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明治时期的农村自治与改良运动

作者：闫　浩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农业考古》2017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12-06  浏览次数： 3368次

【摘　要】明治时期是日本农村自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虽然明治维新实现了社会变革，但在农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地域社会的历史遗产，完成了基层社会的顺利转化。在明治农村行政制度下，地主等地方名望家承担了地方自治的重要职能，发动了乡村改良运动，依据“一地一主”原则，进行了耕地整理，依托《耕地整理法》颁布，促使农村形成耕地整理组合深入实施；随着农村自治制度的确立，《町村制》颁布，村落形成了以名望家为代表的自治管理集团，在森林太郎等农村名望家的倡导、参与和推动下，通过设计一套完整的农村调查票，开启了町村是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全面改善了农村的财政收支状况，有力地支持了明治政府的社会治理。

【关键词】明治时期；农村自治；名望家；耕地整理；町村是

明治时期是日本地方自治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于明治时期地方自治的研究，国内学界已有一定的成果^（1）。然而，专门研究这一时期日本农村自治的尚属少数。明治时期日本的农村自治如何形成，农村的管理机构如何运转，农村的财政收支如何运行？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明治日本农村自治的形成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日本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跃进。村落是地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村落等基层统治的结构也会受到较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近代地方自治制度产生于西欧，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性结构。盖因西欧中世纪王权弱小，而封建主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此外，西欧中世纪城市公社革命，诞生了一批自治城市，成为欧洲自治制度之滥觞。然而，东方国家历史上虽然没有像西欧那样的自治制度，但在基层组织层面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拟自治形态，构成了近代自治体制的重要遗产。

（一）近代以前日本农村的自治

日本作为岛国，孤悬海外，远古时代远离大陆而文明发展较为迟滞。虽然大陆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但由于日本本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地域群体势力十分强大，以至于中华制度文明在日本水土不服，如律令制、班田制、科举制等终究难以为继。平安时代中期开始，班田制无法推行，庄园开始兴起，土地逐步变为私有。基层的百姓也不再甘愿接受律令体系下国司等官员的盘剥，因而团结起来形成村落共同体的自治，成为惣村。在室町幕府时代，社会空前动荡，制度发生嬗变。丰臣秀吉结束了百年战国时代，德川家康则更进一步，确立了幕藩体制下的领主制，维护了两百多年的和平。将军和大名作为领主，将领地实施村请制，确定了村的土地、农民和收获量，并设置了名主、组头和百姓代这样的管理机构。在领主制下，日本村落具有较强的自治功能，不仅“以村落为单位共同劳动”，而且日常生活“都是靠村民的互相协助共同进行的”^[1]（P43）。

（二）明治初期的农村变革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维系德川幕府统治的幕藩体制开始走向衰落。名义上，村落的耕地依然归各个藩国领主所有，但在实际耕作过程中，领有土地世袭耕作权的“本百姓”（自耕农）发生分化。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浪潮浸润到农村，一部分农民开始占有大量土地经营，成为“豪农”，而更多的“本百姓”则沦为佃农，这标志着幕府在农村的统治不稳。于是在幕末欧美列强接踵而至的外压下，短短十余年后，幕府统治大厦倾覆。1868年，西南强藩的中下级武士在天皇的旗号下建立了明治新政府。

新政府成立后，百废待兴。如果说国家层面的政治变革用暴风骤雨来形容的话，那么农村基层组织的制度变迁可以用润物细无声来类比。在近代天皇制的建立过程中，逐步消灭了幕藩体制，建立近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应对外压。1869年实施版籍奉还，各个藩国交出领地和人民，仅在承认朝廷所有的前提下代管。1871年实施废藩置县，藩主大名全部移居东京，地方由国家派出行政官僚统治。然而，宏观层面的变革进展顺利，微观层面的户籍管理变革却步履维艰。1871年开始实施大区小区制，府县以下分为大区和小区，区户长实际上被视为国家官吏。明治初期处于社会激烈变革时期，关于地方制度十分混乱，传统村落的自治和政府的官治兼而有之。

