，10被誉为“城西首镇”。11嘉庆年间，以法华镇为中心的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共形成73个自然村落，成为该镇的“乡脚”。按照施坚雅关于地方市场层级结构的划分标准，乾嘉时期的法华镇已与四乡村落、上海县城，在市场结构上形成了垂直序列的层级性连续体，表现在地理空间上，就是“施坚雅模式”中“核心—边缘”结构的市场层级。

然而，从市场空间结构来审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仅仅是“施坚雅模式”中的一个面向。施氏认为，中国农村典型的“基层市场区域”，不仅是商业交换的基本单位，还具有基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载体的含义。12因此，文化“大、小传统”13之分同样适用于解读市镇与农村的关系，尤其是代表“大传统”、与知识精英密切相关的科举文化，更是透视市镇与农村是否也形成“核心—边缘”“文化势差”的窗口。那么，传统时期作为经济中心结点的法华镇与四乡农村是否形成了科举文化上的势差层级?欲回答这个问题，须先了解法华聚落发展与人群活动的关系。

从人群活动的角度看，乾嘉时期环绕于法华镇四周的乡村聚落，不少都是由一个著姓家族主导开发进而以该族姓为聚落命名而形成。终明一代，就有沈更、何家角、钱家巷、左家宅、姚家巷、申家宅等30处村落由此形塑而成，或可名之为“主姓创村”现象。著名人文地理学家金其铭这样看待个人意志与能力对聚落变迁的形塑作用：“个人的作用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尽管如此，但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个人意志和能力都曾对农村聚落产生过影响。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由于某种个人能力和机遇而升官发财的人，常购置田地以为产业，而在田地的某一部位兴建一座庞大的地主庄园，周围居住佃户或奴仆，构成一个聚落。”14

由于创村族姓往往具有一定的科举功名与仕宦经历，诗书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自开村立基以来就累代绵延。如法华镇北缘二十八保三图的石家宅的石氏家族，自石英中率先登第之后，其弟与二从子亦蝉联科甲，形成“一门簪缨”。“石懿中，英中弟，嘉靖三十二年岁贡，官王府教授；石应朝，字启忠，英中从子，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科，仕刑部主事；石应魁，字启文，应朝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科，顺天中式，仕临江府同知。”15不过，若论明代法华科甲之最，则非东北境朱家厍的朱氏一族莫属。自明中叶监察御史朱瑄在朱家厍创村之后，一直到明清鼎革之际，“计二百年中，登贤书者十三人，捷南宫者八人，一门通显”，16法华境内无出其右。

然而，入清之后尤其是乾嘉之际，随着法华镇跃升为上海城西市面繁荣、声教景从的“市镇之首”，四周乡村原先科甲接踵、名儒蔚起的显赫地位不知何故湮没无闻。法华境内明代共出进士15名，举人9名，正途贡生8名，17这些人基本都来自朱氏、石氏、张氏等主姓所创之村落；但有清一代，整个法华聚落中，只有进士2名，举人11名，正途贡生8名。18从这些人的族姓与地域来源看，他们已不再是明代那些寓守乡村的石氏、朱氏等旧族姓，而主要来自法华镇上的李氏、陆氏、王氏等新兴家族。具体参见表1：

在整个法华聚落21名正途科名获得者中，李、陆、王、张4个新兴的“镇居”族姓共得16人次，尤其是法华李家，科名奕奕，簪缨联翩，“乾嘉道三朝，既富且贵，族至隆盛”。19而一度蝉联科甲之尊的明代“村居”旧族入清之后，只有徐家厍的徐尔路与朱家厍的朱与琮2人短暂接续了各自家族昔日的科甲盛况，其余村落再无著姓取得功名身份。这说明，随着清代法华集市正式成为中央机能发达的商业市镇之后，“村居”文化族姓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地位明显受到新上升的“镇居”文化家族的挑战，即使像朱家厍二百年科名不坠的巨族朱氏，声势也已达“强弩之末”；而法华的“城镇化”创造了比乡村社区更为优越的文化教育条件与更多的人才流动的机会，一二强宗巨族垄断市镇权力的局面被打破，更多新兴家族子弟得以跻身士绅之列，市镇的权力结构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20从这个意义来说，科举文化的重心已从乡村转移到市镇，镇、村之间出现了一定的人才与知识的“梯度势差”。

在这些“镇居”士绅的文教引领与辐射之下，法华镇在四周乡村聚落经济意义上的“中心结点”之外，又逐渐成为“文教中心”。这种被文化形塑出来的新功能，在嘉庆《法华镇志》的“风俗”条中表现明显：

每月朔望，请本学教谕至法华寺，讲读圣谕，耆士率听，转相告诫，村野胥化……二月三日，文帝诞。士人率子弟，诣（法华寺）满月阁拈香。具资作会，老成宿学读孝友、文艺，幼辈侍立肃听，至夜分食飠夋余返。21

作为法华东、西两镇街市的分界地标，法华寺在清乾隆年间成为宣读朝谕、教化士民、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蕴含的是“经济中心地”身份之外的文化权力空间意义。诚如学者所言：“空间本身是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载体和场域，具有规训民众、改造大众文化的功能。”22换句话说，所谓的“耆士率听，转相告诫，村野胥化”，某种程度上正是法华寺作为法华镇士绅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载体，对四乡村民与民间“小传统”文化进行自上而下的形塑与改造，这是建立法华地域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也是法华成镇之后成为上层精英文化集聚地并与四郊农村腹地拉开文化势差的必然结果。

