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内女外：农村“留守丈夫”的生成原因、类型与后果——基于晋南符册村的调查

作者：刘小峰 李　红  责任编辑：陈静雯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0-03-30  浏览次数： 6366次

【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留守丈夫”的身影在学术界长期缺场。本文晋南符册村的案例研究试图呈现当前农村“留守丈夫”的留守类型和家庭处境，并揭示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和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夫妻外出还是留守的问题，取决于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家庭生计两性分工的比较优势及其家庭发展模式。农村“留守丈夫”家庭的主要特征是“夫守妇出”，这一家庭发展模式建立在“市场——家庭——个体”三个维度互动的基础上，由此可以将“留守丈夫”群体类型学分为城市市场挤压型、故乡生计吸纳型与家庭发展周期型。强势面具下的“留守丈夫”受到故土情怀、子女教育、家庭养老的慰藉和羁绊，而长期夫妇分离极易引发婚姻破裂和亲子关系失衡。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会出现一股农村“留守丈夫”家庭的亚文化，而对当前中国农村留守问题的学术审视需要回归到“家庭”的整体性视野，从中寻找中国社会活力的微观基础。

【关键词】“留守丈夫”；留守人口；两性分工；男内女外；家庭发展

两性差别是生物事实。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两性分工只是社会利用差别所安排出来的分工体系，并不完全是男女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而引起他们所能做的工作的不同（费孝通，1998）。

一、问题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主要沿着两条轨迹发展：一是中上层农民纷纷买房进城，二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或经商。《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自2014年至2018年逐年增加，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其中，在乡内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比上年增加103万人，增长0.9%（1）。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女性离乡外出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2018年，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女性占比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报告将农民工分成两类：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0.8%（2）。已婚女性外出务工，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丈夫可能驻扎在家乡这个大本营，作为家里顶梁柱的他们，照顾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如此，外出谋生“闯事业”不再仅仅是男性的专属（3）。同时，大量妇女的外出，使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两性分工模式被打破。农村已婚男性开始留守家庭成为“留守丈夫”，这是急剧社会变迁过程中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也是当前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家庭两性社会分工变革的产物。

农村“留守丈夫”通常是指妻子外出（一般在半年以上）后单独或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在农村户籍地的男性。例如，周福林（2006）认为由于人口流动造成夫妻在一定时期分开居住，独自留守在家的女性成员被称为“留守妻子”，独自留守在家的男性成员被称为“留守丈夫”。当前农民城市化和农村市场化浪潮不断改变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农村里的“留守丈夫”也受到了少部分学者关注。他们阐述了农村“留守丈夫”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生活艰辛，夫妻异地的性压抑，以及“男守女出”分工方式对农村女性地位、两性家庭关系的影响和男性留守对家庭经济收益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黄行福、吴东俊，2003；仰和芝、张德乾，2006；马李娜，2011）。此外，部分新闻媒体片面报道渲染了农村“留守男人”或“留守丈夫”的生活处境和感情纠葛。例如，四川新闻网报道，妻子外出打工，多病的丈夫留守在家过了6年牛郎织女般的生活，难耐寂寞的他竟然和一名失足女发生感情，用6万字的出轨日记详细记录了这一让他忐忑矛盾却又不可自拔的情感历程（4）。

总体而言，当前农村“留守丈夫”的关注呈现学术缺场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农村“留守丈夫”群体出现相对较晚，即使早期零星出现但并没有形成规模；同时，由于既往农村留守问题研究聚焦于传统“三留”人群：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叶敬忠，2019），这使得社会大众和当前学术界对“留守丈夫”印象甚少。他们的权利发声、生活处境以及情感历程，相关的经验探索处于忽视状态——笔者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以“留守丈夫”为篇名或关键词搜索到的重要文献极少。二是受中国传统父权文化影响，作为“（大）丈夫”的男人，自古以来被冠以“铁汉子”“家庭的顶梁柱”“国家建设的主力军”等称谓，始终带着“强势群体”的面具。吊诡的是，在“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惯习中，这个“强势群体”获得的关注却更少了，甚至几乎被忽视。

一言以蔽之，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作为一个“事业社群”，“男女有别”（费孝通，1998），由此家庭生计（5）形成了“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性别分工格局，其社会基础是人们对于儒家“男外女内”文化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刘爱玉，2019）。这种家庭生计模式是社会给定一成不变的吗？倘若家庭两性分工颠倒会给当前中国家庭发展产生何种后果呢？本文试图通过晋南村庄的案例研究呈现两性分工“夫守妇出”的生成原因和类型，洞察背后的社会机制，希望唤起社会公众和学术界对农村“留守丈夫”群体的积极关注；同时，通过农村“留守丈夫”的故事拓展当代中国家庭研究的整体性学术视野。村庄研究的旨趣在于见微知著，通过微观生活处境的“深描”借助理论的穿透力和时空拓展逐渐移步到宏观结构，从地方的民族志叙事中勾连民族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历史转型。

二、外出还是留守：中国农村家庭生计的两性分工与留守身影

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走向机警而审慎。机警是指在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中中国农村劳动力就开始了大规模的乡城流动，“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对农村留守人口问题主流的解释是，城市化建设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形成了推拉效应，使得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形成了一种家庭拆分型的劳动力迁移模式，这种劳动力的分离和流动是为了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叶敬忠，2019）。审慎是由于当前农民的进城理想通常需要渐进性实现家庭整体迁移，很长一段时期只能将部分家庭成员（主要是妇女、孩子和老人）留在农村，从而造成一种分离家户的生计模式，并形成了中国农村典型的“386199”现象（杜鹏，2004）。同时，学术界对中国农村的留守人口观察也持相当审慎的态度。一是农村留守人口现象尽管萌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是直到21世纪初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二是事实上存在的农村“留守丈夫”故事长期学术缺场，这是本文的田野议题所在。

