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直过民族”的三重跨越

作者：王　磊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9-03-18  浏览次数： 7751次

【摘　要】我国“直过民族”的发展经历了三重跨越。直接过渡帮助“直过民族”实现了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跨越，但并未实现生产力的跨越。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得到跨越式发展，但由于忽略了“直过民族”的特殊性，使得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契机促使“直过民族”开始第三次跨越，实现由生产力的发展到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但是脱贫攻坚的拦路虎还没完全清除。在跨越发展的历程中，“直过民族”群体内部的分层界限愈加明显，其特殊性正在慢慢消逝，“直过民族”这一称谓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关键词】“直过民族”；直接过渡；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直过民族”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未经民主改革，由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他们所居住的区域被划定为“民族直过区”，简称“直过区”。尽管“直过民族”已经成功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直过民族”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概念和称呼，其战略发展地位仍然显要。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临近，“直过民族”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其发展程度更加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加强对“直过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跟踪，总结“直过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更好更快地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目标。

一、直接过渡：生产关系的跨越

直接过渡的提法，最早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后来列宁对直接过渡做了进一步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对社会形态是否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设问和回答，他们说：“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的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在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26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见。列宁在1920年7月26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了直接过渡的方法：“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表现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的答复是否定的。……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2]281列宁用理论和实践证明了落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是可以跨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这为我国实行直接过渡提供了启示。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是实行直接过渡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直过民族”一直受到各种压迫和歧视。新中国在民族识别当中把这些“直过民族”列为单一的民族，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的理念以及贯彻该理念的彻底性。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识别使“直过民族”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平等，而直接过渡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边疆落后少数民族能在经济社会生活上不断发展进步，最终逐步实现事实上的平等。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贯彻于直接过渡政策的确立和实施的整个过程。

我国实行直接过渡的少数民族对象主要分布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独龙族、德昂族（原称崩龙）、基诺族、怒族、布朗族、景颇族、佤族、傈僳族和部分拉祜族、哈尼族、瑶族等，主要分布在昆明、玉溪、保山、丽江、普洱、临沧、楚雄、红河、大理、西双版纳、德宏、怒江、迪庆等全省13个州（市）58个县（市、区），主要聚居在271个乡（镇）的1179个行政村，[3]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状态。此外，还有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珞巴族以及部分黎族也是“直过民族”，包括未识别的一些群体也属于这个范畴。分布在云南的“直过民族”的特点相对更明显，分布也更集中。

这些少数民族几乎都是居住在边境沿线、高山峡谷、原始密林中的世居少数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们盛行土地为氏族公社公有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以及原始平均分配的原则，沿袭刀耕火种、采集狩猎、野放野牧、广种薄收、刻木记事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土地占有不集中、阶级分化不明显、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育程度低、保留着浓厚的原始氏族关系残余和原始宗教文化形态等共同特点。此外，“直过区”有很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复杂矛盾，除了国民党残余势力不断进行破坏骚扰外，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纠纷留下一定程度的民族隔阂，境外敌对势力妄图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在边境挑起各种事端，这些构成了“直过民族”社会形态变革的发展起点。民族发展观认为，外部力量的推动是民族发展的外因，民族自身因素是民族发展的内因，内因和外因共同形成民族发展的合力，其中强有力的外因能加速或延缓民族发展的进程。“直过民族”自身发展能力不足，他们要想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立足于特定时期的特定外部环境，依靠党和国家强大的外部力量推动而实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党和国家根据对边疆民族地区“慎重稳进”的工作指导方针，针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特点和发展状况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这些特殊政策以团结、生产、进步为工作中心，采取不分土地、不划阶级、不搞土改的方式，结合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经济和文化。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废除了山官、头人的特权，建立互助组，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将原始协作关系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营，将原始平均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在生产方式上，派驻民族工作组进村入户、无偿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加强对籽种、肥料、农具、口粮、水利等的投入，帮助群众学习机器缝纫技术、泥瓦木石技术等。在经济发展上，专设直过经费，实行税收减免，加强贸易工作，组织信贷合作。在政治制度上，通过县、区、乡的行政系统对民族聚居区进行领导，在民族杂居区建立生产文化站这一过渡性政权组织，吸收各方面人士担任站务委员。在教育事业发展上，开设“直接过渡区经费”，特设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费，制定“直过区”扫盲规划，通过各类培训班和试办工读学校等渠道，发展“直过区”的教育事业。

