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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农业产业政策的演进及其启示——以相关立法为中心的解说

作者:陈 兵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农业经济问题  发布时间:2018-07-08  浏览次数: 379

【摘 要】“二战”后日本在农业经济发展上经历了民主化、现代化及国际化的阶段,其中农业经济立法在产业政策的确立和改革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制度供给和机制保障上实现了从农业经济恢复重建、高速发展到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农业立法与产业政策的流变为线索,分析不同阶段日本主要农业立法的内容与作用表明,农业产业政策推行不仅有赖于国家机关的强力推进,还需配套的农业立法来共同推动,农业政策的制定要以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农业发展需要为基础,有目的地对不同阶段的农业政策进行调整,建立以纲领性农业立法为中心、以促进农业政策推行的不同单行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综合法律体系。

【关键词】日本;农业;产业政策;立法;法律体系;


“二战”后日本在经济恢复、重建及国际际化化发发展过程中颁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法规一直是是理理论论界关注的热点。自20世纪40年代始,日本本农农业业政策以“保护农民,发展农业”为基本原则,不不论论是是《农业基本法》的颁行实施还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期的“综合农政”,都对战后日本农业经济的恢复重建和现代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经济恢复重建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及“经济回落与国际化时期”为阶段划分,以主要农业立法颁行的原因与主要内容为线索,钩沉战后日本农业政策法规的演进轨迹。以此为鉴,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应努力的方向。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籍由国家宏观政策的扶持和法律法规的保障,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农业整体生产效率偏低,集约化耕种规模较小,专业化机械设备缺乏,致使农民劳动强度增加的同时农产品生产总量却难以提高;(2)产业结构不甚合理,工农业之间缺少流动和互哺,农业生产成本日益提高;(3)农业自由贸易秩序有待完善,农产品的市场流通环节缺乏有效的竞争法律规制,从而加剧了局部产能过剩与整体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供需矛盾。

参考近邻日本,其在“战后”农业政策法规的制定、实施及调整等方面均有不错的表现。日本通过制定和推行有力的农业政策法规,对不同阶段的农业适时进行调整,最终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科技化,这些方面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日本战后推行的以民主化、现代化为目标的农业政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现阶段推进政治民主化、社会现代化及经济法治化进程中农业发展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相似。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战后”的经济政策多采取宏观经济管理的模式:以政府为主体,以国民经济为对象,以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通过制定明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运用各种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以间接为主、直接为辅的控制。这一经济调控方式正与中国目前农业调整以政府为主体的基本立场相符。因此,有必要展开深入研究,通过比较分析具有相似农业基础和发展特征的日本农业发展的有益经验,挖掘其农业政策和法律法规交互作用背后的历史价值。

二、“战前”及“战时”农业政策法规简述

从日本江户时代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寄生地主制在农业领域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所谓寄生地主制,指日本在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出现的以地主佃农关系为基础的农业制度。在寄生地主制的庇护下,地主靠收取地租来剥削佃农,这种制度的逐渐膨胀直接导致了佃耕权的不稳定。因地租过高产生的连锁反应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农民收入急剧降低,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最终出现了“大米骚动”事件,地主阶级也因此遭受了巨大打击。随着降低佃租和收回租地的争议日趋突显,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对以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必要的改良。

1920年推行了租佃制改革方案和相关政策,用以强化佃耕权,但是由于遭到了地主势力的强烈反对,加之土地、农具、资金等公共资源缺乏,使新政搁浅。但随着二战的到来,国内急需粮食资源以满足战时需要,在此压力下政府被迫牺牲地主阶级的利益,着手对农业政策进行调整。

1932年政府将财政拨款增至4.8亿日元,对农业投入补贴也增加到28%。同年,日本农林水产省新设经济更生部并开展经济更生运动。日本在农地基础设施整备、农林道路建设、农村经济组织扩展、农民自主精神培养、农村互助关系强化等方面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整体而言,更生运动减轻了农民的债务负担,大大缓解了农业萧条的压力。

