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的嵌入式党建——以“党建e家”服务站为例

作者：赵　晖 石　毅  责任编辑：杨文茹  信息来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43-50页。  发布时间：2020-01-04  浏览次数： 6848次

【摘　要】当前我国农村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传统农村基层党建模式不再适应农村形势的新变化，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难以充分发挥。本文基于对H村党建的实证考察，试从“嵌入式党建”的分析视角来研究“党建e家”服务站的组织变化和运作样态，以此探讨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经验逻辑。研究发现，H村党组织以“党建e家”服务站作为嵌入式党建的物载形式和功能单元，通过党建嵌入乡村产业，夯实村治物质基础；嵌入群众生活，增强群众政治认同；嵌入村社组织，激活村治内生力量。这些党建实践，促进了H村基层党建对村庄社会的嵌入整合和有效治理。由此，这也为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以基层党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条实践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嵌入式党建；乡村治理；基层党建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1]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领导乡村治理的核心主体，其自身建设的好坏关系到党的建设全局和乡村振兴的成败。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社会的剧烈转型深刻改变了乡村的社会结构，传统“垂直管控型”的农村基层党建模式难以适应农村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农村的关系。随着国家在农村社会的渐次“退场”和政策调整——实行村民自治和农村税费改革，二者关系逐渐由“汲取型”向“悬浮型”转变。作为国家在农村社会的权威代表，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村社会之间原有的内在契合性一度出现了断裂，具体表现就是党群干群关系疏离。二是农民的离心化趋势凸显。后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的成长发育日益解构了传统单位对社会成员的全面控制”^[2]，且因匮乏可供分配的集体资源，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群众的吸引力和组织力都有所下降，导致部分农村社会日渐处于碎片化的状态。三是乡村治理体系发展滞后。农村基层党组织传统的动员和组织功能在社会转型冲击下发生萎缩，部分基层党组织又未及时做出调整，因而在处理农村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时往往表现得无所适从，也就难以逃脱陷入不同程度的“空转、停转与反转”^[3]的状态，极大地影响了党建工作绩效。这种情况在缺乏集体资源分配的乡村治理中更为突出，且因地区发展程度和农村社会结构不同而又有所差异。

如何改变我国农村一盘散沙的状态，将亿万农民有效地动员到振兴乡村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自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扶持力度，“项目下乡”“资源下乡”“工作队下乡”等支农措施层出不穷，尽管部分改观了缺乏集体资源分配的乡村治理，但并未明显提高农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凝聚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部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不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4]，进而导致了项目资源的配置使用未能与乡村治理的实际需求有效结合，最终影响了农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故而，要想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决不能忽视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也明确强调，要将加强农村党的建设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党在农村社会的坚强战斗堡垒。^[5]有鉴于此，农村部分基层党组织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种新型党建模式——“嵌入式党建”，即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转变角色定位和调适党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基层党组织结构和党建嵌入方式来重塑党在农村社会的领导权威，推动构建执政党与农村社会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进而实现党对农村社会的嵌入整合和有效治理。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嵌入式党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在嵌入性治理理论基础之上对于嵌入式党建的理想设计。徐勇认为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执政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在国家转型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权威主体，有着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等难以比拟的整合优势，政党对农村社会的有效嵌入是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有效整合的首要前提。^[6]吴新叶认为执政党嵌入社会是为了激发社会的动力机制，而非要替代社会，他提出了政党嵌入的四条路径，即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7]孔娜娜等人认为嵌入式党建是指党员嵌入或加入到群众管理或服务组织，与受嵌组织或群体组成集体行动单元，以构建二者之间平等、协商、互动的交往关系，同时明确了嵌入式党建的实质就是嵌入式服务这一核心要义。^[8]蒋永甫等人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村庄的嵌入性治理，即是在完成对自身“分类管理”和“功能再造”的基础上，从思想和组织层面实现对受嵌客体的自主性嵌入，以使嵌入主体能够顺利履行政治代表、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功能。^[9]二是嵌入式党建在社会治理中的实际运用。罗峰认为执政党应从政治、文化、社会三个维度来对社会进行组织嵌入。党的组织嵌入不仅是要扩大党的组织覆盖面，更是要确保受嵌客体在受嵌状态下能有效运转，实现双方的“共振效应”。^[10]程熙认为通过扩大党组织覆盖面、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和发挥党的执政优势等途径来实现党对社会的嵌入性治理，有利于将碎片化的社会和个人纳入到有序化的国家体系之中，不断积累党的社会资本和增强党的领导能力。^[11]谢忠文认为执政党保持适度的“政党再社会化”，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嵌入性治理作为政党再社会化的重要形式，就是要把党的治理思维嵌入进社会主体，以体制化的服务和调适来实现执政党对多元社会主体的吸纳引领。^[12]徐建宇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体制性吸纳、党建功能的生活化运作和组织行动的双向嵌入等举措，将农村社会的各类组织和分散个体整合到基层党建体系之中，进而实现村庄党建对村民自治的嵌入引领。^[13]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于嵌入式党建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嵌入性治理理论的基础之上，探讨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方式。学者们普遍认同执政党对社会的嵌入性治理或者说嵌入式党建的核心就是要激发党的社会属性，以推进服务型政党建设。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多数学者侧重于党对社会的组织覆盖以强化组织整合，而忽视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培育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此外，嵌入式党建在国内还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学界对此为数不多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而缺少对个案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H村的事实场景，拟从“嵌入式党建”的分析视角来研究这一新型党建模式，实证考察其运作机理和实践成效，以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有效应对农村社会转型带来的新问题提供新思路。

