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研究网
作者：黄振乾 发布时间：2020-07-14
信息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3期，第117-129页。
【摘 要】关于土地产权的制度安排是影响到国家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土地改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生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但为何有的国家土地改革能够成功，有的国家以失败告终？文章尝试用“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国家能力—土地改革”的因果框架来解答这个问题。通过创建一个涵盖所有非洲国家独立至今的土地改革原创数据集，文章对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和土地改革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较强的非洲国家更可能实现传统土地制度的变革，而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较弱的非洲国家，对传统土地制度的变革大多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因果逻辑在于：土地改革成败与国家能力密切相关，而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较强的非洲国家更可能在独立后获得更强的国家能力，从而实现对传统土地制度的变革。
【关键词】土地改革；国家制度形态；国家能力；国家建设；非洲研究
一、引言
现代国家的形成乃至现代世界的兴起都离不开土地问题。英国崛起得益于17世纪的“圈地运动”对工业化早期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19世纪末美国兴起也有赖于“西进运动”解决了国内土地分配问题。对不少发展中国家而言，土地制度的变革与现代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紧密相连。
人类历史上最频繁的土地改革运动发生在20世纪，非洲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土地改革最多的地区。非洲国家独立后土地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传统土地制度。解释非洲国家的传统土地变革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问题与国家建设困境。现有对非洲土地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殖民统治经历、地理环境影响和土地资源竞争性程度等方面，并且大部分研究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对认识土地改革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宝贵知识，但无法提供一个跨国的广阔视角。在土地改革的研究中，我们尚缺乏系统性的证据来支持现有解释。
本文构建一个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如何影响当代土地改革的因果解释框架，利用原创数据，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对非洲独立至今的传统土地制度改革进行系统实证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为什么独立后有的非洲国家能改变传统土地制度，而有的国家传统土地制度却得到保留？
研究表明，非洲国家土地改革受到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的影响：（1）在那些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较强的国家，传统土地制度更可能实现变革；（2）在那些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较弱的国家，对传统土地制度的改革更难实现。至于因果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家历史导致独立后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出现了差异。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较强的非洲国家，独立之后获得了更强的国家能力，而强大的国家能力有助于新生政权制定和贯彻土地政策，从而更可能在土地改革中获得成功；反之，在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较弱的国家，独立后国家能力也相对较弱，政府难以获得土地改革所需的资源，对传统土地制度的改革更可能失败。
本研究有三个贡献：理论上，本文提出一个“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国家能力—土地改革”因果分析框架，重点突出了历史遗产对独立后发展中国家制度变革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实证上，本文构建一个关于非洲土地改革的数据集（1950年到2016年），并首次尝试进行涵盖整个非洲大陆的大样本实证土地改革成因分析；政策上，本文也可能对目前依然陷入在土地改革泥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启示。
本文的余下篇幅安排如下：首先，介绍研究背景和与历史遗产的当代影响；其次，分析现有关于土地改革成因的代表性解释，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再次，介绍数据和研究方法；第四，检验假设并探索其中机制；最后，简要总结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历史遗产的当代影响
非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土地改革最为频繁的地区。根据笔者整理，非洲48个国家1950年至今共经历了103次土地改革。为什么这些新生国家纷纷要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资源（包括矿藏）几乎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唯一能够依赖的生产资源和统治资源。由于非洲大部分国家建国过程中没有经历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阶级重组（Herbst，1990、2000），土地依然由传统精英（如酋长）而非新生国家所控制。对非洲的新生政权而言，进行土地改革就成为巩固权力和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几乎所有非洲国家在获得独立之后，都宣称土地属于国家所有，都试图进行土地改革，以便获得土地控制权和分配权。
