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与乡村社会变动

作者：朱东北 宫炳成  责任编辑：蒋　韵  信息来源：《史学月刊》2022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2-05-29  浏览次数： 39873次

【摘　要】中共中央抵陕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是抗战与生产的关键，兼有接续阶级革命与维系乡村秩序的双重使命。出于战时动员目的，中共亟需隐晦阶级观念，引领村庄日常劳作，确保全员参与抗战生产。随着自上而下政权体系建立，增资运动作为配套的动员形式，巧妙地平衡了各阶级博弈，持续建成了趋向合理的再生产机制。公营工厂“三三制”实践了组织、教育与维权相结合，解决了中共革命的基本矛盾，提升了乡村动员的深度和广度。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由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其实质在于完成人与生产力的解放。在各方犬牙交错的时空里，既要放手发动革命，更要确立社会秩序。这种特质源自于中共革命的理论内核，也折射出革命与乡村互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有序革命”。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工会；乡村；三三制；中国共产党；大生产运动

中共进入乡村后，乡村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宏大社会变动。在由传统逐渐转向革命的过程中，抗战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全面抗战爆发后，尽管中共长于群众运动，但面临传统乡村社会，革命不完全等同于斗争。规划乡村生产、调整阶级关系，建立巩固的社会秩序，既是赢得抗战的关键所在，也是战后重建的根本保障。抗日根据地工会建立起来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互为支持，密不可分。它经历了从苏维埃革命向民族革命的转变，在乡村社会各阶层之间扮演着关键角色。这种角色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依据乡村政治实际不断调整，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发展进程。

学界早期研究集中于劳动政策的演化轨迹，更多的是关注了农民与国家的纵向关系。此后，这些研究从现代国家、宏观制度层面深入到土地关系、生产关系的微观层面，既探讨民俗节日、乡村生产的革命化改造，也涉及乡村社会成员的身份变迁、行为方式与理性选择等。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注意到战争与乡村的横向联系，认识到群众组织是战时乡村动员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探讨了这些组织的起落，发挥的不同作用与在不同领导者心中的微妙差别。相关成果不断丰富着人们对抗日根据地的认识，日益深化对革命与乡村的复杂互动关系的认知1。在此研究基础上，中共革命的核心问题获得了宽阔的整体叙事空间。

由于乡村革命是一个多变异质因素构成的复杂实体，乡村与革命的互动关系并非单一的对接模式。基于这个历史现实，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且影响深远的运行机制。在“乡村革命化”与“革命秩序化”的进程中，中共革命内含的组织角色、功能与技术不断变化，扎根于乡村社会的组运机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究竟哪些因素消解了乡村社会危机，促进了乡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动，进而支撑中共的长期革命，值得研究。本文以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为切入口，揭示战时乡村巨变的演进过程，增强相关研究的历史解释力。

一、工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适应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为联系各业工人，强固中共自身的社会基础，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随即成立。1937年5月，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改称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直到1939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指示：“在华北及一切可能组织工会的地方，应该尽可能地把工会组织起来，吸收最大多数的工人于工会之内，与农民及一切抗日团体结成亲密的关系，使工会成为抗日政权下有力的团体。”2

出于尽可能扩充基层组织的目的，中共中央延续了苏维埃革命的做法，将严格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扩大至所有的手工业者，也放大到农业工人。在放手发动群众的既定方策下，工会干部处于革命与乡村互动的关键环节。相对于中央干部的充足配备，地方工会干部相对缺乏。中共中央赋予其动员抗战与发展生产的双重使命，既体现了中共领导工会的理想形态，也考虑了华北乡村社会的特殊环境。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总工会已不存在，中共中央直接制定和推动了许多工人运动的大政方针。这些政策重心就是如何在动员工人的同时，又能将乡村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3。其间地方工会干部或者来源于分流的党员干部，或是联系密切的工人积极分子担任4。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往往严重脱离群众。合格工会干部严重缺乏，几乎不能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也就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地方工会实况距战时要求相去甚远，既缘于“工作范围大而分散”,“抄袭党政工作套路”的敷衍作风，也缘于“宁领千军，不管一会”的错误思想认识。

