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性”运转：论民主改革前西藏庄园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谭文平 刘长勇  责任编辑：王雅娇  信息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2-04-26  浏览次数： 25567次

【摘　要】西欧庄园瓦解后，为何西藏的庄园社会仍然存续了几个世纪？现有相关研究难以作出充分科学的解释。文章基于已有研究，认为这关键在于西藏庄园社会中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由五大子结构系统构成：上层政治结构、基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行政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在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一个封闭单向控制的社会结构系统。庄园社会中“无发展无增长”的社会状态、固化的阶层以及无组织社会力量的缺失等，使西藏庄园内部难以形成内生力量去打破这种超稳定的状态，使超稳定结构能够长期存续。庄园社会长期处于“停滞性”运转的状态，促使西藏庄园社会长期处于低水平的有序运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现代国家力量的进驻，瓦解了西藏庄园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翻开了西藏社会发展崭新的一页。

【关键词】西藏；庄园社会；超稳定结构；五大子结构系统；“停滞性”运转

一、问题的提出

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时期，庄园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西欧封建社会主要有三个社会群体：“劳作的人”（laboratores），“祈祷的人”（oratores），“作战的人”（bellatores），它们相互合作，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1]当时主要有庄园和村庄两种社会组织形式，二者是平行共存的两种成分，是既协作又对抗的关系，构成了乡村组织双重结构。[2]二者以及教会构成西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三种权力结构及其权力来源。[3]209庄园与教会分别担负社会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相互配合相互抗衡，导致社会结构松散，组织功能分离。[4]而在庄园内部，其土地普遍分为领主自用地、农奴份地以及庄园居民共同使用的林地、牧场、池沼等三部分。[5]庄园主要包括四种功能：同村庄一起成为公法、治安和税收的单位，农业制度单位，财产管理单位，司法单位。[6]

西藏也经历过类似的封建社会，庄园制也是其社会基本组织形式。学界围绕西藏庄园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阶层构成。西藏由领主和农奴两大阶级构成，领主通过对土地的垄断，迫使农奴对他们形成依附关系。[7]农奴主包括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及其代理人；农奴包括差巴、堆穷、朗生等三个主要的阶层。[8]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约占总人口的5%，差巴、堆穷为90%。朗生约5%。[9]二是产权构成，主要是土地构成。民主改革前，全西藏土地中西藏地方政府直接占有38.9%，贵族和寺院分别占有24.3%和36.8%。[10]土地分为两种：“自营地”和“份地”，分别归农奴主经营和农奴经营。[11]依据产权的不同属性，庄园将差役分为内差和外差，内差是向本庄园领主及其代理人所支付的各种劳役和实物，外差是对封建政府的一部分负担”[4]。三是权力构成。现有研究发现，西藏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完全是寺院、僧侣与贵族之结合，权力之重心完全掌握在寺院、僧侣与贵族手里。[12]

既有研究成果丰硕，为我们认识西藏庄园社会结构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重要的途径。从组织形式来看，庄园制是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和民主改革以前的西藏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中世纪西欧庄园社会的内部权力结构和功能结构，对西藏庄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在庄园其他结构方面的解释力则相当有限。如西欧多元社会结构，可以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却不能说明西藏庄园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西欧的庄园与村庄是平行的关系，而在西藏二者是一体的关系；西欧土地的三元结构无法解释西藏土地的二元结构。

现有关于西藏庄园社会的研究，对其土地产权结构和使用结构、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差役结构、权力结构等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这些多是单一的社会结构研究，但是对各种结构之间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的关联性研究。基于此，本文欲探究的问题即是：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庄园社会是如何运行的？是如何形成其独特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形态的？又是什么因素使其超稳定社会结构最终走向瓦解？

二、“五大子系统”：西藏庄园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

基于已有研究，笔者认为西藏庄园社会能够长期有序稳定地运行，在于其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系统。但与中原封建社会超稳定社会结构不同的是，西藏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包括上层政治结构、基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行政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五个子系统，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

（一）上层政治结构与基层社会结构

在西藏庄园社会中，土地占有和人口比例都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化形态。在此之上，社会结构也呈现为鲜明的两大结构：上层政治结构（贵族社会）与基层社会结构（农奴社会）。次仁央宗认为贵族内部包括亚谿、第本、米扎和一般的贵族家庭，亚谿是达赖喇嘛父母的家庭，是西藏最大的贵族家庭，第本、米扎和一般的贵族家庭分别对应大、中、小三个等级，他们是一种垂直的等级结构，存在丰富的纵向关系，缺乏横向的联系。[13]上层政治结构子系统，也即以三大领主为核心形成的西藏政治体系，通过各种利益联结、婚姻联结等形式，促使他们成为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掌握并占有了西藏的所有资源，且通过各种关系网络，强化占有，将农奴排除在这个系统之外。

