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产和居住方式的耦合路径与变迁模式——基于中国、印度和欧美地区的比较

作者：喻　琳 马　华  责任编辑：于佳佳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2016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9-09-07  浏览次数： 4105次

【摘　要】农村生产方式、农民居住方式的变革是影响农村社会转型的两个基本变量，二者在时间序列上的耦合路径差异将带来农村社会转型的差异化变迁模式。以生产、居住方式变革为切入点，将世界范围内农村社会转型分为三种：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模式，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通过三种模式的比较分析，发现生产和居住方式同时变革的欧美模式是农村社会转型中较为完整和彻底的；成功的农村社会转型，既要变革农村生产方式，也要转变农民居住方式，二者不可或缺。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入转型需要将两者进行充分的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转型道路。

【关键词】生产方式；居住方式；农村社会转型；三种模式

如果说20世纪是农民革命的世纪^[1]，那么21世纪就是农村现代化的世纪。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快了农村社会转型。2012年李克强总理强调指出：“中国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并要求“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发展新型经营体系和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这说明转变农村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是当前我国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那么，生产、居住方式与农村社会转型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农村社会转型的呢？不同进程的生产和居住方式是否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转型结果呢？

一、农村社会转型的典型模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中明确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研究对象，综合1847年《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第三卷）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指“在特定方式下进行的生产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中介”^[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3]，根据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亚细亚、古代、封建和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并据此将人类社会演变分为五个阶段。可以说，生产方式变革与演进影响着社会形态和社会转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劳动方式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技术过程。^[4]社会转型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

进化论马克思主义者也谈到了生产方式转变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他们认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逐步走向衰落，而是继续进行“自身再生产”^[5]，而它是发展中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变困难的根本原因^[6]。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涉及生产方式的转变，生产方式转变带来社会形态的转变，生产方式变革也必然引起农民居住方式的变革。传统农业在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即由传统村落向城镇化转变过程中，涉及四大支撑：农业产品的支撑、产业延伸的支撑、功能拓展的支撑及生产要素的支撑^[7]；其中最关键的两个节点是农村生产方式与农民居住方式的变革。

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和农业革命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再到1980年的“农村承包到户”改革，每一次变革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依旧没有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关键原因在于农村生产方式变革的滞后性。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农村落后、农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工程。^[8]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的转变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发展的结构转型，而生产方式转变与居住方式转变的时间序列决定了农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笔者以生产、居住方式转变为切入点，分析了生产、居住方式转变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性是如何影响农村社会转型的。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横向或纵向比较各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将世界范围内各国农村社会转型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英美模式，即生产方式与居住方式均已转变；二是印度模式，即先生产方式转变，而居住方式转变滞后；三是中国道路，即或先生产方式转变而居住方式转变滞后、或先居住方式转变而生产方式转变滞后。

二、欧美模式：生产方式、居住方式的同时转变

（一）英国

英国是第一个实现从前工业化到现代世界跳跃式转变的国家。14世纪以前，英国农村生产方式是“家庭生产”，“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9]，实行三、四轮作制^[10]；农民以自然村社为共同体，以家庭为单位散落居住。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在多次农业革命和农业运动的刺激下得以转变，推动了农村向农场农业转型。

1.农村商业的繁荣催生农业革命，导致英国农村传统生产方式转变。

14世纪至15世纪下半叶，英国爆发“领主的农业革命”和“自耕农的农业革命”，打破了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简单再生产方式，开始形成新农业经济实体——家庭农场。自此，农场主和自耕农成为英国农村中两大阶层：自耕农主要种植、出售谷物；农场主主要生产、出售羊毛。自此，以羊毛贸易为核心的农村商业市场在英国农村活跃起来并得以形成，它开启了农村向商业和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进程。农村市场的繁荣使得土地所有权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导致农村土地和土地保有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再把土地和农民联系在一起了。农村土地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自由买卖、自由使用的财产；“如何找到土地进行资本投资的最佳方式”是最大的农业问题。农业的商品化导致庄园领主的地主化，大量土地开始由个人来支配和使用，而不是遵循传统的耕种方法。因此，原有的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方式不断瓦解，自给自足的小农场主或自耕农开始解体，土地逐渐集中化，农村生产开始由粮食生产向羊毛产业转变；小农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宅第，原有的“以家庭为单位散落居住”方式解体，并形成了新的居住方式——农民社区。