抗日根据地工会干部的言行普遍源于中共信奉的理论，然而实际上，依靠、掌握和改造农业工人的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由于“农村工人与农民不同，与机器工人也不同，因为他们并无共同生活，文化水准低，比较落后和散漫”5。“有些保守性，好吃乱花，又富于团结性与革命性。”6他们作为乡村中最革命的阶层，几乎没有经过政治训练。一旦卷入政治运动，就会变得急于求成，难以驾驭。长期遭受贫穷的农民，不断地向有财产者展开“斗争”,极易失去控制。对此，工会干部宁愿谨小慎微，也不愿意偏离政治方向。正如何高潮指出：“农民和中共在许多方面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但是，作为运动领导者的中共与作为群众的农民，在如何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方面，看法很不一样。”“一方面使中共不能随意使用激进的方法去发动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共必须有效地防止由农民运动激进化所导致的大规模的阶级冲突。”3面对乡村内部深层次对立，抗日根据地工会的组织调适必然发生。

贫瘠乡村是革命的温床，也限定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这种内在矛盾是历代农民革命无法克服的难题。从理想状态言，抗日根据地工会作为运行系统的关键环节，其本能的作用是团结工人、组织工人与教育工人。而从实际情形看，发动各行各业工人积极生产也是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在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下，从事劳动生产不是神圣活动，是压迫活动。由于革命与乡村脱节，抗战与生产非但没有天然的联系，而且与传统思想紧密相连。

在闭塞的乡村，农民总是存在“自利”、“变天”思想，将封建剥削视为“命中注定”,并不会轻易被动员起来。对于雇主的封建剥削，他们只是以“磨洋工”、破坏工具等方式，进行分散、消极的斗争。与此同时，从沦陷区过来的产业工人，流行着轻视工会、仇视工会的态度，甚至相信工会应与工厂“对立”“斗争”的错误认识7。不同的思想认识来自于异质文化，也来自于不同的阶级意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成为开展战时动员无法逾越的崇山峻岭。

不过，中共干部以群众组织面目出现后，华北乡村社会快速地打开了有利局面。究其原因，中共干部转入乡村较为迅速，而工农群众接受中共则相对不易。农业工人从社会客体变为主体，其实取决于绝大多数人的开发、动员与组织。中共革命通过群众组织塑造的“空气”、“氛围”发挥着非同一般的作用。按照中共秉持的群众组织原则，抗日根据地工会与乡村社会阶层的互动，极大地推动了乡村社会的组织化。这种组织化从工人开始，又不局限于工人。为吸引工人入会，地方党组织提出的基本工作方针是，“哪里有工人群众，就在哪里组织工会”。在正确政策导向下，基层工会干部成功创造出“基点村”做法。“抓住工人多的村镇及中心矿区，以中心村影响小村镇。”8这些做法代表了战时乡村动员的正确方向。

为了实现全民抗战目标，中共中央极力提倡运用组织发动群众，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也表现为两个特质：既放手发动群众，也须适当“纠偏”。一方面是乡村支撑革命，另一面是革命约束乡村。这既是政策实施的必然，也是政策深入调整的需要。这就需要工会居中联络，进行细致入微的思想教育。“注意到群众中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时期中的具体要求，认真的经常的去解决群众中的个别问题，保护群众的每一个点滴利益。”9在乡村传统观念中，最现实的经济利益是土地问题。在获得土地后，农业工人经济状况发生改变，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小农思想就会与封建思想结合起来。为了争取他们参战，中共需要再次调整政策，重新获得他们的支持。“当共产党强调斗争时，农民运动就容易过火，使得共产党有必要去修订政策，改为强调妥协；但当共产党强调妥协时，地主又容易利用其传统的力量优势去整治农民，使共产党有必要重新强调斗争。”10为处置乡村两大阶级的冲突，中共日益成为既讲求实际又追求综合策略的政党。要积极地塑造新型工人、克服官僚主义；也要联系工人、贴近实际生活。这是中共把握乡村与农民的必经路径，也是维系中共特有组运机制的两个基点。

