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与乡村振兴耦合模式研究——以泰国湄康蓬村为例

作者：李燕琴 Kanokporn Uttasing 徐　晓 俞方圆  责任编辑：杨文茹  信息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第112-125页。  发布时间：2020-03-10  浏览次数： 8273次

【摘　要】旅游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被寄予厚望，但也要警惕其不当发展在乡村内部制造新的不平衡。本文以泰国“社区本位式旅游”典范湄康蓬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村民对旅游的感知、态度与评价，发现村民感知积极，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大，发展模式认可度高。从实践效果看，湄康蓬村在旅游开发的同时实现了乡村全面振兴，这一成功的耦合模式得益于以长老式文化中间人为核心，以外部支撑和内部增能为两翼的东西合璧式治理。该模式有效结合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管理，有利于推动垂直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型。湄康蓬村旅游发展的启示是：（1）重视长老式文化中间人的培育与规制；（2）挖掘收入之外的正向影响与幸福之源；（3）客观看待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治理；长老式文化中间人；泰国湄康蓬村；社区本位式旅游

一、引言

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大举措，但城乡差距非一步之遥，乡村振兴非一蹴而就。在乡村振兴中，作为无烟产业的旅游业被寄予厚望^[1]。在很多发达国家，旅游业也被认为是替代林业、种植业、渔业等滑坡产业，避免农村人口过度下降，保持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2]。旅游业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改善也可能降低居民生活的质量^[3]。

旅游影响研究20世纪60年代始于英语国家，是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4]。1982年Mathieson和Wall合著的《旅游：经济、自然和社会影响》一书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他们认为旅游业的后果已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相互矛盾^[5]。曾军发现在1995—2005年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上发表的有关旅游影响研究的76篇论文中，有52篇不同程度地提到了旅游的负面影响，旅游经济利益分配不平衡、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等问题备受关注^[6]。对旅游经济影响持谨慎态度是必要的，真正从旅游业中受益的只是少部分当地人，大部分当地人只能从事低收入职业，还要承受物价上涨、土地被征用等压力^[7]，而外来者因拥有资本或掌握相关专业技能，从旅游业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往往比当地人多^[8]。欠发达地区常常把旅游业作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手段，但在贫困被消除的同时，分配的不均衡又会引发新的矛盾、不平衡和相对剥夺感，结果导致村民收入增加与生活满意度相背离或双低谷的现象^[9]。

在扶贫攻坚战略中，多维贫困及其治理虽也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多将收入提高等同于村民满意，政策设计也多以此为基础，各种文化背景的村民也常被卷入对收入的追求。但有钱就幸福了吗？除了收入，旅游还带来什么？真正带给人幸福感的旅游发展模式应具有怎样的特征？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反思，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是国家扶贫攻坚战略向乡村振兴战略转型的衔接年，值此之际，方向性反思是必要的，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需要从单维经济导向型治理转向多维幸福生活导向型治理。

加强跨地区、跨文化旅游影响共时比较研究^[10]，引进国外乡村发展经验^[11]，有利于拓宽视野，但目前少有学者以国外旅游乡村为案例进行系统的研究。中泰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且地缘与文化相近，发展阶段相似，因此泰国的经验可借鉴意义更大。社区本位式旅游开发（CBT：Community-Based Tourism）理念源于西方，对世界很多国家旅游的发展都有深刻影响，其核心是社区参与、社区增能（Community Empowerment），这也是中国旅游研究的热点^[12][13]，但少有成功的实践。在泰国，CBT模式历史更长，且实践案例更丰富。本文以泰国CBT发展范例湄康蓬（Mae Kampong）村为案例，研究该村从事和未从事旅游业村民的旅游感知、态度与CBT评价，挖掘其成功之后的发展之道，希望通过对该村将西方CBT模式与本土治理模式结合的路径的探讨，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和理念创新有所贡献。

二、泰国社区本位式旅游发展的历史演进

社区本位式旅游是旅游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模式，用于解决旅游收益分配不公、文化衰落、环境污染等问题，以提升村民的整体生活质量^[14]。CBT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比一般的乡村旅游，更加注重社区对规划与管理的参与，并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关注村民的意见和态度，强调大部分收益留在社区内部。在泰国，CBT指对当地社区进行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负责任的访问，以欣赏和享受自然文化遗产，社区通过积极参与开发和管理，提供产品和服务，共享旅游收益^[15]。泰国乡村一度被视为落后地区，村民常常被轻视，但发展旅游使更多游客体验到了乡村的日常生活，增进了游客对乡村的理解，游客的积极反馈也提升了村民的文化自豪感。

