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下沙田：晚清以来兰考地区河道变迁与区域生计

作者：申志锋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10-16  浏览次数： 5018次

【摘　要】黄河1855年于铜瓦厢决口，结束了长期“夺淮入海”的局面，给兰考地区留下了“飞沙无际”的土地景观，但却促进了兰考地区之兰仪、仪封、考城三县的融合，并最终形成一个县——兰考县。同时，“河下沙田”的存在，也为兰考地区人们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而沙田本身创造出的野生中药材也为兰考地区人们解决了部分生计问题。然而，由于技术水平所限，沙地和盐碱地伴生的问题始终存在，随着人口的增加，兰考地区粮食作物种植受到极大限制。直至上世纪50年代开始采取“引黄淤灌”技术后，粮食作物种植才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保障，进而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当地农民对黄河恐惧的态度；不过兰考地区又出现了人类过度与“河下沙田”上的野生中药材争夺空间的新现象。可以说，黄河改道北流是兰考地区人类与自然互动对象发生较大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关键词】黄河；沙田；兰考；铜瓦厢；生计

 

一、问题的提出

据1987年《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载：为振兴中药事业，国务院于1982年12月28日作出《关于对全国中药资源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制定发展规划的决定》。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工作从85年11月份到87年5月份历时一年半时间，全面完成了中药普查任务。并根据中药资源分布与一定的气候、土壤、水利和生物条件关系密切的特点，将兰考地区分为“黄河滩地——野生药材开发利用区”、“西中部高地——中药引种栽培区”、“东部低平地——野生药材保护区”、“北背河洼地——家种药材栽培区”、“南背河洼地，木本药材栽培区”五个区划。

可见，兰考县在上世纪80年代愈加重视该地中药资源，而这与兰考地区的自然环境亦密切相关。兰考县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具有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的特征，一年四季分明，总的气候特点是冬长寒冷，雨雪稀少；夏季炎热，降雨频繁；春季干旱，风沙多；秋季凉爽，温差大。更重要的是该县西靠黄河，历代黄河的泛滥、决口、改道对全县微地貌起了巨大作用，使得黄河滩区沙荒地较多，是生产野生药材的有利条件。如果兰考县滩区沙田与野生药材有着紧密联系的话，那么对于非黄河滩区的“沙从何来”就应是首要关注的问题。同时也应重点关切，兰考县的区域沙田景观又是怎样影响地方人们生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

其实，关于黄河流域“沙田”问题的研究，波士顿学院张玲认为尽管该问题意义重大，但荒漠化和沙化问题并未引起中国历史学者的高度关注。土地沙化的原因，沙化过程中人类活动扮演的角色，及这种土地退化对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并对兰考沙田来源于黄土高原的问题进行了整体性概括。而目前中国学界对于“沙田”的关注主要集中于黄河上游与黄河故道区。前者如杨根生等从现代地理学出发，提出黄河沿岸沙地的形成是在干旱、多风、地面富含沙物质这一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产物，分析了黄河沿岸（北长滩—河曲段）风沙问题；而何彤慧则分析了历史时期毛乌素沙地的环境变化，认为沙漠化是毛乌素沙地土地退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且在人类活动强烈干预以前就存在着，只是至明清以来在局地环境变化中成为主导因素。后者主要运用现代地理学方法来分析历史时期黄河故道，或当今对于黄河故道的沙地治理，如马程远从地理学理论角度分析豫东、豫北平原上沙荒地分布广泛，春季干旱大风时，流沙常埋没农田，打伤禾苗，直接影响沙区及其边缘地区的耕地和作物生长。近些年来，研究者更多地融入了现代科学技术，如安春华基于地理科学3S技术分析明清黄河故道景观变化，指出故道区景观破碎指数中，湖泊和水浇地的景观破碎化程度较高；时明芝从生物科学角度比较黄河故道沙地杨树人工林不同间作方式的影响，等等。以上研究中基本以现代地理学为主，较少从环境史考量一个区域，特别是县级政区。兰考地区位于“黄河决口三角”地带，地理位置十分特殊，为黄河流域“沙田”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故本文以历史方志为线索，深度挖掘现存地方性材料，结合实地田野考察，来探讨兰考地区“河下沙田”问题。

二、河下沙田的景观形成：1855年后兰考地区生态

“自载籍以来，盖无代没有河（黄河）患矣。然古者江、河、淮、济并称四渎，至宋而河益南徙，会淮入海”，地处黄河“自孟津向东所形成的巨大冲积扇的中部，豫东平原的北侧，大的地形是平坦的”兰考地区长期以来被黄河横穿而过。再加上“清初至鸦片战争的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三百六十一次，平均约每六个半月一次。从鸦片战争到1946年人民解放战争以前的105年间，决口和改道二百二十九次，平均约每五个半月一次，其中大改道两次”，而兰考地区在“清代决溢68次，民国决溢34次”，故该地区经常遭受黄河泛滥之苦。“人类在试图稳定自然—社会之间的互动中，为使城市居民免受河流动态性的危害，过分地强调保护人类，但却导致与河流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冲突，进而对河流采取强制的干预措施”，这是马丁·诺尔（Martin Knoll）等在新近探讨城市与河流关系复合体，强调重新思考城市与河流关系的重要性时指出的，提出人类不应过度将河流置于被动地位。诚然，这是许多河流在面对人类时所遇到的情况，但在中国古代史中黄河却是例外。

