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与重建——以丹江口水库移民S村为例

作者：卢义桦 陈绍军 李晓明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06-08  浏览次数： 3857次

【摘　要】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因居住空间强制性位移而发生断裂与重建。对丹江口水库移民S村的个案考察，发现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未能完全从迁出地“脱嵌”，也未能实现在迁出地的完全“嵌入”，呈现出“半脱嵌”与“半嵌入”的实践样态；其生成因由包括因空间隔离而产生的社会交往的“两地化”、因社会隔离而产生的社会交往的“标签化”以及因自我隔离而产生的社会交往的“内卷化”等三个层面。这样的实践样态及生成逻辑体现了一种“关系贫困”，即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处于一种低层次水平，关系资本的存量较低，移民无法从中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致使其自身缺乏改变贫困的社会行动能力。

【关键词】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关系贫困

 

一、问题的提出

基于大量的非自愿移民安置研究，迈克尔·塞尼（Michael Cernea）指出，非自愿移民过程会带来失去土地、失业、失去家园、边缘化、不断增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食物没有保障、失去享有公共的权益、社会组织解体等8大贫困风险[1]1-28。作为非自愿移民的一种类型，水库移民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贫困风险，其扶贫工作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移民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移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原因，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水库移民尚未脱贫，已脱贫解困的水库移民距离小康还有一段距离。以河南省为例，2016年全省有6.2万余名水库贫困移民，涉及105个县（市、区）、691个乡镇、3 270个村。水库贫困移民的基数较大，作为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一环，水库移民的脱贫工作任务艰巨繁重。根据河南省出台的《关于切实做好水库贫困移民脱贫攻坚工作的实施意见》，河南省的目标是在2018年实现全省6.2万水库贫困移民全部脱贫，全省203万水库移民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农民平均收入水平；2019年，稳定实现水库贫困移民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收入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水库贫困移民的全面脱贫是水库移民在精准扶贫战略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是确保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

水库移民的贫困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侧重点对水库移民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进了水库贫困移民的扶贫工作。当前，水库移民的贫困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的成因[2-3]、贫困的特征[4]、贫困的类型[5]、贫困的维度[6]、贫困的风险认知[7]、反贫困策略[8-9]等诸多方面，以及近几年来兴起的以水库移民“精准扶贫”为议题的相关研究[10-11]。显然，水库移民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透过不同的研究取向可以观察到不同的面向。爬梳既有研究文献发现，当前的研究依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对于水库贫困移民的研究多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从作为生活者的水库贫困移民自身视角为出发点的研究较少；其次，规范研究多而经验研究少，尤其缺少社会学“解剖麻雀式”的微观个案研究的解释和支撑；最后，大多数的研究以水库贫困移民的正式支持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于非正式支持尤其是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水库贫困移民的脱贫作用研究较少，这也是在水库移民扶贫实践中常常会被忽略的地方。社会关系网络是指由社会成员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总和[12]，它是水库贫困移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是满足其物质和精神需求的重要社会资源。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研究水库移民的贫困问题将为水库移民的反贫困提供新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地了解水库贫困移民的生活状况，为水库移民的“精准扶贫”提供决策依据。基于上述研究的局限性，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对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变迁进行考察，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首先，考察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践样态，发现其存在与迁出地的“半脱嵌”关系和与迁入地的“半嵌入”关系；其次，从空间、身份和自我等三个维度阐释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样态的生成逻辑；最后，基于上述考察认为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处于“关系贫困”的状态。

