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调适：农业集体化时期的耕畜问题

作者：赵　胜 江　玲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12-10  浏览次数： 2666次

【摘　要】农业集体化时期，伴随耕畜所有权的变迁，中国农村经历了一场耕畜危机。1954-1955年，由于耕畜折价归社价款低、还款期限长，农民因利益受损而大量出卖、滥宰耕畜；1956-1957年，由于高级社管理不善，耕畜大量瘦弱、死亡；1958-1962年，由于耕畜所有权收归人民公社，再加之国民经济困难，农村局部地区耕畜瘦弱、死亡现象仍有发生。对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并果断采取措施。从1955年政策纠偏到1957年管理责任制建立，再到1962年所有权下放至生产小队。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危机造成的损失。

【关键词】农业集体化；耕畜；所有权；危机；纠编

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耕畜所有权历经数次变迁。耕畜先从农户家庭所有转变为由高级社所有，再转由人民公社所有，后来又调整为由生产小队所有。这一过程中，中国农村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耕畜危机。耕畜危机，这里指耕畜缺乏、数量减少。1954-1955年，由于耕畜折价归社价款低、还款期限长，农民因利益受损而大量出卖、滥宰耕畜；1956-1957年，由于高级社管理不善，耕畜大量瘦弱、死亡；1958-1962年，由于耕畜所有权收归人民公社，再加之国民经济困难，农村局部地区耕畜瘦弱、死亡现象仍有发生。对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并果断采取措施。从1955年政策纠偏到1957年管理责任制建立，再到1962年所有权下放至生产小队。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危机造成的损失。

一、危机与纠偏：耕畜所有权的剧变（1954-1955年）

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要朝着“集体化”的方向发展。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会议形成《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标志中央自上而下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始。不过，当时农业合作化主要组织形式是互助组，以土地、耕畜、大农具为主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依然归农户家庭所有。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上日程。12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组织形式从互助组转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分为初级社和高级社两种。在初级社，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归集体，但所有权依然归农户，农户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可以获取一定的土地分红、耕畜和大农具租金等报酬；在高级社，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所有权都收归集体所有，土地不再参与分红，耕畜和大农具折价归社，即由社折出一定价款分期付给农户。

1954-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发展初级社为主，截止1955年底，全国有190多万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高级社仅2.9万多（1）。换言之，绝大多数耕畜的所有权还属于农户。不过，所有权虽未变，危机却已在酝酿。“有的农民认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是大势所趋，早晚都要入社，现在卖出牲口，既能得到现钱，又很省心。”（2）更糟糕的是，在较早成立的高级社中，耕畜折价归社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偏向，不但估价偏低，而且农业生产合作社还不按期付给耕畜所有者价款。这样，在耕畜折价归社过程中，农户利益明显受损。“过早过急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而估价又偏低，价款又不按期归还。”（3）河北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贫农活动极为积极的情况下”，“对耕畜的折价多数是偏低的，偿还期大都规定得很长”（4）。山西襄垣县有的社耕畜作价低于市场25%，“谁有牲口谁吃亏”（5）。安徽太湖县一社员105元买的黄牛，入社时评64元（6）。霍山县一高级社有大小16条耕牛，按市价能值1200元，但社内只折价为720元。宿县有的社耕牛折价比市价普遍降低40%（7）。凤阳县一农户春天花100元买进一头耕牛，冬季入社时只评60元。嘉山县有的社耕牛折价平均每头比市价低20-30元（8）。此外，耕畜折价还款期偏长，时间模糊，也引起农民的不满。有“三、五年”“七、八年”等含糊其词的规定，有的规定“前三年做为生产垫本，三年至八年或十年还清”，甚至仅说是“逐年”还清。这种偿还期的规定，实际上是难以兑现或者不打算兑现的（9）。

