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三种变体与动力机制

作者：伊丽莎白·桑德斯 张贤明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7-12-16  浏览次数： 12466次

【摘　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实政治生活的深刻变化与社会科学对制度分析的重新关注，奠定了历史制度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基础。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长时段下的制度生存能力及其广泛影响，分析观念、利益、立场对行动者偏好的影响，考察初始路径周围递增的发展进程。围绕制度生成和制度发展中的原动力，不同历史制度主义者或从顶端出发或沉潜底端或采取互动路径，对国家与社会背景下行动者的观念、利益和行为展开分析。

【关键词】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变体；动力机制

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假定是它为研究人类政治互动提供了更好的启示：一方面，政治互动发生在作为人类创造物的规则结构的背景下；另一方面，这样的研究并非仅在某个时间点上抓拍政治互动，或将政治互动同规则结构隔离开来。

关于能够塑造规则结构本身的行为进程，经济学家皮尔逊（Paul Pierson）提出，制度随时间发展并被打上路径依赖的烙印[1]。某个危机或某些事件机缘巧合的汇集，再或社会压力，均可以产生新的行为方式。在负责铁路运输管制的独立委员会的案例中，“报酬递增”的不断累积阐释了路径是如何趋于稳定的。不受控制的铁路运输企业会导致高额的社会成本，人们由于无意采用降低成本的其他措施，于是铁路运输委员会得以长期运行，它与社会之间的功能纽带也被精心论证。在独立委员会的铁路运输管制的“路径”中，运输企业、工会组织、议会及党派政治均获得一定利益份额，并在独立委员会的规则限度下计算和护卫自身利益。要理解所有这些政治玩家的行动，人们必须认识制度的历史发展，以及制度形成时所处的初始文化背景及面临的独特问题。这就是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逻辑，在它看来这一政治研究方式的优势不仅显而易见，而且不容争议。

从历史角度分析制度的起源、发展以及它同政策和行为的关系，虽然已被普遍接受，但并不意味是持续进行的。一些学者指出，不同学科在不同时期对制度发展的关注范围和关注程度有着较大变化。对社会、经济、政治世界中的各类事件，以及对各学科围绕观念和发展路径做出探讨时，上述制度分析也几经浮沉[2]。本文将检视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重新关注制度分析的背景，并考察历史制度主义同那些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竞争对手（如理性选择与定量横向分析）之间的分野，探寻位于历史制度主义核心的制度维系和制度变迁的能动者，探讨制度发展中常被忽略的一些方面，并对政治制度内部以及公职人员偏好中的“道德风险”展开病理分析。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浮沉

在政治科学的书目中，从历史角度分析制度的一批经典著作，或长久或短暂地产生了重要影响。韦伯（Max Weber）、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的作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行为主义的兴起，尤其是随着调查研究与计算机技术的出现，这类著作在政治科学中的影响日渐衰微。由于获取政治态度、选举情况和议会投票的大数据集成为可能，加之计算机技术使得这些数据的统计分析更加便利，大部分政治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放弃了对历史和制度结构的研究。

然而，在间断十几年以后，从历史角度研究制度的做法在20世纪70年代再度出现，并显示出更具分析性和认识论色彩的新特征，并在八九十年代蓬勃发展。导致这一研究回潮的根本原因是“二战”以后建立在经济稳定增长基础上的民主制度由于自身缺陷，在70年代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和挑战，尤其是那些与管制、货币供给、社会福利相关的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苛责，也引发一些研究者更加关注如下难题：为何创立那些制度？它们如何演进？为何它们无法继续成功适应变化中的需要？换句话说，西方国家制度中稳定的并有适应能力的路径依赖出现了运行性危机，支撑这些制度的不少观念及进程的信任基础也遭到破坏。这是如何发生的？不同类型的国家制度在面对20世纪晚期新的经济境况时，它们的适应方式是怎样的？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历史制度主义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答案，因为相较于突如其来而剧烈异常的变迁，它更善于研究初始路径周围递增的发展进程。