1994年，为保障社区本位式旅游管理、社区参与及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运行，非政府组织“泰国志愿服务”（TVS：Thai Volunteer Service）和“负责任的生态社会旅游”（REST：Responsible Ecological Social Tours）组织合作推出了CBT发展项目^[16]。2006年，REST与泰国研究基金（TRF：Thailand Research Fund）合作创建社区本位式旅游研究所（CBT-I：Community-Based Tourism Institute）^[17]。CBT-I致力于实现可持续、负责任的旅游业发展，与当地社区、泰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以及旅行社都有广泛合作。CBT-I成立后，为泰国一百多个社区提供了资源评估、培训与研究，帮助社区确定适合的旅游发展模式，实施CBT项目。CBT-I的成立为促进CBT成为社区发展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国际保护组织、国际生态旅游协会、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和称赞^[18]。在REST和CBT-I的积极推动下，CBT已成为泰国国内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泰国共有40个社区加入CBT项目，其中北部21个，中部6个，南部8个，东北部5个^[19]。

与传统乡村旅游业相比，CBT发展优势体现在：（1）CBT的全部所有权属于当地成员，当地人都能成为旅游项目的所有者；（2）CBT鼓励当地成员参与每项活动，如政策制定、规划、旅游活动、创收和利润分配等；（3）CBT的实施促进了当地村民和游客对文化差异的了解^[20]；（4）通过参与和管理CBT，社区成员有机会一起工作并分享想法，建立更为密切、牢固的社会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和团结。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区概况

湄康蓬村位于泰国北部（见图1），距清迈市仅50公里，坐落在海拔1300米的山坡上，原始森林环绕四周，气候凉爽宜人。村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种植茶叶^①、咖啡为主要生计方式。共约一百三十户家庭，四百余名村民^[21]。2000年12月10日，在REST资助下，湄康蓬村正式启动CBT项目，目的是增加社区收入，保护传统文化与资源，发展人力资源及为社区增能。CBT由当地村民组成的旅游委员会管理^[22]。2007年接待游客1513人次，2012年接待游客4657人次，增加了208%^[23]。2015年接待游客7808人次，旅游收入5，002，347泰铢（约100万元人民币，见表1）。发展之初，只有3个家庭加入住宿家庭计划，现已增长到27个，约占湄康蓬村所有家庭的20%^[24]。目前，湄康蓬村已成为泰国有名的CBT示范社区。CBT项目的成功实施受到泰国国内外的肯定，该村2007年荣获泰国社区本位旅游奖（由泰国旅游局颁发），2010年荣获亚太旅游协会文化旅游金奖^[25]。

图1 湄康蓬村在泰国的位置图

表1 湄康蓬村历年旅游人次及收入^②

（二）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借鉴了国内外相关文献^[26][27]。问卷包括四部分：（1）村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包括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影响四方面，共24个题项；（2）村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共两个题项；（3）村民对CBT项目的态度，共八个题项；（4）村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是否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的时间及居住时间等。1—3部分题项测量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用1—5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根据惯例，文中分析1—2.4认定为反对，2.5—3.4认定为中立，3.5—5.0认定为同意^[28]。

（三）数据收集

正式调研于2016年7月10日至8月2日进行，调研团队沿着街道和在居住区向村民发放问卷。要求填写问卷的村民年满18岁，该村满18岁的村民共289人。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8份，样本数量较大、覆盖面较广。此外，对村务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了解湄康蓬村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信度检验，回收的全部问卷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76，这些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分析具有可靠性。问卷数据处理采用SPSS22.0。

（四）样本特征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如表2所示。男女比例大体一致，40岁以上的村民较多。和中国一样，泰国年轻一代更倾向于前往大城市，留守乡村的以中老年人为主，村庄面临人才流失的威胁^[29]。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村民占43.9%，比例较大，较高的文化程度使当地村民有学习CBT管理和运营的较强能力。在发展CBT的十余年中，当地家庭收入增加了两倍多^[30]，调查显示64.1%的村民家庭月收入为2000~3000元。从事旅游业的村民占44.4%，民宿经营者是主体，其次为导游，部分商店经营者认为自己的职业与旅游业有关。村民多为原住民，居住20年以上的村民占总样本数的82.8%，大量传统风俗文化因此得以保留，使村落对游客有持久的吸引力。

