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传统村落的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及其治理导向

作者：林莉  责任编辑：蔡清华  信息来源：《探索》2021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1-12-19  浏览次数： 2852次

【摘　要】发展好传统村落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调查来看，传统村落的振兴出现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两条主线。资本逻辑在带来经济利益时可能会僭越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最终目标，与文化逻辑相背离，造成传统村落物质空间的建设性破坏、精神空间的内生性衰弱和社会空间的消费性解构。这就需要文化逻辑来抑制资本逻辑的消极效应。因而传统村落的改造、发展及其现代化治理，需要将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融入传统村落的社会生活场景。这种融合是突破传统村落空间生产悖论与治理困境的关键，因为社会生活的传统劳动精神可以超越利润极化、回应村落美好生活，传统伦理精神能够制约功利主义、体现对村落本土性价值的尊重、促进传统村落活态文化的回归与发展。在此基础上，以乡土文化引领治理目标、合理划分治理主体职责、构建规范性治理原则有利于传统村落突破空间生产资本化困境、激发村落治理内在活力与效力、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从而实现传统村落的振兴与善治。

【关键词】传统村落；空间生产；资本逻辑；文化逻辑；乡村振兴

传统村落是指那些“民国以前建村，保留了较长的历史沿革，即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独特的民俗、民风，虽经历了久远的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1]38。传统村落不仅是传承历史文化的现实载体，更是展现中华文明的鲜活场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经历了从保护古建筑和整个村落空间格局到重视与保护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单纯的古建筑保护、物理的空间生产转向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生产。空间生产蕴含自然性、精神性和社会性，分别对应着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维度[2]80。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不仅包括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规划，还包括村落文化和社会交往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性特色。传统村落具有独特的民俗风貌，作为维系中华文明和民族认同的纽带，在空间生产属性上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特殊的文化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在一些传统村落的复兴中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增值驱动下，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也陷入了“千村一面”的局面。关于商业开发对传统村落的潜在危害，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思考，探索传统村落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传承与保护特色文化的路径，主要有：充分挖掘地方性文化知识，创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保护手段和模式，保留传统文化的核心与内涵，因地制宜推进村落的发展[3]；从合理规划、产业融合等角度，结合具体传统村落的资源特色打造各具特点的生态博物馆或特色小镇，实现城市和乡村的相伴相生[4]；在传统村落建立社会教育、科学研究或教学实习基地、文化艺术场所，或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等[5]。另外，关于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治理主体研究，有学者认为，政府负有保护与监督的双重责任，一方面应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政策、资金、技术支持，鼓励当地居民做好相关保护工作，另一方面应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必要的监督；同时政府在平衡保护与监督的角色之中应与居民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6]。

针对传统村落空间生产及治理体系，现有研究对治理主体的关注仅局限于政府与村落居民之间的互动，忽视了传统村落治理主体结构的复杂性，缺乏对社会资本、外来游客和社会力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传统村落空间更新的综合分析。同时，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看，现有研究虽然以精神空间为核心要素，即以文化传承为切入点，但在政策建议上侧重于物理空间的打造，主张通过主题建筑以及公共空间的建设来加强地域性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播，尚未从传统村落生活场景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在重塑社会关系、激活内在动力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空间的更新。因而，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如何从资本逻辑回归文化逻辑，促进传统村落的改造、发展及其治理现代化，并探索传统村落治理主体的复合结构与运行机制，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善治与美好生活、挖掘中国特色治理经验的一项重要议题。

1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及其现实必然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传统村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城市化的挤压，传统村落的数量在不断减少，空间格局的功能属性也在不断被瓦解。一方面，我国传统村落数量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传统村落还面临着较为普遍的物理空间衰败，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村落存在着古建筑损毁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地域特色消失的问题。2012年，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文化部、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等部委，开展传统村落调查与保护的具体工作，通过评选、审核的方式确定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公布的五个批次的数据来看，截至2019年全国已有6 819个村落入选。这些传统村落的文化资源得到官方认定，并获得国家的配套资金支持，中央财政按照每个村落300万元的标准提供专项补助。但财政补助的作用不仅是有限的1，而且在调研中也发现有些补贴尚未全部落实到位。目前，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主要依赖企业投资，但社会资本一旦投入空间生产，就会展示其自身内在的运行逻辑，即“支配社会资源的流动，分配社会财富，组织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使整个社会组织成为追求资本增值的机器”[7]13。