二、发动贫雇农与“增资运动”演进

为了消缓乡村对革命的反弹，中共通常的做法是抓住贫雇农。从实际出发，进行的“增资”是推动乡村革命的关键，也是巩固乡村农民组织化的重要工具。这种常见的组运机制并非如表面那样水到渠成，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博弈进程。抗日根据地主体是农民，建立农会当然是头等大事。在农会打开局面的前提下，青救会、妇救会、工会才能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群众动员。经过革命与乡村的深刻互动，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结构形态也处于变动之中。随着中农不断掌握农会后，雇农小组、雇工工会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会与农会既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也有独立的职责范围。农会主要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向地主进行清算斗争；工会主要进行增资运动，维护贫雇农权益。概言之，两会看似相差无几，却反映着完全不同的阶级取向，从中可以看到中共对自身社会基础的调整。

对于乡村各阶级、各阶层的动员，中共中央既要提高农民抗日热情，也要维系必要的乡村秩序。打破旧平衡、旧秩序，建立新平衡、新秩序，兼顾工农军民关系，将影响着抗日根据地战争动员实效。尽管中共是擎举群众路线的政党，但是妥善处置乡村内部关系还是上升为中心问题。由于善于领导实际的群众工作，刘少奇在党内地位不断上升。1938年2月5日，他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一文即谈到：抗日根据地“改善民众生活的方式，应切实避免采用斗争的手段，而应采用协商及仲裁等方式为主，去达到群众要求被承认的目标，去达到工、农群众与地主、资本家双方的同意”11。这种做法在中共中央决策层获得共识后，各地增资运动成为了整套政策的基本环节。

到抗战相持阶段，由于中共政策日趋成熟，各地的增资运动稳步推进。陕甘宁边区工人“一般的工资比抗战以前增加了两倍”12。晋西北的兴县煤窑工会组建带来了变化，由每天二角的工资增加到两元，后增加到二元五角；每月只有三天的休息日，工资照发13。晋东南的工会积极“增加过少的工资，安插并组织因战争被灾及敌区过来的工友，同时加以救济，及介绍工作”14。在晋察冀，平山县“遇有当地庙会放假一天，麦收后吃五大顿（即改善五次伙食）,重要节日如五月端午、八月十五都要改善伙食一次。牧工、奶妈、做饭的长工都要使用这个方法”15。

增资运动发动后，由于反复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乡村动员确实“超出了中共所设定的政策界限”16。针对一系列冒险倾向，1940年12月，毛泽东即指出，我们必须执行正确的路线。一方面，不能进行主动冒险，“乡村工人的生活与待遇的改良，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17。另一方面，更不宜放任自流，“不但要领导抗战政治动员工作，而且更要注意工人生活的改善”18,陈云曾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任何细小的可能的改善19。中共主要领导频繁发言，表明这并非局部问题，而是全局问题，直接影响持久抗战的根本进程。

经过中共增资运动的撬动，根据地的贫苦农民被发动起来，鲜活的基层创造不断出现。在晋察冀，由于乡村生产“缺乏统一惯例，往往是工人吃亏”,平山县工会主张约定日常生产劳作，将劳作时间精细化。平山县工会的创造是，“将每日分为五分工，即早饭前为一分工，早饭后的上午、下午各为二分工。如已下地操作，早饭前下雨，有早饭给全日五分之一工资；上午的两分工中前一分工中下雨，有早饭给全日五分之二工资；上午的后一分工中下雨有午饭给全日五分之三工资；下午前一分工中下雨，有晚饭给全日五分之四工资，下午后一分工中下雨，有晚饭给全日工资”20。由于县政府、工会的彼此配合，这种“公正”的增资路线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中共的政策目标中，增资运动重点不是增资而是运动，不仅要满足工人经济诉求，也要动员社会各阶层抗战。工会的具体工作就集中于建立合理工资办法与政治教育结合的双重激励机制，既重视劳动者生活需要，也注重发展生产，保障劳资的抗战“调和”21,达到最佳的动员效果。一方面，发动群众抗日，若不与其直接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则不可能巩固持久。另一方面，积极主张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提高生产热忱，完成生产任务”22。事实证明，这是中共引领工人组织的重要经验。