二、理论来源与分析视角

我国农村基层的嵌入式党建是嵌入性治理理论在基层党建领域的创新运用和具体体现，而嵌入性治理理论又是建构在“嵌入性”这一舶来理论的基础之上。国外学界对嵌入性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早，早期主要应用于经济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在此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而今，嵌入性理论不仅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还在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

（一）理论来源

人文社科领域对于“嵌入性”理论的研究肇始于卡尔·波兰尼于1944年提出的“嵌含”（Embed-dedness）概念，^[14]起初是为了研究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二者之间的嵌含关系在工业革命前后的变化，但该理论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直到马克·格兰诺维特在1985年发表了《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后，才在社会学界掀起了研究嵌入性理论的热潮。他在文中重塑了嵌入性的理论内涵，并运用“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得出了组织经济行为与社会网络体系各方面均有联系的结论，从而将嵌入性内涵从双边联系阶段推进到多边联系阶段。^[15]后继学者又陆续提出了文化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政治嵌入性，^[16]以及业务嵌入性、技术嵌入性等分析框架，^[17]进一步将其概念内涵从多边联系阶段推进到网络复杂联系阶段。20世纪末，我国社会学家刘世定首次将嵌入性理论引入国内，用以研究经济运行中的组织行为现象。^[18]此后，该理论逐渐为国内学界所认可和使用，并与治理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嵌入性治理”理论，即国家运用自身的政治、组织优势整合社会资源，通过渗透、宣传、动员等方式将国家权威嵌入到基层社会内部的结构、关系和规范之中，以国家力量作为社会治理的后盾。^[19]目前，嵌入性治理理论主要用于探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为目标，从而为基层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不难看出，从嵌入性理论到嵌入性治理理论，其共性内涵始终是围绕着“组织的行为与社会网络体系之间的相互引导、促进和限制的复杂联系”这一主线渐进向外拓展的。随着嵌入性治理理论内涵的延伸，其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应用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领导乡村治理的核心主体，其各项治理行动也都是嵌入在农村的社会网络体系之中，这为我们考察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二）分析视角

