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元思考

作者：张丽君 李　臻  责任编辑：王雅娇  信息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2-01-09  浏览次数： 6626次

【摘要】本文以元研究为分析视角，在明晰元研究认识论基础、元研究内容以及元研究反思策略的基础上，从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研究者三方面回溯和梳理了1998-2021年民族地区既往学术实践和乡村振兴学术实践。研究目的在于从学理层面理解和认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研究进展，为实践层面贯彻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解决思路。研究再现了民族地区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振兴目标”既往学术实践和当前乡村振兴学术实践中的研究现状，归纳了研究重点与路径，运用特征提取、比较、辨析等分析策略考察了学术文本的被制作过程。研究发现，当前学术实践较大程度上体现了对既往学术实践的延续和传承，识别了“文化之维”的理论取向和以突出“社会底蕴”为主的案例研究策略；发现了研究内容总体上呈现出由单一领域的“知识再生产”转向“五大振兴目标”相互联系的多元化“知识再生产”趋势；研究者有赖于田野调查和研究经验的积累形成了观察性和总体性认识。最后尝试提出未来的研究路径与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民族地区；元研究

一、引言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优先发展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随即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包含了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诸多方面。为实现乡村战略总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作为具体行动方向和实现路径1。受交通区位、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以及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和难点。反观学界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议题的研究，目前大致形成了政策解读—知识调动—联系实际—知识生产（再生产）的研究思路2。事实上，对乡村振兴战略五大振兴方面的学术实践已积累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了更好地从学理层面理解和认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进展，继而为实践层面贯彻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解决思路，系统回溯既往学术实践的研究内容，识别研究范式萌芽或转向，并展开对研究者自身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应从怎样的视角展开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学术实践的系统分析？元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思路。元研究是对特定研究对象或学科领域的研究展开的再研究（Research of Research），其诞生往往标志着某学科或研究领域范式危机（Paradigmatic Crisis）的出现[1]。与文献综述不同，元研究并非将该领域参考文献进行“再组织”，而是将研究对象本身纳入研究视野，是对先前研究活动和研究结果的研究，其本身具有时态性，本质上是一种反思性（Reflexivity）认识。本文基于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运用元研究分析框架，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学术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已有学术实践进行再研究，实现研究主体自身的不断超越。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基于科学的理论思维，提出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元研究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第二部分，通过内容分析进行元数据提取和整合，呈现样本特征、揭示研究进展；第三部分，运用述评、比较、归纳、辨析等分析策略围绕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研究者进行解释性元研究（Interpretative Meta-study）；第四部分，针对上述方面进行学术研究探索，尝试提出该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路径。

二、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一）分析框架

1.元研究思维方法与认识论基础

任何一种思维方法本身属于哲学中认识论范畴[2]，任何研究的基础原则必然遵循由认识论到与之相对应的方法论。施正一先生指出，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中的应用科学地实现了认识主体和被认识客体的辩证统一，辩证唯物论中的全部内容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式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3]。学术活动本身构成了元研究的出发点——实践。当元研究者针对某一事件或议题形成文本和话语并通过一定媒介作为载体进行传播时，表述本身也就成了社会事实。研究由此基于实践展开反思性认识，推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发展。因此，从元研究的视角来看，研究文献是学术实践的集中体现。

2.元研究内容

文献分析、研究反思和研究重构组成了元研究的基本内容。不同内容层次对具体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同要求，由此构成了由低级到高级的逻辑序列关系[4]。具体来说，文献分析主要获取方法是内容分析法和文献计量法，目的在于呈现该实践领域发展动态和现状；研究反思分析策略主要有述评、比较、归纳、辨析等，旨在深入文本进行“元解释”（Meta-interpretation）以揭示学术实践的范式萌芽或转向；学术研究重构的实现手段有综合、修正、拓展等，目的在于提出新的研究路径、理论框架或方法体系。

3.学术研究反思策略

分析策略具体包括：（1）一项研究通常可用另一种方式提出，这些研究是类似的，因此可以相互比较和诠释；（2）研究之间可以相互对立，这使得相互反驳成为可能，由于对立的存在，对反驳的综合分析有助于提出新的研究假设；（3）研究也可以通过某项已有研究而展开，通过系列论证分析这类研究如何“延续”下来[5，6]。第三种方法最具有挑战性，但也最容易在分析和反思过程中产生新知识。上述非线性反思方法强调对文献中相似特征的提取以及解释的参与。此外，元研究者思考和描述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新的隐喻，也需要进行自我评估以避免思想的封闭和盲从。