（三）明治农村自治的确立

1878年，明治政府颁布了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和地方税规则，统称“三新法”。1888年，明治政府进一步颁布了《市制》和《町村制》。至此，明治时期的地方自治制度确立下来。郡区町村编制法规定：“地方区划为府县之下设置郡区町村，郡町村区域之名称依旧。”^{[2]（P422）}这表明明治政府在初期的矫枉过正的探索失败后对传统的回归，认识到传统地域社会的自治是国家治理的一笔宝贵遗产。关于地方税规则，町村费用由地方人民协商，不由地方税支付，使得町村费具有协议费的性质。町村的自治是通过町村会实施，而町村会是由町村住民选举产生。虽然“三新法”有助于提高地方自治，但实际实施过程中仍有诸多不便之处，加之明治初年各地反叛及自由民权运动频发，因此有必要颁布合理完善的地方自治法律。1888年《市制》和《町村制》的颁布，明确了町村的法律地位，具有自治法人资格，但负有接受官僚监督的义务，此外规定了町村行政、财政、组织等，使得农村自治得到国家指导。

二、明治时期农村的耕地整理

整个明治时代，日本社会处于由“以集权政治和民众政治情绪的空前高涨为特征的近代国家草创阶段，到以产业革命、经济发展和上层阶级的成熟为特征的望族社会阶段”^{[3]（P117—131）}。在农村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特征。

明治维新后废除了封建领地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私有化的地税改革。1873年发布了地税改革法令的太政官布告，确立了“一地一主”原则，在农村派生出新兴地主和自耕农两大阶级。但地税改革并非全部耕者有其田，全国仍有三分之一的耕地为佃耕地，有部分农民因无力购买土地而沦为佃农。地税改革中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亦可自由迁徙和选择职业，耕作的农民也可以自由选择作物种植。这表明领主制时代农村的封建依附关系被打破，农村开始了商品化的过程，资本和土地开始集中。幕末时代的豪农凭借充足的资本大肆兼并土地，成为寄生地主。他们构成农村地域社会的“名望家”，是农村自治的主干力量。

明治中期逐步兴起的耕地整理运动便是在名望家的领导下完成的。日本的耕地整理事业源远流长。早在公元7世纪“大化改新”之后便开始以中国为师，推行班田制，在班授口分田时对土地进行分割处置，即古代的条里制^{[4]（P13—14）}，随着律令制国家的瓦解，班田制逐渐被庄园制取代。德川幕府建立起幕藩体制，土地由将军赐封给各地藩主大名，再租给农民耕种。幕府为解决财政危机，推行“新田开发”政策，鼓励开垦荒地，促进了排水、引水等耕地改良技术的进步。明治维新后实施了地租改正，剥夺将军的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土地改由地主所有。早在中世的农村，为了改良耕地，整理沟渠，就有土地整理的先例。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了急速的近代化，农村特别是大城市郊区也被纳入到资本主义轨道中来，大规模的土地整理势在必行。最早的耕地整理事业的推广者和实施者则多为农村有名望者，类似于中国近代的乡绅，在农村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5]（P168—172）}

随着耕地整理被推广到全日本农村，开始形成相应的制度。1899年《耕地整理法》颁布，规定各地的耕地整理由农村结成耕地整理组合实施。土地整理事业发起人和参加者为自主自愿，是这部法律的前提条件。对于事业的反对者，该法第20条规定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将反对者强制执行，即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该条规定全体地权者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这三分之二不是指地权者的人数，而是指土地面积和地价总额，即土地权利的权重，这条规定明显对大地主有利。因此，耕地整理的主导权掌握在寄生地主之手。耕地整理费用只能用货币而不能用实物或者土地来支付，对自耕农和佃农不利。通过耕地整理，日本农村的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增加了农村自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使得农村的阶级分化更为严重，寄生地主制进一步发展。

三、町村是运动

进入明治中期以后，农村的各项制度基本上确定下来，村落形成了以名望家为代表的自治管理集团。在担任过农务省次官的前田正名倡导下，日本农村发起了町村是运动，即农村自治改良运动。町村是，简单而言就是农村的参政议政。这里的“是”借用了汉语中的基本意思，《说文解字》曰“是，正也”，日语《大辞林》的解释为“从属一定的道理，以明辨是非”。按照前田的构想，以全国农事会为中心，按照村是、郡是、县是、国是的顺序，达到自下而上的自治的目的^{[6]（P328）}。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契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村落开始做起，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町村是兴起的时间为明治农村自治制度确立的时间。1888年《町村制》颁布，结束了明治前期地方官治、自治杂糅的混乱局面，幕府时代的旧名主、庄屋影响力犹在，因此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明治町村制虽然对大区小区制作了修正，但并非完全回到近世的自然村落，而在全日本多数地区实施了将自然村落编制为行政村的改革，需要对原先村落的情况有所了解。国家财政层面，1881年松方正义出任大藏卿，并在随后开始了被称为“松方财政”的紧缩改革，政府需要对地方财政状况有明晰的了解。从明治20年代开始，町村是运动不断展开。据记载，明治20年代（1887~1896）有16起，明治30年代（1897~1907）剧增到325起。这反映出甲午、日俄两次战争对日本财政的巨大影响，间接推动了町村是运动。

