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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与“飘”:城乡中国的失衡与均衡

作者:徐 勇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12-11  浏览次数: 1480

【摘 要】正在迅速推进的城镇化是一场结构性的变革,将推动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的转变。城镇化将传统的乡土社会“连根拔起”,为社会注入更多的现代因子,但也会造成养育中国的乡土之根的枯萎。特别是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城乡中国的历史节点上,其重要特征是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从而出现了大量人口的“失根”和“无根”的“飘浮”状态,国家治理缺乏足够的政治定力。为此,要通过城乡一体化获得城乡均衡,以人的城镇化让进城农民获得新的根基,以人的新农村建设让农村成为人们愿意在那里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改革;一体化;新农村


均衡是事物的理想状态,但人类社会往往是以非均衡甚至失衡状态发展的。人类历史上每一场结构性变革都会伴随着巨大的“阵痛”,甚至“痉挛”。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村与现代城市形成强烈落差,并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工业化、城镇化是大势所趋、势所必然,但如何在这一必然中减轻“分娩”的痛苦,让广大农村和农民参与和分享必然进程的成果,而不是成为“历史的弃儿”,由城乡失衡到城乡均衡,却是需要给予充分重视的问题。

一、城镇化:将乡土社会“连根拔起”

现代化由传统而来,传统会规制现代化进程和道路。美国学者摩尔运用其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待传统因子对未来造型的影响,认为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乡土社会为根基的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进入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就发现,“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城镇。“然而,中国仍然是个农民的国家,有4/5的人生活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所以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80%以上的人口,和10%15%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然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使国家统治权难以从少数人手里扩散给多数人。”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以广大农民为基础,并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关键的中国革命。

乡土中国不仅意味乡村人口占多数,而且意味整个国家的根基在乡村。这不仅在于作为国家经济支撑的赋税来源于乡村,更在于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重心在于乡村。无论那一个统治者都不得不“以农为本”、“守土有责”;社会精英进城为官,最后还是要“叶落归根”;人们无论流向那里,“衣锦还乡”仍然是终极梦想。但是,乡土中国并不是永恒的存在,更不是人类终极的美好家园。1949年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其重要后果是呈加速度的城镇化。1978年,中国的农村人口还占全国人口80%以上,30多年后,城镇人口已达50%以上。

如果说中国革命是20世纪上半期的伟大变革,那么,城镇化则是80年代以来的伟大变革,且变革更为深刻。其深刻之处就在于结构性变革,即现代社会因子愈来愈占主导地位。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取决于创新性因子的产生及其地位。传统中国发生了无数次农民反抗,但始终是“有造反而无革命”。只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进政党的出现,才有了创新性的革命。但是由于传统社会因子在社会结构中仍然占有相当比例,使得革命后的现代化进程饱经曲折,先进的社会主义经常为传统的平均主义所困扰。

因此,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城镇化将为社会植入愈来愈多的现代要素,从而获得更多现代国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种稳定性内生于社会结构之中,并与创新性相伴随,而不是传统社会那样与“超稳定”相伴随的是“周期性动乱”。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在城镇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基本没有发生过激烈的社会革命;而在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对城镇化的意义无论作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意义愈大,意味着历史反差愈大。城镇化不仅仅意味着人口、国家财政的城镇比例愈来愈大,更重要的是乡土中国的根基发生动摇,是一场“连根拔起”的变革。尽管国家价值仍然强调“无农不稳”,但社会驱动则是“无工不富”;不仅大量精英进入“新学”,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就是大量劳动者也弃田务工,对用热血和汗水换来的土地不再有无限的眷念;昔日的乡土为人遗忘,如画的乡村甚至成为垃圾场……。正是基于此,20世纪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强烈呼吁中国的根本在乡土,乡村建设就是中国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城镇化的加快,对“失落的乡村”的悲叹延绵不绝,并激发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不仅仅是对“乡愁”的忧伤,更在于对“乡土之根”枯萎的痛惜。春节期间一些网上帖子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就是人们对自己故土的衰败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淡淡的忧伤,在于我们过去都来自于乡土,而养育过我们的老树根正在枯萎。但是,无论情感上多么真挚,我们还是不得不正视:城镇化毕竟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更不可以因此而重返乡土中国。

