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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作者:韩 丁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8-06-05  浏览次数: 895


内容简介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是“中国人的老朋友”美国人韩丁(William Hinton1966年写的一本书,正如书名副标题“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所显示的,韩丁深入土改第一线,客观记录下了山西省下一个普通村庄——张庄的土改全过程,对“地主到底有没有招惹到我们”这个问题做出了让人信服的回答,并且不回避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暴力、滥用权力、腐败等,但后者并不够成对前者的否定。这一切都使其不仅可信,而且具备相当厚实的思想穿透力,从而赢得了左右两派学者的一致认可,例如曾做过国民党下级军官的史学家黄仁宇就在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里不惜篇幅地讨论和称赞过此书。

 

作者简介

韩丁,原名威廉·辛顿(Willam Hinton),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雷丁镇人。1948年,执教于北方大学的韩丁,以观察员身份随同学校土改工作队首次来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今属长治市郊区东厂镇)亲历半年土改,深入考察,写出了著名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自此,韩丁视张庄为“第二故乡”,常有往来,同张庄人建立了极其深厚的感情。

 

目录

引子

第一部 种下仇恨

第二部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清算之年

第三部 访贫问苦

第四部 谁来教育教育者?

第五部 复查

第六部 彻底的重新估计

第七部 解疙瘩

 

翻身与革命——读韩丁《翻身》

贾 迪

【摘 要】1948年,美国人韩丁实地考察了山西张庄的土地改革,随后写下了纪实作品《翻身》。在该书中,韩丁认为土改使得农民翻身,成为他们支持中共、参加革命的重要原因。但是通过考察全书所记,可以发现农村中充斥的个人主义和土改中的失误,使得农民们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对土改成果并非坚决保卫,对革命的态度也多有游移。事实上,中共的军事胜利更能换得他们的坚定支持。所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农村获得最后的胜利,不仅在于取得了土地改革的成功,还在于他们一直坚持不懈地同农村中的小农意识作斗争。

【关键词】土地改革;革命;韩丁;《翻身》

 

韩丁(William H.Hinton),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1948年于北方大学执教时,以观察员身份随同学校土改工作队来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今属长治市郊区东厂镇),深入考察后写出了著名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翻身》的丰富内容为土改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学界已有不少针对该书的研究成果。如黄道炫在《革命来了——韩丁笔下的红色张庄》中,结合宏观的土改历程,以一名观察者的视角对韩丁的记录进行了细致的考察。[1]席生琴在《从〈翻身〉看张庄的土改变革及其局限性》一文中,总结出张庄土改运动的局限性[2]。还有将韩丁的《翻身》和《深翻》联系起来,考察张庄某一方面历史变迁的研究,如要英民《天主教在一个普通村庄的变迁——以山西张庄为例》[3]和赵飘飘《回归——以山西省张庄变迁为例》[4]等等。此外,有大量有关土改与农村问题的研究对该书也有所参引。既往的研究成果可谓十分丰硕,但以《翻身》为切入点,考察土改与农民支持革命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尚显不足,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浅要论述。

在书中,韩丁对土改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他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无偿地没收了价值二百亿美元的土地,使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绝无和解的可能,把战争的主要目标从保卫解放区转移到全国范围内打倒地主和买办阶级,促使了蒋军大批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推动了中国内地的农民骚乱,鼓舞了国民党后方都市中工人、学生、商人和职员的示威运动”[5]P7)。似乎在韩丁看来,正是中共的土改,使得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民得以翻身,从而参加了革命。但是,翻身和革命之间真的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吗?

一、农民的特点

考察农民翻身与参加革命的动机之间的联系,首先要考察中国农民群体的主要特点。而这一特点,无论是当时的中共领导者还是日后的学者,都有较为准确且精彩的论述。

毛泽东曾经指出过“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红四军,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特点[6]P85-96);也明确指出过“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具有“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6]P183)。

当代学者李金铮在论及土地改革时,将农民的心态特点描述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土地改革一开始时,“大多数农民往往是胆小怯懦、顾虑重重、不敢响应和执行的”;随着中共对农民的“被剥削感和阶级意识”的强化,农民对地主的“复仇心态”则渐渐开始出现;随着土改的深入,“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心态”也开始出现;与此同时,“惧怕冒尖及富裕”也成为农民的普遍心态特点[7]