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决兰阳铜瓦厢，夺溜由长垣、东明至张秋，穿运注大清河入海”，至此黄河结束了“夺淮入海”的局面而改道北流，时清政府认为“军务未平，饷糈不继，若能因势利导，使黄流通畅入海，则兰阳决口即可暂缓堵筑”，之后围绕“是否堵口铜瓦厢”展开了不断地讨论。至咸丰十一年（1861），山东巡抚丁宝桢与安徽巡抚李鸿章亦就该问题辩论，前者主张“仍以堵合铜瓦厢使（黄河）复淮、徐故道为正办”，后者主张效法古人“因水所在，增立堤防”，且都从地方百姓生计出发提出己见，最后李鸿章意见被采纳。依笔者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传统中国的“官僚阶层（尊崇儒教）对于生活采取的囿于经验的立场可以在这个阶层固有的实际理性主义中大显身手”，李鸿章之意见更加符合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相对保守之观念。同时，亦充分验证在传统社会人类—黄河关系中，黄河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特别是中下游“地上河”地段，人类更多的是以防御为主，处境相当被动。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后改道北流与之后清政府采取的措施，即是人类被动局面的验证。

铜瓦厢开始是一个黄河岸边的小码头，旁边有一座黄大王庙供人们祈福，这对传统社会的人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更多地认为“自然灾害往往被看作是人类违背了自然基本和谐，并能够通过人类的信仰仪式得到恢复”，而这亦是对自然恐惧的典型表现。其实，“乾隆三年（1738），在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等人的奏请下，敕封其（黄大王）为‘灵佑襄济王’。此后，嘉庆、道光、同治年间不断对其进行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黄大王的封号为‘灵佑襄济显惠赞顺护国普利昭应孚泽绥靖普华宣仁保民诚感黄大王’”。黄河在兰考地区的存在，黄大王的故事在“豫北黄河两岸”的流传，黄大王得到最高封号是黄河在铜瓦厢改道之后。不得不说，人们对黄河的恐惧使得黄大王信仰在兰考地区内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也借由此来稳定社会。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给兰考地区留下的景观场景，可从清末同治六年（1867）河南布政使卞宝第基于民情调查而成的《方岳采风录》中略见一斑。如下：

邑境（兰仪县）与考城犬牙相错，黄河在城西北，昔南流至虞城县，入江苏境。自咸丰五年（1855）县北之铜瓦厢漫口，河身全向北趋，龙门口为要冲，北面大堤由西至东接祥、考两界。中有旧黄河，悉已淤垫。县治屡遭河决，地多沙压。近遇捻氛，樊家寨被害尤甚，地土荒凉，有十里、二十里无村舍者，风俗俭朴，士习安静，物产与陈留同。

可见，大量沙田被留给了兰仪、考城区域，且土地荒凉、村落稀疏，再加上地区捻匪作乱，真实地构造了一幅“混乱的、自然的与人为的力量近乎无限的表现”之图景。故不管是因黄河存在而使人们产生的黄大王信仰，还是因黄河改道北流而真实地摆在人们面前的沙田景观，都更类似于段义孚（Yi-Fu　Tuan）提出的“恐惧景观”，使兰考地区百姓长期有一种“怕黄河，恨黄河，想离开黄河”的思想。即黄河存在于兰考地区，对区域百姓来讲是一种恐惧景观；黄河改道北流后，代之而起的旧河道沙田景观，亦是。

那么，本文所讨论的“河下沙田”对象就显而易见了，即兰考地区黄河改道北流后留下的“黄河故道沙田”与兰考地区旧黄河泛滥下所形成的“黄河沿岸沙田”。要注意的是，1855年后的“黄河故道沙田”不只包括铜瓦厢决口后留下的旧河道区域，还包括之前改道留下的旧河道区域（见图1）。确切地讲，1855年后兰考地区“旧河道沙田”区域是对之前该类型沙田空间更大程度地扩大。此外，黄河虽然改道北流，但并没有完全离开兰考地区，“咸丰改道后到同治末年（1874），下游河道极不稳定，水流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今黄河稍北的北金堤，南至今曹县、砀山一线，东至运河的三角冲积扇上毫无约束地散荡漫流，正溜从冲积扇的一侧游荡摆动到另一端，变化无定”（见图1中箭头），兰考地区深受其害，所以该区域沙田还包括“黄河滩区沙田”。此外，本文还会论及兰考地区的低洼盐碱地，它的存在也正是因黄河在兰考地区为“地上河”的原因使得河道周边低洼地极易积水，地下水位偏高，再加上兰考地区春、秋时节干燥且蒸发量大的温带季风气候特点，进而形成盐碱地。

止于此，该部分涉及“兰考”一词之处，均以“兰考地区”出现，前文中出现的“兰仪”、“考城”与本文要探讨的“兰考地区”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是亟待考证的问题。其实，在1855年时兰考县并不存在，而是包含三个行政区域。之所以讨论这三个政区的变迁，其原因在于它们的变迁恰是兰考地区沙田空间形成的过程，即兰考地区沙田空间的演变是由黄河改道带来的政区空间之演变和自然空间之演变共同形成的。

 

兰仪县在清代属开封府，位于开封府“东北九十里，旧名兰阳，道光四年（1824），改今名”。“黄河旧时在县北，自陈留来，东入考城界，自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东北流入直隶长垣县境，而考城以下故道多淤。县旧有七河，曰北旧黄河、南旧黄河、贾鲁河、庞家河、圈头河、巴河、新河，皆黄河转徙所经，忽南忽北。今其故迹无复存矣”。清至民国兰仪区域共决溢约35次。

