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农村研究 > 农村文化

从文化自救到文化复兴: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价值

作者:谢君君  责任编辑:蔡清华  信息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2021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21-12-27  浏览次数: 151

【摘 要】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从乡村教育救国、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乡村问题背后始终隐含着一条文化曲折发展的主线,而乡村教育是这条主线的重要载体。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从邹平实践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总结反思,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中西文化比较,一直贯穿着文化救国到文化自觉的思想逻辑,试图找寻中西文化的契合点,通过乡村教育去塑造一种新的道德伦理文化,最终实现乡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虽然因陷入"伦理本位"而不能自拔,缺乏对现实社会的细致考察和对乡村主体的在场确认,丧失了乡村主体的群众基础而未能成功,但却对研究当下乡村问题具有启发价值,让我们跳脱现有研究思路的局限,从"历史文化背景—人的主体在场—社会结构"的互动分析框架中去重新思考乡村建设问题,突出历史文化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从历史、文化、社会和实践维度为乡村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提供思路参考。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教育;文化自救;文化自觉


乡村建设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经典话题,在以农立国的乡土中国,历经百年风雨沧桑之后,乡村缘何“成为问题的乡村”,并一再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进程的关键领域,让人深思。回顾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向乡村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下乡”,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文字上移”、教育扶贫攻坚,围绕着乡村场域的教育文化运动和政策转变,既改变着乡村,也驱使乡村在不同的治理逻辑下失去了本真的模样。近年来,围绕乡村建设的理论阐释层出不穷,从城市—乡村二元论到“双轨制”①1、从国家中心在场的治理逻辑到发展主义逻辑、从教育公平与效率争论到“为农”和“抑农”的教育价值争论、从乡村整体面对现代文化的激进与回应说②2到现代话语体系下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等,乡村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进程。当我们静思今天乡村所发生的林林总总,再回到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脉络中去寻根溯源,发现“乡村成为问题”和“成为问题的乡村”背后一直隐含着一条文化曲折发展的主线,而乡村教育是这条主线的重要载体。本文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为脉络,试图回到历史—社会的互动场景中,去梳理和总结乡村建设发展的经验与缺失,为现有的乡村研究提供思路借鉴。

一、乡村缘何成为问题

“乡村成为问题”和“成为问题的乡村”3是对现有乡村研究范式的一种学术反思,它试图跳脱现有学术分析框架,回到乡村发展的脉络中去感悟、体察不同历史环境下乡村所发生的渐变与突变,并在历史与现实的反衬中去思考乡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乡村,缘何乡村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乡村问题就是围绕“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这是研究对象的本体确认。在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乡村就是理解中国的生动样本,乡村不仅是三农问题的空间场域,更是孕育出中国灿烂传统文化的母体;乡村的发展不仅是生产要素、空间场域和主体实践的复杂运动过程,更是乡土文明和中国社会形态自我转化的生动实践。所以,只有回到历史的场景中,从乡村整体的宏观视野和社会实践的微观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乡村,才能更好地了解乡村缘何成为中国的关键问题。

1.政治的崩塌

回顾百年乡村发展史,乡村成为问题一直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自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战争的失败加速了封建王朝的崩塌,从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到洋务运动,中国在跌宕起伏的复杂运动中激发起对传统乡土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引发“以农立国—以工立国”的争论,从学习西方的“器物说”到“制度说”,西方文明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激荡起对传统中国文明的深刻反思,从技不如人到文化低劣的民族自卑感油然而生,甚至有人感叹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命运拐点。剧烈的动荡使乡村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尴尬境地,传统乡绅与新兴政治精英在乡村的博弈日趋紧张,在教育领域,传统私塾与新学的相互交织,最终由于新兴政党权威在乡村的植入导致代表传统乡绅利益的私塾没落。乡村传统教育的崩塌也必然导致国家在场的政治重塑。