表2 湄康蓬村村民人口统计特征

四、研究结果

（一）湄康蓬村村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1.对经济影响的感知

从表3可见，湄康蓬村村民对经济影响的感知正向，总体均值3.51，同意率72.7%，未出现负向感知者。村民认可旅游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吸引了更多投资者，提高了当地村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参与和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感知差异不大。多数村民认为在当地物价上涨和家庭消费总额增加方面没有太大变化，但感知物价上涨的村民要多于感知物价下降的村民，特别是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比参与旅游业的村民感知更强烈。旅游业发展使本地青年外出打工人数减少的现象并不普遍，村民正向感知（40.9%）较弱。乡村旅游业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还不足以促使他们回归乡村，当地青年人流向大城市的现象仍普遍。调研中40岁以下的村民仅占总样本的31.9%，村民老龄化、乡村空心化现象在湄康蓬村同样存在。

湄康蓬村对经济影响的感知正向，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潜在问题是年轻人流失，收入增速与物价上涨的速度有不平衡趋势。村民期待收入更快地增加，以缓解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

2.对社会影响的感知

村民对社会影响的感知偏于正向，总体均值3.39，同意率45.5%，不同意率仅为1%。偏于正向的感知缘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硬环境的改善，旅游业发展使交通水电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得以改善，提高了社会治安与安全保障能力；另一方面是社会软环境的保持与优化，旅游业发展改善了本地村民的人际关系，未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低。访谈获知，湄康蓬村把一部分旅游收益用于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村民由此感知到旅游业发展为生活带来的便利；而通过为旅游业发展这一共同愿景而努力，村民间加强了沟通，增进了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参与旅游业的村民，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更加认同旅游业发展改变了本地人的生活方式。未发展旅游业前，村里常组织一些传统活动，大家都会参加；发展旅游业后，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还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参与旅游业的村民由于把更多时间用于旅游生计，参与传统活动减少，相对冷清的活动场面与当年的热闹场面形成反差，进而引发村民们更强烈的心理感知。可见，旅游生计的介入，使村民的时间利用发生了变化，不同村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留恋程度不同，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也出现差异。

总的看，村民对社会影响的感知偏于正向，旅游业并未引发村民行为的改变，“使本地村民破坏公物的行为减少”题项的同意率仅为17.2%。

3.对文化影响的感知

村民对文化影响有强烈的正向感知，总体均值3.81，同意率93.4%，未出现负向感知者。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是旅游目的地魅力所在。湄康蓬村独特的文化对国内外游客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游客的欣赏也让村民产生了文化自豪感。发展旅游业促进了当地传统文化（工艺）的保护和开发，加强了主客之间的文化互动，村民也对本地历史文化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知。在主客交流逐步增加的情况下，村民掌握了客人的语言，方言还得以保存，这进一步说明传统文化并未受到冲击。

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对正向文化影响的感知略高于参与旅游业的村民，这特别表现在旅游业发展“促进了村民与游客的文化交流”的题项上。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大多从事手工艺品的制作、采茶、咖啡豆种植等蕴含当地特色文化的传统工作，游客常对这些方面表现出浓厚兴趣，并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增加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因此未参与旅游业者更明显地感受到旅游业发展对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另外，由于与游客的文化交流较多，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更认同旅游业发展增强了村民对当地文化的自豪感，推动了传统文化（工艺）的利用与保护。

4.对环境影响的感知

村民对环境影响的感知接近中性，总体均值3.23，同意率仅为33.3%，持中立态度者的比例为65.7%。CBT项目注重培养村民的环保意识，积极改善当地的卫生状况，以保护当地特色自然资源，因此村民感知到当地环境质量的改善以及政府和村民环保意识的提高。但同时村民也注意到旅游业的发展加重了本地的环境污染、使本地交通和人口过度拥挤等问题。该村道路较窄，停车位有限，旅游旺季容易出现交通拥堵，村民对这种情况的感知也最为强烈。车辆增多，机动车尾气排放量增加，加重了大气、噪声污染。

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对旅游业的发展增强了村民的环保意识这一点的感知程度高于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参与旅游业者通过CBT项目认识到优美的环境对当地旅游资源的重要价值，也更注重环境保护，环保意识更强。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对旅游业的发展加重了本地的环境污染这一点的感知程度高于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参与旅游业的村民虽感知到环境污染这一负面影响，但经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们对这一影响的感知。

表3 湄康蓬村村民对旅游业影响的感知、态度和评价^⑤

（二）湄康蓬村村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与对CBT项目的评价村民非常认可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总体均值3.83，同意率87.4%，不同意率仅为1.5%。

