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寨旅游再生产中的主体凝视——以贵州铜仁寨沙侗寨十年旅游发展为例

作者：代改珍  责任编辑：周　洁  信息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9-07-13  浏览次数： 2855次

【摘　要】“凝视”是分析社会再生产中权力作用和权力关系的重要理论视角，从1990年厄里提出“游客凝视”至今的30年里，学者们在旅游凝视的主体多元性、过程多向性、对象多层性、结果动态性等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讨。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发展中，多主体的权力关系及其权力叙事过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体现着多元主体在特定时期与场域当中的对抗、协商、合作，以及其权力叙事的流动性。本文通过对贵州铜仁江口县寨沙侗寨十年旅游发展历程的梳理，重点关注村寨旅游再生产中的主体及其权力叙事，阐释了多元的交互凝视特征，特别点明“流动性”系交互凝视的基本属性。同时，文章发现了在政府、村民、游客、规划者、媒体等显性直接主体之外，还有政策、周边项目、发展环境等构成的“周边凝视”，对旅游再生产发生着间接但同样重要的影响。如何在旅游再生产中构建一个良性的主体权力共同体，将是促进旅游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民族村寨；旅游再生产；权力叙事；交互凝视；周边凝视；流动性

对于民族村寨来说，旅游从无到有，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再到自主构建，是一种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是以旅游发展为导向的村寨土地、空间、生态、建筑、景观、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复合性生产。民族村寨的旅游再生产，是指以发展旅游业、获取经济收益、促进村寨现代化发展为目的，由特定的多元主体进行的村寨再生产。一直以来，民族村寨旅游中的再生产都是旅游人类学者关注的重点，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发展中的文化呈现、文化的本真性、目的地文化变迁、目的地社区关系、生产过程中的主体研究等。本文将田野作业和理论阐释的立足点放在旅游再生产中的主体及其权力叙事研究，“旅游凝视”是很好的理论视角。

一、旅游再生产中的“凝视”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凝视”（gaze）的概念，作为一种目光投射，是主体施予客体的作用力，象征着一种权力关系，不仅是一种压制，也是一种生产。1990年，厄里提出“游客凝视”（tourist gaze）[1]，指游客通过“凝视”旅游地的人、物和事项去体验，完成旅游“朝圣”的“人生仪礼”，同时，“凝视”也是一种权利，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刘丹萍认为“游客凝视”其实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它不仅仅指“观看”这一动作，而是将旅游欲求、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融合并抽象化的结果，代表了游客对地方的一种作用力[2]。Maoz基于游客凝视理论，提出“东道主凝视”（the local gaze），并进一步提出“双向凝视”（mutual gaze）[3]。吴茂英认为“旅游凝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多利益主体参与互动，并不是单向的“游客凝视”，还应包括“当地人凝视”、“专家凝视”、“游客间凝视”、“隐性凝视”，以及各“凝视”力量之间因权力悬殊和变化而产生的互相凝视[4]。雅吉（Yagi）通过旅游博客来研究游客间的互相凝视[5]。周宪提出现代旅游独特的“流动凝视”[6]。

厄里认为旅游凝视具有六方面特点：反向的生活性、支配性、变化性、符号性、社会性、不平等性[7]。孙九霞认为游客凝视具有选择性，如在民俗村内，游客凝视只是带走“他所希望看到”的那一部分民族符号[8]。朱煜杰认为旅游凝视具有流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流动的游客旅行中凝视的对象不同；二是旅游目的地政府、东道主、文化表演者等不停地通过凝视来升级改造旅游产品以适应旅游市场发展的需要[9]。游客通过凝视的有形化展示会导致文化变迁：一方面可以保存、推广、创新凝视对象的文化；另一方面导致凝视对象发生文化遗失[10]。把多勋等构建旅游凝视与民族地区文化变迁的作用模型，认为旅游者的凝视是民族地区文化变迁的源动力，凝视的结果是使得民族文化商品化和同化[11]。旅游者凝视引起旅游地文化向“舞台化”、“表演化”方向发展[12]。邢启敏用旅游凝视理论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科学开发并切实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13]。曹莉丽将“游客凝视”理论引入乡村旅游中，分析乡村游客“凝视”给乡村旅游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探讨乡村旅游如何在“游客凝视”影响下可持续发展[14]。代改珍的博士学位论文基于对北京什刹海胡同游的田野研究，提出了旅游再生产中的“交互凝视”[15]的概念，强调多主体的多向凝视、自我反思性凝视，以及这些凝视间的非单向、不对等、个体性、即时性和多次往复性。彭兆荣认为旅游中的景观和游客的“凝视”效应既是主客观的交织和交融[16]，是游客与东道主交涉和交通，是各种知识、价值的交流与交互，也是现代再生产活动中的交换与交易。

