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地方性知识应用的双重逻辑——基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实践的比较研究

作者：吴　悠 杨嵘均  责任编辑：高卓娣  信息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2-07-04  浏览次数： 30008次

【摘　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就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资源禀赋差异来说，乡村振兴战略实践可以参酌“地方性知识”理论。在这方面，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是相对成功的，可以供中西部地区借鉴。从理论逻辑来看，中西部地区应该在化解和超越“地方性知识”理论有关地方性和普遍性双重悖论的基础上，既要借鉴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的成功做法，也要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地域性效应，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从现实逻辑来看，中西部地区在充分吸取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克服乃至超越中西部地区的地域性局限，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目标进程中，保持中西部地区的本土化特色。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本土化；地域性

当前，乡村振兴是化解“三农问题”的制度设计，学界运用多种理论对此问题展开积极研究。其中，不乏学者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理论视角进行考察。余贵忠、杨继文指出，乡村振兴战略在不同地区应具有特殊性和差异性，需要构建“具有地方性知识特点的司法保障机制”。[1]从地方性知识角度入手，苏醒、田仁波探讨了农村女性精英在乡村振兴发展中能力发挥的困难，并进行了相应的案例分析以供借鉴。[2]张务农则关注乡村教育方面地方性知识应发挥的作用。[3]在现代化对地方性知识的破坏方面，邱建生等提出地方性知识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应得到重视。[4]安富海全面讨论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并着重指出其应该在乡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5]虽然，已有研究强调地方性知识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意义，但总体而言，难以满足并切实指导不同自然禀赋、不同区域的乡村振兴实践。为此，本文选取这一主题加以研究和探索，以期从理论上阐明中西部地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关于地方性知识理论运用的内生潜力，从实践上探讨中西部地区运用地方性知识理论的路径并探讨关于地方性和普遍性之间悖论的化解路径，为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智识。

一、地方性知识理论：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悖论

近代以来，全球化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但同时也使得世界文化呈现出同质化、普遍化的倾向。在这种同质化的过程中，普遍性也遭到了特殊性、民族性的对抗，这就导致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中会产生民族和文化的冲突，为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文化认同更为迫切。对此，通过深刻反思西方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同质化和普遍化冲击的后果，格尔茨在西方文化霸权与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立足于爪哇、巴厘岛和摩洛哥等地的田野调查，吸收博厄斯、帕森斯、韦伯、布朗等西方人类学家的思想，认识到有别于西方主流思想文化认知体系的本土文化有其特殊性，并将此作为地方的文化知识体系归纳为“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理论着重以文化阐释为要点，突破了以西方主流文化为核心的一元论的研究范式，呼吁建立多元研究范式。也因此有学者评价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不但完全有理由与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平起平坐，而且对于人类认识的潜力而言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由此可见，“地方性知识”命题的意义就不仅仅局限在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观和方法论方面，由于它对正统学院式思维的解构作用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相互呼应的，[6]这里其核心的观点在于把地方性的知识非地方化。这是一种批判性和阐释性的哲学观点，是反对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的哲学观。