2.经济的抽取

中华民国建立后,试图通过“以农助工”来实现工商业的发展,以农村为产业供给的城市化建设开始启动,加速了城市对农村“三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吸纳和剥夺。一方面,乡村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权力疆域空间,动荡的政局、连年的战乱,让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被动成为了漂泊的“流民”。另一方面,民族工商业发展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从1912—1920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4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20年的4.9%提高到1936年的10.8%。5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世纪30年代,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6大城市的人口以每年2%—7%的速度在增长。6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人口100万—200万的城市增长30%,人口10万—50万的城市增长61%,人口5万—10万的城市增长35%。7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加速了传统乡村的危机积聚过程。此外,随着商品经济向农村渗透,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租赁农场和富农经济开始出现,地主经济开始向工商业方向转变,农业生产结构出现种植专业化和区域化的被动调整,小农抗风险能力减弱,加剧了农村的社会分化。81929—1933年西方经济危机期间,美国金融资本为保护自身利益提高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价格,导致以“银本位”为主的中国出现大量白银外流,迫使中国政府于1935年放弃白银币制,改而实行“法币制”。9外部经济的压力进一步转嫁至农村,迫使农村的分散小农破产、土地兼并加速,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动荡加剧。

3.社会的失序

乡村成为问题还表现在社会的失序。军阀混战和吏制恶化,导致传统士绅和地主阶级逐步向城镇转移,乡村中读书人的比例明显下降,村公职不再由德高望重的士绅担任,乡村“保护型经纪人”职能逐步瓦解,传统的道义伦理约束荡然无存,盗匪横行,土豪劣绅、衙役胥吏逐步成为抽取乡村利益的“赢利型经纪人”,加速了乡村小农共同体的瓦解。随着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瓦解,乡村民间社会性活动空间不断缩小,互助、宗教、公益、自卫和娱乐功能急剧萎缩,长期维持乡村稳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日益崩塌。与此同时,国家权力的植入却因地方财政困境陷入了恶性循环,现代“法治/警治”等高成本治理不仅难以为继,更在推进过程中因水土不服而发生变异,10助推了乡村社会的“去组织化”进程。

4.文化的失调

文化失调是乡村问题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有人甚至把乡村问题的症结归结为“文化的失调”11,因为乡村政治、社会和经济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从传统乡村的发展来看,乡村建设的核心理念在于强化礼教伦理对人的教化,千年封建社会所积淀和传承下来的乡土文化不仅是乡村得以稳定有序发展的基础,更是乡土文化自我进化和转化的功能体现。从《齐名四术》中提到“明农以养子,贵礼以教之”12,到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乡村传统文化俨然是社会秩序的骨干,而法制、礼俗是文化功能的延伸,它们催生出乡村社会的政治架构和经济架构。而近代乡村问题的凸显,不管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所显现出的“三农”问题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礼教功能的丧失。

二、从文化自救到文化复兴的逻辑推演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和传奇,其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青年时受梁启超影响开始思考人生苦乐和中国政治改造问题。20岁左右潜心佛学研究,曾志愿出家为僧,22岁发表《究元决疑论》引起学界关注,被蔡元培赏识应邀去北京大学任教,开始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后因目睹军阀混战开始转向中国政治改造问题研究。1928年前往广东开始思考乡村治理问题,辗转多地后于1930年在河南进行村治试验,中原大战爆发后,受韩复榘邀请转到山东邹平继续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延续到1937年日本侵华而结束。其后梁漱溟虽未再具体开展乡村建设实践,但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一直在延续。我们研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目的是想把主体的人放置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去考虑,梳理其乡村建设思想的发展与变化,通过“历史—人—社会”的分析框架去勾勒其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动态呈现其乡村建设思想的脉络,并从他的失败和反思中找寻对今日乡村建设的思想启示。首先,跳脱历史成败论的思维定式,从一个客观中立的角度去看待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其次,摆脱意识形态决定论的政治立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思考其思想启蒙——实践失败——反思提升的学术脉络,说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既是特定历史环境下乡村建设的一个个案,也是当时一大批乡村建设社会实践的代表;最后,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变化进行动态的考量,分析其思想转承启合过程中的偶然与必然,以点带面呈现中国社会改良过程的复杂面向和共性特征,为今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参考。