叙事，顾名思义，即讲述故事，是文学、符号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重要概念，权力主体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权力行为即为叙事，包括通过口头行为、文字行为、图像行为和身体行为进行的权力叙事，主要包含了权力表征和文化展演两个层面。本文将旅游再生产过程中主体施加凝视力量的行为和过程称作“权力叙事”，也将理论探讨的重点聚焦于旅游再生产中的权利主体关系。通过对贵州寨沙侗寨十年旅游发展历程的描述，呈现了多元主体如何在不同阶段施加不同的力量，多主体间发生的不同的权力叙事，发现在可视的政府、居民、游客、规划者、媒体、投资者之外，国家和省市政府出台的关键政策、周边其他类似项目的竞争对比、具体发展环境的变动等，都对旅游再生产施加重要影响，成为不可小觑的凝视主体。

二、寨沙十年旅游再生产中的“主体凝视”

贵州铜仁江口县的寨沙侗寨，从2009开始进行旅游规划到现在，十年的发展中，政府、规划者、村民、投资者、游客等显性主体，政策、发展环境、相关项目的竞争与合作等隐性主体，一直在流动中相互作用。本文从寨沙十年的旅游发展历程中，呈现其生产主体的凝视权力及其交互作用，力图勾勒一个以可持续的村寨再生产为目的的主体权力共同体，以弱化传统旅游凝视研究中主体间的二元对抗性，并进一步探讨共享合作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

立足于寨沙自身的旅游再生产实践，参照巴特勒（Butler，1980）的“旅游地演化”六阶段论（包括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本文把寨沙旅游发展十年经历划分为：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与复苏阶段，按照顺序进行主体的权力叙事阐释。

（一）2009-2011年，寨沙旅游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乡村旅游再生产

寨沙是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太平乡的一个以侗族人口为主的村寨，东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8年新晋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梵净山山门3公里，与梵净山备用大停车场一河之隔，通过吊桥连接，村寨建设面积原来约97亩，2009年旅游开发后，扩展到110亩。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中部，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接处，是武陵山脉主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成员，弥勒菩萨道场佛教名山，一直是铜仁旅游的龙头品牌，也是贵州省代表性景区。多年来，政府围绕梵净山的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梵净山空间扩容，包括开发山下的亚木沟等新景区、新建文化体验类项目、鼓励发展乡村旅游等。2007年初，梵净山东大门所在的江口县招商了一个重大项目：佛教文化苑，其中一部分新建项目使用的土地主要来自寨沙村。

此时的寨沙，房屋破旧，村寨道路状况差，环境比较凌乱，卫生设施缺乏，青壮年外出务工或者在梵净山上抬滑竿为主，女人和老人留在村寨务农，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是一个典型的山区贫困村寨。虽然村寨80%的人口为侗族，但民族传统文化保留极少，在乡村风貌、语言、服饰、节日等生活习俗上，感觉不到侗族传统的文化味道。佛教文化苑的建设，征用了寨沙全部的农业生产用地，村民获得了比较丰厚的补偿资金，但农业经济也无以为继。政府和村民开始觉得旅游是寨沙接续性生产方式的最佳选择。