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如斯考切波,认为中国的农民是“软弱”的,缺少“团结和自治结构”,“相互孤立、彼此竞争”[8]P178-190)。同时,在参加革命时,“农民的目标与先前的农民在起义或暴动中的目标没有什么内在的差异。参与这些革命的农民,并没有转向追求建立希望得到全国性新社会的激进愿望,而且也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有组织的自为的阶级。相反,他们所奋斗的是一些具体的目标——通常都涉及获得更多的土地,或者是摆脱那些索取其剩余产品的特权”[8]P143-144)。

其实,韩丁在书中也曾深刻地分析过中国农民的特点,他认为“农民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有着基本的弱点”,这些弱点主要是“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和“缺乏远大目光”以及“行动上的急性病”[5]P60-61)。针对农民群体中存在的“落后的思想”,共产党的态度是要“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前进”[9]P849)。

 


 

正是以上所述的这些特点,促成了农民在翻身时的一系列表现,也是影响农民革命态度的主要因素。

二、农民与翻身

在韩丁笔下,张庄的农民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得以翻身的。通过上页表1可以看出,张庄的地主和富农在解放前所占土地的数量并不过分,这种比例在韩丁看来也是“幸运”的。尽管如此,张庄的翻身运动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上页表2可以看出1948年的土改指示在张庄的落实情况,村内约92%的人口是基本达到了土改的目的——人均六亩地。所以,从土改运动的整体效果来看,张庄的农民在1948年基本已实现翻身。中共在张庄的翻身运动基本可以视为是成功的。

然而,由于农民本身“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等特点,加之中共对土改过程的把握欠佳,纵观翻身的过程和细节,即可发现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书中提到整党运动后期,县委书记陈书记总结土改中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极端的贫农路线”和“绝对平均主义”[5]P576)。

极端的贫农路线,即“贫农要怎样办就怎样办”[5]P576),其错误主要可归为两个问题:一是违背了土改路线,无论是《五四指示》中的“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以及“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10]P378),还是《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的“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11]P548),这些政策在具体执行时都被极端的贫农路线所湮没。二是土改任务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多数农民不再是贫农,而已成为新中农[5]P576),此时再强调贫农路线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这种极端的贫农路线不仅出现在张庄,在中共内部,从中央到基层,这种思想都在不断蔓延下渗。冶陶会议上,薄一波同志讲到:“我们必须从贫雇农的阶级观点、方法和立场出发。”潞城县陈书记在开会作报告总结时也提出:“谁在村里找不到贫农,谁就没有资格吃饭!”[5]P299-300)这些思想落实在张庄就表现为历次运动中的极端贫农路线,如“在清算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贫农与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中农之间的分裂”,“威胁到这两个阶层合作的基础”;“反奸运动使全体农民的坚固同盟出现了问题,因为被剥夺的汉奸分子中有的是中农”[5]P221-222

绝对的平均主义则会导致干部“用平均主义的观点来衡量自己的工作”,不仅使许多“中农和新中农惶惶不安”[5]P577),还会使得勤劳和懒惰无法分别,不利于农村的长期建设。在张庄,绝对平均主义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降低了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使得翻身的农民在生产时开始犹豫迷茫。“一九四六年春季产生的‘割韭菜’思想,在秋季和冬季迅速地蔓延开来。当多数人尽力创造财富,要使自己同李顺达一样富裕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人却在徘徊犹豫。他们只要能生产出够全家糊口和第二年当种子用的粮食,就不再继续努力了——想要等着看看将来的形势”[5]P250)。而这些错误,张庄整党后期工作队的侯队长也开始有所认识,他说:“我们一再对老乡说,他们仍然穷苦是因为村干部把所有的‘果实’都拿走了。但是,说实在的,他们到底拿走多少?即使把所有的东西都分了,又会有什么不同呢?也仍然无法把剩下的窟窿全部填补起来啊。肯定的说,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将来发展生产加以解决。”[5]P444

所幸中共在这一阶段后期也对于上述问题有所认识,发现“‘左’倾现象不少”,“立即纠正,为害尚不大”[12]P16)。尽管如此,这些问题或多或少还是影响了土改的效果,继而影响农民的心态。

三、农民与革命

中共在基层的土改运动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基本可以视作是成功的,所以就出现了“因土改成功而调动了农民革命积极性”的论断。究竟是否真的如此,还需认真考察农民对待革命的态度。

(一)农民与中共建立的政权

普通农民对待中共在解放区建立的政权的态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的,但这种变化究竟是否与土改的推进程度相连,还需认真考量。