1933年针对国内米价急剧下滑问题,颁行了“大米管制法”,授权政府可以不受限制地按最低保护价格或最高价收购抛售大米,并把管制范围扩大到了殖民地的水稻生产。

1938年二战开始后,日本开始实行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并启用“农地调整法”来调整战时农业发展。该法旨在通过在各市町村设立“农地委员会”来限制地主权利。委员会掌握地租、地价的决定权以及土地流转权,限制地主擅自收回租地以保护佃农的耕种权。除了对农地租赁规则进行调整之外,如何采取措施保证粮食的稳定产出与销售亦是维持农业稳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而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自足。因此“农地调整法”通过对土地改革、控制人口增长等方面的规定,间接保证了农业上的人力配置,运用科技力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来增加粮食总产出量。但随着战事的扩大,日本国内面临的粮食短缺问题日益严重。这也迫使日本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加强了统制力度,最大限度地满足战时需要。

1942年针对粮食管理问题制定了“粮食管理法”,规定日本的粮食市场流通与消费都由政府统一管理。至此,除土地所有权这一基本制度外,日本在农业政策法规的其他方面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倾向已十分明显。

但是,日本实施的农业政策仅是为满足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战时经济的需要,这一时期政府实施的农业政策具有较大的局限性:(1)这一时期的农业政策是修补改良性质的调整,没有完全废除封建寄生地主制,不利于生产力的彻底解放;(2)在牺牲农业的基础上促成现代工业化的成熟,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3)战时农业措施并不以民众尤其是农民阶层的基本福利为出发点,军国主义思想凸显,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彻底解决,为战后社会秩序的长期混乱埋下了隐患。

由此观之,日本推行的国家强制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解放农业生产力以促进工业的积累,但仍然被封建寄生地主制所束缚的农业产业无法完全产生生产关系调整后带给生产力的积极影响,这使得日本的工业在快速成型后即面临严重的发展瓶颈,不得不通过侵略战争来掠夺外部资源,以掩盖本国农业生产对现代化支持的羸弱特征。正是受此局限的影响,迫使日本在战后对农业政策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经济基础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

三、“战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政策法规述评

“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本质上说是日本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萧鸣麟,1982),及其在农业方面的反映或产生的结果。战争对于经济大环境的严重摧残对资本主义的垄断集中产生了阻碍:日本在二战中伤亡216万青壮年劳动力,国民经济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各主要城市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战前辛苦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基本瘫痪。经济发展的停滞引发了新一轮的农业危机,而农产品市场缩小、农产品价格降低、农业生产率下降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

日本政府意识到,若想实现资本主义经济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就必须针对农业采取有利于实现其现代化与产业化的措施,进而助推国民经济复苏。因此,日本以政府调控为主要手段,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积极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

(一)经济恢复重建时期

“战后”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控制下,国内陷入了极度混乱局面,恢复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成为首要任务。在美国主控下,日本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这一阶段通常被学者们称为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重建时期。这一阶段农业立法突显了推动农业制度摆脱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迫切需要。

在战后初期,日本国内以重建经济体系、恢复经济发展、消除通货膨胀、确保粮食供应、消除军国主义、推进国民经济的民主化为目标。在农业领域,由于粮食供需失衡激化了地主和佃农的矛盾,政府不得不着手进行农地改革,颁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确保粮食增产、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强粮食管理的政策法规,将战后日本农业带入了第一次转变时期。

1945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紧急开垦实施要领》,解决粮源紧张问题,逐步实现农业发展民主化目标,为农地改革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1946年公布的《农地调整法改正法律案》和《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则拉开了农地改革的序幕,基本上废除了寄生地主制,为自耕农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农业民主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配合农地改革,1947年制定了《农业灾害补偿法》,用以防止由于自然灾害造成新兴的自耕农破产。同年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旨在倡导农户间的互助合作和农村政治民主。

