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与模拟：清至民国乌鲁木齐地区宗族与大户的实践——以个案分析为例

作者：刘超建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农业考古》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12-24  浏览次数： 4745次

【摘　要】清至民国，乌鲁木齐地区属于典型的移民社会。当时占人口极少数的宗族与大户，通过移植与模拟内地宗族社会的方式，将家族势力不断渗透到乡村社会治理中来，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而这种方式，于一定程度上亦得到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对于安边定边，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清至民国；宗族与大户；乡村治理；乌鲁木齐地区

有清一代，乌鲁木齐地区出现过两次移民高潮，一是乾隆二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761～1781）间，从各地移民达10余万人[1]；二是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由于持续十余年的动乱，原有人口十不存一，促成第二次大移民，使得乌鲁木齐地区成为典型的移民社会。因此，直至民国时期，乌鲁木齐地区很少有较大的宗族。“谨考本境无世家巨族，屡遭兵燹，承平后关内迁居者有之，关外各处迁居者亦有之。无大姓成族可编。”[2]（138）与内地各省份较为成熟的宗族社会相比，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是造成该区域乡村社会自治程度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他们迁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家庭人口少反而更容易生存。因此，“宗法关系的准则、家长制的作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守旧势力与服从心态，也都在移民活动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变革。”[3]这种家庭人口观念的转变不利于本地区大宗族的形成。即便如此，笔者在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做田野调查时，该时期亦存在少数几家宗族与有影响力的大户，他们通过移植与模拟的方式，不断将家族势力渗透到乡村社会各个领域，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有效运转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与内地宗族相比，仍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性。本文通过个案分析，以探讨他们在移民区域的社会实践及与内地宗族社会的差别。

一、宗族

通过田野调查，乌鲁木齐地区比较有影响力的宗族主要分布在玛纳斯和呼图壁两县，如吕氏、赵氏、王氏、魏氏及吉木萨尔县的孔氏等，屈指可数。笔者在吉木萨尔查找资料期间，得到县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拜访了孔氏宗族的后人。但因各种原因，未见其族谱，甚为遗憾。其宗族情况，仅在《孚远县乡土志》中有小段记载：“兵燹以来，民人离散，其旧日土著，生齿不繁。唯孔氏一族，城乡合计八十余丁。其先人于乾隆五年（1740）由山东曲阜县迁居济木萨，裔孙孔才以战功累保头品顶戴，记名提督，矫勇巴图鲁。计寄藉（籍）一百六十余年，已历八世，其家谱系犹遵东鲁世派，未失流传。”[4]（P45）从记载中只知孔氏宗族的祖籍、迁入时间、生存代数外，再无其他更为详细的信息。根据调查与收集到的史料，北五岔镇的吕氏与芳草湖乡的王氏等宗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现以其为例予以分析。　

（一）吕氏宗族

吕氏宗族现在主要居住于绥来县北五岔镇。至今，吕氏宗族在周围几十里内仍有相当的名气。吕氏后裔是以老吕家庄为核心，周围形成了西沟、新吕家庄、东吕家庄、三岔口、新渠口等十几个相距不过十余里的聚居村落。其开基族是吕尚文父子，他们经数年长途跋涉，于康熙十七年（1678）来到绥来县（今玛纳斯县），但族谱中并没有记载迁徙于此的原因。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劳作，已达家畜满圈、人财两旺的富裕家境。近三百余年的人口繁衍，现居于绥来、昌吉、吉木萨尔、伊犁、塔城、库尔勒等地吕姓，大多是吕尚文的后裔。据2004年修族谱时统计，从康熙十七年定居至今，生活在此已二十九代，在新疆生活的吕氏宗族后裔已达二万余人。据康熙五十七年（1718）吕氏族谱记载，祖籍为河南省河涧府（1）。后经考证，其记载有误，应为现在的河北省河间县。

