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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与攀附:云南大理白族族群记忆中王权神话的变化

作者:孙艳丽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8期  发布时间:2018-06-30  浏览次数: 811

【摘 要】云南南诏大理时期王权神话的传说,在学者研究生涯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大理白族是南诏时期重要的王权都府,是相关神话研究的重要市镇。本主崇拜是当地白族民众的信仰形式,当地流传着关于王权神话的种种传说,一是南诏时期的官载记录;二是演变至今的本主传说。通过王权神话演变的梳理,关注官方与民间的传说之相异点与交叉点,分析地方是如何借助神话处理与国家关系(即逃离与攀附),可以看出其中折射出的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并指出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的前景。

【关键词】攀附;逃离;族群记忆;王权神话

 

神话传说与仪式的关系,是人类学与民族学历久弥新研究话题,可以追溯到弗雷泽的《金枝》,马林诺夫斯基的特布里恩人研究,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研究,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图腾崇拜的研究及他的《野性的思维》与《神话学》。从文学创造的角度去解读南诏时期白族族群的王权神话及其后的神话演变,而这种演变在大理地区是以本主崇拜仪式这一民间信仰为载体体现出来的。史杰夫亦指出,大理人讲述的各类地方神话及传说故事,初看起来似乎与他们当下的村落生活或其仪式实践无关,但实际上这些文本背后就隐藏着地方文化的逻辑。“本地历史意识”也同样隐藏在当地人在其日常社会生活中讲述的各种地方传说。无论是官方的文字记载还是民间的口头创造,我们都能窥见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态度、处世方式、人生观乃至宇宙观。

一、大理地区王权神话

南诏时期始,王权神话传说的基本谱系关系包括以下几个子题:第一,“南诏图卷”为主的观音传说;第二,《后汉书》的“沙壹生子”传说;第三,《白古通记》为主,滇王张仁国至张乐进求代表早期王权形态的传说;第四,阿育王传说。在此不对这四类子题分别叙述,而是相互穿插,各有侧重点,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更能深入解读作为南诏的王权神话在其演变后期,是如何逐渐以本主崇拜仪式这一载体显现出来的。

将南诏统一以后,统治者要树立自己的权威,援引族群原有的九隆神话表明自己的神圣出身,出现祭铁柱显异;佛教传入并逐渐代替原始宗教后,南诏又将印度阿育王子嗣与九隆神话联姻,祭铁柱显异的故事便增加了“观音七化”的情节;进入奴隶主制社会以后,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普通民众,其情感意志出现分裂倾向,族群记忆随之发生变化,南诏初期,本主神多以唐军或本土将领、地方英雄之流居多,南诏中期后,村寨保护神的范围渐次扩展到了平民阶层,并伴之以相关的神话传说。由此,本主神范围的扩展及传说便成为族群记忆变化的表现形式。

(一)相关研究者多数认为族群神话作为族群记忆的外显再合适不过,而九隆神话正为这些族群所津津乐道。《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等典籍中都记载了九隆神话。其中,《后汉书》中所记载的沙壹之后为学者所熟识,在此不再援引。南诏以前的大理一带都是以部落为单位,各部落的政治、精神领袖是所谓的“鬼主”,其族群文化体系中,族源神话更能显示出其强大的内聚力。南诏统治者顺势而为,借助九隆神话这一“族群记忆”最重要的显现形式,要真正树立自己的权威。据载,沙壶就是统治者援用族群的九隆神话来标榜自己出身神圣。“祭铁柱显异”的故事也是南诏统治者为证明自己的统治地位是神授、天意、佛意而撰写出来的。《南诏画卷》上的其中一段画面就具体描绘了祭铁柱事件:一铁柱立于画面中心,柱前是一长方形案子,柱子顶上站立着一只五彩异鸟,案子前面跪有九人。画旁题记的主要内容大致意思是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等九人在祭祀铁柱,题记的具体内容语焉不详。此画面中的五彩鸟被统治者们认为是天意,让张乐进求传位给后来自封为南诏王的细奴逻。于是,祖源九隆成为南诏初期统治者天意授权的物象显现。

