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基层官员的环境感知与地方治理——基于陕北黄土高原的考察

作者：王　晗  责任编辑：蒋　韵  信息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2-05-07  浏览次数： 26284次

【摘　要】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中"人（人群）"的社会属性需要重新审视和估量。应该在文献梳理的同时，结合田野调查，以此为基础去体察生态环境及在生态环境中繁衍生息的人类活动。因此，研究者需要切身感受这种接近当时生存环境的谋生方式，并以此来重新界定即将展开的研究。以基层官员的籍贯与履历作为考察清代陕北黄土高原基层官员的环境感知和地方治理的依据，对他们的环境认知和环境调适的过程进行相关研究，可以捕捉和体悟他们在常规和紧急行政事务中的举措与处置态度，以及行为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人类智慧。

【关键词】陕北黄土高原；环境感知；地方治理；籍贯；履历

作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土高原的环境变化过程在近万年尺度内尤为剧烈，这表明在此阶段，人类活动是引起黄土高原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那么人类活动对该区域环境变化有着哪些贡献？这些贡献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予以表达？目前，学术界已就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植被变迁、土壤侵蚀和黄土高原北部沙漠化等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2，3，4，5]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者多致力于对人（人群）自然属性的剖析，而对于人（人群）的社会属性（Human essence）的研究尚显不足[6，7]，即很大程度上对人类个体化情况的分析有所欠缺。这样一来，研究者容易将社会人群在地理环境中的社会经济行为予以机械化的处理和分析。这自然会导致地理环境变迁中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过程进一步僵化，从而失去了特有的灵活和趣味。曾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以“过去的居住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土地，从过去的居住者的欲求和能力出发来了解这一土地。对这一土地条件的评价不应从今天受良好教育的人们的观点出发，而是要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时代和所研究文化集团的立场”[8]。实际上，我们除了要将“自己置身于所研究时代和所研究文化集团的立场”外，还应该对文献记载者本身进行重新的考量。换言之，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地考察文献记载者的籍贯、成长背景、求学经历、为政经验和社会理想诸方面，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加灵活地把握文献记载者的言行意图和背后的思想，从而还原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人（人群）”本来就有的社会属性。1

为了更好地对生存在地理环境中“人（人群）”的社会属性进行重新考量，笔者以清代陕北黄土高原基层官员为考察对象，分析这些官员对从政区域的环境感知，深究他们在为政期间，面对常规和突发地方行政事务时，怎样适应资源本身的波动，如何对资源进行利用，并以此引导其他群体，尤其是基层民众在具体生产实践环节如何在环境变化过程中进行调适。

一、环境感知和基层官员的施政理念

陕西北部地区是中国黄土分布最典型的区域，这里黄土堆积完整，黄土覆盖呈连续分布，多种地貌类型如黄土塬、梁、峁等发育充分。区域内的民众往往根据生产、生活环境来从事农牧业生产、形成乡村聚落、构建基层社会。一般而言，中央政府为达到治理该区域之目的，多采取因地制宜的变通方法，充分利用地方优势，遂形成了政治治理方式的多元化。[9]相应地，陕北基层官员在执行中央政令的同时，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适。而进行调适的依据则来自自身的成长背景、求学经历、为政经验和社会理想等诸多方面。

（一）铨选制度下的基层官员籍贯分布

道光年间，时任陕西巡抚卢坤在编纂《秦疆治略》时曾经针对“南山开垦日广，游民聚集日多，治理情形较当时尤为紧要”的情况，对陕西基层官员的为官之道提出见解：

朝廷之设官为民，而地方官之于民尤切也。保障斯土，父母斯民。举凡风俗之淳漓，山川之险易以及天时地利、士习民情，何一不关于治理，岂惟簿书期会即为毕乃事乎。顾簿书则有定程可稽，而治理则无额课可考。苟非出以诚意，鲜不托诸空谈。夫地方总以得人为要，必使民安、物阜、俗美、风淳，襄大化之流行，召太和之翔洽，是岂专在上司督责，而实贵于地方官之能尽其职。夫地方官之尽职亦难言矣，必公正其心，必廉洁其守，洞明事理，权衡重轻，庶几措施咸宜，兴除悉当，既非卤莽所能为，更非粉饰所可冒。[10]《序言》

