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与重生的纠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前途之争

作者：李金铮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9-03-14  浏览次数： 2040次

【摘　要】自古以来，手工业一直是中国农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但近代以后，在机器工业产品的冲击下，一些手工业开始解体乃至消亡。如何看待家庭手工业的现状和前途，始终是社会各界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争论最为激烈。大致说来，主要有四种意见。只有第一种意见主张手工业必然解体，发展机器工业才是正道，而其他三种虽然也认为家庭手工业很难与机器工业相竞争，但仍主张予以保留，只是这三种意见又各有侧重的角度。以上各家的学术背景、政治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相反的，但对家庭手工业的看法却与此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既有不一致的地方，也存在着共识，那种以政治意识来划分阵线的做法，在此问题上并不完全见效。这一时期的论争，具有重要的经济思想史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家庭手工业；机器工业；延续

在传统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相结合的“耕织”家庭经济，一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牛郎织女”即其典型称谓。如果说农业是农村经济的核心，那么家庭手工业则是仅次于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随着外国机器工业品的输入，中国家庭手工业逐渐遭到冲击和解体的厄运。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天灾人祸频发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漩涡之中，家庭手工业更是爆出了急剧衰退的现象，给农家经济和农民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时代及其情状是滋生议论和思想的土壤，对家庭手工业解体这一经济现象和未来的前途命运，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更多是描述手工业的悲惨命运，对手工业的前途并没有太多的讨论。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讨论视角发生了变化，即从原来的单一悲惨论转为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进一步说就是在传统手工业与现代机器工业的关系的框架内进行讨论，而且讨论之热烈是空前的，反映了国家对中国经济复兴的企盼和学术界、思想界的自由言说气氛。这一时期的讨论内容非常丰富和系统，既涉及家庭手工业的解体或延续，也包括导致这些现象的复杂因素，更论及家庭手工业的前景。本文之主旨，侧重探讨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家庭手工业前途的论争，它不仅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此前，该题似未引起应有的注意，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尤其是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缺憾。

手工业必然解体与必须发展机器工业

持此看法的学者，主要有严中平、陶孟和和张培刚等学者。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必然导致解体的局面，只有发展机器工业，才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这一看法，主要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标准，对中国手工业发展前途作出判断。

经济史家严中平是研究中国棉纺织业史的权威。他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全面分析了中国手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的演变历程、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形成了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基本判断：在机纱机布的冲击下，手工棉纺织业一方面在解体，一方面又艰难地延续着，但最终结局必归于消灭。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洋纱洋布在中国的销售曾遭遇中国古老的手工棉纺织业的顽强抵抗。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低率关税和子口税的保护之下，洋纱洋布逐步由通商口岸深入腹地，由城市深入农村，由少数市民偶用的消费品变为广大群众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来，就如严中平所说，旧式手工棉纺织业的衰退一天比一天显著，“经过了三十年外洋纱布狂潮的袭击，中国手工纺织业必归破灭的命运是最后地确定无疑了”1。

不过，中国手工纺织业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整个近代一直延续。之所以如此，严中平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补充农业生产之不足。“离开了家庭手工业，这些农民不可能单靠农业维持他一家的生存……农工结合，恰恰就使他们组成一个生存力极端顽强坚韧的小生产单位。”第二，以机器工业品为原料，反而促进了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机纱冲击的结果，虽然不少从事手工纺纱的农民被剥夺了生计，但他们转而用机纱织布，机纱“为手织业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亦且在产量方面，解除了手织业的桎梏”。第三，中国地域广阔，手工棉纺织业仍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即便是遭受冲击最大的手工纺纱业，也没有被机纱完全冲垮，因为机纱尚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消费。我国人口有四亿，需要纱机4000万枚达到棉纱自给，至少也需要2000万锭，但全国中外籍纱厂的纱机总数还不到553万锭，那么不足之数只能靠手纺纱弥补。土布业更是如此，中国棉布消费总量为5573百万码，其中机制棉布1596百万码，仅为总消费量的29%，其余71%的棉布消费需要依靠手工织布供应。2