2.圈地运动：

以革命暴力彻底变革农村生产方式，由传统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7世纪初“圈地运动”在英国农村社会结构转型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刺激了大地主们更大的利益欲望，资本主义秉持的“运用私有财产实现个人利益不应受到限制”的理念，使大地主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养羊，开始不断侵占那些庄园里的人共同拥有或者开放给大家使用的可耕公地。大地主们通过合法或半合法的手段逐步剥夺了农民在开放公地上耕种的权利，也剥夺了农民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牛群、捡拾柴火的各种权利；而自耕农通过蚕食废物堆积地、共同拥有的土地、邻居的土地以及那些忽视了保护自己权利的地主的土地，通过达成共同的协议来进行，将大家的土地整合在一起，渴望突破传统农业的常规做法，尝试全新的农业技术以提高效益。^[11]由此带来农村社会两种流向：向上流动为士绅阶层，向下流动为贫农；残酷的圈地运动加速了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以及农业技术的改善，进一步加强了对小土地所有者和小佃农的淘汰，资本主义大农场迅速发展，使英国农业的基本生产力不是农民，而是农业工人。^[12]“圈地运动”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在英国农村建立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开始转变为大规模耕种、羊毛产业化生产，传统的小农场经营、自耕自种的家庭耕种彻底瓦解。

3.农民进城：

农业产业化、公地制消失、失地农民进城谋生，开启了农民居住方式变革进程。到1765年，在工业化发展迅猛的区域，村庄农民拥有的土地中有70%被圈走了，只有30%的家庭仍然拥有土地，村庄里剩下的都是没有土地的劳动力、缝制工和小商贩。^[12]1832年“圈地运动”基本停止，“在英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农业产业变得越来越庞大，且越来越多地开始遵循商业化的运作规律，这一切最终摧毁了中世纪以来形成的农民社区”^[13]。公地制的消失使英国农村失地贫农人数急剧上升，迫于生计，很多地位低下的农村底层人群沦为不断壮大的农村劳动力，或沦为“圈地运动”中的农场工人，或沦为机械操作工人，或逃往城镇沦为工人阶级，那些年轻人、未婚者或乡村手工业者背井离乡，进城成为工厂雇工，传统的乡村生活向现代的城镇居住生活转变。圈地运动与工业化的同时兴起极大地增强了大地主阶层的势力，摧毁了英国农民阶层的根基，摧毁了传统的乡村生活，农民进城务工并居住在城镇里。

到18世纪初，英国农业结构转变为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1870年，农村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工业化；1902年，英国农村开始发展农业组织协会，至2002年全国有4370家农业合作社。^[14]英国农业革命和“圈地运动”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变革了农村生产方式的同时将农民逼进城，生产方式的机械化、农场化和产业化，居住方式的城镇化，共同导致了英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彻底完全与“和平”转轨。

（二）美国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大数量的农民阶层，南方是种植园式的农场农业^[15]，北方是工业资本主义工厂。从一开始，美国的农业商品化就占据了重要地位并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南方的种植园经济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以传统手工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以庄园式居住为居住方式。种植棉花的南方社会与迅速工业化的东北社会^[16]不同的社会形态导致美国农业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一直存在着长期的拉锯战，同英国一样，美国也以暴力革命（美国内战）实现了农村社会转型。

1.内战之前：

南北关于奴隶制、关税的争论，开启农村大农场式奴隶化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转变的进程。美国南方实行种植园经济，生产方式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大农场手工耕种模式；而北方走的则是工业资本主义道路。奴隶制和实行自由劳动工资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冲突。一是关税之争：北方工厂销售商品，要求提高关税，禁止国外商品进入本土市场；而南方种植园出口棉花，要求降低关税，更多地出口棉花。二是奴隶制之争，这本身起因于关税经济之争，是一种自由劳动力之争。1840年美国推行的“西进运动”导致大部分劳动力前往西部置地从事农业生产，南方种植园主担心劳动力流失会影响经济收入，由于1857年经济恐慌导致棉花价格下降，加重了南方种植园内心压力，由于劳动力的短缺，致使蓄奴成本渐增，而此后的棉花价格上升速度远远低于蓄奴成本增长速度。这进一步导致南方种植园经济的两种转变：一是由于奴隶还不能合法专卖，那些拥有大量奴隶的农场主寄希望于重启“奴隶贸易”制；一是大种植园主开始寻求新的耕作方式，利用效率更高的机械操作，提高棉花产量。后者在南北之争中开启了传统的大庄园式奴隶化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转变的进程，但是速度是缓慢的，这种新生产方式的转变受到南方依旧存在的奴隶制的制约。