本研究以丹江口水库工程移民村S村为研究个案，经验资料来源于对S村水库贫困移民的田野调查。2010年6月，S村从河南省N市X县丹江口水库库区整村搬迁至300多公里外的P市B县境内。S村的安置房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配套、统一分配”的原则，户型为砖混结构的二层院落式楼房，建筑面积为185平方米，在实际分配房屋时采取抓阄原则。搬迁前S村绝大多数村民以农业种植为主要收来源，搬迁后人均分到1.19亩土地，大多数村民以600元/亩每年的价格将自己分配到的承包田流转出去。S村共有288户1 200多人，劳动力500多人，其中200多人长期在外务工，300多人在本地企业就业打工，人均收入约2万元/年。2017年，S村在精准扶贫绩效考核后仍有26户建档立卡的贫困移民，贫困移民的主要生计来源是农业种植、国家补助以及零散打工。

二、“半脱嵌”与“半嵌入”：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践样态

水库移民打破了搬迁人口原有的社会系统，需要在安置区重建社会系统[13]，而社会系统的重建是一个从“脱嵌”（disembedding）到“嵌入”（embeddedness）的漫长实践过程[14]。作为移民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关系网络是移民个体能够借此获得各种社会帮助和支持的关系结构，是正式制度的补充形式，对维系个人日常生活起到重要作用。相较于非贫困水库移民，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脆弱和易于受到冲击，在社会环境急剧变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困境。从地域视角来看，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两地特征”，即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未能完全从迁出地“脱嵌”，亦未能实现在迁出地的完全“嵌入”，呈现出“半脱嵌”（semidisembedding）于迁出地和“半嵌入”（semi-embeddedness）于迁入地的实践样态。

（一）“半脱嵌”：未能全部随迁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搬迁之前，水库贫困移民在迁出地有着相对完整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等，他们能从中获得所需要的劳务支持、物质支持、精神支持、经济支持等诸多方面的支持。虽然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较小，社会支持力度有限，但是他们仍能从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稳定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以及所需要的帮助。迁出地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他们有着深厚的情感，对亲戚朋友有着较强的依赖心理，在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能够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然而，水库建设打破了水库贫困移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迫使他们从原来的社会关联中脱离出来，致使其社会关系网络部分“断裂”，呈现出一种“半脱嵌”样态。

一方面，S村水库贫困移民搬迁至B县后，他们在迁出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未完全“断裂”，他们仍然与部分关系紧密的亲朋好友保持联系。

“虽然搬到新地方了，但是之前老家的亲戚朋友关系还在啊，该联系的还得联系，不可能一下子就断了关系。但是一些关系一般的朋友，基本上就断了联系了，因为大家不住在一起了，本来关系就淡，现在距离这么远，没必要联系了。”（S-03-SD）

从SD的话语中可知，他仍然与原居住地的关系紧密的朋友保持联系，并未因搬迁而主动放弃之前的“强关系”，但是选择性地放弃了原本就交往比较少的“弱关系”。搬迁至新居住地后，水库贫困移民在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弱关系”发生“断裂”而“强关系”在“断裂中延续”的特征。虽然水库贫困移民与迁出地的部分社会关系得以保持，但由于迁出地与迁入地空间距离的阻碍，其所保持的社会关系并未能随迁至迁入地[15]。

另一方面，由于S村采取后靠安置的方式，以整村搬迁的形式从X县迁移至B县境内，所以水库贫困移民在本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得以延续。但由于S村居住空间格局的变化，水库移民在本村的地缘关系也历经打破并重建的过程。换言之，水库移民贫困群体在本村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因居住空间重组发生了变迁，并未能完全“移植”搬迁前的地缘关系网络。

“我们是抓阄分房的，谁抓到就是谁的，所以之前的邻居都变了，我和现在的邻居不太熟悉，之前虽然一个村的脸熟，但是不怎么熟悉。刚搬过来时不太适应，现在好多了。虽然村里的关系还在，但是毕竟不是房前屋后的关系了，与之前邻居联系也少了。”（S-02-SYS）

正如SYS所言，她搬迁至新居后，居住空间格局的变化使其邻里关系发生了变化，地缘关系网络结构发生变动，在社会交往层面表现为“与之前邻居联系也少了”。概言之，S村水库贫困移民以居住地为基点的村级地缘关系网络因搬迁而重组，与搬迁前相比呈现出“半脱嵌”特征。