本文在借鉴已有的嵌入性理论和嵌入性治理理论的基础上，试从“嵌入式党建”的分析视角研究嵌入性治理在基层党建领域中的创新运用，具体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场域，这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主动适应农村社会变迁而自觉实施的基层党建改革。如图1所示，基层党组织以构建执政党与农村社会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为目标，在调适党建功能和创新嵌入方式的基础上，通过开展以服务为导向的党建功能生活化运作，将党的治理资源与乡村治理的实际需求相结合，以此激活和凝聚农村社会组织的内生力量，从而为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国家认可的规定性权威增添内生性权威基础，推动构建“一核心、多主体”的“党领村治型”的乡村治理体系。

图1 “嵌入式党建”运作逻辑图

在当前农村社会转型的冲击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大都面临着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型的严峻考验，这一转型任务在村民自治低效和治理资源匮乏的村庄中则更为艰难。“嵌入式党建”为本文思考如何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来实现党对农村社会和农村群众的领导整合，进而促进乡村振兴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思路。同时，这对于当前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H村与“党建e家”嵌入式党建的缘起：草根创新与“官方”认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H村^[20]，隶属于江苏省R市B镇，该村地处苏中平原东部的三县交界处，地理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一般，是国内常见的“非资源型”和“非特色型”的“集聚提升类”^[21]村庄，因而以此作为研究对象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截至笔者调研时，H村总面积达6.5平方千米，共有村民小组30个，总户数1289户，常住人口4580人（含外来人口近100人）。村内现有民营企业28家（含规模企业10家）、农民合作社16个（含大型合作社3个）、个体工商户386户。2017年H村社会生产总值4.9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26387元，集体年营收入104.5万元。而在2011年，H村与国内大多数村庄相似，除传统农业以外，工商业和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村两委主要依靠乡镇拨款维持开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H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村民自主性增强、乡村治理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H村仅有中小型民营企业12家、小型农民合作社3个、个体工商户165户，村民人均纯收入仅18755元，集体年营收入不足20万元。村民的生产方式“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22]，即一户农家中，父母在家务农，子女外出务工、经商，家庭收入主要由务农和务工两块构成。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缺乏资源分配的“动员型”^[22]村治模式难以奏效，导致村庄内聚力不强、政治参与度不高，村庄党建一度濒临“空转”的运作状态。2011年的H村正是当时乃至今日很多同类型村庄的缩影，它除人口略多以外，余则相差无几，这也是本文选取H村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

表 1  2011 年和 2017 年 H 村部分经济指标对比表

短短六七年时间，H村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涅槃重生为颇有名气的“小康村”。近年来，H村先后获得了“省文明村”“省书香之村”“省‘五星级’农家书屋”等多项省市级荣誉，村民的幸福感有了显著增强。谈及村里这些年的变化，村民无不认同村两委和“党建e家”的功劳。“车子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H村党委书记兼村主任的汪某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如是说，“近年来，村党委扎实推进抓好基层党建促进乡村振兴，通过‘党建 互联网’打造‘党建e家’这一智慧党建平台和党员服务品牌，将基层党建覆盖到村庄一切常态化的工作中去，努力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员和‘党建e家’”。如其所言，H村作为B镇唯一的村级党委，现有自管党员204名，下设1个工业小区党支部和6个片区党支部，每个片区覆盖5个村民小组。村党委在各村组原有党小组的基础上，吸纳村组内的乡村精英和积极分子组建“党建e家”服务站，站点负责人由经过村组层面“双推双选”的党小组长兼任，带领成员面向本组的村民和村社组织提供志愿服务。同时，对集中在村民营工业小区中的企业和其余分散的村社组织，村党委依托组织内原有的党组织，按照大单位单建、小单位联建的原则建立“党建e家”，再将其分类归口到工业小区党支部或组织挂牌所在地的片区党支部（见图2）。至此，H村基本形成了“村党委 片区/工业小区党支部 ‘党建e家’”的村庄党组织体系，并以“党建e家”作为开展党建服务和村庄治理的主阵地。本文将以“党建e家”的组织结构变化和党建功能调适为主线，在展现其功能运作图景的同时，考察其实践成效和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可行性。

