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农村研究 > 农村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村的转型历程与创新路径——兼论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与借鉴

作者:颜培霞  责任编辑:王雅娇  信息来源:《东岳论丛》2021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22-01-02  浏览次数: 3550

【摘 要】农村地区具有先发优势的不同类型特色村,有条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村的丰富实践,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凝练出改革开放以来特色村不同发展模式主导下的三个典型阶段优势特色农业专业化发展阶段(1978—2002年)、产业、生态、文化三位一体发展阶段(2003—2016年)、智慧型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虽然三种发展模式依然共存于当前的乡村转型与振兴进程之中,但在时间维度上已经呈现出螺旋式演进特征,总体刻画了中国特色村发展的转型历程与未来趋势,对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特色村;特色农业专业化;三位一体;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奋力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扎实迈进。“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环节,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①1。然而,乡村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性、复杂性、系统性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既不可能是多维目标的同步实现,也不可能是所有农村地区的同步振兴和全体农民的同步富裕②2。在中国广袤农村大地上蓬勃发展的特色种养殖型、民宿型、康养型、农村电子商务型等不同类型特色村,因为鲜明的产业特色、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良好的生态、文化等乡土属性③3,有条件成为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示范引领力量。那么,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目标,以特色村为重点观察单元,从历史维度梳理农业农村发展目标的演进,从战略高度剖析目标导向下农业农村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转型,对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相关研究文献与特色村转型发展阶段的划分

(一)相关研究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化过程,逐步突破了“农业现代化”以产业为导向的“三农”发展模式,丰富了对农村现代化的综合特征以及农业生产、生态、文化、社会等多功能价值的认知体系4。相应地,中国制定的各类农业农村发展政策也具有较强的时代适应性和发展连贯性,发展目标从单维向多维拓展,政策内容更加广泛且多元,有关研究成果也趋于丰富。农业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孜孜追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现代化的理论、政策与实践演变,历经老四化、多化并举、三化协调、四化同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等五个递次提升和完善的阶段5。与此同时,伴随中国逐步进入多功能性乡村时代,乡村经济与社会、生态发展的不可分割性6,越来越成为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要求,乡村旅游政策7、农村绿色发展政策8等相关政策内容不断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更具战略性和全面系统性,一方面,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有机体,提出从城乡融合发展角度破解三农问题、推进乡村振兴9;另一方面,强调应把握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目标任务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10。另外,也有学者从更长的历史视角对农业农村发展政策演变进行了全面梳理,如樊祥成盘点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三农”发展战略思路及其作出的政策努力11。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与认识农业农村发展政策演变与目标演进富有启迪意义,但仍缺乏一个全面鲜活地体现目标导向效应的农业农村发展生动实践及其发展演进脉络。而且,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与共同富裕的政策内涵高度统一12,但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探讨“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特色村作为农村地区率先发展的“排头兵”,是创新引领并有效落实国家农业农村发展政策意图、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基地和示范主体,成为观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演进与发展转型的一个有效“窗口”。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目标导向下,特色村的主导产业、发展模式、发展效应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改革开放后,一些特色村从以粮食生产为主转向多样化的果蔬、肉禽鱼蛋奶等特色农产品生产,不仅调整了中国的传统农业结构,也真正进入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农业现代化进程13。进入21世纪,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面临重大路径转换,一方面,早期发展的种养殖型特色村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加速社会服务化变革14、产业集聚由地理集聚向功能集聚有序演化15,农业劳动效率和效益持续提高16;另一方面,中国不断挖掘利用农业农村多元功能和价值,推动了农家乐特色村17、康养特色村18、淘宝村19等新型特色村大量涌现,在“卖风景”“卖温情”“卖文化”“卖体验”20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生态、文化功能也得以彰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大力推进科技赋能、数字赋能,农业农村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一些智慧村通过自主探索,在智慧农业、乡村旅游、乡村现代治理、农村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已经有所突破21,开启了信息技术和产业引领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22。总体来看,对特色村的相关研究,更多是围绕某一特殊类型、某一静态时点或某一侧面具体展开,但把不同类型特色村作为一种农村发展特征的集合概念,从转型视角、战略高度和历史维度出发的理论研究依然不多,因而,对此有必要展开具体研究。

