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

作者：郝国强　周玮杰  责任编辑：张　璐  信息来源：《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9年第04期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 7350次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农村传统文化具有教化民风、凝聚人心、彰显地方与民族特色、推动经济发展等重要意义,但面临着村庄衰落、传承主体断裂与消融、过度开发带来的民俗趋同化发展等问题。对此,可通过立足乡村、多元传承,重建乡土文化价值教育机制,借助互联网技术等路径来实现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乡村振兴；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农村传统文化经历了冲突、改造、整合等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以研究乡村为主导的乡村人类学在中国出现，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由此产生。严格意义上说，葛学溥是最早以田野调查方法对中国乡村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于1918-1923年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田野调查，并于1925年出版了《华南农村生活》[1]。随后，不断有学者深入到中国乡村进行调查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2]，该书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剖析了乡土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因和存在的问题。这一时期关于农村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剖析传统农村文化的特质。比如，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无讼”社会，其秩序的维持依赖于“礼治”，国家权力的强化不可避免会导致基层社会的衰败；梁漱溟在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后得出中国农村是伦理本位的结论，认为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依赖于伦理文化和社会礼俗，而不是依靠法律法规，只有通过重建乡村伦理文化，恢复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中国农村才能走出落后愚昧的困境。

第二，研究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文化互动，主要有三类：第一类重点关注文化权力阶层与各时期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如张鸣认为清末废除科举造成士族阶层的陨落，联结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文化权力阶层被粉碎，进而导致农村传统文化秩序的瓦解[3]；第二类主要研究农村传统文化在国家与乡村的互动中发挥的作用，如黄宗智立足于“国家—社会”视角，详细描述了在20世纪前半叶随着国家政权的不断渗入，中国农村社会产生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村庄文化样态[4]；第三类以杜赞奇为代表，其立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分析国家权力与乡村权力相互关系的演变，他提出“国家政权内卷化”与“文化的权力网络”这两个核心概念，通过这两个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渗透扩张的过程，认为这一时期造成国家政权在乡村丧失合法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宗族礼法、宗教信仰等乡村文化网络的不妥处理[5]。

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秩序发生巨大变化，农村传统文化也随之产生新变化，主要表现为农村家族文化、宗族文化的复兴与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衰落。对于农村宗族文化复兴的利弊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谢维扬[6]为代表的学者们从农村现代化建设角度出发，认为宗族文化是农村封建文化的残留，是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应当摒弃；以杨平[7]、贺雪峰[8]等为代表的学者从农民的现实需求角度出发，认为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历史文化方面来看，宗族文化在农村社会中依然重要，发挥着团结村民、组织生产、社交礼仪等功能，对维系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正面效果；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李祖佩[9]从文化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角度出发，主张立足于“中农”阶层，由他们来引领农村文化建设，使农村文化能够真正地被广大农民接受和认同；吴淼[10]从农民主体性出发，认为国家与政府必须承认农民的主体地位，在由农民担当农村文化的创造者与评价者的基础上，尊重乡土文化的民族性、本土性与差异性，如此才能建设好农村文化。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还少有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探讨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问题。本文意在剖析目前乡村文化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和对策。随着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的实施，乡村社会和农村文化势必迎来新的发展，如何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振兴乡土文化，建设现代化农村，是当前应该重点关注的主题。

二、农村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意义

乡村是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与城镇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农村传统文化是在广大农民物质生产与精神追求的过程中孕育而生的，它普遍依附于乡村日常生活中，是乡村社会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的统称，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能够具体反映某一民族或是某一地区人民的心理活动与意识需求。中国农村传统文化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代表，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国家的主流文化，它不仅肩负着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还承担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重任。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化民风，是建设和谐乡村的基础

本尼迪克特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从出生时起，他所生活的社区传承下来的社交礼仪、风俗习惯、社会准则就在影响着他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11]。在我国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农村传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是无论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它都蕴藏着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自然观、善恶观等元素，是村民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如果说法律法规是用强硬的暴力机制来约束与规范人们的行为，那么农村传统文化则是以柔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村民们通过民间信仰、宗族制度、戏剧表演等各种形式，对某种行为方式给予肯定，将其设定为一种标准化的行为准则并代代相传，达到教化民风的作用，例如传统戏剧中弘扬孝道的“四郎探母”“孝义节”“钓金龟”等。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农村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封建陋习，只有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它在现代社会中更具“正能量”，才能最终建成生态环保、乡风文明、民风淳朴的现代化农村。