这些特殊政策措施包含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整个边疆民族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对民族工作实行分类指导的一个特殊类型。这些特殊政策的实施使边疆落后少数民族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实现了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跨越，从根本上消除了历史遗留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社会基础，达到了和其他民族相同的发展阶段，离事实上的平等更进了一步。直接过渡作为“直过民族”的第一次大胆跨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的具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边疆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为多民族国家成功解决后进民族的发展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为落后民族找到了一条可供探索的社会发展道路。

“直接过渡”这一方针政策有创新性也有局限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就某一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过程来看，是有可能超越一个或若干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一个民族超越一个或若干个历史发展阶段，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首先应从生产力的变革开始。但是，“直过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变革过程并非首先通过生产力的积聚与质变，而是通过政治变革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而后利用政权的力量去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文化水平”。[4]32在“直过民族”的社会形态变革过程中，实现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上的转型，从根本上来说是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非完全同步，这些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没有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实现质的飞跃。“直过民族”社会形态发展上的这种不同步现象，并不代表社会形态发展可以不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性。我们更不能因此否定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变革和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基本原理。可以说，“直过区”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要求极不协调的情况下进行的，最终造成了“直过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落后。[5]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过份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企图依靠政治运动抬高生产关系的地位，直接违反了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一唯物主义根本原则。政策的激进性以及人为的想象对直接过渡的实际成效有一些负面影响。直接过渡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其过渡方式过于单一，并不完全符合“直过民族”的具体实际。在直接过渡过程中，过度发展集体生产，忽视了扶持社员发展家庭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直过民族”群众思想观念陈旧，原始平均主义观念和自我封闭意识依旧存在，难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直接过渡更多的是依靠各级政府的扶持帮助，自我发展能力弱，自我发展意识不足，依赖思想严重。在直接过渡的过程中，国家和地方对“直过区”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对民族精神文化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关注程度，精神文明与经济发展极不协调。

所以，直接过渡作为“直过民族”的第一次跨越只是完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从原始公有制跨越到了集体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但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整体性失误和挫折相对应，“直过民族”虽然有了制度上或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进步，但并未实现生产力的飞跃。

二、改革开放：生产力的跨越

民族平等和民族发展相辅相成。如果“直过民族”不实现跳跃式发展，民族间原有的差距会被不断拉大，这样就更加难以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制度可以跨越，但生产力发展阶段无法跨越。早在1954年，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提出，尽管直接过渡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并不意味着直接过渡后的工作更简单了，而是要经过长期的、千百步的艰苦努力，才能达到与其它地区同等发展的水平。“直过民族”通过直接过渡摆脱了后进的社会发展进程，总体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但是，由于直接过渡的局限性，再加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矛盾以及直过政策的中断，导致“直过民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对滞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仍不协调，生产生活水平和教育思想观念没有发生与社会形态变迁相一致的同步跨越。“直过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社会矛盾愈发突出。这就需要一次社会改革把“直过民族”从失误的泥潭里解救出来，跨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鸿沟。