尽管如此，严中平还是认为手工棉纺织业面临着巨大困难，终致无法与机纱机布竞争而落败。首先，向来是中国土布的三大市场都遇到空前的危机。南洋是土布的第一大出口市场，近年来却由于日货的倾销，一蹶不振，几近绝迹。东北地区是土布的第二大市场，南通、宝坻、高阳、潍县等地著名织布区的土布多以东北为尾闾，但在“九一八”以前，就已开始遭受日货的竞争而日趋萎缩，而此后已全在日人掌握之中，结果不言而喻。西北诸省是土布的第三大市场，晋察绥蒙等地一向为河北高阳、定县、行唐、正定等县土布的销场，但察绥蒙已成为日俄棉货的角逐场所。只有河南、陕西、甘肃诸省尚吸收不少土布，但中外纱厂的机制布匹随陇海路的西展而大量涌入，竞争结果是不难预卜的。其次，严中平更从经济理论上对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进行比较和分析，认为手工棉纺织业根本没有与机器纺织业竞争的能力。他以定县为例，对机器纺织业和手工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分别做了计算，认为土纱土布的生产有四大弱点：生产工具落后、工作效率低、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相反，纺纱机的性能已到了极为复杂精确的程度，各道工序彼此相联，效率甚高，至于高支数细纱的抽纺更为手纺纱所不及。而动力织机的生产效率之高、生产成本之低，也是手织机无法相比的。在此基础上，严中平断言，手纺纱及手织业“两者受机制品之竞争，皆必归于消灭”3。

针对国内有些人提倡继续发展手工业，严中平批评“其志可嘉，其愚实不可及”。他说，中国正需要一个大刀阔斧的经济变革，民族危亡绝不是小缝小补所能挽救的。中国至少须有1000~2000万锭纱机、六七百万台布机才足自给，而手纺车与足踏机纵如何改良，亦不能当此大任。况且，资金缺乏为我国工业界的通病，尤为纺织厂之大患，纺织业正当以有限的资金力谋机器纺织业的改良扩充。而提倡手纺织，不独徒劳无功，其分散资金，贻误良机，当为罪不可恕。至于农民方面，副业衰落虽将增加其穷困，然农民穷困的根本解决，更非走农作机械化、科学化一途不可，岂救济手工业所能奏效?如果舍弃机纺织业，仅发展手工业，其结果不过是为在华日籍纺织厂留下广大的扩展地盘而已，手纺织业是不能长久存在的。4

要之，严中平坚信，资本主义世界商业的发展，必然改变一切落后的生产方式，中国小农经济既不能永久拒洋货势力于乡村之外，则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化终必发生，乃是极自然的事情。中国小农经济之破坏乃是中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导，经历尽管惨痛，实是不可避免的步骤。5

陶孟和是著名社会学家，他没有专门研究过手工业，但在给张世文的《定县农村工业调查》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陶孟和认为，当现代工业国家的制造品侵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中国手工制造品虽还没有完全绝迹，但大部分都被机械制造品所代替而渐归于消灭。如果外国的机械制造品占领了中国的全部市场，中国乡村手工业的末日就到了。同样，如果国内都市的机器生产完全代替了乡村生产，乡村手工业也无立足之地。近代工业之所以连续不已地打倒了手工业，一方面是因为汽力、水力、电力供给了强过筋肉无数倍的动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发明不已、改良不已、巧夺人工的机械。他进而指出，只有利用自然的动力、机械、科学研究与组织，乡村工业才能生存，科学家、工业家、经济学家要担负起工业现代化的责任。当乡村工业充分现代化的时候，其乡村的名目或者还可以保存，但是其原来的形象则全失掉了。6可见，陶孟和虽然认为家庭手工业必然被机器工业所替代，但仍有在乡村发展现代工业的可能，这与严中平的看法有些不同。