（二）“半嵌入”：未能完全重建的社会关系网络

水库移民的特殊性和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使其在搬迁安置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社会风险[16]。水库移民的搬迁安置往往是一个“突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水库移民的居住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在迁入地“生活世界”重构必然历经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而这个过程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在大量、连续不断的生活事件和生活经历中逐渐完成[17]。水库移民与迁入地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有助于他们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而水库移民通过社会交往而实现社会关系网络重构是一项对其社会适应有着巨大影响的重要内容。不同类型的水库移民群体呈现出不同的社会适应状态，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水库移民社会适应性较强，他们通过开拓生计空间、扩展职业网络等多种方式基本实现了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展现出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实现了较高程度的社会融合。

然而，对于水库贫困移民而言，他们的社会资本存量较低，社会交往能力较弱，与迁入地周边居民交往较少。相较于非贫困水库移民，他们更难以获得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难以完全“嵌入”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一种“半嵌入”状态，无法融入杜赞奇所言的“权力的文化网络”[18]53-56。正如ZFM所言：

“平时也和其他村的村民没什么来往，我们穷人一般不大喜欢和其他人来往，来到这里社会交往比老家那边少了不少，外村的人也认得几个，但肯定不如之前啊，也不如本村的熟悉啊，慢慢的来吧，需要时间。”（S-09-ZFM）

ZFM虽然与其他村村民有交往，但毕竟作为“外来户”的他与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较少，彼此缺乏信任感，虽然搬迁来几年时间了，但仍处于适应期，暂时还未能实现社会关系网络完整意义上的重构。在移民扶贫工作中，由于对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工作重视不够，其在迁入地面临社会资本薄弱和社会支持缺乏的困境，这样的情况容易导致“次生贫困”[19]。可以说，对于水库贫困移民而言，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和质量都难以达到一般水平，缺乏社会支持所带来的资源和资本，不利于其生计空间再造和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

三、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样态的生成逻辑

水库贫困移民的搬迁与安置过程亦是其社会关系网络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首先，居住空间的强制迁移导致了水库贫困移民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在物理空间层面的“有机切割”，其社会交往呈现出“两地化”特征；其次，因作为“外来者”的水库贫困移民的身份特质以及迁入地当地居民的接纳问题，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通过社会交往形成社会信任，社会关系网络难以完全重构；最后，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封闭，他们对与自己情况相似的“自我群体”认同度高，而与异质性较强的“他者群体”交往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

（一）空间隔离：社会交往的“两地化”

从空间社会学视角来看，水库移民安置活动是一场国家视角下的空间生产过程，物理空间的强制性变迁带来的是移民居住空间重构，引发了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深刻变化。换言之，居住空间生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关系生产的过程。水库贫困移民原本相对稳定的居住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被打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空间重组和社会关系的再造。从地域视角来看，水库贫困移民从迁出地搬迁至迁入地后，其原有的在迁出地的社会关系部分延续，呈现出“两地化”特征，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交往需要往返于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质言之，居住空间的重组使得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出现二元割裂的特征，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被分割为迁出地和迁入地两个社会关系网络。

“现在一年回去两次吧，回去看看亲戚朋友，人情往来还是要有的，该还的还是要还，人不能忘了‘根’，红白喜事人得到，距离远了也得回去。虽然平时不见面，但是感情还在，聊聊天解解闷也挺好的。”（S-11-WXS）

从WXS话语中可知，虽然移民导致他远离家乡，但是每年还是要回到老家两次，特别是遇到重要场合时必须“身体在场”，要还人情，而“‘不可欠人情’几乎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格言或教训”[20]27。中国是一个讲人情面子的社会，关系是一种资源，“情义”是无价的[21]。对水库贫困移民来说，一方面，他们需要维持迁出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以保留其原有的社会资本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从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情感慰藉和心理安全感。虽然现居住地距离迁出地较远，水库贫困移民与迁出地亲朋好友社会交往的频次减少，但是迁出地的社会关系仍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迁出地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水库贫困移民社会记忆和浓浓乡愁的情感载体，是水库贫困移民生活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两地化”增加了水库贫困移民社会交往成本，主要表现为人情往来费用的急剧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贫困风险。