地方性文化在各民族的当地文化中萌发与生成，与事关当地文化的重要掌握者紧密相关。格尔茨指出：“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7](P273）“说知识的本性是地方性的，就是意在表明知识的产生、形成和传递，以及辩护都与知识的情境相关，离不开具体的地方性情境。”[8]格尔茨关注西方主流话语外的地区和文化，呼吁多元研究范式的建立，这在普遍化文化的思潮中为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兴起的背景下，人们盲目崇拜自我、崇拜科学技术，并以西方知识文化与价值观念为导向，从而忽视了在重构新社会过程中科学技术对地方性的特殊性因素的掩盖，甚至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权力破坏和抹杀地方性知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贬低地方性知识文化，认为人类社会奔涌向前的发展须以西方主流思想为典范，其他文明都是落后的且停滞不前的。虽然全球化下的趋同性能加速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当地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更是从根本上破坏了知识和文明的增长源泉。因此“地方性知识”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对普遍性和同质化的有力批判，是对传统一元研究范式及现代性的反抗。这一知识和其他不同文化知识类型的交流、沟通和互鉴，是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开启新文明的重要基础。这一理论得到学界的认同，并从其产生就出现了不同的解释范式，其核心观点是具有普遍性的全球性知识是不存在的，一切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情境虽然不是直接的在场，但作为一种隐性的在场，它始终对现场活动起着重要的规约和影响作用。[9]可见，“地方性知识”概念的产生有其内在渊源。格尔茨认为：“文化的阐释性研究表现了人们在引导他们的行为中建构其生活的种种不同方式以及在这一命题下做出的努力。”[10]由此，地方性知识理论本身存在着这样一对矛盾，即一方面把其本质归结为注重差异和特殊性，另一方面则指出这是在“比较不可比较的观点”，在于阐释文化意义的过程。[11]前者力图突破主流的垄断研究范式，认为成长于特定情境中的文化与知识有其特殊性，普适性的全球化文化并不存在。诸多学者也认为格尔茨是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立场，提出建构于差异之上的“地方”，是对追寻“普遍性”学术潮流的反叛。[12]后者意义在于这种带有具体特征的特殊的地方性文化很容易被过分解读。

如果从理论渊源角度来看，地方性知识概念不仅有着“普遍主义”的“普遍性”意蕴，也有着“历史特殊主义”的特殊性内涵，而作为理论工具的“普遍主义”与“历史特殊主义”却有着天然的内在矛盾，二者贯穿于人类学理论发展过程的始终。然而在实践中，这一矛盾恰似“一个硬币的两面”。既表现为：地方性知识促使一个地方更加关注自身，比如对地方性知识的恢复、保护与传承，不仅可能加强对地方性的保护，还可能走向极端而致使对地方性特征保护得过度，导致文化发展的停滞与排外。又表现为：通过比较的视野，地方性知识同样有可能转化为全球性知识，或称“普遍性知识”，并突破一元论的认知。正是通过这二者的张力和矛盾，其在实践中才可以保持更新的活力。

目前，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理论，已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研究范式与观察视角，它超脱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畛域，成为衡量两个或多个地区之间多元性联系的重要工具。就中国而言，虽然社会文化领域也不断受到全球化和西方化的影响和冲击，但由于我国疆域广袤和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所以，即便受到西方文化的渗透，我国不同地区地方性知识资源仍具有反映其文化持有者的特殊性。对此，我们必须思考：普遍性的知识何以可能？或者说知识是否具有这一性质，根据哪些内容我们才能把知识进行地方性抑或普遍性的划分和标识？

如果承认地方性知识的存在，那么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具体探究知识发挥作用的具体范围和影响程度，而不能仅仅认为知识是某种先天原则的预设。为此，假使我们要去掉这一概念中的“地方”属性，跳出其无限循环的“地方化”束缚，就必须要重新反思这一概念。因为它很可能只是在现象层面成为非科学认知方式的推动者，从而在实际中掉进“地方”的非普遍性陷阱，从而助长非科学知识的威力。“地域性”并不能否决或代替“普遍性”。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实质上并不构成对立，单纯强调任意一方都会陷入误区，应该积极结合形成正确的科学观。虽然地方性与普遍性的悖论依然存在，但也正是在这一悖论的理解和运用中、在对地方性知识的基本内涵和特性的理解中，我们才能发现新的方向。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地域时空界限的消除，学者们更多地致力于推动科学知识本土化，目的在于实现与地方性知识整合发展，这不仅能超越文化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而且也为推动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性，进而促进全球科技文明进步。

