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农村的“政党下乡”——以安徽省潜山县为中心的考察（1950～1953）

作者：葛　玲 王　昆  责任编辑：王晨辉  信息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9-06-18  浏览次数： 3844次

【摘　要】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建党，为中共政党权力扎根乡村奠定了组织基础。本文以皖西南潜山县为中心，主要考察1953年合作化之前中共农村建党政策的演变和地方的建党实践。1950年中共中央对农村党员发展的限制性规定，从1952年年中开始松动。此后，各地虽然根据中共中央渐趋积极的农村党员发展政策，普遍制定了较为激进的党员发展规划，但在党员发展实践中多数并未完成。农村党员发展在实践层面的滞后，主要源于中共中央有关新老区农村党员发展的政策区别、党员发展政策的非强制性约束以及党员发展的身份选择等，这些因素限制了农村党员数量在1953年之前的快速增长。

【关键词】“政党下乡”；农村建党；党员发展；潜山县

1952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在“三反”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的指示，一改此前“限制”1发展农村党员的决定，要求各地在一年内发展100万农村党员2，并由此开启了一段被学界称之为“政党下乡”的历史进程。如果以中共中央确定的“乡乡有支部”为依据3，“政党下乡”的基层组织建设目标在1956年底即告完成。根据安子文的报告，截止1956年底，全国“多数乡在乡的党委或总支下都已按照农业社建立了党的组织”4。在本文要讨论的安徽，截止1957年，全省农村乡和人民公社也“基本上都建立了党的组织”5。

“政党下乡”历史过程的完成，有力推动了中共领导的农村社会改造进程。薄一波即认为，中共的政党权力在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学界也认同此观点如，杜润生指出，以“政党下乡”为依托的农村政治整合，使中共获得了巨大的组织力量，保证了各项社会改造事业的顺利推进7。何志明在川北达县的经验研究中也发现，新区农村党组织的建立为地权变动中的乡村社会转型提供了帮助8。学界的研究虽然从整体上强调了“政党下乡”的作用，但对其实现过程却少有分析。尤为重要的是，学界的多数研究因为主要强调了建党的宏观作用，因此未能注意到政策变化和实践操作中的曲折。比如何志明的研究主要考察地权变动（合作化）和农村建党，但其时间却限定于1952年至1954年。而由当代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进程看，截止到1954年，无论农村建党还是地权变动（合作化），都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未大规模展开。甚至在中央于1952年放开农村建党的限制后，截止1954年初，多数地区制定的农村建党规划也未完成9，出现这样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目前的研究甚少提及。因此，本文通过对皖西南潜山农村建党的讨论，主要围绕1952年前后的政策变动和实践操作来进行，并尝试解答1954年前农村建党进程缓慢的政策和实践因素。

一、组织基础薄弱的老区潜山

潜山县地处大别山东南麓，属于安徽省内的皖西南地区，是安徽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早在1925年，以程千里为首的共产党人就建立了五庙党小组，1928年3月，安徽省临委又在县内的梅城镇成立了中共潜山县委。一年后，全县有21个支部，143名党员。1930年2月，潜山县委组织领导了清水寨暴动，并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工农红军独立师10。受此鼓舞，同年7月，全县党员人数增至500余人。但9月之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难以为继，中共潜山县委也陷入瘫痪11。

从1930年中共潜山县委陷入瘫痪，至1948年12月重建中共潜山县委，期间中共组织活动在潜山县境内虽然从未中断，县级党组织也曾以中共潜北县委、潜山工委、潜山特支、桐怀潜中心县委、潜太县委等名义交替存在过12，但县内党员人数却再也未能突破1930年的最高峰。截止1949年3月全县解放时，潜山县的中共党员总数只有139人13，这样的组织基础，甚至不及作为新解放地区临泉的571人14。