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南唐乡符册村（行政村）的留守人口故事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符册村位于晋南地区，距离县城约5公里，全村总人口为3318人，798户，分成九个生产小组，其中女性1594人，男性1724人，户均4.2人，共有耕地5268亩，户均6.6亩（6）。该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打工和种植农田，20世纪90年代初符册村青壮年劳动力就开始大规模外出打工，当前外出务工人数约1400人，农田种植则以小麦和玉米为主。田野观察，当前符册村的农民家庭生计形态主要分为四类：丈夫单独外出务工的留守妇女型家庭（约占60%）、夫妻双方都外出的打工型家庭（主要是年轻夫妇，约占5%）、夫妻双方均留守农村型家庭（主要是年老夫妇，约占10%）、妻子单独外出务工的留守丈夫型家庭（约占20%）。符册村田野吸引笔者的地方在于，近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服务行业的兴起，该村外出务工人群发生变化，留守在家的已婚男性不断增多。笔者于2018年9月～2019年2月在符册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针对“留守丈夫”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20份，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为112份，有效率为93.33%。同时本研究选取了15位农村“留守丈夫”代表进行深入访谈并做了记录，获取了详实的一手材料（7）。

第一，农村“留守丈夫”的年龄结构。问卷调查发现，符册村“留守丈夫”的年龄分布：25周岁及以下为0人，26～35周岁为18人，36～45周岁为27人，46～55周岁为52人，56周岁及以上为15人，共计112人。由此可见，在符册村“留守丈夫”46～55周岁最多，占比46%，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将进入老年，身体素质的下降使其不再满足城市用工需求，同时，他们的儿女大多已成家立业，且父母年老需要照顾。因此，他们会选择留在家里种地或者就近打工。田野观察发现，36～45周岁的“留守丈夫”占比24%，其留守原因主要是自身健康问题不得不让妻子单独外出务工贴补家用；或孩子在为高考奋战，妻子选择在省城陪读，自己留在家打理一切；或为村里的养猪户，田野调查开展的前两年养猪行业不景气，丈夫也不愿出去打工，于是让妻子外出，这是符册村的特殊情况，本村有生猪交易市场，养殖户约100户。26～35周岁的年轻“留守丈夫”占比16%，主要是妻子受过高等教育或有技术之长，结婚后不愿意留在农村，跟随亲友等在外务工或经商。56周岁及以上的“留守丈夫”占比14%，主要是因为孩子在大城市安家落户，老伴跟随孩子到城市照看孙辈。

第二，农村“留守丈夫”的家庭结构特征。问卷调查发现，符册村“留守丈夫”家庭中17.9%的家庭有1个孩子，73.2%的家庭有2个孩子，7.1%的家庭有3个孩子，1.8%的家庭有4个及以上孩子。同时，符册村50%的“留守丈夫”家庭有两位老人，26.8%的“留守丈夫”家庭有一位老人，家中已没有老人的家庭占23.2%。由此可见，随着经济发展、卫生医疗水平提高和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们的寿命大大提高（8），符册村“留守丈夫”家庭需要在家赡养照顾老人的占比76.8%。简言之，农村“留守丈夫”家庭结构最显著的特点是家里下有儿女需要陪伴，上有老人可能需要照顾，这也是家庭中必须有人留守的主要原因。同时，问卷调查发现，符册村“留守丈夫”的妻子外出时间都不是很长，“留守丈夫”留守的时间刚刚半年的占比24.1%，留守时间集中在1～2年的占比51.8%，2～3年的占比17%，而留守时间3年以上的仅为7.1%。由此可见，该村“留守丈夫”现象是近两三年才集中出现的，而且增长速度很快。

概言之，在当前农民城市化、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男性究竟是留守还是外出，取决于核心家庭生计基础上的两性分工合作策略。诚然，传统中国夫妇之间基于生理和社会分工差异，形成了通常人们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费孝通（1998）曾观察到，“男女分工虽则并不一定根据他们的生理上的特质，有时却可以分得很严，甚至于互不侵犯。我们乡下就有一种谚语说：‘男做女工，一世无功’。分工的用处并不只视为经济上的利益，而时常用以表示社会的尊卑，甚至还带一些宗教的意味。就是那些不必要特别训练的工作，好像扫地、生火、洗衣、煮菜，若是社会上认为是男人不该动手的，没有人替他们做时，他们甚至会认为挨饿倒可以，要他们操作却不成。”费孝通所谓“男外女内”的传统两性分工模式，不仅仅是依据男女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社会秩序利用两性差别所安排出来的分工模式，以此维系和巩固传统中国父权文化和“男女有别”（9）。事实上，这种基于生理和心理差异上两性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今天家庭夫妇关系格局的变动仍然具有解释力。即：当代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夫妻双方的去留是根据家庭成员的劳动优势和生活机会进行比较做出家庭理性决策（10）。

新家庭经济学常用比较优势理论将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分工解释为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在新家庭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家庭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基于性别差异，女性通常在家务劳动和生活照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男性则在市场劳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男外女内”的家庭分工现实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以此实现家庭整体收益的最大化（郑加梅、卿石松，2014）。现代女权主义者则对此表示质疑和不满，她们强调两性的分工是社会性别建构的产物，特别是父（男）权文化的彰显，因为不平等的家务分工是形成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王玮玲，2016）。

现代女权主义学说的解释力在于，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女性崛起、两性关系日渐平等化，大量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然而，农村打工经济并未彻底改变“男外女内”的传统家庭夫妇关系面貌，留守妇女仍要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家务劳动，甚至农村里的家务劳动被贴上了女性标签。以符册村为例，比较上看，“留守妇女”家庭比例约占60%。可是近年来符册村日渐萌生了一种“留守丈夫”的家庭形态，颠覆了传统两性分工模式，当前约占20%。由此可见，一方面，在当地乡村“留守丈夫”家庭并不占主流；另一方面，该地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自发涌现了一股“留守丈夫”家庭的亚文化。与此同时，相伴随的家庭劳动分工变动还有妻子逐渐外出务工或经商，越来越多的“留守丈夫”从事家庭照顾和家务劳动。这表明，家庭内部夫妇的劳动分工角色并非是社会秩序固化的，一直处于积极适应和变动之中，当家庭生计环境面临内外情境的剧烈挑战时，夫妇双方将会适时重新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生活机会建立新的家庭两性合作模式。换言之，新家庭经济学两性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更能解释当前农村两性分工模式的变迁和适应。即：中国农村家庭的两性分工模式是自发或被动地适应打工经济转型和家庭生计发展模式的，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活力的微观基础。

