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对现代政治原则和价值的冲击——以新冠疫情防控为例

作者：程同顺  责任编辑：许家秀  信息来源：《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4(02)期  发布时间：2022-02-07  浏览次数： 28122次

【摘　要】风险社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之一,而新冠疫情则是风险社会活生生的表现。新冠疫情对现代政治原则和价值的核心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些冲击涉及现代政治民主的两个原则以及现代政治的自由、平等、人权、个人主义和有限政府等多个重要政治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政治原则和价值完全被颠覆,不过在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的条件下,这些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可能需要被重新审视。

【关键词】风险社会；政治价值；政治原则；新冠疫情

一、风险社会的危机

习近平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描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时指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习近平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述意味着一面是中国国力的日趋增强、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稳步提升的势头，另一面则是处在后工业社会阶段的发达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分裂危险，于20世纪末逐步形成的“西方中心论”在当今现实写照中逐渐瓦解，“去中心化”构成了当今世界秩序变动的重要特征。放眼全球，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结构性危机，公共财政难以平衡社会福利的需求与民众的生存压力，同时，极端政治势力抓住引发社会动荡分裂的导火索并持续煽动非理性情绪，以民粹手段干扰民主制度与全球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力量发生重新排序甚至反转，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在加速重塑整个世界，全球进入风险社会，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风险即意味着存在不确定性，虽然足够的信息可以排除大部分不确定性，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中，不确定性是内在固有的2。根据卢曼对风险的定义，风险意味着来自于两个方面结合的危险：一是基于未来本身的不确定性，未来的损失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二是当下的决策决定其未来发生的一切3。在安全与危险的中间地带里，“当下的判断”是留给我们的操作空间，也是决定未来社会走向的风向标。

以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为例，这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为各国带来了动荡与不安，不仅导致了短期的经济停摆与社会恐慌，更激发了社会中潜在的矛盾与危机。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全球尚未具有对该病毒的科学认知和控制手段，但中国在党的领导下采取了强有力举措以阻断传播源并且救治病人，在防控疫情方面回应有效迅速，并尽早地恢复了社会秩序，而原本公共卫生体系相对完善的欧美发达国家，应对疫情却捉襟见肘。截至2021年11月，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超2.57亿例，并且尚无结束迹象。这场全球性灾难，不论人们认为它是早有征兆的“灰犀牛”,还是纯属意外的“黑天鹅”,它其实都潜移默化地在逐步变革全球秩序，并且从长远来看，它对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现代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二、新冠疫情对现代政治原则和价值冲击的几个方面

(一)对政治民主两个原则的冲击

政治民主有两个基本原则，多数原则和少数原则。多数原则是指在对公共事务进行决策和表决时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多数人意见为准。少数原则是指公共决策的民主表决不能以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少数人在不破坏公共秩序、安全和利益以及侵犯他人权利和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其是。但是在新冠疫情面前，政治民主的这两个原则都遭遇到了明显的冲击。

首先，新冠疫情使民主的多数原则受到冲击。传统的多数原则被思想家们所辩护，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决策的重要原则，意味着以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决策依据，然而多数意志并不必然导致正义结果，且有可能走向正义的反面。对民主多数原则的冲击体现在决策机制上，一是专家决策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二是专家具有普通民众所不具有的专业性，所以，多数原则需要让位于专家决策。由于疫情形势紧迫以及病毒传染迅速，“封城”、戴口罩和封闭小区等措施无法进行大众讨论和表决。

民主的多数原则更多体现在民主运行的决策程序上，然而以效率为代价的多数原则在危急时刻会大大影响实践结果。萨托利曾提出决策民主论来理解民主制度的复杂现象，在涉及影响集体决策以及影响到整个集体的决策时，必须考虑决策成本和外部风险，决策成本意味着团体内部讨论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参与人数越多则成本越高，外部风险则是对决策结果的评估。存在一个平衡点，使得决策成本和外部风险都处于较低的状态(见图1)。对于尽量减少外部风险而又不拖延决策过程的问题，从“怎样形成决策团体”的角度加以解决要比从“该团体怎样决策”的角度直接切入更重要4。小范围的讨论与决策对于解决特殊情况下的紧急问题是最具效率的。

