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开发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与思考——以川西北桃坪羌寨与上磨藏寨为例

作者：王海燕 蒋建华 袁晓文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11-11  浏览次数： 5459次

【摘　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的有序开展，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以川西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为对象，根据理县桃坪羌寨与松潘县上磨藏寨两个特色村寨的田野资料，总结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思考和建议，以期为其发展探索出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

【关键词】特色村寨；文化保护；发展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民族群体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和最稳定的时空坐落，是其生存智慧及审美心理的集中体现；也是少数民族在内部互动中构成的一个个有活力的传承文化和发挥社会功能的有机体；其风俗习惯、民居建筑风貌、生计方式等能集中体现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地方性文化特色和社会经济发展特点，能集中反映少数民族聚落的历史地域特征。因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一个地区民族文化基因最完整的保留地，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也是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资源。截至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命名结束，川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共有17个少数民族村寨获此殊荣。随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的有序推进，尤其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研究以理县桃坪羌寨和松潘县上磨藏寨的发展模式为例，围绕村寨传统文化保护及发展问题，通过田野调查现状，总结川西北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其发展探索出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

一、研究回顾

2009年，国家民委、财政部联合开展了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并印发《关于做好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随后国家民委印发的《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在全国重点保护和改造1000个少数民族村寨，抢救、修复或建设一批带有民族特点的特色民居，形成一批独具特色的民族建筑群落。2014年，国家民委组织北京高校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村寨建筑特色研究》，分村寨与自然生态和谐、村寨形态与营建工艺特色、村寨建筑艺术与美学价值、村寨建筑文化研究四个部分。这套成果是对中国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较为全面的概况研究，但由于缺乏实地调研，未能呈现民族村寨的变迁动态。2014年9月23日，国家民委为更好地推动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发布了《关于命名首批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的通知》，全国共有340个村寨被作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村寨”予以命名挂牌。川西北茂县南新镇牟托村和松潘县山巴乡上磨村作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村寨”予以挂牌。2017年4月，包括理县桃坪羌寨在内的15个川西北民族村寨入选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

关于川西北民族特色村寨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三类：一是汶川地震后川西北民族村寨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关系研究（张金玲＆汪洪亮2009）；二是民族村寨旅游对地方社会文化产生的效应研究，如民族旅游强化民族认同（吴其付2009），旅游对环境的影响（邱硕立2014），旅游产业推进城镇化（沈超群等2015）等；三是民族村寨景区经营管理模式及可持续性开发研究（张翔里、张崇明等2007，王汝辉等2009，王汝辉2010，雷仕敏2013）

从研究角度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单从观光、旅游进行研究，关注村落景区化中各方体验；二是很多成果主要在汶川地震后发表，聚焦在川西北乡村灾后重建，政策建议性居多，鲜有实践性的总结及反思；三是单纯对川西北民族村寨建筑进行研究，多从建筑学科角度论证，甚少关注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本文以川西北两个各具特色的旅游村寨为例，从旅游发展对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继承产生的影响视角，审视文化资源的合理运用，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二、田野点简介

桃坪羌寨和上磨藏寨都是位于九环线（1）上的民族村寨。桃坪羌寨是理县桃坪镇桃坪村的一个自然村落，地处岷江上游杂古脑河支流增头沟冲积扇的台地上，背靠大山，面朝江水，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受近年旅游开发、灾后重建等影响，桃坪被分为新寨与老寨两个部分。新寨用于村民居住、游客餐饮接待，而老寨则以博物馆的形式被保护起来，并向游客售卖门票。该寨子在总人口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总户数增加较多，由2006年的136户413人，增加到2016年的204户498人，羌族人口占95%以上。

上磨藏寨地处岷江发源地章腊河畔，是松潘县山巴乡的一个行政村，辖2个自然村落，坐落于九环线川九路（2）旁边，是松潘县的“北大门”，距离九黄机场仅5公里。2016年，全村107户，465人，藏族83户，回族13户，汉族9户，羌族2户，是一个藏、回、汉、羌多民族聚居的典型村寨。（3）