(二)特色村转型发展阶段的划分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目标下,特色村的转型发展内蕴两层含义。一是在村域层面,要全面改善与提升特色村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促进产业发展由初级低效转向现代高端、社会形态由均质内闭转向多样融合、乡村文化由传统单一走向开放多元、生态环境系统由单向被动转向协同共生、农民生活由就业增收转向更加美好等多维转变。二是在城乡层面,要更好发挥特色村在城乡地域系统中不可替代的农产品供给、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功能性意义,促进特色村对城镇地区的全面追赶,达到城乡之间制度共进、产业互补和区域共荣等多样而统一的融合性发展23,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然而,特色村的转型发展并非简单的线性推进,也非一蹴而就,而是一种非连续创新的螺旋演进过程。农村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动态性与核心主导性24,决定了不同发展目标演进下的模式转型,可以成为区分特色村发展阶段的核心特征与主要依据。参考已有研究文献,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特色村发展划分为三个典型阶段:(1)1978—2002年:特色农业专业化发展阶段,(2)2003—2016年:产业、生态、文化“三位一体”发展阶段,(3)2017年以来:智慧型发展阶段。需要说明的是,三个阶段的划分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一定时期内将共存于当前乡村转型与振兴进程之中,但从较长时期看已呈现出明显的演进更替特征,总体刻画了中国特色村发展的历史路径与发展趋势。

二、1978—2002年:特色农业专业化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后,部分农村地区顺应快速增长的多样化市场消费需求,率先变革生产经营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生产向优势特色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模式转型,成为传统农区中凸起的“增长极”,推动农业农村进入现代化发展轨道。

(一)数量规模导向的农业经济增长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同时,由于当时严重分割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牢牢限定在农村土地上,耕地少、人口多的人地矛盾成为农民增产增收的严重制约。据测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约为30%-40%25。以农业经济增长为目标,中国农村地区开启了科学化、机械化、集约化、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等“多化并举”的农业现代化探索26,在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经营体系变革以及市场化转型等方面出台了系列政策。

中国农业农村的改革创新与政策推进,为农村经济增长创造了必要的基础环境与制度条件。一方面,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改革,在农户层面重建了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27,解决了中国粮食严重短缺的难题,为农村地区发展特色农产品(区别于大宗农产品)创造了机会与可能,也为农民开展经营决策和要素配置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市场转型,增强了农村要素和农产品的市场流动性,释放了城乡居民被压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为农村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外源拉动。由于当时相对的完全竞争市场,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产量增加即能实现收入增加,因此,数量规模导向成为农户经济行为的首要法则。

(二)特色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与传统粮食作物相比,蔬果、畜牧、水产等特色产业是更高附加值、更具市场竞争力的高值农业。在生产层面,通过增加化学肥料、农药、农用地膜等生产要素投入保障最高产量,从而形成了依赖物化技术的优势特色农业生产体系。事实上,因为当时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地区难以获得资本、人才等现代要素提升农业生产力,一定程度上也固化了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经营层面,随着特色产业规模的持续壮大,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难题也逐步显现,农户希望降低产品价格波动造成的市场风险,并可以分享加工和销售带来的部分利润,而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则希望有稳定的、保证产品品质的农产品原料来源。于是,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业生产经营体系面临第一次深刻变革,通过发展生产者协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等,以及推广“龙头企业 农户”“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 农户”等新型农业产业化模式28,推动形成了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的特色农业经营体系。其中,山东潍坊在农业产业化探索方面成效显著,1995年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论农业产业化》予以报道并引起强烈反响。

(三)农村发展成效与转型压力

2008年,中国特色村农户数占全国农户数的比例为8.3%,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例为9.7%29。优势特色农业的形成,是对城市进行工业品生产、农村进行粮食生产传统分工形态的第一次分工深化,加快了农村地区由传统种植业向高效特色农业的结构性转变。特色农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也为长期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拓展了新的就业空间和增收空间。优势特色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促进传统小农进入专业经济、规模经济的发展轨道,特色经营农户不仅可以获取内部规模经济的好处,也因为共享地区基础设施、统一市场以及地区品牌等公共建设,又可以分享外部规模经济收益;再加上乡村特色产品明显高于粮食作物的经济回报率,特色农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数据表明,2008年,全国专业村农民人均纯收入5683元,高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9.4%⑥29。

