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改革对唐代农村社会的影响

作者：张安福  责任编辑：王飞雪  信息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0-02-06  浏览次数： 32863次

【摘要】以两税法为主体的赋税制度变革，对唐代农民家庭和农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的赋税制度下，农民的家庭结构、经营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商品性农业和农产品的商品化迅速发展，商品交换的场地如草市、墟市等也开始向城市转化。这些变化对唐代农村生活、城乡经济以及国家税收结构等等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唐代；两税法；农民；农村；影响

唐代建中年间的两税法改革，对唐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往研究者的有关研究大都集中于两税法对农民赋役负担的影响、两税法对古代赋税体系的革新等方面，而对两税法给农村生活及农民家庭经济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研究不够。在讨论两税法给农民赋税负担带来的变化时，主导的结论是农民受剥削程度加深了，农民的家庭负担加重了①。实际上，两税法对农民家庭及农村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拟对两税法后农民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两税法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了解两税法对唐代农村经济和农民家庭带来的影响。

一、两税法对农村户口和农民家庭结构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唐代农村经济陷入萧条，作为税收主体的租庸调已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既无法拯民也无法救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税资产为收税标准的两税法开始实行。两税法实施的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1］（卷48《食货》，p.2093），客观上解决了国家征税的税基和税负之间的矛盾关系，达到了“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1］（卷118《杨炎传》，p.3422）的目的；在征税方式上，两税法统一了税目，简化了征管手续，将过去各种征科色目和租庸调一起并入两税，改变了过去农民“旬输月送”的局面，有利于农民安心生产和生活。

两税法对唐代户口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首先，由于农民安心生产和生活，有利于人口恢复和增长，大量脱籍户的重新入籍也使政府控制的户口迅速增加。其次，两税法以货币为主要征税方式，改变了租庸调下的僵化体制，农民家庭经营方式逐步多样化，对其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起了促进作用，唐后期联合家庭明显多于前期，这与农民经营方式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看唐代户口的增长。唐代建国之初，人口损耗非常严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恢复和发展，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唐代人口最高峰。但从安史之乱后到大历年间，人口一直呈萎缩趋势，户口从天宝年间的近九百万户，减耗至代宗广德年间的不足三百万户，大历年间甚至只有一百多万户。由于战乱和不合理的赋税负担，农村人口减耗尤为严重。元结做道州刺史时认为：“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2］（卷241《舂陵行》，p.2695）元结对农村人口的判断较为客观，对其减耗原因也做出了理性判断，即不合理的赋税负担是农户逃亡、户籍减少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与土地兼并程度的矛盾增长，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农民家庭人多地少甚至无地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为逃避赋役，逃匿人口的现象大量出现。据杜佑估计，即使在唐代繁盛的开元、天宝年间，虽然人口达到近九百万户的高峰，但仍有逃匿户口至少四五百万户之多［3］（卷7《食货七》，p.157）。安史之乱后，战争损耗了大量人口，不堪重负的农民家庭又大量逃亡，因此大历年间户口降低到一百三十多万户也就不足为怪了（见附表一）。

两税法明确规定“户无主客”、“人无丁中”都是纳税对象，纳税数额的标准在于“以贫富为差”，农民和官僚贵族同是两税的税户，而且对农户承诺不随意增加税额，“两税外辄别配率，以枉法论”。对苦于安史乱后农村中杂税、摊派多如牛毛的农民来讲，这一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原来脱籍的农民又纷纷成为政府的课户。两税法实施的建中元年，农民归附政府户籍的数量激增，户口总数达到了3，805，076户，比肃宗乾元三年（公元760年）的户口数增长近一倍。虽然增长的户口未必全是农户，但农户是唐代户口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农民安心生产和生活，自然增殖速度加快。此后，政府控制的人口虽因种种原因有所反复，但总趋势是增长的，到会昌年间达到了唐后期户口的最高峰（见附表一）。

根据附表一的数据，笔者绘制了两税法前后唐代户口增长的示意图（见附表二）。唐代户口之所以在会昌年间达到唐后期的最高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人口自然增殖的成分，有两税法后脱籍户重新入籍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农民安心生产和生活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在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户口多寡是社会治乱的反映。建中初年人口的增长，反映了两税法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马端临赞扬两税法“使人安之”［4］（卷3《田赋》，p.46），保证了农村经济的正常运转，缓和了贫富不均的矛盾，从而使国家控制人口的能力增强了。