而在基层社会结构中，农奴没有任何人身权利和土地等产权权利，始终是上层政治社会的附庸。他们通过份地制度和“多如牛毛的乌拉”控制农奴，并将其束缚于庄园领地之内。噶厦政府也规定，庄园不允许收留其他庄园逃亡至此的农奴。庄园不仅要派出追逃队伍，农奴被缉捕到庄园后还要面临断脚、皮鞭等严酷的刑罚；且“一个人的逃亡会使家人和亲属遭到鞭打，以保证这样的事不再发生……”[14]这种高压管理措施将农奴牢牢地禁锢于庄园之内，阻断了农奴与外界的联系，造成自成一体的庄园与外界的隔阂，促使旧西藏庄园如散落的珠子一般，彼此没有充分的必然的社会联系。

（二）经济结构、行政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

上层政治结构和基层社会结构是否仅是两极对立，互不联系的关系呢？罗布认为西藏前现代社会在阶级结构上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三大领主坐拥一切，农奴阶层几无所有，形成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且没有任何中间阶层出现；并且认为这种结构在长期与世隔绝中逐渐趋于凝固。[15]从生产资料和阶级的角度来解释上层政治结构和基层社会结构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他们之所以构成两极化的社会结构关系，就在于失去任何一极，另一极都将不复存在。也即上层贵族不能失去农奴，不然广大的自营地和份地都将无法经营；农奴也不能脱离上层贵族，因为贵族不仅掌握所有的生产资料，更控制了农奴的人身自由，脱离上层贵族，也就意味着自身的灭亡。故而，二者之间还存在丰富的联系，并在长期运行中形成了经济结构系统、行政结构系统与意识形态结构系统。经济结构系统，也即庄园社会中，在土地等基础上形成的产权关系，主要是以土地为主体的贵族庄园产权结构，也即典型的两极化产权结构，贵族占全部产权，农奴没有产权。行政结构系统，指贵族对农奴进行直接行政治理，包括民事治理、司法治理以及暴力治理等形成的行政治理系统。意识形态结构系统，也即三大领主对农奴的精神文化控制，包括社会出生论、宿命论和文化教育钳制途径等形成的意识形态文化系统。

（三）“五大子系统”与超稳定社会结构

这五个结构系统是如何形成西藏庄园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引领着社会发展。西藏庄园社会超稳定社会结构形成的深刻根源就在于经济基础。产权是经济基础重要表现形式，产权结构也是经济结构的核心要素。西藏庄园社会中产权两极化占有形成了其独特的经济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贵族为代表的上层政治结构和以农奴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结构，由此也型塑了贵族和农奴的两大历史进程主线。上层政治社会对基层社会如何进行统治？形成上层贵族社会与基层农奴社会差异的根源在于产权。因此，上层政治社会通过产权对基层农奴社会进行统治和控制就成为了其最有效的方式。故而，上层贵族社会首先就通过经济结构系统，集中典型地体现为份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差役对农奴社会进行控制。而农奴因为不占有丝毫的土地产权，即便是农奴自身也属于贵族所有，就不能通过土地等产权的方式反向影响上层贵族社会。由此，也形成上层贵族社会单向统治和控制农奴社会的情形。

为了更好地单向控制农奴，而不受农奴反向影响，上层社会还通过行政手段和意识形态的方式等加强对农奴的控制。由此衍生出两大控制系统：行政结构系统和意识形态结构系统。上层贵族社会通过行政结构系统，控制基层社会，主要是采取各种高压、极端措施将农奴控制在庄园之内，并极尽所能残酷地压榨农奴；与此同时，庄园通过“构建生老病死保障体系，保障农奴的内外交往安全，给予农奴部分政治社会权力”[16]，让农奴在生产生活、社会安全等方面对庄园形成高度依赖。而在意识形态结构系统中，上层贵族社会通过将出生论、宿命论等灌输给包括基层社会在内的整个西藏社会，并经教育的方式一方面将上层社会和基层社会严格地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基层社会的教育内容，压制各种新潮思想、不利于贵族统治的思想。在两大控制系统中，可以实现对彼此达到强化的作用，并在二者作用下维持或促进产权两极化占有的形态。