早期高级社在耕畜折价归社时的做法，很快引起市场震动。1954年，耕畜上市量猛增，大大超过收购计划。不少农户“因怕入社，把牛卖了”，有的“怕入社吃亏把大牛卖掉换成小牛入社”。耕畜价格也随之猛跌。并且，“这种情况几乎在全国各大市场上均有发现”（10）。据安徽阜阳县报告，该县正午区耕畜市场每集上市量约250头，比过去增长一倍以上，牛价比往年跌2/3左右（11）。滥宰耕畜现象出现。“某个地方卖畜者愈多，畜价愈低，愈低愈抢着出卖，结果畜价狂跌，卖牲口不如杀了卖肉卖皮。滥宰耕畜的现象就更趋严重。”（12）“热河省出现大批卖牲口宰杀耕牛现象。”（13）山东临沂一头耕牛卖价25元没人要，牛死后，农户卖皮卖肉竟得32元（14）。安徽宿县有一屠户用50元买一头牛，宰杀后卖肉68元，卖皮24元，卖骨头2元。萧县马井区粮站宰杀3头牛，牛皮、牛骨出售已够本，牛肉等于未花钱。界首县唐庙区一屠户用8元买一头小牛，宰杀后仅牛皮就卖11多元。由于宰杀有利可图，滥杀耕畜现象十分普遍（15）。“近几月来，不少地区发生大量出卖耕畜，畜价猛跌和滥宰耕畜严重现象，有的省估计至少杀了三十万头，有的省估计耕畜减少百分之二十。”（16）按照国家历年收购的牛皮数字估计，1954年以前，每年宰杀和死牛的数字，大体上在400万头左右，而1955年国家全年收购牛皮700多万张（1）。其中，安徽省1955年11个月里收购牛皮552896张，比1954年全年收购量增加2.2倍（2）。

中共中央认为问题已经很严重。“大量出卖和滥宰耕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如不及时扭转，不仅今年（指1955年）春耕受到阻碍，而且今后几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亦将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耕畜仍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耕畜的大量损失，不是一两年所能恢复的。”（3）实际上，自始至终，中共中央的政策都是要保护有耕畜农户的利益。《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指出：农户入社，完全遵循自愿这一根本原则，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绝对不能够用剥夺的手段”（4）来实现。毛泽东也多次表示要遵循“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合作化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5）由此可见，耕畜折价归社价款低、还款期限长，主要是由于农村基层干部在公有化实践中政策执行上发生偏差所致（6）。有鉴于此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明确指出一些地方在政策执行中存在偏差，必须“妥善处理”耕畜入社问题。“耕畜入社问题，直接关系着有牲畜户的利益，关系着中、贫农的团结，必须正确贯彻依靠贫农和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政策，根据互利原则，通过民主评议，给以公平合理的折价，分期归还，期限不宜太长。”（7）遵照指示，地方上开始行动。中共安徽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对耕畜入社处理不合理的，需认真加以调整，对折价偏低的，应根据正常年成的市价加价，并补给应得利息，对已到期的价款和利息，应如数还清”（8）。其他省份也陆续发出保护耕畜的指示。但随着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耕畜危机依然严重。“宰杀和死牛的现象很严重，情况极不正常。”（9）在耕畜折价入社问题上，情况虽有所好转，但折价低、还款期限长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致使“许多准备入社的农民急于在入社前提早卖出耕牛”（10）。山东不少地方，“秋季（指1955年）以来耕畜上市量显著增加，不少集市比上年同期增加一倍以上，而且成交率低，价格下降幅度很大，老弱幼畜跌价尤为严重”，“由于牲畜上市量增多和价格偏低，活牛不及死牛值钱，致使许多牛主对牲畜极不爱护、更不愿喂养幼畜”（11）。12月16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防止滥宰滥杀，保护和发展耕牛的指示》，进一步强调要合理折价、按时还款（12）。连续的政策纠偏，对保护耕畜起到积极作用。至1956年初，在安徽，“总的来说，滥宰滥卖耕畜的现象已有显著减少”（13）。在全国其他地方，“出卖、滥宰耕畜情况，在多数地方已经开始好转”（14）。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的政策纠偏效果还是打了些折扣的。客观上，一般高级社经济基础都不好，很难折出合理价款并按期付给农户。以偿还期限为例，河北各地都出台过一些规定，有的要求在二三年内偿还，并付予一定利息。但实际上，许多社为经济条件所限，很难兑现承诺。根据晋县一些社的调查，要在二三年内偿还耕畜价款，平均每家每年得从劳动所得中缴出100斤甚至还要多的小米；根据柏乡县方鲁村的调查，即使分五年还清价款，每户每年平均也得负担300多斤米。这样，因农民负担过重，很多高级社很难兑现承诺（1）。主观上，农村基层干部中贫下中农者居多（2），他们很不愿意合理折出耕畜价款并按期付给占有生产资料较多的中农农户。“要合理解决耕畜入社作价问题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广西省武鸣县工作组在纠正耕畜入社作价偏低现象时，合作社干部普遍思想抵触。”（3）他们往往以“麻烦”、“社穷”等借口拒绝对耕畜进行合理作价和按期偿还。