(二)随着历史的发展,早期信仰也逐转化为一种具有相对完全形态的宗教形式,当然统治者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善于神圣化自己的祖先出身,并与宗教形式相适应,将神圣出身附会在神话传说中,以达其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这种转化、改造与适应发生在佛教开始传入南诏时期,这一时间已成为学术界共识。《白国因由》等中记载的“罗刹神话”便象征性地体现出这一进程。随着佛教成为南诏时期统领地位,王室为加强统治,便与佛统攀亲,其攀附对象即为印度阿育王。《白古通纪》载,阿育王“封二子(长季)于金马碧鸡(指滇池一带)……次曰弘德,封于苍洱之间”,进而把阿育王子嗣与九隆神话联姻。

同时,与阿育王后裔相联系的有关细奴逻得封南诏王的传说也被冠以天意神意。因此,南诏时期官方所记载的白族来源与民间有所出入是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关于祖源追溯至阿育王的说法,李东红教授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尽管从文献记载可知,的确有一部分“梵僧”进入南诏大理国时期,有的官居高位,任职“国师”,融入到白族人之中,但人数毕竟很少,不可能因此而形成“印度祖源信仰”。南诏大理国时期,全民信仰佛教的基础,宗教上的寻根情结,才是白族人产生“阿育王之后”祖源认同的根本动因。

(三)进入奴隶主社会以后,阶层分化更加明显,每种阶层都有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族群记忆随着情感分裂也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记忆在延续的同时出现了新的记忆。在南诏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南诏初、中期,是以本主神(地域、村寨保护神)由神仙、将领类等“上层人士”逐渐扩充至广大平民阶层及与之相应的神话传说形式表现出来的;南诏后期,随着平民阶层的不断壮大,本主神更多地由平民英雄充当,并伴之以这些平民英雄的相关生平事迹及生活传说。比如本主神之一段赤城的传说,主人公就是一名普通的平民其对立面是有体貌、有个性的具体的动物,从而取代了原始宗教中那些诸如风暴、雷电、山石等自然物作为象征形式,体现了这个时期族群记忆显现形式的特点。

(四)到了明清两代,帝国中央对大理坚持圣化政策。随着科举成为入世的最重要途径,儒学在云南也逐渐兴盛,冒籍参试的现象愈演愈烈,大理人越来越希望自己能成为汉人,知识分子对此更是不遗余力。一方面,从清以来的家谱看,“祖籍应天府”之类的说法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同时,地方志十分注意所谓“夷夏之辩”。例如《康熙大理府志》就记述,很多受到“皇恩教化”的人,已经“主导”了大理的风俗,使大理“俗与中土同”,“硕儒相背”,并说:“士林类多自爱,耻入公庭,致仕者恂恂儒里老布衣,讲学泊如也。俗尚浮屠法,家设佛堂,人手数珠,朔望经声比户而彻。世传大士昔至此,教人捐佩刀、读儒书,明忠孝五常之性。故人敬神明而重犯法,是又有禆于人心者,而无妨于因人之欤?”。此时期无论是官方或民间都更重祖源为汉,即“夷汉同风”。

王权神授类的神话传说,不仅是南诏王权维持与运作合法性的最好途径,也是王权稳固的牢固基础之一,正如连瑞枝所说“(南诏)王权稳固的基础,便是在林立的部落关系中,建立内在的秩序”。他们将本主崇拜的起源与南诏大理国的王权史勾连在一起,这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本主崇拜被赋予的与社会情境紧密相关的社会文化意义。

二、王权神话与族群记忆

(一)族群记忆

社会记忆的初创者是哈布瓦赫。在哈看来,一个群体现今是否需要“集体记忆”是解释“集体记忆”的关键。集体记忆理论的特点是集体性和当下性,即集体记忆主要是一种社会控制作用,但哈布瓦赫却忽视集体记忆也具备连续性特征。康纳顿等学者认为社会记忆主要是被权力等级所控制的;社会记忆只能通过纪念仪式及“身体实践”来保持和传递;施瓦茨则认为集体记忆就是一种象征形式扩大其本身所固有的观念符号体系的形式,它主要强调了社会记忆的社会基础与社会功能。

传说作为一种族群记忆,不仅反映了上层统治者的意志,更重要的是折射出当地人民群众的心理、情感、世界观、价值观与宇宙观与民族认同感。通过传说反映了该族群在特殊历史阶段、社会情境下的境遇。