早期丰富的革命历史活动，使潜山县自1949年起就被确认为全国性的革命老区，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为此拨付潜山“老区建设资金”2.5亿元（旧币）15。而据1950年的中央指示，1949年老区党的发展状况是“一般地已达到了人口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还有若干县份甚至达到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16。但1949年解放时的潜山县人口是284373人17，以此计算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05%。因此从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看，潜山和中央指示中提到的组织基础雄厚的老区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即使是在党员总人数同样偏少的安庆地区，潜山的组织状况也是相对较差的。1949年底，安庆全区党员总数为3707人18。按照当时安庆地委所属8县统计19，潜山县的党员人数未能达到每县平均463人的1/3。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发展和巩固党组织的明确指示：老区的组织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只有真正的优秀分子，并经过“工作考验”，才能“个别地、慎重地吸收入党”20。作为中央和皖北区党委认定的老区，潜山及其所在的安庆地区均按照中央指示开展组织工作。在重点吸收工人党员及“个别、慎重”发展农村党员的政策背景下，1950年底安庆全区党员人数增加至5584人，1951年又吸收了1359名“土改”工作队员入党21。即便如此，1951年10月皖北区党委的组织状况统计仍然显示，安庆、六安两区是皖北党组织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两个地区的1980个乡中，无支部或者只有一二个党员的乡的总数高达66%，而同期阜阳、宿县、巢湖、滁县四区无支部乡的比例是28.8%22。

很显然，相较阜阳等其他四区，安庆、六安两区的党员发展进度是偏慢的。实际上按照1950年的中共中央指示，类似安庆、六安这样的老区农村还可以“个别地、慎重地”发展党员，新区农村则在土改结束之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23。前述皖北区党委的统计显示，安庆、六安两区显然是遵循了中央“限制”农村党员发展的精神的，而同属皖北区党委管辖的阜阳、宿县、巢湖、滁县四区却并未遵照中央对新区农村建党的要求，以致出现党员人数激增的现象。以阜阳地区为例，1949年全区党员总人数为3310人，不及安庆地区的3707人，但到1952年底，全区党员总人数已经增至16410人24。考虑到1951年10月皖北区党委就已经严令阜阳等四区以整党为主，只能在1952年下半年再开始建党试验，可以推知阜阳地区1949～1952年间新增的万余名党员，应该主要是在1952年前发展的。1952年11月的安徽省委25整党建党计划也证实，阜阳等四区党员人数的激增的确是1949年和1950年的盲目发展所致26。

1952年11月，皖北区党委在检讨本区党组织发展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时，更多谈到的是阜阳等地的盲目发展，并未详述安庆、六安两地建党滞后的原因，只是强调此后的建党要“克服害怕负责不敢发展的关门主义倾向”。这样的提醒显然不是针对党员人数激增的阜阳等四区，而是对安庆和六安两地的鞭策。虽然这种表述不足以表明，两地的建党滞后就是因为“怕负责不敢发展”27，但区党委要求克服的表态还是说明“关门主义”的思想问题在两区此前的建党工作中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对照1950年的中央指示精神，安庆、六安两地的谨慎建党并无不妥。不过由1949年的潜山以及安庆党组织发展实况来看，虽然从中央到皖北区党委都将潜山确定为革命老区，但就党组织的存在状况而论，老区潜山和中央指示中言及的其他老区有着显著区别。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所述的农村党组织基础，不难获知中央指示所强调的老区应该主要是指党组织基础稳固的各根据地和各解放区，而非潜山这样虽然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传统，却是在1949年重新解放的地区。当年的潜山县委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囿于革命老区的政治定性，不仅严格执行中共中央的建党指示，甚至出现了“关门主义”的思想倾向。不过这种情形，随着1952年5月中央关于老区建党政策的调整而不复存在，没有外在政策障碍的潜山，是否会在农村党员发展上驶入快车道呢?

二、以整党为重：难产的建党试验

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决议收紧了老区农村建党的政策空间，由原来的可以“个别”吸收改为“暂时停止发展”，新区的限制性政策则有所松动，允许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可以接收党员28。不过皖北各区党员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使得区党委很难对照中共中央的要求来开展当地的农村组织工作。因此五个月后，皖北区党委上报华东局的报告，根据本地的组织发展现状，做出了阜阳等地以整党为主，安庆、六安两区因党员数量偏少，“应该是整党建党同时并重”的决定，并且鉴于两区都面临着很大的“建党任务”，要求他们在当年就取得“建党典型经验”29。

1951年12月，潜山县委根据皖北区党委的要求，选择了辖区内的梅城区模范乡作为县里的建党试验典型30。模范乡下辖河沿、护地和模范三村，共631户2237人。该乡从1949年反霸运动开始，就是县委确定的工作重点乡，因此相较县内其他乡，有着更好的工作基础和基层干部队伍。1951年开始建党试验时，模范乡有农会会员480人、妇女会员381人、青年团员39人、民兵135人、党组织宣传员14人。