“以前红白喜事都是100元，现在要分情况，双重标准，老家那边的红白喜事至少是500元，在这边还是100元。主要是因为老家里的人看到我们住洋房了，国家还发钱，认为我们有钱了，比他们过得好，所以礼金多了。但是在这边我们大家彼此还是100元。”（S-12-SQZ）

从SQZ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她的社会交往成本在提高，而这也是绝大多数水库贫困移民的现态。对于S村的贫困移民而言，他们人情往来支出有所增加，因为他们在迁出地村民的眼中是依靠国家政策而致富的“富裕者”，从而出现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双重标准。对于水库贫困移民而言，与迁出地社会关系网络的“半脱嵌”不利于他们拓展在迁入地社会关系网络，因为贫困移民用于社会交往的资本原本就较为紧张，与迁出地维持社会交往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本，这导致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投入到新的社会交往中。

（二）社会隔离：社会交往的“标签化”

水库移民安置地区政府和居民对移民的接纳程度，是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最重要因素[22]。对于迁出地本地居民和水库移民而言，他们是彼此的“陌生人”，即齐尔格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的“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之中，而我们也是陌生人”[23]。作为从其他地方迁移至此的水库移民，移民身份带有一种先赋性特征，这种身份特质对水库贫困移民与迁入地居民的日常社会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制约其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重要因素。

“周边村的村民不太欢迎我们，特别是对我们贫困户，在他们看来我们抢占了他们的资源，而且国家给我们盖的安置房比他们的住房好很多，他们有种嫉妒心理吧，不愿意和我们交往，本地的小商贩卖给我们的东西也贵，因为听口音我们不是本地人。我们外地人与本地人确实存在隔阂。而且小偷也盯上我们了，经常丢东西。”（S-16-SBQ）

SBQ从本地人的视角来看“镜中我”，认为水库移民侵占了迁入地本地居民的公共资源，而且作为“陌生人”进入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容易受到诸如交易价格偏高等方面的不公正待遇，使得水库移民的社会交往面临着困境。

与非贫困水库移民相比，水库贫困移民因社会资本的弱势而不具有社会交往的优势，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遭到迁入地居民的“集体排斥”，处于一种社会隔离的状态。水库贫困移民往往被贴上“贫穷、自私、没文化、没能力”的标签，使得他们在与迁入地居民交往时处于“弱势境遇”，难以与当地人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不利于他们与当地人重新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并获取信息资源。一言以蔽之，迁入地本地居民对水库贫困移民社会事实上的排斥，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水库贫困移民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难度，形成了一种“社会性孤立”，难以真正“嵌入”本地的“大”社会关系网络，“半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由此而产生。而且，移民常常被当地人“污名化”，使移民文化难以与本土文化平等而频繁的交流，导致了迁入地居民与移民交往的主动性不强，也造成了移民心理上的焦虑、隔离感和被剥夺感，迟滞了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步伐[24]。

（三）自我隔离：社会交往的“内卷化”

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封闭，社会交往的范围比较固定，交往的人群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使他们拥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当因居住空间转移而引起社会关系网络“断裂”时，水库贫困移民本能地选择抗拒迎接新变化，他们不愿意做出改变。一方面，水库贫困移民自我身份认同为贫困群体，社会地位较低，被标签为一种弱势性存在，甚至还出现身份“污名化”，这导致其社会交往预期下降，社会交往范围自动收缩，他们更加倾向于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相对一致的人群进行交往，出现了社会交往“自我隔离”的情形。正如SDJ所言：

