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的张扬：乡村文化振兴的应有之义及其实现

作者：汪　圣 聂玉霞  责任编辑：蔡清华  信息来源：​《图书馆》2022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2-06-03  浏览次数： 24529次

【摘　要】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以普同性知识逻辑为指导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取得了系列成就，同时也催生了乡土文化边缘化、乡村文化同质化、农民文化主体性弱化等意外后果。研究发现，地方性知识的张扬有助于赓续乡村文化血脉、重构乡村文化自信、维护乡村文化多样性、提高农民文化主体性、提升乡村文化涵育价值，能够有效弥补基于普同性知识逻辑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不足，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应有之义。基于此，可以着重开展加强地方性知识文献资料整理、培育地方性知识的重点传承主体、创新地方性知识的传承机制、探寻地方性知识与普同性知识的共生路径等工作，以深度发挥地方性知识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地方性知识；普同性知识；公共文化服务

1问题的提出

文化是乡村的“根”与“魂”。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转型社会背景下，乡村文化的衰退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指示，将文化振兴列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学界围绕如何振兴乡村文化这一主题的探讨也日益升温。总体来看，目前相关研究多从完善文化基础设施[1]、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3]、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4]、发挥基层文化机构价值[5]等维度切入，其核心思路在于通过统一的公共文化建设、外源性的文化输入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然而，这往往难以扭转当前我国乡村文化建设工作遭遇的“单方面投入大量的人、财、物……乡村文化仍然日趋衰落”[6]的窘境。基于此，有学者主张从地方性知识的视野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指出忽视地方性知识的作用而单靠现代工业文明的输入并不能解决当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7]。此类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思维导引，同时当前该类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且较为零散，特别是缺乏对地方性知识与乡村文化振兴间逻辑关联的深度阐述，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成果体系。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引入阐释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这一重要概念作为分析视角和理论基础，探寻一种基于地方性知识逻辑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以期为我国的乡村文化振兴事业提供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文章首先将对我国长期以来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进行反思；其次对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进行阐述，并对其与乡村文化振兴间的逻辑关联进行重点讨论；最后提出基于地方性知识逻辑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

2成就与局限：乡村文化建设的普同性知识逻辑书写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乡村推动开展了系列文化建设运动。其中，新中国成立之初，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重点是推动“文字下乡”，即开展扫盲教育，并启动了农村图书馆(室)、文化馆(站)、广播体系等的建设工作[8]。这些工作的开展建构了新中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雏形，初步改善了旧中国乡村公共文化设施一穷二白的局面。改革开放后，中央将经济建设定位为工作重心，对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有所忽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央开始重新重视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特别是在“三下乡”工作的带动下，图书、报刊、戏曲、电视、群众性文化活动等文化资源开始向乡村大规模流动。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的加快，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得到进一步充实、改善。尤其是随着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广播电视村村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的全面铺开，我国乡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趋于完善。相关资料显示，2005—2012年，全国建成农家书屋近60万座[9]；2017年，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现64万行政村、6.4亿农民全覆盖[10]；2019年，全国建成乡镇文化站40 747个，农村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8.84%、99.19%[11]。

客观而言，由国家推动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有效改善了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求知、求乐的需求，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长期以来这种由行政体制主导的乡村文化建设模式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普同性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逻辑。所谓普同性知识，也被称为普遍性知识、普适性知识，是指可以普遍推广的知识及其体系[12]。乡村文化建设的普同性知识逻辑则是指行政体制以普同性知识系统为依托，试图通过标准化的治理技术、格式化的内容配置进行的一种乡村文化建设范式。长期以来，行政体制以普同性知识逻辑为指导，推动建立了覆盖全国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取得了上文所言的系列成就。同时，这种以普同性知识逻辑为指导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也催生了系列意外后果，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首先是乡土文化边缘化。较长时期以来，基于普同性知识逻辑的乡村文化建设事业主要沿袭的是城市文化下乡路径。从话语面向分析，文化下乡中的“下”字本身即暗含着城市文化处于优势地位、乡村文化较为落后或者乡村缺少文化等隐喻。尽管乡村社会原生的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然而在文化下乡模式下，乡土文化被贴上了愚昧落后的标签，乡村成为城市进行文化援助的对象，城市文化成为乡村文化的追赶标杆和发展方向。例如，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工程，大多是将城市社会中的文化产品移植到了乡村社会。受此影响，城市文化下乡形成了一种客观上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替代，甚至成为一种文化侵入[13]。受此影响，乡村社会中大量具有区域特色、历史悠久的乡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逐渐从乡村社会结构的中心向边缘转移，甚至部分乡土文化渐渐消失在转型的乡村社会之中。

