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外内地化进程中的边陲社会——以明清时期的王子庄为个案

作者：张连银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6-08  浏览次数： 4171次

【摘　要】明清时期的王子庄并不是同一区域，但均处在嘉峪关外农牧交错地带。王子庄地域空间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嘉峪关外内迁诸族内地化的过程。明代嘉峪关外的内地化进程在西域局势变动的影响下进程缓慢。清代以来，在王朝大一统背景下，边陲内地化不断向西推进，嘉峪关外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民族结构、边地观念、行政区划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具备了内地州县特征。

【关键词】嘉峪关；王子庄；州同；明清时期

近年来有关边陲社会、农牧交错地带社会历史变迁的研究颇受学者重视。明清之际，长城沿线边疆内地化进程的个案研究成为研究的重点。（1）河西走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明末清初以来，内地化趋势尤为显著。本文从社会史视角对同样处于长城沿线河西走廊西端的王子庄地域社会内地化进程加以实证分析，以展示河西走廊农牧交错地带边陲社会历史的独特变迁轨迹。

一、王子庄的地理位置

地处边陲的王子庄，处于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汇地带。明永乐十二年（1414），陈诚出使西域，出嘉峪关西行约400里，经“回回墓”、骟马城、赤斤、魁里（苦峪），“平明起，向西北行，道旁有达达帐房，约行五十里，有古城垣，地名王子庄”。（2）“王子庄”作为地名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根据陈诚的描述，王子庄在嘉峪关以西，具体说是在魁里西北50里，王子庄应该是前代所建。嘉靖《陕西通志》所载《西域土地人物略》有两处提到王子庄的地理位置：“（西阿丹城）迆北为王子庄，树西北有河，河外为哈剌灰。”“嘉峪关西八十里为大草滩……树（三棵树）西三十里为赤斤城，即我皇明所设苦峪卫处也。东有河，城中有三墩，迤北五十里为王子庄。”（1）在杨一清奏疏中亦有：“大草滩、骟马城、柴城相离嘉峪关不远，王子庄则在苦峪之西，离边稍远。大约皆赤斤蒙古卫番族住牧之地。”（2）此后，《西域土地人物略》被嘉靖《陕西通志》、《边政考》、《陕西行都司志》、《肃镇华夷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秦边纪略》等边政志书相继收录。但此土地纪略，由于传久失真，舛错严重，“地名多与今异，方向、里数尤不足据”，（3）再加上明人对关西地理的认识有限，导致这些边政志书对关西地理的描述不一。嘉靖《陕西通志》、《边政考》两部成书年代很近的志书中关于王子庄位置的记述相同：“赤金西百五十里为苦峪城，即我皇明所设苦峪卫处也。东有河，城中有三墩，迤北五十里为王子庄。”（4）此后，关于王子庄位置的描述出现两种说法。《肃镇华夷志》载：“赤斤西一百七十里至苦峪，即苦峪卫。自此抵哈密三道：一道从苦峪中而西，四十里至王子庄。”（5）“按弘治前，里至与今少异……中道自关西二十里至大草滩……赤斤西二百里至苦峪城，东有河，城中有三墩。苦峪西一百二十里至王子庄，城小而坚。”（6）《肃镇华夷志·西域疆里》被清初刘斯枢完全辑录在其所著《程赋统会》中。（7）《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收录的《西域土地人物略》，对王子庄地理位置的描述与《陕西通志》、《边政考》一致。（8）《秦边纪略》除收录《西域土地人物略》外，关于王子庄的地理位置的描述与《肃镇华夷志》相同，《秦边纪略》载：“嘉峪关西一百四十里赤金城，又西二百里苦峪城，又一百二十里王子庄。”（9）成书于康熙中叶的《读史方舆纪要》载：“王子庄在沙州东，正德十年吐鲁番由此内犯。”（10）上述边政志书对赤金城、苦峪城、王子庄的相对位置描述不一，但王子庄在嘉峪关以西无疑。

明人对王子庄地理位置描述的不一致亦反映在明代地图中。在《蒙古山水地图》中，王子庄位于苦峪城以西、阿丹城以东。（1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及《陕西四镇图说》版《西域图略》中，苦峪城位于阿丹城东北，王子庄位于苦峪城北面。（12）《边政考》所绘地图中，王子庄位于赤斤城以西，苦峪城西北，沙州城北面，卜隆吉东南。（1）林梅村根据《西域土地人物略》中的描述，明代王子庄的位置被标示在今天嘉峪关以西的三道沟，“王子庄在城西北二十五公里处”。（2）