三、夫守妇出：家庭生计视角下的农村“留守丈夫”类型

综上，中国农村家庭的丈夫到底是外出还是留守，取决于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家庭生计两性分工的比较优势及其家庭发展模式。这一家庭发展模式建立在市场需要、家庭特质与个人能力三个维度互动之中。笔者发现，符册村丈夫独自留守的原因是多样的，因病、因残、因老，因子女教育羁绊，因劳动力市场排斥，因主动返乡创业等，其留守共性均在于变迁社会中“国——家——个体”三者之间的互动和选择。根据类型学，笔者按照农村“夫守妇出”的主要动因将“留守丈夫”群体划分为城市市场挤压型、故乡生计吸纳型与家庭发展周期型。

（一）城市市场挤压型“留守丈夫”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2013～2018年五年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4573.8万人，而第一产业减少就业人数近2532万人（11）。同时，2017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为7.2%，第三产业增加值则上升至52.2%（12）。由此可见，中国的产业分布和就业人员正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旅游、社区服务等。近年来符册村邻近的京津冀大都市圈家政行业兴起，女性从事保姆、月嫂、医务护工和养老护工等工作有先天优势，并且工资待遇相对较高，许多农村家庭为了使家庭收入最大化，女性外出务工成为一种优先的选择。而男性留守家中耕田种地（家庭田亩面积较大时）比女性更适合，还能避免婆媳关系造成的家庭关系不畅等问题。调查发现，符册村女性大部分是去北京务工，因为同一工种北京薪酬水平较高。比如，“来太原一个保洁也就1800元的工资，北京却可以拿到3000元左右。太原一个保姆平均工资在2200元，北京则最低标准为3500元”。（13）据了解，二队刘某的媳妇一个月可以挣到6000元，她在北京一户人家照料一个七旬“植物人”，顺便给家中另外一个身体健康的七旬老人做饭。

访谈三队李某（53岁）时，笔者问道：“为什么要让我姨出门打工您留在家里呀？是您不愿意出门吗？”他叹了口气：“不是我不愿意出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现在工厂都愿意用年轻人，我这年龄大了，干活也没有年轻人利索，还没啥（没有）技术，没啥文化，到了城里也找不到一个好干的工作，娃他妈就不一样了！现在城里的人都很忙，每天要上班，都没时间照顾娃，稍微富裕点的只好找保姆了。在别人家里干保姆，也就是看看孩子、做做饭、打扫一下卫生，这些娃他妈在家里也都做过，也不要什么技术，主要是不累，又不用租房，吃住都管，一个月还能拿五六千的工资！纯落（挣）呀！”（2018年10月1日访谈）

符册村男性村民外出务工主要从事重体力活，劳动强度大，工资也较低，他们集中在建筑业、煤矿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近年来中国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监控，造成很多污染严重的工厂关闭，尤其是化工、煤矿、陶瓷等行业。“城市里的许多基建工地，因为受到环保的监管暂停开工；还有一些小工厂在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没能跟上市场形势纷纷倒闭”。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和这些企业的关闭，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于是，当前农村可以看到大量闲散的“留守丈夫”，并不是他们不想出去，而是外出就业困难。

“我原来在洪洞县的煤矿上班，一直是干开采的活，对技能也没啥要求。前年国家开始严查环保，把我们的矿停了，到现在也没再开工，好在每个月矿上还让领点补贴。我也没啥其它技术，又是小学文化，年龄也大了，就没有再出去找工作。娃也都在省城上班了，娃他妈之前一直在老家呆的，没见过什么世面，孩子叫她去大城市转转，顺便在跟前酒店当服务员，一个月也能挣个三千多。”（四队的王某某，50岁，2018年10月2日访谈）

职业技能是影响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因素。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智能机械化技术的成熟，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不断转型。为了降低成本，很多企业的流水线工人被智能机器人替代；另外一些工作则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有学历与年龄的限制。于是，教育水平低、缺乏劳动技能的农村男性“就业无门”，只能守候在家。应该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国家逐渐重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实施了“求学圆梦行动”、农村免费技能培训等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接受了农业或非农业技能培训（14）。

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就业渠道不再只能依靠劳动就业市场、职业中介、老乡关系等传统路径，他们还通过互联网、智能手机随时随地关注就业信息。但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获取外出就业机会的主要渠道仍然是熟人和亲戚等“强关系”链接（罗家德，2012），也有少部分依靠当地劳务市场寻找外出就业机会。因此，智能手机等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并没有对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带来太多帮助，在农民工眼里智能手机只是更加方便联系、丰富精神生活，他们对利用互联网找工作则“不甚了解”。一些年轻农民工懂得使用互联网技术，却多用于娱乐游戏和人际联系，他们同样缺乏利用互联网寻找就业机会的意识。这表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途径比较单一、落后，而当前市场用工信息平台的不健全，又造成了用工单位和农民工之间信息不通畅，容易出现“企业招工难，农民就业难”的两难局面。

“我之前一直在镇上的化工厂上班，每天朝九晚五按时上下班，后来查环保把厂子停了，我也就在家歇下了。本来想去省城找个工作，也不认识啥人，也没看到招工信息，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去年隔壁老王家孩子在深圳富士康是个小组长，说是让我去那工作，结果去了因为血糖高体检没过，听他们说就是去了厂里也会不停地加班，我身体也不行，怕是受不了呀。其它地方咱也不知道，没办法，只能跟娃他妈商量，让她跟村里的王婶去北京打工了。”（九队曹某，55岁，2018年10月3日访谈）

（二）故乡生计吸纳型“留守丈夫”

农村发展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器。从2005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2014年的“精准扶贫战略”再到2017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国家不断加强对“三农”问题的资源倾斜力度，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产业，拓展农民增收的途径。符册村在国家畜牧业发展政策和地方政府的产业振兴导向下，逐步形成了晋南最大的生猪宰杀市场。养猪创收需要规模经营，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要起床准备喂料、清理、宰杀等，工作很辛苦，但比外出务工的收入高，于是很多男性选择留守家中养猪。但是，2016～2018年当地生猪市场不景气，养猪大户的经济收益下降，随之饲养规模下降，有些家庭会选择让妻子外出，丈夫在家照顾家庭（15）。

“我一直在村里养猪，每天早上4点多就得起床去拉猪、送猪、杀猪，有时候一早上能杀四五头猪，等把杀好的猪都送出去忙完也就中午了。家里也不缺钱，去年村里开展了一个农民技能提升的培训班，媳妇高中毕业认识不少字，听人说去北京打工一个月七八千，她非要去，我每天忙完回来还得自己做饭，觉得好累啊。”（三队养猪大户宋某，42岁，2018年10月9日访谈）