1.1传统村落空间的衰败与社会资本介入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村落由于受到城市化的影响和冲击，发展相对滞后。同时，传统村落衰败的迹象非常明显，历史建筑和民宅的外观残破、倒塌，祠堂、寺庙、学校等公共空间的破损、毁坏现象普遍。传统村落的改造、发展及其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本是传统村落物理空间生产的必要元素，资本介入成为传统村落实现空间生产与更新的一项重要条件，而空间生产也是分析资本运行方式的一个视角。因此，资本和空间生产在逻辑起点上是一致的，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在资本的推动下逐渐实现更新。

首先，从空间生产的成本需求来看，传统村落的改造、保护与发展需要资本介入。具有较长延续性的传统村落，一般都坐落于资源与环境有优势的地方。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传统村落由于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且不被外界所干扰，经济活跃，宗族文化浓厚，因而非常重视村落公共空间的建设。这些宗族聚集型建筑往往规模大、密度高、特色鲜明，且建设周期长、成本高。这意味着传统村落古建筑的维修与保护有着较大的资金需求，当村落发展停滞、内生性经济支持系统弱化后，传统村落原本的封闭性被打破，外部资本也因此有了介入的可能性。

其次，从空间生产的政策支持来看，政府对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视为社会资本的介入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能性。在传统村落衰落迹象日益显著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性，分别从建筑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开展研究，并积极呼吁国家从政策层面予以重视。进入21世纪，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性政策，将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纳入系统保护与治理机制中。虽然学界与政府在认知层面对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但在相关配套政策落地、公共财政规模性投入之前，政策上的重视程度与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还是不够，这为社会资本的介入提供了外部条件。

再次，从空间生产的主体构成来看，村落自治主体与社会力量的缺位促进了社会资本介入。空间生产是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村落成员与行政权力、社会资本、社会力量在传统村落物理空间生产中发挥的主体作用具有阶段性差异。在传统村落的保护被列入政策议程之前，由于村落精英的外出以及人口的流失，传统村落自治的有效性锐减，空间生产的效能也随之降低；专家、学者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缺乏直接参与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渠道；社会资本则因为缺乏政策利好的引导，参与积极性有限。然而，当政府开始重视传统村落发展、政策性红利出现后，已经成长起来的社会资本就成为推动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主要力量。

1.2社会资本介入后传统村落空间生产逻辑的转变

空间生产意味着传统村落原有空间格局被开发、被改造，社会资本通过直接参与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过程，发挥空间生产的主体性作用，“资本发展顺应并促进了空间生产的发展进程”[8]30。社会资本的介入在客观上提高了传统村落物理空间改造的水平，并在物质方面丰富了村民生活，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

第一，社会资本的介入有效调动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及优化，提升了传统村落物理空间的生产水平。一方面，古建筑承载着传统村落的发展历程、体现着村落的古风古貌，其设计和工艺既精美又复杂，然而其维护成本和技术要求都非常高；另一方面，有些古建筑由于无人居住而缺乏维护和管理，有些则因为历史原因出现了复杂的产权关系。高昂的维护成本与维护主体的不明确使得极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古建筑长期处于残破状态。而社会资本一旦投入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与开发，逐利的本性会促使其扩大生产、打造旅游产业链，形成规模效应。社会资本对传统村落的改造不仅体现在对古建筑的保护上，也会对公共设施和生态环境做整体规划与治理，打造更美观、更便利的商业环境，这在客观上改善了传统村落居民的生活环境。

第二，社会资本的介入有助于生产出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拓展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资本一方面不断扩大生产，另一方面还不断地创造各种需求，创造新的社会领域和生活方式，构建更普遍的社会联系，也即空间本身的生产[8]117。资本介入激发了传统村落的旅游和商业价值，不仅改变了村落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传统村落的社会关系。虽然原住人口的外流造成熟人社会体系下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瓦解，但开发商、商家、游客的涌入带来了契约精神、消费文化和多元价值观。传统村落居民的日常生活与商业活动、居民与外来者之间乃至居民内部之间关系复杂化，相互之间的调适、互融构建着新的社会空间生产。传统村落空间生产不仅得到了物质上的扩展，也实现了社会关系上的多样化。