二、教会设学与法华外缘村落文化位势的再起：以徐家汇为例

上海开埠后，伴随西学东渐和西制东渐而来的新式教育开始楔入并扎根于城乡之间，“附邑独近”的法华地区得新风时潮之先。自道光以降，即有天主教耶稣会、基督教圣公会等先后在境内设校兴学，这些学校类型各异，层次齐全。大学如圣约翰；中学较多，如约翰附中、徐汇公学、青年会中学、圣马利亚女学、启明女学、中西女学等；至于小学，“私人所创教会所办者，衡宇相望，更仆难数”。23不过，就新式教育空间的形成肌理而言，这些学校创办的地域取径似乎更值得关注。

尽管近代以前法华镇上高密度地集聚了科举望族与商业富户，但新式教育的发轫并不在“成熟”的中心镇区，而是在市镇外缘那些荒僻后发的乡村聚落。其中，法华镇东南方向的徐家汇，北部的梵王渡、曹家渡等村落率先成为来华传教士建校办学之所，这种舍“中心”而就“外缘”的选择，表面上看，与开埠之初英、法等国在上海辟立租界的路数颇有几分相似，实则主要取决于这些村落自明清西学东渐以来就已积筑的宗教文化底蕴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要素的培育。最为典型者，莫过于徐家汇。

徐家汇，在法华东南二里许，向为沪西荒僻地。清道光二十七年，法人建天主堂，堂之西即明相国徐光启故居，其裔孙聚族于斯，初名徐家厍。24

虽然徐家汇正式建立天主堂始于鸦片战争之后，但其宗教渊源之深远，可以追溯到晚明的徐光启。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息，松江府上海县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他在南京受洗，皈依天主教，取名保禄（Paul）。后将天主教引入上海。25“是他引进利玛窦的同会兄弟到他的本城本乡，他城内的住宅便成了附近地区宗教信仰的发源地。”26当地农民在其影响下，许多都皈依信奉了天主教。徐光启逝世后，他的墓地就在徐家汇，墓地附近，有多户徐姓人家散居，还住着几户教友人家。“他们在河浜旁边建了一间小屋，作为他们的小堂。”27清代前期，朝廷一度发布禁令，凡奉外教者不得入朝为官，但这些笃信天主教的徐氏后裔宁可世代布衣，依旧服膺天主教，可见根基之深，以至嘉庆《法华镇志》中有“徐光启文定公孙迁居城南者，代有名人；居厍上者，俱安于农圃矣”28的记载。数百年影响所及，徐家汇一带也就自然成为上海天主教徒较为密集的区域，天主教在江南地区的重点据点——上海教区初步建立。

基于此，鸦片战争后势力重归上海的天主教会首先启动了在徐家汇设立宗教区域的计划。以咸丰元年（1851）天主堂的辟设为发端，天主教会在此陆续新建耶稣会修道院、大小修道院、徐汇公学、徐汇师范、类思小学、藏书楼、天文台、圣教杂志社、圣心报馆、土山湾育婴堂、圣衣院、圣母院、善牧院等。29在传教布道、科教文化、出版印刷、社会慈善等各方面均颇有建树，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置身其间，一种尊严肃静之气象，有非笔墨言语可形容者，内容更井井有条，无一不备。”30徐家汇由此被称为“天主教之策源地，亦中国之模范村”。31

作为宗教文化设施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教会学校的成批设立是徐家汇这个江南村落文脉演变与机体更新最活跃的因素。据民国《法华乡志》所载，自道光三十年（1850）“西学东渐第一校”徐汇公学诞生，到20世纪20年代，徐家汇一带麇集了8所耶稣会创办的新式男女学校与慈善学堂。

徐汇公学，在徐家汇天主堂。道光三十年，法教士南格禄创办。原称圣依纳爵公学，粤匪后开拓建舍，悉遵中国功令，专课诗文。自废科举后，改设中学、高小、预科三部，照学部定制，兼习英法文……毕业后，升入震旦大学院，或送外洋专科肄业。

类思初等小学校，在天主堂博物院南。为徐汇公学附属，专收附近通学生。毕业后升入徐汇公学。

启明女校，原在徐家汇圣母院。光绪三十一年，法教士创办……专收教外寄宿女学生，分中、高、初三部。年终试卷送英国阿克斯福尔大学校阅看，颁给毕业文凭。

圣诞女校，在圣母院。法教会设立。专教院中修道贞女。中西文兼习，分中、高、初三部。

崇德女校，在圣母院。法教会设立。专收教中寄宿女学生。修女教授，分高、初两部。

聋哑学堂，在圣母院。法教会设立。有修女专授聋哑女学生，口讲笔写。

幼儿园，在圣母院。以修女及保姆等掌之，由启明女学生教以书写、诵读、游戏等课。32

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从聋哑学堂到女子学校，这些由耶稣会建立的新式学校不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而是在功能上已形成一定的内在层级结构与互动网络，尤其是师资、生源、知识生产在教内交织互通，自成一系。从内部要素整合的角度来说，清末民初的徐家汇在天主教学校系统的构建中已经形成相对独立与完整的教育空间。再就外部地缘来说，这个教育空间的地域分布主要围绕蒲肇河（肇嘉浜与蒲汇塘交汇）东西两侧的天主堂、圣母院、土山湾等教会产业集聚之地，虽然这一带在19世纪末期还未划入法租界，但由于法国当时已取得在上海的保教权，因此，该区域被法国视为一个特殊利益区。33

