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 贺志武

作者：胡　伦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8-06-19  浏览次数： 3949次

【摘　要】基于甘肃、陕西省农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缓解影响。在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而社会声望、社会网络则会显著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反映出社会资本不同构成对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具有方向不一致性。此外，户主年龄越大、户主为汉族、户主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更充裕、户主所在村是扶贫移民村的贫困户，其多维贫困缓解更显著；而户主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较长、户主所在村庄自然灾害越严重，则不利于其多维贫困缓解。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劳动力；多维贫困；精准扶贫

贫困状态是复杂的、动态变化的，为制定合理有效的反贫困政策，需要从多个功能性维度研究贫困成因和脱贫机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多维贫困的研究进行了较多拓展，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从静态视角逐渐向长期动态视角转变，静态视角研究主要是利用某一年份的数据观察家庭多维贫困特征及类别，动态的视角主要利用不同年份数据考察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动态变化过程。二是探究了各种因素对不同群体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王春超和叶琴指出市场化是改善农民工多维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发现最低生活保障金是降低老年人多维贫困关键，但另有学者指出农户从事农业活动时间越长，越会增加持续多维贫困的可能性。以上研究成果为理解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

然而，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多维贫困的关键因素，针对两者的关系，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可归纳为以下两种观点：一是不同类型社会资本有利于缓解多维贫困。谭燕芝和张子豪指出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非正规金融显著改善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情感性、工具性内涵的社会资本也有利于收入减贫。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城镇型社会资本和乡村型社会资本的健康减贫效应显著。二是社会资本存在消极作用，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起到抑制作用。周晔馨得出社会资本存量及回报率低是穷人致贫的关键要素。陈云松得出类似结论，认为具有网络性功能的社会资本收入减贫效应并不显著。以上产生争议的原因可能在于：理论界尚未对社会资本给出确切的界定，存在内涵与外延认识不统一的问题；此外，社会资本并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异质性的，多角度所测量的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基于此，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刻画农户社会资本异质性，并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贫困影响，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什么影响；二是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何种影响，是否具有方向的一致性。

一、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机理分析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可靠的、稳定的、非制度化和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该网络资源可以被加以利用，且它往往嵌入在亲缘血缘关系、组织关系、职业关系和邻居关系之中，并通过非制度化的网络关系和稳定化的行为模式给予一定保障。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农户分化日益加剧，不同群体的社会资本异质性明显，且学术界对社会资本异质性划分观点不一。Han指出随着穷人社会资本的变化，他们的福利也在改变，并将社会资本异质性划分为紧密型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和连接型社会资本；Riumalloherl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特征，主要包括社会网络、信任与规范3个维度；Meng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而信任、规范对应“关系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陆迁等指出穷人和富人的社会资本存在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其中，信任、声望和参与是反映社会资本异质性的核心要素，网络资源是社会资本的发展的基石。本文将农户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规范4个维度，以探讨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户多维贫困关系。

（一）社会网络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

社会网络是共同组织成员间的嵌入关系构成的人际资源网络，随着市场不断发展和深化，社会网络会遭受冲击和破坏，最终不利于缓解贫困状态。马丹用拜年网规模表征了社会网络规模，发现拜年网规模与生活满意度呈现“∩”型曲线关系，期初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但随着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社会网络的维持成本不断增加，出现社会网络规模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说明社会网络规模与个体主观福祉感受存在不确定性关系。章元和陆铭指出社会网络主要作用是配给工作，并不能直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但叶静怡等却得到相反的结论，该文认为高层次社会网络不仅能直接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而且也可以在就业后通过影响行为模式和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同时，卓玛草和孔祥利研究发现不论是强关系网络还是弱关系网络，都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农民工获得的信息资源和人情资源是其增收的关键原因。但也有学者验证了社会网络的消极作用。Gertler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家庭在面对负向健康冲击下，社会网络不再保障正常的消费水平。赵剑治等测度社会资本主要基于社会网络，并且指出网络关系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其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超过10%。总体上来说，网络资源高达性、异质性及广泛性特性决定了贫困人口缺乏高质量社会网络，且导致穷人无法充分获取和利用网络关系资源，低质量的社会网络及缺失的网络关系资源不利增加贫困农户的福利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低质量社会网络不利于穷人摆脱贫困，不利于缓解农户多维贫困。