1.乡村建设的思想启蒙与实践

甲午海战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西方列强加速了对中国的瓜分;1898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却开启了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和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开启了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进程,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和思想的解放。13梁漱溟回忆说,当时有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想学苏俄,有人想学意大利,所见种种不同。乡村建设亦是其中一种,并且亦许是渐渐要占势力的一种。141922年,章士钊巡游欧洲后提出:“中国宜保存农业立国之制,以后提倡农村,使一村自给自洽。一村如此,一县一省莫不如此,乃农村制推行各省,国乃可治也”,主张以“农村立国”代替“农业立国”。151924年,米迪刚与王鸿一等在北京成立中华报社,讨论中华民国根本改建问题,并将翟城村治实践收入《翟城村治》一书。1619世纪20年代—30年代,以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俞庆棠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乡村建设者开始在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据统计,当时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工作团队和机构达600多个,先后设立的试验区达1000多处。17梁漱溟正是这场乡村建设运动的具体实践者,据《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其最初探讨中国问题是从政治上入手,认为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欺辱,根本在于政治羸弱,要进行政治改革学习西方宪政制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都是参照英国的宪政制改革,但中国与英国不同,英国人民的公民权、参政权都是英国人民自己争取来的;中国人民没有这种意识,也不懂。因此中国政治的改造要从最基层做起,搞乡村的自治,只有把一乡一村做好,也就有了宪政的基础。梁漱溟最初的设想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社,从低级到高级,通过引进科学技术把农村各项事业建设起来,搞工业化的农村;同时在乡村建立一个自治性的团体,把农民组织起来,向一个方向努力。有了思路设想,梁漱溟想找一个地方进行实践。1924年,李济深在广东搞“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希望梁漱溟去广东训练一批人到各县地方把民团、商团和农团结合起来。梁漱溟应邀前往广东,开始了其乡村建设思想的讲学和宣传,后因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而终止。1929年,梁漱溟选择北上,受王鸿一邀请加入冯玉祥赞助的河南村治学院筹建工作,起草《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共400多人,但由于战乱开学不足一年就草草结束。1931年,受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支持,梁漱溟来到山东继续开始乡村建设,并一直持续到1937年。18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践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组建乡村建设研究部,主要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招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学习一年后从事乡村建设研究,每期招收四五十人;二是成立乡村服务训练部,招收相当于中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每期约300人,毕业后去乡村进行建设工作;三是开设乡村建设试验区,以邹平县和菏泽乡为主,这个县的全部事情归研究院管,打破了原先县政府的行政区划,把全县划分为10个区,并对全县户籍人口进行普查,以便对他们进行管理和使用,同时在县城设立卫生院,配备医生,保障卫生服务。乡村试验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推广科学技术,发展生产;二是积极倡导和支持发展合作社,建立金融互助机制,培养团体组织;三是侧重乡农教育,以乡村教育为切入口,服务于整个乡村建设,乡村教育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体系,统称为人生教育,具体分为健康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精神教育、休闲教育及语文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乡村社会组织的重造。19从《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可以循经导引大致梳理出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逻辑曲线。

首先,以历史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特质。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崩溃源自于西方文化的入侵,导致本土文化失调,而文化的失调是乡村破败的根源。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中,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存在是由“意欲”和习惯决定的,大致可归为三大文化系统,一是以意欲反身向后的印度文化,二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三是以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在梁漱溟的文化模式里,中西文化都是世界意义的文化,不存在“学西方必抛弃中国”的二分模式,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当面对西方的文化入侵时,中国传统生活样态全面崩溃,而在匆忙学习移植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失误导致中西文化冲突和背离。他认为西方以基督教为统一信仰打破了社区的家神邦神,建立起超家族的教会组织,强化了团体生活,培养出西方社会的公共观念、纪律习惯和法制精神的社会“公德”,以及基于不同利益集团的阶级对立,其内部社会秩序维持靠的是法律和外在强制力,宪法和宪政成为西方社会政治的运作规范和生活习惯。而中国社会是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为中心,并形成以礼教代替法律、以伦理代替政治、以职业代替阶级、以道德代替宗教,把阶级国家融于伦理社会之中,以天下兼国家20的伦理精神,并逐步走向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结构。