同时，这几年国家倡导土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积极支持返乡农民创业致富，促使一批有见识的中青年农民工返乡自主创业。符册村的王某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当地政府和银行借贷的帮助下返乡承包了符册村100余亩土地建设大棚种植蔬菜。每到农忙，他雇请符册村留守闲散人员去施肥、浇水、去苗等，待到蔬菜成熟季节，附近菜商前来收购，运往外地销售。2017年王某被县人民政府授予“农民创业致富先进个人”光荣称号。接受访谈时王某说：“媳妇在外面打工比我挣得多，我这也没啥本事，就想着回来承包点地种大棚，感觉比我出去挣得多，还能跟村里伙计们一起耍耍，挺好。”王某每年能收入十几万元，他不仅给自己家庭带来了收益，还解决了部分当地留守人员的就业问题，可谓是一举多得。

除了故乡的就业机会，最能扣动农村“留守丈夫”心弦的是故土的乡情。中老年农民工从小生长在农村环境，对城市生活会产生不适应感；受“落叶归根”等祖荫观念长期浸染，他们中许多人只有回到故乡才有“家”的感觉，因为无论异地风景多么漂亮，都是一种“漂泊”的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这种信念越来越浓——故乡的田园风光和左邻右舍的“熟人社会”是人生旅程中最好的归宿。中老年农民工的这种家乡观念决定了他们的打工需求具有现实性、阶段性。《2018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增量比上年减少297万人，总量增速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其中，外出农民工增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是中老年农民工返乡。

“王大爷，我大娘去省城跟王哥享清福了，您怎么自己留在家啊？”笔者询问已过六旬的王大爷。王大爷笑着说：“去过了，孩子结婚头两年在他那住了几个月，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家里的地都快荒了，我得回家种地呢，你大娘喜欢城里，那就让她在那给孩子做做饭，没事还能出去逛逛公园。在孩子那住的时候看见他们买个啥都是贵的，那白面一小袋都上百了，我这一年在家随便种点就够他们吃两年的了，种的花生也给他们打（榨）成花生油带城里了。夏天我还种黄瓜、茄子、豆角给他们拿到城里吃，可比在超市买的好多了。把地承包给别人吧，总是舍不得，总觉得没了土地就没了根。在城里，也没有这左邻右舍的天天可以唠嗑、走动。”（五队王某，62岁，2018年10月15日访谈）

诚然，在中国语境家庭始终为个体行为提供伦理支撑和价值支持，家庭成员相互依存，为了家庭更好的发展，成员之间往往会做出理性分工，通常是丈夫（男性）外出务工，妇女（女性）留守家中生活照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人们的思想逐步开放，许多农村家庭为追求收益最大化，在两性分工的劳动优势比较上逐步开始尝试妻子外出务工，丈夫留守家乡——一般留守男性会从事农忙务农、农闲短工的家庭生计。

“娃他妈外出打工主要是因为比我在外头挣得多。俺家五口人，7亩地给村里承包了修建大棚，平时农活几乎没有，就偶尔周围附近帮一下短工。孩子也大了，娶个媳妇彩礼就得十几万，还得买车，70岁的老人看病也得花钱，钱不够花啊。我去年出去找工作在北京当了一年保安，一年才收入两万多点。今年村里好多女人都去北京打工了，一年下来能收入五六万，跟娃他妈商量了一下，为了赶紧挣钱给我娃娶媳妇，只好让她出去打工了。”（四队马某某，45岁，2018年10月5日访谈）

（三）家庭发展周期型“留守丈夫”

家庭发展周期是指一个家庭诞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变化过程，它反映了家庭从形成到解体循环运动的周期规律。中国的家庭具有相当稳定、持久和连续性的生命发展周期。因为中国家庭的两性分工尽管发生在夫妇之间，可是家庭发展的主轴却不在夫妇之间，而在父子之间，“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要完成社会的“新陈代谢”和祖荫之下的种族绵延（费孝通，1998）。也就是说，中国家庭的生命周期包含从结婚、生育、抚养未成年子女，直到衰老和死亡，家庭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任务和需求，也有因家庭变故导致的阶段性人生任务，家庭成员要尽力承担各阶段对应的责任。这个意义上，由家庭发展周期的阶段性任务导致的农村“留守丈夫”，主要是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因“老”“病”“残”导致的农村“留守丈夫”。当前，老年男性农民工在外务工多从事重度体力劳动，长期超负荷劳动使他们的身体难以承受，常常还未到法定退休年龄就身缠疾病。绝大多数农民工是“临时工”，一旦生病他们在城市就很容易丧失经济来源，于是他们只能选择返乡看病、留守农村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比较而言，农村中老年妇女一般勤俭、能干、心灵手巧，随着阅历不断丰富，她们在城市可以找到保姆、月嫂、饭店服务员等社会服务工作，因此“农村的妇女就是年龄稍微大点，在城里也还是可以挣到钱的”。符册村三队段某（42岁）是一名瓦工，手艺非常好，前些年一直外出在建筑工地工作，去年他的左腿在一次施工事故中被掉下来的石板砸伤，休养一段时间后，现在只能留在老家料理家务和种田，农闲时跟着农村施工队做一些低建筑的瓦工工作。而为了家庭生计，其妻不得不外出务工，她在北京一家养老院当护工，一个月能收入四五千元。

“让我们家那口子出去干活也是没有办法，我这年龄越来越大，出去也找不到什么活啊。原来我出去在包工队做工，现在身体不如从前了，我现在只能在家里干干农活，料理家务，庄稼地里没有活时，我可以在附近打零工。哎，这不都为了生活嘛！”（九队李某，48岁，2018年10月9日访谈）

二是由于媳妇的家庭地位提高、婆媳关系矛盾导致的农村“留守丈夫”。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并由此派生出其它亲属关系。随着现代女权主义的发展，现在的农村公婆不再像原来一样具有家长权威，婆媳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和矛盾，此种情况下，媳妇外出，于是在家待的时间短、和公婆见面次数也少，时间长了矛盾慢慢淡化。