仪封县在清代属开封府，“乾隆四十九年（1784），升仪封为厅”，“东接考城，西毗兰阳”，不过“自汉迄宋，仪封不再见于书。至金大定九年（1179），始置县，曰仪封。则前此千百余年中，虽未立县名，而壤地则在，其地属何郡何县?”由于其境“平原旷野”，再加上“豫州为河水（黄河）经行，有溃溢迁徙之变，而前后五代时，割据分裂，错杂无稽”，而使宋以前该县的位置难以考稽，足见黄河对该县的制约。但乾隆中期，仪封县却变为仪封厅，为开封府统领的县级行政区域。需要注意的是：“雍正时，与县同级的则是散州和散厅”，且散厅是“将一府之中较紧要之区，单独划辖”；虽然厅“在军事的机能还是浓厚”，但“数量上的扩大和全国性的展开，其原来的性质有所变质”。依笔者见，将仪封升为“厅”，实为清政府出于治理或监管黄河区域之需要，才将该区域的地位抬高。清至民国仪封区域共决溢约55次，黄河北流后，亦留下大量沙田。

考城县有清一代，该县“先属归德府，乾隆四十八年（1783）三月，移县治黄河北岸（由考城1至考城2），南地入睢州，因改属卫辉府”，至“光绪元年（1875）二月，河南巡抚钱鼎铭奏云：洎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黄河改道北流，考城转居河之东南，距卫郡二百四十里，相隔太远，该府势难遥顾。经饬司查议，详称考城县治前由归德府改隶卫辉府，原因移建城池在于北岸，自黄河改道以来，该县隔在河之东南，其于开、归二府，均无河阻，虽相距归德远于开封，惟开封所辖已有十六州县，归德仅止八，属自应将该县仍隶归德”。“民国二年（1913），分河南省为四道，于开封设豫东道，考城属焉”。至此，考城县归于开封地区。清至民国考城区域共决溢约12次，“每逢秋夏水发，城郭漂没，民鲜定居”，故考城县被迫“城池屡以自东徂西”，而黄河改道北流后，也形成了典型的沙田景观。

黄河1855年的改道，使得兰仪、仪封、考城三县最终基本位于黄河之东南，且因该区域“河下沙田”景观的存在，使得他们在生态环境上亦逐渐成为了一个整体，而这又促发了三个政区的不断融合。“同治二年（1863）省仪封厅入”兰仪县；宣统元年（1909），“为避清帝宣统讳‘仪’，又改叫兰封县”；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考城“县城迁到张君墓（由考城2至考城3），1954年与兰封县合并，改叫兰考县”。需注意的是考城在与兰封县合并之后，将考城东南区域于1956年划给了民权县，至此今天兰考县区域基本形成，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兰考地区“河下沙田”景观在空间上亦随之确定。可以说“兰考的演变是由黄河的多次迁徙变化所造成的”，兰考三区的融合过程用了约100年时间，恰如张玲所论述的，“黄河水不仅淹没了土地，破坏当地人的生计问题；而且还使得黄河中的沙子流动并在两岸沉积，进而开始了沙化过程。地方政府和居民遭受着黄河的双重影响：首先是水，然后是更长期的淤泥变沙过程”。因此，此过程中伴生出的“河下沙田”这一次生景观具体将如何影响着区域人口的生计问题是要继续探讨的。

三、河下沙田环境与区域生计变迁

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后，兰考地区“原来的黄河故道变成了沙荒盐碱易涝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约37万多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36%”，这些土地中不仅包含沙田，也有围绕黄河故道而留下的盐碱、低洼地区，土质条件十分恶劣。1937年的《河南统计月报》记载了对兰考地区之考城县的社会调查，其耕地中，土质“上等的约199580亩，中等的约47554亩，下等的约143461亩”，下等的土地面积约是总土地面积的36%，与整个兰考地区的沙荒、盐碱地比例基本一致。故决口以来兰考地区人们常常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沙田景观，村落皆城荒漠，其状甚为悲惨，如考城县就有民谣：“六月二十一，打开南北堤，先淹考城县，后淹堌阳集。东西马目不用提，大王回头只一看，又淹一个兰通集……”。然类似于“巍峨的山峰和广阔的森林，都称得上是恐惧景观。然而一座山峰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强大的生命体”一样，兰考地区的人们尽管会对突如其来的沙田直接改变生计状态而感到恐惧，但沙田却也有自己的生命力，其特殊的生态系统亦可支撑一定作物的生长。

李鸿章咸丰十一年（1861）言，“由兰阳下抵淮、徐之旧河，身高于平地三四丈。年来避水之民，移往其中，村落渐多，禾苗无际”，更有“占种丰收”者。黄河“地上河”的特点使得黄河改道后的故道形成了“沙质高地”，也为当地饱受洪灾之影响的百姓提供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只是这个空间分布着更多的是“沙田景观”。不过，据现代农业技术试验得出“沙荒地是生长野生药材的有利条件”，“中药资源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少中药种类在生长过程中，为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逐渐形成了对当地气候和地理条件的特殊要求”，故中药材非常强调“道地”，即本土性。至上世纪80年代，兰考地区的“道地药材”被统计有“香附、白茅根、芦苇根、考百四种”，而这些药材在清代或民国时期就已经存在，是适应兰考多沙特定环境下野生药材，故尽管“河下沙田”给兰考当地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计方式。

 

