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云峰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8-08-27 浏览次数: 3306次
【摘 要】妇女动员既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需要,又是妇女解放的需要。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妇救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进行妇女动员,如以男性干部为开展妇女工作的中介,以上层和老年妇女为突破口,以解决妇女的实际困难为激励机制,使妇女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淮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开展,使妇女自身获得了解放,如身体的解放、思想文化的解放和家庭地位的提升等。新式妇女在抗战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她们广泛参与抗战、支前、优抗、生产和参政活动等。妇女动员的过程伴随着女权、传统与革命的复杂纠葛。妇女解放受到传统习俗的制约,与固有的性别秩序产生了矛盾,革命的整体利益也限制着妇女解放的程度。
【关键词】淮北抗日根据地;妇救会;妇女动员
淮北抗日根据地是由新四军第六支队创建的敌后根据地,也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八个战略区之一,南迄淮河,北抵陇海线,东临运河,西至新黄河。淮北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民运工作,妇女工作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妇救会是开展妇女运动的主要形式。传统革命史观的“压迫———解放”模式掩盖了妇女本身在女权运动中的能动作用。近年来,一些学者用女权与革命互动的视角来研究根据地的妇女运动。范红霞认为,在农村妇女角色建构过程中,表现出国家与妇女、乡村社会以及两性之间微妙的权利变化和角逐。[1]王微认为,在妇救会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革命与传统、革命与性别的冲突层出不穷。[2]岳谦厚、王斐论述了华北根据地的妇救会在婚姻变革中的作用,提出由于历史局限性以及妇救会干部自身素质等因素,影响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充分开展。[3]然而,目前学界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妇救会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采用革命、女权与传统习俗互动的视角来开展研究的成果更不多见。在开展妇女运动过程中,妇救会如何组织,妇女的性别角色发生何种变化,妇救会对妇女群体有何影响,在妇女动员过程中,性别、传统习俗、革命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利于我们认识近代妇女的解放历程。
一、妇女动员的必要性
1. 争取抗战胜利的需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妇女也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的重要力量。毛泽东在《妇女们团结起来》的报告中指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成功。”[4]167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曾论述妇女在抗战中的重要性:“首先妇女运动能给予战斗勤务以直接帮助,如一般的慰劳、募捐、洗衣、救护、侦察等。……帮助部队的扩大与巩固。假如,我们的妇女工作做得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扩军工作。……妇女参加生产,增加抗战资源,尤为今后抗战中的重要一环。”[5]32虽然参军打仗的主力是青年男性,但女性在农业生产、慰劳、支前等方面也能够配合抗战。淮北根据地创建后,开展了广泛的民众运动,组织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抗会等团体。妇女动员对于争取抗战的胜利十分重要。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的报告《淮北苏皖边区1938年—1941年群众工作概况》提到:“目前妇救组织是普遍了全边区,连洪泽湖也组织了七十个妇救会员,同时妇救组织是包括了各个阶层,其中以贫农为最多,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五人中有八千九百八十五人,约占半数不到,分布在十五个区,四十四个乡,一百一十五个保中,拿这一个数量与农救相比,占农救会员的七分之二。”(1)显见淮北抗日根据地充分认识到妇女对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的意义。
