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界”看两个土家族村落生计模式的变迁

作者：王　娜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11期  发布时间：2019-03-12  浏览次数： 2595次

【摘　要】两个土家族村落以一条宽度不到100米的黄河为分界线，位于渝鄂省际交接地区。曾隶属不同土司管辖的两村，在长期的村落历史构建中，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界线。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得出，同一时期内，通过不同权力主体的引导使得相邻两个土家族村落生计模式出现不同的变迁之路，进而影响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在这一过程中，相通的民族文化以及血缘和地缘的链接，让两个村落在同一空间内产生互动，打破边界的桎梏，共同提高家庭生计的收入，发展地区经济。

【关键词】边界；生计模式；土家族；民族文化

“‘边界’（boundary）是社会人文学科和心理学上的重要概念。所谓边界不一定是物理性，它可以是你我遭遇之际有意或者无意间表现出来，用以体现彼此有别的方式和语言。虽然这是一个常用的词，但在人类学上用来涉及认同，却出现得较迟，巴特很可能是第一人，巴特用边界来诠释他提出的族群性。边界不可能无中生有地框定‘某物’，而是辨别两个以上的‘某物’”。[1]而这种辨别的过程就是认知分类的过程。本文中所讲的“边界”，它既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指两个村落处于渝鄂省际边界的行政位置。更重要的是指两个土家族村落由于族源不同，历史上曾分属于不同土司管辖，在漫长的村落历史建构过程中，特别是长期的行政划分，使得两村人形成自我身份认同，也就是心理上的“边界”。直观的表现是在日常日活中，他们之间存在你我有别的分类概念。调查期间曾多次听到两村人的互评，“对岸的那些人，整天游手好闲在大坝场开赌场打麻将，没有事情做。”“对撒，都是土家族，我们是重庆的，他们是湖北的，不一样的撒。”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及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叠加，让两个相邻的土家族村落彼此有界线之分，但这个“边界”又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它通过村民自己的选择表现出流动性。

一、研究区域概况

作为研究对象的两个村处于重庆市与湖北省两省（市）三县接壤地带，隶属重庆市的村落是鱼村，而另一个是湖北省的龙村。

龙村在历史上一直隶属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文斗乡管辖。恩施地区，从元代开始出现土司制度。明清时期，由于战乱，湖北境内其他地区的土家族、汉族等相继迁来利川，形成融合。利川境内的文斗乡属于忠路土司的管辖范围。忠路土司原本姓向，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被从施州迁来的覃姓打败，成为新土司。清雍正二年（1737年）末代土司主覃梓楚迁往湖北孝感，忠路土司改土归流建县。两村在历史上一直分属于不同姓氏的土司管辖，造就村民们从祖辈开始就有宗族身份认知的分类之别。

在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中，鱼村地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东南部，位于十字路口的位置，东与湖北龙村和彭水县三义乡依山接壤，南与马武镇以沟河为界，西与木坪乡四平村、漆辽乡文河村依山傍水为邻，北与洗新乡的漆树村、白果坝一脉相连。东西北三面被齐悦山的余脉包围，是丘陵和山地地形，村民们在这里种植经济林木和稀有树种，发展林业。中南部黄河沿岸是平坝丘陵，平坝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历来是水稻的高产区。全村经过之前的行政调整，现辖有8个村民小组，高山区和平坝区各分布4个村民小组。乡政府驻地于平坝区的大坝场组，是全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些年大坝场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重修新建有乡小学、医院、水电站、边贸市场和民族商业街，拓宽乡镇公路，规划商住一体居住区。乡小学里也招收龙村的小朋友就读。

龙村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文斗乡的西部，村民描述龙村说：“湖北省最偏僻的地方是利川，利川最偏僻的地方就是龙村。我们这个地方是天高皇帝远啊，无人管的地方，很多领导一听说路程来都不来咯”。龙村下辖16个村民小组，大部分辖地地处山区，村民小组居住较分散，靠近河流分布有四个小组。近年来，由于生计模式的变迁，及方便小孩上学，很多人选择从高山上搬下来在沿河平坝修房子，也有很多人在鱼村场镇上修新房，现在场镇上居住的龙村人达63户。

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决定这里的农作物一年两熟或三熟。粮食作物均以水稻、玉米、红苕、洋芋为主；经济作物以烤烟、辣椒、油菜为主，兼种土烟、生姜、魔芋等。家庭养殖业以养猪为主，牛、羊、鸡为辅。