其次,以乡村教育为切入口,试图把乡村社会组织起来。针对中国社会的散漫性,梁漱溟提出乡村社会组织的建设要立基于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之上,强调培植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激发改过迁善的人生旨向,同时学习西方的长处,尊重个人和社会财产,实现财产的社会化,强调社会纪律和约束,调动个人人生向上的积极性。梁漱溟认为通过行政强制力管理民众既不能唤醒民众的道德意识,也无法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他以《吕氏乡约》为蓝本设计乡约制度,试图建立一种伦理情谊化的社会组织以实现地方自治。梁漱溟所建立的乡村学校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关,还是一个团体组织,它由学董、学长、学生、教员和辅导员组成,主要进行“精神陶炼”和讲授“实用技术”,既阐发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传授实用技术。乡学的目的是培养新的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的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能力,让农民保持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的理性,组织农民共同生产、面对困难,逐步培养一种民主政治习惯,并试图以乡为试点,逐步扩大到县、省,最终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

再次,培养符合中国的伦理精神,提倡尊师尚贤,互以对方为重,将权利观转化为义务观,人民通过实行自己的义务确保别人权利的落实,反对西方的天赋人权。梁漱溟所主张的民主精神团体,强调公民参与的政治权利,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所谓的民主精神,既要有容忍异己的雅量,还要有少数服从多数的习惯。但他却忽视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最后,乡村建设要致力于金融流通、引进科学技术和促进合作组织三管齐下,通过促进小规模技术的推广和经济改善,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通过引进产销制度和市场经济组织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重视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鼓励知识分子下乡与村民打成一片,通过提出问题、商讨办法、鼓励实践来不断解决问题,创造各种条件让乡村活起来。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以乡村为基本单元,试图通过乡农学校实现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化,通过组织合作社实现不盈利生产以满足消费,以农业促进工业,以乡村教育改良风俗,引导大家参与社区生活,把以家庭为本位的儒家伦理主义改造成一种“互以他人为本位”的社会自组织方式,并吸纳西方民主政治的合理因素,创立一种社会主权归人人、人人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和义务的社会新组织形式。其所勾画的理想新社会,以乡村为本,都市为末,先农后工,农工业均衡发展,城乡协同调和,强调以人为主体,实现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提倡伦理本位反对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让政治、经济和教化(文化)三者合而为一,以理性而非武力维持社会秩序。21

2.两种乡村建设道路的反思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试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倒是在他并不在意的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即通过推广科学技术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水平,但在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团体合作组织建设上乏善可陈。1935年,梁漱溟在研究院演讲时提到“我们的两大难处”,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即乡村建设既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社会改造,本身就失去了革命性;但又不能用行政强制力量来实现乡村建设,需要借助教育的手段,而教育又必须依附于政府的实践矛盾。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乡村建设缺乏一个稳定的核心组织,乡村建设所强加的善意,农民理解不了,也无感,以农民为基础的乡村运动既缺乏农民在场的主体自觉也缺乏内在动力。梁漱溟所提炼的“两大难处”不仅反映了当时乡村建设所处的客观环境与其主观目标之间的张力,也反映了其立足于主观设想而脱离群众基础的实践乏力,由此可见其改良方案的软弱妥协性和不彻底性。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宣告结束,但他对于乡村建设的思考却一直在延续。

1938年,梁漱溟从武汉经西安到延安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农村建设实践给梁漱溟留下很深印象。他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乡村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毛泽东对梁漱溟以宗教家的精神进行乡村实践给予了肯定,但认为梁漱溟过于突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忽略了阶级矛盾的普遍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而这在梁漱溟眼里却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梁漱溟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中,对中国走西方宪政之路和俄国的党治建国之路都给予了否定。梁漱溟虽然对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给予钦佩,但认为以阶级斗争方式来寻求建国,不仅不符合中国的社会阶级条件,而且其所提倡的布尔什维克政党要求与中国传统士大夫所转化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行为、习惯都不相符。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现代建国的困境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和社会内因。这些内因根源于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所形成的一些结构限制,破坏力更大,加上原来整个社会组织所仰仗的皇权崩溃,导致中国社会缺乏一个整体有组织的社会核心。而要破解这一困境,最方便的是有两大对立阶级的冲突,在冲突中造就掌握武力、树立国权、建立秩序的中心力量,但在中国这个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里,不存在两个对立斗争的阶级,所以只能通过乡村建设一条路实现建国。