经济学者张培刚的态度较为激烈。他不仅反对提倡农村手工业，而且认为在农村建立工业的观点也是反动的。其理由是，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都市工业不容易建立，农村工业更难以培植。我们既然不能实行关门主义，帝国主义的货物倾销就可以伸张到农村来，以肉体与机器相竞争，结果只有失败。高阳、潍县比较有点根基的小工业，尚且不堪压迫而日趋衰落，其他更可想而知。还要看到，在许多乡村里，一般农人宁可购买洋布，而不穿用乡村工业的出产品土布了。所以，中国经济建设前途是走不通农村工业这条路的，产业革命的结果是使机器代替人工，使工厂制度代替手工业制度，使工厂生产代替家庭生产，工业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个时候，提倡农村工业，尤其是把农村工业当作走上工业经济的过渡方法自然是倒行逆施。7

不难看出，以上几位学者的看法基本上延续了近代以来许多人宣扬的现代化主张。其经济发展的逻辑和目标没有问题，其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立足点也不容置疑，但由于没有或很少虑及中国农家经济的现状和需求，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

手工业陷于崩溃之途与眼下仍有提倡之必要

持此看法的学者，主要有郭大力、杨庆堃、张世文、戴乐仁和千家驹等学者。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必然陷于崩溃之途，但考虑到人多地少和经济发展、农民生活的需要，仍要发展家庭手工业。这一见解，体现了现代经济趋势与农村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张力。

郭大力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认为，一个人兼做许多事情的结果，是降低了劳动的熟练和劳动生产力。工业发展的趋势，不是增加而是剥夺农村副业，这种副业的存在是工业发展的阻力。但从另一方面说，农村副业又是农村经济一个重要的支柱，在种种负担下农民的生活与生产仍能勉强维持下去，是因为有这种副业的存在。如果一个农民家庭耕作十亩刚好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但纳租付息后，就必须耕作二十亩了，不过土地存量又是有限的，农民不能随意扩大耕地面积，为维持生存就不能不注意于农业以外的工作。尤其是在大饥馑发生之时，农村之所以容易复苏，也就是因为农民有农村副业这个出路。8

社会学家杨庆堃，对农村家庭工业能否在现代经济系统中继续存在的问题也做了分析。他认为，手工艺和家庭工业本来是中世纪经济系统中的特色，然而工业革命一来，就被打破了。随着市场的扩大，大规模生产跃居统治地位，适于人口流动加速、分工精细、运输发达的社会，其压倒家庭工业乃属当然，因此要拿家庭工业去适应机械世纪的需要，完全是妄想。若要靠家庭工业去挽回农村经济的危机，也终会变成凄惨幻灭的空想，并将耽误新工业制度的来临。我们所要的是树立远大的将来，而绝不是因循以往。与其要立志去提倡家庭工业，不如先去研究几个可能性的家庭工业，也就是说，提倡某几种在技术和生产上具有特殊根据的家庭工业还是有点希望的。9可见，杨庆堃并不是要继续延续所有的家庭手工业，而是具有发展可能性的家庭工业，与郭大力的认识有一定差别。

另一社会学家张世文，更以自己主持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国乡村家庭手工业前途的危机是不能否认的。其主要表现是：外国与本国大工厂廉价的出品渐渐地侵夺了内地乡村工业的市场；手工业品制造技艺不加改良，不求进步，固守旧法；从事加工手工业品制造的生产者毫无组织，有如一盘散沙。不过，张世文又认为，家庭工业至今仍有其存在的理由：家庭手工业所需的原料，多半可取之于本地与附近地方，甚至于家庭自产，既不用钱买，又不花运费；农家从事家庭手工业多在农闲，工作者又都是家庭分子，人工不要花钱；家庭手工业的出品普遍多供本地与附近市场的需要，在运输与销售上都十分便利；从事家庭工业不但补助家庭进款，且能得到副产物的收入。张世文还从工业制度上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工业应该集中与分散并重，国防工业、交通工业、机器工业、矿产、动力等，可由国家集中经营，而供给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种种工业，可尽量分散在各地乡村。散在民间去制造，有许多利益，譬如：节省原料与制造品的运输费用，减少消费者负担；吸收大量便宜的剩余劳动力，防止乡村人口大量跑往城市，增加都市的许多问题；提高农村财富，促进农村的稳定建设；城市金融也回流乡村，助长各种生产事业；在战争时，可免敌人的轰炸摧残整个的国家工业；尤其是在外有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内有农村经济破产的恐慌之下，大工业无从发展，工业散在民间，利用当地与附近的廉价原料与劳动，再利用合作统制的组织，很可以与外国廉价的商品做最后的抵抗，解决民族生计问题，打破民族经济的生死关头。10