在卢坤看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中，唯有“地方官之于民尤切也”，基层官员需要掌握辖境内“风俗之淳漓，山川之险易以及天时地利、士习民情”。而州、县一级的基层官员在地方官系列中虽然品秩较低，但在地方行政事务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地方“兴除利弊，不特藩、臬、道、府能说不能行，即督抚亦仅托空言，惟州县则实见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县”[11]卷一《造福莫如州县》。作为一州一县的行政长官，州县官必须对当地的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即“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12]卷一二三《志九八·职官三》。在繁杂的地方事务中，州县官员的精力主要放在维持辖区内的社会秩序、征收赋税和听理诉讼。为了能够顺利完成这些日常事务，尤其是在中央政府权力相对缺失，治理相对较弱的“边陲之地”，州县官还需要对辖境内的山川形胜、户口田赋、民风习尚等情况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基层官员逐步施展地方治理的才华，以应对常规事务和突发性事件。

由于清代官员的任职需要遵从《吏部铨选则例》，尤其是“官员回避”制度，因此，州县官如无特殊原因，既不允许在本省任职，也不允许在距离家乡500里以内的邻省任职。甚至多有“云贵、川广之人，仕于直隶、山西，亦或江浙、福广之人，仕于川陕，其路途相去，远或万余里，近亦在五六千里之外”[13]卷一二《治体六·知法下·途次见闻入告疏》。这样一来，当基层官员履职之时，其所面临的地理环境便有可能和在本籍的成长环境、求学经历迥然有异。为了达到维持社会秩序、征收赋税和听理诉讼等目的，州县官就需要尽快地熟悉周边环境。拥有一定社会理想的基层官员还需要尽可能地通过一系列举措来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些举措最初往往来自自身的成长背景、求学经历、为政经验等方面。我们对清代陕北沿边六县（榆林、神木、府谷、怀远、靖边和定边）的339位县令籍贯进行统计、分析。陕北沿边六县知县的籍贯分布比重共分为7个等级，其中，来自湖北、直隶的官员比重最高，各占统计总量的10%，即两省皆有31名知县在上述各县从事基层行政治理。来自云南的比重最低，为1.3%（4位知县）。来自与陕北地理环境相似地域（如邻省甘肃、山西）的官员，共有34人（占比11.1%）。其余274名知县常年生活的地理环境，多与陕北沿边六县迥然有异。因此，他们对于这一区域的环境感知很是敏感和强烈，在相应的地方庶务处置上也多有建树。如道光十八年（1838）出任怀远县知县的何炳勋，何氏系浙江山阴人，为人“刚介不阿，恺悌爱人，勤于政事”，他在怀远县“莅任既久，洞悉民间疾苦，于地方利则必兴，弊则必革，实事求是”，被民国《横山县志》誉为“立县以来，第一循吏也”。[14]卷二《名宦志》又如嘉庆年间，山西夏县人黄茂在任职神木县令期间，对辖区内蒙汉民众事务“明作多治辨，功署少私人，案无留牍”，“以共直行之力砥中流，风施甚著”。[15]卷四《名宦志》

（二）环境感知与施政理念

陕北黄土高原属于黄土分布的典型区域，特有的气候条件、突出的地貌类型构成独特的地理景观，而这样的地理景观对人类，尤其是其他地域人群的视觉冲击力度颇为显著。许多基层官员多以诗歌、游记等形式予以记录。明代弘治年间，山东历城县李延寿奔赴陕西出任延安府知府，他由关中至陕北的途中曾经有这样的写实性诗作：“叠嶂重峦路转斜，人烟寥落重堪嗟。峰头辟土耕成地，崖畔剜窑住作家。濯濯万山无草木，萧萧千里少禽鸦。吾民何日如中土，桃李春风处处花。”[16]卷一《延安府·肤施县·诗文》

从诗作内容上来看，李延寿对“延绥道”千回路转的地貌景观、万山童赤的地表植被、了无生机的动物资源、人烟稀落的人口状况以及艰苦异常的人居环境都加以形象的描述。在诗作落笔时，李延寿感叹当地民生之多艰，很自然地将自己成长的环境和陕北地区进行对比，憧憬着“吾民何日如中土，桃李春风处处花”的美好景象。