二、城乡中国的失衡与人的“飘浮”

当然,对于城镇化造成的“失落的乡村”的呼喊,更多的是现实的城乡失衡场景造成的心理落差。

当今中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之中,即还没有完成城镇化。中国还在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的结构转变之中,处于“城乡中国”的过渡阶段和历史节点上。乡土中国的乡村人口在70%以上,城镇中国的城镇人口在70%以上,而当下中国城镇人口为对半。更重要的是农业在国家财政税收中的比例仅仅只有10%左右,农业收入根本无法支撑庞大的农村人口获得与城镇一样的收入和生活,由此形成巨大的城乡落差,城镇与乡村发展处于失衡状态。造成这一状态的原因首先在于现代社会本身。传统社会是以土地要素为核心的社会,因此人们“守土为本”;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和资本为核心的社会。与乡村相比,城市有着特殊的位置优势,形成城乡之间的“位差”。在马克思看来:“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这种城乡位差,决定了财富和人口愈来愈向城市集中,城市呈加速度发展;乡村则是相反的情况,尽管有所发展,但始终难以与城市平行发展,由以往的中心地位日益边缘化,且愈来愈失去“话语权”和影响力,造成城乡之间的“势差”。这一趋势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因此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而在中国,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又显得特别突出。如我国当下城镇常住人口达50%以上,户籍人口才30%多。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国民收入所得税和提供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但中国长期延续的是农业税和教育等公共物品的农民自我提供制度。

城乡中国的重要特征是巨大的城乡失衡或者城乡落差。尽管这种城乡落差很难造成乡土中国那样的社会大动荡,但是由此出现的社会问题,则会影响社会的持续稳定。除了经济原因以外,还在于心理原因。现代化一方面造成城乡落差,另一方面又会带来现代性价值。在人们没有接受现代价值时,还有可能容忍城乡之间的落差;而一旦获得现代价值,则愈来愈难以容忍城乡失衡,从而滋生出巨大的不公平感和心理失衡。这些具有不公平感的人的心理处于“飘浮”状态,缺乏稳定的根基。

其一,农民进城,问题也进了城。进城无疑是解决因人地关系和农业产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但是,如果农民进了城,得不到相应的就业和保障,他们难以融入城市,就会处于“飘浮”状态,对所生活的城市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在农民工二代身上表现特别突出。他们既无乡村之根,也无城市根基,很容易造乱子。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专门探讨过类似的问题。他引述了汉德林的话:“第二代人是不稳定的因素……随着他们越来越人多势众,他们就到处捅乱子,而这正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缺乏固定的地位。”他还以美国为例,指出:“第一代坚守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第二代人在城市环境中形成其梦想,为了实现这些梦想,他们先是犯罪,然后从事其他捣蛋活动。”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一样,但进城的农民工二代缺乏稳定的根基并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却有类似之处。当下城市治安问题大量由流动人口引起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农民进城,留下了问题。大量农民进城造成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和凋敝化。这不仅仅在于优质人口流入城镇,更重要的是人生重心和取向是城市,而不是乡村。乡村不再是一生守护的家园,而是不得已的居所。仍然在农村的人的收入还是传统农业,但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已城市化,而传统农业收入已无法支撑其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从而很容易去寻求非正当收入。尽管乡村的表象还在,但已失去了昔日的纯朴、乡情、年味,即没有了传统乡村的精神根基。乡民虽然人还在乡村,但其灵魂处于“飘浮”状态,并没有将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精神根基保留和传承下去。这正是一些春节回返乡里的城市精英深感忧虑之处。他们再也找不到魂牵梦萦的少年时代的乡村了。

城乡失衡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即落差愈大,人口愈是会向城市集中,乡村愈会边缘化,城乡之间的落差愈大,引起的问题愈突出。城乡中国可能不会像乡土中国那样发生大规模动荡,但会伴随大量社会问题,使得国家治理缺乏足够的政治定力,甚至处于政治紧张状态,如维稳至上。