（二）社会信任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

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核心维度，通常被定义为相互交往中的成员对他人行为合乎社会规范、规则的一种心理期待。从宏观角度看，崔巍和陈琨发现社会信任显著促进经济增长，验证了Arrow提出的“在任何一段时间内完成的商业交易都蕴含着信任，甚至认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归因于相互信任的缺失是合理的”观点。从微观角度看，社会信任在农户劳动力流动、收入分配、健康状况、主观幸福感、总消费支出、养老保险满意度和忠诚度、参与环境治理、家庭创业决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社会信任如何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研究颇少，互惠利他理论为社会信任通过建立合作机制缓解多维贫困提供了依据。由于农户贫困是动态变化的，且其多维贫困的演变受复杂因素的影响，有必要采取多群体合作的方式缓解多维贫困，以平滑消费和分担风险。而信任能促进多群体达成合作，是合作的基础。威廉姆森提出何种类型结构能促进合作，可能的回答是：达成合作的唯一途径是把合作局限在彼此信赖的个体之中。贫困人群越是相互信赖，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则交易成本得以下降，合作效率提升促进经济净效益提升，从而缓解贫困。周文等指出相互信任的农户之间彼此熟悉对方的家世背景、财产状况、家庭成员等比较隐私的东西，容易达成合作，形成互帮良好氛围。实际上，不同群体越是熟悉，越是交往密切，信任程度就越高，也越是能够达成合作契约。唐为和陆云航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社会信任正向影响收入，社会信任的收入减贫效应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社会信任通过建立合作机制，能够缓解多维贫困。

（三）社会声望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

戴维·波普诺认为社会声望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表征，指个体从别人那里获得良好口碑、评价和社会认可。社会声望在促进农户参与小农水合作供给意愿、电商交易平台的选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基于长期信任和资源互惠而形成的社会声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和质量。社会声望越高，控制资源数量越多，获取资源质量越高，取得经济回报就更高。然而，现实中由于劳动分工及城乡户籍制度的壁垒迫使农户恰恰处于社会结构的底层，这就意味着农户拥有更低的社会声望。低社会声望导致农户获取低收入，进而促使农户容易陷入贫困，形成“低社会声望—低收入—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低社会声望容易导致农户陷入贫困，不利于缓解多维贫困。

（四）社会规范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

社会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基础，反映了农村特定贫困人群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经历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愿景、道德、规范等。具体来说，社会规范维度是农户与邻友、组织、亲人和朋友等共同拥有的兴趣以及对村里规章制度运行具有相似的看法。韩洪云指出社会规范作为社会个体之间共享的信念，对农户个体行为具有一定调节作用。事实上，共同的行为规范不仅包括直接外在强制约束集体成员行为的诸如法规准则等正式规范，还包括基于口头承诺、道德约束正向或负向激励的考虑，农户个体成员已经内化的、自觉遵守的非正式规范，如村规及良好习俗。总之，良好的规章制度运行内在约束农户生产活动，完善的规章制度促进农户之间内部沟通、交易更为容易，有利于改善农户生活条件，减少贫困的发生。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4：良好的社会规范能够减少贫困的发生。

（五）社会资本总量与农户多维贫困的关系

在乡土社会浓厚的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决策的重要因素，必将对农户的贫困形成和脱贫路径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认为，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机制缓解农户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和主观福利感受等维度的贫困状态。首先，信任机制。社会资本是一种互帮、互助及互信的关系网络资源，信任能够促进农户相互交流，成为抵御风险、减轻冲击伤害的最有力保障。由于农村信息交流比较封闭，村庄内部农户长期重复交易形成的信任机制促使博弈双方积极展开合作，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张爽等研究发现，网络信任能显著减少农户贫困状态，且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提高而显著下降。其次，人脉资源机制。社会资本由彼此信任的熟人组成，熟人之间相互传递商业机会与多样化的工作岗位，能够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马光荣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显著增加农户自营工商业收入，且能够间接性增加农户收入，缓解农户贫困状态。最后，信息共享机制。农村贫困地区信息传播比较闭塞，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传播不完备，导致农户获取信息不对称，限制了农户发财致富的机会。重要的信息筛选机制能够较好促进农户之间传递工作信息，增加农户寻找工作机会与经济来源。Granvotter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关系在传递工作信息中起到重要作用，亲朋好友之间推荐工作占比较大，间接性增加了农户获取收入的机会。郭云南等研究发现中国宗族网络能够显著减少农村收入差距，农户通过“传、帮、带”等方式降低外出打工成本，提高穷人外出打工可能性进而增加其收入，减少贫困发生。刘彬彬等指出，社会资本总存量与农户收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以上从信任机制、人脉资源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3个方面讨论了社会资本对农户就业、收入贫困的影响，但并未能凸显社会资本总存量的多维减贫效应，因此需要从其他维度（教育、健康和主观福利感受等维度的）进一步探讨社会资本总存量的多维减贫效应。赵延东等从教育角度分析社会资本能够隐性实现社会再生产，指出具有丰富社会资本的家长，能够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使子女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成就，缓解个体教育贫困。周广肃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提升个体健康水平，缓解个体健康贫困问题。申云等提出社会资本对个体幸福感的提升具有积极正面影响，有助于弥补主观福利感受的缺失，进而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因此，社会资本总量从收入、教育、健康及主观福利感受多角度能够缓解贫困状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5：社会资本总量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

