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店

作者：柯鲁克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8-06-09  浏览次数： 13357次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不同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社会史，讲述的是普通民众的事，并且是由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讲述的。《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追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店的村民们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村庄，协助八路军展开斗争；并讲述了后来他们又如何着手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使土地回到耕者手中。将问题讲得最中肯的是那些有阶级觉悟，敢于同侵略者作斗争，带头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的贫农和雇农们。这一部分贫农和雇农分得了土地，掌了权，后来被称为“新中农”。他们的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一批人，因生性胆小或无助，未敢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仍然很贫困。

作者简介

大卫·柯鲁克，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英国旅作战。1940年在中国成都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硕士伊莎白相识相爱。随后二人在伦敦结婚，伊莎白加入英国共产党。1947年，柯鲁克夫妇由英国共产党介绍回到中国，对中共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夫妻俩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深入生活，采访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写成了极有社会学价值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与《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被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指定为学生必读书。1948年，应中共方面邀请，柯鲁克夫妇留在中国帮助培养外语人才，成为参加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最早的外籍教师。

目录

中文版前言

1982年中文版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到达十里店

第二章 工作队来到十里店

第三章 发动尚未翻身的农民

第四章 党员的自我批评

第五章 串连贫雇农

第六章 寨上划阶级

第七章 选举贫农团发起人

第八章 宗派主义

第九章 寨上评议党员

第十章 群众评议党员

第十一章 组织贫农团

第十二章 建立贫农团

从《十里店》看华北解放区妇女的社会生产及参政议政

马雪敏

【摘　要】本文以柯鲁克夫妇的纪实著作《十里店》[1]为史料依据，透过工作队在十里店进行的土地改革复查、整党和民主运动，解读华北在土改复查前后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参政议政的情况。

【关键词】十里店；妇女；社会生产；参政议政

学界对妇女的研究是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但这些研究成果仅是对妇女生活的略述或是停留在对妇女婚姻的研究上[2]。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妇女的研究最初只是集中于“精英”妇女[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大量引进以及社会史的兴起为妇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此时许多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普通妇女[4]。随着妇女史研究的发展，集体化时期的女性劳动也开始出现在大量学术著作中[5]。《十里店》以人类学的方法对华北乡村底层妇女的社会生产和参政议政或直接或间接的记录为我们保留了解放时期这一课题珍贵的资料。为我们研究较早时期的农村普通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和参政议政提供了可能。

一、妇女参加社会生产

传统社会，妇女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相夫教子、贤妻良母。家庭生活中，更是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这一点在十里店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在十里店召开群众评议党员大会时，一位妇女也放不下自己手中的针线活，“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拿起一把锥子，另一只手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为了发动妇女参加到土地改革复查中来，工作队开始组建妇女委员会，在会议上“妇女一边开会，一边把棉纱绕在纱框上”。在书的第223页下面附了一张照片，很清楚地看到有六架纱框，有些妇女正忙着绕棉纱，还有的妇女怀中抱着小孩来开会。在工作队员吴舫和妇女们的对话中也能得以体现：“‘过去，你们组织了一些小组，是不是？这些小组是干什么的呢？’‘纺纱织布，做后勤工作’，原组长们回答。‘除了这些，你们还干了什么？’‘除了这些，什么也没干。’‘问题就在这里。’”[6]在成立妇女委员会时，人们讨论的不是谁更有经验，更有能力来领导妇女参政，而是谁能从繁重的家务中抽出时间。如一个妇女说到：“我不知道我那四个孩子该怎么办，两个大的老打架，两个小的也不安静。我离家一会儿就得出事，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五十岁的妇女靳棠子说：‘我儿子真不知道怎样喂那头驴好，我得自己照料。’沈新爱、区干部王承启的媳妇，要照顾她两岁的女儿。她说：‘我那当家的大部分时间在区里指挥部工作，他母亲又需要照顾，我一点时间也抽不出来。’一直静静地坐在炕后往线轴上绕线的一个年轻妇女说：‘如果我丈夫从地里回来看到饭还没做好，他就会发火。这可是我的难处。’”[7]

十里店的妇女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生儿育女，照顾家中的老人，洗衣做饭，纺纱纳鞋等针线活上。她们似乎很少有机会走出家门从事农业或者其他行业的社会生产。

二、妇女参政议政

与十里店的妇女被繁重家务捆绑无法参加社会生产相对应的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制约着她们的参政议政。