图2 H村基层党组织架构图

H村在2005年合村并组时新合并了两个行政村，村庄面积和人口均有大幅增加。由于当时村内交通不便，原被合并村庄的村民纷纷反映到新的村两委办事费时费力。故而，部分在合村并组后继续留任的村干部开始在自己家中接受邻近村民委托，代办部分事项。2006年取消农业税费后，村民与农村干部，特别是与乡镇干部之间的利益关联大为减弱，基层政权开始出现“悬浮化”“脱嵌化”的现象，加上市场经济影响和村集体经济衰落，村民的离心化趋势日益凸显，正应徐勇所言：“利益是人们参与政治的基本动因。”^[23]然而，村民在遇到“涉外”纠纷和邻里矛盾等难以自行解决的问题时，还会请村组干部出面协调。因此，部分村民建议在这些承接委托事项的村组干部家中正式设点，因为他们大多既是党员又是干部，与村两委联系密切、办事方便。村组干部在家中设点不仅能就近解决村民需要，还能将非正式的“人情请托”转变成正式的“契约委托”。这部分村组干部也希望借此来稳固自身的“票仓”，后经该组村民投票，正式约定了服务事项，促成了双赢。随后，该做法也为其他村组借鉴，经过多年实践，深得村民好评。汪某在2011年底当选H村新任村书记后，首先便对这一草根创新予以村级的“官方”承认，将其改名为“H村‘党建e家’服务站”，并纳入到村庄党建体系之中。同时，初步制定了站点的服务清单和规章制度，为其工作开展提供了具体规范。H村的嵌入式党建由此而来。

四、嵌入式党建的机理：以服务为导向的党建功能生活化运作

在考察H村嵌入式党建的运作机理时，发现以“党建e家”为阵地开展党建工作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与农村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政党社会化、社会自主化、党建可控性”三大特征。H村党委在凭借党的领导地位向农村社会主动嵌入强关联的制度化存在——“党建e家”的基础上，通过开展以服务为导向的党建功能生活化运作和“政党社会化”^[24]手段，将党的治理资源有效嵌入到乡村治理的各项活动之中，以外源性资源激活村庄内生性发展力量，进而推动村庄治理由“外源式治理”向“内生式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

（一）党建嵌入乡村产业，夯实村治物质基础

“没有任何资源及资源支配权，村集体也就解体了”^[25]，没有村集体，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也就丧失了经济基础。笔者在与村书记汪某谈到之前“党建空转”的问题时，他说道：“‘集体穷得进当铺，怎么领导万元户’，除了难以规避的市场外因，内因主要是村集体经济薄弱。2011年底我接手H村时，村集体年营收入不足20万元，主要由乡镇拨款和出让集体资源的承包费两部分构成，维持集体开支尚且不足，更无余钱建设公共物品，村民无所得益，人心自然涣散。所以要想扭转局面，就必须为村庄党建和村民自治打好经济基础，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势在必行。”在当时R市开展“农村学华西，农村干部学吴仁宝”活动的影响下，汪某意识到没有特色资源的H村只能发展工业经济，因为H村人多地少，农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发展工业不但能快速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而且村集体也能从“税收分成”^[26]的政策中获益。因此，他刚一上任即主导制定了“招商引资、搞活工业、高效农业”的村庄产业发展规划，以及“以商引商、能人返乡”的招商方针和相应的奖励办法。为此，H村党委牵头规划了村民营工业小区，积极动员党员村干进行招商引资、自主创业，协助新落户企业办理工商审批、土地流转和员工招聘等前期事宜，在企业入驻后，村党委通过“党建e家”为企业提供日常公共服务。六年来，已有28家企业入驻该工业小区，很多在外的年轻人也选择返乡进厂上班，安置就业近800人，不仅有效带动了村民和集体增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村庄“空心化”和“空巢化”的颓势，从而为乡村振兴巩固了组织力量基础。在初步达成了“招商引资、搞活工业”的目标后，村党委带领党员村干继续发展高效农业，补齐农业短板。然而，农村普遍存在的土地细碎化、农产品同质化、农业基础设施破败等问题，也是制约H村农业向规模化、特色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的主要障碍，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土地流转、特色培育和资金筹措三大问题。对此，很多村庄采取吸引资本下乡开展土地流转和创办农企，但土地纠纷、与农争利的问题也是屡见不鲜。有鉴于此，村党委一方面鼓励村民将土地流转给本村的种养大户发展小型家庭农场，另一方面，聘请农技专家协助制定特色农业发展规划。起初，村民对于土地流转心存顾虑，村党委首先号召党员村干及其家属率先开展土地流转、义务出工整修农业基础设施。其次，鼓励党员带头成立农民合作社，发展特色农业，并由集体出资入股以吸引普通村民加入。然后，挑选党员致富能手成立“党员助农服务队”，定期到各片区巡回开办“助农学习班”，并对困难农户实行结对帮扶。截至笔者调研时，H村“助农学习班”两年来已累计开办12期，受益人次达3000人。此外，一个950亩的胡桑丰产方、一个150亩的花木生产基地、一个120亩的养殖园区都已建成投产。入社农民不仅能按月领取工资，年底时还能拿到土地入股的分红和保底收益，村民收入有了明显增加。村集体也能从中收益，与乡镇拨款、招商引资的“税收分成”共同构成了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久而久之，H村不仅发展了集体经济，为乡村治理夯实了物质基础，还大幅提高了村民收入，赢得了村民认可。