其次是乡村文化同质化。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乡村社会情境迥异，因而生发出了高度异质且精彩纷呈的文化系统。然而，受普同性知识逻辑的影响，当前行政体制倾向于在全国乡村地区提供格式化的文化产品，事实上正在形塑同质化的乡村文化景观。例如，当前大部分乡村按照相关规定修建了标准化的文化广场，农村电影放映队伍巡回放映着文化管理部门指定、全国公映的电影，农家书屋中陈列着统一配送的书籍、报刊。此外，笔者在鲁中地区的N县开展的调研中发现，该县多村开展的演出下乡活动的节目单基本相同。该县文化管理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笔者，当地的演出活动是政府统一购买的，基本都一样。这种行政体制主导的标准化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忽视了乡村文化系统的差异性，解构了乡村文化特色，是行政权力对乡村文化景观的规训，形塑了“千村一面”的乡村文化气象。

最后是农民文化主体性弱化。从历史的维度看，农民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力量。然而，当前基于普同性知识逻辑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正在解构农民的文化主体性。这是因为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大多遵循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项目制”运作模式。在该模式下，农民往往被视为单纯的文化消费者，其文化需求表达受阻，文化参与积极性受挫。以“送文化下乡”活动为例，当前大部分“送文化下乡”活动的过程具有即时性，农民对文化活动的体认大都停留在感官层面，无法亲身获得参与感[14]。受农民文化主体性弱化的影响，我国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陷入了资源投入巨大和农民文化参与冷漠并存的局面，大量的文化资源利用效率较低，资源浪费问题十分突出。笔者在鲁中地区T市G镇开展的调研中发现，该镇有超过60%的受访对象从未到本村的农家书屋借阅过书籍，另外有超过一半的受访对象对当地政府提供的文艺演出活动不感兴趣。

3地方性知识的张扬：乡村文化振兴的应有之义

3.1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解读

所谓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一个与普同性知识相对应的概念。该概念由美国著名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首次明确提出。吉尔兹指出，地方性知识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它涉及知识生成与辩护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以及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视域等[15]。吉尔兹的定义较为抽象、晦涩。此后，沃伦等人从知识主体的视角对地方性知识进行了更为具象的阐释，认为地方性知识是当地民族与当地人所掌握的与当地文化和社会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知识[16]。在地方性知识的概念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该概念广泛引用并进行了本土化演绎，形成了“地方性知识是一种与当地知识掌握者密切关联的知识”[17]，“是某一地域空间中，某一特殊的生活群体所共享的动态思想与技能的总称”[18]等基本观点。总体观之，虽然不同学者对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具体界定不同，但对地方性知识基本内涵的理解较为一致，即认同地方性知识是某一特定地区的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共同创造、共同享有、共同认同的知识体系。一般而言，地方性知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地域性。地方性知识由生活在特定地域的群体所共享，非内部成员难以获得、理解相关知识体系。二是实用性。地方性知识是特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劳作和生活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结晶，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间的相处智慧，在共同体内部具有重要的实用指导价值。三是丰富性。地方性知识作为系列知识的集合，内容极为丰富。根据相关研究，乡村社会中的地方性知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类型(见表1)。

表1地方性知识的主要类型与具体内容

3.2地方性知识之于乡村文化振兴的意义

乡村不仅是一个以村落为基础的空间共同体或是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亲缘共同体，同时也是由地方性知识所共同构筑的文化共同体。面对当前以普同性知识逻辑为指导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所产生的诸多意外后果，需要发挥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以修复乡村文化空间，实现乡村文化的有效振兴。具体而言，在乡村文化振兴领域，地方性知识的张扬具有如下积极意义。