2. 妇女解放的需要
革命和战争为妇女解放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妇女也为革命提供了动力。中国共产党在二大时制定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把妇女解放作为理想社会构建的奋斗目标之一。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吴芝圃讲道:“妇女有两种苦,一种是过去(旧社会的)男人从不把我们当人看,不能赶集上店,男人能随便花钱,女人便不能,随意骂就骂,愿意打就打,男人可以继承家业,女的便不能。第二种苦是外国人来糟蹋我们的女同胞,飞机炸,捉住活的用刺刀穿,你说可恨不可恨?”(2)华中妇女代表大会提出:“妇女是群众,而且为数占人口一半,她们最痛苦,最受压迫,她们要兴的利除的弊特别多,迫切要求解放。”[6]41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在妇女干部会上总结道:“应该认识中国存在着二万万以上被压迫剥削的妇女,这些妇女迫切的要求解放。共产党是担负了领导他们的责任,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成功是依靠了这些妇女,如果不能争取她们,我们即不能争取群众的大多数,我们的革命运动会推迟,我们个人的解放会落空。”(3)因此,只有把妇女组织起来,才能实现妇女解放。
二、妇救会的组织途径
要把生活于传统社会家庭的妇女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建设并非易事,需要一定的策略、途径与机制。淮北抗日根据地通过一系列措施,来组织妇救会,开展妇女运动。
1. 以基层男性干部作为妇女组织成立的中介
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基本为男性所把控,女性在基层社会事务中是缺乏话语权的。因此,根据地政府要发动妇女运动,在乡村社会“植入”妇救会组织,没有基层男性干部的认可与支持是很难成功的。杨云芝在《淮北苏皖边区的妇女工作》报告中提到:“召集农救干部会说明妇女工作的重要和他们本身的关系,使他们动员自己家中的母亲、老婆、姐妹来开会,男女分开两边坐着,首先讲的妇救会的道理和农救(农民救国会)怎样帮助妇救工作,然后征求男的赞成他们的老婆来参加妇救会,女的也同意后,再共同讨论出干部,编小组,成立妇救会。”(4)男性贫农是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主要依靠力量,妇救会最初的建立与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均得到了基层男性干部的支持。
在半城区,妇女工作是这样开展起来的:“先开乡、村、组级干部研究动员,转变干部对妇女工作不正确认识,保证干部家属到会,也参加会员,再开村民会动员各户长,说些大道理和成立妇救会的好处,一方面由行政通知户户要到,人人参加。……要动员有信仰的和干部家妇女到会,其余就可不请就来了。如新集村开妇女会首先拉也拉不动,后来我们叫女代表赵士荣家参加,春燕妈妈就跟着参加了,后来她们把锄头一丢,都三五成群结队来到大树底下来开会。”[7]妇救会作为妇女解放的外来组织,要想在乡村社会扎下根,就必须借助于共产党在农村的主要支持者——男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推动。这说明中国乡村的妇女解放缺乏原生动力,或者说它是一种“植入式”的解放。
基层男性干部之所以能够允许并支持妇救会的活动,原因是后者的使命不仅仅是性别革命,她们更是民族解放和阶级革命的同盟者。泗阳县联救(各界联合救国会)曾在1943年召开纺织事业推广座谈会,杨副县长表示:“首先动员自己的妻女参加纺织,在这样影响下大家都有信心完成任务。”[8]正如张念所说:“女性解放的实质即政治赋权,被表述为反抗压迫,女性解放在更广阔的层面,被纳入了民族解放的轨道之中。”[9]
2. 以上层妇女、老年妇女作为妇女动员的突破口
由于乡村社会老百姓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妇女动员的开展容易引起一些闲言碎语,特别是鼓励年轻姑娘和媳妇参加妇救会更是难以为乡村舆论所容忍。因此,在发动的对象上,根据地首先以抓住上层妇女与老年妇女为突破口。对此工作,邓子恢指出:“首先要抓住上层或者老年的妇女(但如果是为一般妇女所仇恨的人是不适宜的),开明的老年妇女是比较好的,因为不会惹人怀疑,别的妇女也就敢于接近。”[5]33当然,发动的主体是广大的劳动妇女。庄严在《怎样开展妇女工作》的报告中建议:“干部可多接近年老会员谈话,政府工作和处理有关妇女案件,一定要和她们讨论或征求意见,这样妇救会的威信也就会一天天提高了。”[7]由于老年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对较高,而且不会与乡村习俗相抵触,因此争取老年妇女参加妇救会组织,成为妇救会组织妇女运动的一个突破口。
