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协商发展的协商资本培育路径——基于干部、专家和媒体介入社区协商的实验研究

作者：张大维  责任编辑：王雅娇  信息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2-06-13  浏览次数： 22222次

【摘　要】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转变发展方式。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乡村振兴中农村社区协商系统也需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国际上已开始关注协商资本与协商质量的单体研究，但忽视了其也可以形成关联耦合，在一个完备的协商系统中，拓展协商资本会影响协商质量。通过对干部、专家和媒体三类行为主体介入全国首批5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协商实验案例进行考察发现，在协商系统中，三个行动变量释放的协商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协商质量。其中，专家的积极影响最大，干部的消极影响有限，媒体的监督效应明显。为此提出乡村振兴中社区协商系统高质量发展路径，即通过增加协商资本来发展协商质量，协商系统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注重转向协商资本的培育。具体来讲，新时代社区协商的高质量发展由环环相扣的三部分构成，农村社区协商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本土的协商系统建构，协商系统高质量发展要关注协商能力提高这个基础，协商资本的有效培育是社区协商系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同时，各地在实践操作中还要善于开展试点实验。

【关键词】协商系统；协商资本；协商质量；乡村振兴；社区实验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在社会治理领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1）1。协商的传统发展侧重于硬件建设，高质量发展更重视软件提升，包括基于程序和规则、制度和机制优化的人员配备、技术支持、资源获取，以及与之相关的场景营造、赋权增能、问责自决等，总体上属于协商资本的范畴。

学界关于社会资本和协商民主的研究较多，但关于二者融合构成的协商资本概念和理论在国际上才刚提出。有关协商质量的研究逐步增多，但关于协商系统中协商资本如何影响协商质量的研究还较少。涉及协商资本和协商质量的相关研究主要有：

第一，协商资本的概念源流研究。既有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的关联切入，路易吉·博比奥（Luigi Bobbio）曾就通过民主协商来建设社会资本进行了探讨，认为协商理论正在迅速兴起和扩散以延展社会资本理论（1）2。阿夫松·阿夫萨希（Afsoun Afsahi）则将从社会资本到协商资本作为一个谱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协商系统领域，社会资本正在转向协商资本（2）3。张大维等曾对社区与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认为二者之间呈现出互惠性、分离性和逆向性的关系特征，需要在居民沟通协商中培育社会资本，才能与社区建设相得益彰（3）4。

第二，协商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关研究更多是从协商能力对协商质量的改善展开，约翰·S.德雷泽克（John S.Dryzek）从提升民主质量的视角，提出了改善协商质量的设想，并落脚到协商能力建设上，由之建构了一个包括真实性、包容性和结果性的有效协商系统框架（4）5。由此也延伸出提高协商质量的协商能力建设研究，并逐步拓展出协商资本的探讨。马丁·卡尔森（Martin Karlsson）从互动（沟通强度）、质量（沟通水平）、包容（包容程度）等方面测量了政治博客圈的协商能力（5）6。基于此，马库斯·霍尔多（Markus Holdo）从参与式预算中重新认识了有效协商的包容性，认为其体现为内含协商技能、能量和能力的协商能力，提出了从协商资本看待协商能力的新视角（6）7。之后，莫妮卡·伯格（Monika Berg）等人从“全球环境治理”（GEG）中，研究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提升协商能力方面的角色和功能（7）8。近来，阿夫萨希就商议意愿中的性别差异对协商能力的影响进行了探讨（8）9，并提出了协商资本理论的命题。在国内，学界对协商质量及影响其发展的协商能力关注相对有限，仅从制度环境建设、社会资本提升、治理结构优化等方面对协商能力提出了相关对策分析，总体还处于初步讨论阶段，尚未形成较大的理论增量。

第三，协商质量的评价测量探讨。无论是协商能力，还是继而兴起的协商资本是否改善了协商质量，这就需要对协商质量进行测量。国际上对协商质量的评量较多放在协商系统中来考察，而协商系统方法和理论的研究是近十年兴起的，目前正在走向反思、修正和成熟。国内相关研究才刚开始。关于在协商系统中如何来测量协商，马克·R.斯坦伯格（Marco R.Steenbergen）和安德烈·巴赫泰格（AndréBächtiger）等人较早提出了“话语质量指数”（DQI）（9）10。尽管尤尔格·施泰纳（Jürg Steiner）在《协商民主的基础》一书中对其进行了修订，但当前仍有影响（10）11。此外，国际上还提出了主体间一致性指数、认知复杂性指数、结论支持性指数、认知绩效指数，以及直接测量指标和间接测量指标等。近来，朱莉娅·詹斯特尔（Julia Jennstäl）还开发了“综合复杂度量表”（IC）（1）12，巴赫泰格和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则专门撰写了《绘制与测量协商：趋向一种新的协商质量》一书，从六个要素探讨了协商系统质量的测量问题（2）13。近来，申博京（Bokyong Shin）等人还用网络分析和时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构了评价在线协商质量的新指标（3）14。国际上开始关注协商资本与协商质量的单体研究，意识到协商能力对协商质量有影响，但还未触及协商资本和协商质量的关联研究。我国目前对协商资本的学术分析较少，缺乏对协商质量的学理研究。基于此，本文将拓展已有研究，在国际对话中展示中国经验，探讨在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农村社区协商系统中协商资本是如何与协商质量相联结，又是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协商系统的高质量发展应该转向何方。本文将重点运用实验研究方法，即通过干预或控制一些协商变量来观察因变量或总体结果的变化，具体是将干部、专家和媒体等行动变量作为赋能的协商资本，介入全国首批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社区协商系统，评量协商质量的变化，来回答以上的关联性问题。