但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为什么有的国家成功了而其他国家却失败了？考虑到非洲的特点，学者认为从历史因素来寻找当代问题的答案是合适的（Michalopoulos & Papaioannou，2018）。探索历史因素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影响，主要涉及到两方面的文献：一是历史遗产对非洲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二是土地改革的成因。结合本文研究主题，本文重点梳理历史遗产和土地改革的相关研究文献。
近年来，历史遗产对当代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已成为社会科学家争相关注的研究问题。历史遗产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较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奥托·辛策（Otto Hintze）和斯坦恩·罗坎（Stein Rokkan）等学者。韦伯（Weber，2011）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可能和早期的基督教伦理鼓励在世俗社会中创造和积累财富有关系。辛策（Hintze，1975：167～169）认为欧洲16和17世纪出现的主权国家早在中世纪时期的宗教和世俗权力的分割关系中就有雏形。罗坎（Rokkan，1973）指出欧洲中世纪后呈现的不同国家规模与罗马帝国的遗产有关系：历史上处于罗马帝国中心的国家后来分裂为小国，而在罗马帝国边缘的国家成为大国。随着分析技术的进步和数据积累，当代的社会科学家用实证研究检验并扩展了上述理论。对于历史遗产的当下作用的研究，可以根据研究对象大致分为两类：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
（一）历史遗产影响现代国家建设
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非洲殖民之前的政治集权程度对非洲国家当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有影响：集权程度高的国家更可能为公民提供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Gennaioli & Rainer，2007）；另有实证研究表明，西非历史上的制度对后殖民时期的再分配依然有影响（Wilfahrt，2018）。政治学家研究则发现，欧洲大陆曾经被十字军东征占领的国家后来更可能建立议会制度（Blaydes & Paik，2016）；非洲部分国家在前殖民时期处理土地冲突的方式，建国后依然能在国家正式法律之外起着重要作用（DeJuan，2017）；早期国家制度在欧洲对民主化起正面作用，但却对欧洲之外的国家起到了负面作用：历史上国家制度越强的非欧洲国家，在20世纪越不可能民主化（Hariri，2012），而苏联时期的制度遗产依然制约着“苏东剧变”后东欧国家的转型（Pop-Eleches，2007）。
（二）历史遗产影响当代经济发展
这部分实证研究主要来自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有学者发现，拉美历史上国家制度比较强的地方，现代经济发展绩效也更好（Angeles & Elizalde，2017）；西班牙殖民时期建立的旨在攫取资源的“米塔”（Mita）制度对后来的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Dell，2012）；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的影响持续到了当代，历史上中举人数比较高的地区，现在受教育水平依然比其他地区要高，经济发展水平也高（Chenetal.，2017）。15世纪开始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那些历史上参与奴隶贸易频繁的非洲国家，其当代经济发展程度比其他非洲国家更差（Nunn，2008）；还有学者发现殖民之前非洲存在的群族政治制度的复杂程度会影响非洲国家独立之后的经济增长（Michalopoulos & Papaioannou，2013）；来自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表明，拉美殖民时期的传教活动对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Valencia Caicedo，2019）。
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试图穿越时空，在因果关系上追根溯源。不难发现，欧洲、非洲和拉美是这些学者重点关注的区域，他们尤其关注殖民前的制度因素对独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大多将经济发展作为因变量，较少探索历史遗产对具体制度变迁方面的影响。本研究则着重探讨国家历史对土地制度变革的影响。
三、历史遗产与土地改革的理论框架
（一）土地改革的成因
经济学家将土地视为市场中的产权制度，关注土地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North，1983；Lipton，2009），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土地和社会冲突的关系（DeJuan，2017；Boone，2017）。大部分实证研究的学者更关心土地改革造成的影响，而不是土地改革的成因本身（Besley，1995；Gottlieb & Grobovšek，2019；Brosetal.，2019；Bhattacharyaetal，2019）。国内学者对中国以外国家的土地问题的实证研究十分少见①。虽然近年来土地改革逐渐得到更多国外政治学研究者的重视，但也仅有少数政治学者在理论上将土地改革和国家建设问题联系起来。杰弗里·赫布斯特（Jeffery Herbst）、凯瑟琳·布恩（Catherine Boone）和迈克尔·艾伯塔斯（Michael Albertus）是近年出现的研究土地改革与国家建设的代表性学者。他们较早对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成因进行实证研究。
1.殖民统治说。
赫布斯特（Herbst，2000）提出非洲独立之后的土地制度变化和殖民统治经历有关。不同殖民国家对非洲被殖民的国家实行不同统治策略，这种统治策略的差异影响到后来非洲国家的土地制度变迁。具体而言，赫布斯特认为，英国殖民统治对非洲国家传统土地制度的破坏性要比法国统治大得多，因为英国统治者向殖民地派出了更多的欧洲移民，这些白人移民和当地部落抢夺土地，破坏了传统的土地制度，因此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的殖民统治对非洲本土土地制度的破坏程度更大。
2.资源竞争说。