按照县委组织部的报告，县委选择模范乡做建党试验，一是因为该乡有一定的组织基础，但更主要的还是考虑到该乡正在工作中慢慢褪去“重点乡”的色彩，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建党是一次难得的思想教育过程。正因如此，潜山县委在模范乡开展的建党试验，并未像皖北区党委要求的那样在当年就取得经验，而是从1951年12月启动到1952年7月结束，历时七个月之久31，其中仅针对拟发展对象的教育培训就占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模范乡历时七个月的建党试验，包括“了解情况和制定学习计划”、“决定对象进行教育”、“登记审查鉴定和处理遗留问题”以及“成立支部布置工作”等四个阶段。为了指导建党试验，潜山县委专门成立了以组织部长为首的四人工作组32。在经过干部汇报以及团员和积极分子座谈会的情况摸底后，工作组最后确定了44人作为拟定发展对象进入学习教育阶段。在两个月的学习教育中，44名发展对象主要学习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共产党员八大标准等内容。随后就进入了登记审查鉴定阶段。登记最初采取自愿的方式，实质是要求每个参训人员在自我审查的基础上确认自己是否符合党员条件，然后再由工作组审查鉴定。完成上述步骤后，最初拟定的44名发展对象中仅有11人被确定为党员发展对象，这个工作在1952年4月即告完成。但就在此时，原本应该进入收尾阶段的建党试验却戛然而止，直到3个月后才又重新启动并最终完成。

潜山县的情况表明，县委虽然按照皖北区党委的要求启动了试验，也确定了11人作为党员发展对象，但过程的一度中断显示，县里对建党试验的重视并非始终如一，甚至对已经确定的党员发展对象也充满疑虑。这种情形说明，虽然皖北区党委根据安庆、六安两区的组织发展状况，提出了“整党建党同时并重”的方针，并且尤为强调了建党的迫切性，但此要求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两区党员发展迟缓的态势。以潜山县为例，1952年中共中央调整建党方针之时，全县党员数量只有区区216人，如果不计组织关系在区党部的转业军人，农村党员实际只有12人，全县48个乡中仍有33个乡属于空白乡，比例高达31%33。结合1949年全县139人的党员总数，忽略工作调动等因素的影响，三年中全县党员只增加了77名。这样的组织现状和发展进度，不仅和中共中央指示中的老区农村党员比例相去甚远，甚至不及中共中央对新区农村在1950年后的三五年内，农民党员控制在总人口1%的标准。当然，这样的组织状况也表明，皖北区党委对安庆地区“建党任务很大”的判断，是符合当地组织发展实情的。

1951年11月，皖北区党委建党政策的调整，虽然让潜山启动了建党试验，但结果却并不理想。在区党委的指示中需要尽快总结经验的建党试验，却被县委视为干部教育的手段，并因此而用时甚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皖北区党委虽然给潜山农村建党留出了政策空间，但此时县里的组织工作重心却并非建党，而是以干部学习训练为核心的整党和“三反”。整党的缘起是1951年2月中央发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提出用三年时间进行一次整党的任务34。同年4月9日结束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也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并计划在三年内完成35。

中共中央整党建党决议发出后，各地很快也制定本地区的整党建党计划并上报中央，皖北区党委亦不例外。1951年9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皖北区党委的整党建党计划，除了不同意区党委拟定的分阶段整党计划外，对建党计划未提异议36。这就说明，皖北区党委所做的安庆、六安两个老区因为建党迟缓，要在整党的同时积极建党的决定，是得到了中共中央许可的。1951年9月22日，华东局的指示也强调，停止发展新党员的老区，主要是指“已有党的组织基础的老区”，除此之外，华东局还要求各地在发展新党员时，采取更为积极的姿态，为建党创造更为宽松的政策空间37。按照华东局的标准，潜山所在的安庆地区虽然是老区，但组织基础薄弱的现实使其不应在停止发展之列，而是要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

195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华东局1952年工作纲要显示，华东局拟定的1952年组织工作的重点就是整党建党和整风。其中整党的重点仍是党员人数较多的老区，建党则主要是在城市和无党员的新区农村进行，方针仍然是积极慎重和个别吸收。据此，潜山县委如果从1952年就积极开展农村建党，政策上并无障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除了模范乡耗时甚久的建党试验和个别区的党员发展，截至1952年初，潜山县委并未制定全县党员发展的整体规划。