“媳妇是我高中同学，我们谈对象那会家里就不同意，最后父母拗不过才同意我俩的婚事，为此媳妇和老妈一开始便心里有了疙瘩。刚生孩子那会，因为过满月一点小事她们都能吵起来。刚开始我和媳妇一起外出打工，随着孩子上了小学，地里活也得干，我在镇上给人开车，收入不算多，好在能经常回家，周末还能辅导孩子作业。去年和媳妇商量让她一个人出去打工了。她们见面的次数少了，见了面也就不吵了。”（一队高某，30岁，2018年10月5日访谈）

三是为子女所牵挂和羁绊的农村“留守丈夫”。符册村由于照顾子女而成为“留守丈夫”的主要分布在36～45周岁和56周岁及以上两个年龄段。36～45周岁的“留守丈夫”，其孩子大部分处于高考奋战期，孩子的母亲通常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父亲则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干农活、打短工等。

“娃今年高三了，在省城上学，学习成绩还行，两年前上高一的时候我们就在学校跟前租了个房子，娃他妈在那跟他陪读。刚开始半个月回来一次，今年基本上两三个月才回来一次，村里事多，我只好在县城找个工作，这样村里有啥事也知道，好给人家帮忙。不知道娃高考怎么样，我们也就是想让他现在能安心上学就好。”（五队刘某，38岁，2018年10月14日访谈）

56周岁及以上的“留守丈夫”，其孩子基本是80后、90后，很多上过大学、已经在城市安家立业。因为城市生活压力大，年轻夫妻共同打拼还房贷、车贷，孩子无人照顾，又请不起保姆或月嫂，而老母亲细心、会照顾家庭，所以跟随儿女进城照顾孙辈外孙辈；老父亲则留在家中精心种植，这样从整体上不仅能够增加家庭收入，还能减少家庭矛盾。

“我娃（儿）大学毕业在太原买了房娶了媳妇，两人都有正式工作，平时也很少回来，去年生下娃便把他妈接走照顾娃了。我脾气不好，又不太会做家务，和他们年轻人也说不到一块，居住在一起我有时吐痰，媳妇看见也不是很方便。家里还有点田地，我就每年种点麦子、葵花，丰收了也是钱。平时闲下来还能跟邻居打麻将，挺好的。”（张某，55岁，2018年11月2日访谈）

四、男内女外：丈夫独守农村的家庭后果与家庭关系

诚然，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两性分工的变化，当前中国农村留守人员中日渐增加了一个新的群体——“留守丈夫”，这一群体的生成是社会结构转型、家庭生计和个人选择的多方互动结果。换言之，用动态的眼光去看中国家庭生计变迁，“市场——家庭——个体”之间并非简单的三元关系，而是复杂的相互嵌入关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家庭生计认为“男外女内”是金科玉律，然而，这并非是社会秩序给定一成不变的，于此变迁社会中传统家庭两性分工的颠倒，以及丈夫独守农村后会造成何种家庭后果和社会影响呢？

第一，家务男性化，性别关系趋向平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农村大量青壮年男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地区曾普遍出现“农业女性化”（高小贤，1994）趋势。而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的市场需求变化，农村妇女外出务工人数倍增，相伴随的“家务男性化”也日益被农民家庭所接受。201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家庭中的性别平等状况明显改善，夫妻共同决策家庭事务成为趋势，男女共同分担家务的观念得到更多认同，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差距由10年前的150分钟缩短到74分钟（16）。这表明，中国社会的家务分工发生了较大变化，男性分担家务现象不断增多，甚至在有些家庭男性成为家务主力，被调侃为“家庭煮夫”。

“我今年32岁了，按说应该出去打工养活我媳妇，但是我的文化程度没有媳妇高啊。人家本科毕业，在北京一家酒店当大堂经理，一个月八千多呢，我这出去最多也就五六千，还没她轻松。现在谁出去挣钱多谁就出去呗，又不是以前，男人要是在家看娃、照顾老人，村里人能笑死，出门都抬不起头。现在这社会，谁挣钱多谁在家说了算，我这每天做做家务也挺好，也能体会到我媳妇的不容易啊，我要好好待我媳妇。”（三队李某，2018年10月7日访谈）

“我觉得男人就应该多做一点家务，家庭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的。可我老妈从来不理解我，她认为做家务的男人没出息，小时候我总是帮她洗碗，她就老骂我，说我没出息，我老爸和弟弟从来不帮她干一点家务。不过，我还是觉得我做的是对的，平时媳妇不在家的时候家里所有的家务活我都做了。”（五队刘某，42岁，2018年10月18日访谈）

第二，农村“留守丈夫”劳动强度大，精神生活贫乏。符册村“留守丈夫”在家除了农活和生活照顾外，还要依靠当地的建筑业、养殖业等挣钱贴补家用。“挣下的钱主要是家庭开支和孩子上学用，自己几乎不怎么花钱”。“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概括了农村“留守丈夫”的真实生活写照。长期的留守生活，导致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严重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

“媳妇出去打工3年了。之前一直是我在外面干活，这两年身体不太好在外面去个医院也不报销（住院治疗报销比例没有户籍地高——笔者注），索性回老家工作，也没啥文化，就在村里工地上干小工，一个月能收入三千多，不忙的时候还能把家里的地种种。孩子现在还在读初中，每周回来一次，回来还要给他洗衣服、做饭，每天躺到床上都觉得累得不行，生怕把他照顾不好影响学习。”（八队王某，36岁，2018年10月8日访谈）

同时，长期分居的婚姻模式让农村“留守丈夫”处于孤单、寂寞的状态，他们空闲时间一般喜好打牌、打麻将、看电视，公共文化生活单调。

“我娃也上大学了，媳妇也不在家，没啥事的时候就喜欢到老王家打麻将，有时候玩到夜里一两点才回来（家）。回来早了连个说话的都没，我又不喜欢看电视，一个人在家感觉怪冷清的。”（二队王某，45岁，2018年10月19日访谈）

“娃他妈在城里照看孙子，平时没啥事也不回来，我隔两三个月去城里看看她，平时也就我和我老母亲在家，她身体不太好，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坐门口晒太阳。我平时也没啥事，给她做了饭收拾完就去打麻将了，这日子感觉每天过得都一样。”（一队廖某，55岁，2018年10月22日访谈）