概言之，在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结构中，在土地等产权占有的基础上，形成了两极化的基本经济结构，在此之上，形成了上层政治结构（贵族社会）和基层社会结构（农奴社会）两大基本社会结构系统。同时，上层贵族也通过经济结构系统统治和控制基层农奴。为了实现统治和控制基层农奴，衍生出行政结构系统和意识形态结构系统。上层贵族社会是在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可以说这两个结构系统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者的存在也会强化经济结构系统的运行。故而，在产权占有两极化基础上，形成西藏独特的上层政治结构和基层社会结构，并且上层政治社会通过经济结构系统、行政结构系统、意识形态结构系统控制基层社会。由此，形成了西藏独特的社会结构系统。但由于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基层社会中的农奴连人身自由权利都属于上层贵族。农奴没有摆脱贵族控制并且进行反向控制的社会资本。因此，形成西藏五大社会结构子系统长期稳定的状态运行。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藏庄园社会时期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如图1所示）。

图1民主改革前西藏庄园超稳定社会结构示意图

三、“无发展无增长”：西藏庄园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存续

刘青峰等认为经济活跃是中国（内地）封建社会产生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周期性振荡），并且由此保持社会基本结构不变，成为一个超稳定的系统的根源。[17]西藏庄园生产经济长期稳定在较低的水平，难以产生活跃的经济因素，那么，导致民主改革前西藏式超稳定社会结构长期存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无增长也无发展的社会状态

罗布将前现代时期西藏二元对立社会归结于长期与世隔绝。这种隔绝并非绝对，在西藏的城镇常有商人、中央政府的官吏、士兵和驿站等，他们中不少也在当地通婚定居。[18]限于研究对象的影响，次仁央宗将垂直等级结构的贵族政治的长期稳定归结于“帕谿”土地、高贵血统以及等级内婚制等。[13]这些都无法解释西藏超稳定社会结构何以长期存续。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西藏庄园社会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形成并长期有序运行的呢？黄宗智在探究中国传统社会长期贫困的根源时，提出了“无发展的增长”的概念，认为中国农业产值总量不断增长，但人口也增长，甚至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农业产值的增长，因此，单个工作日的边际报酬不变甚至递减成为中国长期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根源。[19]笔者认为，西藏庄园社会时期超稳定社会结构的根源就在于它的“无发展也无增长”。

西藏庄园社会的“无发展也无增长”，一是指以庄园为组织形式的农业生产中，农业单产和总产值长期维持在稳定的水平，没有明显的增长。几乎每个庄园自营地和农奴份地的数量都长期固定，整个西藏的可耕地面积也就基本稳定，在单产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农业的总产量也基本维持在固定的状态。二是农业边际产量有增加，但是增加量成为贵族奢侈生活的资本，没有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资本。据统计，“清代雍正时，西藏有200多万人口，解放初期据噶厦调查，人口减少了80万，只有120万”[20]，从生产效率来看，西藏农业生产总值基本不变，而总人口却在不断减少，农业生产的边际效率报酬是增加的。因人口减少而多余的边际产量全都归庄园主了，成了贵族挥霍和奢靡生活的资本。“在领主的箱柜里，塞满了从印度买来的整匹卡叽。绸缎、花布也是农奴主常备衣料。许多深绿、天蓝、芭蕉等各色的丝绸呢料，已被蛀虫咬坏了。农奴主还藏有整打的口红、满盒的香粉、高级头油、西式的橡胶头刷和半人高的穿衣镜等高级化妆用具”[21]。因此，“增加”的农业边际产量没有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投资，形成西藏庄园社会无发展的情形。

（二）社会资本积累的缺失与贵族阶层的固化在无发展和无增长环境下，农奴多处于温饱

或者解决温饱问题的状态下，生活比较清苦，多数农业收成都用来交租纳税，基本没有生产和生活剩余，难以形成财富积累；而以贵族为代表的三大领主，虽然从庄园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有的甚至积累起一定的财富。但是这些更多用于满足领主们的奢侈生活，财富没有转化成资本。没有财富的转化和资本的积累，庄园仍然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因此，无论是本质上，还是形式上，庄园社会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贵族与农奴二元对立的经济结构一直延续，以此为基础继续支撑其他四大子系统的运行，西藏超稳定社会结构因此得以长期运行。长期以来，随着农奴人口的减少，农奴的社会消耗相应减少，但既有社会财富没有减少，故而三大领主能够集聚的财富也就相应地增加。这些财富的一大用途就是用于贵族阶层的社交活动，通过不断的社交活动，贵族阶层组成的上层政治结构就愈加稳固。西藏的官僚集团皆来自于贵族家庭，且出世入仕是贵族必须履行的义务；噶厦政府当权官员一直为大贵族所垄断，底层官僚和中小贵族为了家族利益和仕途前景，不断攀附大贵族，最终形成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形态。