曾任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的英国人戴乐仁，也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外国的机制商品，深入到中国腹地，其货色均一，品质优良，成本既少，售价颇低，而中国的手工产品，既粗笨，又零星，费工既多，价格又贵，相形之下，自然见绌。结果，中国所有手工业不得不归于崩溃之一途，利权外溢，不可以数计，以至于农村濒于破产之境地。尽管如此，戴乐仁仍然指出，倡办农村工业实为中国农村破产的补救之道。1933年是世界经济最恐慌最不景气的一年，中国农民至少有5500万以上的失业人口，而那时其他国家所有失业的人数才不过3000万人。这样的一个大问题，不是只兴办几个、几十个或几百个如城市中的大工厂所能解决的，除了普遍的倡办农村工业，利用其过剩的工力，以谋救济并提高其生活外，是没有第二条道路的。当时有人批评戴乐仁的主张是“开倒车”，不识时务，但他坚持己见，说自己既不是‘开倒车’，更不是走错路，而是想把农村原有的手工业，施以科学化的整理与辅助，再逐渐创办新工业，抵制舶来商品，直接地力谋农民生活程度之提高，间接地增厚国家整个的经济力。农村工业并不是18世纪那古董式的老套，而是要把现代化机器生产的方式与技术介绍到农村，重新造成一种现代化的农村新工业。

千家驹的看法也来自实证研究。抗战以前，他原本认为我国的农村手工业，因受帝国主义的长期侵蚀，已经逐渐走向没落与崩溃之途，没有办法复兴农村手工业，也不必去复兴它，因为手工业被机器工业的代替是历史必然的发展过程。不过，他经过对广西农村手工业进行考察之后，改变了这种单一的崩溃观，而是一方面认为，自资本主义物美价廉的洋布侵入乡村后，广西手工纺织业随之破产，机杼之声不复可闻；但同时又认为，广西地处偏陲，交通阻梗，洋布侵入的势力较滞，且人民生活简朴，故土布仍能保持一部分市场，土布业在广西国民经济中仍占一重要地位。此种土布业存在的基础，并非由于该省经济的发展，而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如果该省的交通日渐开发，而土布业的生产方法又不加改良，则此种脆弱的手工业将随时代而日渐削减。即便如此，他仍主张不能放弃手工业，认为如果政府能加以提倡，改良织机，供给资金，集中生产，组织原料供给及产品运销机关，则以乡村工业自身本有的种种优点，此种改良土布在将来或仍可占相当的地位。抗战爆发之后，千家驹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局势，更加强调这一观点。他指出，由于工业中心通商大埠沦陷，国际贸易被封锁，许多日用工业品的来源异常缺乏，促使代用品及手工制品的需求增加，于是农村手工业得到一个复苏的良机。在乡下，我们许多年已经听不到的布机声，这时也唧唧地响起来了，许多过去被洋货排挤得奄奄一息的农家副业，这时都得到空前繁荣的发展（如土纸、香烟、火柴等）。不仅如此，在战时，可以利用战区的难民或技术工人从事手工业，这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也可以增加后方的生产。正是由于农村手工业的复兴，既活泼了农村的经济，也增强了后方抗战的经济能力。

与第一种主张相比，以上学者的看法将“西学”现代化的标杆与中国本土实际结合了起来。持此观点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此问题上也不偏激。

