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视域下的传统乡贤文化

作者：孙丽珍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05期  发布时间：2019-06-18  浏览次数： 2667次

【摘　要】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文化桥梁，在沟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国家权力与基层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古代乡贤文化是一个多向度的文化现象，我们既要认识到其正面价值，也不能忽视其负面问题，只有坚持多元参与，将“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融合起来，古代乡贤文化才能转化为现代乡村治理资源。

【关键词】乡贤文化；精英文化；乡村治理；国家权力；儒家德治

乡贤文化是与农业社会密切相关的一个文化概念。所谓乡贤，是指乡村本土有才能、有德性，被当地民众所尊重敬佩的贤人。乡贤至少由两类群体组成:一类是离开了乡土，成为国家机构和城市社会组织中的精英分子，并同自己祖居的乡土有密切的联系，对乡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持续产生影响力的人物;另一类是没有离开本乡本土，但是在家乡有着深厚的经济影响力、社会号召力和文化感召力，积极活跃地参与乡土各类事务和活动，对本乡的社会建设有重要贡献的人。

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文化桥梁，其在沟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国家权力与基层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如何将这种离乡村越来越远的传统文化模式引入乡村，我们可以从中国乡贤文化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近年来对于传统乡贤文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区域性的问题梳理,1而整体理论性建构较少。本文试图就乡贤文化的重要社会弥合价值做一构建。

一、乡贤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中的作用

在古代农业社会里，随着以政治、经济和军事为主要功能的各类城市聚居点的产生，原本祖居于乡村的精英可以通过国家的人才选拔等渠道进入城市。尽管他们脱离了乡土，但是同乡土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乡贤文化主要是指某个地方历经几代名贤积累沉淀下来形成的，对当地的信仰、思想和价值有激励作用的一种文化形态。2

对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将乡贤分为思想道德之贤、诗文传世之贤、官绅济乡之贤三种类型。前两者对乡村有着代代相传的影响力:如果是在世者，他们就是乡村文化建设中被向往和学习的榜样，是当世的乡土精神领袖;如果是前代文学之士、道德楷模，那他们的道德修养、高风亮节和美文高论，将会激励代代乡土后辈奋发向上、进取不已。历史上的名人如苏武、陶渊明、岳飞、朱熹等就是这样的乡贤典范。官绅济乡之贤则是那些为政清廉、造福百姓的官员，或者在社会治理、经济建设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绅士。这些乡贤各有所长，来自于乡村，在成为社会精英后又回报乡村，或者说其突出成就和影响力又成为乡村发展的推动力和一般大众追摹的精神力量。先秦以来，文献记载中的父老、乡老、乡贤，主要是指这一群体。

西汉建立之初，乡贤就成为辅助国家政权治理地方的重要力量。刘邦在占据关中之前，就有“与父老约法三章”之事，所谓“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3。由此可见，父老在维护社会秩序、整合民间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刘邦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善作善成，才取得了关中民众的支持。而重视以“父老”为代表的民间力量，正是他一贯的做法。史载其“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4，“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5，重视“父老”成为汉室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两汉时期的乡贤不仅仅指一般“父老”，还包括一些还乡的官员，他们往往也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东汉时期的李伯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史书记载:“李法字伯度，汉中南郑人也。博通群书，性刚而有节……坐失旨，下有司，免为庶人。还乡里，杜门自守。故人儒生时有候之者。”而东汉的荀淑，“荀卿十一世孙也。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安帝时，征拜郎中，后再迁当涂长。去职还乡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6。像荀淑这样的人，就更是一代大儒了，他回归故里后仍有诸多名士追随受学。在古代社会，从官僚体系退职还乡的官员们，同时也是在乡村传播儒学的名师，其知识水平和经学义理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的乡村经师。

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乡老的作用更为突出，优秀的乡间人才多经他们推荐仕宦，那些“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7者，自然很难在国家的上升通道中得到录用或升迁。这里所说的“乡老”既是基层官员，也是有影响力的基层乡贤。

唐代的乡贤不仅为地方治理提供自己的管理经验而且断讼决狱。他们不仅介入乡村事务，还协助地方官员进行基层治理。如唐代的元让:“擢明经……擢太子右内率府长史。岁满，还乡里，人有所讼，皆诣让判。”8