町村是通过调查农村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从而计算出一村的收支状况，据此再采取对策。换言之，町村是的核心在于农村调查。除了前田的倡导之外，各地的名望家也对町村是运动加以补充和推动，其中代表性的为爱媛县余土村的森林太郎。森林太郎生于幕末的旧西余土村的庄屋家庭，该村在明治初期合并为余土村，其中学毕业后回村经营5町步的土地，被选为村议员，后来担任该村村长。森林太郎设计出町村是的调查小票，通过系统分类而调查村政的相关资料，包括以下内容：[7]（P35—48）

1.人口。

包括家庭人数、雇工人数、外出打工人数、亲族、前一年人口变动（出生、死亡、婚姻等）；

2.房屋。

包括住宅和其他建筑、住宅面积、本村外的所属房屋；

3.耕地。

包括水田、旱田，本村外所有的耕地；

4.畜牧业。

诸如牛马、鸡鸭鹅等；

5.资金。

包括债权、负债、利息、股金、借款等；

6.作物及产量。

包括作物种类、产量、粮价；

7.消费。

包括家庭开支、消费的粮食、调料、衣物以及烟酒等奢侈品；

8.肥料使用

包括人粪尿及牲畜粪肥。

通过这些详细调查，村落自治体对本村范围内的人口动态、土地、财产所有、阶级状况、卫生、租税负担等有详尽的了解，从而对村落的状况整体把握，提供了治理的依据。由此可见，町村是运动将村落管理进行量化，犹如家庭理财一般，又如国家的财政管理，对一村之收入和支出作出统计，制成损益表。呼应于当时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的国策，农村的自治也仅仅围绕着振兴产业的主题展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工业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结语

明治时代是日本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嬗变的社会转型期，各项制度在不断探索中日臻成熟，以适应当时日本国情以及国家的利益，农村的自治制度和自治行动诠释了这一点。虽然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政府以欧美为师，从治国理政到城市建设都全方位学习，实现了强制性的转型变迁，但在基层社会中，全面西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对于农村的管理，明治政府一开始计划实施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的区划，实践证明不符合日本农村的历史传统和发展水平。因而在明治中期开始实施市制和町村制的地方自治制度，解决了“首先形成日本国家，其次形成日本国民”^[8]（P9）的难题。地方自治的实施，不仅降低了羽翼未丰的近代日本国家的治理成本，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自治有助于提高町村等地域社会的活力，培养了农村居民的国民意识。在自治制度的保障下，传统的农村治理遗产被保留下来，地主等地方名望家和有力者承担了地方自治之重任，领导农民推行以耕地整理和町村是为代表的自治运动。前者侧重于耕地整理和土地改良，意在提升农业生产力；后者侧重于农村调查和编制表单，实现农村财政的管理。通过这些自治运动，以农村为主体的地域社会成长壮大，有力地支援了日本的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国策，为日本工业化及对外扩张提供了富余人口和生产材料。然而，明治后期到大正时期，日本农村的自治运动趋于保守，农村改良运动的主导权重新收归国有，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卷土重来。中央对农村统得太紧，管得过死，农村逐渐丧失了活力。农村的凋敝成为国家不稳定之源泉，日本法西斯随之兴起，在农村有着深厚的土壤。

参考文献：

[1]郭冬梅.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日）山中永之佑监修.近代日本地方自治立法资料集成1·明治前期编[M].东京：弘文堂，1991.

[3]周颂伦.近代日本的社会变动——向大众社会的接近[J].日本学刊，1998，（1）.

[4]左学德.日本社会历史转型期的土地问题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5]郭小鹏.日本明治时期的耕地整理[J].农业考古，2015，（1）.

[6]祖田修.前田正名（1850~1921）[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3.

[7]（日）佐々木豊.森村太郎の町村是調査思想[J].農村研究，1972，（6）.

[8]陈秀武.近代日本国家医师的形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注释：

1、如郭冬梅《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鲁义《日本地方自治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