1952年3月，潜山县委组织部向安庆地委组织部上报了一份全县干部整党建党和“三反”学习计划。报告标题虽然提及了建党，但读遍全文却只有“三反”打虎成绩和组织整顿结果，只字未提党员发展之事。但实际上早在195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就已经根据西南局的经验要求各地结束整党学习，全面转入“三反”运动38。中共中央的新要求显然没有在潜山落实，“三反”虽然已经成为县里组织工作的重点，整党却依然在进行。此外，从县委组织部的上述报告可见，在整党建党工作的安排中，尽管县里仿照上级党委的文件拟定习惯，将整党建党视为整体，实际上以党员发展为核心的建党并未真正进入工作实践，否则就不会在这份报告中完全没有体现。

由上可见，从1951年底开始，虽然华东局和皖北区党委渐次放开了农村发展党员的限制，尤其是皖北区党委结合潜山所在安庆地区组织基础薄弱的现实，开始鼓励发展党员试验，但潜山县委并没有将皖北区党委相当看重的发展党员视为组织工作的重心，而是将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整党和“三反”工作中，甚至是区党委要求在1951年底就结束的发展党员试验也被推迟到了1952年7月才告完成。这种状况说明，在中共中央整党和“三反”的要求与皖北区党委建党的要求并行之时，潜山县委首先考虑的组织工作任务仍然是整党和“三反”，建党并非其工作的重点。

三、积极慎重：农村建党的启动和展开

1952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提出老区农村在整党以后，要“接收一些新党员”，以使因整党而渐趋消极的乡村党组织重新“振作起来”；一般的新区农村，也应在土改复查和民主建政之后，吸收积极分子中的优秀人员入党。总的目标是在一年之内，要在12万个新区乡村和2万个尚无党组织的老区乡村建立党的组织，全国合计一年内发展100万农村新党员39。新政策的颁布，不仅进一步放宽了新区发展党员的限制，也给组织基础薄弱的老区发展党员留出了政策空间。

中共中央的政策松动对潜山县的影响极为明显。1952年7月，在安徽省委的整建党计划尚未颁布之时，潜山县委就已经向安庆地委提交了两份整党建党计划。其中7月14日的修正报告指出，全县已经开展了两期积极分子训练班，共计374人，其中可以作为建党党员发展对象的有248人。此外根据省委组织部“慎重稳步”加“典型试验”的建党指示，县委决定以梅城区作为建党试验区，从该区10个乡抽调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专门的建党训练班，并特意说明该期的训练班“不加整党”。训练班计划历时20～25天，预期目标是发展40～50个候补党员。至于全县年内的建党规划，县里的计划是县区二级机关年底发展到70人左右，农村发展到150人左右40。考虑到7月初全县仅有39名农村党员的现实，年底达到150人也就意味着四个月内要发展110名左右的农村党员。对比1951年初至1952年7月，全县农村党员数量仅从26人增加到39人的情形41，潜山县委的这份党组织发展规划无疑是相当激进的。

为了落实县里制定的党组织发展规划，县委组织部专门配备了一支由副区长、组织干事以及训练班专职干部14人组成的建党队伍，以负责梅城区的建党试验。7月28日，潜山县委又抽调各区干部共计27人组成了全县的整党建党工作队，并抽调槎水区委书记和周庵区长分任正副队长，工作队成员则涵盖梅城、龙山、水吼、官庄、源潭、野寨、黄柏等10个区中的9个42。从人员构成和组织规模看，整党建党工作队的建立并不单纯是为了梅城区的建党试验，而是要负责全县整党建党工作的开展。县委组织部8月初发出的一份整党建党意见表明，此时的建党工作并未囿于试验区的梅城，涵盖了县内各区。因为意见要求各区将本区培养的农村积极分子，作为学习党员发展对象，填表上报组织部以做好建党工作基础43。

1952年9月，为了强化对全县整党建党工作的领导，潜山县委又在整党建党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任书记的整党建党委员会，并在9月5日召开了县直机关的整党建党学习动员大会44。当月末，潜山县委专门向安庆地委组织部汇报了全县前一阶段的整党建党工作情况，并详述了遇到的问题和县里所采取的应对策略45。连续出台的政策和组织应对都表明，相较于1952年5月之前，此时潜山县委在建党问题上的态度明显更为积极。