无独有偶，光绪十一年（1885），赴陕西榆林府筹办开源事务的李嘉绩在近三个月的旅程中对陕北的地理景观也多有记述。

（三月）十七日丙辰，大风，夜雨，住榆林……风沙满城，几案寸积，池台庭院皆沙也。十八日丁巳，阴，住榆林……上东城，览全郡，野外沙与城齐，千里黄云，莽莽无际，郊外冢墓，累累皆在风沙中……二十日己未，晴，出南城，过永济桥、西沙河，出郡西薛家涧，迳至桥下三十里沙峰子，极荒凉，居民土窑二三而已……尽日行深沙中，多蜥蜴，土人谓之沙虎。二十一日庚申，晴，立夏节，无定河岸东沙碛，岸西土山……度关上山，多沙碛，近望边城，历历如画。二十四日癸亥，晴……循别道过无定河，水渍浮沙，又陷入数十丈处，莫敢妄涉，募善泅者助（舁）达岸。……上沙碛，十二里沙河，八里宿十里梁，土窑数穴而已。二十五日甲子，晴，晚雨，竟日行黄沙中，十里平夷堡，极荒凉，三十里界牌，领土窑二三，穴地而入。[17]卷一《记上》

从上述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嘉绩在对榆林府治及周边各堡进行勘察之时，对区域内的降沙降尘过程、动植物资源、民众人居环境等多有翔实的记录。其中，李氏尤为关注基层民众的生产、生活环境。我们需要对李嘉绩的成长背景、求学经历以及为政经验加以分析。

李嘉绩（1843—1907），清末藏书家、刻书家。字云生，一字凝叔，号潞江渔者。祖籍直隶通州（今北京通县），其父曾在四川为官多年，李嘉绩则随父居于华阳（今成都）。中进士第后，李氏先后在陕西保安、千阳、韩城、华州、扶风、邠州、临潼、富平等地为官。李嘉绩素喜藏书，先后著有《华州治水道记》《榆塞纪行录》《代耕堂全集》等书。由此可见，李嘉绩虽祖籍在京师之地，但其成长环境和求学经历都在四川。此外，李嘉绩的从政地点则主要是在陕北至关中一带，且多是直接和地方民众打交道的基层官员。因此，在他的记述中自然会对民瘼倍加关注。也正是通过近三个月的实地调查，李嘉绩得出陕北沿边六县系“北山边苦之区，频年氛祲，人民流亡，此行实有歉焉”的结论，并将此看法呈报陕西布政使司，请求暂缓陕北地方“开源节流”之议。

上述诗作和日记多是李延寿、李嘉绩等人短时间内所感受到的陕西黄土高原北部地区的地理环境状况。而在该区域内为官多年的基层官员所记录下的内容更具有说服力。如安徽泾县籍官员郑居中，他在府谷县知县任上共十二年之久（乾隆三十三年至乾隆四十五年）。在此期间，郑居中主持编纂四卷本的《府谷县志》，并在纂修过程中对该地的地理状况有更为直接和准确的感受。郑氏认为，“榆塞极边，地逼沙漠，寒早暑迟。三月而冰未泮，四月而花始发，九月地冻而冬无种植，土工不兴。麦成在六月之后，霜降常中秋之期。盛暑雨后，辄被羔裘，长夏夜间，不熄火烧，其大概也”。相应地，当地的地貌状况和人居环境多为“黄茅土山，高下相属，极目四顾，无十步平坦。廨舍庙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棚焉。架险就中，重复不定，上引瓦为沟，遂大注亦不浸润。其梁柱榱题，颇甚华丽，下者方能细窥。城邑之外，穹庐窟室而已”[18]卷四《风俗·气候》。而这些“穹庐窟室”常见于“峰峦、崖畔”之间，时有危险发生，对人居环境构成威胁。郑居中曾在巡视地方之时，发现“车家崖，即正子峁山，崖高数十仞，下孤山川，水迳焉，上有一村”。郑氏看后，“骇甚，唤居民至前，谕以门前筑一长堵墙，民言九月后，农事毕，即筑”。而事后三天，郑氏再次巡视车家崖村时，尚未入村，“回过崖下，将至，果有一小孩坠崖下，村民号泣下救，随停舆，饬夫役上崖相助，竟甦。随饬筑亟堵墙无缓，现今崖堵长列”[18]卷二之《山川》。由此可见，在当地民众习以为常的人居环境中，民众对附近环境熟视无睹。而基层官员往往会出于“为政一任、造福一方”的目的，加强行之有效的地方治理。

（三）基层政务规划与实地勘验

当基层官员在赴任途中和为官初期直接接触当地的地理环境后，为了履行职责，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估算征收赋税的难易程度，还需要对当地的民生状况进行深入调查，以便对未来一段时间（惯例为三年一任）的行政事务做出规划或预期。