3. 以解决妇女的困难与痛苦作为发动妇女的激励机制
要吸引妇女加入妇救会,还必须消除她们的痛苦和苦难。邓子恢指出:“抓住她特殊的痛苦来给她解决,使她觉得妇救会予她有好处,可以实现她们的要求。”[5]34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半城区通过反对家庭暴力、维护妇女的经济利益等措施来发动组织妇救会。“如朱台村王作礼打嫂子,杨从金打老婆,全村人都反对,召开妇女大会斗争!新集村胡昌志家六亩地被地主刘汗非占去在这次反贪污恶霸斗争中弄回,他劝老婆参加妇救会,他的老婆又动员全村老少妇女参加,现她已当选为乡妇救主任了。王台村群众算杨春荫堂私吞公款,算过后我们去组织妇救会,老老少少都参加。三个村会后即发展三百多会员。”[7]林栅在《淮上妇女干部座谈会》一文中提到:“最易在妇女中建立威信而又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替家庭妇女解决家庭纠纷、婆媳间纠纷、丈夫欺侮妻子、买卖婚姻等。”(1)
经过组织与发动工作,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妇救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41年3月,怀远县普遍建立了妇抗会:“在组织上,成立怀远县妇抗,在怀远三区四区,凤台的一区二区普遍建立了乡妇抗,保妇抗,妇女小组。更难得的是凤台成立了一个缝衣队,除了帮助部队缝洗衣鞋外,还会做动员妇女和组织妇女的工作。”(2)1941年9月,淮北的泗南、泗东、泗宿、泗五灵凤等地,“八个区、十八个乡、七十五个保中有妇救组织,共计有三百八十个小组,一万零九百六十三个会员,二百一十二个党员”。(3)为了统一妇女工作的步调,淮北苏皖边区在1941年9月7日举行了边区各县妇女救国会大会,成立了淮北苏皖边区妇女工作委员会,由杨云芝、朱霞、江成之、高锦云、徐勉一等人负责。1944年10月,淮北路东地委9个县“发展妇救会员三十三万八千八百八十三个(1944年10月统计),女民兵一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人。完全普遍有妇救会员的共有五十八个区、四百二十八乡。”(4)淮北抗日根据地妇救会的广泛成立,为维护妇女权益、增加抗战力量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
三、妇女自身的解放
传统社会,妇女身心受到封建伦理的束缚,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家庭地位较低。妇救会的建立和妇女运动的开展,使淮北地区的妇女身心获得了解放,妇女的生活出现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变化。
1. 身体的解放
传统社会,女性的身体受到多种束缚,她们还承担着生育子女的特殊任务。淮北根据地新四军第四师政委邓子恢指出:“至于妇女的缠足、束发、耳环等坏风俗,也表示对妇女的束缚。”[5]30在淮北地区,妇女生完孩子就要参加劳动。“生育时间的劳动负担———一般妇女的劳动负担就很重,尤以生了小孩以后的妇女,常因产后两三天即参加重的劳动而累出病来。”(1)在妇救会的推动下,淮北根据地的妇女积极追求身体的解放。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女地下工作者秦瑞灵反对妇女裹脚,她自己就是大脚。永城县的徐县长在“三八”妇女会上宣布了放足的办法:“1.未缠脚的一律不再缠。2.30岁以内的一律放足。3.放足的步骤:宣传半个月,检查是否做到,1个月还未放足者,罚做鞋两双。两个月仍未放足者,救国会罚她1元至5元钱作为办女子学校的经费。”(2)缠足来源于传统社会男性病态的审美观,也是对女性身体的摧残。根据地禁止缠足陋习,使妇女的身体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妇女在反缠足的运动中获得了身体解放的愉悦。在召开妇女大会时,“会场上又起了一阵骚动,老太太痛悔五六十年前不该缠脚。大嫂子看着自己水萝卜似的小脚发着愁。唯独年轻的小媳妇,小姑娘们欢欢喜喜地谈着,以后再也不受缠脚的痛苦了”。(3)
2. 思想文化的解放
传统社会,妇女被剥夺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在淮北苏皖边区,“读书识字妇女在文化较发达的淮宝、淮泗亦很少,其他的地区更是凤毛麟角,在集镇的大家庭中虽有一二,她们的认识也非常落后,统计整个五区的识字妇女,上过学校的约十多人(大都为顽固派的家属),读过私塾的约二十人,参加我们工作的识字妇女连十人都不到!”(4)