194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各抗日根据地劳动政策的初步指示》。该指示确立的方针有二：一是从全局出发科学制定工资标准。凡农业、手工业、店员工资，“不宜过高和过苛的要求”,“不高于公营工厂工资待遇”。工人伤亡抚恤“不能超过抗日阵亡将士之抚恤，否则将影响部队”23。二是实现工资制度与政治教育相结合。“一方面要照顾工人生活，另一方面注意增加生产、提高质量、减低成本的基本原则”24,提高工人抗战生产的热忱。无论是公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工会越来越成为推动增资运动的纽带。从生活生产实际去推进抗战动员，不仅体现了中共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路线，也促其获取了创设新制度的群众基础。

三、产业工会与公营工厂“三三制”

发展生产是战时的重要工作，理所当然成为巩固中共运行体系的中心环节。1939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生产自给”方针，领导和组织生产成为工作重点。1941年后分区和县工会已经组织完竣，生产工作迅速提上日程。在贯彻中共的政策时，工会、农会，甚至青年和妇女团体都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职责。然而，与中共组织的其他群众团体不同，抗日根据地工会不仅是乡村社会成员的组织者，也是新兴工业开展生产管理的参与者。在相对完整的群众组织系统中，抗日根据地工会往往扮演着改变旧思想、维系新秩序的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领导和发展生产，特别是公营工厂的生产稳定，是抗日根据地在困难时期最大的政治实际。进入具体管理运作，党、政、工三方关系则决定着主要工业的生产效率。一开始，抗日根据地公营工厂“完全学苏联那一套”,党、政、工组成“三人团”。有意见就共同研究，一致就一致，不一致就各自上报25。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并不合理。为适应战局变化，“三人团”的最后决定权属于厂长，以提高抗战生产能力，增强经济实力。直到1941年底，有的公营工厂、军工厂认为公营工厂与工人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没有斗争的对象，因而也就没有成立职工会的必要。工厂管理者认为，“把职工会放在附庸的（实际也就是取消）地位，不尊重职工会的职权……只是遇到烦琐问题时（如伙食的管理问题）,才推给工会去负责”26。

在这个目标下，公营工厂“三三制”应运而生。由于抗日根据地不仅要动员工农生产抗战，也要维持完整的乡村统一战线，那么就必须推行民主管理。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特意指出，三三制不应局限于政府、群团，而是一个综合的改革设计，凡“土地问题、租息问题、劳动保护问题、战争时人力与物力问题等等”,都需要配套实施27。由于共产党政权的政治优势，私营企业雇主、地富的劳动关系协调相对容易，而问题集中出现于公营、军工企业。在根据地自己的工厂中，工会角色有边缘化的倾向。

由于思想认识差异，中共内部对工厂民主管理制度的看法并不一致。过了一年时间，有人还是将一元化与旧工厂相联系，将其视为“剥削”工厂。还有人追求绝对自由，提出“既然政府办的工厂有三三制，我们八路军办的兵工厂也是政府办的，也不能例外”。在日军疯狂进攻根据地的关键阶段，各方矛盾进一步显现在如何调动工人生产热情上。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厅长刘景范在公营工厂联席会议上提出：不易单纯以提高工资激发工人生产情绪，“此不特不能达到提高生产目的，且不合于边区的政治要求”28。他甚至直言，工厂管理的“不协调”“不一致”,开始演变成“分裂工厂党、行政、工会的团结。声言‘井水不犯河水’”倾向29。由于工人是实现“自力更生”的根本，公营工厂关乎军需民用，这对抗战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也是扭转抗日根据地困难的重要节点。

唯有建立优越的工厂管理体制，方能支撑敌后抗战。在公营工厂推行“三三制”,既是战争动员与乡村实际互动的结果，也与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调整自身政策有关。抗日根据地工会开始率先垂范，理顺党与工会关系。“工会工作应尽量发挥民主，在组织上、领导上必须反对共产党员包办的现象，在各级工会领导机关，应实行共产党员与一般工人比例只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为了集中有限的生产力量，尽量吸收不脱离生产的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各级领导机关，使群众与领导机关的联系更加密切。”30为了促使各级干部跟上步伐，中共中央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具体的安排。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声称：“三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使行政人员、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向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31这个讲话实际上肯定了公营工厂推进“三三制”的方向。由于只是确立了党政工的基本原则，给各地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此后，公营工厂的生产管理改革得以正式实施。

