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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的中国道路探索:建党初期的妇女运动

作者:尹旦萍  责任编辑:蒋 韵  信息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1-12-25  浏览次数: 4866

【摘 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关注妇女运动。在对中国妇女运动进行理论思考时,他们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还结合中国国情,用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探讨妇女解放道路,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在这一理论武装下,党组建了妇女运动领导机构,把劳动妇女作为主要力量,将妇女运动汇入社会革命洪流,开辟了一条与西方女权运动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道路对于动员妇女参与革命、推进男女平等与构建和谐的性别关系,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妇女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1921-1927),探索开辟了一条将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独特道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作出这一历史选择,这条道路的实践展开和历史影响是什么样的,已有一些研究成果。1本文试图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妇女解放观、建党初期妇女运动的实践及其历史作用等方面对这些问题作出进一步回答。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初步形成

晚清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始零星接触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民主政治和个性解放的召唤下,以男尊女卑为主调的儒家性别伦理受到猛烈抨击,妇女解放成为重要议题。为探索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女权主义寻求经验,“近代妇人解放得最早的,莫如欧美各国。……所以我国提倡女子解放,不可不学欧美各国的样子”2。一时间,中国思想界掀起了翻译西方女权主义论著、介绍妇女解放思想的热潮,西方女权主义构建的话语系统、提出的解放路径,包括争取妇女教育权、参政权、就业权、财产权、社交权、儿童公育等,也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鲜明主张。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庞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入先进中国人的思想视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新青年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开始摆脱对西方女权主义的路径依赖,敞开怀抱迎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来观照中国妇女问题,开启了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独立而深入的理论思索。

(一)用唯物史观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

分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是探讨妇女解放的核心问题,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重点思考的问题。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思考影响社会性别关系的决定因素。他指出,物质生产方式变动与妇女地位变动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具体表现为一条妇女地位在游猎时代较高、农业时代下降、到工业时代又有所回升的发展曲线。3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社会性别关系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客观规律。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特定情境中,社会性别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大家族制度这一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之上的社会组织制度。在大家族制度中,“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4。建立在农业经济形态之上的大家族制度是儒家性别伦理的存在根据,这就解释了儒家性别伦理赖以存在的农业社会经济基础,揭示了性别伦理最为本质的社会历史根据,即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生产方式。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将中国卷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体系,大家族制度所依附的农业经济结构土崩瓦解,大家族制度日渐式微。农业经济结构和大家族制度的瓦解,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性别伦理的基底,提出了解构与旧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儒家性别伦理的迫切要求,“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5。父权、夫权、男权都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大家族制度的产物,随着农业经济基础和大家族制度的崩解,父权、夫权、男权必将消退,新的性别伦理必将建立,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基于这种判断,从变革经济基础入手建构新的性别关系,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李大钊预想“将来资本主义必然崩坏,崩坏之后,经济上生大变动,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6。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调整生产关系,妇女才能取得经济独立,才能真正实现解放。因此,妇女解放的方向是推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二)用阶级分析方法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

中国妇女运动的道路在何方,这是困扰早期共产党人的一个问题。他们试图透过欧洲各国女权运动的规律及启示,探寻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而在进行这种思考时,他们开始运用阶级分析学说替代资产阶级人权学说,作为分析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

李达撰长文详细考察欧洲各国的女权运动,根据妇女运动的主体及诉求指向,将欧洲女权运动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时期,这一时期女权运动的最大目标是打破男权专制,要求实现法律、社会、经济、政治等一切方面的男女机会均等。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逐渐扩张,广大无产阶级妇女为了谋生,和男工一道沦为了资本主义的“工钱奴隶”。她们发现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无力解决女工面临的现实问题,于是发起了以无产阶级妇女为中心的妇女运动,女权运动遂进入第二时期。7欧洲女权运动的发展历程传递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信息,那就是透过“阶级”的镜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体现出本质的区别。具体地说,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要解决的是男女平权问题,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要解决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注重对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反思,代表着妇女运动的新趋向;女权运动主体的阶级属性及其利益诉求,是女权运动分期分类的主要依据。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内部因阶级差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妇女运动主张,阶级具有超越性别等级的强大力量。

通过对两种妇女运动的分析比较,早期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两重压迫之下的国情,发现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巨大局限性,意识到“今后十年内的中国妇女运动,不当死板板地呆学十八世纪欧美女权运动的旧程式”8,确立了与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划清界限的鲜明立场。这就要求超越狭隘的、单纯的追求男女平等的轸域,从阶级立场而不是性别立场审视妇女问题,对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进行根本改造,使妇女的社会解放与阶级解放同时并进,使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与此同时,早期共产党人还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诊断中国妇女问题。陈独秀对上海厚生纱厂进行调研,揭露女工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或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了”的秘密,进而指出这“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9女工与男工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这说明女工的悲惨遭遇与其说是性别问题,不如说是劳动问题。而劳动问题的症结是工人与资本家的贫富悬殊和尖锐对立,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法调和的矛盾。