农民革命、乡村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视为三大法宝,立足群众路线,从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入手,通过彻底的土地革命实现了与广大农民的命运共联,创造性地解决了农民受压迫问题和乡村解体问题,把党的建设与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以强大的团体组织力量实现了乡村改造。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乡村改造经验相结合,通过大规模整合乡村社会,实现了广大农民与中国共产党建国目标的情境共鸣,使农民变被动为主动,创造性地探索出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22

1949年,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邀请其加入政府,梁漱溟仍然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开创出稳定之新局心存疑虑:“我尚信不及中国能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他说:“中国自推翻帝制多少年来,纷争扰攘,外无以应付国际环境,内无以进行一切建设,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苦于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统一稳定,而眼见一时的统一不难,就难在统一而且能长期稳定下来。”23从当时的心境来看,梁漱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跳脱出他所设定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中国无阶级说,并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建国,也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摆脱辛亥革命和国民党革命失败的历史命运。

1950年4月—9月,梁漱溟到山东、河南、东北的农村调研,发现其一直孜孜追求的在乡村建立团体组织和改变农民麻木不仁心境的目标在此都已实现,真正体认到中国不仅统一了,而且国权树立已经开端。1951年,梁漱溟主动要求参加西南土改,在四川三个多月的土改实践,使其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做到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其预期,认为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24这给苦苦寻求建国之路的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带来了强烈震撼。于是梁漱溟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何以能成功实现乡村建国之路,认为其关键在于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论,让一个本无阶级的社会通过斗争实现了民族国家的建立,打破了历史上西方建国的范式。从民族国家与阶级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首先锻造出一个核心的阶级(无产阶级),并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现了人的无产阶级化来代替和补充现实不足的工人阶级。而一个阶级的锻造的关键在于有一个坚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组织文化、制度文化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精心勾连,实现了人的思想的革命化。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把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与当下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打破传统建国模式的思维定式,依靠广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结合拓展了传统的士农关系,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紧紧依靠群众路线,加强乡村社会团体的建设,通过村学、农学、夜校、社团组织建立起强大的群团组织力量,并以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作为切入点,最大化地扩大统一战线,做到永不脱离实际、永不脱离群众,实现了与广大农民的命运共联。