2.内战之中：

劳动力之短缺进一步提升南方农村生产方式变革的速度与渴望。“道德问题源于经济方面的差异”，奴隶制作为一个道德问题使南北双方情势愈演愈烈，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861年内战的爆发。内战期间，南方大批奴隶、青年参军进一步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急剧短缺，种植园急需寻求一种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的生产方式；而北方工厂此时也由于战争带来工业商品消费速度和数量的下降，过剩的工业品急需寻求新的消费市场。战争在南北之间造就了一种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线，农场主们竞相使用新的农机具来扩大生产，加速了农业半机械化的进程，为战后恢复生产及农业机械化进程积累了基础。^[17]由此，北方的大机器（如蒸汽轮船、棉纺织机械、农业机械等）开始进入南方农村，南方种植园经济制度开始走向衰亡，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南方农村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以机械代替奴隶，以农业工业资本主义代替传统农业资本主义，大面积的机械化操作、规模化运作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改变了南方单一种植模式。

3.内战之后：

农村生产方式彻底走上了工业化、机械化道路，奴隶成为新自由民，流向北方工厂、城市，居住方式由庄园式居住变为城镇居住。“美国内战”中最大的胜利是人们取得了自由这一政治上的胜利，推翻奴隶制是美国农村社会结构转型中决定性的一步。美国以暴力革命彻底斩断了奴隶制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彻底变革南方种植区以奴隶为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活跃起来，奴隶们进入北方工厂或城市务工，南方那种原有的小农场主经济开始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彻底转变为工业化、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内战推动了工业革命飞速发展，而且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以资本主义条件下最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小农经营的土地问题，开启了‘美国式’的农业革命道路。”^[18]残酷而又暴力的“内战”打破了旧有农业生产方式，使居住地点趋于流动化，改变了奴隶们的居住方式，又反过来刺激了更高级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内战结束后农场经济中农业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美国农场工人急剧攀升，1870年有农场工人800万，到1940年有农场工人1100万，^[19]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农民居住的城镇化。

三、印度模式：生产方式转变、居住方式未变

长期以来，印度农民以村社为基本生活单位，种姓组织是印度乡村社区基本组织单元，也是基本耕作单位；在印度广大区域内，土地数量相对富足，但耕作状况比较糟糕，耕种方式与中国和日本的花园式耕作方式相反，印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耕作方式：不预先在土地上做准备，而是把大量种子撒在干涸的土地上，收成取决于每年雨季的雨水量；印度农民也没有缓解干旱危险而在灌溉技术上努力的传统，生产方式呈现出“与天赌博”的态势。印度农村社会转型依赖于在外来强制压力和自主农业改革两种方式，其中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小农生产转变为大农业生产，但农民居住方式依然是村社式散落居住，未得到转变，导致印度农村社会的城镇化、产业化和社区化进程处于停滞状态。

1.外力压制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完全变革：英国入侵，外来压力强迫传统小农生产转变为小规模生产（1750—194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进行的资源掠夺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印度农村社会结构，一是带来了和平和财产权，摧毁了以种姓为基础的家长制；二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尤其是大量的纺织品，逐渐渗透到印度绝大部分乡村地区，摧毁了农村作坊式手工业，一定程度上使印度原有的小农生产方式趋于解体，家产制经营方式趋于瓦解。1857—1947年在镇压了印度反英暴动之后，英国在印度推行了一系列法律和秩序，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商品化、农村交易市场化。那些借贷者、无法维持生计者卖出土地，沦为农业劳工，由此高利贷者手中就拥有了大规模的土地，但是这些耕种单位并没有合并，农业耕种技术和生产方式也没有发生变革，唯一发生变革的就是大量劳工以打工为生，小农经营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半种植园形式的生产方式，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区域解体，农业技术和方法依然很落后。农村社会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逆转：由小农占多数的社会转变为无产阶层农业劳工占多数的乡村社会；原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向小规模的种植园、小型作坊转变。