（二）凝聚人心，是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

农村传统文化作为地区群众自觉遵守的习俗与规则，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迁，但在团结民众、凝聚人心、提升信心方面一直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遵循着相同传统文化的民众之间很容易建立起共同的心理素质并形成强烈的心理认同与文化认同，由此产生民族凝聚力，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之一。民俗标识是凝聚力的核心所在，通过节日活动、民间信仰仪式、传统建筑、艺术表演等形式来加强民众间的交往，例如壮族“三月三”、苗族“打同年”、侗族“大歌”等传统节日都起到了团结成员、凝聚人心的作用。

（三）彰显特色，是地方文化、民族特色的重要符号

农村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内生性、本土性和艺术性，是地方文化与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民族节日、生产方式以及民居建筑等都彰显了该地区、该民族的文化特色。以我国不同民族的传统民居为例，由于各民族的生活环境、生产活动与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因此他们的建筑理念也都各具特色，在建筑选址、选材、造型、工艺等方面都能反映出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民族特色，如苗、瑶、壮、侗等山地民族的干栏式建筑等。

（四）推动发展，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文化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乡村建设不但要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要保障农民的精神需求。我们绝对不能单纯地强调乡村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要把文化作为乡村振兴的动力来看待，如果乡村振兴缺失了文化振兴，就缺失了动力支撑。乡村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它孕育出民间信仰、社交礼仪、行为模式、道德规范等文化因子，形成了一个蕴含着人类智慧的文化系统。因此，脱离农村传统文化去谈乡村振兴是不切实际的，在乡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当地的社会传统，要以尊重乡村的民俗、历史与文化为根本，将历史文化与现代建设相结合，让优秀的农村传统文化与乡村建设交汇、融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农村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民俗风情、民族服饰、传统建筑、民间信仰、自然环境、饮食习惯等都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与民族特色，对于看惯了高楼大厦、车马喧嚣的城市居民来说，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这些文化资源如果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起来，通过科学的规划引导，就能够形成有规模的民俗产业，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提升农村经济收入和农村脱贫攻坚工作作出贡献。

三、农村传统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

农村传统文化是一种既有特色又充满活力的文化资源，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传统文化获得新的动力与活力，一方面展现出勃勃生机，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新的困境与挑战。

（一）村庄的衰落

村庄是传统农村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形成的自治共同体，这个自治共同体通过宗族礼法、社会准则、道德伦理等维系着村庄的秩序[12]。村庄是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但随着城镇化的飞速发展以及城乡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传统自然村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传统民居等被现代建筑取代，宗祠、寺庙、节日活动等农村传统文化迅速消亡，加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市流动，许多村庄逐渐空心化，甚至面临消亡。村庄的衰落，依附于村庄而生存的宗族、民俗、民间信仰等农村传统文化自然也就面临着生存的困境。

（二）文化传承主体的断层与消融

农村人口的流失，是造成农村传统文化传承出现断裂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随着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加大，农村愈加“落后”，而城市的“高端”生活与文化通过网络、电视等各种渠道传入农村，吸引着农村人口的不断流入；另一方面，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村成了城市建设的劳动力储备基地。在大多数农民工眼中，脱贫等于脱离农村，只要有机会，他们都会选择留在城镇生活。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脱贫目标，也以政策扶持、低价住房等各种方式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是广大农民，主要通过代际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农村人口的流失，不仅加剧了村庄的衰落，还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代际传承机制，“传承链”出现裂痕，一旦这条“传承链”断裂，那么农村传统文化就岌岌可危了。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人保护方面还存在忽视传承人培养以及认定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13]。

（三）过度开发带来的系列问题

为了发展农村经济，吸引更多力量参与到保护和发展农村传统文化中来，许多地方政府对当地的农村传统文化进行了商业化开发，开发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民俗旅游，其中又可分为民俗（生态）博物馆与民俗文化村。民俗（生态）博物馆是建立固定的场所，以影像、雕塑、实物等形式展示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村则是以传统村落建筑为主体，以节日活动、戏曲庙会等民俗活动为招牌，吸引游客前来观赏并参与其中的综合体验式旅游。另一种是以手工技艺制造产品如刺绣、剪纸、雕塑等为主的民俗特色产业。