毛泽东则对广大农村妇女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承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压迫,是封建私有制派生的阶级压迫和宗法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压迫的复合体。在这四种权力之间,“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阶级的政权一旦被打倒,其他的权力“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10也就是说,封建地主政权是农村妇女受压迫的核心来源。要解决妇女问题,就要推翻封建主义制度。

通过对中国妇女群体的阶级分析,早期共产党人的注意力从对一般妇女的关注,转移到被压迫被剥削的女工、农妇这些劳动妇女身上,认为妇女运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女工、农妇组织起来,融入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争取整个社会的阶级解放。这一理论上的转变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确定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方向和主要力量。

(三)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

近代以来,妇女解放思潮的基本路数是批判旧的性别伦理、重建新的性别秩序,关注事项涉及教育、经济、职业、婚姻等广泛议题。随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在思想世界的凸显和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早期共产党人思考妇女运动道路的新理论武器。

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受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中国妇女运动的着力点是诉求妇女的各种具体权利,实现男女平权。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陈独秀对此前妇女运动的路向进行了反思和批评,认为争取妇女权利的做法“零零碎碎,没有系统”,无法根本解决妇女问题。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以城市女工为分析对象,指出女工们虽然获得了职业权,但又“变成资本家的奴隶了。从前女子是家庭的奴隶;而离了家庭,便变成了资本家的奴隶。无论如何,都是奴隶,女子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1。由此,他指出,女工问题既是一个性别问题,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工问题。随着大家族制度的崩溃,儒家家庭性别伦理对妇女的钳制逐渐松动;当妇女有机会挣脱出家庭樊笼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时,又会陷入被资本家压榨的新困境。在大家庭制度中,妇女遭受的是性别压迫;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妇女遭受的是阶级压迫。避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单靠一项项争取妇女权利,至多只能实现男女平权目标,解决性别压迫问题,却无法解决女工的阶级压迫问题。要使妇女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必须超越争取妇女权利的惯性思路,从社会制度层面寻求新的出路。

在从社会制度层面进行思考时,陈独秀通过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伦理,寻找妇女解放的路径。他认为,资本主义奉行的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牺牲劳动者以助资本家,牺牲妇女以助男子”的伦理,这一伦理助长强化了父权制和资本家对妇女的双重压迫,是妇女处于弱势地位的根本原因。而社会主义奉行“帮助弱者抵抗强者”的伦理,这一伦理支援妇女推翻父权制和资本家的压迫,主张性别平等和阶级平等。12因此,要根本解决妇女问题,必须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他反复强调,妇女解放“应该取助弱抗强的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有许多零零碎碎,不能解决,非先提社会主义,无以概括……除了社会主义,更没有别的方法……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社会主义就是他“于没有系统之中,找出一个系统”的基本方向,这一答案也与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探寻结果相一致,说明他已将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这一政治总目标联系起来。13

除了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思考妇女问题,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解放的现实与实践也极大鼓舞了早期共产党人。李达援引列宁的演讲:“在我们国内,凡有关屈辱意义的法律,如拒绝妇女底权利,妨害自由离婚,处罚私生子等法律,现在都废止了……俄国现在已没有妇女问题了。”14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妇女解放的理论在苏维埃俄国实践中得到了验证,这一事实让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对于解决妇女问题的伟大价值,更进一步坚定了早期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指导中国妇女运动的信念。

综上可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了近代以来妇女运动反礼教、争女权的套路,摆脱了对西方女权主义的路径依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思考中国妇女解放问题,探讨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们发现了推翻私有制的经济生产方式是妇女解放的途径;通过阶级分析方法,他们发现了有产阶级妇女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分野,提出中国妇女运动应聚焦广大劳动妇女解放;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指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缔造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正确方向。这三条分析路径之间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由此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做这些思考的时候,不是照搬照抄,也不是笔墨争论,而是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探讨契合中国国情的妇女运动路径。这些观点深刻影响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思想走向,尽管在理论上尚不系统、不成熟,但却超越了此前对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盲目推崇和简单模仿,成为引领早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