图1 外部风险和决策成本

专家决策的意义在于其相对民众所具有的专业性与前瞻性。如果我们决定进行一项冒险事业，他只管预先警告我们会犯什么错误，提前告诫我们可能会落到什么地步4。受制于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的有限性，普通民众对待紧急疫情缺乏可遵循的科学路径，而相关领域的专家冒着自身生命危险前往一线考察观测，接触到病原样本进行专业分析，能够根据病毒的特点提出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尽最大努力控制风险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对于普通公众一无所知的新冠病毒，防控措施必须听从专家意见。

疫情对多数原则的另一大冲击主要体现在防控机制上，即多数原则要迁就于少数病例，即发现一个病例也要对一定范围内的全体居民采取必要措施。之所以要对少数迁就，首先在于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有限多数原则，萨托利提出：人民是由多数加上少数组成的，所以如果多数标准(错误地)变成了绝对的多数统治，这一变化在现实世界中的意义，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变成了非人民，变成了被排除的一部分人4。多数与少数共同构成民主社会，因此面对社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多数群体应当包容和理解少数群体的不幸，并积极配合疫情防控措施。其次，在对民主讨论时，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具有流动性，多数群体可能转化为少数群体。科恩提出了民主社会中存在的“变动的多数”,即在某一问题上作出裁定的多数不一定就是社会面临的其他许多问题上作出裁定的多数5,这意味着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每一位处于“多数群体”的个体都可能会转变为“少数群体”的一员。由于新冠病毒在人体内有潜伏期，即使当下看来处于健康状态的是多数人群，在疫情风险尚未被全面消除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被传播感染成为“少数”的确诊病例。当发现少数病例时需警惕病毒已发生大规模扩散的可能，不能因为部分人群尚未出现症状而无动于衷，因而采取一定规模范围的集体封锁隔离也正是对多数自身的保护。

其次，民主的少数原则的适用性也需要重新思考。对民主少数原则的设计意义在于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益。但在疫情这一非正常秩序下，自己的事情不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个人行动可能影响到公共安全。2020年4月以后，在国内疫情相对稳定而国外疫情正处于暴发阶段的情况下，输入病例逐渐成为国内疫情发展的一大隐患，为了确保国内的安全形势，需要对入境人员一律进行14天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以实现及时管控一代病例、有效预防二代病例、切实杜绝三代病例的目标。如果允许此时少数人的自行其是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此时少数原则失去了正义性便不再适用。也就是说，在疫情这种特殊的紧急状况下，民主少数原则的基本前提——不损害公共安全和他人利益——已经难以保障，因此民主的少数原则也就难以适用了。

(二)对个人自由的挑战

自由是现代西方政治价值观第一信条，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在近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形成了对自由重视的传统，近代启蒙思想家对自由的认识起源于对专制王权的反对，政治自由、选择自由、个人生活和行动的自由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体而言，保护个人自由是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同时，自由也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起点，它导向了对平等、民主等其他政治价值的探讨并连同这些一起镌刻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法典之中。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自由之重要以至于处处可寻见其踪迹，正如美国革命家帕特里克·亨利所言“不自由，毋宁死”,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其诗歌《自由与爱情》中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西方自由观认为个人自由与个体安全和个人幸福是一致的，与公共安全、集体福利是不冲突的，个体的不安全与公共安全之间没有联系。约翰·密尔认为自由的天然好处在于自由有助于培养个性，从而有利于个人发展，进一步促进社会进步。正是人类拥有自主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个人禀赋才能得到充分和多样化的发扬，人类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不能靠着把自身中一切个人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许的限度内把它培养起来和发扬出来6。

个人自由还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福祉，它在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而当单位中有了更多的生命时，由单位组成的群体中自然也有了更多的生命。在任何时代里，只看这一项独立自由运用到怎样程度，就相应地可以知道那个时代怎样值得为后代所注视6。总之，在一切处于正常状态下，维护个人自由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并且从人类和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自由这一理念都因其昭示着美好未来而值得被鼓励。