1949年,为了推动农业耕作技术改良及土地合理利用,政府颁布《土地改良法》,旨在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率。为了确保向国民供应高质量且安全的食品,政府依靠国家资助对农田进行改造。划定土地改良区,对农业用地进行改良,推动农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1952年,为了进一步巩固土改成果、防止土地垄断,颁行了《农地法》,把对农地的权利转移管制、转用管制、佃耕地所有限制、租赁关系调整、未开垦地处理等规则整合为相对规范的制度体系,在肃清了封建残余对土地制度束缚的同时,为农业生产的民主化提供了政策扶持和法律依据。(1)对土地权利转移的管制。所有的农地权利转移须要有知事的批准和市町村农业委员会的同意,未经审批的农地权利转移合同都予以废除,农地权利转移中的违法行为都必须受到处罚。(2)对土地用途的转移做了详尽规定,“以耕作以外的使用为目的取得农地所有权、租赁权、场地使用权时,必须要有知事的批准,同时设置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此外,土地用途的移转还要受到农林省的限制。(3)对佃耕地所有进行限制。离乡地主的全部耕地及在乡地主的佃耕地超过一定面积的部分由政府征收并出售给佃农。凡是符合限制条件的佃耕地都由政府征收并出售。(4)调整土地租赁关系。对佃租定额货币缴纳制、减额请求权和租佃合同书面化等进行了规定。(5)政府征收并出售未开垦地。

统观战后初期颁行的各项农业政策法规,以革除旧弊为要旨,开启了战后经济恢复的农业民主化之路。首先,对阻碍民主化发展的封建地主租佃制度进行改革;其次,通过以《土地改良法》和《农地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措施,使得农业发展有效克服了地理环境的先天劣势,加快了具有共同区位优势的土地整合集中,促进了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先进耕作技术的引进、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储备,为下一步的农业工业化布局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此外,自耕农经济体的兴起、农户间的互助合作和政治民主意识的加强,也为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使得农业与其他产业都获得了长足进步。然而,随着宏观经济的繁荣,商品出口、劳动力资源及自由贸易需求也不断增加,传统的农业结构已不适应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为农业而农业”的传统农业思想逐渐被“经济合理化”思想代替。与此同时,借由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日本以回归国际社会为目的,对进一步实现经济的独立与增长、农业生产总量的扩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如何使长期凌驾于农业之上的其他产业反向促进农业产业的快速现代化、突破传统生产模式成为日本政府调整农业政策的主要出发点。

1961年《农业基本法》正式出台,在其指导下日本农业政策法规经历了第二次转变。《农业基本法》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1)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制定新型生产政策,发展多种经营。改变传统单一的以稻米、麦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种类,发展畜牧业、果蔬业等多元生产选择,鼓励农业混业经营发展。(2)推动以保障稻米价格为中心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安定农产品价格。改善农产品交易环境,使农产品流通合理化。(3)引入与农业生产相配套的现代化设施,扩大农田规模,集中区位优势。鼓励家族经营,改变以往粗放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培育优质的自立经营者,促进合作经营的开展,全面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集约化。(4)注重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差距,平衡城乡、工农间的收入水平,加强各主要产业间的资源流动和互哺。

《农业基本法》围绕提升农民社会经济地位为中心,结合当时农地改革成果、农业增产政策实施以及农村劳动力持续大量外转等现象,从农业生产改革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出发,通过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针对基本农产品价格安定出台价格扶持政策,改善农产品流通环境,鼓励农业从业者及其家族农业规模化和多元化生产经营,升级了长期以来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对农业现代化政策目标的实现、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向机械化、集约化、科技化方向的转变。

同年制定了《农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发展目标的配套法律。该法规定农民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购买大型农机和进行农业技术改造时政府发放贷款或给予补贴,即政府利用工业发展成果、依靠国家资金的补助和财政补贴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资条件。

尽管《农业基本法》在长达近十年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该政策的局限性也慢慢显露出来。当初由于粮食的需求问题,政府一直重视大米生产致使其产量不断增加。但随着生活变化,人们改变了单一的饮食结构,出现了大米生产供过于求的情况。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对农田的规划改造并没有得到很好实施,土地流动缓慢,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流出数量也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全国工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改造。为了解决以上弊端、推动农业快速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不得不陆续颁行新的农业政策法规。