改革开放解决了“直过民族”的发展困境。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生产关系的跨越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生产关系更需要靠生产力的跨越来不断巩固和完善。因此，改革开放就是“直过区”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初步建立之后，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最根本的任务。[6]改革开放在“直过区”改变“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普遍提高，商品销售总值逐年增长。改革开放给“直过民族”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自然经济壁垒和原始平均主义思想的桎梏，缩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给“直过民族”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逐渐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方式。在改革开放以后，“直过民族”的变化日新月异。古老而封闭的“直过民族”开始打开大门迎接商品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到来，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去，经济社会发展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隐患往往伴随机遇而生，改革开放给“直过民族”也带来了一定的矛盾和困惑。在直接过渡过程中，国家的政策推进是促进“直过民族”发展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直过民族”的自我发展能力则起主导作用。可以说，自我发展能力是“直过民族”能够在商品经济中激流勇进的基本要素，商品经济是催生“直过民族”自我发展能力的加速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从无到，市场经济应运而生。市场经济更强调独立自主、效率优先、按劳分配的经济形态。这使“直过区”群众重农抑商的生产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以及原始共产的分配观受到强烈的冲击，一定程度上给“直过区”的群众带来了经济上、文化上和民族关系上的矛盾。在经济上，“直过民族”原有的谋生手段被取代，计划性差、经营管理能力差等一系列问题开始暴露，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现象明显，市场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在文化上，市场经济冲击了传统心理和传统文化，带来认同危机。这些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转型不得不进行艰难的自我调适，导致自我认知、价值判断以及心理文化上开始发生变化。由于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型，传统的狩猎、采集、渔猎等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空间、生计方式和人等载体。[7]这些认同危机导致了对“他者文化”的认同和追求。在民族关系上，利益关系介入和谐淳朴的民族关系，不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比如，在布朗族乡的老班章村，茶叶是农户的主要经济收入，村民之间本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当外来资本和现代经营意识进入到老班章村后，古茶树市场被炒热，老百姓之间开始因为对资源使用占有和财富获取不公平而造成内部心理上的失调，各种矛盾和纠纷开始显现。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受一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受国家和地区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是后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地区根据其不同的客观规律所进行的超常规发展，选择跨越发展必须结合各国家、各地区、各部门的经济规律和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出相应的发展规划。[8]然而，改革开放后，“直过区”的特殊性没有得到重视，特殊问题逐步被忽略或弱化，特殊政策再也没有得到恢复。在“直过民族”特殊的社会发育程度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适应开始凸显的情况下，特殊政策弱化和政策边缘化的趋势只会加剧“直过民族”与其他地区发展的差距。“直过民族”几乎成了一个历史概念。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家开始重视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这成了“直过民族”发展的新契机。2004年4月，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展的《云南民族“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取得了相关调研成果，提出了建议，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2005年，“直过区”发展问题被写入了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并被纳入云南省“十一五”规划。较为典型的是2006年之后，云南民族“直过区”被纳入了扶贫开发和兴边富民等各项工作中。国家和地方陆续对“直过区”贫困程度较深、扶贫难度较大的民族特困乡（镇），如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等进行整族帮扶行动等综合扶贫。这些扶贫开发工作使民族“直过区”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涌现出了诸如金平者米拉祜族乡、贡山独龙族乡、潞西三台山、景洪基诺山、勐海布朗山等“两乡三山”快速发展的典型。但是，“直过民族”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日益突出，结构性差异并未彻底改变。总体上看，这时对“直过区”的帮扶政策是带有普遍性扶贫性质的政策，已不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样能充分考虑和照顾“直过民族”特殊性，“直过民族”的发展又一次进入到瓶颈期。

因此，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背景，也使得“直过民族”获得了生产力跨越性发展的条件，成为“直过民族”的第二次跨越，但由于政策上的僵化和一刀切，忽略了“直过民族”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在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仍然未能和其他民族同步。

三、全面建成小康：全面发展的新跨越

进入新时代，“直过民族”的发展迎来了大政策、大发展的好机遇。“直过民族”大多分布于民族自治地方内，其发展进程实际上也受到民族自治地方整个发展状况的影响，其中包括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精准扶贫、“一带一路”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等等都对“直过民族”发展颇有助益。各地特殊的发展战略，如一山一策、一族一策、一族多策、安居工程、易地搬迁、整族帮扶、整村推进、整乡扶持、劳务输出、易地扶贫项目、特色产业项目、特色村寨项目、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项目与山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项目等对“直过民族”的发展更是锦上添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直过民族”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高速期。