首先，赓续乡村文化血脉。地方性知识的张扬是赓续乡村文化血脉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知识系统，是乡村文化的“根”与“基因”。对地方性知识的张扬有助于留存乡村文化的“根”和“基因”，防范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对乡村社会的过度溢透风险，避免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从而有利于保持乡村文化的乡土底色。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是乡村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通过凝结着乡村文化精髓的地方性知识的操演能够营造一个集体记忆“场”，并使得这种集体记忆不断被重复、强化，从而深化农民对乡村文化符号的认知，使得农民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不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更能记得住乡愁，避免对乡村文化的“集体失忆”。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曾在鲁西北地区的一个村庄观看过一场村民自编自导的文化演出。在该场演出的一个节目中，演员将本村流传已久的“白马护河”传说进行了演绎。故事梗概为相传该村河道中有一个河妖，每逢夏季河水暴涨时期就会施法意图摧毁河堤、淹没村庄。所幸河道中还有一匹白马，每当河妖施法的时候就会嘶鸣着与其战斗，每次河妖都会落败，肆虐的河水就会自动退却，河堤和村庄得以保全。该村有位老人告诉笔者，如果再不演这方面的节目，年轻人就都不知道自己村子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了。

其次，重构乡村文化自信。能否对乡村文化形成坚定的自信，不仅是关乎农民心中的乡愁何处安放的情感问题，更是关乎乡村文化兴衰的根本问题[19]。近代以来，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展现出惊人的生产力，催生了人们对现代文明与城市文化的崇拜。与此同时，乡村文化在与现代文明、城市文化的碰撞冲突中节节败退，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农民在经历了一定的文化困惑后，对乡村文化的信仰开始瓦解，同时产生了深刻的文化自卑感。庆幸的是，地方性知识的张扬能够帮助农民缓解文化自卑感，重构文化自信：首先，地方性知识的张扬能够提升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自我认同。地方性知识的操演能够修复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乡村文化裂痕，凝聚农民对乡村文化的归属感，提升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自我认同感。事实上，这种文化的自我认同正是重构乡村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例如，笔者在鲁中地区T市J镇的调研中了解到，该镇近年来复兴了当地的皮影文化，使本镇农民加深了对当地皮影文化的了解，提升了对本地文化的自信。其中有访谈对象告诉笔者：“原来我以为咱农村没文化，现在我才发现，咱农村也是有文化的，甚至也不比城里的文化差。”其次，地方性知识的张扬能够获得城市社会对乡村文化的尊重。地方性知识的张扬能够展示乡村文化的魅力，转变城市社会持有的“乡村没有文化”的成见，提升乡村与城市进行文化对话的资本与底气，改变一直以来城市“援助”乡村的文化不对等格局，甚至实现乡村向城市进行文化逆向输出。例如，近年来江苏省扬州市开展了“送文化进城”活动，通过《吴桥社火》《六大嫂选良种》等节目，将富有泥土气息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带入城市，让城市居民更加了解新时代的乡村文化和农民的精神风貌，使得乡村文化摆脱了愚昧、落后标签[20]。

再次，维护乡村文化多样性。保存和发展地方性知识能够抵抗和预防知识的同质性，这对于地方文化的保护具有独特价值[21]。在乡村文化面临同质化窘境的背景下，寻求一条基于地方性知识逻辑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对于维护乡村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积极意义。我国疆域辽阔，受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传统乡村社会生发出了内容庞大、纷繁复杂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涵盖了民风民俗、文学艺术、地质构造、价值观念、传统服饰、神话传说、礼仪禁忌、民谚俗语、伦理规范等多个维度。在乡村文化建设领域，发挥内容丰富、特色各异的地方性知识系统的价值能够增加乡村文化的乡土底蕴，保持不同乡村在文化方面的个性特征，有效防止乡村文化形态“千村一面”，进而形塑和而不同、富有活力的乡村文化生态。例如，山东省在开展“乡村文化建设样板镇村创建工程”的过程中，即较为注重深入挖掘本地民俗等地方性知识资源，形成了“因镇而异、因村而异”的文化发展方案，积极打造乡土文化品牌和文化项目，有效避免了乡村文化的同质化[22]。