在十里店，没有一个妇女被选进村人民代表大会或新的政府。随着贫农团、农会的建立，很多妇女被发动加入到这些组织中来。“但是，这些妇女之所以当选，并不是由于她们的政治活动能力，而是因为她们具有温良、顺从和勤俭的传统美德。其次这些男人投票选出这些妇女以后，就把她们忘了。在委员会任职的妇女，常常无人通知她们开会。甚至不会注意到她们的缺席。这些妇女对这种疏忽非但不加抱怨，反而乐于有空闲的时间料理家务。这些温顺的家庭妇女们深信，在公众活动中无所事事是一种美德。”[8]在组织贫农团的会议上“尽管有几个妇女来开会，但很少发言。有一个妇女一开头就宣称：‘像我这样的妇道人家，做不了啥，也坏不了事。’寨上唯一的女发起人陈翠子同意她的态度：‘你们男人想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女人家不大懂这些事。’”[9]同时繁重家务压在妇女们的身上，使她们不能脱身参加政治活动。“如沈新爱、区干部王承启的媳妇，要照顾她两岁的女儿。她丈夫大部分时间在区里指挥部工作，母亲又需要照顾，她一点时间也抽不出来。一直静静地坐在炕后往线轴上绕线的一个年轻妇女说：‘如果我丈夫从地里回来看到饭还没做好，他就会发火。这可是我的难处。’”[10]更有生养子女的重担，“寨上的那个组围着陈翠子坐着，她正给孩子喂奶。她作为贫农团委员会的女委员，将同农会委员会的三个女委员一起，担任新的妇女部的工作。但她解释说，她不准备参加这样的活动了，因为她又怀孕了。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参加一个妇女组织的领导工作。”[11]家务事成了中心话题，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谁能抽得出时间，而不是谁有能力参与工作。

十里店的妇女在参政议政上显然因各种繁琐的家务劳动而无法专心于村里的政治活动，这不仅影响了妇女们在村政治活动中的地位，而且也制约了妇女们参加社会生产，进而影响了妇女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

三、阻碍因素

在十里店，妇女几乎不参加社会生产，也没有参政议政的思想意识，她们整日忙于家务劳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总结起来主要有传统思想观念束缚、男性的优越感、妇女自身的不自信三方面。

传统思想观念使社会认同女性应生儿育女，孝敬公婆，负责家务，遵守妇道。反之，就会受到家庭、社会的谴责。在十里店正是如此：“在十里店有名的模范儿媳妇资荻子家召开了妇女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遗憾的是，只要婆婆在场，一个模范儿媳妇总是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资荻子的婆婆正在开会的屋子里的炕上一个劲地纺线，荻子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尽管她是农会委员，又是农会妇女部的委员。她从一间屋到另一间屋来回走动，忙着做家务。所以，她不但没有为会议作出贡献，甚至还不大了解这次开会讨论什么问题。”[12]

男性具有很强的优越感。男性在家庭经济、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女性在生活、政治上依附于男性。一个妇女抱怨说：“男人们甚至连什么时候开会，在什么地方开会，准备讨论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叫我们怎么能积极参加呢？”“即便政治上最进步的男人们，也还没有克服他们对妇女的优越感。正因如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漠视妇女应另外组成贫农团的建议；正因为是如此，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打断妇女们的发言；也正因为如此，使选举妇女参加各种委员会成为一种形式。”[13]

妇女自身也存在问题。她们的思想同男人一样还没有从封建思想中挣脱出来，她们只是一味恪守着所谓的妇道，无论是参加社会生产还是参政议政积极性都不高，对自身不自信，这些都制约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她们思想上的解放。“‘她们就是不愿意开会，就这么回事，’陈翠子说，‘你得叫她们五六次’。”“王翠娣说：‘难就难在这些新当选的妇女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出主要问题。她们被各种各样的小事缠住了。当然，这不完全是她们的过错。她们没有机会像我们当初在妇女会成立时那样，去参加专门的训练班。所以她们只好依靠男人，附和他们。而男人们并不了解妇女们的特殊问题。’”即使有些人具有这个能力，她们为了遵守妇道，勤勤恳恳完成家务劳动而不愿意从家庭中走出来，例如王翠娣说：“我们妇女里头那些知道主要问题的人，仍然不愿意站出来工作。”[14]

总结

以小窥大，十里店是华北解放区的一个缩影，透过十里店可以看出华北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妇女在种种阻力之下并没有广泛深入地参加社会生产，她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没有显著改变，因此也使她们走上政治舞台显得步履维艰。

参考文献：

[1]柯鲁克夫妇的纪实著作《十里店》，生动地记录了1948年2月到5月在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所在地武安县九区之一的十里店的土地改革复查、整党和民主运动全过程。

[2]如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被认为是中国妇女史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妇女史的入手著作；陈顾远《中国婚姻史》。

[3]高彦颐的《闺塾师》、曼素恩的《缀珍录》等。

[4]如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系列丛书，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

[5]如金一虹的《“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高小贤的《“银花赛”：1950年代农村妇女与性别分工》、郭于华的《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等。

[6][7][8][9][10][11][12][13][14]柯鲁克.十里店.北京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