但是,数量规模导向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也给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以设施蔬菜业为例,蔬菜生产过程中过度依赖化肥、农药、农膜等工业品投入,造成大量的碳排放和耕地的面源污染30。从农民收入角度看,物质型的、可运输的大宗特色农产品具有产品可替代性强、需求弹性小等特征,增产不增收、甚至“谷贱伤农”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在绿色生态思想指导下,特色村由数量规模导向转向提质增效导向的要求尤为迫切。另外,农村地区提供的特色产品结构,也无法满足城乡居民不断上涨的更大规模、更高品质、更多种类的乡村消费需求。从食物消费型产品看,存在产品供需的结构性矛盾,蔬果、肉禽蛋等品类的市场供求基本均衡,大豆、植物型植物油、棉花、奶制品等的市场供给相对不足;从产品品质看,中低档特色农产品供大于求,而绿色安全的优质农产品供给相对不足;从精神型产品看,文化、休闲、旅游等要素与农业产业的融合程度较低31。因此,特色村亟须转向以农村多功能性为支撑、更高水平适配市场需求的新发展模式。

三、2003—2016年:“三位一体”发展阶段

以2003年党中央确立科学发展观为起点,伴随城乡关系的逐步改善以及对乡村生态环境和乡土传统文化的重视,特色村开始向产业、生态、文化“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转型。

(一)发展目标由经济维度扩展至社会文化生态维度

这一时期,以国家相继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为引领,农村发展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向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统筹发展转变,把更多有关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生态环境治理、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等层面的内容纳入综合考量。

促进农业现代化,依然是这一时期的核心议题,但对农业现代化,又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一方面,继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之后,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提出“城乡一体化”,由“农业支持工业”转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这是国家从调整城乡关系的高度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思路转变。另一方面,提出从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方面,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现代农业发展的功能意义,从经济效益向生态、社会、文化等效益扩展,从而为现代农业发展植入了集约化、高效化、生态化、融合性等综合性特征,这一发展趋势集中体现在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的政策文件之中32。治理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是这一时期仅次于农业现代化的又一重大议题,整治内容从农村水环境、土壤等要素向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要素的综合治理转型,整治范围从农村地区局部向全域推进33。

(二)优势特色产业的“三位一体”发展

以“三位一体”发展为指导,特色村沿着两条主线同步推进。一方面,持续推动优势特色农业生态化。一是重点强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通过应用绿色技术、减少化学投入品和资源投入以及废弃物的资源再利用等途径,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例如,2011年起,山东寿光针对设施蔬菜连年耕作造成的土壤板结、次生盐渍化、有机质含量降低等问题,开展了设施蔬菜沃土工程,至2017年底,大棚土壤有机质由1.56%提高到1.8%以上,肥料利用率提高了10%以上34。二是以“舌尖上的安全”为目标,政府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特色农产品质量监管,严控化学投入品特别是农药的使用,推动化学农业向高端高质、绿色安全的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转变。三是持续变革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推进绿色化转型。在生产层面,加速优势特色产业向外衍生关联产业的纵向“分化过程”35,分化出来的、由现代高级要素支撑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助推器”;在经营层面,推广土地合作社、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联合体36等新型经营主体及其网络化利益联结形式,把小农户加快引入规模经济、专业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轨道。

另一方面,把生态、文化要素作为农业提质增效的新动力和农村发展的新动能。通过农业生产与旅游、休闲、手工艺品制作等其他产业的横向融合,传统农业朝着更高附加值、更具创意性和个性化的非农产业和特色农业转变;通过“乡村生态资源开发—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生态功能价值实现”的机制,推动“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通过对乡村特色文化景观资源的产业化开发37,以及文化产业基础设施、文化产品服务供给载体和“社会文化场景”建设,实现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承。

(三)农村发展成效与转型压力

“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特色村经济、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的持续发展与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不仅从“温饱型”向“小康型”和“相对富裕型”转变38,同时伴随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和生态空间优化,农民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持续提升。

