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农家书屋的定位、缺位与补位

作者：阳　清 郑永君  责任编辑：蔡清华  信息来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2-04-29  浏览次数： 26049次

【摘　要】农家书屋作为最普遍的村级文化机构，对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基础性作用。本文以湖南省H县Q镇为例，基于“定位—缺位—补位”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对农家书屋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目标、实践困境和提升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乡村文化振兴中农家书屋的政策目标包括文化传递、文化引领和文化阵地3个方面；其实践困境包括文化传递中管理缺位、文化引领中功能缺位、文化阵地中保障缺位，可通过建立健全管理运行长效机制、丰富“1 X”内涵式发展模式、突出农民主体性地位等提升机制进行补位，以农家书屋发展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农家书屋；政策目标；实践困境；提升机制

1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其精神文化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我国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与服务建设仍相对落后，公共图书馆难以覆盖农村区域。基于此，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农民群众开办农家书屋；2007年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2008年制定《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与完善，农家书屋在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则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而作为最为普遍的村级文化机构的农家书屋是乡风文明的支撑点和基石。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推进农家书屋延伸服务和提质增效，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9年2月，《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那么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农家书屋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功能定位如何、发挥怎样的作用，又存在哪些缺位、该如何进行补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变化，农家书屋与精准扶贫[1]、农家书屋与乡村振兴[2]36-44等问题引发学者们的关注、相关学术成果逐渐增多。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研究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乡村振兴中的农家书屋发展研究。农家书屋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公共文化五大惠民工程之一，是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重要举措之一[3]。农家书屋作为乡村文化的集散地之一，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尤为重要。农家书屋的发展变迁是与城乡关系转变的体制性背景、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的[4]。农家书屋是乡村文化振兴重要基础和抓手，农家书屋项目成效与乡村振兴战略整体成效密切相关。但2020年新近的调查数据仍然显示农家书屋项目面临缺乏整体规划、利用率低、管理混乱、吸引力不够等问题[5]。为破解上述问题，农家书屋政策实施中应强调农民主体性和对农民需求的满足，增强农家书屋可用性，构建农民的阅读主体性[6]47。

二是农家书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研究。新时代赋予农家书屋在乡村文化供给、创作、传播方面的新使命。农家书屋对于弘扬农村新风尚、促进乡村两个文明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有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7]。农家书屋需要借助数字文化赋能，打造数字农家书屋，拓展与文化功能相匹配的文化创意空间，搭建数字乡村文化创意平台，探索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多种模式与形态，成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力军[8]。农家书屋在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促进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产业振兴中发挥着积极作用[2]36。

上述研究从乡村振兴中的农家书屋发展和农家书屋助力乡村振兴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一些研究共识：一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给农家书屋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政策机会；二是农家书屋能够有效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三是农家书屋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仍然有待加强。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仍然存在有待推进的空间：第一，政策分析较多，实证研究较少；第二，宏观视角较多，微观视角较少；第三，零散研究较多，整合式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实证案例研究方法，以湖南省H县Q镇30个行政村的农家书屋为例，利用“定位—缺位—补位”三位一体的整合式分析框架，研究农家书屋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目标、实践困境和提升机制。

本文调研材料来源于作者2020年担任H县公务员期间对Q镇30个行政村农家书屋的管理者、村干部以及村庄农户所进行访谈、座谈和田野观察。调查点Q镇地处H县西北部，距县城40公里，下辖30个行政村，人口约4.2万人。该镇农家书屋自2008年开始筹备，2012年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按照每个农家书屋两万元(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各一万元)的建设标准，实现图书配置、桌椅等硬件设施的标准化建设。自2013年起，每个行政村的农家书屋按照2000元/年的标准进行后续跟进。截至调研时，Q镇共有农家书屋30个，藏书量约4.5万册、音像制品3900余张、报刊900余份，其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H县Q镇农家书屋基本情况