二、建党初期的妇女运动实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转化为党的妇女运动实践。党的一大就已将妇女运动纳入议题,但由于时间紧迫,“只略略谈到大要,就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15。党的二大、三大、四大均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1926年9月召开的第三次扩大执委会也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以政党名义提出妇女运动决议案,表明党已经将妇女运动纳入重要关注事项。这四个决议成为建党初期党领导妇女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正是在这些决议的指导下,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起步开局。

(一)创建妇女组织,培养妇女运动先驱

建党之初,成立妇女机构就是党领导妇女运动的议题设置。一方面,早期共产党人意识到建立妇女组织的重要性,“妇女本身有了组织,虽不能使自己的主张马上实现,也可使自己的主张坚卓不拔”16,妇女机构是开展妇女运动、实现妇女动员的组织载体,建立妇女组织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作出了各国共产党成立妇女工作部的指示,“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党,必须在各级党委会下面设立妇女工作部,并指派一名党委成员领导该部工作”17。由“必须”这一措辞可见,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内设置妇女工作机构是硬性要求。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创立妇女工作机构是遵循组织原则。因此,党的二大后,中央成立了妇女部18。除了在中央设立妇女部,党的四大还要求“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其无女党员的地方亦应组织妇女部”19。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逐步组建起了妇女部。

除妇女部外,党的三大提出,“为集中本党女党员之活动及系统的指导全国妇女运动起见,应设立妇女委员会”20。至于妇女委员会设立时间、人员配置,以及妇女委员会与妇女部的关系等问题,由于资料匮乏,目前尚不清楚。1926年9月,党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指出,“各地现时有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21,可推知妇女委员会与妇女部在一定时期内并存。

就目前所见的资料,1922至1925年间,以中央妇女部名义发布的文件,仅见于1924年6月所作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报告。1926年,中央妇女部十分活跃,至少发布了22次通告。中央妇委会曾发布过1926年7月至1927年2月间的工作报告。总体来看,妇女部或妇委会的履职情况并不理想。妇女部自省“至今尚无系统组织,而又不得党中的支配或指导工作”22,反映出妇女部的基层组织体系尚未健全,党没有足够的精力指导妇女部的工作。中央对妇女组织的工作也不满意,认为妇女部或妇委会未能有效开展妇女运动,要求整顿各级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以推动妇女运动。23这说明,处于草创阶段的妇女运动机构尚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尚未建立有效运转的体制机制。但它为建党初期的妇女运动提供了基本的组织保障,为其后妇女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初始框架。

党还通过发展女党员、培养妇女运动领军人物来充实妇女组织、推动妇女组织运转。党的二大时,共有4名女党员;党的三大时,女党员增加到13名;到党的四大时,女党员达到20人。这些早期女共产党员被委以重任,以革命者的姿态登上新的历史舞台,如向警予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部长,参与起草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等指导性文件;杨之华先后担任上海地委妇女部长、中央妇女部第二任部长;邓颖超历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中央妇委书记。同时,党还先后特派蔡畅、向警予、杨之华等妇女运动骨干到苏联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提高她们的理论水平和运动能力。在组织的培养和运动实践的磨炼下,她们迅速成长为妇女运动的核心力量和先驱人物。

(二)将妇女运动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相结合

建党初期,由于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缺乏深刻认知,以及强烈的“以俄为师”的社会心理导向,新生的党在中国革命道路的设计上,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举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这一路线图也同样体现在对妇女运动道路的安排上。

根据早期共产党人的妇女解放观,社会主义是妇女解放的通途。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开篇就比较了不同社会制度下妇女的地位,指出在以平等自由为标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成为资本家用以操纵劳动市价更廉贱的生产奴隶并且负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家庭的和母性的负担”,是得不到解放的。而在苏维埃俄国,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妇女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五年工夫所得的自由和平等,远过于妇女们在欧洲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经过一世纪奋斗的结果”,“证明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24这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土壤之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性,表明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划清了界限,旗帜鲜明地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展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也适时将妇女运动引入革命轨道。党的三大提出,妇女运动的口号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这“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25党的四大除了强调私有财产制度对妇女的压迫,还增加了新的视角分析中国妇女的状况,指出“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妇女,包含在整个的被压迫民族之中,时受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的宰割”,基于这种判断,党逐步确立了妇女运动的阶段性目标,即“领导一般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要素”。26党将妇女运动引领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激流中,标志着中国妇女运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关系设定上,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价值排序高于妇女解放,但在时间上却是同时推进。党在动员妇女参与革命时,也强调维护妇女权益、推动男女平等。党的二大提出要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党的三大、四大提出的妇女运动口号,涉及教育平等、职业平等、工资平等、婚姻自由、妇女财产权及继承权、参政权、母性保护等广泛的内容,体现了党维护妇女权益、推进妇女解放的价值取向。