二、协商系统中协商资本与协商质量的关联趋向

协商民主是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能够并愿意以开放的方式相互交流，并为其立场提供理由和解释而共同做出决定。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已经历了四个代际，即从制度转向、实践转向、经验转向阶段，进入了系统转向阶段，即协商系统阶段。

（一）协商系统的建构与应用

协商系统，是简·曼斯布里奇（JaneMansbridge）从日常谈话中提出的更具广阔性和包容性的协商概念，不仅适用于非正式的谈话讨论，也运用于代表性立法机构（4）15。卡罗琳·M.亨德里克斯（CarolynM.Hendriks）扩展了这一概念，展示了非正式公共领域如何能够与更正式的政府环境中的协商联系起来，公共和私人行为者参与协商论坛发挥的关键作用（5）16。帕金森则展示了多个行为者和机构在政策制定中的整合性协商效应（6）17。德雷泽克在《协商治理的基础和前沿》一书中明确了作为第四代协商民主理论的“系统转向”时代的到来，协商系统作为方法和理论逐步得到学界认可（7）18。之后，曼斯布里奇等8位协商民主领军学者在《协商系统：大规模的协商民主》一书中，以《协商民主的系统方法》为题作为开篇全面阐释了协商系统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协商系统理论逐步走向成熟（8）19。协商系统理论，是协商民主理论的深化发展，是由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的要素组成的协商民主复杂整体，不仅内含正式协商，也包容非正式协商；既可从过程—事件来评估协商要件，也可从程序—规则来测量协商质量。在社区中，协商系统便是居民协商议事要件的环境背景及其有效组合的体系，其要素完备程度直接标示着协商质量高低（1）20。近年来，协商系统理论逐步运用于更广的领域。例如，马库斯·霍尔多（MarkusHoldo）提出了协商系统如何回应违反基本协商规则以体现包容性的策略研究（2）21，里基·迪恩（RikkiDean）等人将协商系统作为民主创新设计的案例研究（3）22，阿夫萨希进行的协商系统中的残疾人生活研究（4）23，范梅芳（Mei-FangFan）开展的协商系统中原住民在长期照顾服务中的政治参与研究（5）24，以及凯瑟琳·霍尔斯特（CathrineHolst）从公民运用网络媒体参与协商议事受限而提出改进协商系统理论的深化研究等（6）25。此外，将协商系统的完备度作为考察协商质量的研究开始出现。例如，2020年丹妮卡·弗劳斯（DannicaFleuβ）等人对当下国际上两种知名的民主质量测量方法（“民主晴雨表”和“民主多样性工程”）的协商性进行评估，从测量民族国家的协商能力视角，指出了已有研究的系统挑战和方法缺陷，提出了扩大测量协商的策略（7）26。2020年底帕金森等以苏格兰独立公投辩论会为例，运用大数据评量了协商系统的质量效用情况（8）27。本文所说的农村社区协商系统，是指将农村社区中的正式或非正式协商所需要的载体要素和过程要素看作一个整体，包括协商主体、协商场所、协商实体、传播过程、转化过程、执行过程等要素围绕协商形成了一个中观系统，其运行的好坏就涉及协商质量问题。

（二）协商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协商系统理论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对美好协商质量的追求。国际上虽已关注协商质量研究，但目前并未给出明确定义，即使是在巴赫泰格等关于测量协商质量的新著中也没有直接界定（9）28。已有研究多从协商质量所需的条件和要素，具备的特性和表征来解释。总体来看，协商质量是指协商系统中协商主体、协商场所、协商实体、传播过程、转化过程、执行过程等的要素完整情况、条件拟合程度，以及呈现的协商实效好坏、协商水平高低。在实践中，常用好的协商来指协商质量高，反之则低。

从上述分析可知，评量协商质量的高低一方面受到协商系统中各要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参与主体的特性密切相关，其中通常认为的一个基础因素便是协商能力。协商能力，是德雷泽克从增进民主质量和协商水平角度提出的能动概念，即一个政治或社会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主持真实性、包容性和结果性的协商，程度越高，协商能力越强。第一，真实性，指协商必须以非强制的方式引发反思，将特定的主张与更一般的原则联系起来，并展示协商资本的互惠性。第二，包容性，适用于政治或社会环境中出现的利益和话语范畴，缺乏它可能会有深思熟虑，但不会有协商民主，其已逐步成为协商系统的首要特质。第三，结果性，意味着协商过程必须对集体决策或社会结果产生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一定是直接的，也不一定涉及政策决策的实际制定。协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发达的民主质量概念，即一个系统的协商能力越大，其民主质量就越高。德雷泽克认为，协商能力具有一些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影响协商能力的促进因素有：一是较高的识字和教育水平；二是共享或通用的语言；三是互惠的复选投票系统设计；四是多元的国家结构和制度；五是不同的政治文化。影响协商能力的阻碍因素有：一是宗教原教旨主义，二是意识观念的一致性，三是分段的自治性，这些都抑制了协商所需观点的多样性。协商的功能不仅有助于政权或组织的生存，而且还可以提高民主质量，具体来说包括：一是更具合法性；二是更有效地处理分裂和解决社会问题；三是更有能力解决社会选择的基本问题；四是更具反思性地纠正自身的缺陷。有效的协商是民主的核心，是高协商质量的表征，其关键是要有协商能力。协商能力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进行配给，从框架建构和要素组建来看，一个高质量的协商需要高度真实性、包容性和结果性的有效协商系统。从协商能力建设的角度对民主质量进行分析，需要考虑到协商系统的完整程度（1）29。妮可·库拉托（NicoleCurato）后来也援引了德雷泽克的定义和框架，提出将协商能力作为民主质量的一个指数（2）30。