二、历史制度主义及其竞争对手的认识论

探寻制度变迁的成因和能动者，同时关注新观念的关键作用，在认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对稳定的国家而言，制度所蕴含的观念及假定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得到遵循，但危机时刻下的新观念却总是不乏追随者。例如，经济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观念转向削弱了凯恩斯主义的信任基础，同“芝加哥学派”过从甚密的一些竞争性主张则大行其道。这一类新范式既包括主张最低限度市场管制的新古典理论，也包括主张货币供给的新学说[3]。在政治科学中，阿罗（Kenneth Arrow）、奥尔森（Mancur Olson）、唐斯（Anthony Downs）等理论先驱对个体偏好和效用最大化策略的青睐也令理性选择范式流行起来。

但有些自相矛盾的是，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者将矛头同时指向了以个体为中心并已占据政治科学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同时对多元主义范式也发起了反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规”的政治科学聚焦于研究当代运行良好的利益集团，以及那些通过答复调查所测定的个体态度，但这无助于理解制度在历经长期稳定之后为何出现不适症状，也无助于解释六七十年代新兴社会运动对制度的挑战。对多元主义的批判导致了如下后果：人们重新发现了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制度对于公民社会而言的部分自主性（这表明政治制度不仅仅是处理社会需求并将其转化为政策的“暗箱”）。对多元主义的批判也为历史制度主义重获新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大致取得了共识：制度构成了“人为设计出来并塑造人类互动的约束物”[4]。但是，两个流派在其研究目标和时间跨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旨趣是微观层面上的博弈，即制度约束下具有一定偏好并对其效用予以诉求的不同个体的特定互动，该制度约束可能是外生性、渗透性的，也可能是由行动建构的，其研究方法主要来自经济学和数学。历史制度主义的旨趣是制度的建构、维系和适应，它对个体偏好以及由逻辑推动的程式化博弈毫无兴趣，而是倾向于把人类动机界定为集体行动中具有更多公共属性和更少自利色彩的目标，该目标同样属于行政官员、立法者或社会团体。至少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尤为关注显微镜下的抽象博弈，而历史制度主义更关注行动者各自实现其目标的复杂互动的长时段演化及其后果，而且这类行动者同他们的挑战者共同处于制度当中。

对目标、集体行动、后果和存续的关注，必然会把历史制度主义引向观念，而这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理解的、蕴含于规则中的偏好和意识。观念是关系性的，而且常常表现为某种优先性的规范。对历史制度主义来说，观念是不是偏好的抽象形式并不重要，它更感兴趣的是自身对那些试图创造或改变制度的社会团体的集体行动所发挥的动员效力[5]；对制度行动者来说，观念如同黏合剂，能够把行政机构、党派的能动性联结到一项任务之中，使其获得公众支持，同时为评价制度条件下的政策后果提供一套标准。

从关注观念、后果到关注特定制度的“善”及实现“优良”国家的斗争方式等评价性或规范性问题，两者之间不过一步之隔。同冷静缜密并肯定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比，历史制度主义对价值规范和改良主义的嗜好更为突出。在此有必要提到波兰尼（Karl Polanyi）对市场的经典见解。他认为让市场来决定后果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规范性选择，市场虽然被假定是“自由”和“自然”的，但它为了存在下去必须倚重大量深思熟虑的建构手段和基于强制力量的支撑物。

谢普斯勒（Kenneth A.Shepsle）提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建立在抽象、简化、精确分析以及从基本公理得出清晰线索的主张上”；而历史制度主义则建立在大量经验描述和归纳推理的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互动博弈的关注，使其注意力转向数学和经济学；而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建构、维系和后果的关注，使其注意力转向历史学和哲学。前者基本上依靠各种方程式向前推进，后者则留意形形色色的行为（其实历史制度主义要比大多数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更具实证主义倾向），但历史制度主义在展示因果链条的过程中更多地运用了叙述分析。