另一个重要契机，是2008年贵州省民委开始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重点项目政策（黔族发[2008]60号《省民委关于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重点项目的意见》），第一批确立了10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寨沙名列其中。根据文件精神，对这些村子要突出民族文化、民族旅游、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民族团结和谐，进行重点建设，资金主要投向民族文化建设项目、民族团结和谐建设、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项目、产业结构调整项目等。2008年，江口县聘请贵州深港中天建设设计有限公司编制《江口县太平土家族苗族自治乡梵净山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修建性详细规划》，规划按照生态优良、文化突出、旅游导向、扶贫致富的原则，对寨沙的土地利用、空间构建、建筑风貌、道路管网、经营业态、文化表现等进行了系统规划，原寨沙村基本被推倒重建。

政府按照规划划定了村庄的整体布局，修建了村寨门口的跨河吊桥、寨门、鼓楼、文化广场等地标性设施，修建了村庄的道路和给排水管网，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口划定了每户的宅基地位置及其面积，设计了3种侗家特色的木楼风格，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宅院面积、财力、需求和喜好选择其中一种进行建设。整个侗寨被规划为庭院式错落布局，庭院之间以石板巷道和流水景观连接，农户庭院内的布置也被要求规范化、整洁化，种上花草树木、蔬菜果木，发展绿色庭院。

在工作组织上，江口县成立寨沙乡村旅游开发试点工作领导机构，由两名县委常委挂帅，县文化局、旅游局、民宗局和文化馆等单位组成工作组进驻寨沙，领导寨沙侗寨的开发建设。整合各类专项资金5000多万修建基础设施、公共景观、给参与旅游开发的农户建设补贴和经营扶持。政府出面担保，并与银行成立金融平台，给贫困农户贷款，支持更多的农户主动参与旅游接待。

在侗族传统文化的重构方面，经过研究，放弃了从本土文化中挖掘、研究、重组的努力，而是从贵州另外一个侗族文化集中的地方黎平县，聘请专业人员为寨沙农户培训侗族传统文化常识，负责培训由农户和部分外来人员组成的演艺团队，给寨沙编排了侗族歌舞节目，这些都是被游客熟知的具有明显侗族文化符号的节目，包括《侗族大歌》、《踩堂舞》、《芦笙表演》和《拦门敬酒歌》等。甚至，在村寨的标志性景观的原料采购、手工制作等方面，也是与黎平县合作。

在寨沙乡村旅游的发起和建设期，政府通过规划、规范、标准和政策等方式，成为乡村再生产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发挥了绝对强势的主导力；规划单位以专业技术的方式参与进来，在技术方案中交织着土地、资源、空间、传统文化本身的力量和新生产方式的消费主体——游客的力量，政府意志的技术化表达力量等；村民作为本土资源的使用者和文化的拥有者，是民族村寨再生产中的实践主体，由于对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源所有权、资金、决策权、思路的缺失，一直处于相对弱势。这个阶段，游客尚未进入寨沙，其权力叙事，是通过规划机构、政府和村民的想象而发生的。

在这个时期，寨沙被作为一个民族村寨客体，从土地、空间、生态、建筑、设施、文化和生活等各个方面被重新设想、规划、建设和表现，将来自包括黎平等外地的、不同年代和不同地方文化系统的各种文化符号，进行重组与叠拼，形成一个按照主体意志生产出来的“嵌合体”[17]。政府作为整个过程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各种渠道，保障寨沙的旅游重建工作如期进行。村民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在资源、资金和决策权等方面的弱势，被裹挟着、逐渐主动地参与其中，并成为现代化发展机遇方面的获利方。

（二）2012-2015年，寨沙旅游巩固阶段，村民主导的乡村旅游再生产

2011年底2012年初，寨沙作为梵净山下侗族文化特色乡村，正式开始接待游客。在梵净山旅游高峰期的时候，来旅游的客人，把车停到寨沙河对岸的停车场，醒目地看到跨河的寨沙吊桥和对面高大的寨门，这些新建的标志性建设设施，成为有效的景观招幌。有一些人就会在进入梵净山之前，或者结束山上的旅游活动后，走过那个吊桥，来到寨沙。他们会为规模性的侗族风情吊脚楼、寨门、鼓楼、石板曲径、百年老树所震撼，感觉眼前一亮，完成了对寨沙作为一个侗寨的“标志性景观”和“标志性场景”[18]的凝视。政府主导的寨沙村寨的空间再生产被游客一定程度上认同，开始产生口碑效应，也给经营的农户带来了信心。