布恩（Boone，2014）认为非洲国家的土地制度的变化是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竞争引发的后果。土地资源是非洲的关键社会资源，绝大部分非洲的经济都严重依赖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土地。1970年之后，非洲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导致大量移民进入农村，从而引发了土地资源的竞争。布恩认为“逆城市化”现象是引发非洲国家社会冲突和土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新来的移民要占领原住民的土地来维持生计，自然会和当地原住民产生冲突，这种冲突进而会改变当地传统的土地制度。
3.精英竞争说。
艾伯塔斯（Albertus，2015）认为土地制度变革与不同政体中的精英分裂有关。艾伯塔斯主要研究的是拉美国家的土地的再分配改革。他认为两个因素对土地再分配改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统治精英联盟的分裂以及政体中对政治权力的制度性约束的缺失。艾伯塔斯通过对拉美国家土改的统计分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政体性质说看到土地改革的过程，强调了精英和国家制度对土地改革作用，并且提出了一个较为精细的理论框架和模型。
但上述解释尚有缺憾。一是忽视了历史因素对土地改革的影响。非洲和拉美国家独立后土地改革的初始制度不同，非洲国家地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历史制度遗产，其主要集中原因在于欧洲殖民对非洲的控制主要在少数城市和首都，当地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结构得到保留。而在拉美，欧洲通过移民（奴隶贸易）彻底摧毁了原住民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二是忽视了国家能力在土地改革中过程中的作用，对土地改革的因果机制语焉不详。不理解国家能力及差异的来源，就很难理解土地改革。三是缺乏系统的数据支持。赫布斯特和布恩主要是描述性研究，艾伯塔斯的数据仅限于拉美国家。
（二）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尝试提出一个解释独立后非洲国家土地改革框架。土地改革集中体现了非洲国家建设中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博弈过程。非洲土地改革的一个大背景是国家建设和土地改革同步进行：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迫切需要通过土地改革来完成国家建设，以实现新生政权对传统精英的权力替代。但由于不同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新生政权拥有土地改革的动机，但不一定具备进行改革所需的能力。因此，土地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力。对于新生的非洲国家，国家能力以及土地政策的执行受到其制度遗产的制约。在非洲可依赖的国家能力资源中，制度遗产中的国家历史就成了一种最可能的来源。
这里的国家历史指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政治集权（political centralization）程度，可以理解为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非洲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集权：有的国家政治集权程度强，有的国家政治集权程度弱（Fortes & Pritchard，1940）。独立后，在那些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强的非洲国家，改革者能够通过既存的制度渠道来进行土地改革的动员，更可能获得土地改革所需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境内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土地改革成功概率增加；反之，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制度遗产，缺乏国家层级的制度渠道，那么，土地改革便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也更容易失败。
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国家能力—土地改革”的因果分析框架。其中，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是核心解释变量，土地改革是因变量，国家能力则是中间变量（图1）。根据理论框架，本文提出两个研究假设：第一，在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强的国家，独立后国家能力较强，传统土地制度改革更可能成功；第二，在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弱的国家，独立后国家能力较弱，传统土地制度改革更可能失败。
图1：理论框架
四、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文实证研究部分采用大样本统计分析法。研究者收集整理了从独立至今48个非洲国家总计103次土地改革的数据，构建了一个非洲土地改革的数据集（1950年到2016年）②。研究者将利用这个数据集来检验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同时，研究者也将实证分析这一因果联系背后的机制。
（一）数据
1.土地改革。
独立后非洲国家土地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传统土地制度。虽然不少非洲经历过欧洲殖民统治，但传统土地制度依然在非洲国家占据主导地位③。传统土地制度是一种类似部落或公社（communal）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土地按血缘和家族关系继承，部落首领拥有对土地资源的管理权限（Meek，1949：10～17）。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试图改变传统土地制度，因为在传统土地制度下，酋长依然享有强大的权力和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既无法通过土地来获取税收等统治资源，也无法控制这些区域。因而，对传统土地制度进行改革是非洲新生政权的优先任务。
本研究对因变量土地改革的数据的测量基于多个文献材料。研究者以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土地所有制中心1998年出版的《非洲国家土地改革志》为主（Bruce，1998），同时配合多个相关材料进行比对（Rae，1970；Bandyopadhyay，1996），并参考了所在国家的土地法或宪法中关于土地制度方面的内容，确保数据的相对准确。非洲国家经历土地改革后，传统土地制度发生显著变化编码为1，未发生变化编码为0，介于两者之间编码为0.5。在48个非洲国家中，约四分之一（25%）国家传统土地制度显著改变，部分改变的国家不足两成（17%），约六成（58%）国家传统土地制度得到保留。