两税法对唐代农民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在籍户数增加，而且农民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唐前期农民家庭主要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小户型，后期则出现了大量的联合家庭。根据梁方仲先生统计，唐前期家庭人口仍然保持着北魏均田制以来的小户制，贞观十三年全国户均口数只有4.31口，天宝十四年为5.94口。如果除去官僚、贵族、地主等大户人家外，农户家庭人口数应该更少。安史之乱期间，户均人口曾有过8.79口的记录。这个记载即使真实，也是农民家庭处于战乱时期的特殊情况，而非常态。两税法后全国户均口数比唐前期激增，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激增到6.63口（见附表三）。《太平广记》中关于唐前期农民户口的材料很少，但有大量唐代中后期农民家庭的材料，几乎都体现了家庭人口较多的特点。如贞元初年，广陵人冯俊为道士做佣工，道士问其家里有几口人，冯自言有“妻儿五口”［6］（卷23《冯俊》，p.156）；元和年间，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阳敬真，年仅二十四岁已“生三男一女”［6］（卷68《阳敬真》，p.422），这两个家庭最少也是六口之家。

敦煌地区的户口资料也体现了这一家庭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从唐耕耦、陆宏基所著《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至第四辑有关资料看，其中包括家庭结构情况基本完整的唐代家庭共106户；两税法前有83户，共434口，平均每户5.2口，核心家庭占总户数比例为56.6%，其他类型家庭、主干家庭及联合家庭所占比例列居其后；两税法之后的家庭有23户，计218口，平均每户9.5口，联合家庭比例占51.2%，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其他类型家庭分列其后。资料中虽有个别家庭人口数字不甚精确，但这并不影响统计结果（见附表四）。

农民家庭人口数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与国家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在均田制下，唐前期农民家庭普遍授田不足。据估计，即使贞观年间，全国农户（以五口之家计算）平均授田也只有三十至四十亩［7］（p.99），关中狭乡的农民授田就更少了。因此，要保证基本生活所需和劳动力合理使用，只能是保持小规模家庭。从唐前期的赋役制度看，户等和丁口是征收赋税和征发劳役的主要依据。《唐律疏议》卷13《户婚律》云：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8］（卷13《户婚律》，p.251）；政府征发府兵的根据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8］（卷16《擅兴律》，p.302）。征发府兵要求服役者自备武器和衣粮，这自然又是一项非常沉重的开支。因此，在唐前期农户普遍授田不足的情况下，赋税和徭役是促使农民分家析产、保持小规模家庭的主要原因。两税法以户等高低和资产多少为收税标准，一改过去以“丁身为本”的税收原则，实行“不分丁中，以贫富为差”的标准，因此农户隐瞒户口的现象减轻了，家庭规模扩大了。此外，由于国家对人丁的控制开始松弛，更多的小农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开始兼营手工业和商业，甚至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专门从事非农业经营。农民经营模式向多样化发展，也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共同合作，这也是促使农民家庭由核心家庭向联合家庭整合的重要原因。