“像我们穷人，不大愿意与其他人交往，他们都势利眼，瞧不起我们，还是和自己的人打交道舒服。大家都差不多，交流起来有话聊，多自在。”（S-17-SDJ）

水库贫困移民在社会交往中的“自我隔离”导致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流动性较差。搬迁后，他们对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充满了怀念，并尽力维持着已经部分“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不愿意主动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社会关系网络的“半脱嵌”和“半嵌入”状态。

另一方面，无论是维持之前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是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都需要投入精力和财力，而水库贫困移民投入社会交往的资本有限，往往“心有余而来不足”，这引发了其社会交往的紧张。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水库贫困移民维持与迁出地的社会关系需要花费比搬迁前更多的费用，如红白喜事的彩礼钱由100元上涨到500元，每年的人情往来费用对水库贫困移民来说是一笔不菲的开支，由此增加的费用不仅加大了他们的生活压力，也造成了他们的精神焦虑。而此长彼消的是他们在现居地住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投入费用并不是很多，从而阻碍了他们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造成了他们在新居住地获取信息和资源能力的下降。质言之，虽然水库贫困移民投入社会交往的成本不断提高，但其社会关系网络并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延展，呈现出社会交往“内卷化”趋势，即投入社会交往成本的边际效益递减。

四、“关系贫困”：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视角的解释

社会是由每个具体的个人所组成，而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56。与西方“团体社会”“契约社会”不同，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熟人社会”，“差序格局”是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特点[26]23-29。社会关系是理解社会现象的重要基础，经济行动是“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27]1-31。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关系及血缘、亲缘的强调使得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对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28]。社会关系网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本，是个体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这种网络动员和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它人们可以减少达成目的的成本[29]。行动者和社会交往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一方面，行动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通过社会交往重新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行动者的社会交往又会受到网络的制约[30]。同时，作为一种非正式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是制度性资本的“拾漏补缺”，而不是替代[31]。社会关系网络的范围越广，异质性越强，人们越有可能获取所需的社会资源，从而使社会关系网络行动主体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减少由于“结构洞”（structural hole）所带来的资源劣势。换言之，社会关系网络成员之间的交流可以减少因信息不完全而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利用个体的社会关系及其信任可以替代契约，减少其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使他们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保障，利于提高经济绩效，实现自身的发展。

对于水库移民而言，搬迁安置活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新居住地邻里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以及安置社区的整体环境条件对水库移民社会交往产生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其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规模和质量。从社会交换理论来看，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越多，其社会交往的机会就越多，在社会交换中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回报。然而，水库贫困移民是弱势群体，自身缺乏用于社会交换或者承担风险的资源，在社会交往中处于不利位置，必然会导致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同质性较高，范围较为狭窄，质量较低。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非贫困水库移民比较脆弱，并因强制性的居住空间位移而发生变迁，使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交往出现“两地化”“标签化”以及“内卷化”趋向，从而产生了社会关系网络“半脱嵌”于迁出地和“半嵌入”于迁入地的实践样态，这也进一步降低了其在迁入地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利于水库贫困移民家庭资源禀赋存量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甚至加剧了水库贫困移民的贫困状态，使其贫困脆弱性趋势愈发明显。在这一不可逆转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没有得到维持和提高，反而因之出现关系资本下降的趋势，他们无法像以前一样通过私人关系网络获得社会支持，社会资本呈现出弱化趋势，阻碍了他们的向上流动。同时，水库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分化了社区资源，扩大了贫富差距，加速了网格结构的异化，加大了水库贫困移民因社会关系网络的“弱质”而引发的贫困脆弱性。一言以蔽之，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来看，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弱质”特征诱发了水库贫困移民的“次生贫困”，是其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因由。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水库贫困移民处于一种“关系贫困”状态，影响了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谓“关系贫困”，是指由于社会环境变迁而引起的贫困群体社会关系网络处于一种低层次水平，关系资本的存量较低，贫困群体无法从中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致使其自身缺乏改变贫困的社会行动能力的一种状态，它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一方面，每个人都处于自己与他人由于社会交往而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网络规模的大小、质量高低以及关联的强弱决定了他所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显然，贫困群体均处于劣势状态，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同质性较高、交往对象的层次较低，流动性较差，处于一种相对脆弱的状态，易于受到外部的冲击而破裂，这也使得他们缺乏足够的“外在”社会支持来改变贫困的状态。另一方面，从贫困群体自身来看，他们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严重不足，缺乏改变贫困的社会行动能力。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贫困群体的社会适应性较差，因其“内在”自身行动能力的欠缺，更容易加深贫困脆弱性。而作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贫困群体拥有的较低资源禀赋使其在社会交换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更加限制了其社会行动能力。质言之，正是因为“外在”的社会支持不够和“内在”的社会行动能力不足的双重制约导致了“关系贫困”产生。“关系贫困”使得贫困群体失去了反贫困的能力，无法获取足够的发展资源，社会资源禀赋无法得到提高，进而无法彻底脱离贫困。也正是“关系贫困”在一定程度导致了阿马蒂亚·森所提出的贫困群体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32]85-100。对于水库贫困移民而言，因强制性空间位移而造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性变迁，呈现出一种“关系贫困”的样态。