（三）协商资本的提出与关联

近来的研究开始关注到在协商能力之外，协商资本作为一个关键因素对协商质量的重要作用。协商系统的有效运行，需要丰富的资本纽带。协商资本，作为学术概念在国内还少有研究，在国际上也是近来提出的。阿夫萨希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时，受到政治学家芭芭拉·阿尼尔（BarbaraArneil）和马克·沃伦（MarkWarren）等教授在社会资本和协商民主研究领域的影响，提出了协商资本研究的话题。2016年，其在博士论文《我们能谈谈吗？商谈意愿考察与协商资本促进》中，以商谈意愿、协商资本与协商能力为主题进行了实验研究（3）22。同年，霍尔多在《协商资本：参与式预算中的承认》一文中指出，协商资本是获得“技能”（skills）、“能量”（competence）和“能力”（capacity）等协商能力的资源，这一概念突出了协商实践的象征价值，并就其用于更广泛的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提供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协商资本具有两层内涵：第一，协商资本，是指存在于参与者之间由这些参与者通过深思熟虑的实践来产生、诠释和争取该领域的“象征性回报”。协商资本，不是单个个体的资源生产，而是协商领域的成员而且只是作为该领域的成员形成一个整体才能产生回报。在实践中，协商领域是由斗争和权力塑造的，这个领域的资本是通过更简单的协商形成的，它是由认同某些公民义务（包括辩论和提问等）的行为者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协商资本发挥作用，就是为争取承认奠定基础。第二，协商资本，是指缺乏主导资本形式的参与协商行为者的一种资源，一种可在更广泛的公共协商领域利用的资源。协商资本将注意力转向具有其自身含义和独特协商实践领域的特殊性，这为该领域及其成员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源（1）31。2021年《政治研究》杂志刊发了阿夫萨希的《自身利益在协商中的作用：一种协商资本理论》一文，标志着协商资本理论的正式提出。他进一步指出，协商资本可以被概念化为参与者在协商过程中进行投资的副产品，是积极的协商行为产生的互惠性回报。高程度的协商资本可以产生更好和更容易的协商对话，低程度的协商资本就不会实现良好的协商议事，从而缺乏公开、尊重和建设性的协商。他认为，协商资本是关系资本的一种形式，它存在于协商过程中对话者之间的纽带中。从资本的意义上讲，协商可以投资，也可以撤资，尽管这种对协商动态的理解或框架是原始的，但它是从协商民主理论中汲取的，尤其是从着眼于小型协商性参与中的协商过程以及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中获得的（2）32。

综上所述，协商资本与协商质量分别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但将其关联就会发现，第一，协商资本与协商质量理论都是在协商系统理论框架下来讨论的，二者都是基于协商系统理论形成的新的理论创新。第二，在评量协商质量方面，除了从协商系统的要素来衡量外，已有研究主要将协商能力作为衡量协商质量的关键因素。第三，引入协商资本的概念并试图使其与协商质量相关联，将协商资本作为影响协商质量的另一关键因素来探讨高质量协商系统的发展转向，是一个值得进行实证检验的问题。

三、干部、专家和媒体介入社区协商的实验案例

以上理论假设，可以通过评量乡村振兴背景下协商系统中行为主体介入协商案例前后对协商系统的影响来验证。这首先就要确定拟考察的变量是什么，也就是要选定考察对象。

社区协商实验选取的行为主体为行政干部、专家行家、传播媒体三大介入变量（3）33，这是基于国际研究和本土实践的综合考量。曼斯布里奇等人在阐释协商系统方法和理论时，就从功能实现的视角提出，有效的协商系统需要三大要素和条件：一是专家；二是压力和抗议；三是媒体（4）23。近来，露丝·莱特博迪（RuthLightbody）等人专门研究了专家在民主创新和协商政治中专业知识普及的作用（5）34。詹妮弗·J.罗伯茨（JenniferJ.Roberts）等人则直接研究了协商中专家的角色和作用，通过案例分析提出专家在微型公众协商议事中，尤其是在指导和制定决策方面占据重要地位（6）35。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风险治理时，在国际RMDT信任性风险管理决策树模型中，公众和政府信任的达成就强调需要聘请专家或选取合适的公务员进行沟通协商。詹弗兰科·波马托（GianfrancoPomatto）则专门研究了新闻记者和媒体在民主创新和协商议事中的角色和功能（1）36。结合来看，专家行家和媒介媒体是高质量协商系统的两大实体要素，同时需要根据情况邀请和吸纳不同层级干部在内的多元协商主体参与政策解释、资源支持等的协商对话。基于此，结合乡村振兴中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情况，本文将选取干部、专家、媒体三大行为主体作为农村社区协商实验的考察对象，评价其介入协商前后，案例中协商系统各要素质量的变化情况。