就我国乡村振兴实践而言，地方性知识在此过程中产生、演化与更新，并通过影响人类活动来推动乡村振兴。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明确地域性的意义在于立足当地具体情况，充分发挥当地优势和特点，依托当地文化和资源环境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知识，而不是受地域的局限性影响，甚至造成对外界因素的斥力。在中西部地区，尽管有不少地方拥有丰富的自然环境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却未能充分认清并把握本地区天然而无可取代的优势，难以接受外部积极的因素以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正是因为地方性知识基本已内化成当地居民的行为习惯与价值观念，分散于志记文本与个体记忆，抑或隐匿于空间景观中，使其具有“自持而不自知”与存储碎片化的特点。因而“地方性知识”理论不能按照其原初理解而被狭隘地局限在文化建设领域，应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扩展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应当“以文化融合为标尺，保持城市和乡村个性、特色‘底色’是基础……应当促进城乡发展的价值一体化、方式多元化、空间多维化，充分提升新时代城乡融合的层次和内涵”[13]。具体而言，即经济产业、治安管理、乡风民俗和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在这些方面，中西部地区具备充足的挖掘潜力。事实上，在这方面，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的做法是很成功的。为此，就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应然的比较借鉴层面来说，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应如何借鉴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的成功做法并进而化解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悖论？

二、中西部地区运用地方性知识的理论逻辑

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理论表明，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既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又同时内蕴普遍性的潜质，因而，任何地方性知识都是经得起本地实践证明的极具价值的文化。就乡村振兴而言，任何一个地方的乡村治理，都应该立足于地域性的历史传统和自然禀赋，从其传统的治理、发展和文化底蕴中吸取有益经验，并据此在普遍化文化的思潮中为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提供理论基础。而从具体案例来说，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东部地区的浙江省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运用，可以佐证这一理论，并为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和借鉴。

关于浙江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对地方性知识的具体运用，可以概述如下。

一是以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路径和手段。

浙江农村往往以特色小镇为基础，重新审视和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把重点放在科技创新上，充分发挥科技的动力作用，以此带动乡村振兴。之所以称其为“特色”，是因为其产业有特点又强大，功能聚集且充分整合，形态体量虽不大但美感充足，机制创新而强劲，可称得上是“城乡融合的前沿地、乡村人文融合的聚集带、农村科技进步的先行区”[14]。“特色小城镇，不仅是一种乡村与城市以外的第三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探索在城市化进程中采取让城乡发展更平衡方法的新尝试。”[15]其实，这就是充分运用了浙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方式所产生的“地方性知识”，以此来支持特色小镇的发展。通过实施乡村产业振兴行动，全面加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高水平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兴旺高质量发展。

二是建设高效的组织振兴体系。

浙江省因区位优势，经济发展起步早、水平高，相应地，受全球化影响程度较深，人们也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思想观念的开放性较强，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治理文化。更重要的是，与地区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过去乡村基层事务的管理工作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区治理体系。在创新组织振兴体系中，浙江省着重培育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吸引并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技能人才等回馈故里，推动项目回归、人才回乡、技术回援、文化反哺。这不仅是传统文化对民众的教化作用，更是体现出东部地区地方性知识的强大内生性。这就是，立足乡村基本情况，发挥地方性知识的治理功能，挖掘地方性治理资源，以创新和务实的精神探索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推进并完善乡村组织治理“三治结合”的联动体系，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三是传承乡风民俗以创新乡村文化。

浙江省乡村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质朴勤劳的民风、诚实守信的品质和众多的历史遗迹，都构成了地方性知识丰厚的资源基础。因而，传承并创新乡风民俗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在结合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和科学布局的大前提下，浙江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主阵地，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发挥精神文明建设的引领力、凝聚力和推动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振农民精气神。