第三，令人担忧的农村“留守丈夫”夫妻关系。调查发现（见表1），符册村“留守丈夫”家庭中妻子外出不曾回（老）家的占比2.7%，一年回一次家的占比7.1%，一年回两次家的占比20.5%，一年回三次家的占比47.4%，一年回家次数达到4次及以上的占比22.3%，多数外出妻子在亲戚朋友婚丧嫁娶或逢年过节等特殊情况时才回家。在联系方式上，年轻夫妇的沟通方式比较多元，而年龄较大的夫妇沟通方式比较单一，基本是电话联系；在沟通频率上，年轻夫妻几乎每天微信聊天，而年龄大的夫妻沟通较少，虽然老年“留守丈夫”也很担心在外的妻子，但是他们很少主动打电话，除非家里有“事”。聊天内容中，农村外出妻子最关心的是子女的情况，占43.8%；其次，是家人的健康，占31.3%；再次，是农作物的生产情况以及村里的婚丧嫁娶等。

表1 外出妻子与家人沟通情况（%）

注：资料来源于问卷统计，下同。表中的“不回家”指妻子独自外出打工一年以上没有回过老家。

两地分居的婚姻让农村中青年“留守丈夫”时常缺少安全感，他们担心妻子在外被人欺负，担心妻子经受不住外面的诱惑“跟人跑了”等等。刚开始调查时，“留守丈夫”纷纷表示只担心妻子在外面的安全状况并不担心和妻子的感情问题，可是随着话题的深入，他们表露了自己的感情隐忧。例如，七队三十余岁的张某，结婚近10年，有两个儿子，妻子在北京做服务员，收入不高，却每次回家都是名牌包包。符册村传言张某的妻子在外面被“包养”了，跟别人已经同居生活，还有了孩子。2018年初张某的妻子回家与其办理了离婚手续，临走给两个孩子留下10万元抚养费。“他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自己一个人还要带着两个娃，不容易”，这是访谈中一个村民的评价。

“她半年才回一次家，我平时在家干活时，总惦记她在外头吃穿怎么样，但我又不会主动关心人，总是她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她在城里都和什么人接触，总感觉时间长了她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打过来也只问问娃的情况，我想和她多说会话又不知道该说啥，要不就是刚张嘴她就说我‘啥也不懂’，不和我说了。”（三队张某某，45岁，2018年10月20日访谈）

此外，田野观察发现农村“留守丈夫”在与外出妻子沟通时，互相叮嘱替代了情感表达，他们不会主动倾诉自己的困难，“男儿有泪不轻弹”。“说啥啊，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给她添堵”，“她在外面也是……，咱也不是没在外面待过，说了也就是让她心里更难受，还不如说点好（听）的，让她安心挣钱”，对其追问，基本都是这样的回答。虽然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给异地夫妇的沟通带来了方便，通过微信视频可以“见面”，但是对于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妇而言只是“隔靴搔痒”。因为，农村“留守丈夫”的性需求始终难以得到满足，不利于夫妇感情的延续，而外出的妻子，同样有所感触（17）。这种长期沟通不畅、无性的生活极易使婚姻关系受到冲击和挑战，甚至造成婚姻破裂。对于一些新婚不久、情感薄弱的夫妇来说，空间的分割一旦形成，婚姻破裂的可能性倍增。近年来，农村“打工婚姻”的离婚率呈不断上升趋势（李永萍、杜鹏，2016）。

“我结婚比较晚，因为家里穷一直娶不上媳妇，后来亲戚介绍了隔壁村的王某，也就是我的前妻，我们谈了两个月觉得挺合适便结婚了。因为我妈的身体不太好需要有人照顾，前年她和我商量让我在家照顾我妈和5岁的孩子，她去省城打工。刚开始还挺好的，每周都要跟我视频看看孩子，今年7月份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离婚，说跟别人在外头过了，我当时都懵了。我娃怎么办呢？”（35岁的七队梁某言此不禁眼圈有点发红，妻子的离开让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8年10月21日访谈）

第四，失衡的农村“留守丈夫”亲子关系及家庭教育。夫妇不仅是男女两性的结合，还是抚育孩子的合作团体。费孝通（1998）认为，“在过去的历史中，人类似乎找到了一个比较上最有效的抚育方式，那就是双系抚育”，而一旦夫妇一方从家庭中分离出去，孩子得到的爱抚和教育便是不完整的，甚至畸形，这使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受到影响。表2可见，符册村“留守丈夫”家庭中27.7%的儿童是由祖父母督促学习，25%的儿童是由父亲督促学习，34.8%的儿童是由母亲远程督促学习，12.5%的儿童家庭无人督促学习。同时，调查发现，母亲外出打工，父亲在孩子教育方面疏于监督和辅导，孩子难以形成浓厚的学习兴趣，出现了迟到、逃课、不交作业等不良现象，影响了孩子的学习成绩，并且32.2%的“留守丈夫”家庭父子（父女）关系比之前冷淡。

表2 “留守丈夫”的亲子关系及家庭教育状况（单位：%）

“我家二姑娘今年高二，每周回家一次换洗衣服休息一天，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我也是花了好多钱让她参加补习班，希望她能考个好成绩。上周老师给我打电话让去学校聊一下孩子的情况，老师说她最近成绩直线下滑，问了问同学说是她每天晚上都想妈妈。哎，我这也是去年才留在家里，之前我都在新疆钢厂上班，去年厂里招工限制年龄大的，我也就被辞退了。过了年和娃她妈商量让她去北京一家养老院当护工‘伺候’人，一个月能挣六千多，我留下来在村里给人盖房子每周接送孩子。老师打完电话我就联系娃她妈赶紧离职回来，孩子现在也是关键期啊，钱少挣点无所谓，别让孩子以后怪我们。”（五队刘某，48岁，2018年12月21日访谈）

费孝通（1998）认为，“两性分工是形成双系抚育的一个重要条件”，缺少父母任何一方，“不但日常生活不易维持，而且男孩子不能在母亲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全部生活方式，女孩子单跟父亲同样得不到完全的教育。”调查发现，符册村“留守丈夫”和“留守妇女”面临着共同困境，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成长需要父亲和母亲两种“爱”的陪伴和滋润，而对于“留守丈夫”，在子女成长教育的某个阶段需要扮演“既当爹，又当妈”的两种角色，由于男女之间的角色差别，父亲很难像母亲那样爱护呵护子女。父亲对孩子的教育往往采取命令式口吻，且忽视与孩子的沟通；倘若“留守丈夫”自身生活的困苦无处诉说，有时候就会跟孩子倾诉或变相发泄。符册村绝大部分“留守丈夫”教育水平偏低，对子女教育通常有心无力，“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也时常让他们对孩子怒吼甚至打骂，这极易造成子女的逆反心态，导致亲子关系僵化（18）。