桃坪羌寨和上磨藏寨的旅游发展在川西北九环线上的定位是不同的。桃坪羌寨是老牌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川西北旅游产业发展初期就致力于景区化进程。村寨旅游发展经历了村民自主发展，到政府和旅游公司介入，再到政府和旅游公司联合进行门票管理，村民参与景区内旅游经营活动这样一个平衡状态，以自发性为主要特征，依靠其建筑、服饰、饮食及距离成都车程短等优势条件，形成区域内较为成熟（4）的羌寨景区，其打出的品牌即是“羌文化”，是川西北乡村旅游发展的典范，也是第二批国家民委命名挂牌的少数民族村寨。

上磨藏寨旅游发展则是近几年通过政府投资与招商引资等方式在短时间内被打造出来，其发展过程是先由村民外出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再到政府对该村进行打造，引进旅游公司这样一种政府主导、公司经营、村民参与的模式。上磨的发展捷径一方面得益于其位于九寨沟、黄龙两大世界级名胜风景区之间这种优势，很快在川西北的乡村旅游行业中声名鹊起；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国家的相关政策支持（5），在汶川地震后抓住重建机遇，其村落风貌与基础设施得到迅速改善与提升。两个村落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特色村寨，分别代表了川西北羌族和藏族的社会文化。两者景区化的背景、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都有其各自的特点。

三、老牌的“桃坪羌寨”和新兴的“上磨藏寨”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进程也是地方性与现代性碰撞与交织的过程。对于游客来说，文化在旅游中的“含量”以及游客对旅游中的文化的“摄入量”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对景点和景区中文化“含金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141对民族村寨来说，旅游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当地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认同、自信和复兴，传统文化被重新整合展示，成为一种新的传承保护方式。但仪式活动被重新组织，变成一种向游客展示的“表演”，而这样的“表演”有可能会让传统文化丧失其真实、完整的含义。[2]131笔者在观察川西北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文化展演真实性程度时，注意到几个问题：第一，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过程的主导者决定了文化符号的展示方式，也就是说谁有控制村寨景区化进程的权力，谁就能表达对文化事象的认知；第二，文化的展演形式分舞台展示与商品销售，两种展演方式下的文化事象与地方文化本真之间显然有差异，差异程度决定了文化传递面对游客的真实性程度；第三，民族村落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再造”不可避免，只是如何评价这种“再造文化”则有多方面的声音；第四，对游客而言，他们作为旅游者的身份可能从旅程开始之初就决定了他们在一场民族旅游中要面对的民族文化的“局限性”。

（一）桃坪羌寨：假亦真时真亦假

桃坪羌寨的景区化是以村民的自发性宣传和建设为开端，而且女性实际上主导着当地文化的展示方式。女性最早以“萨朗”（6）歌舞吸引游客，以传统羌族饮食招待客人，甚至最早兼职村寨的导游向游客介绍自己的家乡。游客——实际上是各行各业的生活体验者，他们住进寨子，真实感受到传统古朴的羌族风俗。也正是依靠前期桃坪羌寨游客的口碑相传，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到桃坪旅游。随着村落景区化程度加深，桃坪寨的村民也越来越知道如何展示和“兜售”自己的民族特色，比如寨子妇女做的羌绣手工艺品，包括云云鞋、绣花围腰、腰带、鞋垫等。与此同时，县、乡政府也以规范桃坪羌寨景区的名义引进商业化的公司对景区日常运营进行管理，对拓宽业务进行宣传。

桃坪羌寨被商业化运作之后，景区组建专职导游带领游客在寨子中参观、讲解。村民们通过接待游客食宿、销售土特产品等参与到寨子旅游活动中。这个阶段的桃坪村民为了让自己的东西更容易被游客接受，尝试进行创新。商业化方面，比如传统羌绣上所展示的纹样主要是云纹、绳纹、回字纹，原意有神灵护佑及织品耐磨的功能，但为了让游客有更多选择，增加销量，羌绣能手们将其花纹改变成“富贵花开”“凤穿牡丹”“背水姑娘”等。舞台展演方面，特别是地震灾后重建，政府重新规划了桃坪羌寨的发展布局，以“羌文化”体验为品牌，打造出羌绣及服饰体验馆、漫生活体验区、羌式腊制品熏制体验馆、火塘文化体验区、羌式特色劳作生活用品展示馆、羌式砌墙建筑艺术体验区、经典电影拍摄取景地体验区（7）以及锅庄广场的萨朗歌舞表演、节庆节日上的传统仪式活动等展演载体。