本文的协商实验案例来源于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民政部确定的全国首批48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中的5个，均处于中部地区，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分别为安徽省天长市、河南省嵩县、河南省汝州市、河南省禹州市、河南省西平县等整体试验区所在的村（社区）。5个协商实验案例均在笔者现场指导下于2019年底到2020年初进行，鉴于5个案例均是限定在大体相当的规模内协商，暂不考虑社区禀赋的差异和影响。为明晰地呈现协商过程和关键节点，对5个协商案例进行了结构化处理。

第一，案例1所讨论的议题是天长市XY社区的农田沟渠硬化问题。该议题涉及3个居民组，由3个居民组长提出，经过两委讨论，决定在下辖高庄居民家中开展协商，各类居民代表、镇干部、专家行家（含律师）等20人参加，由村党总支书记主持，居民代表监督了此次会议。其结构化数据见表1。

表1天长市XY社区的沟渠硬化协商案例

从结构化数据可以看出，案例1的协商质量相对较好。与会的专家、乡镇干部和法律顾问都从村民的角度给予了解释和引导，在释疑和解答中，村民的反应逐步活跃起来，因而整体上协商质量有所提升。

第二，案例2所讨论的议题是嵩县DFY社区的环境卫生问题。该议题主要涉及小区楼栋楼道卫生和小型车辆公共区域停放，由几位楼栋长和居民代表共同向社区两委班子进行了反映，经过支部讨论后决定在支部会议室召开会议，各类居民代表、县镇干部、专家行家等21人参加，由支部书记主持，居民代表负责监督。其结构化数据见表2。

表2嵩县DFY社区环境卫生协商案例

从结构化数据可以看出，案例2的协商质量较一般。与会代表对于议题本身的参与度相对有限，讨论程度相对不足，但在专家的积极引导下，与会代表能够更加清楚理解议题以及各类方案，梳理与议题相关的利益诉求，最终形成一定程度的讨论，协商质量有所改善。

第三，案例3所讨论的议题是汝州市DY村的招商引资。该议题主要关于企业入村建厂推进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由DY村党支部提议，在村会议室召开协商，各类居民代表、镇干部、专家行家等30人参加，由村支部书记主持，监委会成员和居民代表参与并监督了全场会议。其结构化数据见表3。

表3汝州市DY村招商引资协商案例

从结构化数据可以看出，案例3的协商质量较好。与会代表的参与度较高，发言讨论较为积极，同时在专家引导下代表们能够基于理性判断对不同代表的诉求予以相对公正的评判，因而表现出了较为理想的协商质量。

第四，案例4所讨论的是禹州市ZZ社区的电网升级。主要涉及社区下辖水果市场的电网升级改造，由ZZ社区两委提议，在社区会议室召开，各类居民代表、市街干部、专家行家等20人参加，由村党委书记主持，监委会成员全程监督了本次会议。其结构化数据见表4。

表4禹州市ZZ社区电网升级协商案例

从结构化数据可以看出，案例4的协商质量也较好。与会代表始终紧扣自身利益和当事人的直接利益，在专家引导下，与会代表与主持人的沟通和互动进一步明晰了电网改造的支出构成比例。代表们能够听取干部的建议，在理性分析后形成决议，表现出较高的协商质量。

第五，案例5所讨论的是西平县CLZ村的新建球场问题。村委在驻村第一书记的政策争取下，提议用专项资金修建足球场，村两委决定由支部书记主持，在村会议室召开协商会议。各类居民代表、县镇干部、专家行家、媒体记者等20人参加，村监委会和媒体全程监督了本次会议。其结构化数据见表5（下页）。

从结构化数据可以看出，案例5的协商质量也相对较好。与会代表的参与积极性较高，在专家引导下形成的意见都与球场建设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但同时，在县镇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的政策解释和问题回应后也能够理解其中的问题要害，使得协商程序得以继续推进，同时媒体运用技术全程记录了这一过程，使得协商的公开性和真实性得到保障，整体上看有较高的协商质量。

为便于清晰掌握5个实验案例的核心特征和考察变量，可以将社区协商中实验行动者变量介入协商的案例描述进行简化（见下页表6）。同时，也可以大致预判协商资本、协商能力和协商质量的总体情况，下文将做具体的评量分析。

表5西平县CLZ村新建球场协商案例

表6社区协商案例中的实验行动者变量的介入情况

四、作为协商资本的变量对协商质量的影响评估

从上述案例呈现来看，协商资本是在协商能力之外影响协商质量的又一关键因素，其可以有多个变量构成，不同的干预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与此同时，协商资本作为单独的关键要素，需要进一步的评量验证。