为了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和国家对“直过民族”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怀日益凸显。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提出，要把云南建设成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明确要求必须抓好“直过民族”的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问题。2016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在云南景洪市主持召开“直过民族”脱贫攻坚座谈会时指出，要从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的高度，下大力气推进“直过民族”扶贫开发，确保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在中央对“直过民族”的关怀下，《云南省全面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行动计划（2016—2020年）》应运而生。该计划提出，将针对云南省内9个主要“直过民族”实施精准扶贫，到2019年，实现“直过民族”聚居区建档立卡18.73万户66.75万贫困人口脱贫。到2020年，稳定实现“直过民族”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9]中央和民族地方开始将“直过民族”视为一个特殊群体并重新认识其重要性，把“直过民族”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形成了“政府主战、部门会战、企业助战、群众参战”的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新格局。云南省还编制实施了《云南省“直过民族地区”沿边地区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规划》，计划投资112.5亿元，专项用于“直过民族”、人口较少民族和沿边地区9049个自然村共计2.5万公里通硬化路建设。[10]这个规划的实施，从根本上开始改变云南“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交通条件，着力打通了制约“直过民族”聚居区发展的“最后一公里”。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在云南“直过民族”聚居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工作方案》等。这一系列专门规划的出台是“直过民族”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直过民族”并不是孤立的群体，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弱小存在。大部分“直过民族”集边疆、山区、较少、“直过”、欠发达等特征于一体，战略地位显要，政治敏感度高。采取特殊政策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是事关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大政治问题，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因此，除了“直过民族”的专项规划，云南省推行的一系列发展规划都与“直过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比如，《云南省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2016—2020年）》《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云南省深入实施兴边富民工程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规划（2016—2020）》等，这些计划和规划都为“直过民族”精准脱贫、增强发展动力、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短板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党和国家的专门帮扶和“直过民族”的自力更生的相互作用下，“直过民族”的山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准扶贫的系列政策和措施成效显著，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观，自我发展能力得到不断增强，实现了从生产力的发展到全面跨越式发展。云南省的9个“直过民族”聚居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2014年的18.73万户、66.75万人减少到2016年底的13.02万户、45.92万人。[10]尽管，“直过民族”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脱贫攻坚的任务仍然是充满艰难险阻的。当前，扶贫攻坚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键期，“直过民族”地区更是成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到2017年底，云南省“直过民族”的贫困人口有370344人，占云南全省贫困总人口的11.15%。（1）“直过民族”因其特殊的历史发展条件，剧烈的社会历史、制度变迁造成巨大的文化和经济“时差”现象，成为云南省脱贫路上的“拦路虎”。[11]

目前，“直过区”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比如，布朗族乡的粮食作物种植少，粮食产量供给未能自给自足，产业发展中茶叶占比达88%，（2）茶叶收入成为其主要经济来源。一旦茶叶收成不好，整个布朗族乡的社会经济生活将受严重影响。因此，在优化产业结构上，“直过区”可充分发挥“直过民族”生态优美、资源丰富、政策优惠、民族特色浓郁等优势，推进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扶持贫困户发展长短结合的特色产业，推进具有民族特色的乡村旅游业、民族手工业等。此外，受自然条件限制，加上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直过民族”的交通、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滞后。尤其公路通路等级低、村内道路狭窄，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给经济创收带来一定困难。比如，从勐海县到布朗族乡短短90公里的距离，开车却需要3小时。“直过民族”基础设施的改善还是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

“直过民族”教育普及程度和受教育程度较低。正值劳动力的30~50岁阶段人群中还有未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情况，那些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主接受教育水平大都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接受并消化现代文明的能力欠佳。“直过区”有44%的行政村没有学前教育，“双语”老师缺失严重，适龄儿童入学率偏低，辍学率偏高，劳动力文盲多，还有部分不会听、不会讲汉话，至今还有约15万人基本不懂国家通用语言，近50万人不能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12]有的外出看病、办事等需要翻译。此外，很多“直过区”民众的宗教信仰根深蒂固，更多的父母愿意让子女熟悉宗教文化而忽视学校教育，造成小孩对学校学习兴趣减退。