释比（8）做法事的羊皮鼓本来是很神圣的器物，但是理县政府和桃坪乡共同参与了传统节日和传统娱乐项目的开发，将每年农历四月初一的羌族“祭山节”和农历十月初一的“羌历年”习俗经包装后向游客展示。传统节庆，释比要进行的那些请神、与神交流、还愿、请愿等宗教仪式在旅游活动中也被重新组织成为旅游项目，在任何需要的时间向游客展演。表演完之后，从山上请下来的释比，甚至为了方便下次表演，直接把羊皮鼓寄放到桃坪寨子上。而这样的“表演”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仪式原本所具有的宗教意义了。

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游客对参与萨朗歌舞表演很感兴趣，在空间有限的萨朗广场上，游客热衷和桃坪羌寨萨朗表演队的村民一起娱乐；游客们到了桃坪，大部分人也愿意花60元门票费，进入老寨参观传统建筑民居，他们惊叹羌族的精湛砌墙技艺，还要研究一番桃坪四通八达的道路与地下水网；在老寨游览中，不经意间走到几处电影取景点（9），游客们也会停下来，摸摸影片中看到的石梯或木门。桃坪老寨原真性的东西以博物馆的形式被保存下来供游客们参观，还原了羌族日常生活“物”的本真，缺失的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活态传承。

桃坪新寨建成之初，虽然设计公司对外宣称，桃坪新寨的设计是公司与村民“共同合作”的成果，但当地村民认为新寨的房子只有外壳是羌族石砌建筑，内部结构依旧是钢筋水泥隔断，且使用功能上，内部狭窄拥挤，不如老寨舒适、功用性强。令当地人较为反感的是，新寨房屋建筑外部处处夸张裸露的“羌文化符号”——白石、牛头、羊头、羌红等，每种都具有神圣性象征，却在村落景区化的今天完全被标签化、世俗化。桃坪新寨建设的主导者使得羌族文化事象的表达流于形式，其真实性受到挑战。

随着新寨这几年旅游接待、特产销售经营渐成规模，再加上村民们从老寨搬到新寨之后逐渐适应和习惯了新的居住环境，对之前异常显眼的羌族文化符号也见怪不怪了。

大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都认为，灾后物质重建阶段也是羌族文化重构的过程。[3][4][5]我们能在一个时间段内观察到，在桃坪羌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羌族文化在灾难催化下发生的巨大变迁：经历了摧毁—阈限—重构—内生的过程，我们曾经认为桃坪新寨那些“假的”羌文化展演，而今已然成为“真的”羌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游客，现在已经把桃坪新寨所呈现的一切视为常态。在新寨居住的游客若要进入老寨参观，本地人反而会这样介绍：“嗯，老寨是我们‘过去’真正生活居住的房子……”正如小标题所示“假亦真时真亦假”，桃坪新寨作为羌族文化符号展演的集中地，反映的不是“真实”，而是“虚假”，如今却已经被当成“既成事实”；桃坪老寨原本是真实的羌族文化生态的存在，如今却反而被隔离起来，成为文化孤岛，以博物馆的形式保护起来，成为一个纯粹为旅游服务的固化或异化的历史遗迹，成为“过去事实”。当今人把真实的东西当作虚幻的东西来看的时候，那虚假的东西它甚至比真实的东西显得更真实。

（二）上磨藏寨：无为有处有还无

上磨藏寨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民居和生活习俗的安多藏寨，具有良好的人文和自然旅游资源。早在2004年，上磨村就被评为“川西北州级文明村”，2005年又被县委县政府确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还被评为“四川最美丽乡村”，并荣获最高奖——熊猫奖，是首批国家民委命名挂牌的少数民族村寨。