基层官员在考察地方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时，往往会先从已有的县志入手，“求阅邑志，欲广闻见”。如汉军正黄旗黄沛在就任定边县知县后，从典史宋谦处获得乾隆年间旧志稿。黄氏在阅读该志书时，结合自己于嘉庆二十年（1815）“承严查保甲之令，循行边鄙”，“目睹夫荒村断烟，户口萧条，盖缘岁比不登，民多失业”的所见所感[19]《定边县典史会稽宋谦增辑邑志序》，对旧志稿编修者徐观海和戴元夔的看法深表认同。在原稿的基础之上，黄沛会同定边县典史宋谦、定边县丞江廷球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状况进行详细记录，“定民苦况，凡四野产苦菜，咸采食之；边外沙蒿成米，曰登粟，岁歉辄以充饥；乡村水少而味甚卤，即凿井亦十无一甘。家各置窖贮夏雨冬雪，其中虽杂污秽，而舍此无可为水。冬月煨炕皆牛羊马粪，臭气亦所不计，盖习俗然也”[19]卷一三《艺文志·诗选》。黄沛等人主修新志，希冀“览是志者知今昔之有殊，亦足以广所闻见”。同时也可以促成后世为政者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关注民众疾苦，“心劳于抚字”。

与黄沛等人怀有同样治世思想的广西玉林州人士苏其炤在初到怀远县为知县时，正值地方“两遭饥馑，赈贷之粮以币金代给，而米贵如珠，民仍艰食”。而苏其炤在任职怀远县之前并未有实际的地方从政经验，因此，唯有借助早年乡间“耕读传家”的经历和士大夫报国情怀2，“欲移易夫奋武之俗，熏陶于揆文之化，抚恤经画休养生息”[20]《翰林院庶吉士张元龙序》，力图重新振兴怀远地方社会经济。经过苏其炤等人悉心调查，得出相关结论，怀远县，因“县境皆高山峻岭，河流悉出其下，虽遇大水而泻注甚捷，可以立待其涸，惟水性多碱，地皆有碱，土性坚硬而间石碛，为下下瘠薄之壤。且干燥而多浮沙，遇风则飞沙泼面，扬尘蔽目，行路难之。农人布种之时，以及田禾吐穗之候，最以为患，空气中随风沙而去，苗为沙土所压也。然雨水频仍，土脉滋润，苗根茁壮，则亦无妨。以沙漠不毛之区，山川荒远，幅员阔绝，地虽广袤二三百里，可耕之土百无一二。人皆辟土穴以居，数十里若比邻”[20]卷一《地理》，且“怀之民人非招徕，则流移也。以招徕、流移之民而耕沙漠、石碛之地，旬月不雨则苦旱，久雨则又苦寒凉而忧冲溃。边隅之赋役尚可言哉兹土者，而欲聚繁衍以足额赋，未易事也”[20]卷二《赋役》。

二、基层官员常规性治理举措分析

基层官员在熟悉掌握地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开始在地方行政事务上有所作为，改进当地民众的生存条件，“开民智，兴民利”，以保证陕北黄土高原地区正常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国家赋役的征收。

（一）区域性灌溉系统的修建

在陕北黄土高原南部的高塬沟壑区，气候类型“纯为大陆气候，冬夏寒暑俱烈。严寒季节为一月间，其最低温度约达零下摄氏十五度至二十度之间，平均温度在零下三四度左右；酷暑期在七月间，其最高温度可达摄氏三十度至三十五度之间，相当华氏九十度左右。唯一日之间，早、夜与午间相差甚大，例如正午九十度，早晚仅八十度，深夜则六七十度，变化剧烈，刺激生物尤甚”[21]卷三《气候志》之《气温》。而陕北北部的黄土丘陵沟壑区所在区域，“冬季为西伯利亚反气旋所控制，天气晴燥，多北风。春季天气很不稳定且有突变，空气干燥，风沙大，成为最干旱的季节。而夏季为东南季风最盛、空中水气最多的季节，但降水量逐年变化大，且多暴雨”[22]。这样的气候条件势必带来区域降水情况的年际和季节不均衡性。其中，中雨、大雨会在7-8月间骤然而降，而且往往在几天内将夏季降水量全部降完，从而引发较为严重的水土流失。

这样一来，在整个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从事“开垦荒野，兴办水利，移民屯垦，组织农村”等社会经济活动中，水资源遂成为最为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不高、生产工具缺乏的条件下，土地耕垦过程中的水利开发对于基层官员而言，“开渠灌田，美政也”；对于民众而言，“今民开渠，慧心也”。因此，尽管受“水冲”“水崩”“水浸”等水土流失现象的影响，山洪携带的泥沙会造成渠堰时常遭到淤塞，基层官员仍本着“开渠以利民，民寔不能受其利，河必受其害，河坏而民田尽坏”的思路，尽可能地对辖区范围内的河流加以整治。