清代中期，地方志书等文献中记载的王子庄却在肃州以北。《肃州新志》载：“其酒泉迄北，王子庄、威虏城等处，皆汉朝北部都尉所治也。”（3）“王子庄旧址，在威虏城之西十余里，相传北凉沮渠蒙逊王子牧犍住于此。”（4）“按旧志载王子庄墩堡在肃州城东北一百一十里……系北凉王子牧犍住庄。”（5）“王子庄堡，在州北一百里，初察罕巴勒子莽格和尔耕牧之地，后与诸番族互相攻杀，遗众流散，其地遂墟。”（6）《肃州新志》亦载：金塔寺堡“正西至王子庄堡四十五里。”（7）可见，清代王子庄不仅位于肃州北部，且王子庄、王子庄墩堡、王子庄堡名称通用。肃州城、威虏城、金塔寺堡是清人确定王子庄的参照物。威虏城的确切位置在《肃镇华夷志》中记述不一，“肃州东北一百三十里威虏卫是也。后城。嘉靖二十七年重修，安插西番驻牧。今废”。（8）“威虏城，即威虏卫也。……肃州城北一百二十里，西番总牙族类在此行牧，今废”。（9）以威虏城为参照物，王子庄在威虏城西，威虏城“在州城境外迤北一百三十里，北凉时为王子牧犍孽畜之所，稍西有王子庄”。（10）王子庄旧址“在威虏旧城之西十余里。相传北凉沮渠蒙逊王子牧犍住此”。（11）确定王子庄位置的另一参照物是金塔寺堡，但金塔寺堡与王子庄距离有“三十里”、“四十里”、“四十五里”三种说法。“金塔寺堡……西至下古城境外王子庄三十里”。（12）乾隆二十七年（1763）八月，上谕道：“渉查该州分驻王子庄州同距金塔寺仅三十里，威鲁堡约七里最为附近。”（13）《甘肃通志稿》亦载：“王子庄堡在县西三十里”，“王子庄堡在城西四十里”。（14）《肃州新志》载：“（金塔寺堡）正西至王子庄四十五里。”（15）“王子庄墩堡在肃州城东北一百一十里……离金四十五里。”（16）不仅王子庄与金塔堡的距离不一，清人的说法亦相互矛盾，根据乾隆皇帝的上谕判断，王子庄州同署不在威虏堡，但《肃州新志》却记载：王子庄分州城“向在王子庄威虏堡，本威虏卫旧城”。（1）王子庄州同署“旧在威虏城内之噶里戈什”，（2）“噶里戈什”显系“革力哥失”之谐音，嘉靖二十八年（1549），革力哥失被安插在八里墩堡，“又有八里墩堡，亦去城一百一十里，原日安插头目可洛纵，先年伊与兄革力哥失同处居住”。（3）八里墩有可能就是噶里戈什堡。乾隆二十七年（1763）以前，州同衙门的驻地很可能在八里墩，八里墩堡被误为王子庄墩堡或许与王子庄墩堡的满个虎力遗众归附八里墩堡的革力哥失有关。由于诸多墩堡荒废，无法考证，清代逐渐以王子庄来指代这一区域。雍正八年（1730），设立州同后，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王子庄州同和威虏卫管辖的范围是一致的。乾隆二十七年（1763），州同驻地迁到州城东北金塔寺堡，仍称：“肃州州同驻王子庄，治在州东一百里，专司水利。”（4）显然，王子庄已转变成为这一行政区域的称呼。

此后，地方志书在追溯这一区域历史沿革时，采用清人记述，将不同时期的王子庄与明代的威虏城当作同一个地方。编修于民国十五年（1926）的《重修金塔县志》道：“查王子庄开创于汉时北部都尉。北凉时为沮渠蒙逊王子牧犍住庄，后名曰威鲁城，初设卫，寻废。”（5）民国三十年（1941）《金塔县采访录》载：“北凉为沮渠蒙逊王子犍住庄，故名王子庄，后改为威鲁堡……明初置威虏卫。永乐三年裁，威虏卫归并酒泉。”（6）受此影响，当地学者亦认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王子庄修葺后，改名为威鲁堡，明代的威虏城和清代的威鲁堡是两个不同城堡。（7）这一说法缺乏直接的证据，现有关于这一区域的历史文献中从来没有王子庄改名为威虏堡的记述，《秦边纪略》载：“威鲁城，在肃州东北，金塔寺北……明置威虏卫。”（8）《肃州新志》亦载：王子庄分州城“向在王子庄威虏堡，本威虏卫旧城”。（9）“威虏堡在县北六十里”。（10）县治“金塔寺古城，在卫东北六十里，今为堡”。（11）“金塔西北路：十五里察黑包墩，又二十五里威虏堡”。（12）清代威虏堡距肃州的距离约为120里，这与明代肃州卫距威虏城的里程是一致的。可见，清代的威鲁堡、威虏堡和明代威虏城是同一城堡，位于金塔寺堡北面。正因为如此，大将军岳钟琪在奏折中将威虏堡与王子庄并称：“查金塔寺营所属之威虏堡，既已迁住回民，而附近之王子庄、东坝等处又有招垦民户。”（1）乾隆年间《重修肃州新志》地图中，王子庄和威虏城都标示在地图上，威虏堡在王子庄西北。（2）如果王子庄改名为威虏堡，地图上应该标示的是威鲁堡或者王子庄，不可能将二者标注在不同区域。