吕氏宗族自康熙十七年迁入至新中国成立（1678～1949），虽然在历次社会动乱中，族人遭到了屠杀、逃亡，祖产被毁或掠夺，但家族的发展却日趋完善，具备了像内地那样较为成熟的宗族体系。宗族的凝聚力主要来自于对祖先的崇拜，这是最基本的理念。对于家族来说，举行祭祖与祭天是族内最重要的活动，并为此建造祠堂、祖坟，定期编修族谱。从开基祖迁入至1937年，共计二百七十余年，分别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嘉庆十一年（1806）、咸丰元年（1851）、光绪二十二年（1896）及民国二十六年（1937）进行了五次家谱的编修。并“建立了管理家族义产机构，组织宣讲教化活动。以教导子弟做孝子和顺民，调节族人间的纠纷。每当族内发生纠纷时，在族长调解之前，无论事情大小，不得自行到官府打官司，违者不论是非，先责其擅自告官之罪”[5]。这些宗族功能，吕氏宗族基本上已具备。唯一遗憾的是，吕氏宗族在迁入后二百七十余年的繁衍中，却没有出现步入仕途的达官贵人，也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的地方精英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吕氏宗族在乡、县范围内的名望与影响力。尽管如此，由于吕氏宗族在绥来县时间较长，人口众多，基层中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员多被家族成员所占据，对于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稳定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不幸的是，吕氏宗族的祠堂在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被强迫拆除。其原因是族内成员之间产生了纠纷，族长没有将关系协调好，结果族内有人认为族规太严，以不符合人性发展为由告到县府。县府派人调查此案，最后以拆除祠堂、废除族规、解散族内的管理机构等处理方式结案，自此吕氏宗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其势力弱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宗族内部出现了严重分化，地主、富农、佃农、贫农及无业者之间矛盾重重，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二）王氏宗族

王氏宗族与吕氏宗族相比，其迁入新疆的时间要晚得多。据王氏族谱记载，其开基祖由于生活所迫，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甘肃民勤县西迁，陆续迁至天山北坡的乡村、城镇，尤以呼图壁县芳草湖乡最为集中，其族人在同治、光绪年间持续的社会动乱中被祸尤甚，目前人口约有三千余口（2）。

王氏宗族往上追溯祖上十三代，素有“一祖三太七个爷”的说法，也就是说刚来新疆之初，是一个祖太爷和三个太爷，三个太爷共养育了九个儿子（其中王朝任和王朝智无后人，故未进茔）。据《王氏族谱》记载，祖太爷和三个太爷的名字已不详。祖太爷当时约35岁至40岁间，带着三个儿子于道光二十七年迁移到呼图壁县，在桑家渠开垦耕地，扎根于此。后随着人口增加和屯垦需要，三个太爷分开另居，并沿芳草湖附近的沟渠建立新村。祖太爷跟随二太爷到新建村庄沙门子生活，过世后葬于此。所以沙门子坟地也就成为大东沟、老生地、桑家渠、沙门子、中渠、渭户等聚落王家人的“祖坟”所在地。墓穴按照辈分的高下排列为一、三、七的形状，这便是“一祖三太七个爷”的来历。

咸丰年间，三个太爷后人的分布区域大致为：大太爷的主要在大东沟、老生地、桑家渠三个村落；二太爷的后裔主要分布在沙门子、中渠两个村落；三太爷的后裔分布在渭户村一带，后又迁移到官地镇所辖的多个村镇。如十戽地、牛圈子、蒋家湖、小东滩、渭户村、转沟村、西滩村、锅窑湾等村（3）。族人分布不断分散，形成了以王氏为主导的十几个聚落的空间分布，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王氏宗族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削弱了宗族的凝聚力。

民勤王氏迁入呼图壁县芳草湖以来，由于人口繁衍和财富的增加，成为当地一大宗族，且出资建有祠堂、立有宗规、家训及写有祭祖谱文等。但是由于边疆地区素有不太重视文化教育的风气，王氏宗族也没有走上像内地宗族那样由宗族向士绅转化的道路。但由于其人口多，分布广，在当地仍具有较大的势力和影响，族内有不少人参与到公共领域事务。如第三代王朝东、王朝礼、王朝信做过乡约、“水利”、农官等乡村管理人员。

吕氏和王氏这两个宗族，由于屯垦与水源分布等多种原因，所居住的聚落逐渐分散。后来由于其他移民的不断迁入，大多聚落逐渐形成了以吕姓、王姓为主导，且在杂居中有小姓分布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宗族内部分化也较为严重，族长对宗族内部的一些事情处理不当，削弱了家族的势力。这种情况对乡村社会自治体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吕姓、王姓为主导的聚落自治能力不断弱化。