中共中央政策调整之后，安徽省委也重新规划了本省的整党建党计划。相较于1952年前只是要求安庆、六安两个组织基础薄弱地区开展建党试验，新的整党建党计划提出了明确的党员发展规划。安徽省整党建党计划于1952年10月前以草案的形式上报华东局，并在10月6日得到华东局的批示后，于11月3日正式颁发。根据这份计划，安徽全省农村要在1953年底完成58320个新党员的发展任务46，此前盲目发展的地区也要在完成“组织纯洁”工作之后，开始建党工作。这样的规定意味着，类似潜山这样前期建党中近乎停滞的地区，不仅需要而且应该立即启动建党工作。华东局的批示基本认可了安徽省委的做法，只是再次明确“曾经犯过盲目发展党员错误的地区”，“尚不宜一般地布置其进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而要集中力量首先整顿和纯洁其现有的组织”，“然后再适当地进行发展”47。

按照安徽省委的计划和华东局的批示，安徽全省的整党工作要在1953年6月以前完成，建党工作则可延至1953年底。这样的时间安排意味着，此前存在盲目发展党员问题的阜阳、宿县、巢湖、滁县等皖北四区，最早也只能在1953年6月以后才能全面进入建党工作。如此一来，全省5万余名新党员发展计划的重任，大多要落在安庆、六安这样的组织基础薄弱地区，由此亦见潜山所面临的建党压力。

在安徽省委的整党建党计划正式发出后，潜山县委调整了自己的建党思路。11月初县委向安庆地委组织部上报的区乡干部整党建党“三反”学习计划显示，县委已将各区干部都纳入到了学习计划中48。同月余井区委的组织工作报告也指出，当月的工作重点就是提拔干部和培养建党对象，而且已经确定了1个呈请批准和8个待批准的党员发展对象49。槎水区委的干部工作计划也显示，该区同样在进行党员发展对象的培养工作，并且已经确定了10人，还计划在每乡培养7～9人作候补50。上述情形说明，潜山县委的建党实践已经由最初的梅城试点转为在全县铺开。

1952年12月15日，潜山县委举办了第一期区乡干部整党建党结合“三反”学习训练班，时间持续至1953年1月13日。训练对象主要是县直机关和区乡干部，尤以乡干部为主。训练班期间，采取个别接收的方法，发展了20名党员，包括区干8人、乡干10人，县直机关和整党建党工作队各1人51。县委在训练班期间采取的个别发展党员的做法，在全省都极为普遍。1952年12月18日，时任省委组织部长的李世农在安徽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做的整党建党发言透露，全省农村的建党“主要是采取在积极分子训练班中发展的方法”，并在讲话中明确像潜山这样没有基层组织可用的地方，就需要在训练班中发展52。同年12月26日，潜山县委又举办了一期地方干部训练班，参训对象除了乡干60人，其余214人都是农村积极分子。训练目的就是培养农村党员发展对象，为农村建党打基础53。

虽然从1952年7月开始，潜山县委无论从组织架构还是政策规范上，都体现了对建党的重视，并有了详细的目标规划。基层建党实践中，1952年下半年的党员发展速度，也确实较此前有了明显提升。截止1952年底，潜山县的党员总数达到356人，比7月初的216人增加了140人，其中农村党员96人。虽然并未实现既定150人的年度发展目标，但农村党员的增加速度还是高于全体党员的平均增速。

尽管农村党员的增幅相较整体党员的增速是高的，但若对比此前的规划仍然是偏少的。如果全省都以潜山这样的速度发展，省委既定的1953年农村党员发展目标是无法完成的。为此，省委只能将发展党员的压力不断向下传导，具体做法就是将规划中的党员发展数量逐级向下分配。1953年3月潜山县委的建党计划显示，县里党员发展目标的确定就是安庆地委分配的结果。根据这份计划，为了完成省定目标，安庆地委分配潜山的农村党员发展指标是1953年底完成884名，而截止当时县里仅完成了不到1.2%的既定任务，这样的进度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为此，县委根据省、地两级的指示，按照先整后建的做法，决定在有支部的乡加强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然后个别吸收；在有个别党员没有支部的乡，经过积极分子的训练后，也分别发展3至5人，并建立支部；在完全的空白乡，则通过集训积极分子的方式每乡发展5到7人。全年计划举办五期积极分子训练班，合计训练1500人左右54。