在新冠疫情下，个体安全与公共安全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个人安全就是公共安全，此时的个人充分自由会导致个人不安全和集体不安全，个人不安全更会威胁公共安全。现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具有人类之间相互传播的特征，个人自由的行为不仅会将自己置于病毒的风险之中，更是对集体与社会中的无辜人群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威胁，因此，需要在公共场合和具有一定聚集规模的场合对个人作出如佩戴口罩、风险地区人员的隔离观察等限制要求，这些强制性规定不仅在于对自己健康的保护，更是减弱了对他人的威胁。在社会安全风险尚未消除、个人与社会安全处于险境之下，个人自由与个体安全之间发生了矛盾，个人自由更是威胁到了公共安全、妨碍到了集体的行动自由。所以，在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状态下，有必要重新反思自由本身的限度，这种行为，首先是彼此互不损害利益，彼此互不损害或在法律明文中或在默喻中应当认作权利的某些相当确定的利益；其次是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要在一种公正原则下规定出来)。这些条件，若有人力图规避不肯做到，社会是有理由以一切代价去实行强制的6。对自由权利的限制还源于对享有自由权利同时对应的义务之中，但每人既然受着社会的保护，每人对于社会也就该有一种报答；每人既然事实上都生活在社会中，每人对于其余的人也就必得遵守某种行为准绳，这是必不可少的6。疫情对自由的冲击反之补偿了对个人安全与社会的保障。

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为自由摇旗呐喊而反对强制疾控措施的不止平民，还有许多政治、社会精英推波助澜。例如美国疫情暴发之初，时任总统特朗普公然宣称自己拒绝佩戴口罩，并希望公民享受自由而不会强制居民佩戴口罩。即使在民众心中特朗普因“不靠谱”而缺乏权威，但还是有很多人反对以限制个人自由的形式来强制采取控制措施。尽管当时的美国疫情形势严峻，每日新增的确诊患者和死亡病例成倍上涨，但各地“反口罩”的集会和游行活动却依然一呼百应。虽然这其中的原因不乏近年来兴起的反智主义思潮，但更主要的是西方对个人自由价值的认识与烙在历史进程中的维护个人自由的传统。

(三)对平等的现实考验

在天赋人权的起点下，倡导人人平等是现代政治思想家的孜孜追求，对于生命的延续和健康的享有方面，应当对医疗资源贯彻平等分配，但新冠疫情暴发的突然性以及严重性，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医疗资源作为准公共产品，超过特定的临界点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即当需要使用的人超过了资源负载量就会导致某一部分人群无法使用，而相关的医疗资源与设备，例如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和疫苗等在短期内无法满足患者和社会的需求。有限的医疗资源与难以满足的需求之间发生了矛盾，依据何种原则分配现有资源成为关键伦理问题，但至少需要面对以下三种分配平等考验。

第一，是代际不平等，即医疗资源分配对于老年人和青壮年之间的优先性问题。

相对于老年人来说，青壮年因自身抵抗力以及基础健康状况相对较好而治愈率高，功利主义视角善于从效率原则考虑分配，将“追求整个社会的普遍福利最大化”作为优先选择，治愈后的青壮年有着较长的预期寿命，并可以继续作为劳动力投入到社会发展之中。基于功利主义原则对青壮年的更多偏好，老年人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由此产生了医疗资源分配的年龄歧视问题。但从生命的延续性来看，每个青壮年也都会有老去的一天，老年人为社会贡献半生，到了安度晚年之时，面对紧急状况下的公共医疗资源竞争，他们也理应享有该项权利。

世界卫生组织已关注到对于老年人的年龄歧视问题，并在报告中指出，依据年龄对卫生保健资源进行分配这一现象非常普遍，老年人常处于不利地位7。而在美国，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甚至创造了新的歧视性话题“Boomer Remover”(婴儿潮一代去除剂),年轻人借这一词语表达对于老年人占用资源的“愤怒”,进而引发了代际分配之争8。因此，是否应当依据功利主义原则对不同代际进行医疗资源分配的问题，构成了对平等原则的一大挑战。