二、从混乱到有序：耕畜管理责任制的建立（1956-1957年）

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发展高级社为主，仅上半年，全国就有11个省、市实现了农业高级合作化，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各省、市总农户的90-95%（4）。1956年底，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与此同时，农村耕畜所有权收归高级社。

1956-1957年，农村耕畜管理成为高级社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首先，多数高级社饲养耕畜的物质条件尚不具备。比如，在缺乏畜圈的情况下，不同种类的耕畜往往被圈养在一起。“牲口白天作工，晚上挤在一起没有卧处，驴蹦、马咬、牛抵头，冬天受冻，夏天受热。”（5）“大的、小的、老的、弱的不同类型的耕畜挤在一起，互相抵触，饮食不均。”（6）“有的社大小牲畜集中在一起，乱咬乱踢。”（7）“有的社把数十头至上百头的耕畜集中在很简陋的畜舍里，甚至放在露天里。耕畜不分大小公母都挤在一起，体大力强的能抢到更多的食料，小的弱的经常吃不饱。有的畜舍很小，牲畜在里面只能站不能卧。”（8）其次，多数社员爱护集体财产观念淡泊。在私有制条件下，“农民经常把一头耕牛看作自己的半个家产”，“是很爱惜耕畜的”。公有化后，农民更愿意多作工，多得工分，耕畜已经不属于自己。他们认为：“多得工分是自己的，累死牲口是大家的，死一两个牲口，我一个人身上摊不了许多。”（9）“由于所有制的改变，社员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以前对待自己的耕牛那样爱护集体所有的耕牛。”（10）“有些社员为了多挣工分，对于母畜、老畜、弱畜，不管它们干得了干不了，都和壮牛一样使用，对于小牛也不关心、不爱护。”（11）“社员使牛时加工加点，只顾多挣工分，不管耕牛死活。有时不等牛吃饱就拉去用。”（12）再次，多数高级社缺乏富有经验和责任心的饲养员。河南安阳县一个合作社的4个饲养员中，有一个转业军人、一个小孩、一个残废人员和一个聋子（13）。“有的社，饲养人员既缺乏经验，还不安心饲养牲畜，甚至还偷草偷料。”（14）“有的饲养员缺乏责任心，把耕牛放在露天里，吃不好，饮不好，卧不下，卧下来也是粪尿泥泞，阴湿不堪。牲口干完活不能好好休息，也不能好好反刍（1）。最后，绝大部分高级社缺乏大规模管理耕畜的经验。“有的社耕畜劳役没定额、喂草喂料没有定量和定时。有的饲养人员和使役人员互不联系，耕畜没吃饱就被拉走了，使役中耕畜受了伤，饲养人员也不知道。”（2）由于耕畜多，有的社采取社员轮流喂养的办法。结果，经常发生马虎大意、互相推诿、应付了事的现象（3）。