（二）党建嵌入群众生活，增强群众政治认同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27]H村党委通过“党建e家”的嵌入式党建运作，在发挥党建服务功能的同时，不仅将基层党建融入到村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之中，还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开辟了新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建立健全党建激励机制。为了调动“党建e家”的工作积极性，村党委建立了“五星创优”工作机制和“党建积分”考核制度，围绕“党建e家”服务站建设情况、责任区内经济发展情况、村容整洁程度、乡风文明状况以及邻里和谐程度五大方面制定考核标准，对标设置“党建星”“富裕星”“美丽星”“文明星”“和谐星”，对五星级“党建e家”进行额外奖励。第二，科学调整党建服务清单。精准识别并科学筛选村民分散的公共服务需求是科学制定党建服务清单的基础，H村党委以“党建e家”的组织体系为依托，发动成员广泛收集、梳理村民碎片化的公共服务需求。这不仅为村党委动态调整“党建e家”的服务清单提供了参考依据，也促进了治理资源的配置使用能够有效切合村民的实际需求。第三，“智慧党建”助力乡村治理。“智慧党建”是以“党建 互联网”理念为引领，集党务、村务、社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H村作为B镇“智慧党建”平台的试点村庄，率先开启了基层“党建e时代”。党员群众均可通过电脑和手机客户端注册平台并使用相关功能，一方面可以在线了解最新的党务村情资讯和便捷办理相关事项，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监督和管理方式。以后者举例，党员无论是线上学习、考试和交流，还是线下参加支部会议和志愿活动，都会在平台上自动累计积分，作为“党建e家”参评“五星创优”的考核依据。同时，村民也可对“党建e家”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价，拓展了群众监督党员和反映问题的渠道。第四，民主协商凝聚乡村共识。草根出身的“党建e家”负责人都是经过村组或企业“双推双选”产生的，是基层社会的内生性权威。“党建e家”的志愿者也都是村民左邻右舍的老熟人，不但更易获得村民的天然信任，而且十分熟悉村组的实际情况，因而其在协调邻里纠纷矛盾和开展基层民主协商的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在坚持“民事、民议、民决”原则的前提下，“党建e家”通过召开民主座谈会，对涉及本组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进行民主协商。既能使基层党组织充分了解村民的需求偏好，找到村民“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28]，也能提高下乡资源的配置效率，使村民切实感受到政治参与的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农民是从他们身边的干部认识、判断党和国家的”^[29]，基层协商民主的真实与否，不但直接影响着村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和乡村共识的达成，而且也决定了村民对基层党组织的拥护程度。