第二，存在医疗资源分配的阶级不平等问题。

疫情下大规模的病患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缺，而由于经济条件、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导致不同群体对医疗资源的享有产生了分化，医院床位的有限性使得并非所有病患都能够顺利得到救治，在医疗开支方面，从购买防护装备(如口罩、防护服等)到检测与治疗疾病所需的费用，这些开支对穷人造成经济负担。在有限的医疗资源面前，人与人之间由于阶级地位不同造成的社会资源禀赋差异也引发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

针对社会公平，罗尔斯的正义论强调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的核心在于平等的自由权利，即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第二个原则的核心在于差别原则和平等机会原则，它实行的条件在于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9,这意味着倘若存在不平等的分配，也是为了最终实现人人平等、使最小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而采取的程序。差别原则针对的是由于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自然禀赋的偶然因素所导致的天然不平等9,如果继续按照自然的自由体系分配就会造成不正义，市场在公共利益的场合完全失去了作用9,因此，有必要通过开放性的措施减少这些偶然因素和运气对分配的不正义影响。疫情下的医疗资源分配也应当得到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辩护，个人先天性的不足和经济地位存在的差别会影响对于医疗资源的获取，但从生命意义上来说，人人都应当平等，不因支付能力等外在因素而区别生命贵贱，因此在制度设计上需要统筹并补偿处于不利地位人群的利益，例如世卫组织曾针对埃博拉疫情而提出传染病暴发所应遵循的伦理指南，对于稀缺资源分配时应当确保没有人由于其社会地位而得到更好或更差的待遇。应努力避免在选择或应用分配方法时出现无意的系统性歧视，以便事情无论变得怎样，作为结果的分配都是正义的9。

第三，从国际视野来看，还存在医疗资源上的国家不平等，发达国家利用其地位和能力优势面向其他国家抢夺资源。

2020年3月伊始，疫情在欧美国家相继暴发，并发生大规模扩散传播，多数国家同时面临对医疗物资的大规模需求，面对医疗物资供应有限，国家之间展开恶性竞争，利用对本土范围的管辖权干涉别国所预订的医疗物资，或试图买断新冠疫苗及相关药品以优先治愈本国人。如2020年3月初，德国以联邦经济部新出台的“禁止出口医疗物资指令”拦截瑞士从中国进口的一批防护口罩10。美国则联合医药公司，使医疗物资和药品优先供应本国人并垄断技术。然而这些举动造成各国之间自行其是，不仅不利于全球抗击疫情，还会更深层次地伤害到在技术支持以及国际地位上处于短板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国民。在对生命健康权的享有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同样拥有平等的人权，不应以国界、种族等因素而产生区别对待，病毒更是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发达国家在有能力应对的条件下也应主动承担起国际援助责任，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抗击疫情。

(四)人权的不同方面发生矛盾冲突

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在捍卫人权方面持坚定的信仰，因其构成了现代政治逻辑的基础，更是国家、政府行动的指引。尽管人权的内涵与内容随着实践和人类生活水平提高而不断丰富，尤其是政治层面以及涉及财产方面的权利经常得到思想家们的青睐与讨论，但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保护人的生命健康是一切其他权利实现的基础。新冠疫情的暴发造成了全球数亿人口的确诊，疫情现实直接冲击并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将人类重新拉回基础的生存需求层次上：生命、生存、健康。国际人权公约确认人人有权享受可能到达之最高标准之身体与精神健康并需要采取措施以预防、疗治及扑灭各种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及其他疾病11。我国1991年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也将生存权明确列为人权的首要内容。所以，对生命的保障是其他一切权利的主体保障，一切行动都应将对生命的尊重视为前提。某些利益是享有任何其他利益或权利的前提，生存和安全无疑就是这些利益中的两项12,如果生命健康无法保证，其他行动与发展更无从谈起。