立足于实际的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公营工厂工会被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经过反复讨论，各方达成共识：（1）在集体领导下，厂长全权负责工厂生产，支部与职工会有建议权。支部与工会分别负责有差异的群众工作，支部侧重政治动员，联系群众工作，工会集中进行“工人自己的组织”的宣传与组织工作。（2）倡导发扬民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党、工厂、职工会“真团结”。（3）采用合理工资增长与政治教育结合的激励机制。工会应注意工人待遇，关心职工生活。工人疾病、家属困难，职工会必须加以调查研究，并与工厂行政共同探讨解决方法。（4）改善工会组织的基层架构。此后公营工厂成为乡村社会的经济支柱，为夺取全国城市和维系长期革命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四、乡村社会革命化与秩序化的发展机理

中共革命经历了从城市到乡村，再从乡村到城市的演进过程。这种复杂轨迹是中共革命的客观实际，也规定了战时动员的内在发展机理。表面上，细致入微的动员工作意味着乡村社会再造。而实际上，中共不仅不会完全站在传统对立面，而且常常促进两者的吸收、渗透与融合。抗日根据地发动基本群众时，中共阶级话语隐而不彰。在外敌紧逼之下，如不把对立改变为合作，恐怕起码的生存都成问题。各阶级的联系被公开承认后，乡村动员必然走向“有序革命”。通过各根据地相关史料比对发现，面对全新的乡村社会关系，抗日根据地工会既有革命性，也有秩序性。这种独特定位不仅使工会的全部工作建立在工农联盟之上，而且为工会干部教育腾挪出更多的时间，减少党、政、工误解，消缓各阶级摩擦。这些成熟做法既是中共接受经典理论指导的产物，也是从根据地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进行调适的结果。由于这种双重性源自于中共革命特定内核，并不会因新社会的建立而消失。它所发挥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政治与社会变迁，也深及权力、技术与文化层面。

抗日根据地工会作为工人实现政治权利的载体，不仅仅意味着“物资财富”的重新分配，“而且还包括与此相连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32。在乡村实际条件与中共革命理想的双重影响下，抗日根据地开始建构多层次的劳动保障制度，加速全新社会秩序形成。与最初的运动式治理不同，许多斗争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根据地工会也逐渐掌握和运用法律，维持乡村秩序，赓续乡村变革。尽管雇主、师傅处于阶级革命的对立面，但因为雇主是开厂的，师傅是培养工人的，也是团结抗战争取的对象，自然成为了抗战生产的依靠。除承接政府制止“剥削”的法令外，抗日根据地工会更需要乡村士绅、雇工，合力应对突发的自然灾害33,调动工匠的劳动热情，塑造新工人。

从这个意义看，乡村革命化不再是破坏程序，而是一个重建秩序的过程。这种新秩序与旧习惯并非截然对立。在广大华北乡村，学徒制是农民的“活路”。为了调动工匠、学徒的生产积极性，工匠对学徒的剥削暂时得以搁置。根据地工会提出的“亲戚路线”是一种实际的做法。为提高师傅带徒积极性，学徒参加劳动生产时，须保证支付一定数额的工资。学徒成为成工参加生产，工资待遇更高。在战争动员过程中，他们也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革命动员与政治制度相得益彰，促进了生产技术与乡村工人的融合。“百分之八十达到了熟练工人的标准，因此增加了生产数量。”34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对技术的重视，扩充了技术工人队伍，增强了抗战的实力，“创造了不少各种各样精巧的小型机器”35。随之而来的是乡村生产观念的改变。根据地乡村新生劳动者会想“到工厂也好，学技术又学文化，总比放牛好”36。“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狭隘行会意识无法存续，“老板也会到他们（工人）家里去和他们和颜悦色地谈上半天”37。新型工人开始成为抗日根据地工会的中坚力量38。