（三）党建嵌入村社组织，激活村治内生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注重“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30]但由于当前农村社会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和生存难等原因，其作为乡村治理重要主体的功能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针对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31]，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扩大党建工作在社会组织中的影响力。H村除村两委和群团组织以外，其余村社组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民营私企、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新经济组织，经济独立、自主性强。另一类是以文体社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代表的新社会组织，其资源和决策受行政权力的影响较大。对此，村党委在支持和引导村社组织发展的同时，通过嵌入式党建运作凝聚起村庄治理这些“块块”的力量。对新经济组织进行党建嵌入时，村党委常常遇到来自受嵌客体的阻力，主要原因是受嵌组织认为党建工作不仅不能给自身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还会反增额外的政治任务和经济成本。村党委就此调整嵌入思路，一方面从受嵌组织中考核吸收政治、工作表现突出的自然领袖入党以充实“党建e家”；另一方面，以“党建e家”为功能载体，发挥党的政治、组织优势帮助受嵌组织协调劳资纠纷和企业纠纷。同时，村党委鼓励受嵌组织申报党建项目，对党建成效明显的给予党建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受嵌组织能从党建工作中得益，嵌入阻力自然减少。对新社会组织进行党建嵌入时所受阻力相对较小，因为这些组织大多是依靠政府购买服务维持运转，普遍面临着经费紧张和场地不足的问题，其成员又以中老年人为主。对此，村党委多措并举助推党建嵌入。第一，抓好党建解决经费问题。村党委一方面鼓励社会组织申报党建项目，利用党建资金缓解经费紧张；另一方面将社会组织党建成效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依据。第二，配套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村集体出资修建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包括2000多平米的文化墙和160米的文化长廊，同时完善了农家书屋的配套设施，有效满足了村社组织开展活动的场地需求。第三，丰富活动加强党群联系。传统的政策理论学习方式难以调动党员和村民的参与热情，村党委联合各类群团组织定期开展党群活动，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党建活动与社会活动融为一体，不仅丰富了村庄党建活动的形式，提高了活动参与率，也为村民跨村组交流提供了平台，改观了村庄的选举情况。第四，搭建平台实现“老有所为”。H村的老龄化现象十分突出，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27.6%，^[32]多数老人已不再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不但闲暇时间很多，而且志愿精神强烈。村党委顺势实施“银龄计划”为“老有所为”搭建平台，通过积极动员“五老人员”^[33]带头组织不同形式的村庄志愿服务队，并给予其村级认可的正式身份，从而不仅使老年人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实现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还为乡村治理增添了内生动力。

五、总结与思考

从H村嵌入式党建的实践成效来看，嵌入式党建是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举措。嵌入式党建重在“嵌入”二字，要找准嵌入点，优化嵌入手段，只有把开展嵌入式党建工作与夯实村治物质基础、服务基层群众生活和培育村治内生力量等乡村治理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才能确保嵌入式党建工作抓出实效。H村的嵌入式党建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政党社会化改革，它是通过激活政党的社会属性和服务功能，来适应农村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农村群众的实际需求，进而实现嵌入社会、服务社会和整合社会的目的。这不仅为政党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的发挥奠定了社会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基层党组织“党建悬浮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对H村嵌入式党建的实证考察，发现嵌入式党建不仅有效应对了农村社会的转型冲击、摆脱了治理困境，还推动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促进了乡村振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嵌入式党建实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弥合，密切了党群干群联系。作为国家在农村社会的权威代表，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村社会、农村群众之间的关系往往也被看作是观察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晴雨表，二者之间原有内在契合性发生断裂的主要表现就是党群干群关系疏离。嵌入式党建通过构建党群干群之间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不仅使党群干群关系更为融洽，还为国家重归农村社会奠定了社会基础。