结果，“由于集中喂养、管理不善”，“造成耕牛大量瘦弱、死亡”（4）。1955年冬1956年春，全国“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相当普遍地发生了耕畜瘦弱、死亡的现象”（5）。1956年河南耕畜生死相抵，减少62万头（6）。1956年冬至1957年春，“有些地区耕畜瘦弱、死亡现象异常严重”，仅河南一省，就死亡耕畜20余万头，约占河南耕畜总数的1/5。此外，“耕畜瘦弱情况更为普遍”（7）。江苏省死掉耕畜6万多头，现有耕畜中瘦弱的占总数40%左右，个别县占70%（8）。河南省现有耕牛中有10-30%瘦弱不堪，不能使役，全国若干省份都存在类似情况（9）。1957年春，山西昔阳县瘦弱耕畜占耕畜总数的25-30%，个别农业社里，瘦弱耕畜竟占到40%以上。榆次县15000头耕畜中，有600多头无法使用。据左权县统计，在瘦弱和死亡的430头耕牛中，有128头不久前还是壮牛，真正老残耕畜占极少数（10）。至1957年年中，“在一般的合作社里，耕牛普遍瘦弱多病，非正常的死亡为数很多，这种现象在部分合作社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1）。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连续发出紧急指示。仅1957年3月至8月前后不到半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就先后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迅速设法解决役畜瘦弱死亡问题的紧急通知》（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耕畜问题的指示》（3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制止耕牛瘦弱死亡现象的通知》（5月18日）和《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牲畜严重死亡、瘦弱情况的检讨报告》（8月21日）四份专门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这些指示抓住高级社耕畜管理中最关键的问题——饲养和使役。饲养上，“应该指定专人饲养，挑选有养畜经验的积极分子做饲养员，改善饲养员的待遇，使他们安心工作”；使役上，“要根据牲畜体力强弱的不同，规定不同的劳动定额，适当地限制使役时间和劳动强度，使耕畜能够有适当的休息，恢复疲劳。同时，不能因为使用体力弱的耕畜，做的活少，而降低使用者的劳动工分”。此外，还要把饲养和使役两者结合起来，要“规定饲养、使用人员的交接制度，把耕畜的饲养和使役两方面的责任制结合起来，以便更有效地保护耕畜”（12）。这些办法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套耕畜管理责任制。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各地高级社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渐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耕畜管理责任制。第一，重视饲养员的劳动报酬，并给予饲养员一定的耕畜管理权力。陕西武功县有个高级社选出14名有责任心、有经验的饲养员，每个饲养员喂6头耕畜，每月积42车粪，即可得18个劳动日，全年每个饲养员可得216个劳动日。但这个劳动报酬还比不上社内最好劳动力所得工分，一些劳力强的饲养员有所不满。对此，社管理委员会予以纠正，提高饲养员劳动报酬至全社最高水平。此外，该社还给予饲养员一定的耕畜管理权力。社员使用耕畜，需事先向饲养员打招呼，由饲养员根据用途调配，避免社员任意挑强壮的耕畜使用。社员用好耕畜归圈时，当饲养员发现耕畜有被打伤等情形，可以拒绝归槽，由使用耕畜的人负责治疗（1）。第二，推行“养用合一”的管理模式。河南遂平县在全县推行“养用合一”管理模式，即把耕畜包给饲养员，由饲养员专养、专用。他们将耕畜分类后，实行“六固定”。固定耕畜犋：每犋两头牛，根据公母、大小、快慢，分别编犋。固定专人养用：每犋耕畜确定一人连养带使，负责到底。固定农具：对车、犁、耙、套、鞭等农具，随耕畜合理搭配，包干固定使用。固定工分：喂养一头耕畜，每天得1.5分，使役耕畜时，另外记分。固定草料：根据农忙和农闲时节不同，规定耕畜每天用草量。固定肥料：每犋牲口每月向社里交肥料14车，超过卖给社里，另外付钱（2）。第三，建立耕畜评比奖励制度，以刺激饲养员养畜热情。山西左权县举行耕畜评比大会，不少饲养员被选为模范，受到表扬和奖励。大会期间，各地饲养员充分交流饲养耕畜的经验，从而找到进一步改进管理的办法（3）。河南方城县一高级社建立耕畜评比奖励制度。评比内容是：比畜舍卫生，比积肥，比繁殖，比节约。开展一月一评比、一季一观摩的红旗竞赛。在4个月时间里，该社举行过两次观摩大会，评出8个模范队，25个爱畜保畜模范，发给奖品，还在大会上进行表扬（4）。第四，根据耕畜体力差别，订出不同使役工作定额。耕畜有大、小、快、慢之分，如果只按做活多少来计算使役耕畜所得报酬，社员必然会争用大的、快的。因此，根据耕畜体力差别定出劳役定额尤为必要。任何耕畜，只要其劳役达到定额，社员所得报酬一样多（5）。比如，有的社规定，犁黄土地，用大牛每头每天的定额是3亩，用中等牛是2.7亩，用小个子牛是2.3亩，用怀孕的中等母牛是1.5到2亩。这样，社员就不会只抢强壮的用了（6）。

