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性转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年回顾

作者：张厚安  责任编辑：余孝东  信息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发布时间：2017-03-23  浏览次数： 5770次

【摘　要】文章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作者本人近20年来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系统的总结。文章回答了作者将学术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的缘由，并强调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的良性互动。文章阐明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基本内容及其实质，在谈到近二十年来理论务农实践的主要体会时，作者指出，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社会科学只要面向社会，紧紧联系实际并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改革服务，同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最后，文章还对我国政治体制的现状进行了宏观评估，并指出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继续坚持理论务农的方向下尚须加强和改进的方面。

【关键词】农村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在我国农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于1983年实行政社分开、恢复乡政府，1987年试行村民自治以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实际上也从农村基层拉开了序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伴随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近20年来在“理论务农”口号的引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现在回顾近20年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所走过的历程，希望通过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反思，能对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聚焦中国农村问题的缘由

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一个时期来将学术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村问题上呢?

首先应该强调指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反思乃是我和中心的学者们能将学术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的前提。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遭遇，应该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风。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学风方面的问题外，还有社会环境方面的诸多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村和城市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科学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什么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要不要变?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

其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种国情决定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且，“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的全过程。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如此关注农村问题的时代背景。

第三，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始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延续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变动。经济体制的变革要求有新的政治体制来与之相适应。而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显然有待时日，并因此向政治学研究提出了需要关注的课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明确地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投向当时主流政治学关注较少的农村基层。当然，就我个人而言，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是有渊源的，1953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研究生毕业时，我的论文选题就是“农民问题”。特别是解放后，我参加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四清等重大的农村改革实践，在脑子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经常思考着的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答案。

“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是我们的旗帜

“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可以说是我们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旗帜。其中“三个面向”是指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是指立足于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其实质就是理论工作者要研究、探索农村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将取得的理论成果用来为农村的深化改革服务。当然，正如在前面讲到的，我们研究农村问题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的，主要是研究农村政治、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政治组织，特别是村民自治和农村管理。这从我们中心研究人员承担的课题中也可以得到反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心研究人员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地方国家机构研究”(这个项目是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合作进行的)、“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还承担了一批国家教委、中华社科基金和省内项目，如“中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研究”、“现阶段农村流动人口与政治稳定”、“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研究”、“中外农村基层建制比较”、“湖北省农村村级治理研究”等。

十多年来，我们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际展开的，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而且，我们将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定不移地在农村政治这个领域搞下去，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只要功夫深，铁木午磨成针”，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理论务农”，而且要“务农到底”，在这个领域一步步深入地钻研下去。曾经有人对我们的研究方向提出过疑问，问我为什么老是研究农村问题，言下之意是，我们在农村政治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该撒手了。这种认识，我不能苟同。前面我已经讲到，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农村问题需要几代人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长期研究下去。农村问题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不是少数几个人在短时期内能够研究好的。我已经72岁了，已经到了该退下去的时候了。可喜的是，我们中心已成长出一批“立志务农”的中坚力量和学术新秀，他们肯定会在农村政治领域坚持研究下去，而且会一步比一步深入。

理论务农道路上迈出的四大步

那么，近20年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理论务农的道路上做了哪些工作呢?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心在“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方面迈出了“四大步”。第一步是，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中心成员走出校园，到县以下最基层的农村进行调查，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到过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深入到贫困的沂蒙山区、太行山区、王屋山区、大别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和大戈壁、湘桂黔少数民族地区和五指山黎族苗族地区。撰写了100余份调查报告，从而对中国农村变革有了一个宏观上的把握。第二步是，由面到点，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在全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个案研究。中心成员在个案村不是简单地听听汇报，看看材料，而是安营扎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听干部的，又听群众的；既要看材料、听汇报，又要看实际工作的运转情况，对个案村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比如，我和项继权博士到山东章丘市向高村调查，正赶上农忙，项博士就一边和农民一起打麦子，一边和群众谈心，这样的调查很受农民的欢迎。由于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掌握了许多不易了解到的情况。通过对个案村的深入调查和对比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从传统型、能人型走向法治型的某些共同规律，初步探索出世纪之交的“治村之道”。第三步，从点上的研究到参与许多重大改革决策的论证。比如，1987年山东省莱芜市“简政放权”的经验，1989年莱西市农村“村级组织三配套”的经验，1990年章丘市创造的“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经验，1992年邹城市乡镇“依法行政”的经验和1998年河南辉县关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经验等，在全国推广前中央有关部门都请我和徐勇教授等参与了考察论证。1995年，全国评选“模范村民自治县”，我又受民政部的邀请作为专家学者先后到广东、福建、新疆、甘肃、宁夏等五省区参加了农村村民自治示范县“达标”的考察和评选工作。参加上述工作既推动了农村村民自治的伟大进程，又促进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第四步，从理论回归实践，进行村治实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往往只是出一本书或写一些文章就完了。可是这些成果正不正确，对实践有没有指导意义，还没有得到检验。于是，我们决心突破以往的做法，要亲自把研究得出的结论，运用到一个村去进行实验、比较，通过实践检验、修正结论，再指导实践，并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同志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的设想得以付诸实践。从1997年3月起，中心理论工作者先后有两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两位博士、四位硕士参加了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实验，迄今，实验已进行了两年，从总的来看，实验是顺利的、有成效的。通过实验我们将编写出版《民主、法制与内动力——水月庵村村治试验》一书。