然而，疫情下不同的人权以及人权与人权实现路径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尤其体现在生命健康权与劳动发展权的冲突上。基于对生命、健康的尊重与保护，疫情防控需要通过部分干预甚至牺牲社会生产发展以控制和切断传染源，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美国也面临着经济停滞下国民生产生活难以为继的问题：由于社会保障和居民储蓄的不足，中下阶层民众需要上班和打工才有收入，不复工就无法维持生计。由此，健康权与劳动权发生了矛盾，在生存与“面包”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一方面，复工恢复经济是底层民众维持生存的必要手段，长期经济停滞可能会带来国家层面的经济危机，直接对底层民众的工作机会、收入以及生存形成直接冲击。另一方面，在特效药和疫苗获得普及之前，医学界尚未取得对于控制病毒的有效途径，过早复工解除封锁，难以避免造成疫情的加速传播与反弹，从而危及到更广泛人群的生命安全，也不利于长期经济形势的扭转。人权之间所面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价值冲突的解决受制于一个一般要求：如果解决不是任意的，我们就必须知道哪些价值至关重要以及如何权衡它们13。一般情况下，生命权无疑位于第一位次，但对于政客而言，对不同类型人权的权衡结果落实在政策安排上会影响其政绩评价，进而影响到其连任成败。在美国疫情暴发之初的2020年3月13日，特朗普刚宣布因疫情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然而在3月24日他又表示希望美国能够于复活节重新恢复经济活动，不希望疫情防控措施所造成的影响比疫情本身更严重14。特朗普政府急于复工复产，在短期内屡次在管控疫情态度方面反转，这既有着对于国民经济冲击下行、失业率飙升的担忧，但另一方面，于他个人而言更紧迫的是面临着谋求2020年总统选举连任的压力。特朗普任期内多以重振美国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为宣传目标，国家经济表现成为衡量他总统任内成就的重要参照，另外在2016年选举时，他的支持者多是中下阶层的劳工，如果工厂停工，底层群众将成为受到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群体。根据美国劳工部所公示的数据，2020年3月美国失业率为4.4%,而4月失业率就飙升至14.7%15。对于这些群体而言，失业意味着失去生存的能力，在协调生命健康权与工作权、生命安全与经济恢复的冲突上，特朗普急于复工复产并非是纯粹站在整体国民角度的长远考虑，全面抗击疫情可能会耗费更长周期恢复国民经济，但竞选压力也迫使他需要提振短期的经济表现，因此，尽早复工复产、恢复就业机会，将会重振选民信心，有助于进一步增加他竞选的筹码，而全然不惜以国民生命健康风险和长远国内秩序破坏为代价。

(五)对个人主义的挑战

个人主义描绘的是公民作为个体独立理性的存在，团体、政府的构成都是基于个人同意的原则之上，从而推导出社会存在的目的在于满足个人利益的结论。这一思潮发扬于近代契约论思想家，他们对平等、自由和权利这些关乎个人尊严与个人利益的核心价值进行辩护，目的在于抗争专制王权，追求独立解放。个人资本主义、天赋权利以及具有严格的个人特征与价值观的道德，这些因素的混合物在清教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理智综合——的影响下，保留了下来16。作为一种思想价值，自由主义对个体的捍卫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奠定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基础。在现代生活中，个人主义在保护个人利益、实现个性价值方面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面临紧迫现实，个人主义无力解决关乎共同体利益的问题。