新式教育空间的较早植入与独立存在，虽然使徐家汇在近代文化转型中先于法华其他村落取得较高的能级与位势，但仅凭近代新式教育的崛起还未能成为整个地域新的“文化中心”。正如学者所言，地域社会的文化中心“必须拥有高于其他地区发展水平与实力的绝对优势，但它又不是悬浮于区域之上的文化孤岛，并对其他地区产生某种主导性影响”。34就学校这一文化载体来说，关键看它在吸引入学上是否具有广泛的集聚功能。

由于耶稣会在徐家汇设学招生主要依靠特定的教友纽带与渠道，其生源范围更多地限于天主教江南教区的七大总铎区，即上海、徐家汇、松江、浦东、苏州、崇明及海门。35尤其对于徐家汇本地教内外家庭有较强的吸引力。据1923年一份《徐汇公学校友会会员名录》记载，387名校友中，来自徐家汇一隅的有80名，约占21%，36主要分布在徐家汇天主堂、主心修院、大修院、孝友里、徐家汇镇、圣母院南首沈家宅、天主堂西徐宅、天钥桥南首王家堂、天钥桥南首饶宅。37这个“入学半径”基本以天主堂、圣母院地块为中心，最远只到法华镇东沈家宅一带。38

由此或可看出，徐家汇所构建的耶稣会“教育圈”，由于自身的宗教属性所限，未见对法华地区其他村落、市镇的入学人口具有明显的吸引力。据民国《法华乡志》记载，法华镇及毗邻乡村杨家厍、何家角、唐子泾、胡家宅等地士绅家庭子弟以进入交大附中、南洋中学、民立中学、浦东中学等为多。391912—1922年间法华地区25名中学毕业生中，只有3名毕业于徐汇公学。40因此可以说，近代西方教会在法华镇外缘村落徐家汇一带构建的新式教育空间，虽然在相当程度上重构了法华镇以传统科举教育为重心的文化版图，但还未达到完全“去中心化”的程度。

三、“学区41效应”：从村落到新市镇形塑中的文教力量

从文脉机理的演化角度看，徐家汇新式教育空间的形成，仰仗的主要是由外力冲击带来的宗教因素的强势植入与扩张。然而，单纯的宗教文化力量还不足以形塑乡村聚落的整体转型，在近代乡村城市化过程中，文教力量离不开与经济因素、市政建设的融合，这可从近代徐家汇的“成市”逻辑中窥见一斑。

徐家汇尽管在道光以降就因大量教会产业的麇集形成了新式文化教育空间，但因一直缺乏经济业态的植入，难以形成“市面”。直至咸丰年间，徐光启裔孙徐景星在东生桥东堍建茅屋三间，开一米铺，成为徐家厍向商业聚落过渡的起点。而真正“成市”之契机实缘于太平军之乱造成的流民集聚。“粤匪时，西乡避难于此者，男提女挈，蚁聚蜂屯，视为安乐土，于是天主堂购地数亩，及徐姓、张姓建平房数十间，外则开设店肆，内则安插难民，遂成小市集。”42伴随城市化的深入和天主教产业的不断扩张，至20世纪初年，地近法租界的徐家汇开始从普通的商业集市进一步向新型工商市镇演变。而在这一过程中，新式道路的辟筑作为城市化的先导，作用至深且巨。它往往能集聚经济、市政、文教等多股力量到某一特定空间，彼此交织，互相融合，共同促成乡村聚落的城镇化进程。

对徐家汇成镇而言，海格路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海格路，原名徐家汇路，自徐家汇至静安寺，接大马路，同治三年（1864），由英工部局筑。43此路筑成之后，首先为徐家汇导入的是合商、住之用的房地产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马路东有巨商张士希购地建孝友里，楼房百余幢；迤东程谨轩、顾象新各建店楼数十间，市面大兴”。44接着是一系列先进市政设施开始楔入并普及。“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45至1920年，海格路两侧“马路东为法租界，马路西为天主堂界，再西老屋为乡民界，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46

工商与房产经济的勃兴，以及市政设施的铺展固然是形塑徐家汇城市景观的强劲推力，不过，在徐家汇成镇的背后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隐性力量，就是由周边新式学校所带来的“生活消费”，而这也与海格路的筑通关系密切。海格路南端为徐家汇镇，镇上分布着众多法国天主堂所办的学校，再往南就是土山湾。

海格路中段杨家厍一带是著名的南洋公学、复旦公学所在地，北段连接静安寺与愚园路，再往西北便是兆丰公园与圣约翰大学。海格路的筑通，加快了沿线学校人员在杨家厍—徐家汇—土山湾3个重要节点的频繁流动，极大地激活了这一带“学区”的消费需求，为这三处聚落的成市成镇注入生机与活力。