(三)把劳动妇女作为依靠力量

早期共产党人通过对妇女的阶级分析,得出了妇女解放要通过劳动解放得以实现的结论。在建党初期妇女运动的实践中,劳动妇女就成为运动的主要力量。党的二大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27。而在对劳动妇女外延的理解中,经历了从女工扩展到女工农妇的过程。

党的二大、三大主要聚焦于城市女工群体,如党的二大在分析中国妇女状况时,着力刻画了女工被榨取剩余价值、沦为工钱奴隶的地位,党的三大关注的也是妇女罢工运动及男工女工间的关系调整问题。在此期间,女工罢工成为开展妇女运动的主要方式。据不完全统计,1922至1923年间,女工罢工18次,涉及工厂共60余个,参与人数达3万。28向警予亲自指导了上海丝厂女工的运动,仅1924年6月,上海23家丝厂女工罢工,参与者高达27000多人。29

随着对农民阶级革命性的认识不断增强,在党的四大通过的决议中,起首即提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30,将女工与农妇并列为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列出了妇女运动的七大注意事项,其中第四项就是“农妇运动”,指出“农妇运动现时还只是开始,但当农民运动正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往前发展的时候,将来的农妇运动在中国妇女运动上一定要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31。虽然党对农妇运动还没有清晰的规划,但已经认识到农妇在未来妇女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妇女运动的主要力量从女工扩展到女工农妇,反映了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进而对妇女运动的主力作出相应调整的过程。把劳动妇女作为妇女运动的主力,这就使中国的妇女运动找到了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也与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有了根本的区别。

可见,党领导的妇女运动道路选择绝不是几位早期共产党人心血来潮、一时兴起的偶然设计,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转化为政党意志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一时期党领导妇女运动的思路还不够清晰,行动策略还只是粗线条的设想,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决策上还比较模糊,但是,自此中国的妇女运动不再对西方女权主义亦步亦趋,不再是由个别先进人物召唤发起的零散活动,不再是知识精英们的口诛笔伐,而是变成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有理论支撑、有目标指向、有组织引领的社会运动,体现出了不同于既往、不同于西方的显著特征,促成了中国妇女运动的伟大历史转折。


三、党领导的妇女运动道路的历史作用

建党初期开创的以劳动妇女为主导力量、将妇女运动纳入革命洪流的妇女运动道路,根本改变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实践方向,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得到持续推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实现了最广泛的妇女动员

长期以来,缺乏组织动员的妇女犹如一盘散沙,无法转化为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这样的社会注定是“半身不遂”的病态社会。32将妇女动员组织起来,既是妇女解放的需要,更是建立健康的社会有机体、应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迫切需要。早期共产党人正是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三重维度关注妇女问题的。在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宏大使命面前,妇女被视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妇女解放也就成为政治动员的行动策略。

党通过将妇女运动引导到革命轨道,实现了对广大妇女群众的社会动员。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中,上海、广东数10万女工罢工,各地妇女以游行、请愿等方式加入声援队伍。在国民革命洪流中,妇女组织成为侦察队、宣传队、救护队和慰劳队,投入北伐战争的队伍。在土地革命时期,农妇大规模参加农耕生产、鞋被制作、救护工作,保障了红军供给。在抗日战争中,妇女通过战时生产、征募慰劳和武装斗争,投入战争,仅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部分地区,在1940年时女自卫队员、女民兵就达158万多人。33党领导的妇女运动成功地把分散的妇女汇聚起来,以主体的姿态参与到波澜壮阔的革命中,成为浩大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对此作出高度评价:“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34,“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35。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阔视野定位妇女运动,将妇女与革命铆接在一起,把星散的妇女结集成为宏伟的巾帼力量,这一道路选择对革命成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推进了妇女解放的进程

近代以来的妇女运动,无论是晚清外国传教士倡导的不缠足运动,维新派倡导的兴女学、男女自由交游、婚姻自由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呼吁男女平权、妇女解放思潮,更多体现为进步人士的伦理目标。在资本主义大肆扩张、封建主义顽固护盘的时代背景下,其影响仅限于少数上层妇女,作用仅限于道义呐喊和理论争辩,对于妇女群体的影响十分有限,妇女运动长期裹足不前。