考证兰考地区的中药材情况，可发现至少这些中药材在明代已是兰考地区的重要资源。以兰考地区之考城来看，虽然“古称灾县，谓被兵多年，灾年不顺成，其物产不丰饶”，但据载明代“孝宗时，考城产瑞麦，有一茎七穗者；何首乌、香附子、瓜蒌、茱萸、菟丝子、地骨皮、蟾酥、天南星，皆考城所出，其属药品尤多，不可谓地不产物也。”且据“清初原《考城县志》记载：明朝考城西南八里小张庄种植有百合，由于本品皮薄肉嫩，做成的百合汤清爽可口，是滋补营养之佳品，故年年给正德皇帝进贡”。只不过1855年以前黄河贯穿于兰考地区，因此黄河滩地或1855年前已形成的黄河故道沙地是生长野生中药材的重要区域。而从清初至清中叶，兰考地区自然大环境保持相对稳定，直至1855年铜瓦厢决口，才很大程度上使得区域环境发生改变。

 

 

如前所述，兰考地区由三个区域构成，而就现今保存的方志来看，能够相对连贯记载1855年改道前后中药材数量的文献只有《考城县志》（表2），即考城县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有中药材15种，民国十三年（1924）有中药材38种，民国三十年（1941）有中药材40种，1985年有中药材约80种。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中药材数量相对稳定，而变化最大的是两个时期——清中期至清末、民国末至上世纪80年代。依笔者见，在前现代化时期的传统中国农村，前一阶段中药材数量上升的原因更可能的是1855年的黄河改道北流为兰考地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沙田空间，使得该地区野生出更为丰富的中药材种类。那么，何为后一阶段中药材种类上升的主因？后文会继续探讨。

总之，兰考地区百姓在利用“沙田空间”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更多的生计方式，如民国初期考城地方由于“地滩沙土，尤宜种植，故花生果成为大宗”；芋头在“蜀地多种之，后中原亦有种者，宜于沙活地”；兰考地区百姓还利用低洼之处的盐碱地，“刮土、滤水煮成”小盐用以生计；等等。此外，也采取水利措施来改变地区环境面貌，以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如黄河“违城（考城县）仅四十里，不时满溢，水患较重，人民为自保，计挑浚，亦有数处”：

一由西马目村，自宋营村北沟，宣泄马目、牛营等处一带，陂水归入茨蓬旧河道中，历年农隙挑浚。一由朱庄，自刁楼村南沟，宣泄黄口、朱庄等村一带，陂水入茨蓬旧河道中，历年农隙挑浚。一由范寨至独角楼，再折而南沟，宣泄范寨等处，陂水入茨蓬旧河道中，历年农隙挑浚。一由梁寨至秦寨西南沟，宣泄梁寨等村一带，陂水入新潭中，历年农隙挑浚。

而这也使得考城地区农业有所发展，至民国末年“农业出品，以麦子为大宗”，“每亩土地过去及现在岁收：上地岁收秋麦共约二百市斤，中地一百五十市斤，下地四十市斤，过去与现在无甚差别”，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黄河决口的环境巨变。但“本县麦子，如遇丰年，除自食外，输出不过百分之一。”可见考城的农业发展也就是一个农业基本自保的境地，而如遇灾年，粮食自保或成问题。且该地依旧非常贫困，民国末年考城全县“无工厂，所有工人，均系手工业者”，“商品均由汴运来”。另“据二十四年（1935）调查，该县人口共计166464人”，“县城仅有3452人，无特别建筑”，大概98%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往往需要面对“一望平原，飞沙无际”，“千里故道，一片荒凉”的景观，而这些景观往往又造成农民“以沙土疏脆为忧，且疲于赋役，民不聊生”之场景。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以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究其原因有二：一为清末政府、民国政府与兰考地区人们囿于当时改造沙田的落后技术；一为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战乱，特别是蒋介石于1938年命令军队炸开花园口，造成黄河泛滥，以阻挡日军西进。虽然兰考地区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足以说明当时黄河之于民国政府的意义，即战略防御。这一切都导致区域农民只是被动适应沙田以解决生计，故粮食作物农业发展十分局限。“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个地区的景观依旧显得如此荒凉，以致于数米高的沙丘遍布整个兰考地区，且微风稍吹，松散的沙子就在空中旋转”。

其实，人类在与自然互动之时，往往依赖的是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是“人类和自然互动的关键点”，是“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最重要的手段”，意即每一次关键的技术进步都会影响人类对环境的改变。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席于兰考视察黄河期间提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口号，可以说是兰考地区改变恶劣自然环境在时间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1956年之前，兰考县对黄河治理的技术手段主要是“加固黄河堤防险工，确保防洪安全”，但该地却是一个“年平均降水量只有650毫米左右，而年蒸发量为1000多毫米”的地方。“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兰考农业发展不断失败，人口不断减少。这种不幸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日益恶化，并促使地方领导层发起了一场‘沙子管理’的运动，即作为全国经济运动的一部分：大跃进运动”。为了变旱田为水浇地，改沙荒盐碱地为良田，1958年后，在大跃进的影响下，政府提出了“‘黄河欠债黄河还’的口号，之后河南、山东二省组织了十几万治黄大军，在兰考县三义寨兴建的‘人民跃进渠’。该渠从三月开工，八月完成，设计引黄水量520秒立米，为黄河下游最大的引黄灌溉工程”，工程整体按“非”字形（图2）排列，便于深入地对兰考县内沙田、盐碱地“进行淤灌”。