五、余论：将家庭带回中国留守故事的微观基础

时至今日，虽然中国外出农民工总量的增速已经开始变得缓慢甚至是下滑，但是外出务工经商和农民进城已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普遍的现象。相较于农村社会曾经普遍出现的“留守妇女”家庭，当前何种社会机制和家庭条件下会产生“留守丈夫”家庭呢？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夫妻外出还是留守的问题，取决于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家庭生计两性分工的比较优势及其家庭发展模式。近年来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中，农村女性外出务工日渐成为许多家庭的理性选择。性别经济学表明，第三产业中的许多门类较之于以加工制造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产业显然对农村女性就业更为友好，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19）。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会出现职业性别隔离的现象，即男女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和工作中，某些产业还会呈现特殊性别偏好。例如，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城市圈的月嫂、护工、保姆等家政服务产业用工需求量大增，这些职业对女性具有亲和性，于是，农村女性外出容易找到工作机会。另外，随着城市建筑行业萎缩，农村没有一技之长的男性体力劳动者已经很难找到满意工作，而且伴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老年农民工身体渐衰已经不能够承受较重的体力劳动，被迫返乡。此时，地方政府适时重视农业产业发展，倡导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家庭生计的权衡使得越来越多的已婚中青年男性谋生故土并照看老人和孩子，成为“留守丈夫”。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稳健发展以及两性关系的日趋平等，这种“男主内、女主外”的农村夫妇家庭生计模式将日益成为一股社会亚文化潮流。

简言之，本文符册村的案例研究试图通过呈现农村“留守丈夫”的生成类型和家庭处境，揭示两性关系新格局的生成原因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变迁。当然，当代中国农村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具有显著地域差异的巨型社会，基于晋南村庄的案例研究结果在经验拓展方面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被用于理解类似处境的村庄社会（如西部产业化农村、城郊型村庄和大都市周边的农村）和家庭关系面貌（20）。同时，强势面具下的农村“留守丈夫”现象不能简单视为传统两性分工角色的互换，是现代女权主义者的“胜利”，也不能仅仅从新家庭经济学或性别经济学来看待这个问题，“留守丈夫”作为一个家庭的主要成员，所特有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如果长期独守户籍地极易产生生活困扰。倘若这一群体长期处于一种“不满足”“不安全”“不被尊重”的环境下，容易引发心理自卑、性情扭曲、性压抑等问题，进一步诱发异地婚姻关系的破裂和亲子关系的失衡，这将对整个家庭和乡村社会发展造成风险。换言之，他们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和谐的重要支柱，不应该被边缘化和忽视；他们同样需要社会各界予以积极的关注。

农村“留守丈夫”（或留守人口）问题亟需社会各界积极的关注，这在本文中具有三层含义。首先，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公众长期对中国农村“留守丈夫”的身影呈现话语缺场，“留守丈夫”群体迫切需要权利发声。事实上，中国社会大规模剩余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始自20世纪90年代，而由此带来的农村留守问题直到21世纪初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比如，“留守人口”概念最先出现在1994年，当时主要指“留守儿童”，但直到2002年才得到媒体、政府、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叶敬忠，2019）。同时，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的留守人口问题，社会公众常有的印象是“386199”现象，“城里人的生活是爱情，农村人的爱情是生活”“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一个人想，一个人笑，一个人哭”“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它们分别代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三大留守群体——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如此，在社会公众的视域中农村“留守丈夫”身影居然长期被男权社会标签的强势面具遮盖了。换言之，社会科学研究作为现实社会实践的一种观念上的反映，时常呈现一种“事后的解释”。虽然社会科学研究经常会“迟到”，但是当社会问题足够集聚形成质变之时，它也必闻风而动。倘若“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甚好。

其次，对中国农村留守问题的学术关注应回到中国家庭的整体性研究视角，而不仅局限于农村“留守丈夫”群体。即：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不能只见家庭中的“部分”而忽视家庭整体。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和消费单位，还是一个价值单位，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费孝通（1998）认为，“家庭这个团体终究是人类基本的合作团体”“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它会根据“事业的大小”而做出适时的变化和应对。换言之，中国农民家庭的“事业”一直是能动地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实践形态。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两性分工的比较优势形成夫妻合力积累家庭资源；二是通过“恩往下流”的方式实现家庭资源向子代集聚；三是在“祖荫之下”通过代际合力实现家庭的再生产。扼要而言，其家庭发展理想集中体现于在传宗接代基础上尽力实现家庭向上的社会流动，当前主要表现为农民进城的接力式家庭目标。这个意义上，当前中国农村中的留守身影以及城市中的“老漂族”背后都承载了一个共性——中国家庭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渐进性应对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市场化浪潮的。将田野回到家庭本身，正是数以亿计的基层农民微观家庭生计和家庭发展理想塑造了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格局以及形态多样的留守人群身影。家庭是当代农民对接现代性力量渗入农村的主要单元和精神载体。一旦研究视野转向中国家庭本身，就能看到当代农村留守故事背后所蕴含的家庭发展的巨大能量。

最后，将当代农村留守故事的视野转向中国家庭和乡村发展，就是要将“家庭”带回中国社会发展活力分析的微观基础（李永萍，2019）。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当代农村留守问题，社会媒体常常呈现的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农村家庭的幸福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牺牲品。因为倘若可能，每个孩子都希望父母能陪伴左右健康成长，每对夫妻也都喜欢长相厮守没有别离之苦，每个子女更向往能居家守候老父老母。农村家庭成员的分离之苦，是他（她）们做出的无奈选择，农村留守问题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发展之殇！但是，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家庭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被国家政策改造的对象，或是现代性力量入侵家庭而被裹挟的一个无奈客体，在当代农村市场化浪潮中，农民家庭还具有很强的能动性。中国农村家庭会根据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对家庭成员和资源进行新的分工、整合，以应对家庭生计和家庭发展的需要，主动“挣得”自己的幸福。这个意义上，家庭的能动性不仅塑造和激活了家庭自身的发展能力，还成为中国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21）。