四是以绿水青山理念治理生态环境。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地方性知识的运用有力增强了浙江省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一方面拓展浙江省农村经济的发展源头，提升增长动力，推动生产生活生态深度融合，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供给，全面提升生态宜居的农村环境，让美丽乡村成为美丽浙江的底色和标志；另一方面注重提升村民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总体而言，浙江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运用地方性知识的具体方法进行实践产生了多重效应，在理论上可以做如下概括：一是，文化上的地方性知识为农村和农民的文化认同提供了传承基础，通过传承文化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的方式，为乡村提供了内在规制。二是，地方性知识能够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助推力量，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也具有相互支撑的互助作用。三是，经济上激发了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社区化和公共性之下的地方性知识，也通过对村民的主体性教育、村民自我教育得以深化。四是，注重具体环境、强调保护山水林田湖重要性的地方性知识，也在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总之，当前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让人们意识到融入世界的重要性，更让人们意识到地方性知识在社会发展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因此，以乡村的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成了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方法。

就乡村振兴地方实践而言，尽管我国东中西部存在差异性和特殊性，但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把握中，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可以为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建设提供积极有益的启示。而借鉴浙江省的经验，中西部地区就需要在历史与现实双重层面上探索与浙江省在发展理念、产业特色、乡风民俗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差异，并在乡村振兴中运用地方性知识的理论逻辑归纳总结好未来努力的方向与突破口。从促进未来发展来看，可以概括如下几点。

首先，要转变中西部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理念。

要转变发展理念，就是要从过去的只把经济当作唯一指标拓展到“五位一体”的均衡发展上来。不仅要关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尊重经济的发展规律，同时还要充分挖掘中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做到开发利用和保持维护并举、创新发展和吸收借鉴并行。不能把东部地区的乡村振兴道路经验或者西方的工业化模式直接套用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中，要充分考虑到中西部地区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以及基层治理的差异性特征。

其次，要充分尊重中西部地方性文化的多样性。

科学把握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挖掘中西部地区特质，并尊重和保护中西部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广泛性以及突出个性发展，是我们不断凝聚共识、深化民族认同、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文明的交流互鉴，不仅适用于国际社会，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在尊重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充分挖掘不同民族的内在文化特质和独特精神资源，并将其运用在中西部不同地区的乡村振兴方案中，就能够做到因地制宜，既保护和发展了当地的地方性知识，又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村民的理解和信任，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相互合作交流，更好地把乡村振兴做到实处。

最后，要重视农民的自主意识培育和搭建农民的自主学习平台。

中西部地区农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源泉和动力。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西部地区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尽管目前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依然存在返贫的风险。再加上中西部的广袤区域和多民族特点，就不能够照搬东部地区的经验和方案。因而，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自主意识和自主学习问题就凸显出来。中西部地区本身的人文精神和自然资源蕴藏在中西部地区人民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文化传承中，但呈现“自持而不自知”和碎片化特点。因此，要切实施行村民的主体性教育，积极促进农民的自我意识觉醒，充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和参与社区建设的主体能动性”[16]，使村民们能够意识到作为主体的自我在乡村振兴中和民族文化传承中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要搭建农民的自主学习和系统培训平台，激发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自主学习欲望，为中西部地区建设提供根植于本土的源源不断的智识支持。

总之，乡村振兴不是按照城市的标准建设乡村，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同质化、普遍化，而是要保留乡村的特征，也就是说，“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结构仍然与发展话语的实践相适应”。因此，在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实践过程中，我们既要把“治穷、治愚、治病”相结合，又不能忽略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性知识，而应该从价值观方面思考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性文化逻辑，在具体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尊重并合理运用地方性知识。

三、中西部地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运用地方性知识的现实逻辑

在实践上，中西部地区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逐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这是继承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三农”政策以及开启新时代“三农”工作新局面的客观要求，也是承前启后的时代要求。具体而言，在产业方面，要把产业兴旺作为动力机制，加强对乡村产业的培育，进一步提高乡村农业的品质，全面加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这是“新产业”的要求。在生活方面，就是要坚持生活富裕这一基础目标，把完善村民的生活保障作为重点，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创造农民群众美好生活，建设乡村幸福美丽新家园，这是“新风貌”的要求。在乡风建设中，要建设文明的乡风，改善村民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的文明水平，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推动文明乡风建设的内在动力，并构建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生活理念，为乡村振兴提供全面充分的文化保障。在治理方面，坚持治理有效，不断提升乡村的基层工作，建设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横向上，建立和完善责权清晰、体制顺畅、多元互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纵向上，建立健全调度有方、服务到位、上下联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在生态格局上，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要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宜居的目标。