但从特色村面临的现实问题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刚性”依然明显39,特色村的现代高级要素短缺持续存在;虽然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加速推进,但是农业增产提质的关键技术性约束尚未有效缓解40,以科技信息、金融保险、中介服务等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依然滞后,农业质量效益不高、农业竞争力不强。依托优势特色产业,特色村虽然发展了各类新型经营主体,但仍存在大量流于形式的“空壳社”41,小农户分散经营依旧制约着优势特色农业的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42。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下,土地产出率临近产出极限,依赖产量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已经无效;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农产品“柠檬市场”效应的存在,绿色增效式微,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面临巨大挑战;“三新”产业不断涌现且发展前景良好,但潜在的经济社会效益仍有待释放;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尚未有效建立,乡村文化失调亟须破解43;特色村居民虽然获得了高于非特色村的经营性收入,但却无法缩小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44。因此,单靠局部创新、细微改进,已经不足以支撑特色村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四、2017年至今:智慧型发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些具有先发优势的特色村,逐步步入依靠科技和信息赋能的智慧型发展阶段,有望率先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

(一)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历史节点,“三农”问题依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约,也是最大潜力和后劲所在。2018年中央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导向;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安排部署,旨在通过构建新型的城乡工农关系,强化乡村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成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要求新时代的特色村,要充分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和治理模式创新,不断夯实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全面协调、农民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推动特色村在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而智慧村所集成的要素配置与产业组织优势、智能化管理优势和精细化社会治理优势,为特色村突破发展瓶颈提供了条件。

(二)智慧型发展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瓶颈的突破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继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之后,2019-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分别从“加强国家数字农业农村系统建设”“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等方面予以实质性推进,促进信息红利在农村地区加速释放,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新型驱动力量。实现农业农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有机融合的智慧型发展,不是单纯地对信息技术的依赖,而是在既有“三位一体”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发挥现代科技和新型治理机制、尤其是智能信息技术及其相应治理体系的作用,以打破农业农村发展能力制约、实现更高水平现代化的模式。

1.智慧化赋能优势特色产业,增强农村发展的高质高效性

“三位一体”模式下的优势特色产业,依旧面临着产量上限、资源环境消耗上限、产品附加值和农民收入上限的制约,仅仅依靠既有生产要素的内部优化重组,已经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长远需要,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对农业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造与提升。智慧化作为支撑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环节的可分性、农事活动的市场可交易性以及改善对农业作业质量的监督,显著提升农业分工深度与农业生产的迂回程度45。在农业管理服务领域,借助互联网的天然粘性和实时互动的“扁平化”信息服务优势,实现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智能化管理。而分工深化有助于孵化和引入具有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的农业新型服务主体,从而进一步引领优势特色农业由机械化向精准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演进。

特色村在发展智能农业、智慧农业方面具有先发优势。这是因为,许多特色村已经形成相对现代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农业全产业链的生产性服务初具规模,产品销售网络相对稳定,多产业支撑的乡村产业体系已基本建构,在某些重点领域已开展智慧化探索,具备了生产模式发生全面智慧化变革的经济可行性与技术可行性。同时,智慧化效能的有效发挥还依赖于与新技术新产业相匹配的人力资本46,经过长期的专业化发展,特色村已经培育出一大批“土专家”“田状元”,能够有效缓解农业智慧化发展的人力资本门槛约束。与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生态融合”和“基因重组”的优势特色农业47,将加速迈入创新驱动、高质高效的新发展轨道。

2.智慧化赋能现代乡村建设,增强农村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涵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生态建设、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等各个层面。特色村的发展模式创新以及各种生产性服务、农产品加工的功能性集聚,使特色村逐渐演变为集特色农业生产、生产服务、居住、休闲消费、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多功能性空间”48,农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强,也进一步改变了农村资源环境所面对的外部压力结构。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从产业层面向农村地域的全方位拓展,智慧化发展模式将通过对农村复杂地域系统的智能协同管理,不断提高农村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首先,农村智慧化建设有助于精准掌握并预测农民的生产生活对各类设施和服务的需求总量、需求结构及其动态变化,使合理布局生产性和生活性基础设施、开展实时调控管理成为可能,从而促进农村综合运行效率与效益的整体提升。其次,农村智慧化建设有助于增强对农村文化、生态系统的长期监测和风险预警能力,并把文化、生态要素内化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有助于提高人居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还通过更好彰显乡村绿色生态、文化传承、休闲旅游等地域特色和乡土传统,为现代乡村建设塑型和铸魂,增强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农村智慧化建设通过多系统数据集成与综合挖掘,有助于构建智能化协同管理的基本框架,降低劳动力投入成本,并提高系统决策水平。“智慧”与“特色”的有机融合,使特色村的发展既能体现出智慧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又使乡村多种功能价值得到更加充分的挖掘与创新性利用,加快补齐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生态、文化短板。