(二)王权神话:地方的逃离策略

王权在神话传说中有四种来源,分别是观世音、沙壹、张乐进求和九隆。这四种传说来源的背景,是南诏大理国用以表示“非我族类”的典型做法。从西汉时期开始,中央王朝已经注意到了西南边疆,初步对其进行政治、军事上的管理经营,但主要由于西南地处边疆,中原连年征战等顾不及边疆,且边陲地区还构不成对中原的威胁等原因,直到唐朝初期,中原对云南的统治可谓松懈,它对云南各部落并未能统一,只是采取了命令唐朝将领去对云南进行管理,以达致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美好”愿景。至“云南王”阁罗凤时期,唐朝任命汉地官员为“云南太守”,“云南王”与“云南太守”实际上是唐王朝的一种政治控制模式,二者都是唐所封的,我们不妨称作“双重分封制”。南诏至大理这段时期,云南依旧有自己一套包括政治制度、组织架构等独立完整的国家制度;南诏虽然也定期向唐王朝纳贡称臣,但两者仍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总之,元代以前,云南并未从真正意义上归属中原王朝,它依然游离在中原王朝的政权体系之外。因此,南诏统治者必须为维持独立统治找到神圣合法的途径,如此九隆、阿育王等神话传说得以粉墨登场。随着环境的变换,新的集体记忆应现实需要而产生,原有的集体记忆选择了“结构性失忆”,这种当下的集体记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族群的结合与分裂。尤其是在明中后期以后,祖源即王权神话逐渐处在了一个由“夷”变“汉”的过程。在传统中国社会,祖先与地方性的神灵,往往是社会用以标示我族范畴的象征系统:前者重视以人为主的世系“纵向关系”,后者重视地域社会的“横向关系”。前者重视“人”的过去;因此,人的时代继承所形成的宗族,成为群体的主要单位。相对地,就后者来说,社群的界定是由既定的土地共居关系来决定;所以,地域守护神往往是一个社会所有力量的来源。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指出,约于唐末整个王朝濒于崩解之时,地方性的传说与宗教文化往往成为地方势力用来创造区域合法性王权的重要依据,建寨始祖便是地域的守护神,国王往往是以继承建寨始祖的角色,进而将国家政体的合法性落实在村落层面,使得抽象的地方神灵逐渐转化为现实世界圣王。地域守护神即本主的形成在历史上具有反映王权的宗教意义,后来却以“口头传统”的形式成为追忆过去历史的一种社会记忆。“口头传统”作为一种“族群记忆”的重要形式,是与南诏统治神话密切相关的,它有其社会实践的历史性以及外在环境的推波助澜特点。因此,本主就成为反映王权乃至祖源的显性表现。从本主崇拜的传说反映出社会结构、时代背景及人们的心理价值观。在南诏后期和大理国时代,佛教占统治地位,于是观音、阿育王代替了原始的自然崇拜转至成为国家守护神,大理洱海各地尊各路佛教神为本主,直至现在多数本主都是地方神灵,少数为汉将,这既是王权神话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反映,是作为王权神话显性反映在本主崇拜上的直接体现。观音菩萨、阿育王、细奴罗、张乐进求等王权神话来源的人物至今在大理地区不少村寨仍被奉为本主神的原因何在?有相当学者认为是与白族宽厚豁达、不拘一格的民族性格有关,但他们忽视了这一点:在唐与南诏大理反反复复的分合过程中,南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不想对中原一味俯首称臣,反应在民间,就是既不选皇帝等汉朝角色充当本主神,也不敢明目张胆反抗汉王朝,不选本民族英雄为本主神,因而最终选择南诏王权神话来源的人物为本主。

其实本主崇拜演变至今,形形色色各路本主神仙更能说明地方的选择对中央的逃离,无论是本民族英雄、民间传说中的庇佑百姓的神仙、抑或是大青树神仙石诸如此类的本主神,都可以看作是神话传说对中央王朝的逃离策略,尽管这种策略可以看做是无意识的,他们用这种逃离一方面证明自己并不是完全隶属中央,同时随着时代的演进,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的民族认定后,民众更趋向于自己的族群认同,族群记忆因此随之改变。族群意识的觉醒,使他们不仅接受了中原汉王朝大一统的文明进程,更是创造了的新的社会记忆,这个记忆是族群专属的,它在自己民族历史演变过程中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成为“弱者”的武器,充分利用国家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享受特殊待遇。