“引黄淤灌”是一种技术性农业活动，即利用黄河泥沙的粘性与湿度覆盖在沙田上，以改变沙田土质松散且干燥的缺点，是故选择黄河泥沙粘性大的时机进行“淤灌”尤为重要。笔者曾于兰考县黄河岸边作田野调查期间，从黄河岸边村民了解到因冬季黄河泥沙粘性较大，使得“引黄淤灌”也更偏向于该季，如此可以改善沙田空隙大、缺乏粘性的问题。还可采用已改良好的沙田、盐碱地覆盖有问题的地块，在农业种植过程中，逐渐改善土地问题。不过这一过程主要是焦裕禄在1962-1964年任兰考县委书记时期奠定的。

 

 

一般情况下，治理之前的兰考县“每年的风沙都要残害几万甚至几十万亩庄稼。1962年冬和次年春天，刮了七十多次大风，飞沙打死庄稼二十五万亩”；且“只要连续降雨一百五十到二百毫米，就有二十万亩农田成灾，十万亩绝收”；而“一部分盐碱地上常常是有种无收”。风沙、盐碱、内涝带来的危害在兰考县已成为常态。至“1962年年底，焦裕禄来到兰考县工作时，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存在不少困难”。经过焦裕禄调查后，随即开展了“以治风沙、盐碱、内涝大除三害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通过“营造幼林”与“淤土封盖”，“排水河道”与“排涝网”，“深翻土地、翻沙盖碱、修筑台田”等措施，推动了兰考县“引黄淤灌”工作的快速发展。该处具体列出几则案例：

（1）爪营公社张庄大队曾经四次治沙失败。后来根据贫农魏铎彬的经验，用淤泥封闭了一千七百亩面积的沙丘。（2）南彰公社氏庄大队南门里生产队是一个老碱窝，因为生产很困难，曾经有人主张把这个村子迁走。但是群众和盐碱作了艰苦的斗争，起碱一尺多深，苦干了一年多，改变了土地面貌，粮食达到了自给有余。

至70年代，“兰考县委为了加强灌溉工作的领导，县社二级都成立淤灌指挥部，发动群众修建放淤围堤长八百多华里，桥闸、渡槽六百多座，挖排水河道六百多华里长，到1975年全县已淤灌20多万亩土地”。经过淤灌，土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特别是土壤肥力得到较大提升，尤以兰考县的三义寨公社侯寨大队为代表：

全耕地面积3100多亩，都是沙荒、盐碱，从1967年开始引黄灌溉到1974年已淤2500多亩土地，占总耕地面积的80%多，粮食总产达84万斤，比淤灌前的1964年总产6万斤提高了14倍，实现了人产800斤的要求。现在广大社员群众都十分高兴的说：“过去是怕黄河，恨黄河，想离开黄河”，现在却是“爱黄河，用黄河，决心治好黄河”。

经过这一措施，三义寨已基本改变了解放前“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见收，冬天去逃荒”的沙田景观，特别是还“利用黄河淤灌，改种水稻试验”，并取得一定成效。至1980年，兰考全县的沙荒、盐碱地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从表3中可见，该县淤灌面积主要在西部，且西部有较高的淤灌有效率，依笔者见，这与距黄河远近不无关系，即距黄河越近，黄河泥沙的粘度越大，淤灌有效率越高。

 

 

此外，生物措施在改造沙田环境时亦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一为“防沙树——泡桐”。该树木“适应性强，除盐碱地、积水地外都能种植，沙地种上它就能固沙”。焦裕禄同志在1963年找到了广植泡桐治理风沙的良方，并在全县推广。其实，据记者华敏在1961年根据田野考察称，仪封古城“已被掩埋在泥沙里，刚解放的时候，这里除了空旷的沙漠和稀稀落落的茅草以外，没有房子，没有水，没有树苗”，“但如今，在故道的许多地段上，已建设起一个个林场和园艺场”，“在1960年，他们就为国家提供了六十多万斤商品粮食和四万多斤籽棉。”而至1965年，兰考这个“历史上缺粮的老灾县，粮食达到自给，并且卖给国家八百多万斤花生和几十万斤皮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树木对沙田的防御。“兰考耕地50%宜植泡桐”，至70年代，该县已有集体栽种泡桐“300万棵，全县平均每人六棵。社员房前屋后栽的，每家都有二十几棵，平均每人三四棵”。其二为“防沙草——沙打旺”。1979年以来，兰考县农民采用耕种和飞机撒播等方法，在全县种植沙打旺两万多亩，初步改变了一些沙区面貌。其三为“防沙经济作物——引进中药材品种”。中药材虽然适宜生长于沙田环境，但由于黄河多次破坏而部分旧有品种遭到灭绝。因此，兰考人民为改造地方沙田与盐碱问题而特地从外地引种中药材，考百便是案例之一，它因受到黄河泛滥的多次破坏，“已经绝种多年，80年代以来，按照上级有关发展地道中药材的指示，由农科所从外地购回一部分种子，正在试种”。此外，还有“杜仲、黄柏、杞果（枸杞）、连翘、木瓜等”。如杞果就因“它的适应性强，在较重的盐碱地上生长良好；耐干旱，虫害较少”亦得到再次引种。于此，可以回答表1中为何在民国末期至上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药材种类数量的上涨，这是兰考地区人们引种多种中药材的结果，特别是还出现了“家种药材”，亦极大地提高了兰考地区的中药材种类数量，不过很多野生中药材必然被人工培育的家种中药材所取替。