建立广泛的组织网络，依赖于各项实际工作的深层拓展。在改变传统乡村社会格局同时，抗日根据地工会已经成为工人群众日常化活动空间。公营工厂“工会的任务是提高劳动热忱，努力参加国防建设，加强工人政治文化教育，提高工人政治觉悟，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扬工人的积极精神”39。私营企业工会与经营者以协商方式共同管理。“从照顾各阶层利益的规定出发，克服狭隘的行会利益的思想。”40正如《晋察冀日报》社论指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生产、克服困难，才能使我们的根据地日臻巩固。”41经常性的识字教育开展后，陕甘宁某工厂“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工人大多数可以识字数页，可以自由地读报、写信”42。在工农群众日益成为革命主体的情况下，这种平常的工作促使农民不再过多地依赖知识分子，就能独立地理解中共的政策，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全新革命文化的传递是乡村革命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抗日根据地所扮演的角色及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朝夕之功。晋绥边区第一纺织厂建立后，“除工作时间外，每天能保障两点钟的上课”43,工会开展教育，工人学习文化已十分普遍。通过工会的组织运作，生产能力和工人权益都得以提高。此后，工会成为群众运动的中心。“积极分子留在这个地方吹牛谈天，广播消息或讨论工作问题，成为一个很好的活动地方。”44正如刘少奇精辟地讲道：“只要他们组织起来就是一个大进步，组织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作政治教育，把他们的政治能力提高，叫他们参加政治活动。”45从中可见，抗日根据地工会促进了日常性运行机制的形成，也加深了中共乡村动员的组织依赖。

乡村社会的组织化是再造新人的基础性环节。尽管抗日根据地工会满足了基本群众的经济利益与文化需要，然而这只是中共进行全面乡村动员的前奏。中共还要将成熟的群众团体转化为“共产主义学校”,不失时机地进行政治教育，进而创造革命新人，使其思想、生活与人格符合无产阶级要求。处于战争环境下，抗日根据地工会自有其弊，却并未逾越中共革命的基本轨道。随着农村工人革命觉悟的不断提高，私有习惯、私有风俗与私有思想逐渐退隐，已经能够看到个体与团体、农民利益与阶级利益的关系。从被动抗战到自觉革命的转变，正是传统乡村发生的深层次变动。中共革命赋予其极高的国家意义，成功地实现了人与生产力的同步解放。

五、结语

中共革命发生前，乡村危机呈蔓延之势，传统社会形态已经濒临崩溃。生产关系、劳动关系的调节无不依赖于全新社会秩序的建立。即便在抗战时期，亦是如此。在这个先天条件恶劣的社会土壤里，抗日根据地工会遇到的矛盾关系，正是中共革命的现实难题，即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同时，亦要不失时机地再造社会新人。把握这种社会变革的平衡点，亦是现代政治逻辑在乡村得以巩固的基石。中共建立了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也形成了独特而庞杂的组运机制。抗日根据地工会以生产为中心，推动增资运动，培育新型工人，维持统一战线，这与根据地自然环境、阶级结构和人文环境不无关系。抗日根据地创造了物质保障与政治教育的双重激励机制，巧妙实现了权利与利益的互补，从而集聚了乡村社会支持，建成了中共革命所需的基层构造，为中共革命创造了发展空间。

从战时动员的整体进程看，通过激发情感与嵌入暴力，获得工人、农民的暂时支持也许不难，进行有序的社会成员改造才是最为艰难的部分。历史演进反复证实，一旦乡村已经发动起来，革命就会转化为一种稳定的力量，以撬动更深层次的乡村社会变动。从激进革命到有序革命，并非所谓的“告别革命”,更不意味着革命之滥觞。经由冲突与合作的理性把握，组织角色、功能与形态的不断变化，中共逐渐达到对乡村的强势渗透和对乡村资源的弹性控制，促使农民背离传统、接受动员和亲近革命，从而确立了乡村社会既有别于传统习惯又丰富多样的革命文化样态。随着人与生产力接替解放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共建构了全面改造乡村社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心理，顺利地完成了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从而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注  释：