2定位：乡村文化振兴中农家书屋的政策目标

解决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问题是农家书屋政策的初始目标定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我国“三农”政策演进，其政策目标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基础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时期，农家书屋的政策目标更强调借书和看书功能，买书功能被弱化。脱贫攻坚时期农家书屋又发展出文化扶贫的政策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阶段，农家书屋的政策目标定位进一步丰富，笔者认为主要包括文化传递、文化引领和文化阵地三个方面。

2.1文化传递

在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文化信息水平滞后于城镇地区，农民获取文化知识的途径非常有限。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人口流动增大，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农民对文化知识和信息传递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下农家书屋应运而生，其直接政策目标就是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本质上是在农村建立起一套文献信息资源服务体系[9]。《“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也明确提出：“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学习知识、获取信息，促进农民读书用书……实行免费借阅服务。”因此，农家书屋是以农民群众为服务对象的公共文化设施，承担着传播文化、普及知识的主要任务。

一方面，农家书屋是乡村振兴的文化空间。城镇化带来农村人口流出造成乡村人口的空心化和社会的空心化，同时也造成乡村文化“空心化”。农家书屋作为信息的存储和传播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乡村文化空间，为农民提供了信息资讯服务，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场所。另一方面，农家书屋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农家书屋通过图书、音像、视频等方式为农民提供现代农技知识以及农业技术培训，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10]。

2.2文化引领

农家书屋的文化引领功能体现为强化政治引领和促进乡风文明两个方面。

第一，农家书屋是强化政治引领的重要场所。乡村社会传统封建思想仍有残留，多种意识形态并存，而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引领作用仍显薄弱。农家书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的具体机制是通过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图书“供给-阅读-管理-使用”的可持续机制，让健康积极向上的出版物占领农村出版物市场，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起到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11]。农家书屋工程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高位推动，通过配备政策文件、报刊杂志、政治读物等相关资料，促进农民了解国家政策方针与时事动态，能有效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ZH村村支书说：“我们村利用农家书屋中的政治读物组织党员进行学习，大家对习总书记讲话的理解更深刻了，对国家方针政策也更了解了。再通过党员干部的口耳相传，村民闲聊的内容由之前的封建迷信、家长里短转变为讨论国家政策，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也是我们村干部希望看到的局面。”

第二，农家书屋是促进乡风文明的主要阵地。农家书屋推动全民阅读进农村、进家庭，有效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在某种程度上优化了农民的文化生活方式，起到了型塑乡规民约的作用，对于培育乡村社会良好的家风、民风具有重要意义。例如XX村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每年暑假在农家书屋开设船山文化夏令营；QL村结合传统节日端午节的风俗在农家书屋举办包粽子比赛。这些活动有效弘扬了传统文化、凝聚了民心民力，使农家书屋成为乡村文化的引领之地。

2.3文化阵地

农家书屋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文化阵地[6]43。一方面，农家书屋是实行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农家书屋为农民群众提供了自主学习空间，他们可根据自身需求自由地进行学习，增长社会知识，提升科学思维，促进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全面提高。对于留守儿童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农家书屋成为留守儿童的第二课堂，他们在这里开展广泛的课外阅读，拓宽知识面，提高阅读能力。在Q镇的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的背景下，留守儿童是农家书屋最主要的受众群体。总体而言，某种程度上农家书屋成为了一种自助性的读书空间和读书组织，具备了普惠性和自主性特征，有效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意愿，履行了社会教育的职能。

另一方面，农家书屋是农民群众满足文化需求的精神家园。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以及相关文化活动的开展，都需要一定的组织载体和物理空间。《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农家书屋是为满足农民文化需求……由农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场所”。在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的背景下，农家书屋作为公益性文化场所正好弥补了这一缺失。越来越多的文化活动，如文化下乡、读书讲座等，都与农家书屋结合起来，使农家书屋逐渐成为村庄的休闲文化中心，农民群众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也得到了精神享受。例如，DT村以农家书屋为基础，建设村级活动广场，近三年在此举办全镇广场舞大赛、文化汇演下乡等活动，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3缺位：乡村文化振兴中农家书屋的实践困境