机器工业化不易完全实现与仍要发展农村手工业

持此看法者，主要有李景汉、顾毓瑔、吴知、郑林庄、王达三等学者。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机器工业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有一个过程。在机器工业化完成以前，仍可以发展农村手工业。这一主张，更多体现了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递进与互补关系。

李景汉是著名社会学家，曾任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社会调查部主任。他说，有人以为农村手工业根本没有维持的可能，机械工业迟早要打倒手工业；有人以为若要保存农村工业，非使现在的农村工业从速现代化不可；也有人主张轻便的小工业是应该分散于农村，不应该使工业都集中于都市。但无论如何，大规模的机械工业不能完全代替手工业，总有一部分手工业不是机械所能替代的。因此，我们应该调查和研究什么是机械不能替代的手工业，什么是不能与机械抗争的手工业，这样就可以对中国的农村手工业有适当的计划。以中国农民之众、农闲之多、与人力之贱，得到合宜有利的农村副业与农村经济大有关系，若任其自然变化，而不加以指导与统制，则中国农村工业的没落必更甚于今日，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纺织机械制造专家、工业化学家顾毓瑔，从手工业生产所占的地位和解决农民失业的角度进行分析。他指出，一般提倡工业的人，只看见“现代工业”是唯一的时代产物，手艺工业在优胜劣败的争斗中是必败无疑的，虽欲竭力提倡必致徒劳无益。若是认定了现代工业化的必然性，似乎就应同时宣告手艺工业的死刑。但事实上，中国还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社会，现代工业虽在不断进展，但要算起工业生产的总账，手艺工业生产仍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还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衰落濒于崩溃，一方面是农业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不是农业本身，而是农村的失业问题。因为农业的季候性，农业人口不能全年利用生产能力，结果形成无形的失业，再继之以离村运动，中国农业生产更是锐减。要解决农村的失业问题，要增加农民的生产能力，提倡农村副业是最自然最合理的途径。手艺工业与农村本有共存共荣的关系，大凡手艺工业发达的地域，农村经济都是较好的。

经济学者吴知，以调查和研究高阳织布业而闻名。他从廉价劳动力和挽留乡村人口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中国人以往尝自夸“地大物博，天府之国”，但实际上，中国的天然资源如原料动力的供给，似乎不足发展大规模工业之用。我们别的不能和人家来比，最丰富而价廉的劳力乃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关于使用劳力比使用机器还便宜的例子。因此，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来弥补我们在原料和动力方面不足的缺憾。研究中国工业问题，应竭力提倡促进日用品的轻工业，如纺织、面粉、火柴、造纸等以及固有而优良的乡村工业。中国农业是富于季节性的，农民的空闲时间如此之多，如不设法利用，时间上的浪费实在可惜，如能用本地的原料从事生产事业，可以增加农家收入，在同一面积的土地上比之没有乡村工业的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另外，城市愈发达，乡村人口愈往城里跑，结果城里人口拥挤得厉害，而乡村里竟缺少耕地的人，以致农业衰落，粮食和原料不能自给。要使乡下人不往城里跑，就要设法改善和提高乡下人的生活程度，假若乡下人也能得到舒适的生活，享受到与城市差不多高低的生活程度，自然就不会都往城里跑了。有效的办法就是使乡村工业化，在乡村提倡小工业。总之，我们一方面不忘建设重工业及基本的化学工业，同时也不能藐视我国固有的乡村工业而任其消灭，要重新来估计乡村工业的价值，阐明乡村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改造它们的阵营以适应近代的环境。