一方面，从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践样态来看，因水库建设而发生的居住空间重组打破了水库贫困移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尚未完全形成，旧的社会关系网络尚未完全断裂。在该种社会关系网络样态下，水库贫困移民无法获取足够的社会支持，影响了水库贫困移民的生存和发展。水库贫困移民与尚未完全断裂的迁出地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需要更多的社会交往投入，但是该网络为水库贫困移民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却更加有限，出现了社会交往的“内卷化”困境。同时，水库贫困移民在迁入地初步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并非十分牢固，社会信任尚在形成之中，他们也无法从中获取足够的社会支持。而且，社会关系网络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需要不断地投入、维护才能得以继续、加强和创造[33]。显然，水库贫困移民缺少足够的投入来维护并拓展在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无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增强社会行动能力。质言之，水库贫困移民对社会交往的“投入—产出”未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社会关系网络亦未能达到最优化配置，处于一种“关系贫困”状态。

另一方面，水库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实质上是社会关系网络重建和资源的重新整合与分化的过程，对所有的水库移民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相较于非贫困水库移民，水库贫困移民因其自身资源禀赋较低以及社会行动能力较弱，社会适应性较差，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冲击。不同社会阶层的水库移民在从迁出地到迁入地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能获取的资源不尽相同，而这导致了原本就有限的资源变得更加脆弱，出现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mattheweffect），水库移民群体内部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进一步分化了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异化，使得资源向经济收入较高、社会行动能力较强的水库移民集中，他们与经济水平相当、社会地位相同、职业特点相似的本地居民更容易形成一个新的高水平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拥有了更多可以使用的资源。而水库贫困移民由于经济收入较低、社会行动能力较弱以及社会交往的范围较窄，缺少社会资本和接触机会来重新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使得他们与优质社会关系网络渐行渐远，改变贫困现状的难度越来越大。一言以蔽之，社会关系网络变迁而引起的资源再分配的不均衡，使得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愈发贫弱，能够利用的资源愈发匮乏，徘徊于一种低水平状态。

五、结论与讨论

虽然我国在水库移民的反贫困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政府和社会组织为水库贫困移民提供了较多的资源，但水库贫困移民的脆弱性依然突出，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本文从社会关系网络变迁视角重新审视水库移民的贫困问题，通过对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践样态及生成逻辑的考察，发现水库贫困移民处于“关系贫困”的状态。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表现为既未能完全从迁出地随迁亦未能完全在迁入地重建，呈现出“半脱嵌”与“半嵌入”的实践样态，由居住空间强制位移导致的社会交往的“两地化”、与迁入地的本地居民社会隔离导致的社会交往的“标签化”以及水库移民自我角色的封闭导致的社会交往的“内卷化”是其生成逻辑。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来看，水库贫困移民处于一种“关系贫困”的状态，其社会关系网络处于一种低层次水平，关系资本的存量较低，他们无法从中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欠缺改变贫困的社会行动能力。而社会关系网络在反贫困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就是社会关系网络成员彼此间可以互相交换或转借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支持，提高群体决策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