（二）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数据覆盖的时间范围为1998-2021年3，研究文本被分为了民族地区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类既往研究文献（以下简称“既往研究文献”）和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研究文献两类，分别进行数据收集。首先，选取CNKI数据库作为数据源，将来源类别固定在CSSCI，以“篇名=乡村振兴，并含=民族地区”和以“篇名=乡村振兴，并含=民族”为补充数据检索式在CNKI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分别获得文献数据59篇和95篇，剔除非学术文献和重复文献最终获得文献数据82篇。其次，分别以“篇名=民族地区，并含=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为数据检索式进行检索，将所得题录加总，共获得文献数据1290篇，通过数据提纯，最终获得文献数据1088篇。数据检索时间为2021年6月6日。

三、研究概况与特征

研究以学术文献为分析单位，提取样本的关键词和摘要，按照研究领域、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三个维度进行整理和归纳。研究领域具体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目标的相关学术实践。理论基础在本文中指是否运用了某种社会科学理论，以“理论”为关键信息进行筛选，并补充筛选摘要内容完成理论基础记录。研究方法概括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非经验研究以及未作说明4四种类型。通过“以……为例”“调查”“案例”“个案”“扎根研究”“口述研究”“田野考察”“实证研究”“定量/量化”“回归”“面板数据”“评估/指标体系”“评价”等关键信息进行检索并完成记录。

（一）基础性分析

1.研究领域

如图1所示，1998-2021年民族地区既往研究文献集中情况排名前三位的是文化（496篇，占比45.6%）、生态（243篇，占比22.2%）以及产业（224篇，占比20.7%）三类研究（左图）。在2018-2021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学术实践中，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产业（14篇，占比17.1%）和文化振兴领域（13篇，占比15.9%）。其中，占比最高的其他类（28篇，占比34.1%）主要包括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规划、路径设计、与脱贫攻坚衔接机制和具体对策等研究。整体来看，民族地区文化和产业两大领域始终是研究的核心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学界逐渐侧重对少数民族组织和民族村寨/村庄的学术研究。

图1 1998-2021年CSSCI民族地区既往研究与乡村振兴研究文献分布

2.理论基础

如表1所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研究文献在部分领域不乏丰富的理论基础，较之既往研究体现了一定的延续性和关联性。例如“文化振兴”研究中“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换的立论线索[7]、生态补偿[8]和社区参与[9]等理论在乡村振兴研究中仍然发挥作用。

3.研究方法

对研究方法的统计结果见表2。总体来看，除去“未作说明”的样本，1998年以来民族地区既往研究文献多以定性研究为主，且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文化（11.2%）、生态（5.6%）和产业（5.1%）研究文献中。乡村振兴学术实践在五大振兴目标方面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排在前三位的是产业（13.6%）、文化（15.9%）以及组织（6.8%）振兴研究文献。定量研究在民族地区产业（6.8%）、组织（2.3%）和人才（1.1%）振兴的研究文献中有所体现，着重理论探讨的非经验研究集中在人才、文化和组织振兴研究文献中（均为2.3%）。研究方法“未作说明”的文献不论是在民族地区既往研究文献还是乡村振兴研究文献中均占比较高（前者占比62.2%，后者占比43.3%）。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民族经济研究议题所强调的“实践性”较为突出，以政策解读、内涵诠释、问题与对策作为研究思路的学术实践占比较大。

表1民族地区既往研究和乡村振兴研究文献理论基础整理

表2民族地区既往研究和乡村振兴研究文献研究方法整理

（二）研究热点与研究路径

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反映了研究热点之间的紧密程度。研究热点集中区域则形成了该领域的重点研究问题。基于核心关键词的呈现，我们按照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领域，借助计量软件Citespace对研究文献核心关键词和与之联系密切的其他关键词进行人工分类，得出既往研究文献（见表3）和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研究文献的研究热点及其重点研究问题（见表4）。

总体来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研究文献与1998年以来的既往研究文献在研究热点和重点研究问题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具体体现在“产业”“文化”和“组织”三类研究中。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转变，“民族文化”向“文化振兴”转变，“乡村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在“人才”振兴领域，新乡贤和职业教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生态补偿”仍是“生态”振兴的研究热点。

表3 1998-2021年民族地区既往研究文献研究热点及其重点研究问题

表4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学术实践研究热点及其重点研究问题

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学术研究反思

本部分基于民族地区既往研究文献与乡村振兴研究文献的概况与特征，运用比较、归纳、辨析和述评等分析策略从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研究者三方面进行“元解释”。

（一）研究范式反思

通过梳理研究文献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热点，不难发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学术实践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实践性强于理论性是该领域学术实践的突出特点，并大致形成了以文化维度为核心的理论取向和以案例分析为主的研究策略。