郑林庄是农业经济学家。他说，都市的大规模工业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一是有自主的国民经济，二是有一片可做工业化生产过剩之销售尾闾的土地，三是有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不过，中国尚不具备这三个条件，不易有建立一个都市工业的机会。但又不能因此而畏难退缩，而是要在农业上实现工业化，在农村里建设工业的基础。换句话说，因为受了客观的限制，已不能在农业之外另建立大规模的都市工业，但可以在农村里面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由于小规模的农村工业是分散的，多少可以免除帝国主义的束缚，也可以达到自供自给的状态，而不向外夺取市场，还可以不需要根本的“改造”，而是就现况进行“改良”。如果将都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相比，前者是百年大计，是将来的目标，后者是救亡图存的方针，是应该努力的一份工作。中国经济危机的成因，是在失业和无业的问题上，都市工业虽也可以增加工作，但现代工业重在机械的利用，吸收人工究属有限。都市工业的建设需要大资本、大改造，也非中国一时所能办到的。中国的危机已到燃眉燎原的地步了，但远水岂能救近火。农村工业却不然，它是在每个农家里，或乡村工厂中，集家人或乡民来共同进行，是不需要大量资本的，而且注重利用过剩劳力，故此兴办较易，设立也较快。如此一来，在农村里面有了农业与工业相并进行，失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一个国家在改变制度期间国民所发生的彷徨心理也就可以解除了。更重要的是，都市工业也可由此而萌芽，这不是过渡时期最简捷的办法吗?

经济学者王达三也指出，由低级化封建型的农业经济阶段演进为高级化社会型的工业经济阶段，必为渐演的，而非为突进的。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必肇端于农村手工业，而完成于制造工业现代化。农业工业间的过渡阶段，必有一个复合的经济组织为桥梁，这种过渡桥梁，便是提倡农村工业。尤其是在中国“才”“财”极端贫乏之际，贸然着手于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谈何容易?补救之道，惟发展乡村工业是赖!在中国民族工业尚未建立以前，农村工业却因外来经济势力之摧毁而崩溃，由此制造出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他们大多不能移往工业区域而为产业工人，于是被迫出售廉价的劳动力。那么解决这一问题最妥善最有效的办法，就只有图谋农村工业发展，使相对的过剩人口寻得维持生活方法的机会。

以上看法，与第二种看法有相似之处，但所不同者，是他们将现代机器工业的建立视为一个渐进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继续发展农村手工业的必要。也就是说，这种主张比第二种更趋温和。

机器工业与农村手工业的多重纠葛与发展农村工业

与其他学者相比，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对机器工业与农村手工业的关系、对农村手工业的发展问题，做了最为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首先，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手工业遭到机器工业的冲击，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江南，农民以前能够从蚕丝和棉织品的出口中取得利润，以补偿农村的财富外流，但随着外国货的挤压，农村手工业急速衰退，城镇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从而导致农民的贫穷和破产。换句话说，原本是城乡经济纽带的手工业遭到解体，农家收入的一个传统来源丧失了。

其次，农村手工业是无法和机器工业竞争的。传统手工业都是没有组织的自营小手工业者，无论是生产工具、劳动力水平还是经营规模，都无法与西方机器工业相提并论。“无论他们如何技艺娴熟，他们是在与机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这一认识并非自我泄气，而是残酷的现实。

再者，仍要坚持发展农村手工业。与戴乐仁一样，费孝通也被那些认为必须发展机器工业以代替手工业的学者讥为“开倒车”。然而，费孝通形象地将他们比喻为企图根本解决问题的“心肠硬”，而自己是寻求过渡办法的“心肠软”。为此，他发表了四个方面的见解：

其一，只有发展农村手工业，才能增加农民收入，避免农民饥饿。费氏强调，“中国农业并不能单独养活乡村中的人口”。农作物与手工业在农家收入中最为重要，在农作物不改变的前提下，手工业最有可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对于佃户家庭，手工业尤其不可或缺，佃户交了地租后，所余并不够养活自己，但他们仍愿意承租土地，秘密就在于佃户不是全靠土地收获来维持生活，而是还从事各种手工业，增加收入。然而，面对手工业的衰落，而农民又没有新的职业可以替代的情况下，救急就成了首要的任务。小手工业者“必须坚持斗争，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将无法生存。结果是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农业国，纯粹而又简单，而一个农业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饥饿的中国”。