总体而言，历史制度主义更看重长时段下的制度生存能力及其广泛影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更关注的是，为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设定特定的历史时刻。正如皮尔逊所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把偏好当成理所当然的，而历史制度主义旨在考察观念、利益和立场如何产生偏好，如何以及为何随时间演化[6]。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或许仅仅取决于个人气质，也就是从不同的基本假定和方法论偏好出发来做出决定，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各自提出的问题却让彼此受益匪浅。因此，两者可以实现充分互补。

三、历史制度主义的三种变体：变迁的能动者与发展

制度如果是人类设计出来的并对人类行动施加的约束，那么制度研究者必然会提出如下问题：这是谁的设计？制度何时发生变迁或崩溃？哪些外部的社会力量或内部的动力机制对此负有责任？有关变迁的能动性问题，历史制度主义对其关注程度远大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传统的多元主义。作为历史制度主义重要概念的路径依赖，实际上能够同变迁中的能动性相互兼容——能动性既可以发生在路径创立阶段，也可以表现为人们对制度变迁施加的压力。因此，对不同的能动者加以区别，也是历史制度主义做出的一种贡献。对制度生成和制度发展中的原动力进行探寻，同样受到学术喜好以及方法论倾向的影响。一些分析者从顶端出发，把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归因于总统、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以及为制度改革提出建议的知识分子和商业精英；另一些分析者沉潜底端，认为普罗大众尤其是受到一系列观点、价值、牢骚所激发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团体，才是制度建设、变迁与破坏的推手。

其他研究者则指出，单独从顶端或底端进行考察都不足以了解制度建立、发展与变迁的全部内容，因此，必须通过互动路径对国家与社会背景下行动者的观念、利益和行为展开分析。政治科学中的比较论者偏好运用多焦点或多变量方法，探寻不同国家的行动者和条件因素如何在一国内部产生差异性后果，而历史制度主义也越来越多地被互动路径所吸引。

在关于关注对象的选择上，历史制度主义表现出方法论上的倾向性，这是因为从顶端出发的研究涉及较少的行动者，因而侧重相关行动或事件的文件、决议、演说、回忆录和新闻报道。而在关于社会运动、投票者以及作为选民诉求“第一反应人”的立法者的研究中，样本越多则定量分析越真实可靠。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进行横向比较、定量分析及假设检验的传统政治科学，历史制度主义各类作品里的文字表述远远多于数字例证。对此，只要把斯切克勒（Eric Schickler）与宾德（Sarah Binder）探讨国会规则变迁的两部历史制度主义著作同《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围绕国会政治议题的定量研究论文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关作品进行比较，其区别一望便知。

不可否认，历史制度主义具有折中主义特点，在研究焦点和研究路径上也缺乏共识，所以它有别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进行横向比较的传统政治科学。在历史制度主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里，这种“纷乱无序”的属性促使《美国政治发展研究》的两位创刊人在2004年出版了《探寻美国政治发展》一书。尽管如此，由于在定义、方法和关键因素方面缺少一致意见，美国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者至今尚未给这一路径提供秩序基石。

四、由上而下的制度形成与变迁

历史制度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研究重点始终是国家内部的行动者，多从权力顶端着手解释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生成和发展。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重新发现了历史（以及历史中的国家），还受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精英主义著作的影响，专注于历史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比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斯考切波与范戈德（Kenneth Finegold）对罗斯福新政时期农业和工业革新政策成就差异予以比较的论文，以及斯科伦内克（Stephen Skowronek）的《建设新美国：国家行政能力的扩展，1877—1920》。上述先驱者的研究成果推动了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萌生新的分支领域，并促使美国政治学会（AP-SA）成立了政治与历史分会。鉴于政治科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由理性选择理论以及无关历史的定量研究所主导，因而历史制度主义的声望突出反映在政治与历史分会在美国政治学会当中的分量——它在美国政治学会的34个分会里面，名次排在前五分之一，而且自身又新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国际研究的政治史分部。