3.智慧化赋能人的全面发展,增强农村发展的包容性和共享性

优势特色产业的长足发展,深刻改变了乡村面貌,同时也造成了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收入分化等社会问题。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人的现代化和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智慧化变革,成为新时代特色村实现包容共享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首先,农村智慧化建设通过促使农村居民改变价值观念、提升现代信息素养水平与能力、建立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等,赋能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地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长期需要。其次,通过智慧化手段,有助于深刻把握农民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的权利和平等发展的权利,真正落实农民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实现特色村的公平性、包容性和共享性发展。第三,智慧化建设能够顺应资源要素配置、农业产业组织等已经超越村庄范畴的发展实际,既以农村公共需求为导向重新构建国家-农民的新型服务关系,又通过信息化建设提高多村-社区、农村党建示范区等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治理效能,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精细化管理和智慧化服务。届时,健全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以人为本的乡村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对乡村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诗情画意的乡村生态环境与宜居适度的高品质生活空间等都将得到系统完善,农村居民在全面发展与共享现代化成果方面获得更加充分和更可持续的保障。

五、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本文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导向,选取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示范引领价值的特色村为观测对象,采取文献分析、理论逻辑和归纳分析方法,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特色村的目标演进与“三阶段”发展模式转型历程。第一阶段是特色农业专业化发展阶段,也是传统农村向特色村转型的重点时期。在农村支持城市的国家政策主导下,特色村的主要发展目标是推动自有资源禀赋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从而形成了以优势特色农业生产为主导、以地理集聚和本地劳动力为支撑的专业化经济,但也存在典型的粗放发展特征。进入21世纪后,特色村开始进入产业、生态、文化“三位一体”的发展阶段,其发展模式逐步由粗放型增长向内涵式发展转型,虽然这一时期的生态、文化要素更多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但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乡村生态、社会文化建设进程。党的十九大以来,一些特色村逐步进入智慧型发展新阶段,高质高效的智慧农业、宜居宜业的智慧乡村建设、富裕富足的高品质生活将成为其典型特征,代表了乡村振兴的前沿和未来趋势。如果说,从特色农业专业化生产到“三位一体”型、智慧型农业的经济模式转型,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那么,立足产业优势和经济模式转型带来的深刻影响,从经济建设向生态社会文化建设拓展,并带动农村农业农民发生系统性改变,则是农村发展模式的创新过程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过程。简言之,特色村的转型发展,是乡村全面振兴路径的有益探索,对其他地区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和借鉴意义。

第一,立足新发展阶段,不同农村地区应确立多元复合的发展路径。

特色村的发展演进,是不断变化的农村内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发展阶段,特色村主导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表明,新时代中国不同农村地区应加强对农业农村多功能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创新性利用,持续推动农业分工与合作,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和乡村产业体系,努力构建既彰显资源优势又提升竞争力的乡村发展新动能。尤其要紧紧把握数字乡村建设这一重大契机,增强信息化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撑能力,不断提高农村创新经济和智慧农业的发展水平。

第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民生福祉、推进共同富裕。

特色村的发展目标,从初期单一聚焦经济增长逐步拓展至追求经济与生态、文化的协同发展,最终涵盖农业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乡村振兴进程中各地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也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根本遵循,不仅要有破解突出问题和重点问题的问题导向思维,更要牢固树立多维目标导向的系统化思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尤其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重视农民收入等物质财富的“客观获得”,也更加重视基于价值判断的“主观感知”,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统一。

第三,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农村经济。

研究表明,市场消费需求是特色村形成和发展的不竭动力。随着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农村市场化的深度和广度将达到一个全新水平,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原则,推动农业农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农村产品更高水平的供求动态平衡中不断培育和壮大发展新优势,也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农业农村力量。


注释: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2姜长云:《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要义和规划精髓》,《东岳论丛》,2018年第10期。

3颜培霞:《特色村“三位一体”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4(1)王兆华:《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再认识》,《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8期。

5(2)曹俊杰:《新中国成立70年农业现代化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演变》,《中州学刊》,2019年第7期。

6(3)Losch.B.,“Debat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From Trade Negotiations to Development Policies by the South”,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2004,20(4),pp.336-360.