如果按照县委4月拟定的发展计划和积极分子训练安排，即便不能完成安庆地委分配的任务，也能够大幅提升农村党员的数量。但由此后的建党实践来看，无论是发展计划还是积极分子的训练安排，潜山县都未能完成，计划中的五期1500人的积极分子训练班，一期都没有开展，党员发展自然无从谈起。进入四月之后，县里在建党方面的主要动作就是重建了整党建党工作队，并在余井区的余井、柴阁、东山、文治、田乐等5个乡进行建党试验。但六月之后，由于潜山连降暴雨致圩堤溃口，县委组织部即将建党工作队中的大多数人调至灾区，建党试验工作基本停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从1953年3月至6月，全县合计发展17名新党员，远不及3月之前的进度。即便是余井建党试验中已经确定的培养对象，组织部也只是留下部分干部继续进行教育培养，其余大部分建党干部都投入到了救灾工作中55。

潜山遇到的困难并非个例，安徽省委就发现全省都存在类似情形。省委1953年8月的建党意见显示，当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只发展新党员812名，占既定计划的4.5%。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大多数地方尚停留在以工作队进行重点建党试验的阶段，并未将建党工作真正铺开。为了推动农村建党的发展，省委要求各地都要检讨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迟缓的原因，并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态度和作法，以做到下半年发展一批的目标56。

虽然省委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迟缓的局面相当重视，也提出了应对之策，但实践中并未能够切实推动基层建党的大发展。从潜山的情况看，虽然秋收之后灾情缓解，但随着1953年10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县委工作的重点又转入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贯彻粮食统购统销上来。为了推进上述工作，潜山县委在1953年11月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和区乡宣传骨干会议57，内容都是总路线和统购统销政策宣传，完全没有涉及基层党组织发展之事。

为了能够在做好总路线宣传和统购统销工作的同时，兼顾省委要求完成的基层党组织发展任务，1953年11月，潜山县委组织部制定结合总路线和统购统销进行整党建党的计划。计划显示，截止当时全县新发展的72名党员中，农村党员只有6人，这样的工作进度显然无法完成地委分配的任务。为此，潜山县委决定在统购工作结束后，按照每乡3至7人的规模发展85名农村党员，并成立了一支由5名县委委员和11个区的区委书记以及9个建党骨干等30余人组成的建党队伍58。

从潜山县委的实际行动看，虽然灾情和统购统销等工作使其一定时期内的建党工作有所松懈，但最迟在1953年11月就又重新重视起来，并拟定了新的基层党组织发展规划。不过，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转换成农村党员数量增长的客观事实。截止1953年12月底，潜山农村党员的年度发展数量仍然停留在6人59。这就说明，县委11月制定的党员发展规划，仍然未能完成。

四、结语

在中共中央建党政策松动之前的1950年底，潜山县共有党员153人，其中农村党员26人，经过三年发展，1953年底全县党员和农村党员的人数分别增加到349人和141人。虽然从年均增幅来看，农村党员增加速度超过了全县党员的增加速度。但对比同期中共中央和省、地各级党委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强调，1954年之前的潜山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实践并不理想。

类似潜山的情形，在全国都是存在的。1953年7月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各地1952年的建党规划大多都未完成，报告给出的解释是规划有“不够切合实际的毛病”60。不过潜山的情况应该有所不同，因为3年间农村党员只增加了115人，年均不到40人的增幅，并不能用规划的“不切实际”来充分解释。潜山农村建党的迟滞，有其自身地方因素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潜山县委未能将作为一般规定的中共中央政策和本地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这点在1952年中共中央发展党员政策调整之前尤为明显。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新老区停止发展党员的决策，在潜山被严格遵守。1951年中共中央放松新区党员发展限制之时，虽然组织基础薄弱，但作为老区的潜山依然严守着中共中央的政策规定。甚至同年11月皖北区党委要求潜山所在的安庆地区开始建党试验时，潜山虽然选择了模范乡作为试点，却在5个月后中断，直至1952年5月中共中央放松老区建党限制之时，才最终完成了这场耗时甚久的建党试验。

由潜山的建党实践不难看出，当地是严格遵照了中共中央的老区建党政策的。不过，潜山县委及其所在的安庆地委只是注意到了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农村建党的一般规定，没有考虑中共中央政策规定中的老区主要是指组织基础雄厚、党员人数众多的地区，并非像潜山这样党组织极其薄弱的地区。由于中共中央政策并未考虑到潜山这样的特殊老区，以致按照老区要求自己的潜山在1950年至1951年的两年中，一直未能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农村发展党员工作。这应是1952年5月之前，潜山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迟缓的首要原因。