（三）无组织社会力量的缺失

金观涛认为中原封建社会中无组织的社会力量及其恶性膨胀是导致封建王朝崩溃及周期性振荡的关键原因，而土地兼并则是封建经济子系统中最主要的无组织的社会力量。而在西藏由于土地并非私有，噶厦政府随时可以将庄园收回，并再次分封，广大农奴只是土地的附属物，也随同一并被分封。因此，在西藏不存在土地兼并由此形成无组织的社会力量及其恶性膨胀的情况。一是自然条件的限制，西藏与外界有限的联系难以扩大，广大农奴被严格控制于庄园内，形成无组织社会力量的可能较小。二是庄园虽存在形成组织力量的历史基础，但是宗教的出现扼杀了这种可能性。宗教这个通道，阻止了农奴成为无组织的社会力量，并将这力量融进其政权组织体系，形成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超稳定社会。

（四）封闭性的区域环境

社会结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力量的强制与征服即是这种因素之一，查尔斯·蒂利认为强制的积累和集中程度不同，国家结构的组织形式不同。[22]卡内罗（R.L.Carneiro）强调社会结构对战争的影响，是战争使村落发展为酋邦，最后发展为国家。[23]可见，外部力量的不断介入，使社会结构相应发生变化。西藏庄园则缺乏这种环境，也即它处于一种封闭性的区域环境，促进了其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形成。从庄园外部环境来看，高寒的自然环境使得只有河谷地区比较适宜人居活动，西藏庄园多分布于这些地区；但西藏的地理环境，高海拔的山峦与湍急的河流限制了庄园之间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导致庄园呈彼此孤立状态。并且西藏庄园都采取“农业 家庭手工业”自给自足的运行模式。庄园内部就可以生产农奴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物品，无需进行交换，最终形成封闭性的庄园环境。

从西藏外部区域来看，西藏与外界极少接触，难以对超稳定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虽然后期有廓尔喀战争和英国入侵等暴力接触，但这并未改变西藏庄园的结构。西藏有不少商队，并且形成了茶马古道这种专业化的商路，但是其商队并未有规模上的突破，中小贵族囿于能力，难以组成大型商队，且商队活动有限；大贵族能够组织一定规模的商队，但商队主要经营稀有品和奢侈品，其结果是大量消耗社会财富，加剧了无增长也无发展的社会状况。从上层政治环境来看，中央王朝尽力避免与西藏发生战争这种暴力接触方式，从唐朝开始就不断与西藏进行和亲与会盟，由此西藏也长期处于和平的环境，中央王朝对其影响也有限；虽然清朝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但这仅是少数上层官员流动，不能影响社会结构变动。

四、西藏庄园超稳定社会结构的解体

中世纪西欧庄园社会在14、15世纪趋于衰弱和解体，俄国19世纪中期发起了废奴运动，农奴也从农村公社中解放出来。而西藏庄园社会的超稳定社会结构一直延续到民主改革时期，其间几乎没有瓦解和崩溃迹象，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最后瓦解的呢？