农村耕畜管理责任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耕畜瘦弱、死亡现象。河南遂平县杨店乡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挑选52名有经验、有责任心的饲养员，实行专人负责、自喂自使的办法，并对耕畜配种繁殖实行奖励政策。结果，这3个社大小耕畜比上年（指1956年）增加12.1%，不少耕畜都长了膘（7）。陕西武功县前进第一农业社由于推行“养用合一”管理模式，“社里72个大牲畜，每头喂得滚肚肥圆”（8）。河南方城县太阳升农业社耕畜管理责任制推行后，“很快就杜绝了牲畜的非正常死亡，大部分母畜都怀了孕。到10月份（指1957年）已全部消灭耕畜瘦弱现象”（9）。

三、从人民公社到生产小队：耕畜所有权的下放（1958-1962年）

1958年，各地相继建立人民公社。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合并高级社，转为人民公社，一般一乡一社，约2000户左右。这样，耕畜所有权从已经规模很庞大的高级社转归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原属各小社的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所有。”（10）人民公社可以在各生产大队（即原高级社）之间任意调配耕畜（11）。虽然生产大队之间经营管理耕畜有好有坏、繁殖幼畜有多有少，但由于人民公社统一分配、一视同仁，无法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生产大队经营管理好耕畜的积极性自然被严重挫伤。结果，耕畜饲养不好、劳役过度。不少地方“耕畜养护不好”（1），甚至会发生“耕牛遗失”（2）的情况。至1959年4月末，山东、河南、河北三省耕畜头数比1957年末减少165万头。这3个省的220个县中，有161个县耕畜在减少（3）。对此，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认为对耕畜等生产资料的平调做法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妨碍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发挥。为此，应该将耕畜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下放至生产大队，并由生产大队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登记造册，任何人不得随意调用（4）。这样，农村耕畜所有权又回归至相当于1957年时的高级社，当时建立起的耕畜管理责任制重新发挥作用。但是，耕畜危机并未结束。由于当时国民经济还处于困难时期，农村耕畜饲养的物质条件严重缺乏，导致耕畜瘦弱、死亡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发生。1960年入冬不到两个月，安徽“不少地方耕畜不断发生死亡”，“现有耕畜也是瘦弱、生病的较多”，阜阳县有841头耕畜冻死、饿死，有的生产小队耕畜死亡率高达30%左右（5）。就全国而言，直到1962年，“有些地方的耕畜仍在继续死亡”（6）。9月27日，中央委员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耕畜所有权下放至生产小队。1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大牲畜的几项规定》，强调耕畜所有权坚决下放至生产小队并保持长期不变。“坚决把大牲畜全部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并且长期稳定下来，三十年不变。”（7）这样，农村耕畜所有权归属主体的规模进一步缩小，管理责任更加明确，更加有利于农村耕畜的发展。与此同时，国民经济逐渐恢复。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63年全国大牲畜数量为7505万头，比上年猛增约500万头（8）。