如徐家汇镇是交大学子采购日常必需生活品的去处，他们只需出海格路正校门，“向南走几百步，就到了徐家汇镇”。47每逢新学期开学，徐家汇镇上的商店总会吸引新生前来光顾。民国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回忆，1922年他考入交通大学附中的那一天，“同房间的一位同学，带我去徐家汇镇的街上，买毛巾、肥皂、牙刷、无敌牌擦面牙粉，足足花了一块钱”。48而临近考试期间，学生多忙于应对而无暇出校，“徐家汇的商况，除洋蜡烛特别旺销外，其余面馆、小食店、书铺子，家家冷静了不少”。49

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海格路“学区效应”的不断显现，徐家汇镇的商业进一步成熟，“顿增商店二百余家”。50据时人略有夸张的描述，“自交通大学以南，一片电光，似入不夜之城矣”。51而这种住户激增、市面繁荣的状况反过来又刺激了教育需求的增长。当时交大西侧、位于海格路李公祠的复旦公学已将大学部迁往江湾，附中仍留在海格路，却发现“学龄儿童入学乃成一问题，附近虽有小学数处，非因陋就简即供不应求”。52于是，校方决议划附中南宿舍之一部为小学之办公室及各级课室之用。53而同时期的交大学生，也明显意识到徐家汇镇上日渐集聚起庞大的“经营小工艺”54的伙计与学徒，他们早年多受失学废读之苦，具有接受再教育的强烈需求，遂由学生会出面组织，将原先借办在校外的义务夜校迁至徐家汇镇上天钥桥附近，接受镇上工商业家庭子弟报名。结果，学额猛增，由原先二三十人增至百余人，给义务夜校的教学造成不小的压力。

尽管如此，这种“工读互助”的社会改良方式还是使徐家汇镇的文教力量得以借助工商业人口的需求而有相当的扩张，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因嵌入“学区因素”而得到有力支撑，显示出市镇与学校之间良好的“相容性”与“互动性”。当时，邹韬奋在调查沪西一带的职业教育状况时就注意到曹家渡镇与徐家汇镇这方面的地利，因而得出“曹家渡一镇（譬如说）便受了约翰大学无量的益处，徐家汇镇便受了南洋大学无量的益处”55的结论。也是基于这一点，“五四运动”以后，以王光祈为首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也一致选择徐家汇镇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为他们实践空想社会主义新村生活的南方据点。在1920年2月27日“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上，一些成员阐明了徐家汇镇适合搞“工学主义”的种种便利：

左舜生说地点以徐家汇一带为好，房价廉而有复旦、南洋等学校在旁，可以解决读的问题。陈宝锷说复旦附近孝友里一带为宜。于是决定筹备包饭、洗衣消费公社，或出租书报等工作。而读的问题，或在复旦旁听，或请人教授法文等课。56

与徐家汇成镇机理相比，光绪末年法华境内出现的“杨家厍小市”“土山湾小市”更为明显地受到了“学区因素”的催动。“杨家厍小市在南洋公学前，土山湾小市在徐家汇南。”57从所属保图来看，这两处小村落与徐家汇一样，本同属于二十八保五六图法华镇的17个“乡脚”之一，徐家汇在近代成市成镇后，自然对它们有一定的经济辐射效应，但更强劲的动力无疑来自新式学校。

如土山湾，在徐家汇慈母堂南半里许，历年疏浚肇嘉浜时，“在转湾处积土成阜，因名”。58咸丰年间，传教士在此创设慈母堂、育婴堂、“慈母堂小学校”，成为天主教在徐家汇慈善事业的重要一环。慈母堂“专收教外贫儿，自七八岁至十一二岁不等，衣之食之，教以工艺美术，大率六年为限。毕业后，或留堂工作，或出外谋生，悉听自便”。59慈母堂小学校“专教本堂收养贫苦男学生，略知书算，分习工业”。60后针对西方教堂大兴土木及其他建筑市场的需求，陆续增设工艺、美术品加工厂或作坊，主要有木工厂、五金厂、中西鞋作、风琴作、图画馆、印刷所、照相馆、机器厂等。61这种学校、工艺厂坊的集聚，吸引了大量学徒工人云集于此。据1921年交大学生的见闻，“徐家汇本来是工业地点，附近很有几个工厂，土山湾天主堂办的工厂，内分好几部，工人数比较的更多。附近三角地及堂西一带，就是那许多工人的家庭”。62为土山湾的成市提供了充足的消费人口。

至于杨家厍小市，更是依托于海格路上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复旦公学等校的给养。自清末南洋公学在杨家厍创设，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扩展为交通大学时期，海格路上逐渐衍生出与师生日常需求相匹配的吃、穿、住、教育、医疗等各种服务型业态，“学区消费”现象尤为显著。以下，笔者截取《申报》中关于这一带的部分报道予以反映：

法新租界徐家汇海格路南洋公学对门杨姓所开之杂货店，于前晚八点时突来盗匪六人……63

瑞和洋行礼拜四拍卖上等住宅，准于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钟并下午二点半钟，在海格路六百五十八号（徐家汇路复旦大学相近）洋房内拍卖，串堂、书楼、大菜间、卧房、浴间厨房等……64

敝人等所开设徐家汇海格路南洋大学北首华记皮鞋店，兹因无意营业，今于本月十五日即将店基、房屋两间门面装修，全部生财一应在内，自愿央中，出盘于毛鸿珠为业……沈丁氏沈德宝沈金龙启。65