1.理论取向：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关联性

民族文化与经济、社会的互动成为研究的重要立论基础。首先，针对民族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民族文化对村寨经济的发展是把双刃剑，既可能表现为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公共物品供给等积极作用，也可能造成生产资料破坏和物质资源浪费。以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转化为立论线索的研究体现在文旅产业融合和特色村寨建设议题之中。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是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关键[7]，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是建设特色村寨实现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8]。但是，也有学者从理论层面对“文化资本化”提出了质疑：“以经济为基点来审视民族文化的作用和价值时，对待民族文化的两种同时并存的矛盾态度也已经被理论化为‘民族文化资本化’和‘贫困文化论’”，认为研究应跳出以乡村经济发展为中心来认识乡村振兴战略的陈旧框架[9]。其次，针对民族文化与社会治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特定文化功能及其要素对现有治理权力结构产生影响，为乡村治理困境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上述理论取向体现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特殊性”：运用和发展符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理论服务于五大振兴的实践领域。

2.研究策略：突出“社会底蕴”的案例分析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学术实践在研究策略方面与既往研究文献一致，多以案例分析为主，更加突出“社会底蕴”5。典型性案例有助于发现具体社会生发的运行机制，在广度和深度上融合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10]。特殊的自然和历史等因素造就了民族地区丰富而迥异的文化资源，相对独特的生计方式以及血缘、地缘、人缘关系。这使得其社会底蕴尤为深厚和复杂。一些研究基于田野经验，突出少数民族生存智慧，在个体与生存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村寨整体性变迁中展开一系列经验研究与思考。例如，有学者从历史发展视角以云南省大理白族村庄为例诠释了边疆民族地区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的典型特征[11]。

在资料获取与学术加工方面，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学术实践，明显带有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这两种研究方式的“综合烙印”。调查研究“采用的是一种问询的方法来获得资料，也就是用书面问询和口头问询的方法来获得关于调查对象行为和思想的资料”[12]。而实地研究则多用于人类学领域的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13]，并由此获得经验性认识。相比之下，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展开的实证研究较为有限。事实上，案例分析既能运用定量材料也可以运用定性材料作为分析证据[14]，研究问题往往决定了收集和处理经验材料所使用的具体工具和手段。

（二）研究内容反思

与既往研究相比，五大振兴目标研究内容总体上呈现出由单一领域的“知识再生产”转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相互关联的多元领域的“知识再生产”趋势。具体到五大振兴学术实践，各研究领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热点和焦点问题。

1.从产业脱贫到产业振兴

如表3、表4所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研究内容由产业脱贫向产业振兴转化。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第一，顶层设计方面，产业振兴被定位为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第二，研究层次方面，对微观农户及其家庭禀赋的考察是挖掘产业脱贫向振兴转化深层次阻滞因素的重要维度。第三，产业振兴领域方面，特色产业、旅游业以及文旅产业融合是民族地区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有研究指出了诸如生产技术制约、资金不足、缺乏专业人才、忽略民族文化因素等当前发展困境。基于上述梳理，将家庭视角纳入政策制定过程，在系统评估产业扶贫政策效果的基础上明确不同民族地区产业振兴的优势与不足，深入探索产业脱贫与振兴的衔接机制或成为亟待梳理的议题。

2.从人才流出到专业人才的培育

民族地区“人才振兴”的研究路径可概括为人才流动—企业人才开发—新乡贤以及专业人才培育，涉及领域从经济建设向社区治理、文化建设等综合领域延伸。具体分为两方面：一是本土化培育。“新乡贤”是当前“人才振兴”研究的重点。当前民族地区“乡贤难守、精英难留”。传统社会中威望较高的寨老、族长、长老等重要角色在道德教化、邻里矛盾纠纷调解、乡村秩序规范、乡村本体性价值重构等方面的功能趋弱[15]。乡村干部选拔困难，陷入经济社会落后—人才匮乏—经济社会落后加剧的恶性循环[16]。二是职业化培育。无论本土培养还是外部引进，人力资本需向乡村流动是学界达成的共识，而职业化发展是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关键评判维度，其中职业教育是实现人才振兴的有效手段[17]。通过梳理文献，民族地区综合性人才需求定位、人才流入和职业化机制建设或成为亟待补充的研究方面。