上磨藏寨的旅游发展是在政府主导和外来公司联合实践下推进的。九环线川九路上，与上磨村一样自然人文景观的藏族村寨，有一大批，比如距离川主寺镇更近的见培村、拥有山巴寺庙的山巴村、号称“九黄第一村”的安备村小西天、拥有药泉山庄的川盘民俗文化村等等，为什么上磨村备受青睐？318自驾游营地酒店一位中层管理人员一语道破：

“上磨这个地方实际上并不适合做酒店，它是位于川九公路下方，旅游大巴或自驾游客如果不专门往这里开，不知情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路下边还有这么个村子。如果这个村子是位于公路上方，位置醒目，往来游客一眼就能看见，做酒店就很好。但也正是因为上磨村地形位于公路下侧，位置不显眼，离九黄机场也近，过去（十八大前）县上才找了这个地方来做接待点。接待点以前生意好得很，但谁晓得这两年政策变严，接待规模大减，根本支撑不起藏寨精品酒店的运行。到现在（2016年6月）都是关门的。后面又引进银店卖银子，成为一个购物点。这对于上磨村来说也是很适合的。九环线上的隐形购物点，不显眼不醒目。游客拉到这里，买了银子又马上走，是很完美的（卖银饰的）选点。”

上磨村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选中成为政府倾力打造的精品村寨。可以说，上磨村被“景区化”的本意与当地政府宣称要建设一个“特色文化、观光旅游、文明示范”的川西北特色藏寨示范村总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从谁在掌控上磨村开发主导的角度看，村落景区化过程体现的当然是政府部门的意志。

2009年，上磨村按照松潘县民族文化长廊建设方案，也为了下一步做精品旅游藏寨酒店打好基础，在政府引导下，村内对不符合风貌要求、有碍观瞻的建筑物、堆放物进行了清理；对石墙、夯土墙、篱笆墙进行了保护性修补；对全村农户房屋风貌进行改造，外观统一为泥巴色外墙，安装藏式木制门框、窗框，有的地方用藏文化元素符号进行装饰，在墙体适当位置装饰氆氇图案或切玛图案（10），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让村寨的藏式风格看起来更加鲜明。

上磨村先引进酒店管理公司，后又有318自驾营地入驻。由于上磨藏寨成为了旅游接待点，因而村中少不了关于藏族文化的景观展演。这些景观除了有村寨景区化主导者对藏族文化符号无处不在的强行表达，还有原本村中就存在的转经筒、经幡等。

由于政策变化，上磨村原有的景区化模式已经不能运行。继而，上磨村又引进“朵吉水乡”和“雪宝顶”两家银店，这正如318酒店管理人员所说，这里成为绝佳的购物点。银店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促进银子销售为主要目的进行，无论是要求出租房屋的村民要尽量将自家装饰的“藏化”一些，还是安排自称是“当地人”的外地女导游给游客讲解的那一系列所谓“藏族风俗习惯”，最终都是为了向游客传达出“银子是个宝，买了银子既是扶贫也给自己带来健康”这个中心思想。银店借藏族文化为招牌设计的一系列商业销售模式，在很多游客的心中都留下了藏族就是“这样”生活的印象。游客关于藏族的文化经验由此初步形成。

上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因为村子发生的景区化过程而产生太大变化。由于政府开发这个村子的初衷及后续村落成为隐形购物点等原因，村干部和银店老板“合谋”阻断村民与游客进行沟通交流。村民被隔离于村寨景区化之外，所以本是东道主的当地村民，他们作为文化经验的主体，与游客作为体验对象之间，隔着村寨景区化的主导者。换言之，上磨就像一面镜子，它的景区化是由主导者和游客共同完成。而村民却被封闭于镜子内部，他们能清楚看见游客接受的是“虚假的”文化经验，却无法去传递表达真正的文化本相。正如小标题所示“无为有处有还无”，上磨村关于藏族文化的展演即是，把不存在的东西说成是存在的东西时，对这些“捏造”的事实甚至比存在的事实对于游客来说显得更真实。