参与旅游业的村民亲身感受到旅游业的发展给生活带来的变化，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更为积极，认同感更强。

村民对CBT项目的评价正向，总体均值3.56，同意率69.2%，不同意率仅为0.5%。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对CBT项目的评价显著高于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其中，在CBT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这点上差异度最大，同意率相差30.4%。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对CBT项目的了解更多，能更明显地感受到CBT项目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有学者发现，获得直接利益的村民对CBT运营方式表示满意，而获得间接利益如股息或基础设施改善的村民并不完全认可CBT运营和旅游业的发展^[31]。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在“CBT使村民感觉到是主人”“CBT提高了村民间的相互合作”“CBT使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三个题项上的同意率超过50%，这充分说明了CBT项目的成功，表明源于西方的CBT理念通过合理的管理具有与东方文化相适应的可能。

五、东西合璧式治理经验

湄康蓬村的成功得益于天时（世外桃源般的自然环境）、地利（靠近清迈，交通便利）、人和（强有力的外部支撑、特有的变革型领导及积极的社区内部增能）^[32]。其中，村务负责人Phommhin Puangmala作为长老式文化中间人起到了核心作用（见图2所示）。他既理解以CBT为代表现代的现代社区治理方式，也深谙本土的传治理统治理模式，并有能力将二者有效地整合。如同村寨的长老，足够的威望与能力使他既能为村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外部支撑，又可通过恰当切实的治理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增能方式。具体分析如下。

图2 湄康蓬村东西合璧式的乡村旅游治理模式

（一）强有力的外部支撑

城乡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弱势的乡村，特别是贫困陷阱区的村落，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支撑，输血造血需并举，不先输血，造血功能就难以回复。湄康蓬村的支持来自泰国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等多方面。政府机构通过政策法规、资金资助、旅游营销等方式促进乡村的发展。在现有举措下，企业拒绝为村庄带来更多利益，就会被社区驱逐^[33]。旅游营销方面，泰国旅游局赞助了许多关于湄康蓬村的杂志、广播和电视宣传，提高了人们对该村的认知和了解。学术界帮助村庄寻找适合的发展模式，并鼓励村民参与来改变其生活方式。泰国研究基金帮助评估了湄康蓬村发展CBT的能力和资源，确定了适合该村的发展模式^[34]。非政府组织在现代治理理念引入及旅游营销方面都有贡献。2000年7月，REST为当地带来了第一批来自日本鹿儿岛寄宿家庭的访客，初步的成功为湄康蓬村的家庭寄宿计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35]。REST和CBT-I通过其官方网站宣传该村，并将该村作为成功案例在学术会议上予以报告，提高了该村的知名度。这些免费营销为村庄节省了大量广告成本^[36]。

（二）长老式文化中间人

需要富有魅力和技能的领导将外部支持内化为发展的动力，以实现村庄能力的提升。CBT模式源于西方理念，但在东方特别是儒家文化影响深入的中国与泰国，乡村缺乏社区参与传统和个体主义文化，个人在个体化进程中常不知道如何与集体打交道^[37]。中国乡村本质上是一种“熟人社会”，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建立了一种相互预期，形成了一种“无为政治”，秩序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依靠乡规民约、道德和长老统治^[38]。文化中间人最初被认为是主客之间的调解人，后来Smith将其定义为旅游业供需求双方间的调解人^[39][40]。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文化中间人的本质作用是在自己族群与外部世界之间进行调解^[28][41]，他们不仅在西方市场主导的旅游业中活跃于经济的供需层面（如导游、表演者），而且在东方政府主导的旅游业中，也体现为能够理解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差异，具有强大变革思想和执行力的长老式人物。他们活跃于地方治理层面，沟通内外，以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争取最多的资源，探索为村民认可的发展路径。湄康蓬村村务负责人Phommhin Puangmala在启动和运营CBT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位十余年，2012年卸任村务负责人后仍以旅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监督CBT管理，是CBT活动的负责人、利益冲突的调解人^[42]。村务负责人的外交技能、管理能力赢得村民的极大信任，村务负责人与CBT学者、非政府组织活动家、各级政府官员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村务负责人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决策、实施、利益分享、监测和评估的全过程。村务负责人作为村中权威人物，群众基础好，加上优秀的组织沟通能力，成功引领了CBT发展，村民因此有更大的掌控感，相比外来资本主导的旅游业发展，村民减少了边缘感、被操纵感和相对剥夺感。