政府在村寨建设及经营初期，组织过以侗族文化和旅游服务等为主题的培训活动，参与旅游接待的村民在思想意识上、服务概念上受到了初步教育。但寨沙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生产型民族村寨，缺乏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理念和接待经验，前期的短暂培训未能转化为较为规范和娴熟的服务技能，而且对游客的消费行为习惯也缺乏理解，对经营管理方面的理念和系统操作更是缺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游客体验的舒适度。来到寨沙的游客，常常把这里当做一个侗族村寨的观光景点，闲逛拍照之后离开。

另一方面，在寨沙村的土地上大资本投入的佛教文化苑项目经过多年的持续建设，因为政策许可、环境支持、投资实力和运营构建等因素制约，一直未能如期开园营业，难以迎来大批客流，进而制约寨沙发展。所以，在刚开始的2年，寨沙的接待水平和经营效益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因为寨沙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政治地位，以及政府在前期的大量投入、把寨沙作为乡村旅游、产业扶贫示范村的追求，政府在基本完成村落的旅游环境和设施建设后，一直在观察、监测、参与其后续的发展，成为寨沙乡村旅游发展最为积极主动的权力主体发挥作用。2013年，寨沙成立了乡村旅游协会，村民自身开始寻求互助协作、探索规范化、秩序化管理和现代运营。2014年初，江口县组建专门的旅游开发公司，负责寨沙的整体经营管理、市场宣传和品牌营销，制定多项服务规范、管理制度和接待标准，加强接待培训，并举办了一系列大型节事活动，扩大寨沙的市场影响，大幅度提升了寨沙的游客接待量和经济收益。据寨沙旅游开发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村实现旅游收入300多万元，2014年达到了744万元，村民的户均收入、人均收入快速提高，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全部脱贫。

此时，寨沙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先后被命名为“全国金融扶贫乡村旅游产业示范村”、“中组部党建工作组专题调研点”、“贵州省100个文化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示范点”、“国家3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乡村旅游扶贫示范点”。江口县、铜仁市、贵州省甚至国家级媒体开始迅速聚焦、集中报道寨沙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各级领导开始频繁到寨沙视察，给予极高的关注。全市乃至全省各地的政府班子和村民代表来到寨沙观摩取经。政府5年的持续集中投入和政治诉求基本达到了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参与旅游接待的方式发生了分化，作为房屋资产的拥有方，他们有一部分自己经营，有一部分开始接受外来人租赁经营，他们仅收取租金。外来经营者参与进寨沙的空间生产中，由于这部分群体以旅游经营接待为职业，有一定的经营理念、经验和思想，同时，由于承担房屋租金，比本地村民有更大的收益压力，所以他们往往成为寨沙旅游接待经营的创新者和引领者。到2018年底，外人经营者已经占了寨沙经营主体的一半力量。

村民对于将房屋、庭院等财产作为资源使用、作为资产租赁，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首先是没有接待能力的人，慢慢是经营不善的人，再后来开始有想轻松一点的人，选择了租赁资产获取收益的方式。同时，政府组建的旅游开发公司，聘请了30多名当地人就业，从事文艺演出、物业管理等工作，寨沙旅游协会也组织队伍负责处理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各项事务，维护村寨社会治安和环境卫生、空间秩序，制约不规范、不健康经营行为等，寨沙的200多位村民进一步发生分化，在村寨的开发、运营、收益等方面的意愿更加多元化。