早在康熙年间，“延安府管理延绥各路城堡兼理屯田同知”的谭吉璁对榆林、延安一带的水力资源进行细致考察，试图在时机成熟之时，“修渠兴利”。

榆溪之水，自塞外虎素兔河而来，入红石峡。向有渠，今废。而芹河之水，今碧浔桥以西，堤堰已成，可修而灌也。若城中之园圃，则龙王庙水溉之。镇城之南，为南渠，刘指挥河水溉之，多蛙、龟，土宜葵、菘矣。三岔川田，在镇城南二十里，骟马沟水之所溉也。又其南十里为夹寨园田，刘官儿寨水溉之。又其南为归德水、九股水、鱼河潴水、碎金驿水，皆溉旁近园田。种稻至禾款翠发时，有白鹭、黄鸭泛滥其间，类若江南矣。常乐堡之东园田，镇之东岔河水溉之。高家堡川中田，永利河水溉之。大柏油水溉堡南田，兔毛河水、石壑子分水皆溉神木河西田，昔参将王效之所引也，寻废。镇之西，黑河水及寺子沟水溉响水堡田。波罗水溉堡西田，然波罗水即圁水之旁出者也，势微缓而堰实兴。清平沙水溉堡东田。至新安边、饶阳诸堡，水味苦色深黑，灌田，苗为之枯，盖共地近盐池，古谓之渴水也，信矣!若清水营水、黄甫川水注填阏，茂稻、粱，而平繇行水之法，未尽其利，不亦甚可惜哉![23]卷一之四《地理志·水利附》

从上述文献中不难看出，谭吉璁对研究区内的水利资源现状有着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对尚未尽其利的河渠整饬工作充满期待。后世历任基层官员也多有“开河渠”“兴民利”的思考。如道光年间出任榆林府知府的为汉军镶黄旗人韦德成，韦氏“于道光七年冬来守兹土”，适逢榆溪河“之近前西门东坝方决溢”。[24]卷四一《艺文志·疏·议禁二响水开渠辩》而榆溪河泥沙含量高，河床较软，致使河道下切快，山洪带来流水对河床的下切和侧蚀，对渠道两岸的滩地构成威胁。有鉴于此，韦德成于次年（道光八年）开始对此处开展调查，他率人“寻源至二响水，见峡口东接连有水磨三盘，其退水横冲，势甚汹涌，及秌末，见峡口西又添水磨一盘，与东水磨相埒，其退水作交冲之状。而东山下之沙梁全没矣。水渠下作‘之’字流，而西至烂泥湾田地已刷矣”[24]卷四一《艺文志·疏·议禁二响水开渠辩》。考察之余，韦德成将此前历任基层官员的整饬方案和事后成效加以分析，认为修渠行为耗费巨大，而成效甚浅，与其耗巨资不得要领，不如养民力以待来者。

不过，也有基层官员在地理环境相对适宜的地方兴修水利，给当地民众带来实效。如怀远县内多有河渠整饬，“波罗堡堰，在县东北四十里，引无定河水，即圁水也，在县境流一百八十余里，威武、清平、波罗各堡及县治近河田亩皆可灌溉。惟波罗堡水势平缓，筑堰引流，灌田数百亩”[25]卷四十《水利二》。这几处地方颇得灌溉之利，土地相对肥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耕作制度的改进，即在适宜的耕作环境中，选取优良作物，如小麦、水稻等，采用精耕细作的耕作制度，以谋求较高的经济效益。当然，这种精耕细作与普遍存在的粗放耕作相比，技术应用的推广程度是相对较窄的，亦可称为当地农业技术的“孤岛”。

（二）蒙边垦殖的政策性疏导

据邹逸麟研究，“康熙末期至乾隆中叶的十八世纪，我国北方气候有一段转暖时期，因此，农牧过渡带的北界有可能到达了无灌溉旱作的最西界”[26]。因此，曾被清政府长期封禁的禁留地遂引起晋陕民众的普遍关注，他们以“雁行人”的方式春出秋归（冬归），长期承租边外土地，在维持生计的同时，为振兴当地社会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持。由于禁留地自身的经济价值在蒙汉民众的努力下日益凸显出来，伊盟贵族和陕北沿边地方政府皆希望谋求对这片土地的开垦。康熙三十六年（1697），伊克昭盟盟长松阿喇布奏请“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27]卷一八一，“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亥”，与此同时，陕西榆林道佟沛年也奏疏言事，希望能够“以榆、神、府、怀各边墙外地土饶广，可令百姓开垦耕种，以补内地之不足”[28]《政绩录·兴利》。清政府经过权衡利弊，遂决定，凡是“有百姓愿出口种田，准其出口种田，勿令争斗”[27]卷一八一，“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亥”。该诏令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了移民边外从事垦殖的存在。