(三)本主崇拜传说:地方的攀附资本

随着王权神话传说的演变,更多的神话传说已经转至为祖源传说,且祖源传说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在本主崇拜传说上,即王权神话的演变遵循的路线变为:王权神话—祖源传说—本主崇拜传说。神话传说的世代流传是由一代代人以其口传、记录、文献乃至仪式性活动传递下去的,这是历史的遗产。而当代族群为了获得他们所期许的世界观、价值观,必然会从往昔的历史中去寻找定位,获得该族群所期许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往昔历史的认知并不总是“客观”的,这种认知实际上是当代族群对自己生活历史的一种情感寄托。

解放前徐家瑞等将本主崇拜视为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精英有关民族文化的知识生产中,本主崇拜被诠释与建构为白族族性的典型特征,被认为在白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仅凝聚着白族的民族意识,也不断塑造着白族的心理文化素质与社会生活实践。因此,历史上不同时段白族社会中的汉文化认同的方向性改变,除了汉人移民等强势文化的影响之外,主要是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改变而发生的,说明白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及其汉族祖源叙述,更具有国家认同的意义,这也与民族融合有很大关系:历史上白族大量同化了明代以前进入云南的汉族,因而语言中有相当数量的古汉语词汇,很早出现如“山花碑”那样的用汉字记录白族语言现象。而本主崇拜与滇中汉族的土主崇拜和其他民族的保护神崇拜具有大致相同的性质。因此可以将大理白族的身份及其认同的变化乃至本主神的变化视为一个不断调整与再定位的过程。

我们现在说中华民族文化自然包含了白族文化,这两者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南诏与唐几经变化:从羁縻关系到南诏与唐朝对抗,反反复复,分分合合,统一与对抗是两条主旋律,直至最后归唐。但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统一关系;在分属两个不同政权的时代,南诏无论是否反唐,在文化上始终是向中原学习的,愿意接受唐文化,甚至主动派人求学于中原,这是文化意义上的内在统一性。元代以后,统治者在将大理政权纳入自己的政治版图,使大理国成为元王朝的属地,此时,大理文化已然成为一种地方性文化。1949年以后,地方文化被承认、保护,同时民族政策也强调要注重维护民族的统一与团结。以上都是将文化视角代入,若这样来分析本主人物,那么这些地方、村落的本主神自身折射的是地方主义色彩,是地区守卫者、地域保护神的形象。这种“地方性知识”是中华民族这个大格局多元文化、多民族共同相处的一种和谐模式,因此,本主信仰作为“地方性知识”,有利于构建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同时,地方本主英雄在某方面同南诏统治者一样,一定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颇具仁治的理念,这从南诏历代国王,尤其是阁逻凤等南诏王身上体现为甚,而这本身就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对中原与边疆地区文化相互的交流中所产生的对于大一统的中华文化的认同。由此,本主崇拜传说在早期就成为地方对中央的一种攀附资本,现在的本主神诸如各类唐将便是体现,虽然前文也提到过这种因素不排除是白族有容乃大的民族性格使然,但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地方处理与中央关系时的一种策略。

结语

通过对王权神话传说及其表现形式的本主崇拜传说,可以明白族群记忆不仅是群体应现实需要而产生,它是过去历史与未来连接的桥梁,是地方记忆对过去与现在的阐释方式,同时通过对南诏王权神话及演变的传说分析,说明“逃离与攀附是南诏大理时期,地方政权处理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手段之一。既有逃离又有攀附,本质上也是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既冲突又有和谐统一之处的体现,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各色本主神的传说。这是社会群体根据不同的境遇所选择的生存策略。

同时,这种王权神话的祖源记忆有两种类型:民间的族群自我认同与官方(王权)的认定。这两者之间并非截然相异,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寻求自我认同的根基,或是王权之上,或是宗族价值观。由此,通过神话世界,由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共同建构起了一种对于地方权力由平衡-不平衡-调适-再平衡过程的符号性重述。

在当前社会记忆的研究中,个体记忆(或者叫地方记忆、集体记忆)能提供给我们一种新的视角,尽可能找出地方记忆的个体性与社会集体的强制性两者间的互动研究,应该是相互弥补、相得益彰的。

 

参考文献:

[1](英)简·埃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M].刘宗迪,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英)杰克·古迪.神话、仪式与口述[M].李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连瑞枝.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成都:巴蜀出版社,1984.

[5]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成都:巴蜀出版社,1984.

[6]徐家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M].台北:中华书局,1978.

[7]廖德广.南诏国史探究[M].昆明:云南出版社.

[8]李东红.乡人说事-凤羽白族村的人类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9]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0]连瑞枝.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2]赵寅松.白族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13]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大理丛书·本主篇(下卷)[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