游客，作为旅游生产的重要权利主体，在旅游接待期，正式进入寨沙旅游再生产的场域中，从被想象的人群变成实实在在的权力主体。游客通过他们的在场旅游行为（包括表情、语言、行动轨迹、停留时间、消费分布等）和离场后的体验回味和旅游评价参与旅游目的地的再生产。与政府、村集体、农户积极分化性的建构不同，游客在这个阶段，对于寨沙的旅游体验总体上反应良好。

（三）2016年至今，寨沙旅游停滞与复苏，协商中构建更加平等互动的主体凝视关系

随着大旅游时代的到来和人们对于生态文明、绿色纯净的追求，梵净山旅游热度越来越高，政府也围绕着梵净山提出了多项提质扩容发展战略，梵净山环山公路修成，缓解了高峰期游客集中上山的压力。但是这种趋势，并未给寨沙的旅游发展带来明显的助力。反而由于政府参与度、关注度的迅速下降，以及江口县另一个乡村旅游扶贫点云舍的强势崛起，环梵净山旅游环线上其他乡村旅游点的兴起，佛教文化苑的草率收场，寨沙村内踩歌堂项目的昙花一现等因素，寨沙乡村旅游的微环境呈式微趋势。

村寨内部，经过几年在经营过程中的互动磨合，多主体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朗化。政府在主导了寨沙的乡村建设、村级旅游管理体制构建、村民经营秩序的初步建立后，进入了日常的监管和协助，由于缺乏了资金扶持的杠杆，在村民心中的权威大大下降，政府与村民在村寨旅游发展的空间再生产中，力量关系发生变化。于是出现了多起政府与村民利益冲突的事情，比如政府希望引导不善于经营的村民放弃经营权，引入专业的经营团队，进行现代化经营，但村民不配合；政府组建的旅游公司长期聘用村民进行演艺、公共物业管理，村民不太配合公司工作，缺乏与公司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加上寨沙的示范效应、模式传播的政治效应已经基本达到，参与寨沙开发历程的政府领导人员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动，所以，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放弃了对寨沙的特殊性关照，村民的意志和行为占据了村寨发展的主导地位。

随着游客对参与性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来寨沙的游客也开始不满足于简单的建筑设施符号冲击，有的人将寨沙描述为“一个有点风格的美食村”、“到处都是旅馆”、“风景秀美的一个村子，转一圈就可以了”，同时，开始期待能够看到传统的侗族文化，体验到一个侗寨带给人的沉浸式体验。游客们开始发现，寨沙侗寨里，没有人说侗语，没有穿着风格鲜明的民族服饰的女人，没有脸上布满皱纹坐在鼓楼下讲述岁月故事的老人，鼓楼下没有大歌，没有芦笙舞……流动的、活着的侗族风情在这里找不到痕迹，甚至他们开始挑剔这个侗寨太新了，连鼓楼都是新建的。当大多数游客已经开始在“舞台的真实”之后，追求“生活的真实”的时候，寨沙的侗族文化连“舞台的真实”[19]都不及格，就开始生出一些不满的情绪，并通过网络意见对后来游客的行程选择造成影响。

而此时，同处一县、离寨沙十几公里的土家族村寨云舍，正在以更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更高级别的机构关注、更多媒体的大量曝光、更大空间的有序再造和村落建筑的有机更新，成为新的乡村旅游引领者和游客关注热点，分流了寨沙的关注热度，消解了寨沙的模式光环，突显了寨沙作为完全再造的新村的文化传统的薄弱性。