2.内力驱动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完全变革：政府自上而下式改革引导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产业化（1947年之后）。获得民族独立后的印度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7—1965年全面发展阶段，重点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和乡村发展计划等措施，实现增加农业生产的目的。该阶段主要生产方式是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产量。第二阶段是1965年后的特定战略阶段（“绿色革命”阶段），重点以推广高产良种为核心，辅以水利、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及其他现代农业技术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增加农产品的商品率。^[20]第一阶段农业改革彻底将殖民地时期印度半种植园生产方式转变为大面积、大规模的生产方式，而“绿色革命”是农业科技革命，至1976—1977年，印度农业现代投入已占农业总产值的10.84%，标志着农业现代化的开端。自上而下式的农业改革彻底斩断了传统的小农经营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化和产业化。

3.政策引导农民进城：政府引导下社区化的失败局面。在进行农业改革和农业产业化中，印度政府也注意到了农民社区化的问题。1952年，印度开始推行“社区发展计划”，到1956年该计划覆盖到25%的人口，到1959年覆盖了乡村居民中大约61%的人口。它旨在引导农民进城居住、社区化居住，变革传统乡村社会那种散落居住的方式，但是农业生产的产业化与城市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商业化并不同步，农民进城无法就业，只能在农村以农业劳工为职业。该计划的目的是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但并不是更高的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更好的道路和房屋、更多学校和卫生所；计划实施7年后，并没有看到任何改变的迹象，印度粮食产量中75%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市场。^[21]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民主式的“民众运动”并没有改变印度农村的生活面貌，农民依然以家庭为单位散落居住，大型农业产业化并没有带来农民的外向流动和居住的社区化。可以说，政府主导的社区化远远没有由市场和产业驱动的社区化效果好，外力驱动的农民居住方式的社区化必然失败。

四、中国模式：生产方式、居住方式的混合变迁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道路存在两种基本路径。一是经验模式：生产方式先变、居住方式后边，这种路径遵循着“自下而上的地方实践”路线，地方充分发挥了创造性和能动性；二是普遍模式：生产方式不变，居住方式转变，这种路径遵循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路线，政府部门是农村社会改革与转型的推动者。

1.集体经济崛起的“东平模式”：生产方式先变、居住方式后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60条”一年来，各个地方以不同的形式落实改革方案，本研究以“集体经济崛起的‘东平模式’”^（1）为案例来研究农村生产方式、居住方式是如何影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东平县是中国北方农业大县，与传统的自给自足家产制有所区别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土地包产到户”之后，虽然在农业生产中注入了些许现代农业元素，如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但农业生产一直以户为单位，采取小农经营的生产方式；农民居住也以围绕土地采取庭院式散落居住为主。

东平县积极响应中央关于改革的政策思路，县政府统筹规划，以土地为核心，创新合作载体；以市场为基础，实现现代化经营；以民主为保障，维护农民平等权益，引导全县有条件的村庄积极探索集体经济。自2012年以来农业生产走上了一条“合”的道路——注册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采取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等原则，积极融入市场，规模化经营、产业化运作，结合现代农业技术，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业产业，如西沟流村的宝泉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樱桃产业、孟庄发展瓜果产业、瑰青大面积种植玫瑰及安村发展粉皮加工业等。截至2014年5月，全县共有土地股份合作社200余家，大多数村庄都成立合作社。在政府部门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响应的方式下，合作制集体经济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引进外来资本、企业等发展农村产业，打破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转变以往“种植粮食作物、自耕自收、生产落后”的小农化生产方式，走上了一条“合作化、集体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农业生产之路。