每逢日历中的2、5、8是当地的赶场日，主要以农副产品交易为主。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日用品的需求量增加，因此鱼村提出大力发展场镇经济建设，吸引大批龙村及周边乡镇有技术的村民搬来大坝场居住，不仅可以活跃场镇经济，也可以使各村部分村民依靠场镇成为个体户改变生计模式挣钱，双方互利。很快场镇上开有家俱店、理发店、粮油副食店、鞋店、小饭馆等店铺。两村人也开办微型加工业和手工工厂。微型加工业均开在大坝场，是电子产品厂和首饰加工厂，吸纳村里闲散人员进厂做工。手工工厂主要是木料厂，厂址建于龙村。

赶场日由临时摊点和固定店铺组成，临时摊点主要是场镇附近村民背来卖的应季蔬菜或大米、新鲜猪肉、野生菌子、笋和水果等食品。固定店铺中卖农药、农具及加工农作物的店铺只有在赶场时才营业，卖衣服、鞋子及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店铺则是每天都开门。集市是两村人互动的重要社会空间，在这里形成物资和信息互通的关系网络。

二、两村生计模式变迁

原本两村都是以农业为主，养殖业为辅的农村传统生计模式。到上世纪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开始接触到外面的世界，认识到不足和差距，又加之山区人多地少的生存困扰，外出打工的思潮开始萌发，随着第一批打工者的带头出行，这个浪潮一直持续到今天。年轻人的不断外出致使村里失去了往日的热闹，留下的是老人和小孩，有个别妇女没办法留在家也是因为无人带小孩。由于家里劳动力的缺乏，小春作物已经没有人在种了，每到打谷时，必定要换工才能保证作物的及时收回。走在半山区的梯田间，随处可以看到荒弃的土地。面对乡镇经济发展不振，土地无人耕种，劳动力流失等困境，更加促发两个土家族村落生计模式的变迁。

当外面的社会生活水平不断增长提高时，处于山区的村民们就会迫切寻求转变，这是村民的自我发展意识与需求。同时，要发展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带头人”来带领大家走出困境。在“带头人”权力效应产生的过程中，两村出现了不同的情况。鱼村受到外部国家力量的指引，依赖体制下的政策福利，挖掘自身内部的特色，形成多元化产业结构的生计之路，鱼村的“带头人”就是体制性权力下的乡级政府。而龙村在全国农民外出打工经济盛行的背景下，村民们依赖村庄内部宗族的力量形成小规模的外出打工团体，发展出一种外向型村庄经济收入道路——打工经济，龙村的“带头人”是村庄内生性权力的宗族组织。

（一）鱼村体制性权力下的生计模式变迁

重庆设立直辖市后，石柱县就成为重庆市的直管县。鱼村所在的乡政府也被调整为独立的乡。因此，从市到村的行政机构只有四级，政令的传达可以直接到每一个村小组，各种政策的大力宣传使得广大村民对政府代表的体制性权力形成完整的认知体系，也加强了在日常生活中对村民社会的控制力。面对生计模式的转变，鱼村政府采取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使全乡的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具体的做法是，乡政府通过对土地测量和市场需求的调查了解，决定让居住在平坝地区的村民小组加入辣椒合作社，发展辣椒种植。高山地区的村民小组发展烤烟的规模种植，平均每一户都能种十几亩，形成产供销一条线运作模式。在养殖业方面实行万元增收工程，政府提供小额贷款，鼓励村民发展新品种家畜的养殖，成立肉兔养殖和活水鱼塘养鱼基地。

发展辣椒合作社从2005年开始，由县辣椒办统一指挥，并与村民订立收购合同，并且每年都会派技术员指导农民种植和防御病虫灾害的技术。最后由合作社把收好的辣椒送到工厂，工厂负责进一步加工，并出售。2005、2006年是实验期，先小范围的试种。从2007年开始在全乡普及种植，考虑到气候和土质等问题，主要在平坝的两个村组进行。到2008年是辣椒种植的丰收年，当时全乡种500亩，产量达100多吨，合作社一天就可以收十几吨，与村民签定的保价合同是7角一斤，实际收购价是1—1.2元。2009年时，收购辣椒的工厂改进技术，烘炕全部采用机器，这时因为改变辣椒的种植品种而导致产量不高，只有30吨。当时签订保价合同是1元1斤，实际收购是1.5—2元一斤。2010年乡政府依旧栽种朝天红，并按照县辣椒办规定，划定辣椒生产的丰产片面积。总产量是60吨，保价合同是1.5元，实际收购的价格是2—2.3元。每到年底，政府还要给辣椒种植大户发放奖励，调动椒农的生产热情。