二是中共中央建党政策的非强制性约束。无论是中共中央政策，还是省地县各级党委出台的建党规划，都很少将建党作为一项独立工作，大多都有建党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要求。1952年中共中央政策松动之后，潜山虽然也成立了专门的整党建党工作队和整党建党委员会，但由工作实践看，整党建党工作队的重点主要是整党而非建党，建党大多时候只是整党的附带性工作。1953年6月之后，虽然整党工作渐次结束，但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颁布和统购统销政策的施行，建党又成了必须结合统购统销的工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在笔者看来，主要是中共中央对建党工作的要求和同期开展的其他工作有所不同。虽然从1951年开始，中共中央逐渐放开了新老区的建党限制，但仍然要求各地慎重稳妥地开展建党，并未下达明确的建党任务。正因如此，在很多地方干部看来，建党工作不带有政治强制性。对此，1953年安徽省委在检讨农村党员发展迟缓的原因时，就强调“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对建党工作重视不够和抓的不紧，没有把建党工作当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61。潜山县委同样认为，建党进展缓慢的原因是“未能把建党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去进行”62。因此，缺少政治强制性，以致被同期进行的其他工作冲淡，是1952年之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三是党员发展对象确定中的身份选择。中共中央的政策规定虽然要求各地积极开展农村建党，但在地方的建党实践中，农民党员的发展往往不被优先考虑。为了推动工作的开展，各地在开展农村建党时，首先考虑的对象还是各级干部，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农民积极分子。比如1952年12月，李世农在第一届安徽省党代会的建党发言中就明确，“农村建党主要对象应是领导互助运动的乡村干部及互助组织中的骨干分子、模范人物、其次才是其他积极分子。”63潜山县余井区委在确定建党培养对象时：“培养建党对象：区委研究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是在区乡干部中培养建党对象，第二批是（在）区乡干部与村组干部中培养建党对象，第三批是农村积极分子。”类似的规定，在缩小农村建党对象选择空间的同时，自然会延迟基层党组织发展的步伐。

在上述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54年之前的潜山县委虽然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政策规定，制定了详尽的农村建党规划，也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以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结果却并不理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很大的原因在于此时的农村建党，还不是一项迫切性工作。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1950年5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2）《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8页。

（3）《中央组织部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及发展新党员工作的执行情况的报告》（1953年7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4）韩劲草主编：《安子文组织工作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有关此变化过程，亦可参见吕连仁：《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政策变化及影响分析》，《理论探讨》2013年第3期。

（5）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政党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7）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8）何志明：《地权变动中的新区农村党建工作研究（1952-1954）——以川北达县为个案》，《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9）《中央组织部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及发展新党员工作的执行情况的报告》（1953年7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5册，第122页。

（10）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庆地区志》，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215页。

（11）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潜山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页。

（12）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潜山县志》，第175～176页。

（13）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潜山县志》，第177页。

（14）临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泉县志》，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31页。

（15）中共潜山县委党史办公室：《潜山县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1949.10-1956.12）》（征求意见稿）内部资料，1986年印，第29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1950年5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册，第59页。

（17）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潜山县志》，第156页。

（18）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庆地区志》，第222页。

（19）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庆地区志》，第217页。

（20）《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1950年5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册，第59页。

（21）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庆地区志》，第222页。

（22）皖北区党委：《关于整党建党问题向华东局的报告》（1951年10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档案馆：《中共皖北皖南区委文件选编（1949-1951）》，内部资料，安徽省新闻出版局1994年印刷，第186页。

（23）《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1950年5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册，第59页。

（24）阜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阜阳地区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页。

（25）1952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安徽省委，至此，皖北、皖南分治的局面结束。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历史大事记（1949-1999）》，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26）安徽省委：《安徽省整党建党工作计划》（1952年11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档案馆：《中共安徽省委文件选编（1952-1954）》内部资料，安徽省新闻出版局1994年印刷，第122页。

（27）安徽省委：《安徽省整党建党工作计划》（1952年11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档案馆：《中共安徽省委文件选编（1952-1954）》内部资料，第123页。

（28）《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1951年5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

（29）皖北区党委：《关于整党建党问题向华东局的报告》（1951年10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档案馆：《中共皖北皖南区委文件选编（1949-1951）》，第186页。

（30）中共潜山县委组织部：《关于模范乡建党典型试验情况向地委组织部的报告》（1952年9月），潜山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1-1-1-18。以下简称潜档。下文有关模范乡建党情况的叙述如无特别交代，即出自这份报告。