一方面，个性和个体行动要服从于整体利益。由于病毒较高的传染率特征，个人与整体产生了紧密关联。自己的事不再是自己的事，个人健康攸关社会安危。在战胜病毒的过程中，由于新冠病毒具有人传人的特点，佩戴口罩有助于预防和减少病毒通过飞沫传播，但疫情初期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佩戴口罩象征着懦弱、对疫情的过度反应，尤其特朗普本人坚决不佩戴口罩，称佩戴口罩会“显得可笑”,他的支持者也认为总统佩戴口罩会显得其对疫情无能为力。随着2020年6月美国疫情加速恶化，特朗普也逐渐在公开场合佩戴口罩，并呼吁美国人民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时戴上口罩，并减少聚会，这种以“不戴口罩”的行为来彰显勇敢的个性显然不合时宜。亚里士多德论述勇敢是一种品质，勇敢的人是敢于面对一个高尚(高贵)的死，或敢于面对所有濒临死亡的突发危险即战场上的那些危险的人17。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贫困、疾病这些都不是由于恶或自身导致的坏事，都不应当感到恐惧，更不必提及勇敢。勇敢应当是适用于英勇、高尚且无畏地牺牲的危险，是一种“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的品质17。因此，不戴口罩并不能表现积极意义的个性，它不是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反而会将更多人的生命健康置于危险之中。疫情牵扯的不仅是个人、小群体，而且关涉整个人类的危机。从国与国的角度，社区、地区和国家之间环环相扣，是否积极抗疫也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国家及人民的命运。

2020年2月15日，在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令人鼓舞的是，中国为从源头上遏制疫情而采取的措施为世界争取了时间，减缓了病毒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的速度，尽管这些措施让中国付出了很大代价18。中国在控制国内疫情的前期面对着巨大的公共卫生压力，但是以最大能力维护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紧密相连，原子式个人主义放任自流的生活方式需要部分地退场，才会惠及到所有个体，进而到有利于整个共同体的发展。

另一方面，疫情是人类当下共同面临的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病毒，仅凭个人微薄力量无法独善其身，只有凝聚的共同体才能成为个体的庇护所和与病毒斗争的力量源泉。我们面临着一种深刻的困境，现代个人主义似乎正在产生一种无论个人或社会都无法维持下去的生活方式，人们承认个人只有在与社会的关系中才能实现自我19。孤立的个体不具备充分的资源和能力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与挑战，正如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这样的自我，尽管从它未曾选择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了，尽管享有了福利国家所保障的一系列权利，但是，当它转向凭借自身的资源来直面世界时，它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根本不堪一击20。疫情暴发初期，国内面临社会和医疗资源高负荷运转压力，艰难时刻国际社会雪中送炭，为我国捐赠了急需的防疫物资。数月后国内疫情相对平稳，而新冠病毒持续蔓延发展成为全球性危机，中国政府以及国内各省各地区的单位、团体也向其他国家伸出援手，捐赠物资并派遣医疗队员前往支援。习近平强调：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21,共建共享普遍安全的世界。病毒无国界，不论是在抗击疫情中的医学研究还是在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影响上，全人类都是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联合携手应对才能共渡难关。

(六)对政府强制的再认识

保守主义从本质上将政府视作是一种“恶”。诺克从国家的起源、功能和本质进行分析，控诉国家干预行为的不合理。他认为国家起源于征服与征用，不论怎样打着保护的旗号，都无法掩盖它是实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的工具。国家的本质在于通过掩盖社会和政府的区别，化社会权力为国家权力，目的在于不断扩张权力。从功能上来看，国家是运用政治手段的组织，国家的运转原理在于通过最小成本满足自身需求，具体来说是以高度集中的权力、官僚制等手段剥削和支配其他主体。保守主义者批判自由主义所坚持的国家对社会持续的干涉合理且必要，认为这一理念更助长了“恶”的运转与扩张。当社会运转出现问题时自由主义者便求助于国家，而保守主义者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恰恰正是由于一开始默认了国家的强制扶植，并非社会自主运作的结果，更不需要放任主义为此负责22。在保守主义者的语境下，国家是邪恶的力量，政府也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口中的从社会中抽象出来的服务于社会的机构，国家挟持着政府一起不断地侵蚀社会权力、攫取着自由个体的利益，政府的存在即是一种恶，它对社会的任何干涉行为都是不合理的。