1970年,日本对《农地法》进行了修改完善,废除旧法中对拥有土地最高额的限制,鼓励“自立农户”。允许农地借贷,鼓励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同年12月,以彻底解决1968年米价纠纷为目的而提出的政策改革,将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的“基本法农政”时代带入了“综合农政”时代。具体措施包括:(1)缩减水稻种植量,通过发放稻农补助和奖励措施鼓励稻农休耕改种,控制大米生产,调整米价,完善农业结构。扩大小麦、豆类等长期依赖进口的旱田作物的生产规模,发展果树园艺,改变单一农业生产结构,鼓励农民自主经营,实现生产设施的装置化和系列化。(2)以工业促农业,将工业分散到农村。结合各市町村的区位优势,兴建农村企业和工厂,吸收农村多余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通过国家立法和政策保障,在将本国化工产品、农机设备低价提供给农户的同时,加强对农产品的定价收购和定向供应,降低工业生产的原材料成本。(3)鼓励扶持农户提高经营能力、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实现生产的组织化、合理化和农产品的商品化,促进农产品的自由贸易,提高日本农业的国际竞争力。(4)修改农地法,取消了土地转移限制,加速农地权利移转,推行“土地租赁关系”为主的农业政策。同时,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放宽了租赁契约的限制条件。随着“综合农政”的实施,日本逐步解决了米价纠纷问题,农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

统观“基本法农政”和“综合农政”时期的各项措施,日本政府以战后初期所完成的农业民主化为基石,着眼于弥合工业和农业发展的脱节,通过将财政补助、政策法规修订、产业结构调整等调控手段的有效结合,推进本国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值得关注的是,所倡导的“以工带农,以农促工”思想至今仍为许多农业大国所推崇。不仅是因为其思想有利于矫正经济快速增长所导致的产业发展畸形,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日本政府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善加利用的能力。

(三)经济回落和国际化时期的农业政策

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性石油危机爆发,进口受阻﹑通货膨胀等问题日趋严重,日本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受制于工业原材料输入的大幅下滑,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影响,部分农产品产量下降,农产品价格上升趋势减缓。同时,政府开始考虑放宽对经济领域的管制,利用市场调节机制促进产业的自由竞争,从而扭转经济负增长的趋势,恢复日本农业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在之前的“高速增长时期”,随着基本法农政的实施和国内其他产业的高速发展,日本的产业政策已逐步发生了变化:从原先的政府全面干预转向了政府仅在市场失灵时进行干预,即借助市场机制实现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20世纪80年代,政府在农业产业政策调整过程中首次提出“核心农业家庭”这一概念,“重视市场机能、应对市场竞争、实现高效生产、推进核心农业家庭规模扩大、成立兼营农业家庭”。鉴于同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强烈要求日本取消过度的农业保护政策、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保证市场自由竞争,日本政府适时地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发展方针,力主走模仿到首创的经济道路,直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在经历了十年的经济萧条之后,日本农业政策开始朝引入市场机制、合理调控农产品价格的方向倾斜。为了平衡国际社会对日本贸易的关税优势及降低农产品市场扩大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依照乌拉圭协议达成的共识,日本采取了具体措施以应对更广泛的贸易交往,提高本国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1994年出台的《新粮食法》,通过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调整,实现了由政府全面管理和直接管制向部分管理和间接管制的过渡,由“政府米”为主向民间流通的“自愿米”为主的转变。同年,日本接受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协定》,对农业产业政策进行了改革,完善了大米流通体制,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引进市场机制促进农业的全面市场化。

1995年日本加入了WTO,对农业又实施了新的调整政策,对本国农产品价格进行直接补贴和干预的“黄箱政策”被逐渐削减,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透明的“绿箱政策”。同时,日本也没有完全放松对国内农业产业的保护,其对进口农产品进行了严格的贸易监管。譬如,为了控制大米的进口价格,政府采用了“竞标”的方式把进口额批给出价最高的进口商以确定大米的价格。大米投放市场时,政府在高关税基础上还要加征国内批发税,以使进口大米丧失低价优势。尽管关税配额、数量限制等手段在世界发达国家被逐渐取消,日本仍然利用动植物检疫制度和卫生防疫制度尽可能地阻碍外国农产品进入日本市场。

1999年日本政府废止了1961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制定了新的《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以下简称《新农基法》)。在确保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生产之外,还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即新型的农业政策还应在防洪涝灾害、涵养水源、防止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处理有机废物、净化空气、提供绿色景观和自然景观及传统文化的继承等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农业经济发展的综合效应,带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城乡区域的统筹协调。