在鱼村的高山地区，发展烤烟的规模种植，由乡政府和烟草公司合作共同负责烤烟的生产。种植前期需要投入的肥料、农药、烟种、大棚膜、地膜等，全由烟草公司配给，烟民需每亩出275元。在烘烤阶段，小烤房烤一房大概要用500一600斤煤，大烤房烤需要煤2000斤，一吨煤的市价是500元。此外大烤房烤一房要用电200度，所需电费是100多元，照这样投入看，一户烟民要种20亩烤烟的话，成本要出2万元，年成好的话，可以收入5万元，年成不好的话，可收入大约3万8千元。此外，烟民种植烤烟政府会有补贴，由市烟草公司出70%，县财政局出30%的比例组成。按照平常出烟量的统计，一户种植20亩的烟民，一年能够领到4000元的补贴。

从2010年10月开始，在政府的带动下鱼村发展肉兔养殖，全村一共有13户。养肉兔由乡政府牵头，石柱银山食品公司与养兔户签订保价合同。规定最开始养兔数量至少要养110只，包括10只公兔，100只母兔。按照正常发展进度，养兔一年的规模可以达到200只种兔，收入是6万元左右，除去一切开支纯收入有2万元。乡政府万元增收工程规定，到年底核算时肉兔若达到100只，400个兔笼的规模，就会有1万元的补助。

流经鱼村的河流较多，为村民养鱼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010年仅有一户修鱼塘养鱼，到2011年修大型鱼塘养鱼的已经有四户。乡政府也在不断鼓励村民们自主创业，并提供小产业贷款。

在“带头人”——体制性权力的一系列引导下，鱼村的生计模式由单一型“以粮为主”转型为“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生计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村民实现原有生产资料的有效配置和转化，使其逐步走向农业产业化的道路，而且也可以保证村民们在一项收入遭到损失的情况下，可以用其他的生计收入来弥补。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村民们也遇到技术问题和政府对接的资金问题，但双方在经过几年的调适磨合期后，村民们能够更加相信政府的主导力量，对原本要抛弃的土地、山林等传统生产资料重新产生热情，走出一条立足于本村资源的内向型生产经济发展之路。村民的收入有提高，家庭经济的来源更加多样化，也得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积极响应，回乡自主创业。

（二）龙村村落内生性权力下的生计模式变迁

龙村属于湖北省利川市的文斗乡管辖，文斗乡管辖56个行政村、596个村民小组，范围过大，为了有效管理和方便群众办事，在乡下面又设有工作站。但从工作站到龙村的距离，开车也要走三个小时，且山中道路崎岖不平，遇到下雨天只能是摩托车出行，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这种地理位置的偏远，让龙村更加被边缘化，成为政府等国家力量长期无暇顾及到的省际边界小村。

这种情况下，还未消除的宗族力量就成为村落的主导力量，在龙村生计模式的变迁中，发挥出重要的带头作用，形成小规模团体的外出打工经济。现代国家政权体系下，宗族力量是不可能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他需要依托于一个外在组织，并通过该组织的正规名义来为自己宗族谋取利益。而村委会的现行运转正符合“带头人”的需求，也是各大宗族为了收揽各组村民，保证自己权威生效的平台，他们既可以在村内事务上有极大的发挥空间，又可以灵活应用政策来达到自身权益的平衡。

处于行政和地理的边缘地带且人多地少，在日益突显的城乡收入差距等各种因素爆发下，龙村村民要靠自己的能力来寻找适合的生计模式，只有走出山区，发展外向型的打工经济，是较为便捷的选择。龙村第一批外出务工人员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他们出去见世面，回来宣传，就陆续有人跟着亲戚、朋友、本村同行等沾上边的关系出去挣钱。例如村里第九小组共有299人，81户，外出务工人员占全小组总人口的一半多，现整个小组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小孩有140-150人。

龙村外出打工主要是做建筑工程和进厂。建筑队集中在石家庄、浙江、山西三地。出去做建筑队资产有十几万的小包工头要多一些，小包工头主要是单行包干，只承包一个技术层面的活儿。村里建筑队主要是由同姓家族内的亲戚组成，既可以快速集中起来组队，又可以减少因不必要的利益纠纷。但出门在外，若遇到大单生意几个包工头也共同承包。例如11小组出去的包工头主要做打钢筋，而9和10小组出去做木工。

进厂打工要比搞建筑的人数多一些。龙村村民进厂集中在广东和浙江。主要做电子产品加工，也有在服装厂、磨具厂、鞋厂打工。村民打工出去的时间长了，有能力的升为高级技术工，有眼界、资金的开始自己单干。更多的人是在外打工到一定年纪，有了一些积蓄，家里孩子和老人的生活都有保障后，也修好了新楼房，就回村继续种田。