二、大户

清至民国乌鲁木齐地区，除玛纳斯、呼图壁等县的几个宗族以外，还存在一些家族人口与地位处于宗族与小户之间的乡村势力，当地人称之为大户。大户虽然在数量上不属于多数，但在乡村社会中，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乡村社会自治的主导力量。

（一）田家大户

田家大户现居住于乌鲁木齐县安宁渠村，位于乌鲁木齐市西北约二十公里处。其先祖田忠诚经过长途跋涉，从山西沁源县走西口，沿途逃荒流落到甘肃靖远县，然后于光绪五年（1879）跟随当地政府组织移民实边的潮流，于19世纪80年代初，携眷来到乌鲁木齐县安宁渠村。依靠当时官府拨给的地亩，借给的农具、耕畜和籽种，通过分年偿还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此外，他们自己也不断开辟财源以增加财富的积累，从此这一支田姓后裔就扎根于此。

田忠诚夫妇先后育有三男一女。老二田德禄是田家大户的支撑者，后被当地民人尊称田二爷，是一个能工巧匠。建房、砌墙、上梁、木匠等样样都在行，而且还是一个“土兽医”。最主要的是他具有吃苦能干、为人忠厚、勤劳淳朴等优良品行，这样就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参与到乡村社会的公共领域中来（4）。

首先，修建寺庙并出任庙会会长。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田德禄配合当地政府并带领村民募捐，组织村民在安宁渠西北角修建了一座菩萨庙，让四周乡邻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因其在修庙中的多方活动，于乡民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所以被推选为会长。其次，修建学校。尽管田德禄老人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庄稼汉，但却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在其倡导下，并不惜捐资、出力修建了一座小学堂。此外，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并乐于帮助处于困境中的民众，借给村民牲畜，并义务帮他们治病，周济河西村守寡村民曹文清一家人的生计，传授本村维吾尔族乡民农业耕作技术等（5）。另外，田家还通过与其他大户联姻，以获得更大的社会势力。田德禄通过自己的手艺和品行，在安宁渠及四周乡邻之间赢得了较高的权威，并获得了他们的尊重。能够使自己的威望逐渐渗透到更多的乡村社会公共领域，自己由原来官方乡村组织的控制对象也逐步成为管理乡村社会的主角。

（二）牛家大户

牛家大户生活在吉木萨尔县三台镇北一里处的牛家村。其开基祖是牛大旗，甘肃靖远县人。牛大旗也并不是他的本名，因为他在左宗棠的军队中，担任大旗手，而他也不记得自己的本名，所以别人都称他为牛大旗。据他的第四代孙牛志良先生回忆，在三台镇的战争之后，开基祖牛大旗与在战争中幸存的一位回族女子结为夫妻，且牛家前两代人几乎不吃“大肉”（猪肉）。从此牛大旗夫妇便在此处安居，从事开荒垦田，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聚落——牛家村。发展道路与田家大户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最先在田地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院落，院落的整体结构为坐西向东。三大间上房在西，北面有一排北房，南面是两间南房和三四间大棚。院子南北宽二十多米，东西长四十多米，这就是牛家村最初的原型。后来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在距离牛家大院向东半里路左右的田地里，建立了一处更为壮观、典雅的大院落。其上房为坐北朝南，中间三大间，并且屋顶前有一米多长的彩色廊檐，廊檐下面是走廊，地面铺着灰色方砖，在走廊内可以乘凉或观看雨雪。两边各带一间套屋，共五大间。上房的西边有一排西房，约有六、七间房屋；东边是五间东房。上房、西房和东房夹角处都各有二间旮旯房，所有房屋加在一起共二十余间。东西宽近四十米，南北长近五十米，规模也远大于原来的院落。因此院落在原来院落的东边，所以又被称为东庄子，原来院落之处被称为西庄子[6]（160-164）。

牛大旗夫妇共育有牛怀仁、牛仁义、牛仁礼、牛仁智、牛仁信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其中大儿子牛怀仁和老四牛仁智两人读书，并考取了秀才，获得了“功名”。牛怀仁曾到南疆的拜城县做过县长；牛仁智做了本乡的乡爷、乡约与“水利”；牛仁义做牛家掌柜。从此牛家在本地取得了显赫的地位和影响，他们的势力也积极向公共领域渗透。由牛家出钱在三台镇修建关公庙，组建了地方慈善组织及发展教育事业。在农忙时用自己的牲口给种地困难的农户提供无偿帮助，以扩大家族在本地的影响力。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牛家已拥有几十头牛，数百只羊、十几匹马，已经成为当地有重要影响力的大户。