二、边墙之外——“华夷”交错地带的王子庄

洪武年间，明王朝在肃州卫北边设置威虏卫。威虏卫设置后曾两度废弃，“（洪武）三十二年，以威虏卫官军补（山丹卫）前所”。（3）永乐元年（1409）八月，“复甘州前后卫、威虏卫、镇夷千户所”。（4）可见，威虏卫第一次遭裁撤的时间应该在建文元年（1399）以前。永乐三年（1411），威虏卫再度被裁撤后并入肃州卫。（5）嘉峪关以西的哈剌灰、畏兀儿及川边、王子庄、赤金、苦峪、柴城儿、骟马城、大草滩等处诸部族，“俱是我哈密、蒙古、罕东等卫属番，皆属肃州卫带管”，（6）“皆分领于指挥、千户，而听命于西番都督者”。（7）明初，明王朝国力强盛，关西战事稀少。王子庄属羁縻卫下的指挥、千户管领，“王子庄”很少出现在官方文书中。随着明王朝国力下降，关西诸卫屡遭到日益强盛的吐鲁番攻掠，在苦峪、王子庄、骟马城、大草滩等处地方驻牧的赤斤蒙古首当其冲，“王子庄”才频现于成化、弘治、正德朝边臣的奏疏中。正德九年（1514）、十年（1515），王子庄尚遭到写亦虎仙、火者他只丁、马黑木攻掠。正德十一年（1516），屡遭掳掠的川边、王子庄、赤斤、苦峪等处部族内迁，暂被安置在肃州迤北威虏、金塔及沿边上、下古城等地方。（8）嘉靖五年（1526），内迁诸部的安置问题在明王朝内部引起争论，明王朝内部在内迁诸部族安置区域上并无分歧，争论的焦点是临时驻牧还是永久安置。巡抚陈九畴、兵部尚书金献民主张将哈剌灰、畏兀儿人安插肃州东关厢居住，川边、王子庄、赤金、苦峪、柴城儿、骟马城、大草滩等处部落安插肃州境外威虏城。杨一清无视西域政局变动下诸部内迁的事实，以兴复哈密作为解决内迁诸部问题的前提，因循原有的临时安置措施，得到嘉靖皇帝的支持，“以臣愚计请毋事纷更，待哈密复立之日方可议此，上以为然”。（9）最终，“合无将前项川边、王子庄等处番夷，令其照旧于金塔寺地方住牧”。（10）嘉靖七年（1528），内附的雅尔穆呐被安置于威虏旧城及天仓墩、毛目城、白墩子等地。由于未筑城堡，散居驻牧无法给内迁诸部提供安定的环境，内附诸部相互攻掠，引起当地民众恐慌。嘉靖二十八年（1549），在巡抚都御史杨博的主持下，威虏、金塔寺古城被修葺，并添筑7座城堡、12座墩台，重新安置东迁诸部。此次安置的东迁部落共7支，帐房706顶，4490口，亦分别以他们在这之前的驻牧地“瓜州”、“赤斤”、“柴城儿”“苦峪”、“川边”、“沙州”称之。曾生活在王子庄一带的苦术之部众察黑包族、川哥儿族亦在安插之列。“若王子庄则住哈峪儿亦都督也，子曰喃上儿，乃今川哥儿之祖。”（1）川哥儿族“亦赤金、王子庄苦术之部落也”。（2）察黑包族“亦苦术之部属，分住川边”。（3）王子庄，“头目川哥儿等部落男妇八十九名口”。（4）安插的原则是“令各如所拟地认住”。（5）“川边族，头目察黑包等部落……安插王子庄墩堡。”（6）察黑包等部居住的墩堡即被称为王子庄墩堡，居住地附近的墩亦如是被称为王子庄墩，“王子庄墩，去城一百里”。（7）王子庄墩堡安置的实际上是察黑包之子满个虎力，“王子庄墩堡，城北一百里。先番族头目察黑包子满个虎力耕牧，因相互攻杀，遗众顺哥力哥失”。（8）“《都司志》又有王子庄堡，在堡（下古城堡）北界。”（9）《都司志》指嘉靖二十八年（1549）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间包节所著的《陕西行都司志》。《陕西行都司志》中出现王子庄堡的记载是符合当时的状况的，更能佐证王子庄堡确实命名于这一时期。万历年间，王子庄（墩）堡亦被明人称为“王子庄”，《肃镇华夷志》载：“金塔寺堡……西至下古城境外王子庄三十里。”（10）

诸部内迁肃州近边后，其社会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内迁的川边、王子庄、苦峪、赤斤等众“亦善耕牧”。（11）迁入州的畏兀儿、哈喇灰部众“惟事畜牧，不善耕作”。（12）明朝边臣把耕牛、农具、种子散发给内迁的哈剌灰、畏兀儿部众。“初给种米五百石，后或百石，诸夷亦颇安之，及是其酋癿吉孛剌、合剌灰、畏兀儿等以房屋、地土不足居种，奏请拨给。”（13）嘉靖十三年（1534），“以肃州卫钵和寺境外间地一十六顷有奇，给寄住哈密卫都督癿吉孛剌等部落耕种”。（14）明朝边臣“筑修威虏城以安属夷，置买农器，散给以资其食，不许肃散乱往返，以严夷夏之防”。（15）但内迁诸部并没有如明朝边臣所愿，定居在威鲁堡等7城堡，定居20余年后，安置于威虏城等处的各部又陆续回迁至肃州周边，“后因威虏北边各夷安插日久，又至肃州金塔地方住牧……遂使移入内地，散处城东大路草滩，与当时安插至意大异”。（1）当时主持安置事宜的杨博对此颇为不解：“臣博往年巡抚之时，已题奉钦依移住境外金塔寺等处，至今二十余年，不知何故，又容其入内分住？”（2）明朝不得不再次安置散住肃州周边诸部。受汉族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安置肃州附近的诸部最终成为农耕生产者，有些甚至融入汉族。万历年间，癿吉孛剌等部落农牧兼营，“好耕牧”，“食则足于田亩，衣则足于孳畜”。（3）肃州边臣“又令夷童亦诵儒书，而夷俗少变”。（4）清代，散居肃州的内迁诸部被统称为“黄番”、“黑番”，“黄番”八族原来临肃州城各坝居住，与当地土著民众一样种地当差，个别无地“黄番”或充伍食粮，或与民佣工，或牧放为生。而“黑番”居住在南山一带，与土著居民杂居，一部分在平地种地纳粮，也有在山里开垦荒地者，更有畜牧为生者。内迁部族已经融入了当地社会，“迄今，本朝德化涵濡，渐摩愈久，并多篪毡裘而袭冠带，俗同编户，与内地人民一体纳粮当差，以供赋役”。（5）