扬州妇人宋殷氏，年廿五岁，前晚在沪西海格路南洋大学对门崇明人陶汤氏所开之竹匠店门前……66

沪西海格路交通大学大门北首一九一八号门牌青浦人王洪全所开之王洪记箍桶店内，于昨晨零点卅分许，不知如何，突然起火……67

店基召顶，地点热闹学校区内，装修完美，月租只十数元，顶费便宜，速向海格路交通大学对面志庆坊十号接洽。68

从海格路交通大学周边业态的性质可以看出，主要以规模较小、分布零散的私人零售店为主，处于较低层次的商业水平，这也是杨家厍小市之所以为“小市”的原因。不过，这些沿街店铺因深植于学区需求，经营状况一直比较稳定，尤其是食品店获利之丰，交大学生对此深有感触：

学校的邻近，共有小食店三片，其中资格最老的一片，已在学生身上足足的淘去一万元了!现在盖上一座小小的宅子，租给中学主任李先生做住宅。此外还有书坊店，洗衣作、皮鞋店、成衣铺等，都是与南洋相始终的，也很赚钱。69

就是校外的小店和小摊，也没有一个不生意兴隆的。花生壳啊，甘蔗渣啊，香蕉片啊，陈皮梅的包纸啊，满地都是!所以那顺发店做了十几年生意，已经腰缠万贯，面团团做了小康之家。吾同学每日所消费的金钱，正不晓得有几十元啊!吾们中学同学，年纪又轻，正在喜零食的时候，所以到食物店里去调查一下，吾们中学同学，起码要占一大半。70

诚如一些学者指出，城市化是指各种不同性质的人口和群体大量集中于特定地域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社会交流的结节性机关”——商业市场、企业、行政组织、警察、交通、教育等机构形成发展于特定社区空间的过程。71以此而论，清末民初杨家厍—徐家汇—土山湾一带的“乡村城市化”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与光绪《法华镇志》中关于法华镇四周“乡脚”成市的记载是吻合的。只不过，由于经济业态、文化教育和市政规划等要素在三地城市化的过程中耦合程度不均，互有偏重，造成三者在市镇发育规模、功能复合上产生了差异。

四、法华旧镇教育转型中的士绅、公产与文化权势

与徐家汇、梵王渡等外缘村落相比，法华旧镇区域的新式教育发展则相对迟缓，始于甲午战败之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招商、电报两局督办、大理寺卿盛宣怀，在毗邻法华东镇的杨家厍创办南洋公学，首开师范院，继而设外院、中院、上院，是为“中国教育有系统之组织，此其见端焉”，72也成为近代华人士绅在法华境内开办新式学校之嚆矢。此后，时势所趋，竞尚新学，尤其是光绪末年废科举、兴学堂之后，“振兴实学，不尚空文，教育青年，务期普及”，73“凡各州县、各市乡，广设学堂，分大、中、小三级”。74士绅捐资兴学与日俱增，至民国初年，法华镇上及紧邻镇区村落地带已集聚官立、公立、私立21所新式学校，大学、中学、小学无一不备。

可以看出，士绅群体在法华旧镇新式教育体系的构建中有着开创之功。不仅私立学校均为士绅捐资创办，官办与公立学校也大都为士绅首倡。这种由士绅主导江南乡村社会教育改革的权力格局，已被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所证实。若按身份与声望差异，这些士绅可分为“国绅”“邑绅”“乡绅”三级。南洋大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的创始人盛宣怀、掌校者唐文治，复旦公学创校人马相伯可归为全国性士绅，他们“亦官亦商亦学”，上得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督抚支持，下有教育幕僚与生徒集团以为佐助。如盛宣怀手创之南洋公学凭借“名卿巨儒提倡于上，船电两局挹注于下”；75马相伯肇建复旦公学亦“得上海官绅学商界之捐款赞助，始克成立”。76因此，这两所高等学校自在法华境内立基之始，办学格局、能级与资源就非泛泛可比。

第二类是以郁屏翰、赵锡恩、严裕堂等为代表的“沪上耆绅”。这类士绅早年多受新式教育洗礼，且“以绅入商”，长期经营洋务实业，财力雄厚，老成硕望，对于地方公益事业夙具热心，77尤其将兴学办教视为晚清科举废后“一个最具文化象征符号的权威来源”，78捐资倡办，不遗余力。这类士绅在上海城乡多处均设学兴教，担任学董，法华镇不过是其整个新式教育构架中的一部分。典型者如郁屏翰，即郁怀智，幼年肄业于上海广方言馆，以棉布业起家，后任上海总商会董事。显达后“热心教育，仗义疏财，实所难能”，79曾创办旦华学堂及普字义学七所，另资助“中美、育材、崇实、沦智、蓬莱、法华、启智、花业、七铺、三育、东区、小天竺、群学会等各小学校，及女子蚕业学校、女子工艺学校、农业试验场、竞化女子师范学校、中等学校、中华职业学校等，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民国7年（1918），计共捐银6999两，币2409元”，80在沪上官商学各界赢得了极大的文化声望。

