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进程中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若干问题研究——以闽台历史文化名村为例

作者：刘芝凤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08-31  浏览次数： 2478次

【摘　要】基于闽台两地多个乡村的田野调查所得，以闽台历史文化名村为例，探讨逆城市化进程中古村落保护开发的若干问题。厘清逆城市化的理论来源，及其对当下农村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古村落文明在历史价值、社会组织结构及德育教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明确宗旨、学习借鉴、扶持帮助等方面提出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对策建议。尤其结合当下实际运作的金融借贷、互联网 等具体做法，阐述古村落在逆城市化进程中，如何通过多元化运营模式、自主式发展以及帮扶资金来源渠道拓展，更好地实现逆城市化进程中古村落文明的承继与发展。

【关键词】逆城市化；古村落；历史文化名村；乡村保护与开发；福建；台湾

一、问题缘起

在当下中国的跨越式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城市国际化、乡村城镇化模式使得更多农民工走进城市、城镇，成为新的城市居住者乃至城市市民；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现一种与之相反的人口流动模式，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心区人口迁移至郊区小镇甚至乡村。尤其随着众多科技园、产业园、大学园等大型园区在城郊乡镇兴建以及乡村旅游的发展，大批城市人口随之迁移到农村、乡镇居住。在这股被称为逆城市化的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乡镇古村落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当地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本文基于闽台两地400多个乡村的田野调查所得，以闽台历史文化名村为例，探讨逆城市化进程中古村落保护开发的若干问题，以资裨益。

1.概念阐述。

所谓逆城市化，即城市人口向乡村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逆城市化”相对于“城市化”而言，指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衍生出来的新移民及返乡新潮流。这与20世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性质不同，当下的逆城市化是一种完全出自社会主体自觉、主动，有计划、有目的的择地而居。在现今社会中，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逆城市化”趋势越强。“逆城市化”对“城市化”而言是缓解城市空间压力；对村镇来说，则是巨大的发展能量。

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需要强调的是，“逆城市化不意味着国家城市化水平的下降，它只导致城市发展新的区域再分配，它是人们对居住环境偏好变化、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生产地理格局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事实上，逆城市化正在推动城市化更广泛地传播”[1]。

2.逆城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城市化本身具有规律性，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当城市建设及物质得到一定的满足，居民生活方式向城市型转化并稳定之后，在越来越广泛的聚集效应下，与之带来的是聚集空间的趋近极限和因空气污染、环境拥挤、房价高企等而难以持续的种种“城市病”，它们在悄无声息地吞噬着城市人的健康，从而催生出逆城市化心态和行为。因此，当城市的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需要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逆城市化心态就会自然促使人们寻找心灵的家园。那些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民风朴实的郊区乡镇聚落地，便成为城里人突围出城居住最向往之地和周末、节假日休闲、旅游、度假的理想场所。

逆城市化的魅力还在于逆转之地的特殊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与之前的都市燥动环境的强烈反差。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逆城市化现象，使城市郊区乡镇和乡村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可预性更强。由此可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

3.逆城市化进程中古村落保护的若干问题。

笔者在闽台两地长期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地方发展、尤其是逆城市化发展，包括城镇化发展与古村落文化保护之间，正日益凸现众多矛盾。在新一轮“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实施过程中，许多地方的“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旧城（村）改造”等项目，全部用现代水泥、钢筋混凝土及花园洋楼为标准，将一个个传承着历史、文化、艺术、手工艺价值和普世价值的百年古村，改建成现代洋楼和钢筋水泥森林。这导致城镇化建设越是快速，原住地的历史文明记忆和文化记忆消亡亦随之愈加快速。而更多较为偏僻和落后的乡镇，村落发展速度依然十分缓慢。以福建省为例，福建农村除了因国家水库建设需要，迁徙新址的数十个新村外，基本上都是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聚落。但是，传承至今能达到国家保护条件要求的古村落不足20%，而村民年平均收入不足一万元，借款建新楼因资金不足，只修楼群不装修的却占调查村落的50%以上。

因此，有必要从逆城市化的实践形态进行研究，调查清楚古村落在逆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通过宣传，使得逆城市化进程中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得到普遍认知，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利于古村落保护和有序发展。