第一，干部、专家和媒体三个变量扮演了较好的协商资本角色。结合前述国际上对协商资本的界定，从3个变量介入5个协商案例的关键节点来看，他们成为居民畅所欲言参与协商的“资本”纽带，都对协商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了居民满意的“回报”决议。总体来看，三大行动变量已经构成了协商资本，并符合协商资本兼具的两层内涵。具体来看：由于干部、专家和媒体的介入引导，居民能更充分地参与发言、提问、沟通和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居民的观点和意见得到主持人或政府社区的关注，并影响了参与者的投票表决和决策形成。一方面，居民的积极参与获得了相应的认可回报，这就是第一个层面的协商资本；另一方面，干部、专家和媒体是居民外在获得的技术、知识、政策和后盾资源，这就是第二个层面的协商资本。因此，三大行动者可以作为协商资本的变量来考察，帮助5个案例中的居民提升了协商资本，其中DFY社区和CLZ村的协商资本得到极大提升，DFY社区的协商在专家介入下，居民将那些涉及议题但自己难以表达的关键信息做了梳理，进一步提升了对议题可行性的思考认知过程，由此提升的协商资本使得相对一般的协商质量获得了极大提升。而CLZ村的协商在专家的多次介入后，使具有强烈参与感和主体意识的与会代表能够更加清楚争论的焦点，并针对焦点背后的信息予以更加积极的反馈，逐渐形成并积累下丰富的协商资本，在较好的协商能力基础之上进一步优化了协商质量。

第二，在考察作为协商资本的三大变量是否对协商质量产生直接影响之前，除了选定拟考察的行为主体变量外，还需要评量5个案例中影响协商质量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协商能力”的变化情况，看其是否受协商资本影响发挥了增强协商质量的叠加优势。就协商能力的框架特征和评量而言，国际上已有成果相对简单。如前所述，主要是德雷泽克提出的，即由真实性、包容性和结果性构成的有效协商系统框架。就真实性而言，三大主体的介入，使得代表从有所顾虑、不敢发言，只说边角、不讲关键，到发自内心地自由表达真实想法、争议辩论，红脖子、扯袖子，从冷漠到激情、沉闷到活跃等。具体来看，随着不同变量的介入，5个案例中参与主体的协商能力在原先基础上都得到了相应增强，但效果有限。其原因在于协商能力的实质性提升需要一定时间和经验的积累，并非短暂的一两次干预就能够实现。因此，在协商实验中，受到干部、专家和媒体影响的参与主体也更多表现出行为或态度上的变化，但并未从根本上转变其协商意识及其行为逻辑，但对于实验而言，已经可以观察到因协商资本带来的协商能力相对增强的意外效果，对于协商质量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三，协商资本作为独立的关键要素对协商质量产生了较大影响。就协商质量的要素程序和评量来看，国际上近十年来开始关注。主要的有：詹姆斯·菲什金（JamesFishkin）提出的信息、实质性平衡、多样性、自觉性、公平考量等5要素指标（1）37。德雷泽克提出后被概括为的公共空间及其开放性、授权空间及其灵活性、传播及其连接性、问责制及其回应性、元协商及其组织性、决断力及其自主性6要素标准（2）38。帕金森与巴赫泰格提出的协商主体、协商场所、协商实体、传播过程、转化过程、执行过程6要素指标（1）39。在此基础上，笔者还以中国实证探讨了社区协商系统的条件和质量辨识问题（2）40，并建构了高质量协商达成的“要素—程序—规则”指标体系（3）41。鉴于协商系统理论的最新发展和评量协商系统质量的最新成果，结合中国社区协商实验的本土实际，既借鉴了国际上较流行的巴赫泰格和帕金森6要素指标，也加入了中国化的8程序指标，并进行了大致对应，以整合来评量行为主体作为协商资本介入实验后，协商质量的变化情况。

为了便于分析，将5个案例社区、6个要素标准、8个程序标准及其具体指标，以及3类行为主体变量在介入前和介入后的协商质量进行简约化处理（见表7）。

表7社区协商案例中的实验行动者变量对协商质量的影响

根据协商系统所含有的要素和程序，对干部、专家、媒体等三类行动者变量介入案例前后的协商质量变化予以评量和比较，得出以下基本判断。

第一，协商主体要素的质量在行动介入后明显提升。行动者变量在介入前，各案例的协商主体多样，且均参与到从提出议题、确定议题再到组织协商的过程，总体基础较好。随着作为协商资本的变量介入，协商主体变化较大：一是协商主体的类型和组织形式变得多元，丰富了协商的主体层次，增大了交流的开放空间。二是主体提出议题在逐步细化，5个案例都产生了多种议题方案。例如，案例3由“村民能为企业做什么”牵出了“企业能为村民做什么”的议题，案例5由足球场建设还引出了配套建设和后续维护等次生问题。三是介入主体普及了协商专业知识，讲授了协商技巧技术，促使协商主体逐渐在一个平等尊重、自由理性的基础上交流对话。总体来看，协商主体的发言水平、对话热度、观点难度、尖锐程度等有较大提高，协商质量明显提升。

第二，协商场所要素的质量在行动介入后影响有限。行动者变量在介入前，各案例的协商场所欠佳，在规模适度、开放接纳、轻松温馨等要素上均有某些缺失，总体环境一般。一是规模上，案例2在大报告厅，主持人在台上与参与者的互动就存在“距离”感；二是开放性上，其他4个案例的协商场所大小（规模）虽与参与者人数较匹配，但稍显封闭，开放程度还不够；三是温馨程度上，除了案例1直接将协商场所选在了田边路旁的居民家中进行，其它均选择了会议室，微显压抑。随着作为协商资本的变量介入，协商场所并没有太大变化。协商场所是在介入前就已经布置好，变量未能参与到事前对协商场所的组织安排中，虽然三大主体提出了改进建议，让场所变得更加温馨、开放等，但在当次协商中并不能及时改变，因此，变量介入对当次协商的有效影响不大。