显然，水库贫困移民当前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不能够全然地发挥应有的作用，亟待重建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因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关系网络重建的成功与否是决定水库移民特别是贫困移民在迁入地“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的关键条件之一，优质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水库贫困移民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且，在我国全面脱贫建成小康社会后，“后扶贫时代”即将到来，政府从乡村“扶贫场域”中逐步退场，彼时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水库贫困移民经济和能力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因之，在水库移民“精准扶贫”的工作中，应当特别关注于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培育，运用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应成为补充制度性水库移民反贫困措施中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通过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以及提升贫困群体能力等多种方式让水库贫困移民建立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柔性扶贫”的理念和工作方法促进水库贫困移民的“关系脱贫”[34]，提升其资源禀赋及社会行动能力，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塞尼.移民·重建·发展.水库移民经济研究中心，编译.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

[2]孙良顺.水库移民贫困成因与反贫困策略：基于文献的讨论.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77-83

[3]盛济川，施国庆.水库移民贫困原因的经济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8（12）：43-46

[4]胡静.大型工程非自愿移民的贫困特征分析——基于能力视角的研究.江汉论坛，2010（2）：15-20

[5]杨云彦，徐映梅，胡静，等.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基于南水北调库区移民的研究.管理世界，2008（11）：89-98

[6]石智雷，邹蔚然.库区农户的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3（6）：61-69

[7]杜云素，钟涨宝.水库移民的贫困风险认知及应对策略研究：基于湖北江陵丹江口水库移民的调查.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2（3）：118-120

[8]杨涛.中国水库移民反贫困思考.前沿，2005（8）：196-198

[9]孙中艮，余芳梅.贫困理论视角下水库移民反贫困路径的转变.贵州社会科学，2009（2）：77-81

[10]唐传利.创新水库移民工作精准实施水利扶贫.中国水利，2015（24）：33-34

[11]杨丹丹.农村水库移民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探究——以浙江省T市为例.辽宁农业科学，2016（5）：59-63

[12]张青松.三峡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2000（1）：30-31

[13]施国庆，严登才，孙中艮.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移民社会系统的影响与重建.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36-41

[14]陈绍军，田鹏.“嵌入”：移民社会系统重建的新视角——以江西省W水利枢纽工程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2-30

[15]陈阿江，朱启彬.未能随迁的乡土关系——锦镇搬迁对商贸活动影响的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2-18

[16]陈绍军，程军，史明宇.水库移民社会风险研究现状及前沿问题.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26-30

[17]风笑天.“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社会学研究，2004（5）：19-27

[1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24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19]邢成举.搬迁扶贫与移民生计重塑：陕省证据.改革，2016（11）：65-73

[20]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21]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社会学研究，2004（5）：48-57

[22]风笑天.生活的移植——跨省外迁三峡移民的社会适应.江苏社会科学，2006（3）：78-82

[23]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高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4]刘有安.移民文化适应过程中的&quot；污名化&quot；现象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21-125

[2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7]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8]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5）：22-32

[29]李正彪.一个综述：国外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研究及其在国内企业研究中的运用.经济问题探索，2004（11）：58-61

[30]李伯华，窦银娣，杨振，等.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湖北省长岗村为例的实证研究.农村经济，2011（3）：100-103

[31]司睿.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社科纵横，2005（5）：133-134

[32]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3]罗忆源.农民工流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青年研究，2003（11）：1-3

[34]朱启臻.“柔性扶贫”理念的精准扶贫.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2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