通过探查历史可以发现,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经历土改的农民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的人总是担心会‘变天’,担心共产党、八路军和民兵没有力量保卫他们的胜利,担心国民党会仗着美国的巨大力量卷土重来,恢复旧的生活方式,恢复旧日的压迫。是全力以赴进行斗争呢,还是袖手旁观试探风向呢?”[5]P118)这种观望与斗争的心态,即参加革命与否,可以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国共对抗初期,“许多人都感到畏惧,其中也包括某些共产党人。他们不相信受到战争严重摧残的北方游击区能够在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下继续生存”[5]P116)。在这种认识下,这一阶段农民的观望心态是要多于斗争心态的。于是,在张庄,第一次对汉奸的斗争,场内总是“一片寂静”。当时的组织者积极分子张天明,明确地意识到“没有群众参加,这事一定办不好”[5]P126-127)。此时的土改工作也并不理想,“头几次分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要问题是害怕。许多本应得到财产补偿的人还是不敢接受,尤其不敢要那些贵重、显眼的东西,因为这会成为他们参加斗争的标志”[5]P138)。

农民心态的第一次转变,出现于“处死第五区两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以及更为重要的“前线的胜利”[5]P131)。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第五区完成了“反奸运动”。运动的成绩是“粉碎了国民党和地主豪绅在旧的政治机构和伪人员的基础上组成村政权的企图。在这个过程中,区里有一半的地主和富农受到了打击和惩罚,有的财产被没收了一部分,有的财产都被没收,这样就摧毁了旧制度所赖以生存的相当一部分物质基础”。但由于农民依旧存在的强烈的观望态度,使得运动存在明显的不足,即“没有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积极投入斗争,干部和民兵活动太多,而一般群众参加的太少了”[5]P138-139)。

这种转变的过程在蒋介石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进攻时出现了反复,使得张庄农民此时的反映非常复杂。“有些人感到恐惧,后悔当初不应该参加斗争;而其他人却增强了决心,不论有多少困难,都要争取最后的胜利”[5]P226)。在这种反复中,不仅出现了村主席的妻子跑回从前的地主家里白白当佣人,甚至还有不少暗中送回“果实”的事情发生[5]P233)。这就使村干部和许多贫农积极分子不得不开始对地主进行又一轮的大规模进攻。

由此可见,虽然中共进行的土改帮助农民翻了身,这种政策也确实得到了农民的赞扬与拥护,但军事上的胜败更能直接影响农民对中共建立的各级政权的态度。

(二)农民与党员

农民对于党员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农民党员的入党动机和普通农民对党员的态度两个方面。

农民党员的入党动机最能明确体现出农民支持革命的真正原因。书中,韩丁详细列举出了张庄农民党员入党的动机。如表3可以清楚地看出,28名党员中,真正由于翻身而入党的只有3人;而入党动机明显与“革命”无关的,也有10人之多,也就是说翻身并不是农民入党的最主要动机。这些党员虽然为中共在基层建立牢固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颇多牺牲,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不良作风”,“自私自利和贪污行为”,“流氓行为、道德败坏、搞破鞋”和“忘本”四种[5]P422)。这些问题反过来也影响了普通农民对党员的看法。

 

 

基层党员作为“革命”的代言人,普通农民对其态度也能体现出农民对革命的态度。在张庄的头几次分配中,张庄所在区区长曾劝告村里党员干部不要参加分配,“群众看到干部还没分到一点,就会主动提议”,然而干部们耐心地、无私地等待了很久,也没有等到这样的建议[5]P174-175)。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农民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在作祟,但也可以看出,普通农民对于党员的拥护十分有限。

此时到整党运动前,农民党员身上存在的问题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张庄就出现了“党要党员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翻身,但是这里只有党员才真的翻了身。他们和封建官吏一样当上了官,骑在我们头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5]P378-279)的言论。而整党运动后,党员在村里的威信又大大受损,担架、送信、送公粮的负担全都落在党员身上,他们“从象征性的‘人民的老黄牛’逐渐变成了真正的‘老黄牛’”[5]P609)。甚至于长期与参加工作队的党员韩金明共有一头牛的普通农民去看望这个党员时,也会被村邻问道:“你为什么要帮助韩金明?你还想拍干部的马屁吗?”[5]P450)普通党员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被群众完全孤立看待的。

由此可以发现,农民对于革命的支持,最主要来自于军事的影响,同时眼前随即分得的“果实”或者工作队的耐心说服教育也会起到一定作用。事实上,由于中国农村长期蔓延的小农思想,使得农民对党员的态度、对革命的态度是非常功利的。农民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眼前的利益,并不会注意到对党员工作的长期支持可以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翻身成果。因此可以看出,翻身并不能够成为农民参加革命的最主要动力。