2.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
作为历史遗产的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对非洲国家土地改革的有约束或推动作用。在非洲大部分国家，制度变革并未像其他区域一样频繁。传统制度形态能够延续上千年（Ayittey，2006）。殖民统治一般也只是影响到占国土面积很少的城市区域（Herbst，2000）。这说明制度遗产对非洲发展的影响不能忽视。研究者通过历史上政治实体的行政管辖的制度层级（jurisdictional hierarchy）来测量历史上的国家制度的强度。如果一个政治实体拥有更为密集的制度构建能力，则更有可能在不同的行政层设置政府管理机构，反之，则层级机构越少。
对非洲国家的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测量数据来自于乔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所著的《世界民族志图谱》一书（Murdock，1967）。《世界民族志图谱》根据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类学家的研究和记录，对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描述，其中就包括对其历史制度形态的记录。这些制度形态在非洲国家的独立前已经存在且能对后续的制度建设造成影响。根据《世界民族志图谱》，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变量编码类别如下：不存在行政层级、存在一个制度层级（如小的部落）、存在两个制度层级（小部落和大部落）、存在三个制度层级（小部落、大部落和国家）、存在四个等级（小部落、大部落、国家和较大的国家）。行政层级越多，这意味着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越强。由于《世界民族志图谱》中对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的测量在次国家单元（族群），我们采用经济学家在《世界民族志图谱》基础上整理的国家单元数据（Alesinaetal.，2013），该数据表明非洲不同国家的历史差异明显（见图2）。
如果将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以均值（2.7）为界分为两组：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高于均值记为国家历史强，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赋值低于均值记为国家历史弱。两组国家传统土地制度变革的可能性有明显差异（见图3）。在传统土地制度发生变革的国家中，六成（59.1%）的非洲国家的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都比较强，四成（40.9%）国家的制度形态发育程度比较弱。在传统土地制度未发生变革的国家中，超七成（73.1%）国家的制度形态发育程度比较弱，而属于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强的国家仅占四分之一（26.9%）。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较强的非洲国家，独立之后传统土地制度发生变革的比例为59.1%，要高于国家制度形态发育程度比较弱的非洲国家（40.9%）。
图2：非洲的国家制度形态发育程度
注：数值越大表示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越强
图3：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与传统土地制度
3.国家能力。
探索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非洲国家对传统土地制度进行的变革也很重要。国家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但通过国家能力解释土地改革的实证研究尚少④。本文利用学界通用的“相对政治绩效”（Relative Political Performance）来衡量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该指标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Kugler and Tammen，2012）。本研究采用“相对政治绩效”的攫取能力作为国家能力的测量指标⑤。
4.控制变量。
土地改革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本来就较少，目前尚不存在基准模型。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借鉴已有相关文献的理论贡献，研究者确定了四个基本的控制变量，即初始经济发展水平（195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初始制度（1950年国家制度）、独立至今的时间和国土面积。初始经济条件和初始制度会影响国家在独立后的土地改革中所能依赖的资源，如在经济条件很差的国家，统治者可能没法对土地征收进行物质补偿，因而土地变革的结果会有不同；独立至今的时间可能影响到土地改革的进程，土地改革可能更容易在独立初期进行；国土面积主要是考虑土地改革在地理空间范围上的差异，国土面积大的国家可能比国土面积小的国家更难执行土改政策。
除了上述基准控制变量之外，本文还在模型中置入了可能对土地制度改革影响的其他变量（后者可能干扰到制度遗产和土地改革的因果关系）：殖民统治经历（曾经被英国或法国统治）⑥、沿海国家（距离海岸线的地理距离）和群族分裂度。殖民统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某些非洲国家的传统土地制度；沿海国家更可能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而群族分裂度是非洲研究中的重要变量。控制变量并非越多越好，置入错误的控制变量反而可能影响到实证研究的结果（Ray，2003）。表1为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和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结合收集整理的数据特征，研究者接下来对此进行实证分析。为了便于分析和阐释回归结果，本研究在主要分析模型中采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Logistic Model），即将土地改革编码为：改变和未改变两种结果。除此之外，为了处理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本文对土地改革也进行了替代性测量，即将土地改革编码为：显著改变、部分改变和未改变三种结果形态。以土地改革为因变量的主模型（逻辑斯蒂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其中，β1用来捕捉i国的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对土地改革的影响的系数，β2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系数，ui为残差，β0代表常数项。