诸部内附以后，嘉峪关以西重新沦为西喇郭勒蒙古部人游牧地，这一带的地名逐渐被称为“达里图（达儿兔）”、“西吉木”。“嘉靖以后，哈密部人散居赤斤等处，服属于吐鲁番。明季及国初为哈密别邑，名曰达里图、西吉木，而漠北及青海蒙古亦杂处焉。”（6）“达里图（达儿兔）”、“西吉木”同“赤斤”、“布隆吉”均系蒙古语。“苦峪者，夷言达里图。”（7）明末，嘉峪关以西的王子庄城及肃州北部的王子庄（墩）堡都遭废弃。随着时间的流逝，嘉峪关以西的王子庄逐渐消失在当地人的记忆中。清初，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前代王子庄城的位置，修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肃镇志》既没有引述明人对王子庄、王子庄堡的记载，也缺少对清代人对王子庄现状的描述。此后，只有《读史方舆纪要》、《秦边纪略》、《通鉴纲目三编》仅引述明人旧说。康熙五十四年（1715），张寅押送军粮，过“回回墓”、鄯马城、柳沟等地，却唯独没有提及处于交通要道上的王子庄。（8）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廷同额鲁特贝子阿喇卜坦就西吉木等三处划界后，“于达里图置靖逆厅，于西吉木设赤金卫，乾隆中并改为玉门县治靖逆城”。（9）“西吉木”、“达里图”等地名在清代的文献中短暂出现后，即被“靖逆厅”、“赤金卫”、“玉门县”替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后，关外变为通衢，清人关于嘉峪关以西地理的著述增多，嘉峪关以西的王子庄完全没有出现在清人的著述中。常均所著《敦煌随笔》记载“回回墓”、骟马城、赤金治所，但却没有提及关西的古城垣王子庄。清末，陶保廉云：“无名氏《秦边纪略》卷六，嘉峪关至哈密地名，问之缠回，绝无知者。”（1）清人只能把王子庄堡误认为王子庄旧址。

从明代王子庄城、堡的地理位置、命名及明代嘉隆万时期王子庄、王子庄墩堡共存，王子庄墩堡被称为王子庄，清代王子庄、王子庄堡名称通用判断，清代的王子庄系明嘉靖年间新建的王子庄墩堡。北凉时期，嘉峪关周边均属北凉的领域，系农牧交错地带，沮渠牧犍准确的驻牧地无考。如王子庄确因沮渠牧犍驻牧而得名，沮渠牧犍驻牧的地点应该是嘉峪关以西的故城垣王子庄城，而不是明代新筑的王子庄墩堡。

三、边陲内地化——州同署地王子庄

明中叶以前，农牧兼营是嘉峪关外的社会经济结构。陈诚曾在嘉峪关以西的赤斤、卜隆吉等地，看到有夷人种田处。（2）从诸部内迁到清初，嘉峪关西、肃州北部沦为蒙古游牧草场，千里沃壤，“鞠为茂草，无复田畴井里之遗”。（3）清初，“出关而外，则皆昔之赤斤蒙古地，今皆西夷据牧之”。（4）康熙五十四年（1715），张寅押送军粮，过“回回墓”、鄯马城，“二十七日，五十里至柳沟，群夷就牧，羊牛成群”。（5）“威虏城在北六十里，今西部额尔克科尔罗住牧”。（6）

康熙中叶以来，清廷大规模在关外屯田。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廷招徕官民在肃州与布隆吉尔毗连迤北的西吉木、达里图、金塔寺等处垦种。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同额鲁特贝子阿喇卜坦就西吉木、达里图等3处进行了划界，“现于交错耕种处立界，令不得逾越”。（7）划定界地带动了边陲地区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关西以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开始变动。康熙五十八年（1719），肃州卫守备曹锡钺开垦金塔堡田地“九顷八十亩”。（8）雍正四年（1726），毛凤仪开垦王子庄东、西两坝。同年，吐鲁番维吾尔托克托、吗穆忒等内迁金塔寺，威鲁堡安插吐鲁番回人250户，承种熟地15360余亩。（9）随着垦田规模不断扩大，雍正七年（1729），岳钟琪奏请肃州设立直隶州，王子庄设立州同。“各省设立分防佐贰，原因地方辽远，州县耳目难周，特驻专员，用资巡察。”（10）“查金塔寺营所属之威虏堡，既已迁住回民，而附近之王子庄、东坝等处又有招垦民户。凡伊等受田屯种，全资水利。旧时虽有河渠一道，已为民户所有，且水势微细，民户灌溉之外，回民田庄不能霑足。兼之汉回共用，将来恐启争占之渐。臣于雍正四年前赴沙州，已值吐鲁番回民移驻内地之时，臣即来便将威虏堡等处地利情形逐一确查，见水利农所必需，因行令肃州通判毛凤仪等，趋筑堡盖房鸠工之便，相度讨来河水势，另开新渠二道，长四五十里不等，现在四百余顷之田灌溉有余。令户民、回民各管一渠，分定界址，以杜混淆，计共需银二千六百余两……惟是威虏等处去肃一百数十里地方，官稽辖颇遥。臣思意应设肃州州同一员分驻威虏堡，既可化晦弹压，兼令专司水利，似于地方有益。”（1）