（31）潜山县委组织部另有报告指出，模范乡的建党试验从1951年12月开始，至次年3月结束共计三个月时间，报告坦承，截止报告之时原定的建党四个步骤中的第四个尚未完成，因此三月之说并不准确。详见潜山县委组织部：《潜山县模范乡建党典型试验情况给地委组织部的报告》（1952年），潜档2-1-1-1-18。

（32）在历时数月的建党试验中，组织部长并未全程参与，而是很快就返回县里参加“三反”运动，此后主要是以书信和强化汇报的方式指导建党。在最后阶段的建党补课中，县里又增派了三人，将工作组扩充为六人。潜山县委组织部：《潜山县模范乡建党典型试验情况给地委组织部的报告》（1952年），潜档2-1-1-1-18。

（33）潜山县委组织部：《关于整建党计划给安庆地委组织部的修整报告》（1952年7月），潜档2-1-1-1-18。

（3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35）《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1951年4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6册，第59～64页。

（36）《中共中央关于皖北区党委整党建党计划的批复》（1951年9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同年11月21日，中央给华东局的批复，同样要求不应将整党的时间拉得过长，所谓三年时间主要是指分批完成不同支部的整党工作，并不意味着同一个支部整党需要耗费三年之久。详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册，第255页。

（37）《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执行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关于发展新党员决议的指示》（1951年10月1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册，第121页。

（38）《中共中央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1951年12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册，第474页。

（3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7～378页。

（40）潜山县委组织部：《关于整建党计划给安庆地委组织部的修整报告》（1952年7月14日），潜档2-1-1-118。

（41）中共潜山县委党史办公室：《潜山县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1949.10-1956.12）》（征求意见稿）内部资料，第8、20页。

（42）潜山县委组织部：《关于整建党工作队配备情况报告》（1952年7月28日），潜档2-1-1-1-18。

（43）潜山县委组织部：《关于做好整党建党几点意见》（1952年8月8日），潜档2-1-1-1-18。

（44）中共潜山县委党史办公室：《潜山县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1949.10-1956.12）》（征求意见稿）内部资料，第24页。

（45）潜山县委组织部：《潜山县整党建党工作进行的情况报告》（1952年9月28日），潜档2-1-1-1-18。

（46）安徽省委：《安徽省整党建党工作计划》（1952年11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档案馆：《中共安徽省委文件选编（1952-1954）》（内部资料），第120页。

（47）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局对整党建党计划的批示》（1952年10月6日），临泉县档案馆藏，档案号3-2-21。

（48）潜山县委组织部：《潜山县区乡干部整建党“三反”学习计划向地委组织部报告》（1952年11月5日），潜档2-1-1-1-18。

（49）潜山县余井区委：《11月份组织工作报告》（1952年11月22日），潜档2-1-1-1-19。

（50）潜山县槎水区委：《干部工作计划》（1952年11月29日），潜档2-1-1-1-19。

（51）潜山县委组织部：《潜山县区乡干部整建党结合“三反”学习总结》（1953年1月16日），潜档2-1-1-1-47。

（52）李世农：《在党代会上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发言》（1952年12月18日），临档3-2-23。

（53）中共潜山县委党史办公室：《潜山县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1949.10-1956.12）》（征求意见稿）内部资料，第32页。

（54）潜山县委组织部：《关于1953年建党工作初步计划》（1953年4月4日），潜档2-1-1-1-47。

（55）潜山县委组织部：《关于1953年上半年整党建党工作向安庆地委组织部总结报告》（1953年8月5日），潜档2-1-1-1-47。

（56）安徽省委：《关于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建党情况及今后意见》（1953年8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档案馆：《中共安徽省委文件选编（1952-1954）》，第270页。

（57）中共潜山县委党史办公室：《潜山县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1949.10-1956.12）》（征求意见稿）内部资料，第42、43页。

（58）潜山县委组织部：《1953年10月份后结合总路线及统购统销运动整党建党工作的初步计划》（1953年11月21日），潜档2-1-1-1-47。

（59）潜山县委组织部：《关于1952年“三反”后53年底整党建党工作总结》（1953年），潜档2-1-1-1-47。

（60）《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组织部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及发展新党员工作的执行情况的报告》（1954年1月1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61）安徽省委：《关于1953年上半年建党情况及今后意见》（1953年8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档案馆：《中共安徽省委文件选编（1952-1954）》内部资料，第270页。

（62）潜山县委组织部：《关于1952年“三反”后53年底整党建党工作总结》（1953年），潜档2-1-1-1-47。

（63）李世农：《在党代会上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发言》（1952年12月18日），临档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