（一）内部力量的缺失导致旧的超稳定社会结构难以瓦解

国内外关于村社和庄园最终为何解体，存在几种论断。一是土地集中并私有化，导致贫富分化是解体的主要原因。希尔顿（R.H.Hilton）认为，土地占有的分化与不平等是村庄共同体从内部出现分化的主要原因。[24]戴尔（C.Dyer）等认为，13世纪市场发展使村庄精英从村庄共同体上层分化出来，试图将共地转化为私地，导致分裂解体。[25]二是商品化和货币地租的出现是导致最终解体的主要原因。贝利（M.Bailey）认为，尽管乡村仍根植于农业生产，但商品化的发展导致村庄出现分化。[26]侯建新认为，劳动生产率、商品率的增长，货币地租的出现，使农民和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和货币关系。[3]115-116三是农民个体力量的增长是导致解体的主要原因。拉齐（Z.Razi）认为，村庄共同体由于个人主义兴起，外部人口迁移以及经济变化而被撕裂。[27]陈立军认为，个体农民力量的普遍增长，促使村庄共同体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洪流当中。[28]四是国家建构导致旧的乡村社会解体。布鲁姆（Jerome Blum）认为，国家介入农民与领主之间，把新的规定和需求带进了乡村……18世纪到19世纪，国家对圈地运动的政策支持，对村庄共同体的自治与内部凝聚力造成了最大的破坏。[29]那么，西藏庄园与庄园社会没有出现分裂和瓦解，以及后来被打破是这些原因不具备，到后期又具备而出现的吗？

从已有文献资料来看，西藏庄园以及庄园社会有序运行至民主改革之前，确有这些原因的作用。土地私有化的现象并未产生，庄园主仍然牢牢把持住庄园的土地，且噶厦政府随时可以将其从贵族手中收回。从农奴的个体力量来看，自始至终都没有明显的数量上的增长，因此也难以达到改变社会结构的质变的阶段。农奴仍然处于庄园的严格控制之下，即便是大差巴也随时可以被没收一切。显然，农奴内部的贫富分化虽有，但是私有制并未出现。在庄园内，农奴依然高度依附于庄园主，农奴的个体意识和力量都还未形成；跨庄园的农奴联合几乎是天方夜谭。从商品化和货币地租的形式来看，这些在庄园内也几乎未出现过。庄园内没有真正的商店和商人从事商业活动，大量出现的只是以粮易物式的交换，有用货币的，也只是偶然发生的现象；有少数富裕差巴偶尔每年到牧区和南方边境地区城市中买一些畜产品和土特产品，偶尔去购来些内地的或印度的日用品，如火柴、香烟、煤油、布匹到庄园内卖……在交换中，一般等价物是青稞，尽管藏币也通行，但许多货物都只有与青稞交换的价格，一般没有标明货币的价格。[30]

在上层政治中，也进行过改革并涌现出一些锐意革新的代表人物。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新政：改革行政，整顿吏治、整肃僧纪、改良藏军、鼓励垦荒、创办新式产业和发展文教卫生事业等。但“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格鲁派寺院集团和三大领主的利益，巩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31]，“藏族封建神权统治的上层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这一地区免受外界的影响”[30]。上层政权改革实际上使得庄园社会更加稳定，农业生产率在短时间内很难取得重大的突破，货币地租与商品经济几乎很难出现和发展。与此同时，在上层贵族政治中，虽有少数改革人士，但也淹没在守旧的贵族势力之下，通过现代国家建构的途径来改变原有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可能性很低。因此，在西藏庄园社会中，很难从庄园内部积蓄起力量，打破庄园社会超稳定结构，使得西藏庄园制和庄园社会一直有序运行。

（二）党和国家力量的进驻瓦解了旧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西藏超稳定社会结构发展到后期，落后性越加清晰，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社会日趋衰败。一些西藏有识之士也意识到社会危机悄然而至，“记得在四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32]。最终，在多方面因素下这种社会结构以及庄园制于20世纪50年代逐渐瓦解和打破。概言之，主要包括：一是西藏社会内部开明人士积极呼吁社会改革，并寻求外部力量支持。二是政党力量和国家建构的结果。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还处于封建农奴制和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西藏同胞，通过建立党组织，积极运用国家力量，帮助广大西藏人民摆脱沉重的双重镣铐。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积极争取西藏上层人士，毛主席也发出指示：“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政治经济的目的。”[33]并最终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谈判和协议的方式，和平解放西藏。此后，在西藏地区大力推进民主改革，并于1959年3月28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获得解放。西藏庄园超稳定社会结构也最终被打破和瓦解。

五、结语

西藏庄园社会中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西藏发展内外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其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早已不复存在。超稳定社会结构的研究对于完善西藏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具有反向借鉴意义：一是它启示我们要全面促进社会的交流交往，创造良好的环境，在不断加强对内对外交往中促进西藏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它告诫我们要不断破除思想禁锢，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仍需要不断消除落后的顽固思想，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解放和发展。三是敦促我们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这是不断实现西藏稳定和发展的根本。落后的超稳定社会结构的瓦解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先进力量进驻和努力的结果。同时，新西藏的发展也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新时期促进西藏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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