雍正八年（1730），设王子庄州同一员，衙署地名噶里戈什。州同驻威鲁堡与解决水利争端有关，并无其他职责。“查该州同前于分驻王子庄案内，止议令化导回民专司水利，并无管理地方之责。”（2）州同“迩时并无印玺，用者其文曰：驻扎威鲁堡化导回民专司水利王子庄州同关防”。（3）雍正十年（1732），王子庄出现在了清廷的粮价奏报折中，凸显王子庄屯田在西路清军补给中日益重要。随着屯田规模不断扩大，水资源紧张日益凸显。雍正十年（1732），清廷计划将吐鲁番维吾尔人安插在王子庄，但“肃州之王子庄水泉甚少，可垦之地不敷回民耕种”。（4）

乾隆二十年（1755），新疆底定，安西、肃州一带在地理位置上已属内地，对于清王朝遥控新疆，战略位置颇为重要。肃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推动了王子庄周边的垦荒活动。“昔为沿边屏障，今成腹内要冲。生聚既繁，田畴宜辟。”（5）官方通过免除赋役等经济手段鼓励垦荒。垦荒活动引起了王子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的巨变，“而其功最大而利最久者，莫如开垦王子庄地，招民居种，浚渠引水，以数百年龙荒沙漠之区，一旦而化为鸡犬桑麻之境，平畴弥望，烟火相错，上裕国赋，下育黎元”。（6）乾隆二十一年（1756），威鲁堡开垦新地12000余亩。（7）乾隆二十六年（1761）、二十七年（1762），“查肃州金塔寺等处，近垦荒地一万七千余亩”。（8）乾隆二十七年（1762），州同驻地移驻南移金塔寺土城。州同驻地迁移，一方面是与威鲁堡维吾尔人回迁吐鲁番有关；另一方面，随着移民增多，屯田规模扩大，当地移民社会呈现复杂化，其中，水资源不足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水井遍布王子庄周边的村庄、州同署地。宣统元年（1909）统计，王子庄只有1443户，5807人，尚有水井53口，7宇龙王庙，州同城内有水井12口，附城有井4口。（9）王子庄的许多村庄的名称，例如东坝四分、东坝三分、东坝上三分、西头坝、西坝二分等，显然与建立水利制度分配水资源有关。王子庄周边水资源稀少，引发纠纷是不争的事实。“年年均水起喧嚣，荷如云人语繁，细刻分阴冕，一滴俱关养命源”（10）是王子庄水资源紧缺的真实写照，分配水资源仍属州同的职责。乾隆二十九年（1764），金塔民众与肃州民众因引水灌田引起争讼，“前分州张会同前肃州徐判令金塔得水七分，茹公渠得水三分立案为例”。（1）除分管水利外，州同职责扩大，乾隆二十七年（1762），金塔寺、威鲁堡等处各类已升科、未升科的地5600余亩，金塔寺户口坝等9坝原额正粮850余石，先后“俱请交与王子庄州同督率垦种，并收放粮石”。（2）“今回民俱已迁徙，自应仿照各州县分驻佐贰之例，将附近王子庄各村庄之斗殴、赌博、户婚、田土与一切违禁之事，俱责成该州同就近办理，分别详报。其命盗重案仍听该州审理”。（3）“州佐贰为州同、州判……所管或粮、或捕、或水利”。（4）上述均属州同职责。除征收田赋外，当商、山陕商人在当地从事商业活动。王子庄有包括德顺铺在内的当商7户。（5）当地有山陕会馆，“关帝庙，旧名山陕会馆，在城内东街”。（6）王子庄州同征收当税、畜税、畜契税分别为340两、81.024两、6.747两。（7）从《清实录》、《王子庄州同赋役全书》中关于豁除额赋、升科的记载来看，乾隆中叶以来，王子庄小规模的垦地活动一直在继续。清末，王子庄的各类地亩数量约为124700余亩，“应征仓斗正粮一千三百一十八石一斗二升八合”。（8）从王子庄的土地规模、商业活动、征税种类、数量来看，王子庄已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社会。

王子庄经济的发展要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要求同时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凡设官分治，必有城垣以资捍卫，学校以资教育，又必有祠宇以肃人心而神感化，盖所在皆然也。”（9）乾隆二十七年（1762），王子庄州同移驻金塔城，土城周围190丈。乾隆五十年（1785），州同彭以懋按照规制扩充金塔旧有土城堡为金塔城。同治五年（1866），知州李元嘉、州同刘季挹为应对“回民事变”，对旧有城墙加筑。光绪元年（1875），州同郝遇龙增修南北城楼2座，又筑北城外月城一道，城门、瓮城皆以砖石砌成。（10）王子庄州同署移驻金塔城后，衙署借寓民房。乾隆三十年（1765），州同姚墟请拨银2100两建县署，获准未建。乾隆三十九年（1774），州同瑚公修建衙署头门、大堂、仪门。乾隆五十五年（1790），州同谭乃熊扩建州同衙署：“五十五年，予莅兹任，见街署窄小，从宅门到头门仅五丈，固详准上宪借得养廉三百两，于是以银一百余两赀添杨、张、李等五家地基，鸠工庀材修盖头门仪门大堂、二堂、书房、内宅、衙役房、群房、迎宾馆、土地祠共八十余间，历百七十余日而工竣，共费一千八百余金，旋奉部驳，估变噶里戈什旧署砖瓦木料，饬解银二百一十二两零。二项并解费共用银二百六十余两……今日新署柱梁皆属大木，椽檐皆构松株，房上屋脊则用兽头简瓦花砖，壁则灰饰丹粉，地则墁砖镶石，外固垣墉，内启门窗，照壁前峙，辕栅旁列，掘井栽树，安挂匾联。”（1）