由于合作社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多余的农村劳动力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常年进城务工。居住方式由传统的“逐地而居”慢慢转变为“逐务工地而居”。而且东平县很多合作社发展较好的村庄已经开启了“农村社区建设”的进程，农民居住方式的社区化、楼栋化将取代以往的“散落而居”。农业产业化，而不是政府政策，推动的农民社区化已经在东平县悄然产生，这种“生产方式先产业化、产业化再推动社区化”的变革之路也将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典型模式。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2）：居住方式转变、生产方式未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在各地表现形式大同小异，即将农民从山上搬下来、将农民从村里搬进城镇，转变那种分散的居住方式，某一村或很多村聚集起来集中居住，或住进现代化的城市小区，或住进新型农村社区，如河南辉县等地农民社区、南漳县肖堰农村社区、远安县马渡河村民小区等。“居住方式转变、生产方式不变”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普遍特点。

在调研中发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表现出“一变三不变”的特点。“一变”指新型农村社区改变了农民的居住方式，原来传统的以“户”、“家庭”或“邻”为单位的居住方式被打破，农民开始住进楼房，呈现大聚居的特点。“三不变”包括：第一，农村生产方式并没有转变，“农民扛起锄头下地，放下锄头进楼”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模式依旧存在，新型社区只是拉远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横向距离；第二，新型农村社区的管理体制延续了原来村委会管理体制。另外，“双轨并行”管理体制（村民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同时运行）也成为新社区的普遍现象；第三，农民户籍与思维没有转变。由于户籍制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滞后，住进新社区的农民依旧是农民，小农化思维依旧延续着。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在政府部门的政策推动下，在形式上的农民社区化，但是农村产业化并没实现。这种不以产业化和市场经济推动的农村社会转型也必然是不彻底的。

五、结论

英美、印度、中国等三种模式是农村社会转型中三种基本类型。由于动力机制、转变方式、历史环境及文化传统的差异，造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转变方式，由此也带来三种不同的结果。如下表所示，据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农村社会转型中三种模式比较

第一，生产和居住方式转变是农村社会转型中两大关键点。从三种模式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以农业资本主义的刺激为起点的转型，还是以外来入侵势力的刺激为开端的转型，抑或是政府引导下的农民社区建设，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农民居住方式的改变，是农村社会转型中的两大关键点。任何农村社会的转型都涉及这两大变革，它们是影响农村社会转型过程的内在因素，也是衡量农村社会转型成功的重要指标。

第二，生产和居住方式同时转变的农村社会转型比较完全和彻底。英美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是农村生产方式和农民居住方式同时变革，最明显结果是农村社会转型较为完全和彻底。生产方式的转变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产业化进而促使贫民或过剩劳动力进城务工，居住方式得以变革。而印度在农村社会转型中，生产、居住方式的变革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较大，正是这一差异导致印度农村社会转型的不完全。

第三，生产和居住方式变革是一个痛苦的长期过程。在英美模式中，生产和居住方式变化的推动力均是残酷的暴力革命。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历时200余年；美国通过“南北战争”，历时100余年；印度通过“非暴力抵抗”独立运动，历时200余年。因此，农村社会转型中生产和居住方式的变革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阵痛期。

第四，生产方式变革的直接结果是农业生产的产业化，产业化并不必然引起农民居住方式的变革，必须有一个刺激因素，或由暴力革命彻底斩断与新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旧居住方式，如英美；或是自下而上内生一种外向社会流动温和而缓慢地产生一种适应新生产方式的居住方式，如中国的“东平模式”。

第五，市场在农村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作用。农村生产方式变革结果是农村产业化，产业化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市场才能具备发展的活力，也只有内部的高度市场化才能进一步推进产业化的升级，外部高度的市场化才能容纳来自农村社会的大量劳动力，印度就是因为外部市场化的低水平导致农村劳工进程无法生存，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工人的职业，直接影响了农民居住方式的社区化和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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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2：406。

注释：

1、2014年11月18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等国内知名机构在北京举行首届“中国地方改革创新”新闻发布会暨“全面深化改革”地方经验报告会，会上提交了四种先进地方经验：海沧互动共治的自治模式、集体经济崛起的“东平模式”、“巴东奇迹”之技术治理、蕉岭“三位一体”农村综合改革。

2、由于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正在实施阶段，本文根据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的情况，从整体层面概括生产、居住方式在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