宋明以来是乡贤文化形成和成熟的重要时期，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各级官员，或者通过考试获得功名的读书士子，因为其掌握着重要的社会资源，所以逐渐成为在乡村社会管理、风习教化、地方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社会贤达。因此，乡贤不仅是功成名就归故里的官绅，还有乡里中德行高尚、深通六艺的士子。他们形成广大的乡绅阶层，在礼制、司法、经济等方面，为乡村建设提供助力。尤其在边疆治理与建设方面，乡贤的作用颇为重要。如明清时期，黔东南乡贤就参与了该地各种类型学校的建设，他们身体力行、捐资助学，9为乡村教育的兴建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乡贤在基层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功绩被社会所认可，在基层礼仪祭祀中被设祠祭祀。汉唐以来，对先贤的崇祀主要采取专祠奉祀，即为某位或某几位先贤建立专祠祭祀。此类祠堂或位于乡贤故里，或处于官廨、寺观或其他神祠之内。自北宋开始，乡贤的祭祀之地开始转移到学校。10到明清时期，按照地域把先贤分为名宦与乡贤，在府州县儒学里建立乡贤祠，集中奉祀本地的乡贤，开启了乡贤祭祀的新模式。

乡贤是儒家伦理精神的忠实实践者，因为他们是最了解乡土情况的人，所以能够站在乡村社会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高度，比较公正地对待乡里乡民的利益诉求，用自己的道德影响力和道德威望处理各类民间事务。乡贤作为一个群体，与乡贤祠祭祀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贤文化体系，它集劝善、教化、公益、治理于一体，从行为和精神上整肃乡间人心、团结乡民、调适矛盾、处理纠纷、扶弱济贫，弥补国家制度和官府管理的缺失。

二、传统乡贤文化的多面性

自汉代到明清时期，在上千年的岁月中，乡贤不但在教育、司法等领域发挥作用，还通过设义仓、建义田、设义学、课学子、建桥修路等公益事业，或以他们的言行践行儒家“孝”文化，或始终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或积极参与乡村的治理，而受到人们的敬重和仰慕，他们的事迹代代流传。先贤的思想道德和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弥补了国家权力与乡村之间的鸿沟，他们也因此成为乡邦之间代代相传的典范和榜样，而基层社会乡贤祠的设立，又激励一代代乡贤以前贤为榜样，继续致力于乡村建设。但是，古代乡贤文化并不是一个完全正向价值的传统文化，它也有其多面性。

从空间范围来看，乡贤文化在其发挥作用的向度上具有多面性，涉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并且同各种不同的地方文化形态有密切的联系，相辅相成地发挥作用。从时间范围来看，乡贤文化的历史继承性非常明显，它往往是某个地方历经几代名贤积累沉淀下来的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情结，甚至就是一套具有地域特征的治理文化，是包含了信仰、思想和价值的一种文化形态。同乡贤文化相伴而行的，有方志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文化形态。

从其发展时段来看，汉唐乡贤致力于设义仓、建义田、设义学、课学子、建桥修路等公益事业，但他们也为沽名钓誉而相互争斗，给乡村文明与秩序建设带来破坏或恶劣影响。尤其明清以来，此风更炽。随着“乡贤”一词所包含的群体不断扩大，但凡本乡有势力者都被归为乡贤，而其后代或家族都追求将其家族中的有势力者供奉到乡邦学宫。《万历野获编》卷十三中所说的“学宫祀乡贤，最为重典。今乡绅身都雄贵，其父必登俎豆”，正说明乡贤在古代社会中成为榜样后学的一种制度性设置。随着“乡贤”的供奉渐成为标榜家族的一种手段，以至于产生“乡贤”泛滥的趋势。正是因为乡贤祠供奉过于泛滥，以至于一些气节之士断然声称“不祀乡贤，不刻文集，不求志铭，不从形家言”11。《明夷待访录·学校》记载了规范乡贤祠的举措:“凡乡贤名宦祠，毋得以势位及子弟为进退。功业气节则考之国史，文草则稽之传世，理学则定之言行。此外乡曲之小誉，时文之声名，讲章之经学，依附之事功，已经入祠者皆罢之。”到了清代，更是以国家律令的形式规范乡贤入祠:“雍正二年议准。前已入祠之名宦乡贤，令各省督抚学政秉公详查。如果功绩不愧名宦，学行允协乡评者，将姓名事实造册具结送部核准，仍许留祀。若无实迹，报部革除。嗣后有呈请入祀者，督抚学政照例报部核明。如私自批行入祀，事觉，将请托与受托人等治罪。”12