第三，协商实体要素的质量在行动介入后差异较大。行动者变量在介入前，案例1和2的协商实体一般，案例3、4、5相对较好。随着作为协商资本的变量介入，对交流讨论的话语载体、条件形式和人员赋能等协商实体的影响不一。一是启发式提议，激发主体热烈讨论。5个案例的居民开始讨论均较简短，在变量发言后，沉闷氛围消减而继续讨论。二是定论式引导，促成理性共识与草率了断并存。案例3、4、5因居民发言过于积极，导致长时间难以达成一致，变量介入后分析归纳，引导村民达成了共识。但案例4在干部介入后，因其定论就冲断了讨论，马上达成了共识，负面影响明显。三是权威性解释。在争论僵持时，变量适度介入的权威性解释可带来积极影响，如案例3在干部介入后却激发了讨论，但案例5在干部介入后沉寂片刻后又接着讨论，影响则不确定。

第四，传播过程要素的质量在行动介入后改善显著。一是从环节步骤来看，变量介入前，代表倾向于各说各话，而主持人也侧重逐一解释，缺乏对已明晰的观点进行归纳，造成议事的环节步骤节点不明。变量介入后，变得更加明晰。其中，专家的效果最为突出，在5个案例中都有明确总结观点并引导分析的过程；一些干部也能在发言混乱的情况时适当发挥聚焦作用，如在案例4、5中均有体现。二是从信息传递来看，变量介入前，信息传递主要是代表之间以及与主持人之间，5个案例的主持人均表现出仅顾回答或记录问题以加速议程，而少有兼顾到代表是否理解问题。变量介入后，推进了传递过程的信息简约化、问题明晰化、对象整体化，5个案例都能体现专家的相关作用，除案例2的4个案例也能看到干部的相应作用。尤其是专家引导表决，确保全员参与的整体化。

第五，转化过程要素的质量在行动介入后总体向好。一是在协商气氛上三类变量实现了调节优势的互补性；二是在协商时长上三类变量促进了话题讨论的充分性；三是在协商监督上三类变量保障了议事表里的一致性。具体来看：首先，从气氛看，变量介入前，前2个案例一般，后3个案例相对积极。变量介入后，干部会适时引向可控和团结的气氛；而专家则会实时引向积极和活跃的气氛。其次，从时长看，变量介入前，前2个相较后3个案例，发言不够积极，讨论较短；变量介入后，讨论更充分和深入，增加了时长。最后，从监督看，变量介入前，后3个相较前2个案例监督力量更强。变量介入后，在监督形式上，增多了“见证人”。尤其是案例5还有媒体参与，增强了第三方监督；在监督实质上，变量使讨论更加切题，规避了主持人或其他人跑偏议题。

第六，执行过程要素的质量在行动介入后出现分化。专家介入后对5个案例的执行过程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干部介入后的影响则不一。一是从有无结果看，变量介入前，案例1、3相较案例4、5讨论时间短，结论是多方案的，难成共识。干部介入后，试图引向一致意向，但效果不同。案例1、3并没有完全随干部介入而停止讨论，而是充分议论后才形成共识，案例4、5随干部的总结性发言便形成了一致结论。而专家介入5个案例后，引导多次阶段性表决后，最后才形成结论，提升了质量。二是从有无反对看，变量介入前，5个案例均有反对，但程度不深。变量介入后，前3个案例依旧存在反对，而案例4、5中，专家介入后仍有反对，但干部介入后反对就变少了，后都达成一致意见。另外，因案例2复杂程度相对较低，专家介入后先有反对，后则较快达成共识。

总体上看，协商系统质量在作为协商资本的干部、专家和媒体等行为变量介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协商系统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尽管对不同要素、程序和指标的质量影响会有差别，而且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影响存疑和没有影响等四种结果都存在，但可以明显看到，积极影响占绝对主导，消极影响极少，个别未产生影响，少量影响在一次协商中还难确定。另外，从三类变量来看，专家的积极影响最大，干部介入不当会带来消极影响，媒体因其静态特性只在监督等方面产生明显积极影响。将其与协商资本和协商质量关联则表现为，由于干部、专家和媒体等行为变量的介入，不仅增加了居民参与讨论、表达、诠释以及倾听、沟通、妥协以争取“想要的利益”和“象征性回报”，使得开始束手无策、无所适从或缄默盲从的居民获得了可以利用的协商资源，因此明显构成了前文所述协商资本理论所具备的“回报”和“资源”两层内涵，形成了一定的协商资本并提高了协商质量，因此其积极作用就明显成为主要方面。而由于专家的立场中立性、方法专业性和介入频繁性等，其构成的协商资本更大，对协商质量的积极作用则最大；干部如果将潜在具有的行政主导、目标预设和气氛把控等特征带入协商，介入后在少数情况下也可能抑制居民参与和讨论，因此个别情况下导致消减协商资本，消极作用偶尔可能出现；媒体的独立性、单一性和监督性特征，使得其对协商资本提升有积极效应，从而对协商质量也会产生一定帮助。