陕北沿边基层官员针对中央政府的诏令，立即做出调整。他们划出土地开发的边界范围、规范移民的数量，并在保证陕北地方受益的同时，给予伊盟贵族一部分利益，尽量做到清政府、伊盟贵族和汉族移民的利益共享。然而，康熙初年，陕北长城沿边地区正处于“屯兵渐减，百姓逐末者益多，无以自给”的转型期。因此，为了尽快实现各方利益，急需干练的基层官员迅速恢复当地的社会经济。陕西榆林道佟沛年于康熙三十六年秋，“星使至榆，会勘于各边墙外，展界石五十里，得沙、滩田数千顷”。他“亲为划地正限”，以规范移民垦殖的地域范围；同时又“为套人定庸租，征地课焉”，以确保蒙古贵族的利益。此外，佟沛年还组织人力、物力在榆林“城北十里雄石峡，凿石开渠，引榆溪水溉田”。[28]《政绩录·兴利》在陕北沿边官员的直接组织和参与下，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移民边外从事开垦的现象。

由于王朝政权的税赋主要源于农业经济的收益，因此，基层官员的政绩往往会和该区域的农业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为了改变区域现状，这些基层官员多会将原籍或是在游历、求学过程中所熟悉的生产方式加以试验、推行，将优势作物（稻、玉米、棉花等）进行引种、试种和推广，将整治河道、兴修水利作为地方施政的重要内容。基层官员虽多为知识分子，有的出身耕读世家，有的常年热衷于农事、关心民瘼，提倡畜牧经营、栽植树木等因地制宜的施政方案。上述行政举措的推行和实施，恰好可以作为清代中央政府考察基层官员的重要依据。

三、突发事件与基层官员的应对

（一）极端灾异的地方应对

基层官员在突发性的地方行政事务处理过程中，也会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变动的需要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光绪二年（1876），在冀、鲁、豫、晋、陕五省发生了丁戊奇荒，此次灾害对陕北地区影响颇深。在陕西，自光绪二年立夏之后，数月干旱无雨，致使秋季颗粒无收，“粮价腾涌，饥民嗷嗷待哺”，“渭北各州县苦旱尤甚，树皮草根掘食殆尽，卖妻鬻子时有所闻”[29]卷一二七《荒政一》之《赈恤》。光绪三年（1877），夏粮只收一成，到六、七月间更出现了“赤野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的情况。秋季无收，继而出现的是“饿殍枕藉”的惨状。而此时的陕北地区“……北山旱灾以榆林之怀远、葭州、府谷，绥德之米脂、清涧、吴堡为重。神木、靖边本望有秋，又为严霜所侵。次则延安所属，又次则鄜州，既无存粮，又鲜富户粮，此凶灾情殊可悯已”[29]卷一二七《荒政一》之《赈恤》。

清政府面对上述情形，遂采取由地方政府筹措维持民众生计的同时，由朝廷统一部署，拨以粮食、银两以作赈济之用。鄜州、洛川、中部、宜君等陕北南部州县具体的赈济过程不得而知。不过，可以将与上述各州县自然环境相近州县的文献进行对比、分析来进行佐证。地处黄龙山区东侧的韩城县在光绪三年的自然灾害中，民众生计也难以为继。该县知县沈心阳在县属仓房无粮无银可筹的情况下，先是组织地方富户捐银捐粮，以求暂时保证民众的基本生计。继而，沈氏“上省求粮赈济宽”，并按照朝廷的统一调度，安排县境内的赈济。在具体的赈济过程中，沈心阳先将赈济粮食分配给各里长，由各里里长散发，每人每日分配三两粮食，一直散发到光绪四年（1878）六月。在此期间，“粮豆散过四万石，留人不足十之三”。由于光绪四年三月出现降雨，沈心阳配发籽种，组织农夫恢复生产，当年便获得了较好的收成，“绿豆糜子收成繁，一时更比一时贱，一斗只卖八百钱”[30]。在此期间，洛川、中部等州县的外逃民众也开始重建家园，清政府遂豁免了洛川等州县光绪三年至九年（1877—1883）的额赋和地丁、粮草等项供赋。[21]卷十三《社会志》之《社会救济·灾荒赈济》