对于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既是社会动员策略,也是伦理目标和价值准则。在领导妇女运动实践中,党将男女平等的价值追求转化为法律制度。1931年,党在苏区立法中就贯穿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在苏维埃法律上一律平等,对男女平等的价值准则给予了宪法确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离婚妇女权益得到保护,从法律上破除了封建婚姻枷锁对妇女的束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雇农、苦力、劳动贫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保证了农村妇女的基本经济权利。这些法律条文对几千年传统父权制度发起了猛烈攻击,不仅宣告了男女平等的价值导向,还开始了妇女解放的制度化尝试。这些法律赋予了妇女此前不曾奢望的权利,妇女通过分得土地获得了生存权,一些妇女参与到苏区政治建设中,更多的妇女第一次以独立主体的身份走出家门,走上社会舞台,参与革命和社会公共生活,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向前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从建党到男女平等原则在苏区入宪入法,仅仅用了10年时间;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后《宪法》《婚姻法》确认男女平等原则,仅仅用了30年左右时间。而在西方,从女权主义提出男女平权要求,到男女平权得到法律确认,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以美国为例,1848年凯蒂·斯坦顿发表《权利宣言》,提出男女平权诉求;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第19条宪法修正案,给予妇女选举权;1963年通过《同酬法》;1964年,妇女获得平等就业权利。这些权利的法律确认,分别用了72年、115年、116年。36直到今天,男女平等也未被写入美国宪法。这说明,独立于政党和国家权力之外的西方女权运动,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强大的父权制展开博弈,注定是一条举步维艰的漫漫长路。而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运动纳入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轨道,把妇女群体的命运与党的命运、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绑结在一起,党和国家自然也就成为妇女运动最强大的依靠力量。特别是在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使命完成后,长期执政的党更能以政治权威和持续努力兑现男女平等的价值理想,实质性推动妇女解放的进程。

(三)奠定了和谐的性别关系基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与妇女运动呈现为十分复杂的联动关系:一方面,反帝反封建进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是时代总课题,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价值位阶高于妇女运动;另一方面,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又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要力量。党作出把妇女运动引导到革命洪流的道路选择,意味着党在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同时,也肩负起了反父权的使命。

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指向下,妇女不单独伸张自己的利益,而是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中争取自身解放。这一路径安排决定了女性与男性在革命中戮力同心,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两性不仅共同构筑了革命的磅礴力量,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在争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行动中,男性是主要倡导者、发起人和支持者。党的早期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李汉俊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观的创立者、宣扬者和实践者,他们以巨大的个人影响力阐扬性别平等的价值观,以政党的执行力推动妇女解放的实践。这种两性团结协作的关系模式模糊了性别利益的竞争,弱化了性别权利的冲突,奠定了和谐的性别关系基调。

西方女权运动史就是一部妇女向男权社会争权的历史。争取妇女权利的目标设置,决定了男性不是妇女运动的利益分成者,而是利益冲突方。妇女视男性为男权社会结构的既得利益者、制造者、维护者,男性视妇女为既得性别红利的觊觎者、掠夺者,从而形成了男性/妇女二元对立的性别立场。这一立场分歧表现在理论形态上,则是对父权制的激烈批判。无论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存在主义女权主义,矛头均指向父权的结构化力量对妇女的宰控。这一立场分歧表现在实践中,则是女性与男性的冲突与对抗。如美国妇女在争取选举权的百年历程中,遭到了掌握决定权的男性精英的嘲笑、冷漠、刁难、背叛与欺骗,男性往往是反妇女选举权的组织者,4/5的捐款也来自男性。在妇女选举权获得法律确认后,男性政治家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而构筑了一个全新的防卫体系,用以防御妇女入侵者。37

通过比较可见,建党初期党领导妇女运动与革命合流的道路选择,把男性视为妇女运动的同盟,壮大了妇女运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释放了性别间聚合而不是分离的政策导向,对于形成社会的有机团结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 释:

1相关研究如耿化敏的《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1921-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仝华、康沛竹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

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17页。

3《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0-113页。

4《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5《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6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5-117页。

7参见《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7-149页。

8《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9《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11《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9页。

12《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9页。

13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9-361页。

14参见《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0-184页。

1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16《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7页。

17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45页。

18关于中央妇女部设立的具体时间,尚没有史料佐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最早的记载是1925年5月,但1924年6月,以中国共产党妇女部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由此可推知,妇女部应该于1924年6月前成立。

1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1-372页。

2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55页。

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32页。

22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1册,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2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32页。

2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87-88页。

2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54-155页。

2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0页。

2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88页。

28参见《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2-94页。

29参见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第223页。

3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0页。

3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31-232页。

3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页。

33参见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第223、337-346、419-457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4页。

35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36参见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25、62、68页。

37参见[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埃伦·菲茨帕特里克:《一个世纪的抗争:美国女权运动史》,陈洁瑜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181-211、369、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