至此，兰考地区百姓亦基本改变了对“河下沙田”景观的恐惧，而这些改造沙田的措施也都是当地人们在60年代以来，为求生计而不断摸索出来的。但随着沙田改造技术的逐渐成熟，野生药材的存在也受到农业发展的影响。兰考县人口从1949的325796人至1985年的573760人，三十五年间增加了近1倍，兰考地区必须发展农业以支撑人口的增加，直接的结果就是耕地面积的扩张，即以破坏生长野生中药资源的沙田景观为代价，来获取更多的耕地面积。特别是70年代末“实行生产责任制，农民开荒种地和为防风挡沙需植树造林”以来，出现“野生中药资源面积的缩小”的情形。据载“从1979年初开始，兰考县90%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全县当年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两成多”，这无疑是对生长野生中药的沙田的冲击。同时，由于部分野生药材价格偏低，如“香附、白茅根、芦苇根，群众不愿采挖，难以供应市场”，再加上“有些中药材销路不畅，需要量小，致使资源弃富于地”的现象多有出现，更加剧了当地农民去开发生长野生中药材的沙田地区。

综上，兰考地区沙田为当地人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野生中药材等生计支撑。但随着人口的增加，沙田的土壤肥力满足不了种植粮食作物的需要。至上世纪50年代末，人民跃进渠的修建才使得兰考地区逐渐摆脱这一困境。不过，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农业发展占据过多的野生中药材空间，诚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言“所谓农业，即是人类激进地将原本多样的植物群重组与简化，以满足其自身需求的一种生产方式”，农业发展是人类向自然进发的典型行为。兰考地区人们为求生存，不断地与黄河及黄河遗留问题博弈，以获得更大的生计空间。但该地区存在的“无计划的采挖和放牧，使药材资源受到损害”之行为，实为一种非常粗放的方式来对待已经形成的“河下沙田”这样一种次生环境，因而也就出现了本文“问题的提出”部分里所叙述的内容，即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人类与“沙田环境”的再次矛盾使兰考县的中药材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必须要进行规划。

综上所述，“国之贫富，在民民之贫富，在物物之盛衰，在地”，土地对人类来讲是根基所在，特别是对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而言，更是如此。1855年黄河决口给兰考地区留下了大量“河下沙田”景观，使地方农民生计发生了较大变化，较该区域黄河横贯而过之时，出现了更多的沙田与更丰富的野生中药资源。通过对兰考地区沙田的总结，农民生计变化的分析，基本得出以下三点：

时间上来看，黄河1855年改道北流后的约130年时段内，“河下沙田”确为该地长期以来的一个环境问题。该问题在前100年左右的时间内更为突出，极大地影响着兰考地区人们的生计选择；在后30年，随着较为科学的“引黄淤灌”等技术的出现，才使得兰考地区人们的生计问题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空间上来看，其实黄河改道北流为兰考地区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民国以来的人口增长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同时，也在较大程度上使得兰考地区的政区空间，逐步从“黄河的存在”而“碎片化”，走向因“黄河的离开”而“整体化”，这或许也是黄河流域政区普遍存在之问题。

“动物、植物相生相长于林原之间，舍之则为害，取之则为利”，对于兰考地区而言，黄河改道北流给兰考地区留下了大量沙田，直接地给当地百姓提供了生存空间；再加上中药材数量在民国时期极大地超过了晚清之前，较大程度上给当地百姓解决了部分生计问题。其实，在沙田上形成的野生中药材景观，亦是自然景观的一种天然回归；但为了获得更大面积的耕地，人类必须去与“沙田景观”互动，进而改造了这一次生环境；在此过程中，难免会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导致人类与“中药材资源”的冲突。依笔者见，在1855年黄河决口铜瓦厢前后，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在兰考地区发生了一种对象的转换，即从人类与黄河的关系变成了人与大量沙田的关系。抑或说，黄河改道北流是兰考地区人类与自然互动对象发生较大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而技术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关键，否则兰考地区或许不必经历1855年后漫长的100年对沙田的被动适应，而上世纪50年代出现的“引黄淤灌”技术使“河下沙田”逐渐转变为沙土，发展为更适合农业开发的土地。可以说，由于人们囿于技术，使得自然环境制约兰考地区长达100年之久，人类始终都处于被动局面；而技术的突破使得人与自然得以更深入地互动，且这亦是引起上段中所述的人类与生长野生中药材的“河下沙田”空间之间发生冲突的关键。此外，技术的实施也必有一定的助推力，兰考地区人类与“河下沙田”的互动过程中，“引黄淤灌”技术的推行更多的是兰考县政府的推动，这一在大跃进时期完成的切实在兰考治沙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水利治沙”工程，或许也应使我们更辩证地思考“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有得有失”的问题，抑或更辩证地思考整个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

 

参考文献：

1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1986.

2翟自豪.兰考黄河志[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兰考县图书馆藏，1998.

3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辛德勇.黄河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Yi-Fu Tuan.Landscapes of Fear[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9.

6James C.Scott.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1988.

7Martin Knoll，Uwe L bken，and Dieter Schott.Rivers Lost，Rivers Regained：Rethinking City-River Relations[M].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17.

注释：

1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前言、第18-26页。

2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2、6页。

3Ling Zhang，“TheJourney of Sand：How the Yellow River Has Shaped Lankao County，”in Ursula Munster，Shiho Satsuka，and Gunnel Cederlof (eds.)，Asian Environments：Connections across Borders， Landscapes，and Times，RCC Perspectives 2014，no.3，pp.11-16.