据事后清政府统计，陕西全省的赈济过程自光绪三年九月初一日起，至光绪四年六月底停赈止，“各属赈过极次贫民男女大小三百十四万口有奇，共用银二百三十余万两，用粮一百十余万石”[29]卷一二七《荒政一》之《赈恤》。可以说，清政府在赈济过程中由朝廷统一部署，分由各级地方政府予以赈济，可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从侧面来看，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对陕北黄土高原所在区域的人口影响很大，在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下，区域人口规模受到了显著影响。

（二）“移民实边”政策下的区域性调整

光绪二十一年（1896），国子司业黄思永奏请开垦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牧地。在他的奏疏中，伊、乌两盟牧地“纵横数千里，土田沃衍，河套东西，尤属膏腴。山西缠金牧地，如今民多私垦，不如官为经营，请饬筹办”[12]卷一百二十《食货志一·田制条》。黄氏的奏疏得到清政府的认可，并很快付诸实施。其中，靖边县知县丁锡奎协同安边厅双林奉命对蒙陕交界地带的自然环境和民众垦殖情况等进行调查。他在禀文中提出了与黄思永相左的看法，即“陕北蒙地，远逊晋边”，城川口“周围千里大约明沙、巴拉、碱滩、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仅十之二、三，此外并无森林茂树、草软肥沃之地，惟硬沙梁、草地滩，可耕者绝少。往西一带又苦无水，不能居住”[31]卷四《文艺志·详报查勘蒙地并绘图贴说由》。

有鉴于此，丁氏认为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放垦，既不利于蒙古牧民从事牧业生产，也会导致放垦事务得不偿失。3因此，丁锡奎虽奉命对需要开垦的地区加以统计，其范围大致“自晋边黄河畔起，由西南迤逦至东北，抵甘边横城止，约马路一千二百余里”[31]卷四《文艺志·同安边厅勘查蒙地会禀道宪》，但丁氏拒绝对上述地区展开进一步的勘察。

针对丁锡奎的呈文，督垦局仍然坚持放垦[31]卷四《艺文志·偕同委员大挑知县朱锺浚查办垦荒内》。由此可见，尽管地方政府试图确保地方利益，但朝廷出于扩大垦务实施效果的目的，严令地方政府与其保持一致，甚至另派专员绕过地方政府，和当地的乡保、里长直接联系，以保证垦务勘察的进行。

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丁锡奎作为基层的官员，根据陕北沿边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陕北蒙地不宜放垦的意见。该意见代表了陕北长城沿线地区基层官员、地方士绅、当地民众的普遍想法，丁锡奎的这种处理举措和其本人的成长环境以及求学经历不无关联。

丁锡奎（1843—1912），字聚五，号黼臣，又号虎臣，清甘肃秦安县人，后住县城城关，早年师从牛树梅，中年后师从于任其昌。此二人皆为甘肃名宿。牛树梅（1791—1875），字雪樵，号省斋，甘肃通渭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其从政期间“以不扰为治。决狱明慎，民隐无不达，咸爱戴之”[12]卷四七九《列传二六六·循吏四》，后辞官主持成都锦江书院。而任其昌（1831—1900），字士言，天水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授户部主事，留京供职。同治十二年（1873），辞官返乡，先后主讲天水书院和陇南书院。这两位博学鸿儒的为人、为学、为政都在很大程度上对丁锡奎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在为政靖边县时，这些影响都在丁氏处理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丁锡奎为了改善当地民生，曾有总结“劝民八条”“禁民八条”和“劝民种树俚语”等[31]《前延安府知府平乡景星耀序》，在条文中，丁氏多以浅显易懂、诙谐幽默的文字让民众更快更好地理解基层官员的良苦用心。

在上述紧急性突发事件出现之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基层官员能够积极配合朝廷的重大举措，勇于担责，积极适应资源本身的波动，进而调动现有的社会资源，并以此引导其他群体，尤其是引导基层民众在具体生产和生活实践环节进行最大程度的改善，这客观上起到了在生态环境变化过程中的调适作用。

四、结论

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民众食粮逐年逐季的丰歉，不仅直接影响到具体区域社会人群繁衍生息的基础，而且直接关系到王朝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体系运转的根基所在。也正是基于此，封建王朝通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开展“兴修水利、组织边垦、变通政令、便民谋生”等举措来确保民众的基本生计。