从衙署的规制来看，王子庄州同的衙署颇具规模。光绪四年（1878），署州同郝遇龙重修破败的衙署，“先将头门、仪门、照墙、甬道设法重修。所需木瓦、砖石、灰料、工匠各费官自给发，不动公，不扰民财，次第完整”。（2）除此之外，常平仓、义仓等州县必备的基础设施亦被兴建。在前代兴建的基础上，一大批与当地居民生活信仰密切相关的祠宇被不断兴建。王子庄州同境内共有所建坛庙、寺观共28所。（3）文庙、关帝庙、城隍庙、文昌宫、魁星阁、马王庙等祠宇庙坛与内地一致，九莲寺、总圣宫、孔雀寺、毛公祠等颇具地方特色。宣统元年（1909），城内尚有文武衙署4所，高等小学堂1所，庙宇6所，魁星楼一座，劝学所一处，巡警局一所，井13口。（4）城市的建构具备了内地州县的特征。一些地方崇祀活动被纳入国家崇祀的范围。光绪十年（1884），“以神灵显应，颁甘肃肃州金塔堡关帝庙扁额曰灵武冠世，城隍庙扁额曰镇慰黎元，并加封号曰灵感龙神庙，扁额曰应节合义，并加封号曰沛泽”。（5）

明代成化以前，肃镇“虽富庶胜前，而文教未兴”。经过官员不断推行文教，“而夷俗为之稍变……盖经转移化导之后，虽伏处边鄙天末，亦属几与内郡同风矣”。（6）乾隆以来，文教事业越过边墙。乾隆五十年（1785），王子庄州同彭以懋创建柳堤书院。同治五年（1866）被焚毁后，同治十二年（1873），州同郝玉龙会同本地岁贡生陈豫讷移建于金塔城内东北隅，改为金泉书院。书院内文昌宫、文庙俱全。义学、社学次第繁兴，“自乾嘉以迄同光，所设义学不下数十处之多”。（7）僻处边外的金塔“异时，士气蒸蒸日上，与中原文士并驾争驱”。（8）“金虽僻陋，颇饶文风，关于每届试院，几分肃学之半，其掇巍科、登贤书者，代不乏人”。（9）光绪三十二年（1906），州同杨泰遇在堂金塔堡内开办王子庄分州高等小学，教习正副2员，学生20名，初级小学堂7座，教习各一名。（10）

明初，附近的威虏卫、威远卫皆汉人居住。从明代中期到清初，大量寄住民族迁入，这一区域成为民族迁徙流动的中转点，民族结构在民族不断迁徙融合中改变。州同驻地金塔寺堡“先年属威虏，汉人居住……后因威虏归并肃州，因以安插西番日羔剌等”。（11）“计所安置番帐七百余所，部落男妇三千四百余人”。（12）内迁部众不断迁徙融合，“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发展变化，迁入肃州的哈密卫三大部众，士、农、工、商各业兼而有之，已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1）清初内地化进程加速后，内地民众不断西迁金塔，“本县户口在明末清初时，拓民开荒，迁自晋陕及镇番、高台等处”。（2）康熙五十七年（1718），来自山西、陕甘的35户移民即被安插在金塔寺地方。（3）镇番民众迁至金塔县“垦地务农”。（4）雍正四年（1726），吐鲁番维吾尔人托克托、吗穆忒等内迁于此。维吾尔人回迁后，“此地遂空。因分金塔所属各汉民二百四十余户移此住种，百余年来，休养生息，田肥美，民殷富，户口三千余众”。（5）回民事变中，金塔人口丧亡，此后，王子庄的人口保持在5800到7500人之间。民族成分皆属汉民。（6）就社会结构而言，“编户皆迁自他邑，惟知务耕稼、牵车服贾为治生计”。（7）士、农、工、商各业兼而有之，同内地无异。

明代“河西孤悬境外，肃镇尤为极边”。（8）肃州卫墩堡相列，驻军众多。明清嬗代，长城沿线的防务弱化，边关要塞的地位不断下降，“今蒙汉一家，羌戎服化，新疆外包，此为腹里，从前隘防斥堠，似无所用”。（9）王子庄周边大量具有军事防卫性质的墩堡转变为村堡。在设立州同之前，王子庄堡、威虏卫、威虏城的地理位置比较模糊。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王子庄州同的设立，王子庄成为这一区域的代称，界域逐渐清晰。王子庄边界、幅员等行政区划的一切要素都已经具备，完成了内地化的进程。民国二年（1913），王子庄州同正名为金塔县。

边陲内地化的进程在清代不断向西拓展。康熙五十七年（1718）到雍正五年（1727），清廷在明代羁縻卫所的旧址上设立了具有一定的军事组织性质的行政建制“关西五卫”。不断移民、屯田，关西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民族成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乾隆二十五年（1760），“关西五卫”地方改为渊泉、玉门、敦煌三县，设安西府管辖。（10）关西在行政体制上完成了内地化。