二、两税法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影响

两税法改变了租庸调固定的收税模式，“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货币成为税收的主要方式。政府征发徭役也以和雇为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正如陆贽所说：“变征役以招募之名，换科配以和市之名。”［9］（卷465《均节赋税恤百姓》，p.4750）同时，唐后期一些统治者也认识到商业和手工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甚至将其与农业同等看待，如德宗就认为“通商惠人，国之令典”［10］（卷502《邦计部·平籴》，p.6014》）；陆贽也云：“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9］（卷465《均节赋税恤百姓》，p.4759）宽松的政策为农民从事多样化经营提供了保障。这样，农民为完成国家赋税和养家糊口，扩大了以农业为主体的多种经营，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弃农经商，或靠佣工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农民从事多种经营，促进了唐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后期农村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农产品商品化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以经营土地为生的农民为完成两税中用钱缴纳的部分和购买食盐、农具等日常用品，必须出卖部分农副产品，因此农业中的商品化倾向加强了。宣宗大和年间，京畿地区“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11］（卷90《和籴》，p.1637）；漳浦人林昌业“曾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6］（卷355《林昌业》，p.2813）；据黄休复记载，灵池县村民在出卖麦、豆等农产品的同时，还买进醋、食盐等商品进行出售［12］（卷8）。除了粮食生产和买卖外，农民还从事商品性蔬菜和花卉的种植、甘蔗、柑橘和棉花生产。陆龟蒙在《江边》诗中记“苏州某菜农种菜达十亩之多”［2］（卷629《江边》，p.7275）；《太平广记》卷232《张存》条引《酉阳杂俎》载，“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为业”［6］（卷232，p.1776）；长安、洛阳、广州等城市出现了专门以种花为业的花农，宣宗大中年间司马扎所写《卖花者》诗对花农的生产经营作了描写：“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却笑耕耘辈；当春卖春色，来往经几代。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2］（卷596《卖花者》，p.6955）有关唐代后期种柑橘和棉花的记载很多，如《太平广记》卷415《崔导》云：“唐荆南有富人崔导者，（原）家贫乏，偶种桔约千余株，每岁大获其利。”［6］（卷415，p.3382）岭南南海广泛种植棉花，“白叠家家织，红蕉处处栽”［2］（卷299《送郑权尚书南海》，p.3393）；闽地建州也是“叠花新雨净，帆叶好风轻”［2］（卷818《送简栖上人之建州觐使君舅》，p.9306）。此外，渔业在唐代后期也发展迅速，《太平广记》中《岳州人》记载：“唐咸通中，岳州有村人，涸湖池取鱼，获龟犹倍多，悉剜其肉截龟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6］（卷133《岳州人》，p.949）专业渔民及半渔半农之家在江南地区人口总数中占很大比重，咸通时期诗人周繇说江州地区“乡户半渔翁”［2］（卷635《送江州薛尚书》P7344）；杜荀鹤也说益阳县“户口半渔樵”［2］（卷691《寄益阳武灌明府》，p.8012）。渔民捕鱼除自食外，还出卖以贴补家用，充添税款。因此，临近河湖之处或城邑附近往往有鱼市。农民除从事农业生产外，也大量从事商业活动。由于两税法不再抑制土地兼并，因此兼并现象更为激烈，出现了“农人日困，末业日增”的现象［13］（卷52《食货志二》，p.1360）。唐代后期商业的迅速发展不是偶然的，其社会基础是出现了大量的农民从商队伍。正如后人王钦若所评价的：“农亩益去，人趋其末以为活。”［10］（卷494《邦计部·山泽二》，p.5904）农民亦农亦商，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甚至专门从事商业活动，或者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张籍在《贾客乐》中写到商人“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2］（卷21《贾客乐》，p.271），体现了“农夫之心，尽思释来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9］（卷670《策林·息游惰策》，p.6823）的社会现实。唐人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农夫经商的记载，如《玄怪录》卷二《尼妙寂》讲元和年间一个叫尼妙寂的村姑替父、替夫报仇的故事，她的仇人申就是一个亦农亦商、从事多种经营的民户［14］（《玄怪录》卷2，p.360）；还有一个人名冯大亮，年轻时家贫，靠“一牛拽步磨而自给”，后来逐渐家道殷富，“改置酒肆”［6］（卷35《冯大亮》，p.225）。这些记载都表明了农民从事商业经营的广泛性。李翱对当时农民经商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9］（卷634《进士策问二道》，p.6399）；穆宗长庆时期，京畿至周至县“三署移民，游首其间，市闾杂业者多于县人十九，趋农桑业者十五”［9］（卷736《周至县丞厅壁记》，p.7600）。韦处厚在山南道做官时，所见农村情况是：“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一两丝，或醋、或漆，或鱼、或鸡，琐细丛杂者皆因所便。”［11］（卷59《度支使》，p.1017）由此可见，经商的农民主要经营粮食、布帛、衣服、鱼、盐、茶、醋、油、柴薪、蔬菜、水果等低值产品，而且资金有限，经营的区域比较狭小，仍旧持有轻商惧富的心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民家庭中仍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相对均田制下的农村来讲，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大为发展了，并且为宋代的商业繁荣打下了基础。