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社会活力的萌发开端于改革开放，现代化的脚步却先从家庭开始。正是“祖荫之下”绵延不息的农民家庭生计和家庭发展理想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活力的微观基础。因为无论是谋生在外“独在异乡为异客”，还是独守故乡仅能“凭君传语报平安”，中国农民心目中的那个“家”一直是他们最深牵挂的地方，也是毕生奋斗的动力之源。对于每一个留守身影而言，“家”是离别中的相聚，是相聚中的离别，是相濡以沫，也是风雨同舟。

参考文献：

[1].杜鹏，2004：《聚焦“386199”现象关注农村留守家庭》，《人口研究》第4期。

[2].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高小贤，1994：《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社会学研究》第2期。

[4].黄行福、吴东俊，2003：《农村留守丈夫的苦恼》，《百姓》第2期。

[5].李永萍、杜鹏，2016：《婚变：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与家庭转型——关中J村离婚调查》，《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6].李永萍，2019：《找回家庭：理解中国社会活力的微观基础》，《文化纵横》第4期。

[7].刘爱玉，2019：《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1990-2010》，《妇女研究论丛》第3期。

[8].罗家德，2012：《关系与圈子——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圈子现象》，《管理学报》第2期。

[9].马李娜，2011：《两性关系的新格局——对贵州陡寨留守丈夫群体的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0].王玮玲，2016：《基于性别的家庭内部分工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11].仰和芝、张德乾，2006：《农村“留守丈夫”留守原因及生存状态的调查分析——以安徽农村为例》，《安徽农业科学》第7期。

[12].叶敬忠，2019：《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基本立场、认识误区与理论转向》，《人口研究》第2期。

[13].“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多因素分析模型》，《社会学研究》第1期。

[14].郑加梅、卿石松，2014：《家务分工与性别收入差距：基于文献的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15].周福林，2006：《我国留守家庭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注释：

（1）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2019年4月29日。

（2）同上。

（3）农村已婚女性外出的背后并非就是丈夫留守，还有一种可能是夫妻双方外出。笔者田野观察，今日中国农村夫妻共同外出仍然占据主要类型；其次，夫妻共同留守、“留守妇女”和“留守丈夫”三者类型并存。其共同的关键逻辑是，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吸纳或抽走了农村社会的人力资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西部农村如今广泛遍布的空心化村庄，留守儿童锐减，农民进城。一言以蔽之，目前农村“夫守妇出”的“留守丈夫”群体在全国的统计情况暂时并不明晰，尽管比例轻微，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庞大流动人口基数这一问题仍然不容小觑。此外，“留守丈夫”群体在南北中国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中会存在区域差异。

（4）四川新闻网：“留守6年无性生活达州丈夫恋上失足女写6万字<出轨日记>”，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2/05/29/013535359.shtml，2012年5月29日。另外，中国妇女报2014年10月28日报道“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在西方初现曙光，而且还有渐成新潮之势；世界新闻报2010年1月28日提到美国有15.8万名当了父亲但不工作的“家庭主夫”。

（5）本文中“家庭生计”有两层含义：一是生存之意，主要是指家庭成员生存的物质需要，侧重经济收入；二是发展之意，不仅包括规范家庭成员的人际互动和情感关系，还包括家庭成员的人生发展。

（6）数据来源于符册村村主任告知，他曾任该村支部书记后改选为村委会主任，前后任职长达15年，对村情非常了解。下同。

（7）笔者在符册村做了120份调查问卷，依据是该村村主任的经验判断抽样，即该村约有120户“留守丈夫”家庭。同时，该村的孤寡家庭、光棍家庭等约占5%。遵循学术惯例，文中人名进行了技术处理。

（8）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2016年的76.5岁提高到76.7岁。

（9）比较上看，费孝通（1998）关于中国社会两性分工和家庭制度的建构，更偏重从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和落脚。他认为，“‘种族需要绵续’是发生生育制度的基础”，“婚姻的意义是在确立双系抚育”。

（10）中国农村家庭生计的两性分工不仅是劳动分工（工作机会），还包含生活机会的安排——如下文家庭发展周期型“留守丈夫”很多案例都体现了生活机会的安排。

（11）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402&sj=2017。

（12）五年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变化不大，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2019年2月28日。

（13）来源于符册村田野访谈，下同。

（14）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2018年4月27日。

（15）田野调查时间在2019年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前。追踪调查反映，2019年春节符册村当地市场的猪肉售卖价格跌到了5元一斤，2020年春节的猪肉售卖价格则上涨到27元一斤，2019年当地长期坚持饲养家猪的农户年底经济效益非常好。

（16）新华社：《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http：//news.cntv.cn/2015/09/22/ARTI1442894404391724.shtml，2015年9月22日。

（17）农村“留守丈夫”与“留守妇女”在留守心理压力、繁重家务、夫妻离别的苦痛和难以启齿的性苦闷等方面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如农村“留守妇女”群体会遇到性骚扰、强奸、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的威胁，也经常在恶劣天气的长夜由于惊恐而彻夜难眠。然而，农村“留守丈夫”极少存在此困境，相反，“留守丈夫”长期的性压抑时常正是以上违法犯罪行为的施害者。

（18）农村“留守丈夫”和“留守妇女”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具有显著差异。母亲的细腻、温柔和善良有利于孩子“柔”性成长；父亲往往是一种高大严肃的形象，但父亲的果断、坚强和勇敢有利于孩子“刚”性形成。同时，在亲子关系上，“留守妇女”在留守生活中仍以“内”为主，与此相反，“留守丈夫”则大多仍以“外”为主。

（19）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7%，第二产业增加值占39.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53.3%；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1.5%，资料来源：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402&sj=2017。

（20）例如，家庭发展周期型的农村“留守丈夫”家庭在全国范围都存在。

（21）叶敬忠（2019）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呈现农村留守人口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战略的巨大贡献。笔者田野观察，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去向约在2010年前后有很大变化。以前，农民外出务工或经商的目的是回村建新房、供养子女教育等，“出去是为了更好的回来”。2010年前后，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农民外出务工或经商的目的是进城买房，“一去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