“直过民族”的原生局限性是较难克服的障碍。由于“直过民族”社会发育程度差、原始平均主义思想严重、地理位置偏僻闭塞、思想相对保守、接受能力较差、接受新技术新信息渠道少等众多原因，在直过一代和二代中已经形成或者传承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很难通过外在力量去改变，扶贫工作中的移风易俗无法经过强制性去实现。再加上在多年的扶贫政策倾斜下，大部分群众缺乏主动脱贫意识，没有危机感，致富欲望不够强烈，思维观念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期，整体处于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不求上进的状态。“脱贫”在部分农户眼中变成了政府行为，帮扶人还得说好话哄着他们“脱贫”。传统信仰消费也是“直过民族”致贫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沧源县勐角乡的芒公村，每户平均每年在叫魂、做赕上就大约花费两万到三万元，几乎占据了年收入的大部分。村民们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认为这种活动是生活正常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够使其寻求到心灵的慰藉。在消费和理财上，大多数“直过民族”群众还存在有多少花多少的现象。此外，很多年轻劳动力的乡土观念浓厚，不愿通过在本地或外出务工方式增加家庭收入。可以说移风易俗在“直过民族”的脱贫攻坚战中是最艰难的一环。

“直过民族”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层。从人口结构来看，第二代“直过民族”和第三代“直过民族”占据了“直过民族”群体的大部分，而直过一代大部分慢慢离开这个人世，剩下的一小部分还在坚守作为“直过民族”的特殊性。在沧源县的翁丁寨子里，老人处于较原始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中年人则要吃力地平衡好新与旧之间的关系，而小孩除去长相特征外与汉族小孩几乎无异。这三个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也形成了“直过民族”内部的三条明显的分界线。受现代科技和现代教育影响的直过三代，从山寨走出参与到社会大分工中来，几乎已经与其他民族区别不大。现代交通和信息让其产生的不自觉的改变，是这一代人为了适应和融入社会大环境不得不做的调适。这些调适对于“直过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说是进步的，顺应了民族发展、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随着直过一代逐渐离世，直过二代慢慢在古老与现代中找到平衡点，直过三代甚至直过四代完全融入到现代社会，“直过民族”这一称呼将会彻底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并退出历史的舞台。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英明决策和帮扶政策有效推动了“直过民族”的每一次历史性跨越。“直过民族”在不断跨越的进程中，其原始落后的面貌得到了巨大的改变，社会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生活观念等也经历了不断的碰撞和变革。同时，“直过民族”的历史局限性导致了其对直接过渡和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正逐渐得到缓解，但仍然是制约“直过民族”脱贫攻坚的最大制约因素。纵观“直过民族”的跨越进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尊重“直过民族”的发展规律，抓住历史发展机遇，发挥“直过区”优势，处理好“一步和千百步”的关系，积极贯彻落实相关发展规划及政策，加大对“直过民族”的重视和投入，充分调动“直过民族”自身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直过民族”定能够实现与全国人民一起步入小康社会的新跨越。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俄]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胡晓蓉.云南省加快“直过民族”脱贫步伐[EB/OL].（2016-03-09）[2018-09-16]http：//yn.people.com.cn/n2/2016/0309/c372442-27895195.html.

[4]晓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云南“直过民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张建云.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评价[J].学术探索，2003（8）.

[6]王寿南.对“直过区”一些问题的重新思考[J].民族工作，1995（10）.

[7]朴今海，王春荣.人口较少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路径探析——以东北地区为例[N].中国民族报，2018-08-10（8）.

[8]杨东萱.基于少数民族视域下生产力跨越发展理论的反思[J].经济问题探索，2009（10）.

[9]庞明广.云南：2019年实现“直过民族”聚居区整体脱贫[EB/OL].（2016-04-20）[2018-09-28]http：//www.xinhuanet.com//2016-04/20/c_1118685322.html.

[10]滇民.云南加大力度打好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N].中国民族报，2017-08-15（2）.

[11]陈包.西盟佤族“直过民族”旅游精准扶贫及对策研究[J].普洱学院学报，2018（2）.

 [12]王增文.重视发挥双语科普在云南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脱贫中的作用[N].中国民族报，2017-09-15（6）.

注释：

[1]资料来源：《云南省脱贫攻坚数据报告（2017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提供，2018年4月。

[2]资料来源：《布朗族乡扶贫工作总概》，布朗族乡人民政府提供，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