通过十多年来的努力，我们逐步悟出了一些道理：首先是走不走出校门、深不深入社会不一样；走出去后，搞不搞个案研究，搞不搞实验又不一样，要做学问而不能“座”学问，也就是说要“面向社会”。其次是和实际工作部门结不结合不一样，参不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去不一样，也就是说要“背靠政府”。“背靠政府”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很难深入农村。这里我要代表中心全体理论工作者向曾经给予我们关心和支持的各地各级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和农委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曾经为我们的调查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二是不依靠政府就会迷失研究的方向。一段时期以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政府决策是脱节的。政治家搞政治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搞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是“两张皮”，结果是政府决策缺乏理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实践支撑。于是，我们确定，政治家决策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只有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才能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并使我们研究的结果产生社会效益。第三是只有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才能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推动教学改革，才能更多地培养出高素质的研究生，为国家输送有用之才。

苦在其中，乐在其中；自甘其苦，自得其乐

曾经有人问我：农村实证研究是很辛苦的，是什么支撑着您以年逾古稀之身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项苦差事呢?这实际上也是我经常反思的一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里，也就是我的后半生，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与全国少数学者一道最先参与了政治学学科重建的努力；第二是确立了农村问题研究的方向并建立了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到农村去搞研究是辛苦的。这些年来，我不顾自己年老多病，经常下到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在人们蜂涌“下海”经商的时候，而我们却坚持“上山下乡”，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吃了不少苦头。下到农村常常感到吃不好、睡不好、洗澡难、拉屎拉尿也难。有一次我和徐勇教授到四川渠县(全国贫困县之一)的一个最贫困的村——白石村调查。老乡把我俩安排在他家最好的一间房里最好的一张床上休息。可是就在这一晚上，隔壁猪圈里的小牛叫了一夜，吵得我们整夜不能安眠。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初我参加红安土改时，当时强调与农民“三同”，要过“三关”，深感今天自己和农民的距离越拉越大了。不过，尽管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可也尝到了甜头。这甜头就是我们取得的一批研究成果，对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化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所裨益，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正因为如此，在理论务农近20年的岁月里，我们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自甘其苦、自得其乐”。此时，我更感人生苦短促，应该老有所为，更感到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好像刚刚开始，不能止步。

社会科学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近20年来，在坚持“理论务农”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首先，到目前为止，我·13·们已撰写了100余篇调查报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我和郑邦兴、吴志龙、王克安、项继权等合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及系列丛书，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该书在北京、印度召开的“农村基层自治学术研讨会”等国际会议上受到中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被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誉为“是国内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领域的最为全面、系统和具有权威性的一部专著”。我和徐勇教授主笔，与项继权、吴毅等合著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在中宣部1995年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获“一本好书”的一等奖。目前，我们正在撰写和组织出版一套“村治书系”。书系第一本，徐勇教授的专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已于1997年底面世，第二本《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也于2000年8月出版。还有《民主、法制与内动力——水月庵村村治试验》等多本著作也将陆续出版。中心成员的文章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摘报》等权威报刊转载。现在许多国外学者在论述中国农村政治问题时，都引用我们的成果，他们来中国农村作学术考察，都要到中心来访问。