三、宗族与大户的实践

从上面所列举的两个宗族和两个大户来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其家庭成员中并没有出现能在科举上取得功名或在政治上特别有作为的人物，这大大削弱了家族在本地的影响力，也是与内地宗族主要的不同之处。从家族演变上来看，除吕氏宗族定居时间较长外，王氏宗族也不到二百年的历史，而田家和牛家两大户只有一百余年。吕氏和王氏宗族，其在本地居住时间相对较长，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开垦耕地的需要，而不断进行分村，这对扩大宗族的影响力是特别有利的，相对于大户而言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虽然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积累了较多的财富，但本家族的人口还是较少，这也是限制他们家族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他们具有以上两个不利的因素，但优越的经济地位却促使自己在聚落中树立了权威。清末民初，乌鲁木齐地区社会也处于一种新旧不断更替的重要转型期，国家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相对较弱。但在大部分的乡村社会中，民众的生产和生活能够保持“基本有序”的状态。无疑与宗族、大户积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领域事务，从而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自治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该乡村社会能够做到“基本有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不断地吸纳和融合宗族、大户、地方士绅及精英人物积极参与到乡村社会自治体系中来。尽管他们不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但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中设置乡约、“水利”、渠正、农官及民国时期的乡长、区长等，基本上都是被吸纳和融合的乡村精英分子，这也给他们提供了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机会。他们成为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管理者、控制者及秩序的维护者。

四、结语

清至民国，乌鲁木齐地区作为最典型的移民社会，国家政权通过保甲制、乡约制、里甲制等乡村社会的行政管理系统，将本区域高度分散的乡村居民整体性地纳入了国家控制体系，同时，也采取了移植与模拟的方式，加强对乡绅、大户与宗族的吸纳和融合，以增强乡村移民社会的自治能力，实现对其进行间接控制和消融，以达到“莘莘俎豆，济集生徒，视内地无异”[7]那么一种人文环境氛围。即大户、宗族等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逐渐通过政府的吸纳和融合，参与到了国家所设计的乡村自治的网络中来。使内地移民虽然身处边疆地区，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内地人文环境的氛围，从而使他们更能安心扎根于边疆，能够获得精神与心理的慰藉，更有利于保持移民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许是清政府的最初想法。但在移民社会中，宗族、大户毕竟是少数，根据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及人口结构不同，可以将聚落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宗族性聚落，地理相近与地理相错聚落。且在不同聚落中，因为他们于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不同，亦可以说明乡村社会的自治程度、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等方面亦存在较大的差异[8]。

注释：

（1）《吕氏宗族》中的《吕氏家谱渊源系图各卷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修。

（2）《王氏家族统谱序》，《王氏族谱》，甘肃民勤·新疆呼图壁芳草湖，2006年。

（3）《先世考辩》，《王氏族谱》，甘肃民勤·新疆呼图壁芳草湖，2006年。

（4）公共领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美国学者兰钦和罗廉（William T.Rowe）二人分别对近代浙江地方精英人物和汉口商人组织的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太平天国以后，在地方重建的过程中已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1996年，留美的中国学者王迪首次将中国概念引入中国，他认为清朝前期长江上游地区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公共领域，即由地方士绅所创建并控制的社仓、义仓、祠庙、会馆、学校、书院、寺庙、庙会以及各种地方慈善组织。

（5）根据田德禄之孙田广智的口述和其孙女田广荣所写的回忆文章《怀念爷爷》进行整理，2009年。

参考文献：

[1]刘超建.异地互动：自然灾害驱动下的移民——以1761～1781年间天山北路东部与河西地区为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4）；华立.新疆农业开发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周崇经.中国人口·新疆分册[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2.

[2]（清）杨存蔚.绥来县乡土志·氏族[M].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编.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

[3]张伟.近代四川移民及对社会构成的影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2）.

[4]孚远县乡土志·氏族[M].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编.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

[5]冯尔康.清代宗族、村落的自治问题[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6]牛志良.我记忆中牛家东、西两个庄子[J].北庭文史，第21辑，2010.

[7]（清）褚廷璋等.钦定西域图志[M].乾隆四十七年（1782）武英殿刻本。

[8]刘超建.晚清民国乌鲁木齐地区村落类型与社会治理[M].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