7(4)姚旻,赵爱梅,宁志中:《中国乡村旅游政策:基本特征、热点演变与“十四五”展望》,《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5期。

8(5)楚德江:《农村绿色发展政策文本分析:基于工具性与协同性的维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9(6)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地理学报》,2018年第4期。

10(7)黄祖辉:《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4期。

11(8)樊祥成:《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发展的战略思路与政策实践——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主线的考察》,《东岳论丛》,2021年第7期。

12(9)李实,陈基平,滕阳川:《共同富裕路上的乡村振兴:问题、挑战与建议》,《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3(10)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14(11)叶兴庆:《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40年演变与未来走向》,《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6期。

15(12)颜培霞:《城乡融合视域下特色村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5期。

16(13)刘彦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地理学报》,2007年第6期。

17(14)王莹,许晓晓:《浙江农家乐特色村(点)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8(15)方园,刘声,祝立雄等:《多维生态位视角下的乡村养老特色村研究——以浙江西北部为例》,《经济地理》,2019年第8期。

19(16)曾亿武:《淘宝村形成过程研究:以东风村和军埔村为例》,《经济地理》,2015年第12期。

20(17)姜长云:《科学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管理世界》,2018年第4期。

21(18)魏后凯:《推进智慧乡村建设已迫在眉睫》,《中国品牌》,2019年第4期。

22(19)曾亿武,宋逸香,林夏珍等:《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若干问题刍议》,《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4期。

23(20)金成武:《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理论融合——兼谈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借鉴》,《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

24(21)张富刚,刘彦随:《中国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模式》,《地理学报》,2008年第2期。

25(22)Taylor J.R.,“Rural Employment Trends and the Legacy of Surplus Labor,1978-1989”,in Kueh Y.Y.and Ash R.F.,Economic Trends in Chinese Agriculture:The Impact of Post-Mao Reform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26(23)曹俊杰:《新中国成立70年农业现代化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演变》,《中州学刊》,2019年第7期。

27(24)魏后凯,刘长全:《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脉络、经验与展望》,《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2期。

28(25)张永森:《山东农业产业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上),《农业经济问题》,1997年第10期。

29(26)农业部产业化办公室:《2008年全国一村一品发展情况统计分析报告》,转引自秦富,张敏等:《我国“一村一品”发展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

30(27)宋博,穆月英:《我国省域设施蔬菜生产碳排放的影子价格》,《农业技术经济》,2015年第8期。

31(28)魏后凯:《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政策转型》,《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5期。

32(29)例如,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2016年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以及农业部颁发的《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系列政策文件,集中体现了中国推动现代农业朝着集约高效、绿色生态、三产融合方向发展的基本趋势。

33(30)杜焱强:《农村环境治理70年:历史演变、转换逻辑与未来走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34(31)数据来源:调研期间由当地政府部门提供。

35(32)Boschma R.,Minondo A.and Navarro M.,“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Growth in Spain”,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12,91(2),pp.241-256.

36(33)王志刚,于滨铜:《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概念内涵、组织边界与增效机制:安徽案例举证》,《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2期。

37(34)闵庆文,孙业红,成升魁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与开发》,《经济地理》,2007年第5期。

38(35)根据中国历年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联合国划分的生活水平标准得出。

39(36)王颂吉,白永秀:《城乡要素错配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7期。

40(37)孙学涛,王振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的视角》,《财贸研究》,2021年第6期。

41(38)苑鹏:《取缔空壳农民专业合作社刻不容缓》,《农村工作通讯》,2019年第8期。

42(39)付琼,郭嘉禹:《金融科技助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内在机理与现实困境》,《管理学刊》,2021年第3期。

43(40)张海荣:《乡村振兴战略下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文化理路》,《东岳论丛》,2018年第8期。

44(41)以具有“全国菜篮子”之称的寿光市为例,2019年,寿光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484元,虽然高于全国农民平均可支配收入6000余元,但城乡居民收入比仍高达1.92∶1,与共同富裕目标仍有较大差距。数据来源:《2019年寿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5(42)罗必良:《论服务规模经营——从纵向分工到横向分工及连片专业化》,《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11期。

46(43)曾亿武,郭红东,金松青:《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民增收吗?——来自江苏沭阳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2期。

47(44)金碚:《论经济的组织资本与组织政策——兼议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4期。

48(45)McCarthy J.,“Rural Geography:Multifunctional Rural Geographies—Reactionary or Radical?”,Progress in HumanGeograhy,2005,29(6),pp.322-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