社会资本异质性对多维贫困影响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揭示。本文试图从收入、住房条件、饮用水、资产、耕地面积、健康、教育、通电8个指标测量农户多维贫困，将社会资本归纳为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与社会声望4个维度，探析社会资本总量及不同维度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内在机理。

二、农户社会资本、多维贫困测度

（一）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源于课题组2015年10月和2016年8月期间赴甘肃张掖市、陕西省洛南县、丹凤县和旬阳县的专项调查。调查抽取18个镇、53个村，共发放1347份农户问卷，剔除无效及缺失问卷后，共获得1327份有效样本，问卷有效率为98.52%。与本研究相关的数据主要包括农户基本特征、农业生产情况、农户健康及教育状况、家庭年收入、社会网络各个维度。

（二）社会资本测度

借鉴苗珊珊、贾蕊等研究结果，本文使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4个维度度量社会资本。同时，本文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构造社会资本总量，一定程度上能减轻社会资本多个维度的内生性影响。社会资本测度及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

因子分析之前，信度和效度的分析能够很好地反映此次问卷的设计情况。信度分析采用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结果显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各个维度变量题项的克朗巴哈系数值分别为0.762、0.781、0.511、0.683，基于标准化项的社会资本总量Cronbach’s Alpha为0.822，都大于0.500，表明社会资本变量测度有较好可信度。此次调研社会资本变量题项的KMO值为0.776，且适合做因子分析的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4770.983，其卡方值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说明此次调查地区的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方差进行因子旋转，提取社会资本指标体系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

结果显示，社会网络（SC1）、社会信任（SC2）、社会声望（SC3）、社会规范（SC4）评价指标分别在因子1、因子2、因子3和因子4上有较大载荷，且这4个公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4.116%、16.717%、12.847%、10.036%，累计贡献率为63.716%，基本能够表达农户社会资本的总体情况。因此根据社会资本4个维度的因子得分并以其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可得到社会资本指标的计算公式：

（三）多维贫困测度

以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被剥夺的多维贫困思想为基础，借鉴国内外对多维贫困指标的构建及测度方法，以及考虑样本数据的可及性，采用各指标等权重的方法，建立8个指标来衡量农户多维贫困状况，详见表2。

农户家庭若占上述任意一项指标则定义为一维贫困，赋值为1；若农户贫困维度包涵两项任意指标则定义为二维贫困，赋值为2，以此类推，若农户家庭存在所有8项指标，则赋值为8。数据显示，52.1%的农户人均收入在国家人均年纯收入2800元贫困线以下，即经济贫困户。除了收入以外，教育、健康状况及饮用水是较为突出的其他贫困维度，尤其是教育维度的贫困状况最为严重，有68%的农户没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其次是65.6%饮用水不是来自5米以下深度的地下水或者水厂，调查地区有少部分贫困农户仍然依靠雨水做饭，50.7%的农户对自己健康评价较差。在其余维度中，如住房贫困方面，22.4%的农户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或宅基地；而农户资产与通电贫困维度显示良好，数据显示仅18.7%的农户没有任何资产，农户家庭不存在通电困难情况。

调查样本显示农户的多维贫困多集中在二维、三维、四维贫困，分别是20.3%、27%和23%，三者的累计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82.3%，说明该地区二维、三维、四维贫困比收入贫困还要严重。五维度以上多维贫困状况的农户较少，样本显示最严重七维贫困农户仅占0.3%。

（四）其他控制变量

（1）农户特征变量。参考已有文献，主要用是否户主、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是否是少数民族等4个方面反映其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2）农业生产情况。本文选择家庭人口规模、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年限等4个方面特征反映其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3）村级地理特征变量。借鉴谭燕芝等的研究成果，考虑农户所在村级所属的地理位置及特征可能会对其多维贫困有一定影响，因此设置农户所在村的村庄类型作为村级控制变量。同时外部自然灾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因为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村庄，频频爆发的自然灾害能够破坏村级的农田基础设施，增加农户农业生产成本，进而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以上选取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