乡村外出打工经济是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出现的大潮流，在这种潮流下，龙村村民受到村庄内生性权力的引导，形成外向型的团体外出打工经济模式，成为本村村民生计发生改变的道路之选。有学者研究认为：目前在一个打工经济成为其主要经济来源，打工成为村民主要职业的传统村落里，职业和观念的转变必然引发传统村落“终结”的漫长过程，而这种“终结”则结束于村落传统和村落关系网络的瓦解。[2]在龙村，外出打工的生计模式改变了村落的传统，很多传统的节俗文化礼仪都因“家中无人”而逐渐被废弃，但在宗族力量的引导下，这种团体外出打工反而让村落的关系网络更加紧密，且与黄河对岸的通婚比率也在上升。综上所述，鱼村和龙村的生计模式改变之路可以归纳为：鱼村在由外来体制性权力引导的乡级政府率领下发展内向型经济，利用村庄内部生产资料重新配置转化改变生计模式，发展多元化产业结构。而龙村通过村庄内生性权力引导发展外向型打工经济。

三、两村生计模式的互动

两村生计模式在各自权力主体的引导下发生改变，但在这一过程中，支撑两村生计模式改变的正是两村之间的互补，他们通过土家族同一民族文化的地缘及血缘之间的联系，打破原有的边界之别，也就是龙村基本上需要一种血缘关系来弥补外出务工劳动力的不足。新开在大坝场的电子产品加工厂和首饰加工厂，是龙村外出年轻人签到大工厂订单回大坝场开办起来的小型加工厂，不仅吸收两村留守妇女进厂工作，而且也增进了两村妇女的联系。

龙村留守的村民会跟着鱼村一起种植辣椒，主要集中在核桃堡、长坝和毛坝三个村民小组。鱼村发展辣椒多年，逐渐形成一个产购销的合作体系，由辣椒合作社负责指导村民学习种植技术，以保证每年的产量。由于鱼村芭蕉塘的组长与对岸核桃堡等三个小组同属于明氏宗族，靠着这一层关系，每年到辣椒栽种时，这三个小组的成员就会去明队长那里购买种子，也跟着种植辣椒，以增加家庭收入。据鱼村村委会发种子时的粗略统计，现龙村已有100户村民跟着鱼村种植辣椒。随着鱼村种植规模的扩大，每年参与的龙村户数也在增加。

自古以来就处于同一地缘的两个村落，又有着相同的生活习俗和生命礼仪，使得相互成为最先考虑的婚配对象。到当地人收谷子的季节，由于龙村外出打工的人多，家里缺少劳力，又必须赶在雨天之前收完谷子，所以很多家庭都会和亲朋好友一起换工，几家联合在一起轮流为其中一家收谷子。

重庆成为直辖市后，中央实行的有关政策会选择其作为示范点进行试验，政府实行的民生政策相较于周围其他省市也会较早开展。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村民选择村外通婚特别是与实行政策较好的鱼村通婚，有很多有利因素。首先，与鱼村通婚，可以转户口到对面，享受场镇修房、社会养老保险及政府补贴等各项惠民政策。其次，很多外出务工人员都是跟着亲戚朋友或至少是本地人出去打工，平时会很少接触到其他地方的人，相对于不认识的外乡人，年轻人更愿意找老乡，不仅有共同语言而且对对方的家庭环境也会知根知底，对于以后小孩和老人的抚养和照顾也都有好处。两人的关系也会更加牢固并最终走在一起。第三，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的联合。选择两村通婚，就会建立起一个血缘和地缘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在农村这决定着一个家族的地位和办事能力。

四、结语

两个土家族村落在面对城乡收入差距、人多地少等多种因素造成的生存压力时，都有自我想改变的发展需求，这种需求因受到不同权力主体的引导，导致两村出现不同的生计模式变迁。即体制性权力引导下的鱼村发展内向型生计模式——多元化的农业产业结构，内生性权力引导下的龙村发展外向型生计模式——团体打工经济。而在变迁的过程中，两村因有相通的民族文化及通过通婚所扩大的血缘和地缘的链接，使得两村在生计模式改变道路上发生互动，互为支撑，共同提高经济收入。

这两个村落的变迁模式，既以触动村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又可以引发村民个体的选择，以上说明出现代乡村经济模式发展变化过程中，由于村民主体的自我选择，曾经建构于行政划分和自我身份认同的“边界”可以被打破，同一空间内具有流动性。

参考文献：

[1]范可.何以“边”为：巴特“族群边界”理论的启迪[J].学术月刊，2017，（7）.

[2]张红，李霖，孙玉娜.一个传统村落的变迁——陕西省吴旗县白豹村的实证研究[J].新观察，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