由此可见，古代乡贤文化是一个多向度的文化现象或制度设置，我们既要认识到其正面价值，也不能忽视其负面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优秀部分，而摒弃其负面影响。

三、乡贤的乡土情怀与基层治理

远在汉代，汉高祖刘邦就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样的感慨，将安邦定国志向与“归故乡”的乡土情结结合在一起。因而唐代人说“衣锦还乡，古人所尚”，元代人亦有“异乡乐土，何如父母之邦，倾盖英游，难似里闾之旧”13的慨叹。正是这种乡邦情结，使得脱离乡土的精英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与乡土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父老、乡贤和乡老这样的基层治理者，实际上是中国基层社会得以运行的重要环节，正如《晋书》所云:“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风俗，镇静百姓，隆乡党之义，崇六亲之行，礼教庠序以相率，贤不肖于是见矣。然乡老书其善以献天子，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浮华邪佞无所容厝。”14这种“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所倡导的，正是政府的官僚体系管理与民间社会的自我治理相结合的一种治理体系。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乡贤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在封建等级制度下，传统中国社会的个体农民与国家、城市存在极大的隔阂，在这样的背景下，出身乡村而又身居城市和官僚系统中的乡村精英，在不同时期却始终扮演着将农民与国家、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的重要角色。因而，乡贤文化形成了兼具地域特点和民族共性的乡村文化与精神。乡村精英犹如黏合剂，使中国农民更像一团团的泥土而并非一粒粒的沙子。15

传统的乡贤文化，在古代国家统治力不能完全触及的地方发挥其乡村治理功能，归根结底，在其乡村民主或乡村自治的表象之下，其实更多地还是国家权力的延伸，不但“乡贤”的主体是以读书做官的群体为主，其发挥作用的资源，也主要来自国家权力机构。因此，借鉴乡贤文化，就要认识到“大众民主”与“精英民主”的适当配合。学者们对“乡贤文化”的现代研究也表明，只有坚持“协调性”“包容性”和“平等性”，坚持乡村民众的或团体的多元参与，将“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融合起来，16古代“乡贤文化”才能转化为现代乡村治理资源，发挥其沟通城乡文明的作用。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乡贤文化的社会功能之所以不同于国家的社会治理功能，就是因为它与儒家德治理想密切相关，又以“乡邦亲族”为背景，以“乡土情怀”为纽带，将国家政教原则与乡村秩序协调统一，从而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相关研究者所言:“乡贤作为地方公共事务的身教楷模，发挥了化导民间风规习俗，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他们遵循的是‘活’的生活政治学的行动逻辑，往往能以满足乡民利益的方式，主动参与符合国家需要的文化秩序的建构活动。今天无论官方或民间都在呼唤新乡贤的出现，实际即是呼唤合理健康的文化秩序的重建。”17

【注　释】

1刘华明:《明代苏州乡贤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薛正昌:《宁夏乡贤文化与乡村振兴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江丹、魏贤梅:《唐宋时期乡贤对文化传承的作用---以徐州地区为例》，《文教资料》2016年第8期;贾文丰:《中原乡贤文化的形成与影响》，《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徐丹:《传统乡贤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研究》，《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3《史记》卷8《高祖本纪》。

4《史记》卷8《高祖本纪》。

5《史记》卷8《高祖本纪》。

6《后汉书》卷62《荀淑列传》。

7《晋书》卷45《刘毅列传》。

8《新唐书》卷195《元让列传》。

9吴丽虹:《明清时期贵州乡贤与民间乡村教育摭论---以贵州黔东南民间乡村教育为例》，《教育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

10赵克生:《明清乡贤祠祀的演化逻辑》，《古代文明》2018年第4期。

11《浙东纪略》“兵部尚书余煌”条。

1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02《礼部·风教·名宦乡贤》。

13胡秪《通祗山集》之《乡贤请还乡疏》。

14《晋书》卷45《刘毅列传》。

15李宁:《乡贤文化和精英治理在现代乡村社会权威和秩序重构中的作用》，《学术界》2017年第11期。

16郭夏娟、秦晓敏:《“三治一体”中的道德治理---作为道德协商主体的乡贤参事会》，《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17张新民:《从乡贤文化看社会秩序的重建》，《教育文化论坛》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