首先，关于中西部地区运用地方性知识进行产业改造的建设。

不言而喻，科学技术和人才资源的重要性在我国农业转型的道路上愈加显现出来。就人才资源来说，与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乡村相比，中西部地区乡村人力资本存在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城镇化加速乡村人口净流出；二是乡村老龄化加剧，而且区域差异明显；三是乡村人力资本质量较低，包括高质量人力资本比重低、劳动力身体素质保障欠缺、劳动力技能资本不足等。[17]这些趋近于“地方性知识”的原因极大地阻碍了中西部地区乡村建设的转型与发展。为此，除了改善既有人口结构以外，促进产业改造升级、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性产业、以科技促进乡村治理与发展等方式，是更为对症下药的有效方法。再就科学技术发展而言，中西部地区与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乡村相比，这方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而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要重视农业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集中力量突破核心技术的限制，并实现科学技术向产业效益的集成转化，以此不断增强乡村振兴的科技动力体制机制，解决当前的产业技术功能缺口、生态功能效益缺口以及产业质量效益缺口等困境。这需要构建农业科技创新的一体化格局，对各方面的条件和资源进行统筹协调，聚合优势资源，完善农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产业技术机制，并逐渐优化技术推广方式，坚持以农业的科技创新为动力，不断促进农业产业的综合效益提升以及扩大竞争力，为新时代的全面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经验。[18]同时，科技创新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要不断拓宽和发展资金的来源和使用分配方式，同时加强对资金的监管和维护。

其次，关于中西部地区运用地方性知识进行乡村文化的建设。

近年来，尽管我国中西部地区乡村文化建设得到长足发展，但与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乡村相比，仍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匮乏，资源分配不均衡，致使很多当地的村民无法得到应有的教育，受教育水平低，知识文化水平不足；与此同时，市场化带来享乐与拜金主义，使得封建迷信、低俗文化侵蚀乡村群众的思想。这突出反映出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在教育方面发展的不平衡。虽然我国中西部有丰富的民俗资源，但是必须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克服“地方性”的保守心态。具体而言，需要科学编制乡村文化发展规划，实施乡村文化创建工程，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振兴；开发中西部乡村特色自然风景资源，发展中西部地区旅游业，积极带领中西部地区村民发掘其自身独特的历史古迹、文化遗存等资源，发展中西部乡村独有的农耕文化旅游业，联通其自然环境独特风貌，协同发展；同时还可以发挥中西部少数民族优势，把各民族的特色文化、乡村民宿、中西部特色农产品、食品深加工、乡村文娱、民俗建筑、特色工艺、少数民族风情、科技研发等相互结合、联动互融，创建中西部乡村三类产业的协同发展。此外，与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乡村相比，中西部要加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在未来的文化治理实施上，应扩大公共空间的建设发展，使公共文化深入村民的实际生活之中，覆盖公众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联系，以此来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化解不同社会领域中人们相互间的隔膜，从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针对文化产业转型中存在的价值缺失现象，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吸纳社会全面参与，构建满足人民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建立和发展公共文化生产方式，以此来维护社会的良好运行。同时，关于农村文化产品，国家应保持对其源源不断的资源输入，相应的文化设施应科学规划，加大对文化的公共性平台搭建，实现政治运行、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三者相互联动，并统一于国家的行动规划体系之中，不断在实践中促进公共文化的繁荣。