斯科伦内克与欧伦（Karen Orren）在其合著的《探寻美国政治发展》一书中指出，政治领域的历史分析假定、政治制度发展的场域是由规则结构及其强制执行者（即“充分权威”的持有者）界定的。与此相应，历史制度主义在美国的最初发展，也伴随着研究者对政府充分权威的关注，并针对由政府颁行并支持的规则、激发权威者诉诸行动的相应观念及开展过程进行的追踪研究。因此，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中，秩序才是高高在上的，没有给“普通人”留下任何空间，它被看成是治理的客体而非主体，而只有治理主体的观念和需要才会塑造制度并驱动制度变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历史学者放弃对有权有势的白人男性研究而转向普通人时，偏好历史和制度的政治学者却在“执掌国政者”身上重新发现了意义非凡的能动性。贫苦大众的社会运动以及社会的中观秩序即使得到关注，也往往被视为政治精英推行现代化工程的障碍，或被看成是致力于政治改革的行动者的委托人。斯科伦内克认为，美国进步时代的农场主和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以及对新成立的管制性机构手中权力心怀戒备的法官，构成了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与参议院中怀有抱负者推行全盘现代化方案的主要障碍。斯考切波与范戈德认为，劳工虽然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委托人，但他们并非当时劳工政策改革的能动者。

斯克伦内克的《建设新美国》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历史制度主义在美国复兴的基础，这本著作关注了美国联邦政府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事例：（1）国家铁路实施管制的初始阶段；（2）为建立由精英人士所管理的公共服务而开展的斗争；（3）为建立职业化常备军队而开展的斗争。虽然各个事例都牵涉国会、各州与政党，但其推动性力量均为各类精英人士。在公共服务改革的事例中，超然的知识分子改革派在期盼提高行政效率的大商人的支持下，反对“分肥”式的政党体制，鼓吹建立由精英人士管理的官僚体系。但由于美国政党集中握有人事任免权力，精英人士最终只能满足于未经全部兑现的战利品和步履蹒跚的改革进程。斯克伦内克的核心论点是，一个被“法院和党派”割裂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无法诞生完全理性化的行政国家。

在围绕铁路立法而开展的斗争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改革派同一位通情达理的中西部参议员通力合作，抑制国会中的农业势力，其成果是1887年创设了第一个全国性独立管制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自其成立迄今，该委员会的委员与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历任总统联袂扮演了首要能动者的角色。

在建立职业化军队而开展的斗争中，总统、知识分子与军方代表各自发挥了原动力作用。作为行动者的商业精英强烈支持创建职业化军队，因为同分散化且非全职的传统民兵组织相比，职业化常备武装力量能够更好地为境内外投资提供保护。从初始决策当中延展出的路径依赖机制是如此强劲，甚至在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的演讲中仍可听到回响，他清楚地表明自己喜欢规模更大的职业化军队，而不是由各州筹建的国民警卫队中的带有勉强情绪的业余人员。

斯科伦内克的早期著作以精英人士为中心对美国政治发展所做的解释，受到了那些精心挑选出来的事例的塑造：围绕军队和公共服务专业化而开展的斗争，事实上还受到大众政治的影响。有观点认为社会运动对20世纪初期的美国各项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卡彭特（Daniel Carpenter）最近却挑战了该主张。卡彭特细致入微的档案查阅和统计分析揭示出，美国早期官僚体系中的企业家精神蕴含着官僚政治权威扩张的观念，而这一观念鼓舞了社会运动去支持新的邮政服务和食品药品管制。然而，精英人士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领导能力无法运用到其他政策领域之中，而且官僚体系的企业家精神受时间限制，主要存在于围绕新机构合法性所开展的斗争当中。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关于制度建设及其扩展的政策事例中，人们还是期待精英发挥领导作用。对货币政策而言，金融精英及其政府盟友倡导创设中央银行和稳定的本国货币，但这些机构在关键领域中的结构与能力并未遵循精英的设计[7]。对军事政策而言，美国总统的领导能力几乎掌控了官僚体系扩张的全部资源，而国会则通过改组和授权方式推进军队与情报机关的合理化；就像“9·11”事件所揭示的，总统对于确信国防和情报机关是否支持其政策的在意程度，要远甚于确信这些机关是否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利益[8]。