二、逆城市化进程中的古村落发展现状

1.人口密度及成员构成的迅速变化。

逆城市化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人口密度及成员构成的迅速变化。从福建省会福州市城市人口密度看，福州城市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有2322人，而县级市的石狮8250人/平方公里、龙海7367人/平方公里、福安3690人/平方公里、晋江5583人/平方公里[2]，表明在我国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县镇城市人口密度远远高于省城福州。意味着人口由大城市密集型开始向中小城镇密集化发展。一方面，使得乡村留守人员骤减，空巢现象非常严重，一个村留守人员不到全村人口的1/10；另一方面，古村落尤其是与之毗邻的乡镇，外来人口所占比例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这种人口密度及成员构成的迅速变化，对古村落居民的全方位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2.产业结构及经济方式的变化。

逆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及经济方式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农林渔业从业人员的明显减少。从就业数据分析，福建省第一产业从事农林渔业的总人数从2000年的776.43万人，下降到2015年617.87万人；而工业从2000年的407万人，上升到2015年的1025万人；第三产业也从2000年的476万人，增加到2015年1124.84万人[2]。这只是对本省常住户口人员的统计，如果加上外省入境就业率，远不止这组数据所呈现的比例。农耕产业的递减，第三产业的递增，尤其是双方所获得收入比例的明显差距，越发导致农林渔业的产值及附加值的减少。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明显会影响到当地产业结构的战略发展及经济收入来源的结构性变化。

3.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冲突。

随着逆城市化的纵深发展，不同生活背景人群进入乡村，其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冲突，必然导致文化的异化与同化现象同时产生。不仅会导致村民心理及社会交往模式的不适或不悦，更明显地会表现对农业生产价值的贬低甚至否定，导致普遍性的轻农价值观，甚至从众化的弃农行为趋向。传统上，村落是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位，除游牧民族外，农耕民族不论南方稻作还是北方粟作地区，农田开垦不易，为守祖业少迁徙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农业国家的历史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生相伴的农业文明，亦是中国乡村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质和根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出现，这种轻农价值观和从众化的弃农行为，正在动摇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根基。村民中渐趋明显的攀比心理以及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没落，导致村民的价值观及行为方式都产生众多新的不良现象。

4.古建筑及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受到破坏。

笔者实地调研发现，进城的大部分农民工多居住在工厂附近的郊区乡镇老居民区或城中村等民房。由于人口剧增，城市郊区乡镇房地产业呈直线上升趋势，许多居民为增加租房收入，将原本保持很好的明清古建筑拆除，建起一栋栋少则七八层，多则十几层的公寓式出租楼。如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新垵村等华侨古村，是厦门著名的华侨历史文化名村，两村相邻，都是百年老村。两村原本成片的红砖古厝，被村民拆除了几十上百栋造型优雅、古色古香的院落，改建为民宿出租楼。因此，诸多成片的历史名宅被现代水泥楼房取代，变得支离破碎，古建筑的完整性不复存在。同时，这些村落由于大量占用耕地建盖房屋，农耕作物减少，绿化山林大量消失，生态环境、人文环境遭到明显的人为破坏。另外，在逆城市化环境中，古村落大都开发休闲农业和旅游文化产业。开发商为了利益最大化，不顾后果不计长远利益的开发，一些地方管理部门为求政绩急于求成，反而降低了古村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破坏了当地的人文环境。

以上现象带有普遍性，说明逆城市化进程中的古村落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三、逆城市化进程中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

1.古村落保护具有特殊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古村落保存着较完整的传统古建筑，是一个地区或族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建筑文化的结晶，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各村落的历史和文化基因及民风民俗[3]，是乡村振兴和创新发展的物质载体与精神支柱，从而成为逆城市化人口落脚乡村的首选之地。

截至2014年，全国共评审了6批276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其中福建省有29个，占全国的10.15%，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大省，清代以上传统建筑面积达到5000米以上的古村落也只占全省村落的万分之六（1）。课题组在福建省400个左右村落的实地调研得知：遗存至今尚具特色的古村落，按建筑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仍然保存着完整的传统建筑和民俗民风的古村落，或古建筑面积占全村总面积50%以上的百年聚落，占全省调查过的村落15%左右；第二类是村中保存有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民居建筑小院落，约25%左右；第三类是村落历史悠久，节庆、祭祀民俗基本保存，但民居建筑以钢筋水泥瓷砖外墙为主，聚落中还保存着零星几座传统祖庙、神庵和祖屋，此类聚落村占60%左右[4]。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新垵村等华侨古村，是厦门著名的华侨历史文化名村，两村相邻，都是百年老村。除了有几百栋明清时期传承下来的红砖古厝，还有许多清代晚期归国华侨在故乡修建的中西合璧的洋楼宅院、名人故居。这些无疑都是古村落历史价值的活态承继，对于逆城市化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2.古村落具有保护社会组织基本结构的特殊作用。