农家书屋作为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内容，理应在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导健康的乡间价值观念、培育乡村文化主体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在农家书屋政策实践过程中也面临着政策效能不高，供给侧方面重建设轻管理、重形式轻实效、重数量轻质量，需求侧方面农民的需求强度不高、参与度不高、使用率不高等问题。从乡村文化振兴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文化传递中的管理缺位、文化引领中的功能缺位、文化阵地中的保障缺位。

3.1文化传递中的管理缺位

一是农家书屋知晓率不高。农民对农家书屋的政策感知状况影响农民与农家书屋接触的可能性，进而影响使用率。在访谈中发现，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对农家书屋宣传力度较低，进而导致村民对农家书屋的知晓率低。实地调查中，多名村干部表示“农家书屋在成立之初按照镇政府的要求通过宣传车、村村广播在全村进行了一次广泛宣传，后期大规模的宣传就没有了。”而对农户的访谈发现，村民的知晓状况和家庭居住地与农家书屋的距离有较大关系，而知晓途径主要是通过直接接触(如开会)、人际传播(口口相传)等非正式途径获得。

二是图书配置不合理。农家书屋中的图书供给与农民群众的图书需求能否有效匹配直接影响到农民对农家书屋的使用和活动参与。按照《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农家书屋中的图书目录和推荐目录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邀请多方主体共同制定。但这种自上而下“一刀切”、标准化的配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家书屋的图书种类，忽视了农民的主体性与差异化需求。调查中发现，农家书屋所配置的出版物多为党政类出版物和三农政策类书籍。但由于农民的文化层次不高、需求差异性大，对政策理论类图书兴趣不大，而对各类农业种植技术、休闲娱乐、保健养生类书籍需求大。这种“标准化”的图书资源配置与农民图书需求匹配性低，严重影响了农家书屋的文化传递功能。此外，国家对于图书的增补和更新等后续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要求，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被动式政策执行及资金保障的缺失，造成农家书屋图书不能及时得到更新，不能精确匹配农民群体的现实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家书屋的吸引力[12]。

三是图书使用率不高。农民对农家书屋知晓率不高限制其政策覆盖面，图书供给与农民需求的错位降低了农民参与兴趣。同时，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移动网络的发展等因素使得农民的文化生活越发在线化和视听化。而单一的纸质载体、有限的信息容量和简单的借阅功能使得农家书屋难以满足农民需求，造成农家书屋中的图书使用率低下[13]101。从Q镇30位农家书屋管理员的访谈中发现，农家书屋书籍借出量年均为120册左右，借书群体表现为留守儿童多于普通村民。

3.2文化引领中的功能缺位

一是精神文化功能弱化。精神文化生活缺乏的乡土社会，农民倾向于选择可及性强的农家书屋作为阅读和休闲的活动空间。这是农民生活方式的变现，也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要求[14]。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广场舞等多种文化生活的兴起，农民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选择变得多样化。相比于娱乐节目的轻松感、广场舞的随意性、浏览手机的漫无目的性，书籍阅读需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智力。受限于知识文化水平，大多数农民更倾向于选择无需投入思考的娱乐节目。信息化、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功能单一的农家书屋难以满足农民对于信息获取、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复合型需求，导致其所具有的精神文化功能被不断弱化。

二是乡村文化主体性缺失。建立健全群众性自助性读书组织是农家书屋的目标任务之一。农家书屋通过提供一个公共空间以满足农民的基本社会交往需求，在公共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中逐渐培育出意见领袖，进而带领农民群众及时了解国家方针政策，增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形成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但在对Q镇30个行政村的调查与走访中发现，目前仅有XX村在上级宣传部门的引导下，从2015年起连续五年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在该村的农家书屋举办船山文化研讨会。虽有自助性读书组织的雏形，但仍然缺乏内生性和自主性，是自上而下行政推动的。总结起来，农民群众在农家书屋获取知识和信息呈现出自发性、零散性的特征，参与主体间虽有交流但并未产生意见领袖，缺乏内生性自组织，农家书屋的文化引领作用也发挥不足。