结语

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优势，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需要促进协商系统的高质量发展。而协商系统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抓手载体和操作环节，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其需要转向培育协商资本之路。

协商系统发展可以有多种路径，既可以是类型上的强制性协商、引导性协商、自主性协商的提档升级，也可以是程度上的权威性协商、行政性协商、包容性协商的转型提质。以高质量协商系统发展为目标，需要通过在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里提升协商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协商资本的培育和积累，以增进协商质量。具体来讲：

第一，新时代社区协商的高质量发展由环环相扣的三部分构成。协商系统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要素完整、条件拟合、水平匹配的农村协商体系。以往的协商发展侧重于协商场所建设、协商组织架构和协商流程厘清等，高质量协商发展更注重协商系统再造、协商能力提升、协商资本培育等，这是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和目标。

第二，农村社区协商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本土的协商系统建构。农村社区的协商治理和服务首先需要完备的协商系统，既要有国际通约的协商主体、协商场所、协商实体、传播过程、转化过程、执行过程等完整的要素或与之类似的元素，也要有本土惯用的提出议题、确定议题、组织协商、环境配套、人员赋能、沟通传递、协商监督、结果运用等完整的程序或与之相似的流程及其相应的具体指标。虽然强调要素的完备程度、程序的拟合程度，但乡村协商并不一定是正式严肃的，也可以是弹性宽松的系统要素组合。

第三，社区协商系统高质量发展要关注协商能力提高这个基础。在乡村振兴中，干部、专家和媒体等协商资本之所以可以增强协商能力，在于其提高了农民的协商意识、协商意愿、协商技能和协商效能感，而这恰恰是能否达成高质量协商的关键。在农村社区的协商治理和服务中，要注意把握协商能力的关键要素。从具体的要素看，既需要增强协商的真实性、包容性和结果性，也需要增强协商的互动性、质量性、包容性，还需要增强协商的技能、能量和能力。从宏观的系统讲，则需要增强协商的社会能力、制度能力和参与能力等（1）39。

第四，协商资本的有效培育是社区协商系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协商资本概念丰富了基于熟人构成的协商治理和服务路径，这是过去较少关注的，也很少将其作为影响协商质量的关键因素。协商资本理论既是对社会资本理论的拓展，也是对协商民主理论的丰富，更是协商民主发展到协商系统最新阶段后，研究增强协商能力以提高协商质量的有效概念工具。在乡村建设行动中，要通过在协商系统中内在争取和外在赋予大力培育协商资本。从内在争取方面看，居民要积极争取参与协商和获得外在协商资源，以增强协商资本。从外在赋予方面看，农村社区协商需要注意：一是要注重挖掘潜在的退休能人、五老乡贤和外聘专家；二是要关注协商知识的普及和技能培训；三是要争取行政干部和媒介媒体实时正确参加协商。

此外，协商系统的高质量发展要善于开展试点实验。从5个实验案例来看，民政部推行的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取得了较好的协商实验效果。基于此，2020年10月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的通知》，计划分两年在1000个左右的行政村开展协商实验和试点创新，并于2021年底确认了首批497个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单位，这是一个很好的推广。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2021、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乡村建设行动中的村庄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乡村建设行动项目，都可以尝试运用协商实验的方式，真正推动多领域、多层次的协商系统高质量发展。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60页。

2（1）Luigi Bobbio，"Building Social Capital Through Democratic Deliberation：the Rise of Deliberative Arenas，"Social Epistemology，17（4），2003，pp.343-357.

3（2）Afsoun Afsahi，"The Role of Self-Interest in Deliberation：A Theory of Deliberative Capital，"Political Studies，2021.

4（3）张大维、殷妙仲：《社区与社会资本：互惠、分离与逆向——西方研究进展与中国案例分析》，《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2期。

5（4）John S.Dryzek，"Democratization as Deliberative Capacity Building，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42（1 1），2009，pp.1379-1402.

6（5）Martin Karlsson，"Interactive，Qualitative，and Inclusive？Assessing the Deliberative Capacity of the Political Blogosphere，"Democracy in Dialogue，Dialogue in Katarzyna Jezierska，Farnham：Ash 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5，pp.253-272.

7（6）Markus Holdo，"Deliberative Capital：Recognition in Participatory Budgeting，"Critical Policy Studies，10（4），2016，pp.391-409.

8（7）Monika Berg&Rolf Lidskog，"Pathways to Deliberative Capacity：the Role of the IPCC，"Climatic Change，148，2018，pp.11-24.

9（8）Afsoun Afsahi，"Gender Difference in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for Deliberation，"Soci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State&Society，2020.

10（9）Marco R.Steenbergen，AndréBächtiger，Markus Spörndli，and Jürg Steiner，"Measuring Political Deliberation：A Discourse Quality Index，"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1，2003，pp.21-48.

11（10）Eleonore Fournier-Tombs，"DelibAnalysis：Understanding the Quality of Online Political Discourse with Machine Learning，"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46（6），2020，pp.810-822.

12（1）Julia Jennstål，"Deliberation and Complexity of Thinking，Using the Integrative Complexity Scale to Assess the Deliberative Quality of Minipublics，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5（1），2019，pp.64-83.

13（2）AndréBächtiger，John Parkinson，Mapping and Measuring Deliberation：Towards a New Deliberative Qu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111-129.