加上云舍等同类竞争对象的强势，让这个时期的寨沙陷入迷思，各权力主体组成的生产关系的深度对抗与无法良好协商，让寨沙旅游的空间生产缺乏活力。

2018年7月，梵净山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10月，创建5A级景区成功，让梵净山成为国人关注的最具热度的品牌和旅游目的地。在申遗刚刚成功的那段时间，每天早上8点30分之前，上山索道票就销售一空，很多人慕名来到梵净山，徘徊在神圣自然周边，寨沙也随之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很显然，周边以梵净山为代表的能够借势的力量，是寨沙旅游再生产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寨沙村民又澎湃起来了，开始积极行动，改善村落环境，提高标准化服务水平，增加特色菜肴，编排更多的文艺表演节目。在寨沙旅游经营户、新任旅游商会会长龙乔香女士的计划中，他们很快会穿起侗族的服饰，日常唱起侗族的歌谣，增加鼓楼片区的传统文化活动，让游客来到寨沙，能够体验到浓郁的侗寨风情（根据笔者2018年8月对龙乔香的访谈）。同时，她也提到一个感到忧虑的现象，就是梵净山为了缓解客流量压力，引导游客错峰游览，从2018年9月26日起，开始实行全网实名制售票，现场窗口和梵净山官网停止售票。通过全网售票，游客可以提前得知是否能买到登山票，买到的是什么时间段的登山票，可以更有计划性地制定出行计划。这是一种很好的智慧旅游服务机制，但对于像寨沙这样紧邻梵净山，很大程度上依靠梵净山游客的溢出价值发展的景区（点）来说，就失去了因为上不去山而随机在周边游览的游客，就对寨沙自身知名度的提升和旅游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寨沙旅游再生产中的主体凝视反思

通过对寨沙十年旅游发展历程的整体梳理，发现村寨的旅游再生产是各权力主体协商角力、游客参与越来越直接、各类空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动态多元的过程。由于游客的进入，乡村的空间由传统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开始被打乱、重构，加入游客的消费空间，而且旅游消费是一种综合性消费，需要的空间是系统性空间，这种空间的全景感、纵深感、生活性越强，旅游体验的沉浸度就越高，满意度就越高。

2007年，由于梵净山旅游大发展，佛教文化苑被招商进入寨沙，村寨的农业生产用地被项目征用，被动进入生产方式转型阶段。2008年，寨沙被列为贵州省民委第一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政府开始积极把握政策机会，引入专业机构进行寨沙旅游开发规划设计，在本规划中，寨沙从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村落空间、房屋建筑和公共景观等各方面被完全重构，像一个被基因编辑的胚胎，按照旅游接待主导的方式进行了再造。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掌握了土地政策、重建资金和规划设计权，村民对经济发展、居住环境改善的迫切需求，与政府进行集中攻坚、典范突破的诉求基本合拍，整个规划设计、拆迁、临时安置和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在政府的绝对主导和村民的个体化被动配合中，相对比较顺利。

2011年、2012年，寨沙进入旅游接待阶段，政府经营的主体性开始让位于民间经营，但是由于缺乏经营管理、接待服务经验，效果并不理想。此时，政府再次以组建旅游公司的形式介入，并以对公共资源、扶持资金、现代经营服务理念和方案的掌控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寨沙也再次回归公共媒体关注的焦点，成为全国性的乡村旅游、旅游扶贫明星。村民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接受服务技能、经营理念等方面的冲击和培训，有的还以就业的方式直接参与到旅游公司的经营当中。同时，村民也开始成立集体性的行业组织，试图抱团取暖，壮大自身力量。在此过程中，政府主导的旅游公司与村民在旅游演艺项目的经营权、公司员工的待遇福利和村民庭院经营方式创新等方面，冲突不断，矛盾日益加深。

从2016年开始，随着佛教文化苑、踩歌堂等大型资本投资项目的相继夭折，寨沙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反向变化，加上政府领导的换届变化，逐渐降低了对寨沙的关注和扶持，还有江口县另外一个民族村寨云舍的迅速崛起，也对寨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寨沙进入到一个发展的迷惘徘徊期。

2018年7月，梵净山成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10月，创建5A级景区成功，对梵净山及其周边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品牌效应，寨沙也迎来了明显的市场回暖。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喜悦，也促使寨沙村民加快进行经营方式变革，组建了旅游经营商会，更加主动地按照市场规律和游客需求进行经营升级。

这个持续进行的旅游再生产，是多主体凝视所进行的复杂权力叙事的过程，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也许能对学界进行的“旅游凝视”理论有一点启发，也能对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协同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一点借鉴。