3.3文化阵地中的保障缺位

一是文化基础设施不均衡。Q镇30个行政村的农家书屋基本上都按照国家政策，实现了“每个书屋图书不少于1500册、品种不少于500种，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张”的要求。这种国家主导下的标准化农家书屋建设为农民提供了均等化机会，但在配套设施和资金投入方面又存在不均衡。资源禀赋较好、资源争取能力较强的村庄中，农家书屋桌椅、室内空调等软硬件设施配置齐全，实现了农家书屋的标准化建设；在区位偏远、资源较少的行政村中，农家书屋配套设施严重不足，仅仅满足了场地面积、书架书目等存放场所最基本要求。营造良好阅读环境的座椅、空调等设备极为短缺，农家书屋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例如XX村与GH村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美丽乡村XX村，各种资源都是被优先配置，农家书屋的软硬件设施都配备得较为完善，建设成为了现代化的小型图书馆；而处于行政区划交界处的GH村只完成上级要求的最基本的“规定动作”建设，后续跟进资源匮乏、投入不足，造成图书更新缓慢、阅读设施简陋。

二是日常维护不到位。基础性政策文件《“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和《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农家书屋是按照农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模式进行管理和运行，村民委员会民主推荐产生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但在实践过程中，农家书屋管理人员多由村支两委工作人员兼任。所调查的30个行政村中，27个行政村是由村委会成员轮流值班管理，其余3个则是由退休教师志愿担任。一方面，村干部疲于应付基层政府交给的工作任务，花在农家书屋精细化管理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农家书屋的很多管理制度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落地。调查中，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农家书屋开放时间问题，虽制度明确规定全天候开放，但村干部并未切实遵守轮流值班制，经常是“农闲开门，农忙闭门”。另一方面，由于村干部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其管理水平有限，缺少图书与档案管理的分类编目知识与技术能力，常常造成书籍管理混乱、摆放随意、遗失严重等问题。

三是数字化发展不及时。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农民的阅读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6]47。为了应对互联网、移动网络以及新媒介技术的冲击，充分激活农家书屋的现有资源、挖掘其内生潜能，农家书屋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然而在缺乏相关政策支撑和财政支持的背景下，农家书屋的数字化转型状况并不乐观。所调查的30个行政村中，仅有XX村和ZH村两个被基层政府重点打造的亮点示范村配备了数字化图书馆客户终端，其余行政村仍然是传统形式的农家书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摆放书籍的房间”。

4补位：农家书屋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提升机制

农家书屋作为一项文化惠民工程，2012年基本实现“全国行政村村村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居民没书看、看书难”的现状。但农家书屋政策并未从根本上在农村地区建立起“供给-阅读-管理-使用”的长效机制[13]101,也并未最大限度发挥其应有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功能，仍然面临管理、功能、保障的缺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笔者认为通过以下措施可有效盘活现有资源，实现农家书屋有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补位。

4.1加大政府投入，建立健全管理运行的长效机制

一是建立基层经费保障机制。当下大多数农家书屋都有重建设而轻管理的问题，在建立时积极向上级筹措资金，建设后管理不到位，进而导致农家书屋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15]77。因而，地方及基层政府应提高对农家书屋重要性的认识，将农家书屋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强化属地管理责任意识，配备相应的经费保障机制，破除单一依靠中央财政拨款的资金供给困境，加大对图书更新、专职管理人员配备的投入，解决好更新不及时、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无专人看管、随意兼职等问题。