陕北黄土高原，既是我国黄土高原的中心地带，又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地处中纬度内陆，具有大陆季风气候特点，同时，区域内的地貌状况多表述为“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地形破碎”。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当地民众的传统生产方式，受地貌条件复杂、土质疏松、多季节性暴雨和地表植被相对稀少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而存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此外，传统的生产方式并未因民众日常经验的积累而发生明显的改变，也没有引入任何新农业要素。随着时间的沉淀，他们熟悉了自己所依靠的生产要素，而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传统的生产方式得以固化和延续。

明清易代以来，由于清王朝对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治理相对薄弱，地方社会秩序的建立多有赖于地方各系势力。同时，研究区内社会关系网络或以民族、血缘、地缘相类，或以利相聚，或以义相结，从而具有明显的“边缘性”。这种“边缘性”带来聚落、人口的变动和区域社会的重构。而在陕北区域社会的重构过程中，不同人群凸显出不同民族的地域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民族间的文化交融，从而带来区域文化多元性的呈现。此外，由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相对恶劣，动植物资源相对匮乏，土地退化处于一个逐步蔓延与暂时稳定相互交替的复杂过程中。

而陕北地方官员因在生长环境、求学经历和从政理念等诸方面都存有差异，他们在“守斯土、临斯民、莅其事、治其赋”的地方治理过程中，势必需要自身对周边地理环境逐步感知和把握。在此基础之上，这些官员结合陕北地理环境的特点和区域社会的特质，对这一地区进行行政治理和社会秩序的维系，并通过对地理环境的认知，组织基层民众对之加以适应和利用，进而引导基层民众在生产实践环节根据经验来选择和营建居住地、开辟和经营牧地或耕地，最终达到为政一任、造福一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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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丁锡奎，等.光绪靖边县志稿[M]//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注释：

1张建民、鲁西奇曾提出“欲真正科学地认识人地关系的演进及其特点，不仅需要站在今人的角度以今人的科学知识与对人地关系的忧患意识来看待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及其演变，还要站在‘时人’的立场上，以‘时人’的眼光——他的知识水平、生存需求、文化态度等等——来看待‘当时’的地理环境，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体察‘时人’对环境的感知，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们的‘行为环境’以及这种行为环境对‘时人’行为的影响，进而分析由此而产生的‘时人’的人地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再站在今人的角度，以今人的科学认知水平，对这些‘行为环境’及人地关系观念加以理解、评判”（《“了解之同情”与人地关系演变研究》，《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该观点的提出是历史地理学专家长期深入研究的总结，也是本篇论文的思考基础。

2苏其炤本籍来自广西郁林州（今广西玉林市）江岸村，在雍正十年（1732）年中科举之前（时年28岁）的成长过程和求学经历多在广西范围内。至雍正十一年（1733）时，赶赴北京参与癸丑科进士考试（会试五经联捷，殿试三甲第六十二名进士），从此开始了官宦生涯。（光绪《广西通志辑要》之《郁林人物门》）在此之后，苏其炤曾于雍正十三年（1735）担任过乙卯科广东乡试同考官，直至乾隆三年（1738）才开始出任陕西榆林府怀远县知县（时年34岁），成为直接参与地方事务治理的基层官员。苏其炤在怀远县任上前后长达14年，是清代陕北长城沿线六县历任县令中，担任同一县知县时间最久的基层官员。（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二十二《职官十二》之《怀远县知县》）

3光绪《靖边县志稿》卷四《艺文志·同安边厅勘查蒙地会禀道宪》载，“卑职等悉心体察证以所见似皆实在情形，拟再驰往后草地亲勘，乃茫茫白沙无径可寻，蒙员等皆再四劝阻，适卑职锡奎前派专丁由东西两路探查转回录报各节，另开清摺与蒙人所称大略相同。伏查陕北该旗蒙地沙多土少，地瘠天寒，山穷水稀，夏月飞霜，兼之人民寥落，招垦万难。遍为查访，其附接卑县靖边一带，仅有小桥畔、城川口两处除法国洋人早年推种不计外，约可垦地百顷，尚数最上之区，然仅以糜、麻两种，丰不值钱，歉则不敷。览其余中下之地，更可想已。似此情形，无论招垦无人，且有碍于蒙人游牧，即广为开辟，势必所得不偿所失，若仿照古人屯法以兵作农，给以口食津贴，恐入不敷出，反受赔累，若令自垦自种自食其力，以如今营武气习未必乐于负耒，且与蒙洋彼处诸多窒碍，卑职等再四筹酌未敢轻易屯垦，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缮会禀恭候”（《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37册，第352页下-354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