四、结论

明、清两代的王子庄并不在同一地域，但皆在边墙之外农牧交错地带、中西交通的交汇点上，军事地位突出。在明蒙关系、西域政治格局变动的双重影响下，明代关西的内地化进程不断反复。王子庄名称、地域空间的变换与关西诸卫，尤其是赤斤蒙古苦术部的内迁关系密切。明代的王子庄不过是“华夷”交汇之地的代名词。

清初，清王朝对西北边陲的经营，为河西走廊的变迁提供了契机和动力。在西北边陲内地化进程中，河西走廊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业已不复存在，嘉峪关周边的军事地位不断下降。关西的民族结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行政区划、边地观念发生了转变，完成了边陲内地化的进程。

沮渠牧犍驻牧王子庄的传说在明代关外诸族内迁的大背景下显得毫无意义，由于“关限华夷”，这个传说也不可能出现在明代的边政志书中。清代，沮渠牧犍的驻牧地被认为在嘉峪关北，王子庄堡被描述为沮渠牧犍驻牧地，这是关外地理概念发生变迁的反映。地理概念变迁的背后是这一区域农牧文化的相互交替扩张与收缩的巨大变化。蒙元时期，这一区域是察哈台后王出伯家族的游牧领地，明末清初，这一区域再次沦为蒙古游牧地。清代以来，在边陲内地化进程中，河西走廊农牧交错地带的行政边界得到了确立，但农牧文化在河西走廊的冲突并没有因此停止，宜农宜牧的环境成为特定条件下双方冲突争夺的焦点。王子庄的传说恰好盛行于清代内地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可能与驻牧额济纳的土尔扈特蒙古对这一区域的声索有关，而当地学者对一区域历史沿革的错误追溯是渴望内地化心态的反映。

注释：

1参见张萍：《边疆内地化背景下地域经济整合与社会变迁——清代陕北长城内外的个案考察》，《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张俊峰：《从边陲到内地——地方化进程中的边陲社会》，《史林》2012年第1期。

2（明）陈诚撰、周连宽校注：《西域行程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页。

3（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附录2《嘉靖〈陕西通志〉所载〈西域土地人物略〉》，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0页。

4（明）杨一清：《杨一清集》卷18《为处置属番以安边徼以杜后患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80页。

5岑仲勉：《从嘉峪关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纪程》，《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版1962年版，第675页。

6（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附录2《嘉靖〈陕西通志〉所载〈西域土地人物略〉》，第310页。

7（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1《沿革·西域疆里》，第59页。

8（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1《沿革·西域疆里》，第58页。

9参见（清）刘斯枢：《程赋统会》卷18《西域疆里》，清康熙刻本，第199页。

10参见（明）顾炎武：《顾炎武全集》第17册《天下郡国利病书·西域土地人物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91页。

11（清）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6《嘉峪关至哈密路程》，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6页。

1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4，清稿本，第2216页。

13参见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从扇马城到阿丹城》，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14参见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西域土地人物图》、《西域图略之一》，第54、64、60页。

15参见（明）张雨：《边政考》卷8《西域诸国》，中华文史丛书第14册，第41、401页。

16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从嘉峪关到哈密撒里畏兀儿部落地图》，第118、125页。

17（清）黄文炜撰：《重修肃州新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州县志辑》第48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18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地理·古迹》，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3页。

19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名胜·村堡》，第191页。

20（清）穆彰阿等纂：《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78《肃州》，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本。

21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名胜·村堡》，第189页。

22（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2《古迹》，第160页。

23（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3《堡寨》，第176页。

24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地理·古迹》，第121页。

25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地理·古迹》，第123页。

26（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1《图说·金塔寺堡图说》，第21页。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乾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7-949页。

28（民国）刘郁芬修：《甘肃通志稿》，《建置志·建置一·县市》、《建置志·建置五·关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7辑，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269、396页。

29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名胜·村堡》，第189页。

30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名胜·村堡》，第191页。

31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金塔分州城》，第130页。

32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衙署》，第133页。

33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名胜·村堡》，第191页。

34（清）升允、长庚修，安维峻纂：《甘肃新通志》卷5《舆地·疆域》，《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辑第23卷，第444页。

35（民国）赵仁卿：（民国）《金塔县志》卷1《舆地·沿革》，金塔县人民政府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2页。

36《金塔县采访录》，金塔县政府1941年编印，甘肃省图书馆藏，第7-8页。

37参见梁世林、陶玉乐：《金塔文物志》第3章《田野文物·城址》，《金塔文物志》编委会2009年印行，第87页。

38（清）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4《肃州卫·肃州近疆》，第254页。

39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金塔分州城》，第130页。

40（民国）刘郁芬修：《甘肃通志稿》，《建置志·建置五·关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7辑，第396页。

41（民国）刘郁芬修：《甘肃通志稿》，《舆地十五·古迹》，《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7辑，第239页。

42（清）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卷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44参见（清）黄文炜撰：《重修肃州新志》，《河西总叙·新志全图》，《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州县志辑》第48辑，第123页。

45《万历甘镇志》之《地理志·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州县志辑》第44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46《明太宗实录》卷22，永乐元年八月庚午。