这一时期，耕畜危机还产生一些社会问题。由于耕畜缺乏，其价格疯涨，农民因负担沉重购牛款而怨声载道。安徽濉溪县一些社队，派人到繁昌县直接向生产队以每头1000多元的高价购买100多头耕牛。阜阳县一公社在岳西县买耕牛，议价每头750元，当去银行办理付款手续时，牛已被凤台县一公社以每头1500元现金抢购走。由于相互抬价，耕牛价格猛涨。安庆、芜湖等地，黄牛价格由原来每头300-400元涨到1000多元，水牛价格由原来每头700-800元涨到2000元以上。那么，高价购买耕牛的钱款从哪来?硬性向社员摊派。蒙城县涡北公社老庄生产队规定，9岁以下人口摊派15元，10-18岁摊派20元，19岁以上摊派30元，该社还把一个生产队午季应分配给社员的2300多元，全部扣留买牛。结果，农民怨声载道（9）。由于耕畜缺乏，农村不断发生偷盗耕畜的案件，情况相当严重。安徽省芜湖地区1962年前10个月即发生此类案件693起，被偷或盗杀耕牛745头。六安专区的寿县、肥西等6个县，1962年12月，就发生偷盗耕牛案件22起。其中除一部分是社会犯罪分子利用某些社队管理不严而进行偷窃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有些基层干部带头参加盗窃。据当涂县江心公社调查，在1962年9个月时间里，发现偷盗耕牛的65人中，即有大队书记、队长、会计等33人，占46.3%。有的以金钱、物资怂恿社员外出偷盗耕畜；有的勾结犯罪分子，向他们预约买“脏”。偷盗耕畜行为影响被盗社队的农业生产，也破坏了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1）。由于耕畜缺乏，一些党员干部难以自持，贩卖耕畜，牟取暴利。安徽省阜南县地城乡4个大队20名党员干部伙同一些商人，在5个月时间里，以盗盖公章、伪造证明、私自偷卖等手段贩运至河南省耕畜186头，牟取暴利7000余元，合伙分掉。如陈寨大队2个生产队以2名支部书记为首，3个月里，贩卖耕畜56头，获暴利2075元，伙同商人分掉（2）。这些党员干部为贪图个人私利，不惜损害党和人民利益，造成极坏社会影响。

综上所述，1954-1962年，农村耕畜所有权归属主体发生数次转移。从农户家庭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规模渐大；后从人民公社到生产大队，再到生产小队，规模渐小。显然，归属主体规模愈小，管理责任愈明确，耕畜饲养得愈好；反之，规模愈大，管理责任愈分散、模糊，耕畜愈可能发生瘦弱、死亡情况。与所有权变迁相随，中国农村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耕畜危机。耕畜是农业生产中基本的生产资料。耕畜危机，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耕畜少，使得现有耕畜负役过重。1954年河南省每头耕畜负耕亩数为22.16亩，至1957年，这一数字为32亩，严重地区每头耕畜负耕亩数达100亩以上（3）。1961年，安徽省阜阳、宿县、滁县地区每头耕牛平均负耕50-100亩（4）。结果造成恶性循环。因为，耕畜越少，负役越重，越容易瘦弱、死亡。此外，在畜力严重缺乏地区，不得不用大批人力代替畜力。“在农业合作社中，人拉犁、人拉车的现象越来越多。”（5）这些都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造成农活质量低劣。“对于农业生产是一种根本性打击。”（6）对此，中央高度重视，并果断采取措施。从1955年政策纠偏到1957年管理责任制建立，再到1962年所有权下放至生产小队。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危机造成的损失。

注释：

（1）《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人民日报》1956年4月30日。

（2）《保护耕畜，迎接春耕》，《人民日报》1955年2月23日。

（3）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4）《河北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处理耕畜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人民日报》1955年6月11日。

（5）《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耕畜》，《人民日报》1955年2月11日。

（6）中共太湖县委：《关于巩固提高农业社合作社试点工作总结及今后打算》，1955年7月31日，安徽省太湖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1-1-55。

（7）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去冬今春办社中违犯自愿互利原则等问题的通报》，1955年2月25日，安徽省怀远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3-1-2-56

（8）《滁县专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内贫、中农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加强贫、中农团结的意见》，《安徽日报》1955年7月7日。

（9）《河北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处理耕畜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人民日报》1955年6月11日。

（10）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6页。

（11）安徽省供销合作社党组：《为贯彻省委“关于防止滥杀、保护和发展耕牛指示”的报告》（1955年12月28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以下简称皖档），档案号：J003-1-186-1。

（12）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41页。

（13）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376页。

（14）《要爱护一切耕畜》，《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5日。

（15）安徽省供销合作社党组：《为贯彻省委“关于防止滥杀、保护和发展耕牛指示”的报告》（1955年12月28日），皖档J003-1-186-1。

（16）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0页。

（17）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1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3页。

（18）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供销合作社党组为贯彻省委“关于防止滥杀、保护和发展耕牛指示”的报告》（1956年1月26日），皖档J003-1-186-1。