3.文化重建:中西文化的比较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际局势并不稳定,西方帝国主义的围追堵截,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中国陷入了更大的经济窘境。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目标,毛泽东构思了以农业反哺工业的建国方略,试图在短期内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开启了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同时,为提高生产力,学习苏联农业模式开始大规模实行农村土地合作社运动,加强对农业的社会服务建设,在农村建立学校和乡镇卫生院,保障农民的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夜校、扫盲学校提高乡村的整体文化水平。但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工业通过剪刀差抽取农业利润,农村在“平均主义”和普遍农民“搭便车”的利益驱使下,生产效率逐步下降,为后来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困境埋下了伏笔。梁漱溟给全国政协去信,对乡村建设提出建议。1953年,毛泽东认为其不合时宜的乡村建设方案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做了《批评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讲话。25从1952年至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16倍,国家各项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1959年,梁漱溟写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一文,感叹中国建设发展之快,并试图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开始反思乡村建设背后的文化问题。1960年,梁漱溟又折返到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着手撰写《人心与人生》。1966年“文革”爆发后,梁漱溟被赶出居所,暂住小屋,撰写《儒佛异同论》,1970年完成书稿《中国——理性之国》,此后若干年,梁漱溟一直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他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在于道德伦理,这种道德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是支撑社会秩序的基础,强调要互以对方为重,调和持中,讲天下太平,注重伦理精神和社会规范的约束。这种伦理精神超越了国界和民族的界限,以平等的伦理原则与他者相处,目的是走向世界的大同,实现永久的太平。回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其一直试图以一种中西文化的调和来实践所构思的文化建设,通过乡村社会基层的日常生活实践去塑造一种伦理道德的新文化,并把这种伦理道德的实践性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实践,以实现整体的文化复兴。26由此可见,梁漱溟所强调的伦理精神的重建实际上是一种从文化自救到文化自觉的社会实践,既是实现文化自觉的行动体现,也是民族走向复兴的实践路径。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乡二元分化的政策效应开始显现,城市不断吞噬乡村的经济利益,乡村人口大量外流,资源要素向城市集中,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百年前乡村面临的社会和文化困境却开始重现,现代经济技术的发展逻辑开始支配乡村,传统乡村的“去脉络化”和历史文化村寨的不断消失,使现代乡村建设陷入了一种城市与乡村发展的二元悖论,乡村建设思路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促使人们开始重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晚年,梁漱溟回忆说:我的乡村建设现在来看并没有错,只不过说出来太早了,是一个“早熟”的试验。1986年,梁漱溟应邀在中国文化书院做了“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讲座,他感慨:“我六十多年前就曾预测,中国文化必将复兴。”27这似乎预示着中国乡村的另一种发展路径,让人突然有了一种灵魂的交集和思想的顿悟。

可以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是在一个以农为本的传统国家中孕育出来的改良主张,也是在外部环境压力和内在传统社会结构矛盾双重危机下的思想产物,他所进行的乡村建设实践由于国家战局的动荡而被迫停止,其乡村建设思想因自身的局限性在现实中不一定能够实现。特别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他所设定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农村问题的根治,被中国共产党以一种他极力否定的革命方式予以了解决。对此,梁漱溟也承认自己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梁漱溟穷其一生所坚持的以传统文化价值结合现代文化建设乡村的思想和实践就毫无价值。梁漱溟试图通过改良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实现现代中国建设的路径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出现了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传统的乡土文明如何调整并适应现代化进程,并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内涵,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实现从文化自救到文化自觉的转变,是一个亟待我们思考的现实问题。从一种宏观整体的视域来考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跳脱单一的现代经济技术支配的发展逻辑和国家治理主义的逻辑,试图找寻出一种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尝试从中国本土的乡村实践中找寻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明的契合点,建立一种新的乡村社会秩序。同时,梁漱溟所主张和提倡的让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寻找问题、找寻方法、鼓励实践,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梁漱溟所提倡的乡村建设,依靠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尝试在外部环境与资源约束框架下思考一种非西方主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非资本主义道路,为我们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思考乡村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借鉴。

三、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反思与启示

梁漱溟从历史文化决定论的思维框架出发,从文化意识——主体实践的过程为我们思考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思路参考,但他过于注重宏观的历史脉络却忽略了历史过程中短时段的“灵光一瞥”,把中国历史的社会结构变迁回溯到秦汉,这种大历史、大结构的勾勒试图说明中国传统社会自古以来的伦理道德变化一直是扎根于乡土的文化产物,但忽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命运拐点所导致的历史突变,特别是忽略了西方文化冲击和现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时代突变,没有认识到中国已然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以现代军事、经济、文化和技术的表现形式打破了原来平缓运行的文化发展态势。同时,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中,他极力否定社会阶级矛盾的普遍性,先入为主地排斥和鄙视马克思社会阶级分析的理论方法,陷入“伦理本位”不能自拔,内心所归依的佛学和传统教化已然铸就了其思想理论的根基。梁漱溟以历史文化为支撑,试图通过教育改革实现社会组织重构的乡村建设思路,缺乏对现实社会的细致考察和对乡村主体的在场确认,丧失了乡村主体的群众基础,而未能建立起强大的乡村社会团体组织,这是其乡村建设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过于宏观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冲突中去找寻文化共契的实现路径,最终陷入了以历史文化调和方式为特征的自我结构性循环印证之中不能自拔。