4杨根生、刘阳宣、史培军：《黄河沿岸(北长滩——河曲段)风沙问题的初步探讨》，《中国沙漠》1987年第1期；何彤慧：《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马程远：《豫东、豫北风沙问题的初步分析》，《中国沙漠》1982年第2期；《豫东、豫北风沙的危害和治理》，《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3年第3期；时明芝：《黄河故道沙地杨树人工林不同间作方式的比较》，《林业科学》2003年第4期；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延津试验站：《黄河故道沙地科技开发效益评价》，《农业技术经济》1996年第2期。

5清代国史馆：《清国史·河渠志》(嘉业堂钞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857页。

6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2页。

7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水电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8翟自豪：《兰考黄河志》，黄河水利出版社，兰考县图书馆藏，1998年，第13页。

9Martin Knoll，Uwe Lubken，and Dieter Schott，Rivers Lost，Rivers Regained：Rethinking City-River Relations，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17，p.4.

10[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6《河渠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3741页。

11[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6《河渠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3741页。

12[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6《河渠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3747页。

13[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6《河渠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3750页。

14[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02页。

15兰考县民间文学编委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河南兰考县卷》，兰考县图书馆藏豫内资料，1990年，第106-107页。该故事1988年采录于兰考县东坝头的46岁村民翟自豪。

16Yi-Fu Tuan，Landscapes of Fear，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9，p.70.

17胡梦飞：《官民互动的典范：明清时期河神黄大王信仰的历史考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8王震宇主编：《河南民间文学集成·太行山民间故事》，中原农民出版社，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新乡地方文献研究中心”藏，1992年，第239页。

19[清]卞宝第：《方岳采风录》卷1《开封府·兰仪县》，光绪八年(1882)，中国数字方志库。

20Yi-Fu Tuan，Landscapes of Fear，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9，p.6.

21Yi-Fu Tuan，Landscapes of Fear，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9，p.6.

22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50页。

23辛德勇：《黄河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页。

24清代国史馆：《清国史·地理志》(嘉业堂钞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168页。

25清代国史馆：《清国史·地理志》(嘉业堂钞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168页。

26据翟自豪：《兰考黄河志》(黄河水利出版社，兰考县图书馆藏，1998年，第15-18页)而得。

27清代国史馆：《清国史·地理志》(嘉业堂钞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167页。

28[清]纪黄中、王绩修，宋宣纂：《仪封县志》卷2《地理志·封域》，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中国数字方志库。

29[清]纪黄中、王绩修，宋宣纂：《仪封县志》卷2《地理志·封域》，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中国数字方志库。

30[清]纪黄中、王绩修，宋宣纂：《仪封县志》卷2《地理志·封域》，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中国数字方志库。

31[清]纪黄中、王绩修，宋宣纂：《仪封县志》卷2《地理志·封域》，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中国数字方志库。

32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3页。

33胡恒：《厅制的起源及其在清代的演变》，《文史》2013年第2期。

34[日]真水康树：《清代“直隶厅”与“散厅”的“定制”化及其明代起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35据翟自豪：《兰考黄河志》(黄河水利出版社，兰考县图书馆藏，1998年，第15-18页)而得。

36[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2《沿革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48页。

37[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2《沿革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48-49页。

38[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2《沿革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50页。

39据翟自豪：《兰考黄河志》(黄河水利出版社，兰考县图书馆藏，1998年，第15-18页)而得。

40[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6《田赋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57页。

41[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6《田赋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46页。

42[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62《地理九》，中华书局，1976年，第2069页。

43兰考黄河修防段革命委员会、兰考三义呰闸门管理段革命领导小组：《兰考治黄发展史(征求意见稿)》，河南省图书馆藏，1975年，第5页。

44兰考黄河修防段革命委员会、兰考三义呰闸门管理段革命领导小组：《兰考治黄发展史(征求意见稿)》，河南省图书馆藏，1975年，第5-6页。

45据[民国]刘德岑：《河南省民权县设治始末》(《禹贡》1935年第10期)言：本来民国十七年(1928)，准备“划睢、考、兰、宁四邑边地，于适中地点填设县治，用敷新治”，建立民权县，但因考城“有特殊情形，与其划而滋纠纷，毋宁完全不划之为愈”，故民权县之划界，“仅睢、杞两县各一部分而已”。又据民权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民权县志·地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2页)载：至1956年5月，划兰考县东南区域10乡归属民权。需注意的是，至此考城1区域划归给民权县，今天兰考县区域基本形成。

46兰考黄河修防段革命委员会、兰考三义呰闸门管理段革命领导小组：《兰考治黄发展史(征求意见稿)》，河南省图书馆藏，1975年，第4页。

47Ling Zhang，“The Journey of Sand：How the Yellow River Has Shaped Lankao County，”in Ursula Munster， Shiho Satsuka， and C Gunnel Cederlof(eds.)， Asian Environments：Connections across Borders， Landscapes，and Times，RCC Perspectives 2014，no.3，p.12.

48兰考黄河修防段革命委员会、兰考三义呰闸门管理段革命领导小组：《兰考治黄发展史(征求意见稿)》，河南省图书馆藏，1975年，第49页。

49《各县社会调查》，《河南统计月报》1937年第1期，第85页。

50翟自豪：《兰考黄河志》，黄河水利出版社，兰考县图书馆藏，1998年，第28页。

51Yi-Fu Tuan，Landscapes of Fear，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9，p.7.