为了提高根据地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1941年9月15日,淮北苏皖边区妇女工会制定了工作计划,决定设立识字班。“凡成立乡妇救会,开办妇女识字班(完全小学校所在地区可委托他们办),凡有知识妇女的保村,成立识字小组。”(5)随着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不断增多,如泗南管镇区就有女民校75所,每校人数10余人至30人不等。《淮北路东地委关于冬季妇女教育决议》决定开办冬学、民校及妇女识字班,教育内容包括“政治、时事、阶级教育、识字、小调、工作、生产”等。(6)通过学习,提高了根据地妇女的思想文化水平。通过妇救会的宣传教育,淮北根据地妇女的权利意识觉醒,积极追求妇女解放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前,谁知道世界多大?连中国都不知道。成天净想着给女孩裹小脚,给男人缝衣服。唉!女人领着孩子起五更搭黄昏做活,真不算个人。如今,俺不许男人打媳妇。您知道女人顶爱东家长西家短的传话,妯娌们也瞎咕噜。俺们成天话和事,讲团结。那位生活委员夏宝娴老太,七十岁啦!整天领着孙子,东邻西舍去传话劝和。”[10]423
3. 家庭地位的变化
一是经济地位的变化。传统社会,女性没有财产权,经济上受制于人。在淮北地区,“妇女们因为经济不独立,想买一些针线、鞋袜等都非常困难。有的地方更有这样的风俗,就是新娶来的媳妇婆家三年不管你的穿衣、鞋袜等,因而一些娘家穷的妇女,常因此难为死了”。(7)由于普通农民家庭都十分贫困,而结婚时男方往往要支付大批彩礼,女方会有一定的陪嫁,因此媳妇在婆家的经济支出通常是不自由的。根据地号召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使得她们在家庭收入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从而提高了其家庭地位。如泗南管镇区自然乡17岁的傅月娥,“她去年参加了纺织训练班,学会纺织之后,便到乡中去教旁人,从开始到现在教会了一百多人,打破了群众的怀疑,家庭及门旁邻居,也都看到她能纺织,都对她好了,用模范的生产行动,提高了她在家庭与社会的地位”。[11]
二是家庭关系的变化。在淮北地区,传统社会年轻妇女受到的家庭压迫较深。“此地妇女除了担负奴隶般的劳动外,还要受婆婆、丈夫的气,尤以童养媳和娘家穷而无人的妇女,因打骂受气,而愿意离家庭者颇不少。”(1)根据地反对虐待妇女和家庭暴力,主张建立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比如,“杨景乡陶洼保,有一全村都说她不好的坏媳妇,时常骂婆婆,我们同志知道后,遂公开在保妇救会上宣布她的坏处,说这样的人不仅不要她参加妇救会,而且要处罚她,那知从这次大会后她惧怕的不敢再骂婆婆了,对人也好了,第二天我们同志又去了,她招呼我们同志请喝茶,说她不再骂婆婆了,要求参加妇救会”。(2)又如,“崔集乡崔集保有二个童养媳受婆婆、丈夫虐待不能忍受,遂来妇救会要求我们留她下来当女兵,后经我们说明不能留她当女兵的理由,将她婆婆叫来严厉指出虐待的不对,而且犯法的,今后假如再这样一定交政府来处罚。”(3)在妇救会的支持下,妇女的家庭地位有所提高,家庭关系更加和睦。淮北半城区还反对家庭暴力,提倡家庭和睦。“丈夫打老婆,轻的劝解、批评,或采用斗争方式,重的罚给抗属挑三天水或交政府处分。媳妇骂公婆要赔礼道不是,或开除会籍。不能因参加妇救会不耐生产和讹人!要一家和睦不生纠纷。”[7]
四、新式妇女在抗战中的作用
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妇女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或者称为家庭主妇,其活动空间非常有限。妇女传统的性别角色使得她们难以在抗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淮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重构农村的性别秩序。妇女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参与抗战、生产与社会秩序管理等活动,她们的性别角色和活动空间发生了变化,转变成为新式妇女,在抗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参战、支前与慰劳
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在妇救会的组织下,纷纷走出家门,参加抗战活动。如泗宿县的妇女耿道元,参加了民兵战斗和锄奸活动。“前年三十三天‘扫荡’时,带领着自卫队协助主力打游击,创造了民兵模范的战斗故事,并且在去年午季,武装保卫秋收时,捉住过汉奸。”[12]豫皖苏边区的妇女群众经常掩护伤员,《华商报》曾报道:“某次,敌人搜索村落时,负伤的士兵从一个老太婆家里搜出来了,并且指明这是游击队的兄弟。可是那个老太婆却死命不肯承认,哭哭啼啼,拉拉扯扯,硬说这是她自己的儿子,出门时给流弹打伤了。无论敌军如何逼她,她死不放手。结果那位负伤的弟兄,终于在伤愈后平安归了队。”[13]171泗南县刘台子刚过门的新娘子,送新郎刘发年参军,路上对丈夫说:“你放心的去吧,俺在家孝顺公婆,积极生产,你走得再远,俺也等你。”[14]243
青阳市的妇救会积极慰问伤员,帮助伤员康复。“九月十八日傍午,从马公店转送伤员的三十多付(副)担架,停在青阳市政府的门口。当地的村妇救会主任柏桂亭、江桂兰,一听说是前线反攻受伤的兄弟到了,便马上召集吴□华、马大姐、祝大娘等十几个人商量如何慰问。柏主任感动地说:‘大家天天说鬼子投降了,前方反攻了,现在受伤的兄弟来到我们面前了,大家终该表表自己的立场。’她们十几个人便一齐动手,像招待亲戚一样,有的还换上了新衣服。一时上街的、削梨的、喂饭的,马上在市政府门口涌起了一种热爱亲切的气氛。”[15]永城三区裴桥的妇救会为部队做鞋,“大伙都真愿意做鞋,都是起早搭黑地做。有个媳妇只顾上鞋,忘记孩子在床上睡,孩子滚下地差点摔坏了。还有几个人,为做鞋手上都磨起了泡”。[10]422淮北根据地通过妇救会会的动员,使妇女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