这样的商业开发虽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关注，但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由于宏观失控、产业结构失调、政令不一、无序竞争等原因，宰客、黄赌毒、群众冲突等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件不仅使得其形象遭到破坏，地方口碑一落千丈，还会导致外地游客对当地民族文化、风俗传统产生片面的认知，甚至是反感。除此之外，最令人担忧的是旅游开发使得传统民俗文化有趋同化发展的趋势，在商业利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投资者更愿意选择一些利润回报丰厚而投入较少的旅游产品，导致游客在不同地区不同村落，看到的却是非常相似的民俗文化产品。在民俗文化村中，我们不难发现民俗文化被现代舞台所包裹，民俗文化的主体不是村民，而是舞台表演者，使民俗文化失去了“泥土味”，更有甚者，一些地区为了吸引游客，不惜胡编乱造出本不存在的民俗，这些虚假民俗的乱入会给真民俗带来巨大的冲击，长此以往，真民俗可能会被假民俗替代，这种情景一旦发生，对于该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都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四、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在提到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时指出：“要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这句话是乡村振兴战略中针对农村传统文化建设的纲要性表述，王廷信教授认为：“如果借助乡村振兴的东风，把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体系的建构问题纳入其中，则会从根本上解决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问题，也将会借助广大的乡村空间大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建设，让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国人文化自信的立足点。”[14]

（一）立足乡村，多元传承

农民群体是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乡村，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改变以往政府一手主导的现象，推动以农民为主力军、多元参与治理的发展模式，真正实现广大农民的文化发展权利。但是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在绝大多数农民的观念中，农村等于落后，脱贫等于脱离农村，父母不辞辛劳送儿女上学是为了他们能够走出农村，脱离贫穷；新生代农民工努力奋斗只为能够在城市定居，不用再回到落后的农村生活。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局势短期内无法扭转，“传承链”的裂痕也难以修复，而许多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人、手工艺者、民间艺术表演者都已年过半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看，目前普遍存在保护意识淡薄、保护工作碎片化和竞争力弱化等问题，亟待通过多元传承和多方参与的方式共同解决[15]。

国家已认识到培养文化传承人的重要性，为了帮助非遗传承人群体增强民族信心、提升文化自信和提高工艺技能，文化部与教育部推出了“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由自治区政府牵头，各级地方非遗办、文化馆等相关单位负责宣传招生，在广西民族大学、广西科技大学等高校开设各类非遗培训班，通过“理论 实践”的授课方式，帮助学员们了解和学习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从后期的回访情况来看，“研培计划”进展顺利，效果显著，学员们在经过培训后不仅强化了技艺，还增强了文化自信，许多人在培训后都自发地投入到向大众普及非遗知识的事业中去，在乡村中掀起了一阵学习“非遗文化”的小浪潮。这项培训计划作用明显，意义深远，尚有许多潜力待挖掘。因此，国家应该继续实施并完善该计划，遵循“因地制宜”的准则在更多地区开设培训班，让更多阶层的群众认识和学习到优秀的传统文化。

除了非遗传承人群，普通高校大学生也是潜在的传承对象。以广西民族大学“非遗学堂”为例，学校邀请各地非遗传承人进入课堂，以传道授业的方式，展示民族传统手工艺，学生们以传承人的身份进行学习，课程结束后还可以获得结业证书。在这授艺与学习的过程中，一方面无形中提升了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增强了他们对传统技艺的信心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在校大学生通过“非遗学堂”不仅了解到更多的农村传统文化，还获得了“学习者”“继承者”的身份，结业证书即是对他们学习和身份的认可，大大提高了他们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兴趣，这无疑是为振兴与传承农村传统文化埋下了火种。

（二）建立人才培养机制

1．培养文化农民，鼓励民俗创作

从整体上看，虽然农村人口持续外流，农村文化发展滞后，但是民间传统艺术在社会上仍然拥有大量的“粉丝”，例如相声、杂技、剪纸等，掌握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数量虽然变少但其依然活跃在乡土间。农村传统文化的振兴与传承离不开这些“有文化、知农村”的文化农民。因此，在振兴农村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积极培育农民的文化自觉，以“文化农民”为立足点，带动广大农民完成“文化觉醒”，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发挥“文化农民”的领头羊作用，“形成以‘文化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意网络体系”[16]。此外，还要建立健康完善、覆盖面广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广大农民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并且要建立安全可靠的乡土人才数据库，保障广大农民的知识产权。最后，文化站、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要更加“接地气”地服务农民，以贴近乡土生活的方式进行宣传，让农民感受到这些硬件设施与自己的紧密联系，引导农民认识到农村传统文化的价值，推动更多农民投入到振兴与传承乡土文化的事业中去。

2．培养专业性人才，建构理论体系

要实现振兴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否则很容易走歪路，不仅没能振兴文化，反而造成破坏。因此我们要重视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引导他们向乡村振兴领域进行研究，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有利于挖掘出深藏在农村传统文化背后的社会结构、文化因子、文化价值，进而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理论体系，为农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提供政策咨询，出谋划策，这样就可以最大可能地避免出现不良现象和负面影响。除此之外，还应对地方文化工作者进行业务培训，强化基层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提升工作效率。因此，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应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加强硕博层次人才的培养，开设专门的学科专业。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领域，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在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的主持下，一些学者展开了对广西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研究，如董迎春的《广西少数民族杂技的保护与传承研究》、郑慧的《广西传统村落建设中的瑶族文化保护和利用》、蒙兰蕊的《“非遗”语境下壮族霜降节歌圩的传承与发展》，等等。这些文化振兴项目的稳步推行，有利于乡村振兴与传承理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体系的建设，进而推动农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开发。