其二，农村手工业仍有生存的空间。费孝通不同意将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二元对立，而乡土工业必然失败的说法。他认为，手工业虽不能与机器工业竞争，但并不意味着手工业完全丧失了生存的余地。即便在高度机械化的制造工业里，手工还是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普通的轻工业中就更占很大的部分。手工部分在乡土工业里尽可保留在家庭里，需要机器的部分则集中在小型工厂里，手工和机器不妨配合起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其三，城市工业不能完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近代中国城市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一直很小，吸引农村劳动力的数量有限，远不能解决大多数农民的问题。即使是已经被城市工业吸收的农村劳动力，也不比原来的境遇好多少。“农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厂去工作，挣微薄的工资，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这种过程既损害了城市工人又破坏了农村的家庭。如果中国工业只能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这个代价就未免太大了。”

其四，发展工业的类型，不是效率优先，而是适合农民大众的需要。在生产效率与大众需求之间，需求是第一位的。费孝通强调，他并不反对在都市建立大规模工业的主张，但在中国农村，最重要的不是理想型的工业组织，而是一种适合农民大众的实际工业类型。如果按照最近几个世纪欧美的工业模式——集中于都市地区，并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而发展，它将冲击村庄里所有的庭院工业，减少农民的收入，加剧农村人口的悲惨境地。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所寻求的是一开始就能避免这一不幸的道路。不仅如此，即便为了都市工业的发展，也不能忽视农村手工业的存在。因为农民大众如果不能分享工业的利润而只会身受其害，将使他们的生计更加艰难，而中国工业的成长也将受到市场萎缩的阻碍。更要考虑中国人口压力和小农经济的现实，正是这一现实对单纯提高劳动效率的现代工业模式提出了挑战。谁不想一转眼中国就有美国那样多的工厂，但我们首先要承认“这样多人耕种得这样久的古老的土地。承认限制是自由的开始……让我再问：除了给农民工业，有什么方法能有效地增加他们的收入?”

那么，什么是切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工业发展道路呢?费孝通将之界定为保留分散化的农村工业模式，并向机器生产迈进。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在工业发展第一阶段，通过机器设备和人口集中来完成，技术进步与城市中心带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这主要归功于蒸汽动力的使用。不过，当电力被引入后，制造业的分散就不是发展中的倒退而是现代工业的普遍趋势了，分散模式变得更为经济。中国作为现代工业世界中的后来者，分散化的工业模式更值得推荐，而其传统工业恰恰是分散了的工业——分散在无数的家院之内，在最近的将来，农村地区不大可能发生彻底的变动，所以应该保留这种分散的工业形式。为了消除一些学者对他所谓“开倒车”的误解，费孝通还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乡村工业的分散不是绝对的。经由各个小型制造单元的协调可以形成一个大型组织，散布在各个村庄的制造中心可以承担机器生产的某一部分，然后把产品汇合在一个大的中心工厂进行组装，由此工业的分散与集中形成了统一。其二，乡村工业不单是指恢复手工业，其前景是建立现代工厂，进行机器生产。譬如可以设计一个能应用现代生产技术的小规模的工厂，用当地农村便宜的劳力和原料，生产与大工厂同等质量的生丝，就不必惧怕城里工厂的竞争了。不过，反过来说，这一设计与农村经济的现实又是有矛盾的，以费孝通所调查的江村为例，过去有350名妇女从事手工缫丝工作，如果用合作工厂代替家庭手工业，使用机械生产，那么同等量的工作，不到70人就能轻易完成。于是，这就意味着将近300妇女失去了劳动机会，但在农田面积很小的情况下，失业的妇女又不可能转向农田。这一矛盾的结果，又等于回到了家庭手工业不可轻易放弃的原点上。