最后一类是王丰镐、杨洪藻、李鸿翥、胡人凤等法华本籍的士绅。如王丰镐，字省三，号木堂，法华西镇人。京师同文馆出身，善晓西文，“有志于用世”，81曾以翻译兼随员身份陪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多所赞助。归国后，佐理盛宣怀办矿政，兴实业，咸有成绩。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后“仕横滨总领事、出洋参赞员、浙江交涉使，保列经济特科，民国特派浙江交涉员”。82王氏以耆绅名宦之望兼擅实业之利，出入中西，视野开阔，对于社会事业尤力为赞助。83清末“新政”改立学堂时，他纠合邑绅沈戟仪等人至法华镇王家楼、新桥等处设立私塾改良会，84位于法华镇积谷仓的乡立第一小学校，即由王丰镐发起，就法华义塾迁地改组而成，名漎溪学堂。85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圣约翰大学部分学生因受侮而退学，谋设新校以自立而不得，王丰镐慨捐法华镇大西路私田百亩，以为校基，是为光华大学。

这三类士绅虽然在办学视野、资源、能级上互有差异，但在推进法华旧镇教育转型过程中并非全然各自为政，而是时有交集互动，显现出较强的“人和”。如1920年上海县绅赵锡恩在法华东镇捐办思本小学，始终得到南洋大学教员的襄助，包括教材教法、科目补习、师资输送等。每届举行毕业典礼与学艺会时，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附属小学主任沈叔逵、法华耆绅王丰镐、乡佐胡人凤等都作为受邀代表，到场祝辞颁奖。86

值得注意的是，法华本镇士绅在境内设学不比“国绅”与“邑绅”是单独辟地，另起炉灶，而多依托旧镇原有的韦天庙、翠竹庵、积谷仓、赞育堂等作为载体，掀起“公产兴学”的热潮。相比新辟校基，“公产兴学”固然是本镇士绅配置新式教育要素成本较低、效率较高的方式，但所办学校多系“乡立”小学，重在延续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私塾传统，以吸纳周边农家子弟为主，“规模自不能举城市小学同日而语”，87也自然无法对法华旧镇的近代化产生强劲的能量。

不过，“公产兴学”的取径并非“国绅”“县绅”轻易可以复制，因为这些“公产”虽然产权归公，具有公共性与开放性，但经年损毁之后，多系乡绅捐资修葺或重建，支配权实则在其掌控之中，外部势力一般难以染指。而且从这些“公产”的支配者族姓来看，李、杨、朱、黄、陆、张等家族士绅重复出现，具有高度的叠合性，它实际上是明清时期法华本乡士绅望族主导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格局在近代的延续与强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因太平军之乱而设的“法华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传统时期法华地区的科第主要为朱、李、陆、王、张姓所包揽，至清咸丰年间，作为沪西“门户”的法华，先后受到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军兵燹之肆虐。于是，先有士绅陆进、郑德锺“倡练义勇，保卫地方”，88后在全县各保图谕办团练，共设20个“局”，各局团集义勇，“每图三十名，无事归耕，有警出战，分班操演，轮流驻防”，89“法华局”为其一，设于法华寺后，由乡间士绅、武生总董其事。由此，法华绅权在近代以降得以继续扩张。据民国《法华乡志》所载，“法华局”历年司董有陆进、黄尔思、杨基、黄崇基、张桂、杨锡鉴、张桢、李鸿模、刘光润、张光豫。90除了原先几大旧姓外，杨姓91、黄姓92是咸同以后以军功起家的“新贵”族姓。

“法华局”这种临时性质的军事建置，待承平之后非但未撤销，还附设赞育堂，“专办水利、荒政、保甲、清乡及一切公益事宜”。93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廷议变法，“废科兴学”之后，“法华局”因承担起总揽学务的新职能，“局改为区，谓之法华区”，94成为上海县全境26个“学区”之一。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各方关注的“学董”之设。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起，法华镇“学董”都由上海县劝学所选举，“第一次称议员，嗣后改称学董。至宣统三年乡自治成立，由乡董主任，不再选举”。95这一期间，先后担任学董（议员）的有：

王丰镐，光绪三十二年，被选议长。

胡人凤，光绪三十二年，被选议员；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宣统元年、二年、三年，被选学董。

张光豫，光绪三十二年，被选议员。

杨洪钧，光绪三十二年，被选议员。宣统三年，被选学董。

黄炽，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宣统元年、二年、三年，被选学董。

朱赟，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宣统元年、二年、三年，被选学董。

杨鸿藻，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宣统元年、二年、三年，被选学董。

李鸿模，宣统二年，被选学董。96

以上学董人选与“法华局”历年司董以及主导“公产兴学”的乡绅重合度较大，由此可知，不少法华著姓乡绅借由“法华局”的职能转型成功实现了“绅权”对学务资源的占有，且已形成相当程度上的“权势网络”。不仅以捐资渗透的方式掌控了诸多公产作为兴学的载体，而且还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学董”这一极具文化象征符号的“权威”。相较法华“外乡”士绅来说，无论是物质方面的公产抑或“文化权威”意义上的学董，本镇乡绅在领导学务权上显然更具运行成本低、存在合法性强、民众认同度高的独特优势。

余论

本文将教育作为相对主导性的地域文化形塑要素，还原到清代以来法华地区镇、村关系整合与变迁的具体过程中，借以考察所谓“城乡二分法”或“城乡连续体说”在文化格局、空间功能、权力关系上的实现路径与具体变异。