第二，嵌入式党建增强了农村社会的内部凝聚力，巩固了党的领导权威。农村社会内部凝聚力的强弱取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组织力的强弱，这种组织力主要通过党对农村社会的组织整合和功能整合体现出来。嵌入式党建一方面通过“党建e家”的组织体系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对村庄社会的组织整合，另一方面在加强党的内部建设基础上，通过政党嵌入、服务和协调各类社会组织，实现了党对农村的功能覆盖。

第三，嵌入式党建推动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升了党建工作绩效。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34]，嵌入式党建通过发挥体制优势以整合治理资源，培育社会组织以丰富治理主体，坚持系统治理以改进治理方式，完善规章制度以提供治理保障，构建起了“一核心、多主体”的“党领村治”型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综上所述，开展嵌入式党建既能加强农村党建，又能推动乡村振兴，从而为当前“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广大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加强基层党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与此同时，H村嵌入式党建的实践经验也启示我们：一是勇于自我革命是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党的建设只有与时代脚步同频，才能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二是农村基层党建必须与农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相结合，才能得到群众衷心拥护，切实提升党建工作绩效；三是加强党建模式创新是有效应对时代变迁和突破党建困境的必然选择，要减少对行政权力的过度依赖，才能克服政党行政化的倾向；四是要把坚持制度建设作为根本保障，建立健全党建激励、保障和考评等机制，有利于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动力。

然而，H村的嵌入式党建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是适用性问题。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属于典型的“集聚提升类”村庄，它的经验做法对于其它不同类型的村庄是否也具有相应的参考价值？二是有效性问题，党建嵌入的程度直接影响到嵌入式党建的成效，嵌入过度会导致受嵌客体的内卷化倾向和自主性丧失，嵌入不足又会削弱嵌入主体的效力发挥，如何界定和保持农村基层党建对农村社会的适度嵌入也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1页。

[2]袁方成、杨灿：《嵌入式整合：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学海》2019年第2期。

[3]朱新山：《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运转现状与执政转型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8期。

[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19年9月2日，第1版。

[6]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7]吴新叶：《基层社会管理中的政党在场：执政的逻辑与实现》，《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4期。

[8]孔娜娜、张大维：《嵌入式党建：社区党建的经验模式与路径选择》，《理论与改革》2008年第2期。

[9]蒋永甫、张东雁：《自主与嵌入：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策略》，《长白学刊》2019年第1期。

[10]罗峰：《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执政党的组织嵌入：政党权威重塑的社会视角》，《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4期。

[11]程熙：《嵌入式治理：社会网络中的执政党领导力及其实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

[12]谢忠文：《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政党在场与嵌入路径：一项政党与社会关系调适的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3]徐建宇：《村庄党建嵌入村民自治的功能实现机制：一种实践的主张——基于上海J村“巷邻坊”党建服务点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4]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15]M.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no.3，1985，pp.481-510.

[16]S.Zukin and P.J.Di Maggio，Structures of Capital：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37.

[17]U.Andersson，M.Forsgren and U.Holm，“The Strategic Impact of External Networks：Subsidiary Performance and Competence Development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23，no.11，2002，pp.976-996.

[18]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19]陈锋：《论基层政权的“嵌入性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青年研究》2011年第1期。

[20]本文所有的材料均为笔者在2019年2月到H村实地调研时所得。本文涉及到的地名、人名均已按照学术惯例做化名处理。文中引用未加注释的地方均源于本次田野调查，不再一一注释。

[2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将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大类型。其中，“集聚提升类”占乡村类型的大多数，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引自《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2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5、282页。

[23]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24]政党社会化，即政党根据社会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以适应和引导社会发展，实质上是要激活政党的社会属性。

[2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3页。

[26]“税收分成”是R市出台的鼓励各级单位招商引资的奖励政策，即新设企业所缴税款，原引进单位或个人所在的乡镇（街道）、村（居）均可按一定比例分成。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2页。

[29]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3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31]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32]R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17年年末R市人口数及构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页。

[33]五老人员，即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劳模。

[3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19年9月2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