2. 生产劳动
抗战爆发以后,根据地大量男性纷纷参军走向战场,由此造成劳动力的空缺亟须女性来弥补。淮北抗日根据地号召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打破敌伪的经济封锁。淮北路东地委大力倡导纺织工作,把家庭主妇变成劳动能手。1944年,淮北苏皖边区举行了第二届妇救代表会,奖励劳动英雄。“行政公署特拨边币五万元作为奖励劳动英雄之经费,闻此次大会,将有五十名妇女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受奖,奖励办法统以物质为奖品,织布英雄合乎条件者,奖值五千元代价之纱,纺纱英雄合乎甲等条件者,奖价值三千元之布。”[16]在根据地的号召下,妇女们积极参与生产劳动。“泗南县刘大娘创造合作织布,一千块钱本钱,已赚了一匹大布,又办了针线合作社等组织。”(1)淮北半城区的刘大娘成为边区的劳动英雄。“不但自己能耕种,并且最善于经营副业,她能打席褶子,最长于挖藕,男人家一天能挖三趟,她能一天挖六趟,最多一天能挖七十斤,每逢她去挖藕时,后面便跟着一群人向她去学,凭着她能苦,置了四间房子,二亩地,有了牛、驴,娶了儿媳妇,日子慢慢的好过起来,她不仅能苦,而且对抗日热心,她参加妇救会最早,已有四五年历史。”[17]应该说,淮北地区的妇女本来就具有良好的劳动习惯,抗战爆发后,随着农村男性劳动力的参战,女性的生产劳动功能被进一步强化了。在革命话语下,她们被形塑为“生产能手”、“劳动英雄”的角色。
3. 妇女参政
传统社会,妇女参政是很少见的,基层社会政权基本为男权所把控。如淮北地区,“因为经济地位的附属,封建势力的压制,妇女文化更加落后,因而参加政治活动的没有。五区杨景乡仅有一个唯一的女甲长”。(2)在妇救会的组织和教育下,淮北根据地妇女的政治意识和参政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政治认识上提高了,在去年的反贪污虐待斗争中,妇女普遍都参加了,很多儿媳妇受公婆的虐待,都进行了和公婆斗争,敢于面对面的和压迫者或地主讲理。泗阳去年扩军,就有四十家妇女送子送夫参军的。泗南也有了八个女乡长,村长、乡行政委员到处可见。”(3)1944年,淮北苏皖边区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上泗宿县代表冯学贞在发言时说:“过去俺妇女,哪能见过这样大的场面呢?现在我们妇女也能够说话了,还能够办事了,现在生活改善了,大家要努力,我希望大家纺织英雄都要互相帮助。”[18]淮北根据地妇女的参政潜能得到了激发。睢宁县代表张大嫂说:“过去俺没有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怀疑女人也能做工作吗?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当村主任,白天工作,晚上就织麻布,俺现在得到解放不是自动得到的,是亏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领导,俺妇女现在还说不上是完全解放,想得到完全解放只有把鬼子完全赶出去,现在只能说是得到一半解放。说来说去还是说自己的问题,过去我觉得学习没有用处,有一句俗话:‘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前年开参政会,人家叫我签名我不会写,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我努力学做一个好干部,后来就念乡级干部教材,现在会算账和会写简单的信了。”[18]妇女在参政的实践过程中,不仅学习了文化,还培养了参政能力。
五、妇女动员过程中性别、传统与国家的冲突
1. 妇女解放与传统习俗
妇救会对妇女进行动员的时候,受到了乡村传统习俗的制约。妇救会在组织过程中,由于任用了一些女光棍、“破鞋”等边缘女性,虽然一度容易打开局面,但是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1943年,刘瑞龙在《妇女干部会上的总结报告》中说道:“过去工作对象主要放在少数上层妇女身上,没放到广大劳动妇女身上,只是模糊的号召受气的出来参加妇救会,提出:‘要得不受罪,参加妇救会’,因之,有些不正派的人,也参加妇救会。”(4)因此,“只有不让女光棍、风流人参加妇救会,好的劳动妇女才愿意来参加”。(5)然而,争取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并不容易。“因为妇女参加开会,而他们家庭不允许,他们认为参加工作的是品行不好的妇女,而且有些妇女开始参加工作时往往因为自己是解放了而疯狂起来,甚至闹出许多乱子。”[5]33在传统社会,女子参加工作、外出活动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农村妇女在夜里基本不外出。