再次，关于中西部地区运用地方性知识进行治安管理的建设。

与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乡村治安管理相比，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要向网格化、智能化治安方向纵深发展，需要提高“网格员”的整体素质，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搭建信息管理数据平台、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开展群防群治。然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群众对相关的安全知识缺乏，大多有侥幸心理，因而在面对灾害时防范意识不够，往往在灾害中因其他需求而导致混乱无序，不知该如何行动。而政府过去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多，导致群众产生依赖心理，自身的自主意识和参与动力不足、参与能力差，更出现了不闻不问的冷漠现象。更因为社会公共安全存在的高风险，使得社区难以驾驭，参与愿望不高，不能很好地把人民的作用发挥出来。[19]上述问题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尤为严重。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宗教、道德、伦理等方面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各民族地区存在的差异性，很容易对司法保障功能的实现产生影响。对此，必须明确：要用司法保障机制来发挥规约和价值导向作用，而绝非以人情替代法律，让法律精神深入每一个村民的心中，严防黑恶势力为患乡里。

最后，关于中西部地区运用地方性知识进行生态文明的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提高到了国家层面并列入国家发展规划，这为解决“我国中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地区的生态系统不断退化、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日渐枯竭、经济发展迟滞的严峻态势，以及解决相关问题”[19]提供了现实路径。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一是，实施绿色兴农战略，治理农业污染，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狠抓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三是，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和管理；四是，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创意农业），要充分展现其在政治、文化、教育、生态、社会、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功能，特别是在养生、养老、养病（或称康养、寿养、医养）等方面的价值。[20]

当然，客观辩证地看，我国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都有着东部地区无法比拟的自然及人文环境的优势，可以说中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多数都是以生态文明的形象呈现出来的，并伴随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所以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抓牢，保护好绿水青山就是获得金山银山，要让这种长远观念浸润滋养人民群众的内心。在开发中西部乡村的旅游业等资源时，应恪守合理利用、有序开发的基本原则，不可以涸泽而渔、釜底抽薪，保护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全国乃至国际上通行的价值观念，在保护生态方面，任何经济利益都不应成为诱饵，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的经济利益。“要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与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呵护自然的自然之道的有机结合，养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万物之生，使人类从保护自然中获得发展机遇。”[21]作为多元性的一环，中西部地区所展现出的地方性知识很可能转化成一种“地方性优势”，从而走上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共赢的新局面。

四、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特定群体日常生活实践的经验结晶，地方性知识不仅是“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展开地方深度描写的重要切口，更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积极开发、有效利用的稀缺资源。面对当前学界在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存在的地方性知识缺位，以及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必须进一步突出地方性知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要意义。因而，以地方性知识审视乡村振兴战略在东中西部地区实施的空间差异，既是激活当地资源，助推新发展阶段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发挥地方性知识功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各地协同共进的逻辑必然。特别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今天，如何推动先富带动后富，推动东中西部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直接关系着各地区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有效满足。

要注意的是，强调地方性知识不是盲目排外和自我封闭，而是突出在学习普遍性知识、借鉴外来经验的同时必须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赋予其地方特色，确保其为群众所认可并接受，进而转化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所以要有效发挥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在乡村振兴方面的带动作用，就必须：一方面，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精准把握、循序渐进。知识是社会构造的，即是说知识是实践活动的现实展开。发挥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带动作用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全面了解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本土特色、风俗习惯、地方文化的差异，系统把握地方性知识生产并得到合理辩护的特定情境。只有正确认识地方性知识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价值，才能够立足地域特色探索形成差异化的乡村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全面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地方性知识在东中西部乡村全面发展中的功能，不仅是着眼于东部地区先发优势对中西部后发地区的现实意义，更是为了推动东中西部地区乡村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由此可见，这是牵动全局的系统工程，必须在正确认识乡村振兴“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联系与差异的基础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既要深入地方实践，精准把握地方需要，又要整体统筹，破除地域限制，从而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唯此，才能够以地方性知识为中介，盘活当地资源，有效发挥东部地区先发优势对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带动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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