二是强化农家书屋制度化建设。基层政府部门应将农家书屋管理纳入村级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考核范围，进一步建立健全农家书屋管理制度、借阅制度、宣传制度、管理员业务培训与岗位责任制度、定期督查等管理与服务工作制度，完善《借阅登记本》《图书更新登记本》《征求意见本》等管理台账，并严格按制度执行，确保农家书屋规范化、制度化地良性运行[15]76。

三是通过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畅通农家书屋运行机制。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赋能广泛动员农民积极参与农家书屋管理与运行，培养其良好阅读习惯与信息检索能力，定期举办符合当地农民文化层次与需求的读书活动、知识宣讲活动等；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挖掘农村乡贤、能人资源，培育出村庄意见领袖，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系列阅读活动，对于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社会道德的宣传、乡村公共文化的形塑产生强大的引领作用。

4.2创新方式，丰富农家书屋“1 X”内涵式发展模式

一是打造乡村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积极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乡村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本文所调查地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国家试点。农家书屋应以此为契机，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合发展、相互促进，打造成为农村地区的新型文化空间，在开展理论宣讲传文明、“四德”宣传讲文明、价值培育树文明、移风易俗倡文明等方面发挥其作用。

二是打造乡村版“四点半学堂”。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造成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凸显。依托农家书屋图书资源和物理空间，通过返聘退休教师、乡贤或招聘社会工作者等高素质人员，指导留守儿童养成良好阅读习惯、辅导其课后作业，形成乡村“四点半课堂”；利用寒暑假开展读书会、知识竞赛等活动，引导留守儿童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丰富其课余文化生活。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将农家书屋打造成涵盖阅读、作业支持、心理支持、爱好培养等多功能儿童教育服务场所。

三是打造乡村版“现代化信息平台”。一方面，借助于现代新媒体的发展，着力将农家书屋打造成一个农村公共文化高地，成为文化交流和信息传递的现代化平台。另一方面，依托信息平台进行扁平化管理，发挥其在需求评估、图书编目、借阅服务、活动组织、主体参与、意见反馈、大数据分析等方面的综合作用，从而不断优化农家书屋管理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农家书屋的文化服务功能。既有研究也显示，农家书屋的数字化建设有助于提升其文化服务效能[16]。

四是打造“传承乡土情怀”村史馆。每个村庄都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沉淀出独特的乡土文化。为了“留得住乡愁”,各地政府都在积极建设村史馆等村庄历史纪念设施。作为与农家书屋具有较强同质性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可以利用农家书屋原有的公共文化空间，在兼顾保护与利用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地方戏、特色民俗活动、当地红色故事、名人传记等乡土文化资源，促进其发挥传统优秀文化在强化认同、教化育人、淳化民风方面的作用，实现农家书屋文献信息服务与村史馆乡情民忆传承两者融合式发展，共同服务于乡村文化振兴[17]。

4.3强化农民主体性，推动农家书屋服务提质增效

一是加大对农家书屋的宣传力度。农民群众对农家书屋的政策感知率是决定农家书屋及其中图书的使用率的直接因素。应通过村村通广播、宣传手册、新媒体等方式让农民群众了解农家书屋的基本功能、运行模式、藏书结构、开放时间等，结合重要节庆点、嵌入当地文化仪式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对农家书屋的知晓率，从而提高其使用效率。

二是完善图书资源供需对接机制。在图书更新工作中需转变行政思维，推动建立从“供给侧主导”到“需求侧主导”的动态更新供需对接机制，变自上而下的图书配置模式为农民群众多样化点单、基层文化部门精准化派单、社会多元化买单模式。结合农村地区不同人群结构采取线上网络调查和线下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购买前的需求评估，多举措筹集资金，为农民群众提供精准化、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图书资源。

三是健全农民群众需求表达及评价机制。通过问卷调查、意见反馈簿等方式评估农民阅读需求，畅通需求表达与评估机制，积极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强化其主体力量[6]47。同时，建立健全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农家书屋评估考核体系，及时收集整理农民群众对农家书屋运行过程中的意见建议，倒逼农家书屋进一步改善其管理方式，提升其文化服务供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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