自由主义者则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政府。传统自由主义虽蕴含着对政府的不信任，但是归根结底承认政府是必要的存在，它的必要性在于为维护个人权利提供力量，但由于它掌控权力便会对个人造成威胁，因此要明确政府的权力界限，反对政府强制。契约论者认为自然状态下的种种不便催生了国家，而国家的权力仅仅在于必要事项：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23。在不放弃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创造“守夜人”式的政府。步入现代社会，社会功能的复杂化催促自由主义在保持个人主义的立场的前提下开始追求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统一，但是福利国家的失败又不得不让自由主义重新审视政府干涉的边界。罗伯特·诺齐克提出“最弱意义的国家”,将政府行动的范围划定于符合法律的范围内，拥有强力的独占权目的在于排除他人对个人自由的危害24。在个人自由和权利先行逻辑的前提下，是否佩戴口罩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属于个人私事范畴的权利，任何个人和政府都不得侵犯私人领域。

西方传统价值中始终保持对政府的怀疑，时刻提防权力扩张进而“吞噬”人民权利，但需要思考的是，在面临传染病威胁集体安全的情况下，政府本着安全目的推行强制性政策是否合理。当社会处于正常秩序下，口罩佩戴与否不会对他人的生命带来严重且显而易见的威胁，归于个人选择和道德范畴从而要求排除他人干涉是合理的，而疫情下的社会处于非正常状态，尤其当各国官方发布紧急状态令时，不带口罩自由外出、聚会等私人领域范畴权利不再成立，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人的生命，进而威胁到整个共同体的存亡。

首先，政府强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安全，而这恰恰是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维护安全，必须是国家的目的，必须是它发挥作用的领域25。不论是自由主义视角还是保守主义视角，国家都有必要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安全而采取适当可行的强制措施。其次，在安全无法保证的前提下，个人自由权利先行的逻辑将不再成立，从个人角度为保障个人权利自由的强制是必要的，没有安全，人就既不能培养他的各种力量，也不能享受这些力量所创造的果实，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自由25。为了控制疫情而采取的强制措施正是为了能够尽早恢复社会秩序，为个人权利的施行提供场域。最后，实行强制措施与政府履行其他对个人的积极保护与福利的目的是一致的，而安全处于第一序列，“这种安全允许我与统一在正面福利名义下的一切其余的、可能的目的作对抗”25。

2020年4月，美国发生了人民对政府“强制政策”的抗议，但抗议的背后并非理性的驱使。美国疫情趋于白热化阶段时，各州相继颁布“居家令”以缓和危机，而多地民众和团体对该政策持以反对意见，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时任总统特朗普也借此机会利用推特鼓动群体对抗州政府：“解放明尼苏达州”“解放密歇根州”“解放弗吉尼亚州，拯救你们伟大的第二修正案(持枪权)”。然而细究这三个州都是民主党人执政的州，所谓的抗议政府强制、争取自由权利也成为政客引入政治斗争、吸引部分选民支持的手段，并且暗示和鼓励以暴力手段的抗议行径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冲突与分裂，也不利于缓解严峻疫情，身为总统无视情况的危急反而挑起冲突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三、结语：新冠疫情是否形成对现代政治价值的颠覆?

新冠疫情的不期而至增添了悲观主义者对现实世界的失落，认为“新冠”改变了世界，“新冠”之后也再无从前。不可否认，新冠疫情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许多人在防备不足的状态下被夺去了生命，而剩下的人也惶惶不可终日，焦虑与恐惧弥漫在每个国家，这一灾难更将长远影响着现存的世界秩序。不过我们需要认识到，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失序现象是一种非正常状态，疫情确实冲击了现存社会秩序与价值，但也是人类和地球生命长河中的风浪，暂时性的失序与改变并不意味着完全颠覆!