三、在城乡一体中获得历史的均衡

城乡中国的结构性落差是历史形成的,也需要在历史进程中努力克服,通过城乡一体化获得历史的均衡。一是以城乡一体化克服位差。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的中心化和乡村的边缘化具有一定的趋势性。在列宁看来,“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但是,如果城乡落差过大,则会产生社会的不均衡,因此特别需要国家给予农村以高度重视和特殊支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将城乡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连续下发10多个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农村发展,实际上就是要努力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失衡问题,将农村发展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换言之,受市场驱动,城市发展有着强大的自生动力,而农村则需要外部推动和保护。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二是以城乡一体化克服势差。城镇的中心化和乡村的边缘化将会带来势差,进一步导致乡村的边缘化。由此需要重新认识农民和农村的价值。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不是消极的“历史的弃儿”,而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革命依靠的是广大农民,现代化同样要依靠广大农民。改革开放以后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这一奇迹的创造主体却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农民。只要给他们提供平等参与现代化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创造奇迹。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没有出现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过的城市“贫民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自力自强的中国农民。要解决进城农民的“根”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让他们在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公平享受现代化的成果,如均等的公共服务。其次要深化认识城乡关系。在城乡中国的现阶段,乡村因为难以提供城镇那样的收入和生活方式,因此而被冷落,甚至被抛弃。尽管中央出台多个一号文件,但农村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村的价值会得到再次挖掘并日益凸现。乡村以往主要是农业产业功能,因为产业弱势而为人冷落。而当人们大规模进入城市后,乡村的多重价值得以显现,不仅仅具有产业功能,还是能够获得洁净空气、优质环境、宽松心态的新的生活家园,是能够从长期传统中获得历史定力的精神家园。这正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重新回归乡村的重要原因。如果从后城镇化的角度看待乡村,乡村就不会被简单视为“落后”的代名词而为人冷落。

当然,认识只是指出一种趋势。在解决当下城乡中国的失衡问题时,还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

其一,通过人的城镇化,使进城农民重新获得根基,解决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二代的“飘浮”状态。城市大量的高楼建筑是农民工修建,他们身体进了城,更重要的是心灵进城,通过平等提供公共服务,促使他们尽快融入城镇,在城镇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对于绝大多数“农二代”来讲,他们学校毕业后就进了城,在农村无根,也无回乡寻根的计划。这就需要为他们提供同等条件和创造同等机会,成为新的城镇居民。沿海地区的城镇逐步打开城镇大门,接纳农民工,做出良好表率。衡量中国城镇化,不仅仅在于多少人口进入城镇,更重要的是多少人口融入城镇,能够定居定心。

其二,通过人的新农村建设,使得农村成为人们自我选择的地方,促进城乡资源的自由流动,并使其在流动中获得最大价值。早在20多年前,笔者拜望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老人家专门题词:要让农村成为人们愿意在那里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这一题词非常深刻。长期历史以来,农村是农民与生俱来的场所,而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由于城乡失衡,他们很容易离乡离土,选择进城。21世纪以来,我国开启了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失衡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仍然有大量工作可做。许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还只是停留在建新房的表层,忽视了如何留住人,留住人心的问题。人们用政府补贴和自己多年的积蓄,甚至负债,建了新房后还是奔向城镇,其重要原因是乡村的收入、公共物品供给、生活方式与城镇尚有很大落差。物的新农村建设还会造成大量资源的闲置,甚至占用宝贵的土地。笔者2015年在30多个村庄调查时发现,许多地方的房屋建筑在良田上,却无人居住,甚感痛心。其深层原因是农村土地和房产还限于本村居民集体所有,农民持有不占白不占的心理。与此同时,城市人希望投资于农业,在农村寻找一个新的家园,却又受限于现有体制。城市成为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地方,而农村却无法自由选择,农民不能将自己的田产房产变现后进城,资源不能在自由流动中获得最大价值。这不能不制约着农村发展。因为资源的自由流动才能获得最大价值;只有经过自由选择的地方,人们才生活得心安理得。所以,要让农村成为人们愿意而不是被迫在那里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路还很遥远,还有许多体制性障碍需要克服。近几年我国开展的土地三权分置、宅基地流转试点改革,或许正在探索出一条出路。


注释:

1、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页。

2、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3、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1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5、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4页。

6、《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4页。

7、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