在逆城市化席卷全球的势态下，每一个历史文化古村若不想被现代钢筋水泥取代湮灭，必须要保护本村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历史形态。通俗解释，即不忘本丢宗。理论解释，即延续地域文化血脉。

每一个古村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缩影，是宗族血缘关系传承的载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是以村为基本单位，姓氏宗法血缘制度为基本文化元素维系传承的。家族、家庭是国家社会组织基本结构的文化元素。家庭以宗族为文化单元，聚集在一个个村寨中，形成一个个文化符号，注标在国家的版图上形成国家社会组织基本结构。如据笔者调查得知，福建省畲族雷氏宗族传承至今的古厝和新建居宅中，不论前厅地面如何装饰现代，后厅都是泥土地面，因为雷氏祖训是：为维系、传承雷氏血脉，雷氏后人无论迁于何处，后厅地面必以泥土为标记，以示雷氏血脉传承。

在汉族地区，包括全世界华人地区，以堂号（灯号）为家族血缘维系的标志更加明显。福建的宗族堂号最为典型。福建和台湾闽人居住的村落，姓氏堂号多以祖籍地名为堂号名。因为地名在历史演变中相对比较稳定，因此，许多氏族在外迁时把原住地的地名作为落脚地的堂号。如福建厦门市同安区部分施姓堂号为“钱江”，因其祖先施典为唐朝秘书中丞，随王审知入闽后择居晋江南门外钱江乡（晋江龙湖乡前港村一带），所以取堂号为钱江。而厦门集美区的曾营曾氏堂号“龙山”，则是因其入闽始祖曾延世随王审知入闽卜居晋江龙头山而得名。随着子孙的繁衍播迁，各古村落支派的族人又在落籍地另起堂号，作为郡号的望出，如陈氏颖川、林氏西河、潘氏荣阳、廖氏汝南等。有将堂号写在宗氏祠堂的灯笼上，民间称此为“灯号”。“灯者丁也”，寓有“添丁进财”、宗族“人丁兴旺”之意。在台湾，大凡闽人后裔居住宅院，也多以堂号为门榓。即便住在高层单元住宅，也会在客厅神龛上挂上堂号牌匾。所以，堂号这一代表着一脉传承的大家族的文化符号，在宗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分量，依托古村载体，张显宗族的重要性。

在逆城市化势态下，只有保护乡镇村寨的历史文化古迹和人文文脉，才能彰显地标性文化符号、文化品牌，增加地域文化性价比，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3.古村落传统德育对逆城市化新移民具有教化作用。

逆城市化的目的地乡镇古村因其历史积累的血缘关系和盘根交错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效应，优秀的传统民俗往往影响几代人乃至周边几个或数十个乡村，也成为逆城市化中新移民考察移入地的重中之重，并对新移民的思想道德和价值取向具有引领和制约作用。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英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英村古时没有村长头人，一直靠民俗制约着全村人的行为意识。即便在村容现代化、建筑洋楼化的今天，古俗仍然起着制约村民行为意识的作用。英村崇尚厚养薄葬，这种德化教育在祭奠礼仪中得以体现。灵棂前铺有三床草席，第一至第二床草席间铺就一床红毯，所有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会掀开毛毯的一角，在草席上三跪十二拜，50岁以上的老人祭拜时，族人陪拜，并施古礼。如果在老人生前生病期间没有探望老人的亲朋好友，此时必须在红毯上施三跪十二拜之愧疚礼，此时在场奏乐的人立马停止手中唢呐和胡琴，全村人以及参观丧礼的人会立即静音，无声鄙视、指责红毯上的吊唁之人的不孝道、不善良。当拜祭者在红毯上三跪十二拜后，再掀开地毯，在草席上三跪十二拜后，全场再起奏乐，人们表示原谅他。远在外地工作的村人，来不及赶回村参加老人祭祀，也要请人代为在灵堂上大声宣读悼词，以示孝道。至今，英村都没有出过牢狱罪犯。由此可见古村德育传统的影响与重要性。浓郁的传统民俗民风也为新移民提供了观摩习得的机会和安全环境。