综上所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前途的论争，主要有四种意见。虽说是四种，其实只有第一种主张手工业必然解体，必须发展机器工业，而其他三种都主张保留家庭手工业，只是这三种意见又各有侧重的视角罢了。以上各家的学术背景、政治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相反的，但对家庭手工业的看法却与此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既有不一致的地方，也存在着共识，那种以政治意识来划分阵线的做法，在此问题上并不完全应验。不过，仍然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更多集中于第二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更多地是从理论上、从中国未来长远的现代化道路着眼，从而不满于传统家庭手工业的落后现状，主张必须向西方工业化看齐，建立现代机器工业。而后三种看法，其实也几乎都承认家庭手工业受到机器工业的强烈冲击，很难与机器工业相竞争，但考虑到农民眼下没有其他出路以维持生活的需要，所以又主张继续保留和发展家庭手工业。甚至退一步说，机器工业其实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全部占领工业阵地，这就为家庭手工业的延续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总之，逻辑上成立的现代理论，不一定都有实践意义，超前于农民的需求甚至是有害的。尽管手工业从经营形式上看是落后的，但只要适合于目前农民的需要，就仍有其价值。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前途与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实际需要存在着紧张和冲突，正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结构性悖论。

也许还需要注意的是，事实上，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手工业并未因为专家学者的讨论而受到太大影响，政府也没有因此而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农民依然按照自己的古老逻辑继续经营手工业，以补充农业生产之不足，继续在外国进口商品和本国机器工业品之间艰难地挣扎。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遇到的困境，言论再多，争论再激烈，如果社会环境不允许，如果政府不予理睬，也不会有什么成效。为此，费孝通曾发出感慨：“当时的整个社会局面是处在战乱当中，并不具备从容着手改变工业结构的条件，哪怕是有道理的主张，当时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不过，历史的发展终究将验证或修正学者们的见解。新中国成立以后前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农村手工业所受的冷遇以及对农民的危害，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三四十年代对手工业的争论已在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上产生了回响。

注释：

（1）（5）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9、3页。

（2）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51、314页；严中平：《手工棉纺织业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3期，1937年7月。

（3）（4）严中平：《手工棉纺织业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3期，1937年7月。

（6）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陶孟和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7）张培刚：《第三条路走得通吗?》（1935年2月），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出版社1990年版，第779~783页。

（8）郭大力：《生产建设论》（1937年2月），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5~746页。

（9）杨庆堃：《农村家庭工业运动的基本问题（续）》，《大公报》1934年1月18日。

（10）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0页。

（11）戴乐仁：《中国农村工业之亟需及倡办》，《大公报》1935年6月16日。

（12）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7页；千家驹：《抗战中的农村经济问题》，《中国农村》第6卷第2期，1939年10月，第4页。

（13）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李景汉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4）顾毓瑔：《手艺工业与农村复兴》，《东方杂志》第32卷第7号，1935年4月，第55页。

（15）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引言第3页；吴知：《工农立国下中国乡村工业的新评价》，《大公报》1935年7月24日。

（16）郑林庄：《我们可走第三条路》（1935年1月），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70~772页。

（17）王达三：《农村怎样可以自力更生》，《民间》第3卷第19期，1937年2月，第1~3页。

（18）此节参考拙作《“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有关部分，《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9）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79页；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2、196页。

（20）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费孝通：《禄村农田》（1940年），载《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423页；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1946年3月），《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页。

（21）费孝通：《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1947年10月），《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费孝通：《乡土重建》（1948年6月），《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22）费孝通：《中国乡村工业》（1941年），《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费孝通：《乡土重建》（1948年6月），《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383、435页；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费孝通：《禄村农田》（1940年），《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23）费孝通：《乡土重建》（1948年6月），《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24）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页。1957年，费孝通重访江村，对工业集中都市的危害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即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即人口不必要的集中是有害无利的。（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

（25）费孝通：《内地的农村》（1946年7月），《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费孝通：《禄村农田》（1940年），《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费孝通：《乡土重建》（1948年6月），《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384页。

（26）费孝通：《禄村农田》（1940年），《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427~429页；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1946年3月），《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163页。

（27）费孝通：《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1998年6月29日），《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