3.从“文化资本化”到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

民族文化研究始终是知识再生产的重要领域。“文化振兴”的研究呈现从“文化资本化”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以下简称“双创”）转变的研究趋势。如前所述，可被资本利用的文化要素被视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这突出反映在文旅产业研究中。相较“文化资本化”，“双创”则更为强调传统文化作为独立的功能领域如何“活起来”以实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研究具体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从保护与传承角度看，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传承是推动乡村走内生型发展道路的重要方式。从开发角度看，关键在于能否凭借自身稀缺性、独特性和差异性，通过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式，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知、可感、可用的文化产品。二是通过民族乡村文化振兴辐射带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等综合目标的实现。民族地区适应时代的乡村文化为乡村善治和产业振兴开辟思想阵地，是重要的精神资源[18]。也有研究揭示了当前民族地区传统乡村文化资源的裂变和流失使得村民降低对社区的认同感、缺乏对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动性[19]。我们认为，深入挖掘民族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全面梳理其自然观、伦理观与价值观等观念体系，是推动实现“双创”以及带动五大振兴领域协同发展的必要前提。

4.从生态环境问题到乡村绿色发展

既往民族地区生态研究较有影响力的探讨集中在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移民、生态补偿等领域。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生态补偿仍然是学界核心研究领域。研究指出，应实施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为辅的策略，积极进行生态补偿机制建设[20]。此外，也有研究对生态环境赋予了新的内涵。区别于“产业振兴是基础”的论断，有学者认为生态振兴是民族地区实现全面振兴的基础[21]，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必须将环境保护和改善生态平衡作为前提。基于上述整理，如何以政府为主导，充分调动市场和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以均衡乡村绿色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或有着潜在的研究意义。

5.从传统治理到治理创新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同时也是“治理有效”的战略要求。当前研究大致形成了由乡村传统治理向治理创新转变，体现了学者对“治理”理念认识的更新和升级。民族地区“组织”振兴的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民族地区“组织振兴”的治理困境。主要体现在缺乏权利自足的理性公民认识的历史性因素和基于地域性、制度性以及人才缺失等现实性因素阻碍了民族地区的村庄治理；传统社会规范断裂的同时法治观念尚未建立；农村社会阶层分化、贫富悬殊等方面。第二，民族地区组织振兴的治理主体。强调包括政府组织、市场组织、村寨传统组织等多元协同治理主体格局的构建[22]。第三，民族地区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主要强调包括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在内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民族地区需要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23]；挖掘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角色和功能[24]。我们认为，未来研究或可就明晰治理主体的权责清单、厘清事权和财权，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等方面进行针对性探索。

（三）研究者的反思

社会学家布迪厄倡导的“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引发了国内国际学术界就知识生产和研究者本身的激烈讨论[25]。元研究除了挖掘研究领域范式萌芽和启发性洞见外，以“旁观者”身份反思研究者本身以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培育是必要的。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学术实践的研究者其认识来源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于良好的进入条件从田野调查研究中获取的观察性认识。二是基于常识、已有经验以及理论沉淀，由某一焦点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形成的总体性认识。当然，两种认识类型并非割裂，研究者可以在观察性认识的基础上更新总体性认识，反之亦然。此外，研究者的合作有利于推动信息交流和观点的碰撞，能够相互印证已有认识与观点，从而增加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从研究机构来看，研究者所在的学术场域为其提供了研究支持并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以民族经济学学术场域为例，目前大致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流派”，以云南大学为代表的“经济人类学流派”以及以中南民族大学为代表的“应用经济学流派”[26]。毋庸置疑，扎实的经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还原一个真实的社会，而学术机构和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可避免由于“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学术场域偏见。

五、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学术研究探索

学术研究目的之一在于提出新的研究路径和探索方向，推动研究领域深入发展。我们的知识尚不足以构筑一个清晰、完整的指导乡村振兴学术研究的理论框架，仅基于对研究文献的反思提出以下几点探索方向。

（一）作为知识再生产重要源泉的本土化理论

内化于研究者研究行动之中的、用于诠释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理论，为研究者从学理层面理解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的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理性认识。以经济和文化的整体性为立论取向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既往民族地区文化领域的研究中呈现出来（见表1）。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并在后期的修正过程中加入了精神文化因素形成了成熟的结构层次分析框架6。尽管时过境迁，但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和文化变迁的现实境遇下，关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转变”[27]的学术实践有助于推动实践者还原当前民族乡村的真实图景，开辟出一条因地制宜地保护和开发各类资源，并仍然饱有各自民族文化特点的振兴路径。此外，中国经济人类学者杨庭硕所提出的中国本土化理论“相际经营”7原理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寻求文化、经济与社会的契合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解决思路。当然，在研究中应避免理论逻辑代替实践逻辑，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验证和发展理论。