研究表明，传统时期，科举教育先天性的“乡土依赖”使法华镇的文化重心起初分布于四乡村落之中，随着乾嘉年间法华镇经济意义上的“中央性”机能日益凸显，大量新兴的“镇居”文化家族开始取代“乡居”族姓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地位，造成科第重心从四乡腹地转移到法华镇区，形成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边缘”势差格局。不过，这一时期，因镇、乡社会同处于以科举为依托的耕读文化框架之内，以儒家价值观念系统相维系的基轴没有动摇，因此，两者只有分布上的差别而无性质上的不同，97并未引发“连续体”发展模式的破裂。

至清末民初，随着华洋各方开始在法华地区创办新式学校，一种生发性与形塑性极强的异质教育力量开始介入镇、乡空间布局与文化结构的整合。其中，以天主教耶稣会在法华镇外缘村落徐家汇、土山湾一带以及华人士绅在杨家厍交通大学周边构建的“教育圈”最具代表性。表面上看，这个“教育圈”的选址呈现出鲜明的“乡土化”取径。但其实，这种“乡土化”取径迥异于以科举为依托的传统耕读文化，它因渗杂着西方的工业主义、知识理性与殖民文化于一体而具有强烈的“反乡土性”，是推动乡村都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徐家汇、土山湾、杨家厍等新式学校密集的村落，文化教育凭借独有的“学区效应”与市政建设、经济因素相合相容，深度形塑了乡村市镇化并使之逐渐演变为现代新街区。

反观法华旧镇，尽管在新士绅文化权势的主导下也兴起了“公产兴学”的热潮，但所办学校规模有限，能级偏低，分布零散，且多被视为传统私塾在清末科举废除之后的一种延续与补充，未形成强大的地域整合力，导致所在区域整体文化取向更多地停留在传统乡村，而不是工业都市一边。98由此可知，由于教育力量主导方的差异，其生发、聚散、流动功能自有其内在的机理，对镇乡关系的空间形塑并不是“平均有力”，而是有所选择的。这也说明，近代以来，江南城乡关系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和流动性，比被我们凝固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要生动复杂得多。正如吴滔所言，我们只有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还原到流动、鲜活的地方历史过程中去，才能揭示这种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99

注释：

1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2吴滔：《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

3吴滔：《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

4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6页。

5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参见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农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号，1980年；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村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张桦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年版等。

6谢湜：《水乡寻镇江南织梦：〈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述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

7佐藤仁史以江苏吴江县市镇与农村关系为例，通过探讨近代学校制度如何引进地域社会、成为“新文化”主要接受者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如何掌控地域社会，以及近代教育通过“文明化”所能达到的范围又为何无法波及农村等问题，他认为清末民国时期江南地方基层社会在“教育圈”里出现了“非连续性与分裂的情形”，而且由近代教育产生的新式知识分子改变了滨岛敦俊提出的江南社会的三层结构——由乡绅主导的县社会、生员与监生肩负的市镇社会与以富农为中心的“社村”。参见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第297页。

8本文研究的法华地区，是一个相对笼统的地域概念，以清代上海县乡保图坐落位置而言，包括二十八保五六图、东七图、八九图、十六图，北十二图、东十八图，领村数103个，核心是位于二十八保五六图的法华镇，整个范围东起海格路（今华山路）与西芦浦（约沿今镇宁路一线），西邻霍必兰路（今古北路）和西上澳塘，南至蒲汇塘路、龙华港一带，北濒苏州河，涉及今长宁、徐汇、静安等区。

9嘉庆《法华镇志》卷1《沿革》，《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0民国《法华乡志》卷1《沿革》，民国11年铅印本，第2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1民国《法华乡志》“李序”，第9页。

12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5页。

13文化的“小传统”与“大传统”这对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于1956年研究墨西哥乡村地区文化传统时率先使用。在他看来，大、小传统也可成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gh and low culture）或“民俗”与“古典”文化（folk and classic culture），以及“通俗”与“学者”文化（popular and learned culture）等等。而当这种二元分析框架引入中国学界后，却习惯性或无意识地将之加以城乡地域分类。如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运用了雷氏“大、小传统”理论，指出“大传统”即“精英文化”，是“上层知识阶级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学校和寺庙，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即“通俗文化”，“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在农村传衍的”。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130页。

14金其铭：《农村聚落地理》，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15嘉庆《法华镇志》卷4《科贡》，《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第52—53页。

16民国《法华乡志》卷8《遗事》，第27页。

17民国《法华乡志》卷4《科贡》，第1—6页。

18民国《法华乡志》卷4《科贡》，第2—6页。

19李鸿翥等纂《法华李氏宗谱》卷6《世章》。

20陈亚平：《近代江南城市化市镇的社会结构》，《河北学刊》1993年第5期。

21嘉庆《法华镇志》卷2《风俗》，《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第22页。

22陈蕴茜：《空间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23王晖等编《市政演讲录三集上海市各区概况》，上海市政府1930年印行，第21页。

24民国《法华乡志》卷1《沿革》，第3页。

25胡道静：《徐家汇的发展》，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720页。

26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27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114页。

28嘉庆《法华镇志》卷4《科贡》，《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第61页。

29林驺编《徐汇纪略》“引言”，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铅印本，第5页。

30陈伯熙编《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31陈伯熙编《上海轶事大观》，第241页。

