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论与方法的“国家化”—— 研究院成功举办第一届“田野政治学”学术沙龙

作者：昝雪梅  责任编辑：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0-01-09  浏览次数： 2400次

2020年1月6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在科学会堂301会议室成功举办“第一期田野政治学学术沙龙”，徐勇教授、刘金海教授、陈军亚教授、田先红教授作为本次沙龙与谈人，研究院肖盼晴助理研究员、李华胤助理研究员等研究人员和硕博士研究生共同参与，沙龙由任路助理研究员主持。

刘金海教授认为，“国家化”概念作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乡村政治的关键性变量，开拓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相较于西方更突出“国家化”，当前国内学界主要围绕“边疆的内地化”或“少数民族的汉化”、现代性意义上社会的国家化和民族国家建构意义上的国家化进行相关研究。他表示，不同于国家治理，“国家化”中的国家先是主体再是场域，应具有法治意义、党的领导、人民属性、共同体意义等多种含义。实践和理论证明，中国政治的“国家化”是社会运动过程，以人民民主为本质规定，以党的领导为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以法治建设为主要路径。

关于田野政治学，刘金海教授表示，要立足现有经验和基础对田野进行理论解释，即立足当下、立足农村，涛涛政治研究的思维逻辑，切不可用西方理论解构中国经验。

陈军亚教授认为，可以尝试将“国家化”的理论方法与田野政治学结合起来，作为田野学派进行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她指出，“国家化”是一个非常宏大和宽泛的概念，可从注重过程性的历史维度、注重差异性的空间维度、侧重中国性的经验维度和具有共享性的超价值维度进行探讨。由此相比“国家建构”概念，“国家化”更具有历史延展性，是属于更高层次、更具有抽象性的概念。

田先红教授从国家与农民上访、农民抗争的关系去理解“国家化”，探讨其对于推进中国特色国家理论建设的意义。西方研究主要围绕讨论国家类型对抗争政治的影响、国家结构对抗争政治的影响、国家行为对抗争政治的影响，具有强国家的理论预设和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思维。但中国的实践表明，中国的抗争政治是国家、地方政府、基层政权与抗争者等诸多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已有研究正逐渐加大对“国家在抗争政治中的角色与作用”研究，但仍具有重静态少动态、重抗争策略少结构根源等问题，因此，今后应借用米格代尔式“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即摒弃强国家、弱社会的预设、强调“过程”方法和关注社会结构在抗争政治中的作用机制。

徐勇教授从《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一书出发对学术沙龙进行总结与梳理。他从“无概念不学术、无原创不立说、无理论不学派”出发，提出理论与方法既来自于书本也来自于田野，通过概念和分析框架将一类事实现象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可传播的“规范的体系”。他认为，“国家化”是具有现代特性的国家将国家意志输入包括传统社会在内的各个部分，使社会为国家所渗透并形成一体化的过程，亦可称之国家整合，但更强调结构变化过程。

徐勇教授从主体、对象、方式、互动、过程等五个要素建立分析框架，对“国家化”进行研究。他指出，“国家化”的主体是国家，现代社会的“国家化”是人为的“自为”的过程，是“形成”的，更是“建成”的，以建构起来的国家改变传统社会，并对经过改变的社会进行组织和治理。因此，国家是“国家化”的主体，社会则是对象。国家以政治手段为主，通过各种方式自上而下的改变，以结构再造为主要过程进行，过程中充分体现主客体间的双向互动与历史进程。

在各位与谈人发言结束之后，与会老师与同学围绕“国家化”是否具有成熟状态、如何在“国家化”状态下保持差异性与多样性、田野调查中的实证与证实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