47参见《明太宗实录》卷40，永乐三年三月甲辰。

48（明）杨一清：《杨一清集》卷17《提督类·为捉获奸细构引大势回贼犯边夺取地方等事》，第648页。

49（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4《属夷内附略》，第274页。

50参见（明）张雨：《边政考西》卷9《西羌族口》，中华文史丛书第14册，第629页。

51《明世宗实录》卷62，嘉靖五年三月丙申。

52（明）杨一清：《杨一清集》卷18《为处置属番以安边徼以杜后患事》，第680页。

53（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4《属夷内附省略》，第276页。

54（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4《族类》，第285页。

55（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4《族类》，第286页。

56（明）张雨：《边政考》卷9《西羌族口》，中华文史丛书第14册，第629页。

57（明）孔方昭：《全边纪略》卷5《甘肃略》，崇祯刻本，第170页。

58（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1《沿革·内地住牧番夷》，第58页。

59（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3《烽堠》，第187页。

60（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3《堡寨》，第176页。

61（清）许容等纂修：《甘肃通志》卷11《关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5页。

62（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1《图说·金塔寺堡图说》，第21页。

63（明）杨一清：《杨一清集》卷18《为处置属番以安边徼以杜后患事》，第677页。

64（清）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4《肃州卫·肃州北边》，第239页。

65《明世宗肃实录》卷81，嘉靖六年十月辛亥。

66《明世宗肃实录》卷164，嘉靖十三年六月己亥。

67（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4《风俗·熟达族》，第283页。

68（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4《族类·熟达族》，第284页。

69（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277《杨襄毅公奏疏五》，明崇祯平露堂刻本，第2581页。

70（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4《属夷内附·货利》，第293页。

71（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2《风俗》，第99页。

72（清）黄文炜撰：《重修肃州新志》，《属夷》，《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州县志辑》，第276、279页。

73（清）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卷5，第335页。

74（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卷3《哈喇淖尔水系》，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7页。

75参见（清）张寅：《西征纪略》，李竞主编：《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58-59页。

76（清）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83《舆地考十六·甘肃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334页。

77（清）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卷5，第376页。

78参见（明）陈诚撰、周连宽校注：《西域行程记》，第38页。

79（清）黄文炜撰：《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户口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州县志辑》第48辑，第394页。

80（清）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4《肃州卫》，第226页。

81（清）张寅：《西征纪略》，《丝绸之路资料汇钞》，第58-59页。

82（清）许容等纂修：《甘肃通志》卷11《关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5页。

83（清）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79《户部·屯田·西路屯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6816页。

84（民国）赵仁卿等：《金塔县志》卷1《舆地·沿革》，金塔县人民政府1957年翻印，第3页。

85参见（清）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79《户部·屯田·西路屯田》，第6819页。

86《清宣宗实录》卷22，道光元年八月癸卯。

8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册，第109页。

8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第947-949页。

89（民国）赵仁卿等：《金塔县志》卷1《舆地·沿革》，第3页。

90《清世宗实录》卷126，雍正十年十二月庚午。

91《清高宗实录》卷633，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己巳。

92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文学·毛公墓志铭》，第477页。

93参见《清高宗实录》卷661，乾隆二十七年五月辛亥。

94《清高宗实录》卷661，乾隆二十七年五月。

95参见（清）张秉倬编：《肃州王子庄州同地理调查表》，甘肃省图书馆藏，第1-3页。

96（民国）赵仁卿等：《金塔县志》卷10《金石·金塔八景诗·谷雨后五日分水即事》，第83页。

97（民国）赵仁卿等：《金塔县志》卷3《建设·水利》，第26页。

98《朱批奏折·陕甘总督》（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十一日），档号：04-01-35-0017-0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9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乾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第947-949页。

100《（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4《吏部》，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14页。

101参见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文艺·修理义学文昌宫总记》，第517页。

102佚名：《金塔县采访录》卷4《设置类》，甘肃省图书馆藏1941年，第20页。

103参见升允、长庚修，安维峻纂：《甘肃新通志》卷《建置志·厘税》，《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4卷，第76页。

104《清光绪年二十二省财政说明书·甘肃卷》第二册四编上《征收惯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年版，第279页。

105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文艺·修理义学文昌宫总记》，第517页。

106参见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营建·城郭》，第129页。

107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创建金塔厅衙门碑记》，第512页。

108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衙署》，第133页。

109参见佚名：《金塔县各项调查表》，甘肃省图书馆藏，第17页。

110参见（清）张秉倬编：《肃州王子庄州同地理调查表》，第1-3页。

111《清德宗实录》卷178，光绪十年二月癸亥。

112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风俗》，第115页。

113佚名：《金塔县采访录》卷6《教育·学制》，第27页。

114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修理义学文昌宫总记》，第517页。

115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创修金泉书院碑序》，第530页。

116参见（清）升允、长庚修，安维峻纂：《甘肃新通志》卷38《学校志·学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4卷，第302页。

117（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3《堡寨》，第176页。

118（明）孔方昭：《全边纪略》卷5《甘肃略》，第170页。

119参见施新荣：《明代及清初哈密卫部众演进考述》，《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20参见佚名：《金塔县采访录》卷4《设置类》，第12-13页。

12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戊子。

122（民国）赵仁卿等：《金塔县志》卷2《人文·移徙》，第20页。

123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村堡》，第190页。

124参见《清光绪年二十二省财政说明书·甘肃卷》第一册初编下《甘肃厅州县风俗调查表》，第185页。

125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文艺·修理义学文昌宫总记》，第517页。

126（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卷2《军制》，第117页。

127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军政·隘防》，第208页。

128参见《清高宗实录》卷622，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