（三）有效的内部增能与合作治理

在旅游业发展的中早期，带头人引领的垂直治理模式有文化基础，且治理高效，但对带头人的高度依赖也会增加发展的脆弱性，因此中后期要通过内部增能向以村民为基础的多方合作治理模式转型。湄康蓬村在村务负责人的带领下，立足当地实际，积极探索社区参与和增能路径，包括：（1）成立旅游委员会。旅游委员会在CBT运营之初即成立，多个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决策需要委员会成员达成一致才能报股东大会。委员会确定了会计、控制和评估系统且系统公开透明，定期向成员提交报告，确保对CBT的系统管理^[43]。委员会还强化了自我决定能力，2009年说服地方政府允许社区将土地、森林等公共资源用于旅游开发。（2）设立社区基金。旅游委员会建立了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从CBT运营中所获利润的30%放到社区基金账户，另外70%的利润根据寄宿家庭的游客分配数量，向成员分发。社区基金用于解决湄康蓬村的社会问题，包括为新生儿、受伤人员和葬礼提供资金支持；改善社区的基础设施，如道路、公厕、电力设施、供水设施、运输设施等；培养人力资源，让村民通过培训提升环保意识，增强服务意识^[44]。（3）组建互助工作组。将从事相似工作的村民组建为互助工作组，已组建竹编织、凉茶枕、寄宿家庭、民间舞蹈、泰式按摩、传统音乐等十余个互助工作组，方便村民分享想法，计划和协调未来发展，并在困难时期互相支持。这加强了村民间的沟通和合作，提高了村民的收入^[45]。

六、结论与启示

旅游业对于乡村是双刃剑，在带来收入的同时，可能导致收入分化；在使乡村拥抱现代化的同时，可能导致乡村传统文化的日渐凋零^[46]。一些乡村旅游开发后产生的新的不平衡制造了乡村居民新的焦虑，因此亟待寻求保护与发展双赢的乡村旅游业发展模式。湄康蓬村的经验给我们以启示。该村收入的增速远不如很多中国乡村，但难能可贵的是旅游业的发展得到了村民的普遍支持，发展模式得到了村民的广泛认可，村民对旅游业的经济影响、文化影响的感知积极，发展了旅游业，也保护了文化，实现了旅游开发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以往研究认为旅游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起村民对旅游社会和环境效应的关注^[47]，而湄康蓬村村民一开始就关注美好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增加。湄康蓬村未出现较大的贫富差距，参与旅游业与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在旅游业影响感知和旅游业发展态度方面都未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参与旅游业的村民对CBT项目评价更高，越参与越热爱，这也是村民对该旅游业发展方式认可的一种表现。湄康蓬村带来的启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长老式文化中间人的培育与规制

湄康蓬村村务负责人作为一个长老式的文化中间人在资源与模式整合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东方管理讲人情，西方管理讲法理，在乡村旅游业发展中二者缺一不可。CBT源于西方社区参与理念，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参与式发展在国际上被认为可能反对自上而下发展的话语模式^[48]，但湄康蓬村的案例表明，在成功取决于个人领导和外部组织的情况下，还是可能实现广泛参与和利润分享^[49]，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治理模式的结合。本文首次提出“长老式文化中间人”的概念，在现代，这种中间人可能是村务负责人、乡贤、企业、社会组织，甚至可能是科学家团队，这些同样起到调解内外文化并引领发展的作用。长老式文化中间人在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中早期作用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发现并发挥其作用，拓宽培育途径；另一方面要通过增能与规制在中后期实现平稳过渡，由村民自我管理，确保乡村旅游业获得内生力量的持续推动。

（二）挖掘收入之外的正向影响与幸福之源

患寡亦患不均，收入重要，公平性同样重要，发展速度在达到一定阶段后要让位于发展质量。公开透明，综合考虑当下与未来、日常与危机时的分配政策，无疑是村民持久幸福的保障。自豪感亦带给人幸福感，湄康蓬村村民成为游客可持续生活的老师，村民在传授地方知识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豪感。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来源于对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多元正向感知，要从单维经济导向型治理转向多维幸福生活导向型治理。

（三）客观看待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旅游业不是乡村振兴的救命稻草，在湄康蓬村，年轻人也更倾向于到城市去，旅游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限。泰国的CBT社区不易复制湄康蓬村的成功^[50]，旅游资源、地理区位、领导优势、外部支撑等都属于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旅游业看起来很美，做起来很难，客观评估其作用很重要。

总之，中国农村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战略推进，离不开治理模式的持续优化。中国早有“民齐者强”之古训，在乡村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充分体现“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让乡村与城市共同走向现代化，需要将村民的利益与满意度置于核心地位，充分倾听民意，依靠村民，使民意、民智与民力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石。

参考文献：

[1]王洁平.旅游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N].2018-03-05；葛全胜，全中.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有大作为[N].2018-03-12.