斯科伦内克早期的历史制度主义著作，集中关注推动现代行政国家兴起的关键政策。吉尔林（John Gerring）作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另一位先驱者，其开拓的定性方法以其独特性被广泛运用于复兴阶段的历史制度主义之中，他的关注焦点是政党意识形态及其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9]。尽管政党制度是联结领导者与选民团体的重要媒介性制度，但其形象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中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斯考切波与范戈德的早期著作把政党看成是政治精英的延展[10]，这不禁让人想起迪韦尔热给美国主要政党贴上的“干部”组织的标签，这些政党不仅由彼此竞争的全国性政治强势人物建立，而且还供他们驱策[11]。

吉尔林同样选取了这一视角，聚焦于总统候选人或现任总统等政党精英所传达的观念，并对政党纲领和正式公告中的话语模式进行缜密分析。这些观念由精英人士提出并用以取悦大众，其不仅构成了公共哲学的主要内容，还引导了执政党的政策焦点。集中关注精英观念的学者通常做出上述假定，但建构论者则认为观念的形成涉及更为广泛和更为社会化的互动机制。

本塞尔（Richard Bensel）在解释美国政治发展中的政党制度时提供了另一个以精英为中心的视角，他运用翔实资料和实证研究阐释了内战胜利后共和党建立的“政党国家”及其维系。本塞尔对政党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的辨别，同吉尔林的解释并无较大差异，其区别在于，后者认为连贯的全国性政治意识形态先由政治领导者在头脑中组装而成，然后再向大众阐明；前者主张政党领导者作为中间人促成利益各异的党内派系结成联盟，随后将其驱入插着意识形态旗帜的围栏[12]。

本塞尔指出，错综复杂的制度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支配了共和党的理念和政策，因为共和党允许联盟内相异的利益在不同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内战结束后，共和党作为“大佬党”（Grand Old Party）所推行政策的不同方面，被分别“打包”给国会、白宫和联邦法院。按照本塞尔的解读，实际上是制度的差异化而不是全国的观念共识，促成了“大佬党”的团结一致。

五、制度发展与变迁中的社会能动者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政治科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者们还在指责多元主义所假定的分散性权力过于“幼稚”，但他们对各自学科中“精英是历史的发动机”这一观点日渐不满。贫苦大众和“二战”后边缘化的学术群体发起的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通过审视该运动从而为知识增进做出重大贡献。美国的绿背纸币运动（greenbackers）与平民党运动（populists）一度被谴责为现代化健康政体中滑稽可笑和复归蒙昧的派别，但他们随即得到新的和更为严谨的研究关注，其形象也转变为理性且具创造性的民主政治改革者，被认为能够对其后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参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切身经历，促使麦克亚当（Doug Mc Adam）研究民权运动兴起的历史，他提出了社会运动形成及其同国家互动的全新理论，强调草根组织、弱势群体社会运动可能获取的机会，以及社会运动发生时存在的精英冲突。到80年代末，报刊杂志和文学作品中一贯被看成是无法摆脱身份限制的民粹主义者和“次等中产阶级”的运动得到重新审视，人们不再把美国异议人士和欧洲法西斯主义者等同看待。[13]