（三）重建乡土文化价值教育机制

乡村学校在培育乡土文化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是教书育人的机构，而且是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空间，发挥着传承乡土文化的功能。乡村教育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推动乡村文明建设的动力保障，但是在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与“教育城市化”的作用下，乡村学校从教育内容到教育目标都有着严重的城市化倾向。为了能够提高升学率，让农村学子享受到资源更好的城市教育，乡村学校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方面更多向城市靠拢，向农村学子传输的也是城市生活的价值取向，加上乡村教师的“逃离”，乡土文化教育机制面临着缺失甚至崩溃的困境。

因此，我们首先要打破“农村等于落后”的观念壁垒，重新树立乡村教师、学生以及家长对农村传统文化价值的认知，坚定不移地贯彻“非遗进校园”政策，通过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校园广播、文化墙等方式营造浓厚的乡土氛围，增强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其次，要改善乡村教学环境，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组建具有乡土情怀的教师队伍，在教师的以身作则和潜移默化下，培养学生对乡土文化的继承意愿。最后，要开发出与乡土文化相适应的教材，让乡土文化进入课堂。国家已经明确提出地方相关部门可以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当地的教材，有了政策支持，乡村教师、专家以及地方相关部门应该通力合作，在教材内容上突出地方特色，充分挖掘本土人文资源，将农村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相融合，“既要立足于本土，又要关注主流文化中与时俱进的价值观念”[17]。此外，还应该在诸如少年宫之类的教育机构开设民族工艺兴趣班，邀请非遗传承人担任授课教师，将刺绣、织锦、舞蹈等民族传统技艺作为一种兴趣爱好传授给孩子们，从小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让民族文化在他们心中落地生根。

（四）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农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农村传统文化发展的纲领性提法。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活与互联网息息相关，任何新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互联网技术，农村传统文化想要得到创新性发展，也必须要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以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传播速度更加便捷迅速，QQ、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兴起为网络传播找到了一条捷径。新媒体是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开发与应用是把个人传播行为上升到一定水平的体现，意味着个人可以更加方便、更加自由地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发布和传播活动中去[18]，这使得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传播内容更接地气。例如，传统大众媒体通过录制拍摄《舌尖上的中国》《向往的生活》这些节目，向城市居民宣传乡村生活的美好，引导他们对农村美食与生活的关注，激发了他们对乡村文化的兴趣；新兴的自媒体用户通过各种平台，以短视频、微电影、直播等方式，与其他网友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或旅游经历，例如快手红人“三炮哥”，以微电影、短视频的方式在快手平台上发布非主流系列短片，这些短片以广西壮族农村生活为背景，通过搞怪的方式，向观众呈现了崇尚“非主流”的农村青年，不仅引起众多90后对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与共鸣，也激起了他们藏在心底的乡土情怀。如今，在“三炮哥”等“留守青年”的影响下，放弃外出打工、返乡拍段子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对于农村人口持续流失现象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势头。

淘宝、京东、苏宁等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兴盛，也带动了农村传统手工艺的发展，由于传统电商平台已经趋于稳定，各个企业开始摸索如何开发尚有巨大潜力待挖掘的农村市场。例如近年来不断涌现的中国农村电商如西望紫砂壶村、言里服装村、三河口家纺村等，这些农村借助互联网工具，对当地的特色商品的生产、流通、营销各环节进行升级，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收入，还带动了民族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关资料显示，2015年西望村紫砂产业年产值达1.6亿多元，其中电子商务占比1/3，全村3000多人80%以上从事紫砂手工业生产，且有300多人获得工艺职称，其中有60多人是中高级职称。

随着国家支持农村电商的政策不断推出，各地政府也依托于本地优势资源，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政府以壮族传统“三月三”歌节为依托，联合商家推出“壮族三月三”电商节，增强了广西特色农产品的影响力，推动它们从广西向全国发展，许多农产品都被打造为地方名片，例如横县茉莉花、钦州海鸭蛋、武鸣沃柑等。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农村传统工艺与地方特色农产品，通过依托乡村振兴浪潮，借助互联网技术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电商 产业”的发展新模式逐渐形成。但如何赋予农产品文化价值；如何保障产品的特色，防止产品趋同化；如何将农村传统文化融入产业中，互相促进传承发展，仍然是接下来应该优先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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