妇救会组建后,需要组织妇女开会,往往与乡村的习俗或农民的家务、生活产生矛盾。对此,妇救会采取了灵活的方法:“开会最好利用中饭时或早晨容易集中,晚饭后开会不好(时间不可超过两点钟)。一来晚上疲倦要睡觉。二来黑夜小孩子影响也不好。”[7]淮北根据地曾号召妇女积极开展纺织,由于当地妇女无纺织习惯,对该政策产生怀疑,使得对妇女的生产动员受到严重影响。“群众无纺织习惯,一般用线皆使锤子捻,因北部来的难民会纺纱,他们以为‘这是侉子干的’不愿干,又加以坏人造谣,泗南半城区乱朱庄有人说:‘不要学纺,学会新四军就要带走了。’淮宝南宁区也有人说:‘学会纺就到新四军工厂去纺,不能回家了。’群众原不习惯,保守疑惑,不愿意。”(1)虽然妇救会的成立及其活动的展开,使妇女的性别角色和活动空间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由小农经济决定的乡村妇女的劳动、生活习惯及观念很难在短期内根本改变,传统习俗对妇女解放仍起着明显的制约作用。
2. 女权与父权的冲突
在妇救会的组织与妇女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女权的争取与乡村社会传统的父权观念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如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半城区,“这里妇女工作有两点困难:(一)男子汉阻止女的参加妇救会,恐怕一参加就不好管,也怕常常开会,抛荒庄稼。(二)干部不敢接近妇女,怕人造谣言,上级怀疑男女关系不清。因此小手小脚,如二三年来这个乡妇救石主任,无经常工作布置。一直到今年重新开展前,还是一个光杆子。”[7]根据地虽然倡导妇女解放,但是解放必须有一定的界限,就是在基层乡村男性农民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由于基层男性干部及农民几乎没有受到男女平等思想的洗礼,且受父权思想、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深,让他们主动支持妇救会困难重重。王台村开妇女会的时候讨论丈夫打老婆怎么办,“大家都不发言,并说‘打就打是了’”。[7]由此可见,乡村社会民众,特别是男性对“打老婆”这样的做法大多还是默认的。张念认为:“女人的抵抗并非是要废除家庭或者摆脱被贬低的家务劳动,进入公共领域获得社会工作的价值提升,更为深层的诉求是如何在一种契约关系中,实现个人自由,这包括各种特殊的社会契约,也包括国家契约,即个人、社会、国家如何在政治上恰当衔接。”[9]157借助抗战的契机,根据地的妇女虽然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放,但是必须在新的社会形态下接受性别秩序的规定。
3. 妇女解放与革命利益的矛盾
妇女解放与革命虽然是“互动与同构”的关系,但是妇女权利与革命事业也会存在矛盾。比如婚姻自由政策虽然保护了女性,却引起了男性农民的纷纷不满。根据地在发动妇女参加抗战与建设时,对妇女权益的关注不够。刘玉柱在《重整阵容,继往开来》的报告中指出:“对妇女干部的生活照顾不够。对妇女同志生理上的特殊注意不够,以至现在有的吃药不报销,看病找不到地方,妇婴保健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影响到女同志的健康。对结婚离婚的问题处理上还发生有偏向,影响到女同志情绪上的波动。”(2)淮北根据地的妇女干部易苏还提到:“有些地区不了解妇女本身的需要,不关心妇女本身的利益,只要求妇女参加抗战,为抗战服务,像衣服、缝衣、烧茶、做饭等,并没有关心广大妇真正需要些什么,多所取而少所与(甚至有所取而无所与),就使妇女感到厌烦。”(3)只强调革命的利益,而忽视妇女本身解放的诉求,并不能有效地动员妇女。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曾说:“从没有不为他本身利益起来斗争的人而能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斗争。”只有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解除妇女特殊的痛苦,才能调动其革命积极性。而妇女只有积极参与革命,与男性农民一道争取革命的胜利,才能使自身的地位得到根本改变。因此,革命不仅需要动员妇女,还需要了解妇女自身解放的要求。调动妇女的抗战首先要启发她们的女权意识,把女权的争取与民族解放的需要割裂开来是不可取的。
六、结语