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乡村建设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今日的乡村建设研究囿于乡村场域而缺乏宏观把握乡村与城市的结构关系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更缺乏从历史文化发展和转化的视域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交融的意识,而乡村正是中西文化冲突和交融的重要试验场,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凋敝正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平衡状态下的冲突与融合的现实表征。传统文化的凋敝势必影响到乡村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生态的变化,而近年来乡村出现的经济转型、社会结构秩序重塑和生态治理都和传统文化的塌陷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文化维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我调适和自我转换的功能,在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交融中,不仅没有消泯自身的生命力,反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时浓时淡地动态呈现,经历了崩塌——调适——自新的发展过程,实现了自救——自觉——复兴的自我转变,在文化过渡的中介领域通过教育实现主体人的流动,从乡村场域转移到城市文化的交汇,并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再通过城市回流到乡村。从历史维度来看,近代传统文化随着乡村士绅、私塾、乡学、庙学的退场而转向汇入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从新中国成立后“文字下乡”的国家治理主义逻辑到改革开放后“文字上移”的发展主义逻辑转变,文化在乡村的在场转变直接反映了乡村的兴衰变化过程。从社会维度来看,文化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乡村教育就是乡村的“国家在场”,以权威主义架构为基础的包容性政治体制是影响乡村发展的直接因素,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一体化建设,从地域经济发展到全球化生产经济格局,从城市化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资源要素的分配直接影响到乡村的现代化转型程度,乡村建设的国家在场是引导乡村从传统到现代的重要因素。同时,乡村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要素的不足,以及社会组织化程度的不成熟,也影响着乡村政治社会和文化共同体的实现。从价值维度来看,文化涵盖国家、社会、个人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梁漱溟所思考的中国伦理本位及所构建的“伦理精神”的价值体系,主张以平等的伦理与他者相处,超越了国界和民族的界限,目的是走向世界大同,与今天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今天乡村建设所传导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同样需要超越经济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发展主义和城市中心论的狭隘目标,摒弃“为农”和“抑农”的价值争论,培养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思想承载者,以回答乡村建设的本质和“为了谁”的历史追问。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启迪我们,要超越单一乡村建设和乡村场域的狭隘视域,从百年乡村发展的宏观历史文化脉络和整体视野对乡村研究进行框架分析和归纳,以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分析的研究视角,构建起“历史文化主线——人(主体的在场)——社会结构分析”的乡村问题研究框架,把乡村建设放置到乡村整体发展中来考量,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在乡村的实践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以主体人的在场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作为分析因素,把政治权威所导致的社会资源要素分配和政策价值取向作为影响因素,深入研究乡村在外部环境变迁和自身内部社会结构矛盾的双重压力下的转换路径,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重新思考乡村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的定位和影响变化,研究城市化对乡村人口的迁徙和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研究信息技术革命对乡村时间、空间和地域的转变,从实践层面思考新技术革命对乡村主体的影响,思考乡村建设如何承载起文化发展与转换的历史重任,框定乡村文化自觉在乡村振兴整体战略中的关键作用。


注释:

1王本陆:《消除双轨制:我国农村教育改革的伦理诉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4-64页;潘家恩、温铁军:《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3(1)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和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4(2)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37页。

5(3)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9页。

6(4)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40页。

7(5)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32页。

8(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1页;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9(7)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孟凡礼、尚国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10(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4-115页;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11(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5页。

12(10)包世臣:《齐名四术》,潘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13(11)王先明:《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论孙中山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其时代特征》,《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14(1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1935年第5卷第1期。

15(13)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1923年1月23)》,载《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

16(14)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载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314页。

17(15)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56页。

18(1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68页。

19(17)杨效春:《乡农学校的活动》,《乡村建设》1933年第24-25合期。

20(18)李善峰:《一个现代国家建设的系统方案》,载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88页。

21(19)李善峰:《一个现代国家建设的系统方案》,载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85-495页。

22(20)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3(21)贺照田:《从梁漱溟的视角看现代中国革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6期。

24(22)贺照田:《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的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

25(23)《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7-115页。

26(2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90-493页。

27(2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94-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