[2]张环宙，许欣，周永广.外国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J].人文地理，2007，22（4）：82-85.

[3]Samuel V.Lankford，Dennis R.Howard.Developing a Tourism Impact Attitude Scale.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4，21（1）：121-139.

[4][7]王子新，王玉成，邢慧斌.旅游影响研究进展[J].旅游学刊，2005，20（2）：90-95.

[5]Alister Mathieson，Geoffey Wall.Tourism，Economic，Physical and Social Impacts.Longman，1982.

[6]曾军.近期国外旅游影响研究综述——《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文献分析[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6，18（6）：79-83.

[8]PaulF.Wilkinson，Wiwik Pratiwi.Gender and Tourism in an Indonesian Village.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5，22（2）：283-299.

[9]李燕琴，刘莉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冲突演进与应对之策——以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7（10）：130-134.

[10]王莉，陆林.国外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综述及启示[J].旅游学刊，2005，

20（3）：87-93.

[11]郑文换.从文化遗产保护到文化旅游开发的乡村振兴之路：以韩国河回村为例[J].西北民族

研究，2019，（2）：153-160.

[12]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2000，15（1）：47-52.

[13]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地理学报，2006，61（4）：401-413.

[14][20][43][44]Pit Jitpakdee，Azhar Harun，Zawiyah Binti Mohd Zain.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ugh Community-Based Tourism Management：A Case Study of Mae Kampong Village.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16，7（3）：407-414.

[15]Ramesh Boonratana.Community-Based Tourism in Thailand：The Need and Justification for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Kasetsart Journal，2010，（31）：280-289.

[16][17][18][23][25][30][32][35][36][42][45][49][50]NickKontogeorgopoulos，Anuwat Churyen，Varaphorn Duangsaerg.Success Factors in Community-Based Tourismin Thailand：The Role of Luck，External Support，and Local Leadership.Tourism Planning&Development，2014，11（1）：106-124.

[19]CBT-Community Based Tourism[EB/OL].http：//cbtnetwork.org/？page_id=37，2015-11-01.

[21][24][48]Kodai Harada.The Village in Transition：Development and Cultural，Economic，and Social Changes in Mae Kampong Village，Chiang Mai，Thailand.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 Science，Technology，Humanitie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Bangkok.2016.

[22]Ramesh Boonratana.Nature of Community Tourism Enterprises and the Economic and Other Implications for Thailand’s Local Communities.Asian Profile，2012，40（3）：250-270.

[26]李志飞.少数民族山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例[J].旅游学刊，2006，21（2）：21-25.

[27]John Ap John L.Crompton.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Tourism Impact Scale.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98，37（2）：120-130.

[28]张伟，张建春，魏鸿雁.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估——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5，20（5）：43-49.

[29][31][33]Nantira Pookhao.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Community；Proceedings of the SHS Web of Conferences，F，2014.EDP Sciences.

[34]Glenn Laverack，Sopon Thangphet.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for Locally Managed Ecotourismin Northern Thailand.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2009，44（2）：172-185.

[37]张良.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化与乡村社会重建[J].浙江社会科学，2013，（3）：4-10.

[3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9]Smith.The Culture BrokersIn.Hosts and Guests Revisited：Tourism Issues of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2001，275-282.

[40]Yang Jingjing，Chris Ryan，Zhang Lingyun.The“CultureBroker”as Performer：Tuva and Kazakhs“HomeVisits”in Kanas，China.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14，19（5）：493-516.

[41]Richard Kurin.Reflections of a Culture Broker：A View from the Smithsonian.Smithsonian Institution，2014.

[46]金光亿.实践中的文化遗产：看文化不见人[J].西北民族研究，2018，（04）：70-79.

[47]卢松，张捷，苏勤.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历时性分析——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景区为例[J].地理研究，2009，（2）：536-548.、

注释：

①大约百分之九十七的村民从事发酵茶生产，当地称这种发酵为“miang”。

②数据由湄康蓬村村务负责人提供。

③折合为人民币的旅游收入。

④家庭月收入已由泰铢换算为人民币。2017年，该村所在的清迈地区居民家庭平均月收入约3000元人民币（14，950泰铢）。

⑤带号的题项为反向观测变量，计算均值时作了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