（一）民族村寨的旅游再生产是多主体间“交互凝视”的过程

十年来，国家政策（“国家在场”的宏大叙事）、政府、村民、游客、规划设计机构、媒体、投资商和消费潮流等多元权力主体，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生产关系组成结构，主导寨沙的旅游再生产。政府、规划设计机构主要从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和标准规范要求等方面发生作用，村民更多地是在自家的庭院内部、接待经营中表达自己的主体权力，游客是极为重要的权力主体，但在旅游接触和发展的初期，被生产者按照想象进行了权力性的叙事，在旅游巩固时期，直接对旅游生产施加影响。多个主体在寨沙的旅游再生产中交互凝视，表现出明显的多元性、互动性、反复性、个体性、复杂性和历时的变动性，这种“交互性”，突破了以往的旅游凝视研究中的二元论、三元论、主体间的对抗性审视，更加强调主体间的协作性、过程性和伴生的稳定性。

（二）“流动性”成为乡村旅游再生产中权力叙事的基本特征，也是“交互凝视”的基本属性

在旅游再生产中，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目的，基于不同的力量，其权力叙事有着不间断的变化；不同主体的矛盾、协商、协作关系及其生产叙事，也有着不间断的变化；不同时期，旅游再生产的内容、形式、重点也在变化，“流动性”成为乡村旅游再生产叙事的基本特征，也是主体间“交互凝视”的基本属性。

从大旅游发展的历时性和个体出游的诉求来看，观光、猎奇需求是基础需求和基础阶段，导向的旅游地开发的初级形态也是以满足观光为主，因此，寨沙的旅游空间生产在最初非常注重寨门、鼓楼、风雨桥等侗族标志性文化符号的再现，注重广场、街道、庭院立面等公共空间的景观效果，早期的游客也往往会被这种标志性符号所吸引，产生先入为主的满足感。但随着游客出游次数的增加、出游经历的多元化，对旅游地独特文化的深度体验，或者是对旅游地生产出来的消费文化的沉浸式体验要求就越来越高。近几年，游客对寨沙的文化氛围不足和文化体验内容不足表达了严重的不满，逐渐地将寨沙从一个侗寨主题旅游地简单化地视为旅游餐饮、住宿的接待点。民族村寨作为文化为主的旅游地，旅游生产的思维也应该实现从景观空间转向体验空间，从视觉导引的心理体验，转向沉浸式参与带来的深度体验。寨沙在游客的消费态度和旅游评价中，也逐渐意识到自身文化深度不足、体验氛围缺乏的短板，龙乔香会长也在与商会会员们商议着近期从四个方面提升寨沙的文化味道，促进游客参与式体验：一是全村村民穿上侗族服饰；二是增加街道、庭院的侗族文化符号的密度；三是选择一些点，表演侗族的非物质文化技艺，并邀请游客参与；四是增加侗族文化演艺的场地，提高表演频次，让游客能够听到、看到、摸到、吃到、闻到侗族生活，并参与到寨沙的侗族文化生活中来。当然，在游客深度进入当地生活空间、实现主客共享的时候，如何维护主客交往中的旅游伦理，保护当地的生活权益，是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

（三）以政策、同类项目、发展环境等构成的

“周边凝视”，是村寨旅游再生产中的重要力量，共同构建乡村旅游发展的权力共同体

政策是国家权力的重要表现，在旅游再生产过程中，关键性政策如果精准实施，往往产生重要作用；同类项目的比较、竞争与协作，会对村寨的旅游再生产发生直接影响；而以道路交通、服务设施、能够依托的主体旅游项目的发展情况等构成的发展环境，也是村寨旅游再生产的重要因素。他们共同构成了不以具体的“人”为表现、在外围间接发挥作用、力量强大的叙事主体，可以称为“周边叙事”，在充满流动性的旅游再生产中，与政府、村民、游客、规划者、媒体等，构成了多元交互、非均质的凝视权力共同体，进行着一开始就未曾停下的旅游实践。更加有意识地推动共同体内部多主体之间的叙事协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旅游再生产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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