14（3）Bokyong Shin&Mikko Rask，"Assessment of Online Deliberative Quality：New Indicators Using Network Analysis and Time-Series Analysis，"Sustainability，13（3），2021，pp.1-21.

15（4）Jane Mansbridge，"Everyday Talk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Stephen Macedo，Deliberative Politics：Essays on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1 1-239.

16（5）Carolyn M.Hendriks，"Integrated Deliberation：Reconciling Civil Societys Dual Roles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54（3），2006，pp.486-508.

17（6）John Parkinson，Deliberating in the Real orld：Problems of Legitimacy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166-173.

18（7）John S.Dryzek，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of Deliberative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6-10.

19（8）Jane Mansbridge et al.，"A Systematic Approa ch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John Parkinson and Jane Mansbridge，Deliberative Systems：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1-26.

20（1）张大维：《社区治理中协商系统的条件、类型与质量辨识——基于6个社区协商实验案例的比较》，《探索》2020年第6期。

21（2）Markus Holdo，"Violations of Basic Deliberative Norms：The Systemic Turn and Problems of Inclusion，"Politics，40（3），2020，pp.348-362.

22（3）Rikki Dean，John Boswell，Graham Smith，"Designing Democratic Innovations as Deliberative Systems：The Ambitious C.ase of NHS Citizen，"Political Studies，68（3），2020，pp.689-709.

23（4）Afsoun Afsahi，"Disabled Lives in Deliberative Systems，"Political Studies，48（6），2020，pp.751-776.

24（5）Mei-Fang Fan&Sheng-Chun Sung，"Indigenou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s：the Long-term Care Service Controversy in Taiwan，"Policy Studies，First Published On line April 30，2020，pp.1-20.

25（6）Cathrine Holst，Hallvard Moe，"Deliberative Systems Theory and CitizensUse of Online Media：Testing a Critical Theory of Democracy on a High Achiever，"Political Studies，69（1），2021，pp.129-146.

26（7）Dannica Fleuβ，Karoline Helbig，"Measuring Nation StatesDeliberativeness：Systematic Challenges，Methodological Pitfalls，and Strategies for Upscaling the Measurement of Deliberation，"Political Studies，2020，pp.1-19.

27（8）John Parkinson，Sebastian De Laile，Núria Franco-Guillén，"Mapping Deliberative Systems with Big Data：The Case of the Scottish Independence Referendum，"Political Studies，2020，pp.1-23.

28（9）AndréBächtiger and John Parkinson，Mapping and Measuring Deliberation：Towards a New Deliberative Qu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104-107.

29（1）John S.Dryzek，"Democratization as Deliberative Capacity Building，"Comparative Poitical Studies，42（1 1），2009，pp.1379-1402.

30（2）Nicole Curato，"Deliberative Capacity as an Indicator of Democratic Quality：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36（1），2015，pp.99-1 16.

31（3）Afsoun Afsahi，Can We Talk？Examining Wllingness and Facilitating Deliberative Capital，Vancouver，Canada：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16，pp.49-100.

32（1）Markus Holdo，"Deliberative Capital：Recognition in Participatory Budgeting，"Critical Policy Studies，10（4），2016，pp.391-409.

33（2）Afsoun Afsahi，"The Role of Self-Interest in Deliberation：A Theory of Deliberative Capital，"Political Studies，2021，pp.1-18.

34（3）本文所指的行政干部、专家行家和传播媒体，简称干部、专家、媒体，都相对宽泛。干部，大致是指分管社区相关工作的基层或地方干部。专家，大致是指参与社区相关工作的拥有一定专业技能或行业才能的热心人，如退休村干、教师、医生，律师、能人、乡贤等，最好具备协商知识或有过协商培训经历。媒体，大致指具有记录过程、监督全程和传播能力的各类公共或私人媒体，如县乡村的线上线下媒体平台等。

35（4）Jane Mansbridge et al.，"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Deliberative Systems：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1-26.

36（5）Ruth Lightbody and Jennifer J.Roberts，"Experts：the Politics of Evidence and Expertise in Democratic Innovation，"Handbook of Democratic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Cheltenham，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9，pp.225-238.

37（6）Jennifer J.Roberts，Ruth Lightbody，Ragne Low&Stephen Elstub，"Experts and Evidence in Deliberation：Scrutinising the Role of Witnesses and Evidence in Mini-publics，a Case Study，"Policy Sciences，53，2020，pp.3-32.

38（1）Gianfranco Pomatto，"Journalists：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Democratic Innovation，"Handbook of Democratic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Cheltenham，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9，pp.269-278.

39（1）James S.Fishkin，When the People Speak：Deliberabtive Democracy and Pulic Consul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33-43.

40（2）张大维：《党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以天长市“1 N X”社区协商实验为例》，《中州学刊》2020年第10期。

41（1）AndréBächtiger and John Parkinson，Mapping and Measuring Deliberation：Towards a New Deliberative Qu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111-129.

42（2）张大维：《社区治理中协商系统的条件、类型与质量辨识——基于6个社区协商实验案例的比较》，《探索》2020年第6期。

43（3）张大维：《高质量协商如何达成：在要素-程序-规则中发展协商系统——兼对5个农村社区协商实验的评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44（1）Tang Beibei，"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The Dimensions of Deliberative Capacity Building，"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19（2），2014，pp.11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