（19）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1页。

（20）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21）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6页。

（22）《保护耕畜，迎接春耕》，《人民日报》1955年2月23日。

（23）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1页。

（24）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认真处理耕畜和大农具入社的指示》（1955年1月31日），皖档J003-1-136-12。

（25）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1册，第463页。

（26）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1册，第464页。

（27）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1册，第468页。

（28）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1册，第465页。

（29）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供销合作社党组为贯彻省委“关于防止滥杀、保护和发展耕牛指示”的报告》（1956年1月26日），皖档J003-1-186-1。

（30）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

（31）《河北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处理耕畜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人民日报》1955年6月11日。

（32）赵胜：《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党员阶级成分的下降及其影响》，《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

（33）《不能再让耕畜瘦弱、死亡》，《人民日报》1955年4月15日。

（34）《全国多数省市实现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8日。

（35）《河北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处理耕畜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人民日报》1955年6月11日。

（36）《把合作社的耕畜全都养好》，《人民日报》1956年5月17日。

（37）《教育社员爱护耕畜》，《人民日报》1957年4月3日。

（38）《改善耕畜的饲养管理》，《人民日报》1957年4月19日。

（39）《把合作社的耕畜全都养好》，《人民日报》1956年5月17日。

（40）《大力推广分散喂养耕牛的经验》，《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41）《养好耕畜，迎接春耕》，《人民日报》1956年3月22日。

（42）《农业生产合作社应检查耕畜饲养情况》，《人民日报》1955年1月19日。

（43）《把合作社的耕畜全都养好》，《人民日报》1956年5月17日。

（44）《教育社员爱护耕畜》，《人民日报》1957年4月3日。

（45）《大力推广分散喂养耕牛的经验》，《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46）《教育社员爱护耕畜》，《人民日报》1957年4月3日。

（47）《大力推广分散喂养耕牛的经验》，《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48）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5册，第348页。

（49）《把合作社的耕畜全都养好》，《人民日报》1956年5月17日。

（50）《河南省普遍推广耕畜分散饲养，非正常死亡和瘦弱现象基本扭转》，《人民日报》1957年7月9日。

（51）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5册，第193页。

（52）《改善耕畜的饲养管理》，《人民日报》1957年4月19日。

（53）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48页。

（54）《教育社员爱护耕畜》，《人民日报》1957年4月3日。

（55）《大力推广分散喂养耕牛的经验》，《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56）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5册，第214-215页。

（57）《把管理和使用耕畜结合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4月3日。

（58）《“小槽喂养，自使自喂”办法好》，《人民日报》1957年4月3日。

（59）《教育社员爱护耕畜》，《人民日报》1957年4月3日。

（60）《统筹安排饲养员和耕畜---河南方城县太阳升农业社的牲畜管理经验》，《人民日报》1957年4月3日。

（61）《改善耕畜的饲养管理》，《人民日报》1957年4月19日。

（62）《统筹安排饲养员和耕畜---河南方城县太阳升农业社的牲畜管理经验》，《人民日报》1957年4月3日。

（63）《河南省普遍推广耕畜分散饲养，非正常死亡和瘦弱现象基本扭转》，《人民日报》1957年7月9日。

（64）《把管理和使用耕畜结合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4月3日。

（65）《统筹安排饲养员和耕畜---河南方城县太阳升农业社的牲畜管理经验》，《人民日报》1957年4月3日。

（66）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488页。

（67）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558页。

（68）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524页。

（69）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538页。

（70）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1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

（71）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613-614页。

（72）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耕畜发生死亡的通报》（1961年1月21日），皖档J003-1-438-4。

（73）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

（74）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1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页。

（7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76）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农工部关于制止购买耕牛中违法乱纪现象的报告》（1962年1月13日），皖档J003-1-500-2。

（77）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制止偷盗耕畜问题的通知》（1963年1月24日），皖档J003-1-551-1。

（78）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监委关于阜南、界首某些党员、干部贩卖耕畜牟取暴利的情况报告》（1959年8月12日），皖档J003-8-74-52。

（79）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80）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调剂耕畜的通知》（1961年4月1日），皖档J003-1-438-7。

（81）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5册，第348页。

（82）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1册，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