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源于一个社会的思想素质、价值取向及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作为社会组织结构最基层单位的村落和社区，是全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尤其对逆城市化中形成的新移民来说，新居住地、新社区的思想素质、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是他们对移入地满意度的重要衡量指标。一个民风古朴的古村落，自然是人人向往的理想的生活环境。

四、逆城市化前景与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对策建议

1.明确宗旨，辨清逆城市化的目的及古村落保护的终极目标。

习近平同志于2016年1月在重庆调研时强调，“要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5]，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实现农村的彻底城市化，而是让现代农村发挥城市所不能比拟的资源优势，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生活发展，真正做到让亿万农民的“钱袋子”更充实，让老百姓的“菜篮子”更绿色，让山水林田湖更美丽的绿色发展目标。

这里存在一个对于乡村发展终极目的如何认知的问题：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是以活态形式有序地传承本土文化的发展过程，不应该是单纯的城乡一体化，也不是全球现代建筑等文化样式的一体化。逆城市化的目标是实现农业文明和农业现代化，通过农业现代化，把先进的教育、医疗、卫生引入农村，使农民过上现代化生活。简言之，农业文明的目的不是让农村消失，而是让农村既像传统农村，又不乏现代化的设施、运营及生活方式。当下许多地方政府、乡镇建设和管理者乃至普通人意识里对逆城市化理解不足或不够正确，才导致在人口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被称之为“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古村落的快速衰落。

2.发展前做好古村落民俗资源调查与保护措施规划。

首先，在逆城市化进程中，应提前为乡村尤其是古村落的发展做好准备，进行资源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作出完善的规划设计，以便应对快速变化的现实社会。实践证明，学者或文化人以扎实田野调查为基础所作的努力，如果能够得到政府主管部门及领导的重视，是能够为古村落保护作出有益贡献的。

其次，应提前制定保护措施和规划，既要充分保留和修缮古村落文明的物化存留，又要充分发挥古村落传统文化与新移民文化融合优势，将城镇化发展中一些具有商业属性的优化模式充分加以借鉴和应用。这样，既能避免由于规划不周导致古村落建筑等遗存在扩大化发展中迅速消亡，又能避免因故步自封、排斥必要的商业文化而带来的后期屡拆屡补、得不偿失的浪费性建设。

3.学习和借鉴台湾及海外农业主题旅游发展经验，积极探索新路。

要保持古村落文明，最主要的是发挥农业的经济价值，以及农耕文化的深度开发应用。要积极探寻其发展新模式，其中乡村农业旅游模式，不啻为一个绝佳途径。在这方面可以学习和借鉴我国台湾及国外好的经验。例如金门是台湾古村落保护最好的地区之一，农业现代化在传统红砖古厝以及传统闽南民俗的传承下进行，是当下逆城市化和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典型示范。1993年2月，金门正式开放观光。金门县金城镇前水头村和山后民俗文化村是金门最早开发旅游的古村聚落之一，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共有18栋传统闽南二进式双落建筑，格局壮阔整齐，也是闽南传统建筑文化遗产之精华。进入21世纪以来，金门陆续开发旅游观光文化产业，闽南聚落建筑群和侨乡风貌以及战地遗迹成为发展旅游业的龙头项目。这座曾是台湾青年服兵役时视为最艰苦的“流放”之地，凭借民俗旅游开发的丰厚利润以及宁静秀美的闽南文化生态环境，成为创业者的乐园、旅游者的向往地，以及因逆城市化心态而回乡之人的精神家园。以厦门五通码头和东渡码头为例，2013年，仅通过厦门走小三通进出金门的客流量多达130万，加上因公进出金门的人流量14万，客流量总数多达144万人次（1）。可见金门古村落的品牌效益之高，逆城市化的趋势走向之明显。

4.应指导性地开展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工作。

对古村落发展至为关键的工作，应该是对其发展的资金注入、借贷输入，以及运营理念培训和搭建购销平台。可采用“输血式”帮扶、自主型发展及新媒体运营式发展，在其发展的各个层面给予指导性帮助。