这些颠覆性的研究探讨了社会运动的主要来源，并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和政治统计学方法论证社会运动的前后联系。甘森（William Gamson）对1800—1945年之间的“挑战性团体”的政治成就进行了系统分析，进一步阐明社会运动的历史分析所具有的理论洞察力。于是，在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推动下，政治科学对历史和“贫苦大众运动”的兴趣得以恢复，但社会学与历史学关注的是政治经济背景下异议组织的产生和策略，而不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自下而上”的团体斗争同制度形成及发展的动力机制之间的结合方式，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一些社会学者转入政治和历史研究，并开拓了相关分支领域，对两者的交叉分析做出了重大贡献。斯考切波在《保护士兵与母亲：美国社会政策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把注意力从政治精英转向社会异议组织。斯考切波将“母爱主义”（maternalist）的文化道德规范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全国性及地方性妇女运动组织的艰辛工作联系起来，由此追溯探讨不具有选举权的妇女如何以温和方式成功推动了保护妇女与儿童的社会政策逐步完善（最终也使妇女赢得选举权）。另一位政治社会学者克莱门茨（Elisabeth Clements）在《人民的游说》一书中，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游说技巧以及农场主、劳工和妇女团体针对州立法机关的游说策略进行了细致分析。他提出，充满活力的草根组织在联邦制权力结构下联结了州与全国协会，这不仅塑造了新的州立法机关，而且在美国政治中创造了与之相容的中介性政治制度。

2003年，斯考切波从另一个重要角度审视了全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她在《减弱的民主》一书中深入探讨了美国内战以后公民自愿组成的职业性互助组织的兴起，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衰落。她不仅论述了公民组织内部不同层级的团体身份，还展示了他们多样化的政治议程以及对改革做出的不同贡献。这些因素随后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转化为团体对政府行动施加的影响，她用大量例证描述了全国性官员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向志愿组织寻求援助。大型志愿组织成为战争中提供相关服务的重要承包商，它们中的大多数由于战时与国家的合作关系而蓬勃发展。

六、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国家社会互动的动力机制

斯考切波在关注战时发端的“爱国主义式伙伴关系”（patriotic partnership）时揭示出，社会动员和制度发展可以看成某种互动过程。异议运动经常要求或间接促成政府制度的更新或扩展。它们可以运用独立自主的、超乎党派的或获得两党支持的一系列策略，也可以成为现有主要政党的组成部分，甚至改变政党本身。当某项政策以及实施它的制度准备就绪，团体诉求与联盟动力会受到政治官员对规则制定和规则解释的塑造。即使是美国联邦法院做出的决断，实际上也可以从一种更为历史的和发展的视角，看作对社会运动与政党重组的反应。

如同21世纪初期美国政治激烈的意识形态及宗教斗争所展示的，那些供入神龛的“终极”信条本身成为引发愤怒情绪的原因，围绕这些信条新的社会运动被组织起来。洛伊（Theodore Lowi）曾提出“政策引发政治”，虽然他的关注点是从社会角度对支持国家制度发展的代理人诉求做出阐释——强势团体与次级制度能够最终形成“本末倒置”的全国性政策。洛伊在20世纪50年代对政治科学放弃制度研究深感不满，于是倡导“重返国家”，并提出关于路径依赖的初步构想[14]。

洛伊对制度的界定方式是多数历史制度主义者采用过的法条主义途径。他认为制度不仅是约束行为的一组规则或社会规范，还是政府行动建立的、以国家强制力为根本保证的正式规则和程序。其他人或许对制度创设初始阶段的方式和原因，以及对迫切要求新法律、新制度的改革者感兴趣，但洛伊集中关注制度建立以后发生的事情，他持之以恒的研究兴趣和动力正是能动性。

在关于组织化的劳工运动的个案研究中，洛伊对国家制度与社会运动的相互建构关系也做了细致入微的考察。长期以来，劳工运动被当作影响国家推行不同社会政策的重要因素，历史制度主义对劳工运动的强度以及它与政党、法院的关系也充满兴趣。由于美国司法系统的强势性和独立性，法院裁决塑造了劳工的组织策略和政治策略，甚至影响了劳工的话语体系和自我想象。但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劳工组织设法积累了充分的政治力量，这使其能够改变有关法院的司法裁决和人事任命，甚至还可以把自己从内嵌于普通法的过时封建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15]。