全球范围持续的混乱让我们反思这一现象：新冠疫情似乎是难以预测的黑天鹅事件，如此罕见的病毒具有极强的死亡率和感染率，却难以追寻中间宿主是如何将它带入人类社会；新冠疫情又似乎是潜伏已久伺机暴发的灰犀牛，在暴发前的沉默中给予种种迹象预警人类危险的来临，却无法避免因人类的漠视和疏忽导致它的快速进展；新冠疫情又或将继续在未来与我们日常生活相伴，在防范与感染的轮回里驯服或习惯它。不论属于哪种情形，当前我们仍尚未排除它的危险，疫情暴发的轮次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更新，风险便持续存在，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和社会秩序的干扰也无法消除。因此，正如李兰娟所言：我们需要有与病毒长期相处的准备26。

全球进入风险社会，疫情防控可能成为新常态，必须做好各种预案和准备。现代化努力将人类逐步从传统自然领域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新的技术、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主流，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彻底摆脱了来自自然界的危险，即便针对新冠病毒成功研发了特效药和疫苗，但自然界预计有170万种病毒存在于人畜患病起源的宿主之中，其中54万～85万种可能具有感染人类的能力27。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尚未被战胜，我们仍处于风险社会、风险世界，只有充足预案准备才是防微杜渐的有效机制。与所有更早的时代(包括工业社会)相比，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是一种缺乏：外在危险归因的不可能性。换言之，风险取决于决策28。纵使人类社会的经验为我们提供路径遵循的可能，但未知风险也依然存在，这一切要求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9。

现代政治的原则和价值可能要适当改变或调整，但并非是被完全颠覆。新冠疫情这一现象背后还交错着复杂的国际政局与经济社会矛盾：经济下行危机四伏、社会分裂鸿沟加剧、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以及自由主义民主受挫，传统政治价值理念遇到了解决现实政治的盲区。因循守旧与刻板运作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更有可能激化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政治价值不再适用，经典理念是经过历史的阐发与考察而一步步发展至今，构建在这些历久弥新的原则之上的政体轮廓与实践都表明它的价值所在。作为观念层面的一部分，政治价值是现实物质活动的映射与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人们的物质交往以及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30。同时，观念原则在接受现实实践的挑战以不断更新的形式而延续，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则是属于一种受现实政治生活需要左右并不断接受政治生活实践检验与选择的人类精神劳作31。现代政治原则应协同时代与社会的变革而作出局部调整，这些调整或是暂时地为现实政治作出让步，也或许会经过实践沉淀推陈出新，以便为下一次新的变革积蓄力量。

注释：

(1)参见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23/c_1123025806.htm)。

（2）参见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3）参见尼克拉斯·卢曼：《风险社会学》(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页)。

（4）参见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第245页，第472页，第44页)。

（5）参见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5页)。

（6）参见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4页，第75页，第89页)。

（7）参见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年龄歧视的全球报告：执行概要》(https://www.who.int/teams/social-determinants-of-health/demographic-change-and-healthy-ageing/combatting-ageism/global-report-on-ageism)。

（8）参见Andrew Whalen:What is “boomer remover”and why is it making people soangry?(https://www.newsweek.com/boomer-remover-meme-trends-viruscoronavirussocial-media-covid-19-baby-boomers-1492190)。

（9）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第68页，第263页，第265页)。

（10）参见Francesco Benini:Coronavirus:Die Schweiz liegt mit Deutschland imoffenenStreit(https://nzzas.nzz.ch/schweiz/offener-streit-mit-deutschland-um-masken-ld.1545115reduced=true)。

（11）参见联合国大会：《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三编第十二条。

（12）参见杰克·唐纳利：《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13）参见詹姆斯·格里芬：《论人权》(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14）参见特朗普：《希望在4月12日重新开放美国经济活动》(http://www.chinanews.com/gj/2020/03-25/913651576.shtml)。

（15）参见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

（16）参见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17）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8页，第77页)。

（18）参见世界卫生组织：《慕尼黑安全会议演讲稿》(ht-tps://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19）参见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7页)。

（20）参见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页)。

（21）参见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22）参见艾尔伯特·杰伊·诺克：《我们的敌人：国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5页)。

（23）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0页)。

（24）参见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25）参见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第37页)。

（26）参见李兰娟：《我们需要有与病毒长期相处的准备》(https://m.gmw.cn/2020-03/31/content_1301104745.htm)。

（27）参见：IPBES(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生物多样性和流行病研讨会报告》(https://ipbes.net/pandemics)。

（28）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29）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0页)。

（3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31）参见张铭、范广垠：《认知范式与政治价值体系之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