一是输血式帮扶。指在传统扶贫资金、农业贷款外，积极拓展农业融资及农民贷款的渠道及形式。发展到现今阶段，农村信用合作社及近年由中央核准在全国1083个县设立的村镇银行，已无法解决农民信用贷款难的实质性问题。2016年12月20日，马云正式全面启动农村金融战略并宣布：未来三年将联合100家龙头企业，为1000个县提供金融服务，撬动一万亿信贷。并入股中和农信，成为仅次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第二大股东[6]。这种民间资本的强力注入，展示了一种新的支持农业发展的模式和途径，从支付到贷款、再到保险，这些推动城市发展的业务，今后应全部推向农村。

二是新媒体运营式发展。着力发展互联网 乡村旅游/餐饮/民宿 特色农产品，从获得资金、技术帮扶，到产品传播、运营及集群化。2016年，“中国首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论坛”提出整合资源、优化结构、供需对等的创新发展模式。目前已推出名为“农产联”的一站式平台，旨在整合国内优秀的特色乡村游、美味农家乐、优质土特产、风情民宿等资源，搭建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新格局，为提升标准化、规模化、系统化发展，拓宽产业链布局开拓出新的路径。这对于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环境、促进健康出行、加强城乡交流拓宽了新的发展渠道[7]。这样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有力地推动农村农业生产现代化的进程，且不限于发展农业，而是以产业形态全方位、一体式强化农业自身内部的发展活力和能量。只有乡村自身经济发展了，保护乡村生态、文化，才有了真正扎实的基础。

三是坚持自主型发展。新一轮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决策权利、经营模式、管理体制、分配机制及监督机制上，必须真正落实“村民事，村民办”。这不只是表面上尊重村民的权利，更应该贯彻到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整个进程中，真正做到透明化，越透明才能实现更多的公开公正，真正将实惠红利回馈到村民身上。

就休闲观光农业开发而言，古村落开发的确能解决村民的经济收入之忧。福建漳州漳浦县赵家堡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开发十余年，旅游公司每年分一万元左右给村集体，村里一是用来奖励考上大学的学生作学费，二是用给老人办慰问补助，三是为全村民俗活动提供组织经费。但每年的分红太少，古厝的村民并没得到多少实惠。如何平衡好兼顾原则和侧重原则，确实考验着管理者及广大村民对于公平的理解。古村落的开发要考虑如何做到既保证投资者的盈利，又能兼顾作为古村落资源拥有者的当地民众的文化产权与利益分配。

现代化不等于城市化，城市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农业现代化的终极目的，也不是让农村消失，或者完全城市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古村落，不仅是传统村落人群和农业文明最后的精神家园，而且是逆城市化趋势的方向和目的地，是逆城市化的重要载体。换言之，古村落保护越好，逆城市化越持久。而在逆城市化进程中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就是合力形成其自身快速的良性发展。

从哲学角度看，但凡科学技术进一步，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多一层——相互需求关系和依赖关系将会发生变化，而变化中的不和谐就成了矛盾。从逆城市化到古村落保护，两者既有“唇亡齿寒”的相互依赖关系，又有现实价值观的功利性与历史文化逐渐消亡的矛盾关系。只有在逆城市化的群体意识与古村保护意识达到文化认同、环境认同的状态下，合理、合情地发展，才能让逆城市化与古村落保护协调发展。反思我们国家古村落发展进程，应该以一种前瞻的眼光，看到逆城市化的现象，及早探索一条让农民、农业、农村走上现代化的新道路。

参考文献：

[1]360百科：逆城市化[EB/OL].[2016-12-11].http：//baike.so.com/doc/5223008-5455449.html.

[2]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省统计年鉴——2016[EB/OL].[2016-12-11].http：//www.stats-fj.gov.cn/tongjinianjian/dz2016/index-cn.htm.

[3]彭晓烈，高鑫.乡村振兴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

[4]刘芝凤.福建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问题及对策[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6（5）.

[5]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时强调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1-07（1）.

[6]马云向农村放大招，1万亿！面向农村发展[EB/OL].[2016-12-22].http：//www.sohu.com/a/122277091_573621.

[7]休闲农业旅游雁荡论剑[EB/OL].[2016-12-20].http：//zj.qq.com/a/20161220/0299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