32民国《法华乡志》卷4《学校》，第23—24页。

33蒋杰：《抗战时期上海“虹桥—徐家汇军事区”研究（1937—1940年）》，周武主编《上海学》（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页。

34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35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343—377页。

36徐汇公学校友会编《徐汇公学校友会会员名录》（1923年），第70—105页。

37徐汇公学校友会编《徐汇公学校友会会员名录》（1923年），第70—105页。

38徐汇公学校友会编《徐汇公学校友会会员名录》（1923年），第101页。

39民国《法华乡志》卷4《学校》，第28—29页。

40民国《法华乡志》卷4《学校》，第28页。

41本节的“学区”概念，泛指因新式学校的集聚而产生经济、文化等复合功能的地域，并非清末新式教育行政管理制度下各县劝学所划定的负责调查学龄儿童及其他推广地方教育事宜的学区，特此说明。

42民国《法华乡志》卷1《沿革》，第3页。

43民国《法华乡志》卷1《里至村路》，第13页。

44民国《法华乡志》卷1《沿革》，第3页。

45民国《法华乡志》卷1《沿革》，第3页。

46民国《法华乡志》卷1《沿革》，第3页。

47南洋大学学生会南洋周刊社：《南洋大学学生生活》，1923年，第41页，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

48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49南洋大学学生会南洋周刊社：《南洋大学学生生活》，1923年，第20页。

50陈璟浩编著《寻梦复旦园》，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83页。

51陈璟浩编著《寻梦复旦园》，第83页。

52陈璟浩编著《寻梦复旦园》，第83页。

53陈璟浩编著《寻梦复旦园》，第83页。

54《民国十年级纪念册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南洋公学）》，1921年，档案号：LS3—362，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

55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韬奋全集（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56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314—315页。

57民国《法华乡志》卷1《沿革》，第4页。

58民国《法华乡志》卷7《教堂》，第42页。

59民国《法华乡志》卷7《教堂》，第42页。

60民国《法华乡志》卷4《学校》，第24页。

61民国《法华乡志》卷7《教堂》，第43页。

62《民国十年级纪念册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南洋公学）》，1921年，档案号：LS3—362，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

63《黄昏时之盗案》，《申报》1921年10月19日，第15版。

64《瑞和洋行礼拜四拍卖上等住宅》，《申报》1922年12月24日，第5版。

65《推盘声明》，《申报》1926年7月5日，第8版。

66《迷路妇人候认领》，《申报》1930年5月24日，第16版。

67《海格路昨晨大火》，《申报》1934年3月21日，第12版。

68《店基召顶》，《申报》1935年2月24日，第24版。

69南洋大学学生会南洋周刊社：《南洋大学学生生活》，1923年，第41页，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

70南洋大学学生会南洋周刊社：《南洋大学学生生活》，1923年，第72页，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

71陈亚平：《近代江南城市化市镇的社会结构》，《河北学刊》1993年第5期。

72《清史稿》卷82《选举志二·学校二》，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3125页。

73民国《法华乡志》卷4《学校》，第17页。

74民国《法华乡志》卷4《学校》，第17页。

75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页。

76《复旦公学宣统二年下学期一览表》，档案号：ZH0101—4，第2页，复旦大学档案馆藏。

77《邑绅追思郁屏翰》，《民国日报》1918年12月20日。

78许纪霖：《近代上海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精英》，《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79《郁屏翰兴学碑亭落成》，《时报》1920年12月6日。

80《郁屏翰兴学碑亭落成》，《时报》1920年12月6日。

81吕思勉：《王省三先生小传》，《光华大学半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

82民国《法华乡志》卷4《科贡》，第5页。

83《校闻》，《光华大学半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

84《法华镇设立私塾改良会记略》，《时报》1905年7月28日，第6版。

85民国《法华乡志》卷4《学校》，第19页。

86《思本学校》，《申报》1922年7月12日，第16版；《思本小学举行毕业式》，《申报》1925年7月26日，第9版。

87《思本小学举行毕业式》，《申报》1925年7月26日，第9版。

88民国《法华乡志》卷3《兵燹》，第29页。

89民国《法华乡志》卷3《兵燹》，第32页。

90民国《法华乡志》卷1《建置》，第16页。

91杨氏家族以杨基、杨坚兄弟之军功而崛起。杨基，字庆华，号蔚亭，何家角人。自幼习拳勇，尤善枪法，咸同年间，与其弟杨坚“倡办团练，转战数年，所向有功，大吏交相荐擢，奖九品职衔，尽先选用”；杨坚也以督率义勇助剿，忠义有胆识，不避艰险，“累保五品蓝翎，以同知用”。参见民国《法华乡志》卷5《通德》，第39—40页。

92黄氏家族之崛起，以黄尔思为始。黄尔思，字棣华，西镇人。早孤，事母孝。咸同间，以办团奖蓝翎五品衔。力行慈善，祈延母寿。同治八年（1869），与里人李曾裕等，筹建赞育堂，襄助之力居多。参见民国《法华乡志》卷5《通德》，第37页。

93民国《法华乡志》卷1《建置》，第16页。

94民国《法华乡志》卷1《沿革》，第3页。

95民国《法华乡志》卷4《学校》，第19页。

96民国《法华乡志》卷4《学校》，第19页。

97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98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第257页。

99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