劳工中的种族划分与种族仇视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劳工的政治负担，同时也削弱了对社会福利政策的政治支持。20世纪30年代，劳工政策和社会政策中带有种族歧视性的一些规定被冻结。种族歧视的减轻得益于总统的政治需要和战时的人力资源需要，这反映了北部城市选民权利的缓慢积累，以及联邦法院对种族关系调节付出的努力，而这实际上偏离了联邦法院在限制劳工组织权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在国会中，由于南方各州黑人被剥夺公民权，以及种族隔离主义者畏惧工会危及白人的至上地位，因此南方各州的民主党同具有保守倾向的共和党结成联盟，利用手中的制度性权力制定劳工法，在劳工数量激增的十年里削弱了劳工组织的法律基础。

当人们试图解决政党、工会、文化规范、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政策之间复杂而交互的演化问题时，也会顺理成章地被两国或多国比较研究所吸引。作为该领域的重要成果，弗里德曼（Gerald Friedman）的《国家建设与劳工运动：法国和美国，1876-1914》，比较了劳工运动的组织策略与党派策略，以及法、美两国政府对此做出的反应[16]。

当然，在一个事例中汇集充分的经验证据，难免会限制所要考察对象的时段，要想全面理解相关政策路径和政策变迁，或许需要聚焦单个国家的经验。在这方面，迪奇诺（Daniel Tichenor）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对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移民政策的社会压力与曲折历程进行了全方位分析[17]；海克（Jacob Hacker）在理论原创意义上娴熟分析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独特的公私混合型福利国家[18]。

结论

正如古谚所言，忽视历史必将再次上演历史中的闹剧和悲剧。虽然历史充分表明了从制度的历史发展中汲取知识的必要性，但政治制度的两个重要方面仍有待探索。历史制度主义或许不可避免地蕴含其对现代化的关切。民族国家的扩张和精心阐释以某种含蓄的方式受到历史制度主义的赞许，这也导致鲜有学者关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之后的解除管制、私有化、放权以及其他的国家收缩进程（state-shrinking processes），而这一进程竟是如此背离路径依赖假设。但对美国来说，国家并没有收缩，对此只需看一下总统权力与发动战争的官僚机构便可确定。有史以来，这些机构的规模从未如此庞大过，它们不受（内部或外部对手）制约的权力所产生的病理性后果也愈发明显。

但行政权力扩张、新闻控制、操纵宣传、基于可疑理由发动战争，以及由于国内缺少社会型及规制型国家（social and regulatory state）而让人民来为福利国家埋单——这类情况不仅早已发生，而且内含于行政权力的激励结构当中，甚至在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或者说在民主国家尤其如此）。斯科伦内克在其《总统制造的政治》一书中唤起了人们对两党制民主国家行政行为永恒属性的关注，但对政府周期性地一再出现的病理现象（如“表达能力出色”的总统更热衷于发动战争）却缺乏批判性的研究视角。

与其认为这是斯科伦内克分析中的弱点，不如把这看成某种机会，借此深入反思人们不曾预料或不被承认的伴随行政权力增长而出现的“道德风险”。“水门事件”之后，总统候选人遴选程序变革对个人品质、团体及阶级纽带的影响，美国成为无可匹敌的全球强权国家所累积的大量军事资源及其对信息的控制，这些无不要求人们除了关注那些身居总统职位的个人，还要对总统制度本身加以批判性的审视。

正因如此，历史制度主义不会一厢情愿地思考让不同性格的人来行使行政权力。如果历史制度主义具有什么真知灼见，那便是要从制度而不是人性来探寻阶级、权力、战争及改革这类宏大问题的答案，要基于历史而不是基于此时此处欣赏长期形成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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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BENSEL R.The American Ballot Box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3]BRINKLEY A.Voices of Protest[M].New York：Alfred Knopf，1982.

[14]LOWI T.The End of Liberalism：The Second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W.W.Norton，1969.

[15]ORREN K.Belated Feudalism[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16]FRIEDMAN G.State-Making and Labor Movements：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1876-1914[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17]TICHENOR D.Dividing Lines：The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Control in America[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18]HACHER J.The Divided Welfare Stat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注释：

本文原题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选自R.A.W.罗德斯（R.A.W.Rhodes）、萨拉·宾德（Sarah A.Binder）与波特·罗克曼（Bert A.Rockman）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