四、民族村寨传统文化保护的思考和建议

川西北两个典型的民族村寨——桃坪羌寨和上磨藏寨所历经的景区化过程，凸显了民族村寨在发展乡村旅游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元的动态过程。游客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不仅仅是游览景观，还应以体验民族文化为主要目的。景区化进程也是少数民族普遍接触主流文化的过程，在景区化的过程中，自然生态的改变或能短时修复，但村寨社会文化的变迁却不可逆。民族村寨旅游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看民族文化能否在景区化过程中避免被主流文化涵化或遮蔽，能够和村寨旅游共生互利、协同发展。以此为根本目的，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建立民族地区文化保护法规条例

依法有序开发民族特色村寨，是村落景区化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自然景观、人文建筑、服饰、手工艺品等物质文化和祭祀习俗、民族语言、传统歌舞和民间工艺等非物质文化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村寨的整体。在景区化的过程中，针对任何一种文化类型都应按照“开发适度，保护为重”的原则进行合理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环境保护法》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11）等法律法规，各级政府部门应根据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以法律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程序性出台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保护法规条例，为物质文化保护工作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如前文所述，上磨藏寨在景区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当地村民还是外来投资企业都出现过对村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破坏，但这些行为却没有得到任何监管。

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以样本及活态保护的方式，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形式记录下来；政府财政规划中应当拿出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具体到村落的非物质文化传习工作，建立起完善的文化传承人体系。切实把民族村寨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加强宏观指导，提高组织化程度，纳入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纳入考核评价体系。总之，制定与民族村寨景区化相适应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依法进行村落旅游开发，把生态环境保护与民族村寨资源开发纳入法制化轨道，避免开发中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民族村寨景区化与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科学、规范和有序地进行。

（二）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统筹规划民族村寨资源

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民族村寨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强、关联度大，外部经济性明显的产业，涉及一个村落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是跨产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集成”产业。在村寨旅游发展中，很多问题仅靠市场自身平衡能力不能完全解决，需要政府来引导实施和完成。政府要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条件改善，优化民族村寨旅游服务。将当地村民发展为从事村寨旅游产业的主体。通过规划和政策推动民族村寨的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规范外来投资企业在民族村寨的旅游经营活动和合乎规划的开发建设。当地政府主导型战略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合理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营造发展环境，积极引导、规范旅游市场行为，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以实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配置达到或接近最优状态，坚持统筹协调，形成合力。

（三）建立民族文化自信，重聚村寨人气

村寨是一个地区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等综合性因素造就而成的独特聚落，是村寨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原生态场所，是村寨文化的活态存续，也是村寨文化赖以依存的“土壤”和载体。[6]但目前包括民族村寨在内的广大乡村地区，由于政府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等原因，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川西北地区村落“空心化”现象严重。少数民族一旦离开原生性的文化场域，其生活模式也会发生变迁。如桃坪羌寨将老寨子以博物馆的形式保护起来的做法，笔者认为也只是将表面形态保存下来，却丢失了村寨的灵魂。村寨文化的核心是人，聚集人气是村寨文化得以延续的根本。面对越来越萧条的村寨，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和“逆城镇化”发展方向，坚定了民族文化自信，从而为实现民族村寨的振兴提供了制度保障。

组织民族学、人类学方面的专业人才进行特色村寨的民族志书写，做好地方档案和史志的编修撰写工作。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而具体的挖掘和记录、解读，实施村落文化资源普查工程，构建开放共享的村落文化资源公共数据平台。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工程，将民族体育、舞蹈、手工艺等文化项目引进学校教育进行保护传承，加强青少年的乡土教育，重塑村民文化自信。综合运用报纸、地方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站等各类载体，融通多媒体资源，统筹宣传民族文化，彰显少数民族文化魅力。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支持“一乡一品”或“一村一品”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开展民族村寨传统节日活动，将民族村寨文化更好融入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重建消失的文化共同体。