三、社会资本异质性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实证分析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多维贫困，用多维贫困维度数据1-8表示农户存在一维贫困到八维贫困，0表示不存在贫困。因变量农户多维贫困是0-8的有序内在排列数据，数值越大表示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越严重。刘红云等指出当因变量等级数增加并且类别数高于5以上时，通常认为线性回归与有序离散回归差别越来越小，因此，本文用OLS模型估计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关系，本文设定的回归方程如下：

上述（1）式中，povertyiv为多维贫困变量，取值范围为[0，8]，socialnetworkiv是重要解释变量，包括社会资本总量、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5类社会资本异质性变量；Xiv表示解释变量，包括一系列农户基本特征变量及农业生产情况；βiv表示村级特征变量，εiv为随机扰动项。表4汇报了社会资本总量及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1.社会资本总量及各个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

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为负，且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农户社会资本总量越丰富，越能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的状态。农户丰富的社会资本，意味着其血缘、地缘、亲缘关系联系越频繁和紧密，较强的血缘、地缘、亲缘关系往往给贫困农户提供较多借款和转移支付等机会，贫困农户依靠丰富社会资本的支持，积极应对小孩升学教育费用、支付意外健康风险、改善生活条件及缓解收入波动的冲击，有利于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研究假设5得到支持。

社会网络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正向影响，且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以互利为基础建立的网络关系，可能会加剧农户的多维贫困状态。即社会网络在影响农户贫困状态中可能出现网络的资源配置功能失调，未能充分调动社会网络资源，进而不利于农户贫困状态缓解，特别是消极社会网络在为贫困农户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通常也会损害其他人的相关利益，尤其是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以互利为基础的获取资源机制，引起经济利益分配出现“效率”和“公平”矛盾的问题，弱化了社会网络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功能。研究假设1得到支持。

社会信任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负向影响，且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在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中，社会信任发挥重要的缓解功能。原因在于，“从熟悉中得到信任”是中国农村乡土社会中社会信任生成并不断演化发展的基本逻辑，熟悉的农户之间密切交往，使相互间信息较为透明，降低了合作交易成本，外加本土化的情感认同与信任，易于达成合作契约。多维贫困农户是人力资本脆弱性高、抵抗风险能力差及固定资产缺乏的群体，缓解此类群体的贫困需要较多的人际帮助，来自高频互动的熟人的支持为合作成功提供了一种信任担保机制，能有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减轻贫困。因此，社会信任能通过建立合作机制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研究假设2得到支持。

社会声望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正向影响，且社会声望系数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社会声望较高的农户，其多维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增加；而声望较低的农户，其多维贫困发生可能性降低，研究假设3未得到验证。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农户是政府实施精准扶贫政策过程中贫困识别的最小化瞄准单位，且农户之间天然具有异质性，政府可能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广度实施差异化的建档卡，可能将扶贫的资源更多瞄准声望较低的、贫困较深的农户，另外加上声望较低的农户可能意识到自己收入、职业和声誉处于不利地位，其脱贫内生动力较强，脱贫的积极性增加，一旦外部力量给予扶持，声望较低的农户积极利用扶贫资源以提升其经济实力，从而跳出多维贫困束缚，到达脱贫的目的。因此，假设3在此并未得到佐证。

社会规范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负向影响，且社会规范系数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检验，表明农村规章制度越完善，越有利于缓解农户贫困状态。农村地区的特定贫困人群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文化、经历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愿景、道德、规范等，这种共同的世界观蕴含着一定的奖惩机制，能有效地增强贫困农户获取脱贫致富资源行为的可预见性，进而缓解其多维贫困状态。规章制度越透明，农户对脱贫致富的政策信息了解越多，越倾向于从事高回报的工种，获取较高的经济收入，进一步降低贫困状态。规范借助于互利、互惠、互信、互让及舆论压力等形式实现自我约束，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成为缓解多维贫困的促进力量。研究假设4得到支持。

2.农户基本特征

从表4模型估计结果看，户主年龄系数在社会资本结构及总量模型的系数分别是-0.037和-0.048，且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表明其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模型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农户年龄增长，意味着家庭拥有较强的劳动竞争力，为其带来较高的经济收入，因此越有利于减轻农户多维贫困状态；是否少数民族在5%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表明汉族更能帮助家庭脱贫，少数民族的农户陷入多维贫困可能性增加，主要原因是受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少数民族农户自身生计能力受到一定限制，陷入多维贫困概率增加；家庭规模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说明农村家庭人口数量增加可能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状态，主要原因是较多的人口意味着较重家庭负担，平均每个人享受的福利资源相对较少，不利于改善多维贫困状态。