农民从事手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制茶业、矿业等需要劳动力较多的行业。制茶业兴起于唐中期，两税法后南方广泛进行茶叶生产。李商隐曾说到西南地区“泸州所管五县……地接巴黔，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9］（卷772《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p.8048）。文宗大和时，“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10］（卷510《重敛》，p.6115）。孙樵在《书何易于》中，说绵州巴西郡“益昌（县）民，多即山采茶利私自入”［9］（卷795《书何易于》，p.8334）。这些都说明出现了一批脱离粮食生产而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户”和“园户”，这些专业户完全以茶叶的商品性生产为生，茶叶成为他们的“衣食之源”。咸通年间，“六乡之人业于茗者专勤是谋，衣食之源不虑不忧”［9］（卷802《祈门县新修阊门溪记》，p.8431）。当然也有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在茶园中做雇工，如九陇人张守的茶园里，专为采茶就雇佣了百余人［6］（卷37《阳平谪仙》，p.235），可以推测其茶园的规模。顾渚的制茶雇工更多，时间更长，“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15］（卷25《江南道》，p.606）。茶叶栽培代替粮食生产成为这些地区人们的主业，反映了当地商品性茶叶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茶叶流通和茶叶市场的繁荣。歙州祁门、饶州浮梁都是当时重要的茶市，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中“前月浮梁买茶去”的琵琶女的丈夫，就有可能是农民中分化出的中小茶商。两税法后，由于对货币的需求旺盛，农民从事采矿主要是开采铜、金、银等。白居易在《赠友五首》诗中写到：“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辛苦。披沙复凿石，无冬春。手足尽皴胝，求利不爱身。畲田既庸斫，稻田亦懒耘。相携作游手，皆道求金银。”［2］（卷425《赠友五首》，p.4689）体现了农民重视金银矿的开采而轻视农业生产的现象。元和时期诗人章孝标在《送张使君赴饶州》诗中，描写了饶阳农村地区农业、手工业并举的多样化经营：“饶阳因富得州名，不独农桑别有营。日暖提筐依茗树，天阴把酒入地坑。”［2］（卷506《送张使君赴饶州》，p.5752）

由于农村中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雇佣工人，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或农闲时无事可做的农民就成为劳动力的来源。他们长期或短期出卖劳动力，甚至进城打工，以养家活口。佣作坊是雇佣劳动力的集聚地，茅山陈生就曾“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6］（卷74《陈生》，p.464）。贞元时，广陵人冯俊就是以“佣工资生”的［6］（卷23《冯俊》，p.156）。上文所述九陇张守的茶园雇佣百余人采茶的事例，体现了唐后期佣工市场的规模，当时甚至还出现了按日计工资的“日佣人”［6］（卷53《麒麟客》，p.325）和按月计工资的“月佣人”等［6］（卷243《窦》，p.1877）。在敦煌资料中也有大量雇工契约，不过大都是用于农业生产的。

三、结语

两税法促进了唐代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农村商品经济也起到促进作用。人口的增长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对唐代社会产生了影响，如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以及国家税收结构的变化等。

由于农村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使得一些原来的农村，如作为商品集散地的草市、墟市和茶市等开始向城市转化。唐代前期，唐政府规定“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11］（卷86《市》，p.1581）；两税法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这一限制，出现了大量大规模的草市和墟市，很多交易场所发展为州县治所，如灌家口草市就置为归化县，宗州永济县亦由张桥草市改制而来的［11］（卷71《州县改制》，p.1263），唐末五代及宋初的许多草市后来都发展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16］（pp.310～336）。同时，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城市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弃农从商的农民、雇佣者以及更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涌入城市，才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坊、市限制的解除，甚至使长安、扬州、苏州、成都等城市出现夜市的时间提前到来。

在国家税收结构上，由于城市及其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中也大量出现了“茶户”、“园户”、“渔户”、“卖菜家”等专业化的商品生产户，使商税开始在赋税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前所未有地与农业税并驾齐驱。到宋代这种趋势更得到加强。总之，中唐时期的两税法改革对唐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统一了税收，使农村生产和生活趋于安定，从而稳定了安史之乱后农村的混乱局面，并使这一局面延续一百年之久，甚至出现了“元和中兴”的繁盛时期。杜佑称赞两税法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它使农民“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3］（卷7《食货七》，p.158）。两税法是唐代税法改革的最终成果，“奠定了其后1200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面貌”［17］（p.139），对中国农民家庭和农村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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