五、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和土地改革的实证分析
（一）主要发现
表2汇报了以传统土地制度改革为因变量，以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为自变量的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的结果。其中，模型1为未放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模型，模型2为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影响土地改革结果的基准模型（控制国土面积、初始经济、初始制度和独立时间四个基本变量），模型3为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的稳健性模型。在二分变量模型中，所有模型的结果都在95%的置信区间中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主模型（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系数为1.113，方向为正，表明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和传统土地制度改革呈显著的正相关：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比较强的非洲国家，独立后对传统土地制度进行成功变革的可能性高。模型3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虽然系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膨胀，但并未改变这个基本结果。
表2：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对传统土地制度改革的影响
注：常数项和常数项截点已省略；、、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
土地改革是复杂的历史现象，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非常难测量的变量。部分非洲国家虽然经历了土地改革，但并未留下可供研究者用来编码的详尽数据，这也是本研究不得不采用类型变量的原因。为了缓和可能的测量误差问题，研究者使用定序变量逻辑回归模型（Ordered Logistic）对国家历史和土地改革关系进行了分析。表2的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展示了定序逻辑斯蒂回归的结果。定序逻辑斯蒂回归的结果和二分变量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是一致的。这说明对土地制度结果的测量相对可靠。
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差异对传统土地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影响力？将表2模型2中的逻辑斯蒂系数（1.113）转为胜算对数（oddsratio）是3.04，这表示如果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强度增加一个单位（从0变为1），则土地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增加三倍。图4为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对土地改革的边际效用图示，它显示了不同强度的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对土地改革成败的影响。
图4：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对土地改革的边际效应
注：虚线范围为95%的置信区间
（二）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如何影响土地改革？
对因果机制的挖掘和识别是近些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进展（Mayntz，2004；Tang，2015；唐世平，2018）。比起简单的相关性分析，社会科学家还需要进一步挖掘背后的机制。非洲的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为什么会影响土地改革？研究者在这里主要讨论其中一种可能的因果链条：“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国家能力—土地改革”。此因果链条最初来自于研究者对非洲历史发展的阅读和思考。20世纪40年代，人类学家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非洲历史上存在过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体系⑦。社会科学家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这些制度差异对非洲国家的现代发展的影响至今（Bates，1983：21～58）。在国际学术界，已有大量实证文献讨论历史上的制度形态对后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Gennaioli & Rainer，2006；Nunn，2007；Fenske，2014；Michalopoulos & Papaioannou，2015；Foa，201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洲新生政权百废待兴，并且大部分国家的国家能力是有限的，新生政权需要进行国家建设。然而，大多数新生非洲国家无法构筑新制度和建立新权威，它们就不得不依赖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制度形态来贯彻政策，布恩将此视为非洲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一种制度选择（Boone，2003）。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强的国家比发育程度弱的国家有更多的资源来推行国家政策。国家制度形态发育程度强的国家，独立后国家能力也可能更高。以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为自变量、国家能力为因变量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国家制度形态发育程度强的国家，独立后国家能力也更强（见表3）。图5直观展示非洲国家的国家制度形态发育程度和独立后国家能力之间关系图。