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业产业政策,新经济体制下的日本不再局限于本国市场需求,而是加强了同国际社会的贸易往来。在本国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放眼更为广阔的外部市场比自我消化过剩的产能更加明智。日本的农业国际化也并非单纯地表现为“进出口”形式的实体经济,提出的类似于科学发展观和环保可持续的农业产业策略,可谓吸收了当时国际上最为先进的发展理论,其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具有重要价值。

四、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换,中国都非常重视以农村为重要社会场域、以农民为主要政治阶层、以农业为核心经济产业的“三农”问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协调是当下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工作思路,为此不妨借鉴日本作为我国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参照。

日本在战后经济的恢复重建、高速发展及国际化进程中所推行的农业产业政策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一个资源有限且遭受战争重创的国家在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使得相对原始、沉闷的农业经济焕发出现代化的活力,其背后必然有着深刻的原因。通过考察揭示出了在日本农业发展中政策与法律的作用及启示如下:

第一,农业政策的制定与颁行,不仅需要国家机关的强力推动,同时还需要配套的农业法律法规来共同实施。日本农业从恢复时期的农地改革到面向国际化的竞争型发展,每一阶段新政策的调整与推行都离不开农业法律的保障。法律不仅保障了各时期农业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也遏制了政府权力性的随意干预,有效厘清了农村、农业、农民三者间的关系。农业只有在国家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共同调整下,才能顺利实现向民主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迈进的目标。目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建设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存在着较大的主观性,缺乏公信力和稳定性。因此,中国农业政策制定与调整可以适当地借鉴日本农业政策推进模式,“以法律为保护农业政策推行的手段”,加强完善农业立法,使农业政策更具科学性,走法治化发展道路。

第二,农业立法的制定要以当时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农业发展需要为基础,有目的地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政策进行调整。为了适应农业经济的发展变化,对滞后的、片面的法律要及时进行修订,譬如,日本《农地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当时的经济需求予以了多次修订和完善。同时,针对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特点还需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因地制宜地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第三,农业立法应建立以纲领性法律为中心、以促进农业政策推行的不同农业法规为内容的法律体系。日本农业立法中的《农地法》、《农基法》均是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其他法律如《土地改良法》、《粮食管理法》等具体的法律规范作为一般性的农业立法,两者结合形成了位阶明确、体系合理、相互配合的完整农业法律体系,有效地推进了农业发展法治化。

第四,在农业产业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运行中需充分重视农业经济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需要吸收先进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技术能力的农业经济专家加入到农业产业政策与经济立法工作中来,从更加细致、更加专业、更加合理的角度推动中国农业产业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促进农业经济立法专业化,推动农业政策制定与法律实施的专业化与技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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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代表性研究成果,如大川健嗣.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和农业.御茶水书房,1979;小林茂.农业问题论.成文堂,1978;杨大治.日本农业考察记.农业现代化研究,1980(1);王汉昌,任清玉.略论战后日本的农业政策.世界农业,1980(3);安孙子麟.战后日本的农业政策与亚洲农业.外国问题研究,1995(3,4);李应春,翁鸣.日本农业政策调整及其原因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6(8)

2.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科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科研体系,包括国立、公立、私营公司和大学等农业科研机构分工合作,共同促进了农业科技发展,实现了农业科技化

3.佃耕权指永佃权人有支付佃租而在他人土地上进行耕作或畜牧的权利。永佃权人可以将其权利转让给他人,或于其权利存续期间为耕作或畜牧而出租土地。永佃权的存续期间为20~50年

4.经济更生运动是日本经济危机时对农业采取的救济政策,运动的方针是“发扬农村部落邻里间的互助精神,并贯彻于经济生活,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农山渔村的产业及经济”,并且“与精神培养相适应相协调,官民共同创造自力更生的民风”,达到农山渔村更生的目的

5.“核心农业家庭是16周岁以上未满80岁的男子一年中在自家从事农业农作达160天以上的农户。”参见:アグリネクスト編集部.「農」の方位を探る.ローカル通信舎,1996,http://www.local.co.jp/news-drift/agri-nouseito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