(三)农民与参军

翻身农民积极参军保卫土改果实,是很多人印象中土改对翻身农民参加革命直接作用的体现。然而,细细探查不难发现,农民参军的心态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在《翻身》一书中,总共出现了两次对张庄农民参军的描述。

中共第一次在张庄征兵是在1945年,“十二月下旬,八路军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防御力量,号召人们自愿参军。年轻而觉悟高的民兵队长张江子,领了二十五个青年人去县城报名。有五个人因为体检不合格没有选上,其中包括副村长张贵才,他患有梅毒。其余的二十名参加了八路军”。对于这些新兵,张庄人民的态度则是“出发之前,村里却为他们大摆筵席,还发给每人一些零花钱以示鼓励。他们胸前佩着大红花,在一阵震耳的锣鼓声中出发了。一群小孩兴高采烈地叫喊着,一直跟随他们到了马场”[5]P141)。从第一次征兵来看,无论是参军还是拥军,农民们看起来都是十分积极的,似乎土改确实起到了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的作用。

1947年春季的扩兵运动,在张庄就变成了一场“滑稽剧”。由于两个兄弟已经参军,民兵队长李洪恩对参军存在一定抵触心理,村长劝慰其时表示“别着急,也许还有办法”;同时,另一个干部王雨来“也不愿意送自己儿子去打仗”。如果李洪恩的心情还算可以理解的话,王雨来的想法则超出了合理的范畴。在他的怂恿下,张庄的干部“决定让那些‘酸溜溜’的家伙去滥竽充数”,因为“这些人从一开始就给新班子造成了最大的麻烦”。这种做法给扩兵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最后才“终于又找出了十来个小伙子,他们有的是真正愿意去的,有的是经过说服动员以后才报名的”[5]P267-269)。从时间上看,较此前一次扩兵之时,这一次扩兵的时候农民们获得的土改“果实”更多一些,然而他们对参军的态度,却有非常大的转变,不仅出现了村干部借机报复的滑稽剧,甚至在正式招兵时,也需要不断地“说服动员”。

如果对张庄的两次征兵进行简单的对比,得出的结论则是农民参军的热情是随着土改的深入而递减的。由于张庄仅为经历土改的其中一个村庄,两次征兵也无法构成有力的对比证据,所以这种结论基本是不能成立的。但与此同时,这些现象的出现也否定了土改成功和农民革命之间的关系。

除了直接参军,留守村庄的普通农民支前和交军粮的态度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干部王满喜曾应允为支前服劳役,他却推脱找了贫农老存。而老存也不愿意去,他还挨了王满喜一顿打[5]P256)。虽然对于支前的怠惰可能是个别现象,但作为一名干部与一名党员观念中革命性最强的贫农,王满喜和老存的态度还是具备一定参考价值的。

因张庄遭遇冰雹,当县里降低张庄的应交军粮数时,又在村中引发了诸多矛盾,许多人都想要隐报自己的产量以减少应交数额[5]P699-700)。虽然尽可能的隐瞒产量是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旧习,但也可以看出农民们并没有因为共产党帮助其翻身就能够克服长期以来自私自利的特性。

因此可以看出,农民们个人主义、缺乏长远眼光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对待具体的革命行为时,并不能够做出人们常理中应有的选择。

四、结语

农民群体中长久以来就存在着个体性、涣散性、保守性、封闭性等特点,这些典型的小农意识使得他们并不会因为在土改中的得利而直接支持中共革命。因此改造小农和小农意识,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又一次强调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3]P1477)。所以韩丁在《翻身》一书中所提出的“翻身能构成农民支持革命的主要动力”,这一逻辑关系并不能完全成立。可以说,共产党的革命面对的,不仅是国民党及其后援美国力量,还要面对中国农村存在几千年的落后思想。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在于他们同国民党进行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在农村同农民们落后的小农思想不断斗争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应该说是非常不易而且值得今天认真研究学习的。

 

参考文献:

[1]黄道炫.革命来了——韩丁笔下的红色张庄[J].近代史研究,2013,(3.

[2]席生琴.从《翻身》看张庄的土改变革及其局限性[J].新西部(理论版),2016,(14.

[3]要英民.天主教在一个普通村庄的变迁——以山西张庄为例[D].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赵飘飘.回归——以山西省张庄变迁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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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1948[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