妇女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战胜利需要动员的重要力量,同时,妇女解放也是共产党既定的奋斗目标。妇救会是根据地开展妇女动员的主要机构。由于传统社会女性性别角色及活动空间的限制,妇女动员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妇救会的组织离不开基层男性干部的支持,妇救会既是性别秩序的挑战者,又是革命的同盟。妇救会的成立与发展,一方面要适应乡村的社会礼俗,另一方面要满足妇女的自身诉求。淮北抗日根据地妇救会的组建与妇女运动的开展,使女性身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家庭地位有所提升。根据地重构了农村的性别秩序,妇女纷纷走出家庭,参与抗战、支前、慰劳、生产、参政等活动,为抗战贡献了力量。与此同时,传统习俗、既有的性别秩序、革命的整体利益等因素又制约了妇女解放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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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管镇傅月娥教会一百多人纺纱[N].拂晓报,1944-03-16.
[12]泗宿耿道元,织布老手民兵模范[N].拂晓报,1944-03-16.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1)[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回忆史料)[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15]杨平.热爱自己的部队,青阳妇救会慰问负伤将士[N].拂晓报,1945-10-16.
[16]戈.边区第二届妇救会代表会三八开幕[N].拂晓报,1944-03-04.
[17]半城刘大娘织席挖藕胜过男人[N].拂晓报,1944-03-16.
[18]各县妇女代表劳动英雄讲演[N].拂晓报,1944-03-14.
注 释
1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123页。
2 参见中共永城县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办公室:《中共永城县党史资料选》第3册(内部编印),1984年版,第84—85页。
3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278页。
4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66页。
5 参见中共怀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怀远革命斗争史料选编》(1919—1949)(内部编印),1983年版,第116页。
6 同上注。
7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63页。
8 参见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编印),1984年版,第260页。
9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61页。
10 参见中共永城县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办公室:《中共永城县党史资料》第3册(内部编印),1984年版,第84—85页。
11 同上。
12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60页。
13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76页。
14 参见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编印),1984年版,第257页。
15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61页。
16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60页。
17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65页。
18 同上注。
19 参见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编印),1984年版,第259—260页。
20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60页。
21 参见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档案馆:《江苏省妇女运动史料选》(内部编印),1984年版,第261页。
22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287页。
23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66页。
24 参见刘宠光:《淮北纺织运动总结》,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5辑(内部编印),1985年版,第181页。
25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5辑(内部编印),1985年版,第378页。
26 参见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