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

作者：[德]何梦笔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8-11-20  浏览次数： 30080次

内容简介

德国学者何梦笔（Carsten Herrrnann－pillath）博士所著《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一书对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化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何梦笔则试图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以“网络”概念为基础，构造一个“社会型”来解释华人的经济行为方式和中国及东亚的经济增长。对历史和现实的仔细考察，使作者得出了一些有益和新颖的结论，如中国具有自己现代化的传统、网络的形成是历史演进的产物和解释现象时要做到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的结合和创新等。

作者简介

何梦笔教授是德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他先后在杜伊斯堡大学、圣加仑大学、苏黎世科技大学、维藤大学任教，现任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维藤大学、波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广泛，重点涉及演化经济学、制度与治理、创新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多元文化比较等方面，尤其对中国、俄罗斯等转型经济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他先后主持过众多科研机构和基金会资助的社会经济研究课题，发表了10多部专著和250多篇学术论文，并获得过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杰出奖、朱利叶斯·路透创新奖、路德维希·艾哈德财经奖、中国国家图书奖等殊荣。

目录

第一章 隙缝经济和中国的现代化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粗放型增长和隙缝经济

第三节 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增长作为政府的任务

第四节 国家主导型现代化的问题：文化经济圈和民族国家经济

第五节 现代化的传统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极的未来地位

第六节 展望

第二章 网络：中国经济研究的范式基础

第一节 研究主题的产生

第二节 关于网络概念的理论说明

第三节 儒教、网络资本主义和华人意识

第四节 网络和中国学研究方法

第五节 结论

第三章 流动性、社会整合和中国现代化的传统

第一节 导论：一般方法论对汉学的冲击

第二节 作为理性工作的科学和科学的客体

第三节 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探求它们的联系

第四节 中间小结

第五节 普遍有效的基本历史模式

第六节 华人文化圈内流动性的长期稳定机制

第七节 机动性、社会经济活力和文化整合

第八节 类型构造和翻译问题

第四章 中国网络和氏族一无政府制度：制度经济学分析

第一节 制度不确定性的经济理论问题

第二节 关系、氏族和国家：制度经济学考察

第三节 政策竞争、氏族和制度间隙的出现

第四节 华人网络经济作为社会类型

第五节 结论

第五章 进化理性、“经济人”与社会秩序的基础

第一节 哈耶克的心智观： 对传统理性概念的重要突破

第二节 背离理性的异常现象和一个可能的进化论解释

第三节 策略的相互作用：关于非理性的理性

第四节 变异作为进化的理性行为

第五节 社会情感和文化进化

第六节 哈耶克心智观对社会秩序理论的含义及我们与哈耶克的分歧

第七节 结论

参考文献

图表检索

图

序 调查村庄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

4.1 韦伯国家类型的系统概括

5.1 市场进入对弈

5.2 研究变异的进化论方法

表

5.1 鹰鸽对弈和市民策略

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化的传统──读《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

《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06期

中国的发展始终处于“传统”和“现代化”的巨大张力之中，这种源自中西文化差别的内在摩擦与冲突，随着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危机、东南亚经济的动荡和“文明冲突论”的崛起，而日趋引起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首百年，如何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化的理念和目标，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仍是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重大课题。而这一切的基础之一，就是对民族传统的正确解读。德国学者何梦笔（CarstenHerrrnann－pillath）博士所著《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一书（以下简称《网络》）对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化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用“差序格局”来刻画乡土中国到华人的行为方式特征，何梦笔则试图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以“网络”概念为基础，构造一个“社会型”来解释华人的经济行为方式和中国及东亚的经济增长。对历史和现实的仔细考察，使作者得出了一些有益和新颖的结论：

1.中国具有自己现代化的传统。相信中国传统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障碍，是许多华人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认为，只有当传统因素失去作用之后，社会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基本内容--经济现代化，只有在民族国家的控制之下才能实现。但作者通过对中国近年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明确反对这种看法，因为华人经济圈中增长最迅速的，恰恰发生在国家控制的政治经济结构之外的“隙缝经济”，这种隙缝经济有着历史根源，在历史上，源自于晚清时期的“非国家化”趋势，是国家机构在社会中的作用大幅度降低，这种经济和社会结构，后来成为“缝隙经济”的规范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过几十年国家控制的高速增长之后，当国家控制减弱时，“隙缝经济”（乡镇企业）的崛起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与东亚其他地区的情形极为相似，因为在东亚的一些地方华人在政治上并不在主要的社会阶层里，但恰恰是处于隙缝中的华人取得了经济上的惊人成就。因此，必须将人为制造的中华“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冲突搁置一边。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内生的现代化，“中国具有自己现代化的传统”，其进程在西方列强人侵时被人为阻断。

2.网络的形成是历史演进的产物。华人经济圈中的“内生现代化”源自于东亚地区具有“建网”的社会功能，这种关系能力使它在世界各地区和各企业的竞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竞争优势。“网络”是华人行为的基本特征。这种相对稳定的非正式关系的重要性，超过了正式组织，成为一种重要的关系资源，极大地增强了华人调动其他资源的能力。而超越亲属关系的“网络”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密切相关。与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不同，《网络》认为，在历史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社会，而是一个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上都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流动和社会整各构成社会的基本存在形态。就是说，中国文化促进了迁移导向的行为，产生了允许迁移的结构，迁移本身又成了一种文化类型，以在迁移中出现的“家庭无秩序”为基础，形成了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开放的非理性结构”，这种特殊的结构可以比在国家作为“第三者”制定和执行理性的游戏规则这样一个系统更有效率。作者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中有“市民社会”的基础，因为城市中的商会等机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发挥着管理公共事务的功能，是一种自治型的机构。

3.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的结合和创新。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放弃先验的文化假说，特别是抛弃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勾画的传统中国的既定图画，强调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区别，以民间生活的变迁为蓝本，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进行合理抽象，做到一般社会学和经济学原理与生活实际的有机结合。在解释现象时强调理论的创新，如要理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开放的“非理性结构”，必须抛弃源自于韦伯的、渗透在经济分析中的过于狭隘的“理性”概念，以哈耶克的“进化的理性”为基础，重新思考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这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谋而合。不依靠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度，中国社会也能创造出“没有法律的秩序”。“进化的理性”排除了在东西方冲突中总是扮演重要角色的感情与理性的冲突，既是对中国社会理解的基础，又是对西方科学主义方法的反思。

《网络》秉承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非正式制度给予了高度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植根于民族传统的发扬和创新，但与新儒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传统不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传统，而是表现为日常行为方式的民间传统，民间传统处于基础的地位，影响着现代化的进程和取向。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非常缓慢的，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可以看出，本书的一些结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虽然有些是值得商榷的，如对网络的负面经济效应论述不多，对经济企业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比较还有待深人。但这些理论并非空穴来风，是作者以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为对象，进行实证考察和大量理论探讨的学术成果。作者呼吁只有通过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才可能理解文化传统和现代化的真意。在重视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同时，不可忽视正式制度和法律的建设，也不应以为重视非正式制度是东方文化的特色，事实上，西方国家也有“网络”，对于正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东西方来说，交流与对话是最为重要的。此书作为中德文化合作研究项目的成果“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和村落文化丛书”的一本，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必将进一步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