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和独立后的国家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见表3）。研究者以土地改革为因变量、国家能力为自变量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国家能力确实对传统土地制度的改革有显著积极影响（见表3）。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影响土地改革的因果链假设得到确认：（1）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对独立后的土地改革有显著的积极作用；（2）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显著影响独立后的国家能力；（3）国家能力和土地改革呈显著的正相关。
表3：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国家能力与土地改革
注：常数项和常数项截点已省略；、、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模型1到模型3为线性模型取R2；模型4到模型6为定序变量逻辑斯蒂模型模型取Pseudo R2。
图5：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与国家能力
注：阴影为95%的置信区间范围，虚线为回归拟合线。
六、结论
产权制度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只有国家才拥有配置产权的权力，并且国家也试图控制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产权（North，1983、1990、2005）。土地产权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建设成败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土地与国家的关系也是马克思、恩格斯、韦伯、摩尔根和斯考切波等学者思考的重要研究问题。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对产权制度、再分配、经济发展和土地政策等进行了更为精细化的分析。本研究将土地制度改革放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视野下进行分析，探究了独立后非洲国家土地改革成败中一个可能的因果路径。
土地问题是阻碍国家建设、约束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早期欧洲在15世纪到17世纪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频繁的战争和国家间竞争，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得到较为彻底的摧毁，具有现代产权属性的土地制度得以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的大背景下，非洲土地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呈现出与欧洲不一样的特征。与欧美工业化国家不同，土地几乎是非洲国家唯一赖以生存的资源。独立后非洲新生政权缺乏必要的统治资源，因而通过土地改革来巩固权力是非洲国家建设的必然选择。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发起了大规模的针对传统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然而效果迥异。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土地改革解释框架。结合所收集整理的新数据集，通过实证统计分析的方法，检验了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对非洲独立后土地改革的影响。国家能力连接了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和土地改革：国家制度形态发育程度强的非洲国家，独立后国家能力更强，对传统土地制度的改革更可能成功。
由于数据本身的限制，我们尚无法得知土地制度变革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比如说一些国家的土地改革可能因为自然灾害的影响被加速或中断，研究者也无法确认土地改革会因为其他时空上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因果效应（Pierson，2004；郝诗楠、唐世平，2014；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2018）。尽管如此，本研究也为研究土地改革和国家建设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展示了“国家制度形态的发育程度—国家能力—土地改革”因果框架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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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当然也有例外，如沈晓雷（2019）。
②研究样本为48个非洲国家。五个国家由于数据缺失不包括在研究范围内，包括马约特、塞舌尔、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和南苏丹（2011年独立）。因为斯威士兰王国和科摩罗没有经历土地改革，这两个国家也不包括在内。
③根据一份最新的调查数据，传统土地制度占比在所有非洲国家中的平均约为71%（AldenW.L.etal.，2016）。限于篇幅，对文中变量测量、编码和数据来源请参考黄振乾（2020），不再一一列出。
④对印度的研究表明，土地制度和国家能力之间可能存在联系（Lee，2019）。
⑤不同的国家能力可能对不同的社会结果影响不同，限于篇幅，本文仅探讨攫取能力。对不同国家能力和土地改革的影响更为详细的探讨可参考黄振乾（2020）。
⑥非洲进行过殖民的欧洲国家不仅包括英国和法国，还包括葡萄牙、比利时和德国等国。这些国家都对非洲的政治发展有影响，其中，英国和法国是对非洲影响最大的两个主要殖民国家，且大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殖民统治形态。
⑦一种存在政治集权，比如说祖鲁社会（Zulu）；另一种不存在政治集权，比如努尔社会（Nure）（Fortes & Pritchard，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