52[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6《河渠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3748页。

53[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6《河渠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3750-3751页。

54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6页。

55《药材下大田，危险!》，《医药经济报·传统医药》2001年12月26日第A02版。

56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9页。

57[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7《物产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65页。

58[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7《物产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65页。

59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11页。

60[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7《物产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68-369页。

61[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7《物产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69页。

62[民国]景学钤：《改革全国盐政计划书》，《庸言》1913年第3期。

63[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6《田赋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48-349页。

64河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各县社会调查》，《河南统计月报》1937年第1期，第85页。

65河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各县社会调查》，《河南统计月报》1937年第1期，第85-86页。

66河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各县社会调查》，《河南统计月报》1937年第1期，第87页。

67河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各县社会调查》，《河南统计月报》1937年第1期，第85-86页。

68[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6《田赋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21页。

69《黄河故道花果香——访河南兰考县仪封园艺场》，《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人民数据库。

70[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6《田赋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21页。

71Ling Zhang，“The Journey of Sand：How the Yellow River Has Shaped Lankao County，in Ursula Munster，Shiho Satsuka，and Gunnel Cederlof(eds.)，Asian Environments：Connections across  Borders， Landscapes，and Times，，RCC Perspectives2014，no.3，p.15.

72Arthur F.McEvoy， quot； Working Environments：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Industrial Health and Safety，quot；Technology and Culture，supplement to vol.36(April 1995)：S150.

73A.Hunter Dupree，quot；Comment：The Role o fTechnology in Society and the Need for Historical Perspective，quot；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 10(October 1969)：528-34.

74《兰考人民胸怀朝阳征战黄河》，《人民日报》1969年9月19日，人民数据库。

75兰考黄河修防段革命委员会、兰考三义呰闸门管理段革命领导小组：《兰考治黄发展史(征求意见稿)》，河南省图书馆藏，1975年，第49页。

76翟自豪：《兰考黄河志》，黄河水利出版社，兰考县图书馆藏，1998年，第95页。

77Ling Zhang，“The Journey of Sand：How the Yellow River Has Shaped Lankao County，”in Ursula Munster，Shiho Satsuka，and Gunnel Cederlof(eds.)，Asian Environments：Connections across  Borders， Landscapes， andTimes，RCC Perspectives 2014，no.3，p.12.

78兰考黄河修防段革命委员会、兰考三义呰闸门管理段革命领导小组：《兰考治黄发展史(征求意见稿)》，河南省图书馆藏，1975年，第49页。

79兰考黄河修防段革命委员会、兰考三义呰闸门管理段革命领导小组：《兰考治黄发展史(征求意见稿)》，河南省图书馆藏，1975年，第50页。

80笔者于2017年4月底赴兰考县做田野调查所得口述史资料。

81《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人民数据库。

82《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人民日报》1964年11月20日，人民数据库。

83兰考黄河修防段革命委员会、兰考三义呰闸门管理段革命领导小组：《兰考治黄发展史(征求意见稿)》，河南省图书馆藏，1975年，第50页。

84《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人民数据库。

85《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人民数据库。

86兰考黄河修防段革命委员会、兰考三义呰闸门管理段革命领导小组：《兰考治黄发展史(征求意见稿)》，河南省图书馆藏，1975年，第50页。

87兰考黄河修防段革命委员会、兰考三义呰闸门管理段革命领导小组：《兰考治黄发展史(征求意见稿)》，河南省图书馆藏，1975年，第50页。

88兰考黄河修防段革命委员会、兰考三义呰闸门管理段革命领导小组：《兰考治黄发展史(征求意见稿)》，河南省图书馆藏，1975年，第50页。需注意的是，或许材料中的数据受到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的影响而存在夸大的可能，但据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的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5-181页)言：近代华北平原(冀鲁豫)的粮食亩产约为250多斤。故笔者认为，该材料中三义寨的亩产840000/2500=336斤是比较可信的。

89兰考县革委会通讯组：《兰考盐碱地稻菽千重浪——三义寨公社盐碱地水稻大面积丰收记实》，《人民日报》1968年10月17日，人民数据库。

90《兰考人民胸怀朝阳征战黄河》，《人民日报》1969年9月19日，人民数据库。

91口天：《速生优质树种——泡桐》，《植物学杂志》1975年第4期。

92笔者于2017年4月底赴兰考县做田野调查所得口述史资料。

93华敏：《黄河故道花果香——访河南兰考县仪封园艺场》，《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人民数据库。

94《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人民数据库。

95河南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河南史志资料丛编·河南土特产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3页。

96马鹤青：《兰考城赶集记》，《人民日报》1981年4月25日，人民数据库。

97阎永复：《兰考在沙荒地种沙打旺》，《人民日报》1983年11月8日，人民数据库。

98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11页。

99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8页。

100乔世英：《枸杞——盐碱地上一个宝》，《植物学杂志》1976年第1期。

101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7页。

102河南省兰考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兰考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6-327页。

103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29页。

104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19页。

105朱广智：《责任制给兰考县农民带来无比喜悦，战胜五十年未遇的大旱，夺得小麦历史最高产量》，《人民日报》1981年6月19日，人民数据库。

106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16页。

107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16页。

108James C.Scott，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1988，p.2.

109王新厚、郭善德：《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与区划》，河南省兰考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藏，1987年，第19页。

110[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7《物产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65页。

111[民国]张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县志》卷7《物产志》，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65页。

112王瑞芳：《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得失问研究评述》，《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