1相关研究有黄道炫:《群众组织有什么用——1944年的一场争论》,《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第4～14页；应星、荣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第47～66页；戴文宪:《论中共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会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第45～49页；高中华:《孰重孰轻？根据地职工权益与阶级利益的权衡及劳动政策变迁（1927—1945）》,《晋阳学刊》2016年第4期,第40～55页；等等。

2《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1939年4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3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21页。

4毛齐华:《风雨征程七十春——毛齐华回忆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5舒淹:《边区实录》,上海:国际书店1941年版,第57页。

6《八年抗战中的晋察冀边区工人》（1946年4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5集,北京:工人出版社1959年版,第490页。

7李平、立民:《边区印刷厂工会是怎样长大的》,《中国工人》第8期,1940年9月1日,第17页。

8颉伯:《华北的村工会工作》,《中国工人》第13期,1941年3月8日,第17页。

9军事工业部编:《职工运动问题》,出版地不详,军事工业部1946年印行,第98页。

10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第2页。

11刘少奇:《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1938年2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3～844页。

12夏江:《进步中的陕甘宁边区工人》,《新华日报》,1940年5月1日,第6版。

13庸海:《兴县的煤窑工人》,《抗战日报》,1941年1月4日,第1版。

14于鸣:《晋东南工救会的统一》,《新华日报》,1939年5月1日,第2版。

15孙考庆:《抗战时期平山县的工会工作》,中共平山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平山党史资料》第2辑,平山:中共平山县委党史研究室1988年编印,第135页。

16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第62页。

17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页。

18《纪念“五一节”与目前晋西北工人运动的方向》,《抗战日报》,1941年4月30日,第1版。

19陈云:《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1939年9月11日）,《陈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20孙考庆:《抗战时期平山县的工会工作》,第136页。

21西民:《华北敌后与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政策》,《新华日报》,1941年5月1日,第4版。

22邓发:《论公营工厂党与职工会工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各公营工厂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4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4集,第235页。

23《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劳动政策的初步指示》（1940年12月3日）,刘明奎、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24《关于公营工厂的工资制度及其实施办法的暂行规定》（1944年6月26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95页。

25李颉伯:《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的方针》,本书编委会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陕西卷）》上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页。

26希文:《在公营工厂工会工作中的两种偏向》,《解放日报》,1941年12月3日,第4版。

27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编:《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28《认识工厂革命性质,自觉提高劳动热忱》,《解放日报》,1943年5月1日,第2版；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29刘景范:《为改造我们的工厂而奋斗——在边区各公营工厂联席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解放日报》,1943年6月9日,第2版。

30《中共中央对晋东南职工运动的指示》（1942年4月20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编:《群众运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页。

31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页。

32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第6页。

33《晋冀豫工会号召雇主雇工合力救灾》,《解放日报》,1943年9月2日,第2版。

34《晋察冀去年工业生产成绩》,太岳《新华日报》,1944年5月1日,第2版。

35可安:《战斗中的陕甘宁边区工人》,《新华日报》,1941年5月1日,第4版。

36董速:《造纸厂在山野里》,《解放日报》,1943年1月7日,第4版。

37严平:《陕甘宁边区的工人生活》,《新华日报》,1942年5月1日,第4版。

38宗谷:《一个新工人》,《解放日报》,1943年6月20日,第3版；王文元、孟涵:《两位炭工英雄》,《解放日报》,1943年8月23日,第2版；任楚:《几位劳动英雄的介绍》,《解放日报》,1943年12月4日,第4版。

39舒淹:《边区实录》,第57页。

40《中共中央对晋东南职工运动的指示》（1942年4月20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编:《群众运动》,第312页。

41斐:《照顾各阶级》,《解放日报》,1941年11月5日,第4版。

42《陕甘宁边区工人的生活》,《晋察冀日报》,1942年9月12日,第3版。

43师海庸:《西北纺织第一工厂访问记》,《抗战日报》,1940年12月18日,第2版。

44颉伯:《华北的村工会工作》,《中国工人》第13期,1941年3月8日,第15页。

45张若筠:《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群众、卫生等工作座谈会的记录——刘少奇的讲话》（1944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1945）》,西安: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编印,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