（二）嵌入于宏观视野的微观社区研究

研究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微观社区研究具备了现实意义。有学者以《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为例，指出费孝通先生当时对微观社区的研究是在宏观政治经济体系中展开的一种系统而立体的研究视野，将社会文化视野与经济行为分析相结合，开创了中国本土化的社区分析范式[28]。兼具文化功能论传统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经济系统分析的研究策略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切入点：研究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内嵌的微型社区内展开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分析该空间内部少数民族生计方式、文化转向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有助于消弭宏观国家视野与微观经济社会生活之间的鸿沟。通过结合自下而上的内源性因素分析和自上而下制度性因素分析，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实践。

具体研究方法层面，对所收集的一手资料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都是必要的。当研究涉及意义探讨或挖掘过程性特征时，定性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田野点的选择应坚持典型性和理论抽样原则。当研究为了探究或验证不同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时，定量分析通常明确且高效，但考虑到民族地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同时对样本的外部效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从“界外”走向“界内”的研究者

“界外”指研究者在研究设计层面遵循严格的内在逻辑，以规范化的研究保证应用和记录的严谨性以及研究发现的连贯性。“界内”强调学问和生活难以完全割裂，研究者内在于研究过程之中，“共情”及其带来的局限性也是研究的一部分。研究者之于研究，正如有学者生动地总结：“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悖论，就是一个研究社会的人，一旦进入真正的社会生活，却变成了一个四肢短小、畏手畏脚的人。这就是学问与生活相疏离的结果”[29]。而研究者之于社会实践，则强调研究成果能否得到少数民族群体的认可和重视继而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这是研究者本身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30]的一部分反映在实践层面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者其本身也是元研究者。研究者的自我批判有助于重视伦理、打破因果预设、避免陷入社会所期待的结果（Social Desired Answer）。同时，通过学术场域的互动构建达成共识的学术生产方式，形成交往理性。综上，从研究设计到研究开展再到研究评价和反思，就是研究者从“界外”走向“界内”再由“界内”走向“界外”如此循环往复的自我审视过程。

六、结语

本研究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学术实践为研究对象，以元研究为分析框架对学术实践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即便难以对全部研究文献条分缕析，通过诉诸元研究分析策略梳理和反思学术实践理论、方法以及内容，以期从中凝练出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范式与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研究发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发展动力机制的学理探讨大多在正视外源性力量的基础上，以民族地区为主体，将微观社区研究置于宏观视野之中，将经济活动系统的变迁置于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双重维度下加以审视。这种研究基点使得我们能够更真实地把握和揭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问题与难点。最后，研究者是联结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媒介。研究者自身的反思是推动知识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其研究成果最终也应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回应。囿于认识的局限性，本文对五大振兴领域研究文献的梳理未免出现观点和分析上的遗漏与不足。未来，针对某一具体振兴领域展开专题性的元研究，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针对性指导，仍是一项有待深入研究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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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黄志辉.《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J].思想战线，2018，44（2）：51-60.

[29]渠敬东.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J].文化纵横，2016（2）：81-87.

[30]樊凡.农村社会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反思[J].中国农村观察，2017（2）：130-144.

注释：

1针对“五大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公开发表的讲话参见王浩等.“五个振兴”一起抓[N].人民日报，2019-03-15（11）.李悦.以“五个振兴”扎实推进乡村振兴[EB/OL].（2019-06-06）[2020.03.23].陈兆宽.统筹推进“五个振兴”[N].学习时报，2018-06-19（004）等.

2本研究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学术实践为研究对象，故以区域概念为主，在后文具体分析和论述中关照少数民族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

3（1）研究数据覆盖时间范围的确定基于文献数据内容的全面性而做出。在CNKI数据库中，有关民族地区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方面既往研究文献最早可追溯到1998年，因而将本次研究数据覆盖的时间范围确定为1998-2021年。

4（2）非经验研究与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内的经验研究相对应，在本文指以思辨性为特点、以理论探讨为核心的研究。未作说明类型指无法清晰判断和归纳为上述三种的其他研究。

5（3）“社会底蕴”主要指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国家力量进入民间社会时，那些在“难变”的层面上体现为“恒常”，却往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习惯性忽视的东西，比如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非正式制度以及行为规范，等等，参见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J].社会，2015，35（1）：74-91.

6（4）苏联学者列文和切博克萨罗夫最早提出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经林耀华等学者对其进行本土化修正，定义为“指居住在相似生态环境下，并有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形成的具有共同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86.

7（5）“相际”指“在不同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不同民族的经济运行模式及其范围和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参见田广，邵欢.对民族地区文化因素运作机制的再思考——基于相际经营原理的经济人类学探讨[J].社会科学辑刊，2014（4）：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