二是得出了一些关于农村改革的重要结论。择要述之，1.我在学术界首先概括并提出了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在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指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村(指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治乃是乡政的基石。乡政和村治的结合使我国农村政治有了全新的内容，今天我国广大农村就是通过5万多个乡镇政权和90余万个村民委员会来进行治理的。最近我有一本书由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书名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乡政村治”的模式》。2.中国政治的城乡非均衡性。徐勇教授在其专著《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运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比较研究了中国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状况及历史变迁，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政治的城乡非均衡这一特性，这对于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特点，有着独特的价值和魅力。3.村民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村民自治的实行，将我国“九亿农民”纳入到民主生活的大熔炉之中。我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民主意识正在民主实践中得到提高。而且，作为一种法制化的基层民主，它很好地解决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讲到，如果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启动了整个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那么村民自治的推行则揭开了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并将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三是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十多年来，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大多工作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党政机关，不少人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此外，我们还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培训了一大批合格的基层干部。如武汉市民政学校举办了20多期乡镇干部培训班，几乎每期都请我去授课；山东省民政厅在珠海举办的民政干部培训班和青岛市委组织部、民政局、市委党校在崂山举办的民政干部培训班，从制定培训计划、选用教材到具体授课都是请我们完成的；最近国家民政部又把编写全国乡村干部培训教材的任务交给我们，尽管我们的教学科研任务压力很大，时间很紧，但是想到为乡村干部培训做些工作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我们还是接了下来。

事实证明，社会科学只要面向社会，紧密联系实际，并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改革服务，同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对农村政治体制现状的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政治体制也不例外。那么，经过这些年来的改革，我国农村政治体制现状如何，今后又将怎样发展呢?

应该说这十多年来，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正如前面我提到的，如果说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到户启动了整个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可以说，村民自治特别是村委会民主选举揭开了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这样的评价是丝毫不过分的。我们决不能低估了十年里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把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基层所取得的成绩和意义。但是，自从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一些人就一直持有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农民素质低，是不可能搞民主的。他们实际上是忽视了农民群众的智慧和改变现状的积极性。村民自治反映了人民公社解体后，日益成为经济主体的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当时制定和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彭真委员长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的作用首先在于发现并肯定了“九亿农民”的要求。当然，在我们这个存在着深厚封建专制影响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注定是一个渐进的、曲折的和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不能等到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才去实行民主。农民也只能通过自身的民主实践，去学习民主。这条路必须走下去，舍此别无它途。如果有人要走回头路，“九亿农民”是决不会答应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了目前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必须看到，在广大农村村民自治实行得比较好的村毕竟还是少数，不少地区虽然也建立了村委会组织，也按期进行了选举，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是离真正的“村民自治”还有较大距离，有些地方的村委会甚至还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就是在那些村民自治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各种自治组织和规章制度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应该看到在有些地方，人民公社时期传统的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及行政方式并未彻底改变，还有很大的影响。总之，一种能适应农村变化了的生产方式，利益关系及人们变化了的思想观念的新型的农村基层组织体制虽已建立，但仍有待健全和完善。实行“村民自治”任重道远。

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和提高?

回顾过去，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展望未来，我认为中心在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还有待加强和提高。

当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的研究还缺乏系统化和理论的升华。也就是说，尽管经过十多年来的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对这些材料的系统整理，使之上升为关于农村政治的理论仍显不够，当然，这种不足也是任何实证研究都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拓展研究内容，不仅仅只局限于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政权。一是把对村民自治的关注提升到研究“乡村互动”。前面我谈过村民自治最终会引起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这个过程是由层层互动引起的。我们关注乡村互动就是要研究村级实行自治和直选后，乡镇一级怎么办，乡政面对来自村治的冲击又是如何反应的。二是农村治理也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关注的焦点。当前，许多县乡的领导对经济发展高度重视，而相对忽视了改善和加强农村的管理。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许多农村地区的经济搞不上去与管理混乱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就是政治对经济的负面反作用。因此，如何完善农村的管理体制，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一个实践已经提出并急需在理论上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外，我们今后的研究内容还要扩展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去，扩展到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上去。从研究方法上看，我们以前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研究农村问题，现在看来还不够，今后应从多学科的角度，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角度来共同关注农村基层的问题，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与碰撞，会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还有，以前我们做得比较多的是经验研究，今后要在量化和细化上下大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