复次，提升农民文化主体性。在乡村文化建设领域，地方性知识的张扬能够有效提升农民的文化自觉性、文化主动性和文化创造性，从而有效提升其文化主体性。首先，地方性知识的张扬能够提升农民的文化自觉性。有研究指出，地方性知识的张扬可以提升主体的文化自觉，促进文化保护，实现文化可持续性[23]。同时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觉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化主体性[24]。其次，地方性知识的张扬能够提升农民的文化主动性。在乡村文化建设领域，地方性知识元素的嵌入有利于打造“在地”的、当地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从而有助于解决当前农民公共文化参与冷漠问题。例如，在广西平南县、藤县等农村地区，虽然当地农民对农村电影放映等文化活动的参与热情有限，但是对于蕴涵着丰富地方性知识和乡土情感的地方小戏种——牛哥戏的参与热情高涨[25]。最后，地方性知识的张扬能够提升农民的文化创造性。面对乡村文化衰退的困境，发挥农民的文化创造性具有积极意义。在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领域，地方性知识的张扬能够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公共文化产品生产的积极性，推动其从文化的消费者向生产者转变，进而提升农民的文化创造能力。例如，在海南省儋州市六罗村连续34年举办的“村晚”中，该村村民共同创造出了《阿妹嫁给涯》《移风易俗树新风》等大量具有地方性知识元素的节目，将该村的集体记忆和当前的新农村文化建设进行了有效联结，展现了村容村貌、演绎了乡风民俗、凝聚了乡土人情[26]，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最后，提升乡村文化的涵育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受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村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受到强烈冲击，导致农村社会的精神风气发生剧变，催生了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行为失范等社会症候，黄、赌、毒、破坏生态、遗弃父母等有悖乡村传统道德伦理的现象屡禁不止。虽然基于普同性知识逻辑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力图强化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扭转农村社会的价值真空困局，但遗憾的是其成效并不理想。这是因为外来的价值体系是“离土”的，是非本体地位的知识系统，往往难以被乡村社会有效接纳。而地方性知识作为乡村社会原生的知识系统具有本体地位，是“在地”的。相较而言，其作为约束乡村越轨行为的内在隐性规范，更加适用于乡村社会的生活场景，具有提供价值导引、涵育文明乡风的重要作用。在鲁中地区的调研中，当地老人即告诉了笔者大量具有教化、涵育意义的地方性知识。例如，“打爹骂娘的人下雨天容易被雷劈”“捉燕子瞎眼”“刺猬、蛇等是‘仙家’，打了会遭报应”等。虽然上述地方性知识难以获得现代科学的支持，但是受到当地人的认同，体现了朴素的乡村价值观，是一种重要的乡村道德律。如果有村民的行为违反了这些地方性知识，就会受到同村人的舆论谴责或者孤立，给予当事人很大的心理和思想压力。因此，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需要通过地方性知识的张扬涵育文明乡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

4路径探寻：基于地方性知识逻辑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如前文所述，地方性知识的张扬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应有之义。因此，新时代的乡村文化振兴工作需要充分重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探索一条基于地方性知识逻辑的乡村文化建设路径。本研究结合当前我国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实际与乡村地方性知识式微的现实，尝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加强对地方性知识文献资料的整理。虽然我国乡村社会中的地方性知识储备极为丰富，但由于缺少系统、科学的整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亡，难以有效发挥其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同时图书馆是社会知识和信息文化的储备仓库，承担着地方性知识与信息的存储、传递乃至增值服务的职能[27]。因此，图书馆可以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对有文字记载的地方性知识文献资源，如本地的神话传说、传统民俗、民间歌舞、戏曲资源、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事实上，近年来多地图书馆已经积极开展了对当地乡村地方性知识类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例如，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中心建立了独立且相对完善的北京地方文献专藏系统，对北京节庆民俗文献进行了整理，目前相关的中文文献有60余种[28]。对于缺少文字记载、口耳相传的地方性知识，图书馆可以按照类型、类目组织开展田野调查、口述史研究等工作，补充相关的文献空白。此外，图书馆还可以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性知识文献资源数据库，并实现各地数据库间的互联互通，推动地方性知识文献资源的共享，充分释放地方性知识文献资源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