3.农业生产情况与村庄类型

男性劳动力在1%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相对女性劳动力而言，男性劳动力对家庭经济贡献更多，因此，拥有较多的男性劳动力更有利于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况。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说明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越长，越不利用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因此，加快农村人口劳动力“农转非”的步伐是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的重要路径之一。村庄类型在10%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说明村庄属于国家级移民扶贫村，国家对其投入较多人力、物力财力，农户越有利于降低多维贫困维度。村庄自然灾害状况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说明村庄遭受自然灾害越严重，越有可能增加农户多维贫困的程度。

四、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缓解效应

为了估计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缓解作用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国内外文献对社会资本较多采用的测量方式，重新度量社会资本变量，再次估计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见表5。对社会资本采用“与亲朋好友之间礼金支出”来表征。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往来是中国农村家庭维护其网络资源和网络关系的重要路径，而农村地区亲朋好友间的友好往来常常伴随着大量人情支出（俗称“份子”支出），因此选用与亲朋好友之间礼金支出对数作为社会资本的替代变量。表5中的结果与表4的结果较为一致，说明本文实证分析结果较为稳健。

尽管用因子分析方法降低社会资本维度，以减轻社会资本内生性的可能。但使用的社会资本替代变量不可避免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对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本文参考王春超等文献的做法，使用距离最近集市花费的时间作为工具变量。距离最近集市花费的时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村庄的闭塞程度，会影响村庄内与村庄外亲戚朋友交往数量。离集市花费时间越长，村庄越闭塞，村庄外的亲戚朋友交往数量将越少，人情礼品支出也较少，因而距离集市花费时间会影响农户的人情礼品支出；而离最近集市花费的时间是一个相对外生变量，农户多维贫困状态不会因为离集市时间而发生变化。

2SLS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工具变量结果显示，Wald检验的P值为0.0194，在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社会资本代理变量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Durbin和Wu-Hausman检验P值分别是0.0382和0.0390，同样在5%的水平上可以认为社会资本代理变量为内生变量，这表明本文使用工具变量估计是必要的。2SlS模型估计的F为18.63大于临界值10，最小特征统计值（Minimum Eigenvalue Statistic）为10.0387，大于Stock-Yogo给出的15%水平上的临界值8.96，因此认为本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考虑了社会资本的内生性问题之后，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仍然显著且方向为负，说明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的负向效应稳定存在。

五、社会资本异质性下农户多维贫困的缓解

基于甘肃、陕西省1327份农户实地调查资料，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借鉴前人研究结果，将社会资本划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4个维度，在此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测度社会资本总量，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各个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缓解作用，进一步选取社会资本总量替代变量检验其对农户多维贫困缓解作用的稳健性，最后使用合适的工具变量发现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缓解作用显著存在。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在不同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各不相同。社会规范、社会信任能够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而社会网络、社会声望却能够显著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反映出某一维度的社会资本能加剧农户多维贫困，而另一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缓解作用，各维度社会资本相互作用导致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随机性，因此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的研究不能忽视它们的结构异质性。但社会资本总存量能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这一结论与社会资本代理变量估计结果一致，通过了严格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针对上述结论，在多维贫困方面，未来政府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应从多维角度精准识别贫困户基本情况，建立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并把多维贫困测度结果作为政府决策参考的依据之一。在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缓解的异质性意味着，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精英农户获得大量互帮、互助及互信的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本存量较低、家庭劳动者人数较少的一般农户难以获得足够社会资源，这导致农村扶贫过程中存在明显“精英俘获”现象，这加剧农户间的资产和收入差距，强化了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因此，应着力培育农户不同维度社会资本，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这对我国打赢扶贫攻坚战略、优化农户生计结构的转型和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第一，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对于精准脱贫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该充分考虑社会资本这种非正规承担网络的作用。乡镇政府可以组织农户之间形成互帮小组，构建和谐的社区环境，加强农户之间交流、学习及互利，积极培育农户社会资本。此外，也可以利用农户之间的社会资本，动态精准瞄准、精准识别及精准监测农户多维贫困情况，阻断农户致贫返贫的风险，充分利用农户社会资本的同时防止扶贫资源被非贫困户侵占。第二，政府应该通过社会资本作用，建立农户之间普遍信任的网络关系，积极培育农户生计能力，优化配置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强化其“农转非”生计活动，促进农户生计结构转型，防止农户再次陷入贫困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