（四）各方共同参与，搭建村寨文化共同体

民族村寨景区化是各方互动的过程，因而民族村寨传统文化保护需要多方协作。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利用必须以保护文化原真性为前提，避免开发造成对文化资源原真性的破坏，维护自然的文化生态系统。对于村民来说，不乱搭乱建破坏村容村貌的建筑，作为村寨文化的载体，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和继承村落传统文化。对于外来投资企业来说，要尊重村寨环境原貌，避免开发造成对资源原真性的破坏；充分体现民族村寨的原真性，不搞大拆大建；让游客能够在民族村寨旅游中找到“乡愁”。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要把好村落景区化规划设计这个总开关，应优先进行传统文化的发掘记录和解读、弘扬，文化共同体的保护、修复和重建；重点抢救濒危遗存、提升防灾能力、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心任务即为不损害村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五）创造机会，鼓励村民成为景区化参与主体

民族村寨旅游强调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使当地少数民族参与其中并受益。要鼓励和引导当地村民积极参与到民族村寨景区化全过程中，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村集体要发挥重要作用，将集体经济发展与村寨旅游发展联系在一起，鼓励村民以多种形式入股，比如资金、房屋产权、劳动、技术等入股方式，提高其积极性。丰富当地村民投资乡村旅游的方式，村民个人的资金有限，在无力单独开发村寨旅游项目的条件下，多种形式为其参与投资提供可能。政府引导部门制定优惠政策，在水电、土地使用、税收等方面向当地村民投资开发的村寨旅游项目做适当政策性倾斜；帮助村民成立行业协会、互助会等民间社团，争取群体利益，开展行业自律。加大对当地村寨旅游就业和创业者的培训力度，提高其从旅游业中获利的能力，尤其是要帮助那些小规模的工艺品、农产品、土特产等旅游商品的生产制作者，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在民族村寨景区化的过程中，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直接关系这个民族的未来。只有充分认识并发挥民族村寨的价值，才能维系自身独立的文化身份。村寨是一个复杂精妙的系统，由自然生态、生计方式与村落共同体文化构成，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是其文化价值。因此，村落文化保护发展，应达到文化共同体的保护修复重建、生产生活方式传承、物质载体保护三方面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2]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M].张晓萍，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3]文化部财政司.关于巨灾之后文化体系重构的思考——以汶川地震灾后文化恢复重建为例[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0（3）.

[4]马琳.灾后汶川羌文化生态旅游区文化空间的重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5]喇明英.羌族文化灾后重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6]向业容，刘雷.汉羌山地村寨文化传承策略探讨[J].人民论坛，2015（3）.

注释：

[1]九环线是成都到九寨沟环线的简称，是四川省的一条重要旅游干线，贯穿四川的部分精品旅游景区，是乘汽车从成都到九寨沟旅游的必经线路。九环线呈环状，全长913公里，起点是成都，终点是九寨沟，分东线和西线。

[2]松潘县川主寺镇至九寨沟沟口的公路。

[3]数据由松潘县上磨藏寨村民LXM提供。

[4]这里的成熟，是指一种状态，除了桃坪羌寨作为景区运营的状态，更多是指桃坪羌寨的村民在乡村旅游行业中参与度与认识度的成熟。

[5]这些政策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民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县三百示范工程建设”、“幸福美丽家园巩固提升工程基础设施建设”。

[6]萨朗，是羌族独有的代表性文化，已列入四川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语北部方言词汇中意为“唱起来、跳起来”，是当地羌族娱己娱神的重要手段，后引申为歌舞，是羌族歌舞的统称。

[7]近几年，桃坪羌寨陆续接待过《杀生》《尔玛的婚礼》《古堡之吻》等电影剧组进寨拍摄。这些电影的取景点也成为游客们热衷探寻的地方。

[8]又称“许”，羌语音译，意为巫师。尊称阿爸许，俗称端公。是不脱离生产的宗教职业者。

[9]《杀生》《尔玛的婚礼》等电影都在桃坪寨子取景拍摄。

[10]切玛，是一种吉祥盒，汉语称五谷丰收斗，是将精制的斗型木盒隔板分开，分别盛入炒麦粒和糌粑，插上青稞穗、红花穗和酥油花，象征人寿年丰、吉祥如意。

[11]国办发［2005］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