其次，培育地方性知识的重点传承主体。在新时代，乡村文化能人、乡村教师、乡村儿童等群体应是重点培育的地方性知识传承主体。首先，“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文化能人本身即是乡村的文化骨干分子，是地方性知识的富集者、守护者和传播者。在乡村文化衰退的背景下，基层政府、村两委组织可以通过提供活动场地、业务培训与资金支持等方式对该群体进行重点培育，发挥该群体传承乡村文化、带动普通村民文化参与等价值。其次，乡村教师是农村社会的教育工作者，是重要的知识传播主体，同时乡村教师最适合担任地方性知识守护者的角色，担当起弘扬优秀乡村文化的责任[29]。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通过组织编写乡土文化教材、开展乡村教师地方性知识培训等活动，改善当前乡村教师群体存在的地方性知识匮乏问题。最后，乡村儿童是乡村社会的未来建设者，乡村学校及教师可以重点开展地方性知识类校本课程开发、乡村文化能人进校园等工作，深化乡村儿童对当地地方性知识的认知，增进乡村儿童对乡村文化的情感。

再次，创新地方性知识的传承机制。长期以来，乡村社会地方性知识的传承沿袭的是“自然”路径，乡村社会各主体在“不自觉”的过程中推动了地方性知识的延续。然而在转型社会中，地方性知识的传统传承机制受到严重冲击，如若缺少传承机制的创新，乡村社会中的地方性知识将难以避免衰退的命运。因此，为适应不断变革的社会结构，需要创新乡村地方性知识的传承机制，探索从“自然”向“自觉”转变的乡村地方性知识现代传承之道。对此，本研究建议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发挥地方性知识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地方性知识高度依赖于塑造它的乡村社会结构，只有将地方性知识深度融入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才能实现其有效传承。因此，当前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可以发挥风俗禁忌、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等乡村地方性知识在重塑乡村社会道德体系、化解乡村社会矛盾、推进乡村社区营造等方面的作用，激发地方性知识助推乡村社会善治的时代价值。二是推动地方性知识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衔接。与市场机制的衔接是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新型传承路径。近年来，多地积极利用地方性知识打造区域文化产业品牌，开发了多款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借助文化产业实现了乡村文化事业的繁荣。例如，在笔者的调研中，山东省商河县玉皇庙镇利用当地流传的豆腐皮加工技艺发展了豆腐产业，并复兴了当地的豆腐文化。三是创新地方性知识的传播媒介。在新媒体日益繁荣的背景下，利用短视频软件等新媒体平台对富含地方性知识的乡村特色文化素材进行传播，可以提升乡村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力。

最后，弥合地方性知识与普同性知识间的张力。乡村文化振兴需要重视地方性知识系统的价值，同时这并非意味着对普同性知识系统的全面否定。事实上，为实现乡村文化的有效振兴，需要弥合两种知识系统间的张力，实现两种知识系统的有机结合、和谐共生。为此，一方面可以借助地方性知识系统对普同性知识逻辑主导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改进，缓解当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悬浮化”困境，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在地化”。例如，近年来部分地区在开展文化下乡工作过程中积极吸收乡土文化元素，对演出节目进行了“乡土化”改造，实现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本土文化的有效联结，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另一方面，可以借助普同性知识系统对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改良，推动地方性知识系统的更新。事实上，乡村社会中的地方性知识系统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处于变化、发展的状态。近年来，乡村社会中的地方性知识系统在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不断吸收新的元素和观念，实现了自身的更新与升级，有效适应了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国家在乡村开展的移风易俗工作实质上即是一种普同性知识系统对地方性知识系统的修正。在该项工作的作用下，乡村社会中原生的厚葬薄养、讲究排场等陈规陋俗得到改造，乡村文化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5结语

长期以来，以普同性知识逻辑为主导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催生了乡土文化边缘化、乡村文化同质化、农民文化主体性弱化等诸多意外后果，难以有效转变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文化衰退的局面。研究发现，发挥地方性知识的价值能够有效改善上述诸多问题，因此地方性知识的张扬是当前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应有之义。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所秉持的张扬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是基于长期以来由行政体制主导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遮蔽乡村地方性知识的价值这一现实所提出的，而无意主张对普同性知识逻辑的全盘否定，或者主张一种两种知识系统间的对立关系。本研究认为，对于振兴乡村文化而言，两种知识系统均存在一定的内生局限，只有发挥两种知识系统的耦合效用才能实现乡村文化建设领域国家意志与地方视野的融合，才能更好地联结现代文明与乡村传统，实现乡村文化的有序振兴、有效振兴、可持续性振兴。至于如何实现这一愿景，则需要后续研究开展更为系统、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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