第三，社会资本的介入有助于提高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技术。空间生产首先是物质生产，而物质生产又会促进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高新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自然资源的限制与依赖，通过建立数字博物馆和虚拟现实技术还原传统村落的历史场景；借助实时交互与三维沉浸式体验，发挥传统村落的文化传承与资源共享作用。另外，还可以通过全方位的数字影像技术对传统村落进行“画像”，在记录村落文化、生态变化的同时，建立数字化警情预判系统，及时发现并应对危机。在社会资本的介入下，高新技术赋予传统村落空间生产新的活力，网络空间与传统村落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的叠加有利于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让传统村落重新焕发生机。

2资本逻辑对传统村落空间生产文化属性的消解

在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冲击下，传统村落的衰败从物理空间开始逐渐向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蔓延。传统村落文化属性的消解既有经济社会发展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资本逻辑导致的原因。资本追求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最大化；而空间生产的发展致力于人自身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终极目标[8]115。虽然资本逻辑和空间生产逻辑的一致性改善了传统村落的村风村貌，但由于发展目标和价值指向的不同，资本的过度扩张会导致空间生产资本化，“僭越”空间生产的终极价值取向。资本介入传统村落空间生产更新后，空间生产成为资本运作的工具，资本需要不断突破传统村落原有的格局才能实现资本增值，一旦空间生产完全遵从于资本增值的需求，空间生产资本化这一异化现象也就出现了。最终，资本逻辑取代日常生活逻辑，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文化属性被不断消解。

2.1资本扩张造成传统村落物质空间的建设性破坏

物质空间是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和村落文化形成、发展与传承的地理载体，传统村落往往坐落于资源环境好、适宜安居乐业的地方，整体布局虽没有固定模式，但会围绕着公共空间进行有机规划，能满足生活多样化的需求，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是，资本增值对这种共生共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随着传统村落旅游业的发展，社会资本为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进行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历史建筑的原貌，还导致原有历史人文价值的流失。

资本对乡村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引发新的消费性生态危机，“一个被生产出来的空间意味着它的自然属性遭受着生产技术的逐渐摧毁”[2]31。首先，对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商业化改建(如将原来的学校修成景区停车场)破坏了古村落原有的生活氛围。其次，在相关保护制度缺位时，村民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为经营农家乐、度假民宿拆建自家的祖宅，破坏了传统村落物理空间结构和整体空间布局。此外，大量游客的涌入使得古村落的景观、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过多的游客超过了村落原有的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承载力，传统村落原有的空间肌理逐渐丧失生机和活力。

2.2资本逐利泛化导致传统村落精神空间的内生性衰弱

空间生产是一种具有精神尺度的社会活动，具备符号功能和价值，体现着名誉、权力、等级、社会秩序、身份地位等[9]81。传统村落的内在秩序是通过传统文化与乡规民约来实现的，传统意义的乡土社会形成高认同度的宗族共同体。在宗族、伦理文化的强大制约下，社会等级分明、社会角色明确，聚居生活在共同体中的村民通过村规民约实现自我约束与自治。

然而，资本逻辑主导下消费主义的兴起，意味着空间生产变成了资本主导的等级和秩序，村规民约中约定俗成的道德感召力和约束力日渐式微。目前我国传统村落的商业开发基本都定位于休闲旅游，同质化现象严重。社会资本渗透传统村落的经济活动后，村民几乎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参与到旅游及其他服务业中去，一些自发形成的农家乐、民宿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引导和制约，常常出现恶性竞争，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游客之间因价格、服务等利益问题往往产生冲突。商业竞争和利益冲突淡化了原本淳朴的乡风，独特的文化、民俗风情或被遗忘、或被商业化，基于传统文化场域形成的内在凝聚力与居民自治也逐渐走向解体。

2.3资本唯利导向引发传统村落社会空间的消费性解构

社会空间是体现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空间，是对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融合与超越，具体表现在村民的日常行为与人际关系中。在传统文化的主导下，村民淳朴的利他思想与熟人社会的共享生活观念紧密相连，并充分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10]1。传统村落的营造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除了重视选址的适宜性和宗族的凝聚力，还强调通过人伦礼仪与生活体验来打造集体记忆，打造共同的心理体验与文化体验(即“乡愁”)，形成人与人之间、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情感维系与寄托。

有的传统村落在进行整体性的旅游开发时，开发商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将村民居住房屋整体置换出来，这样游客和经营商取代了原来的村民，改变了传统村落的熟人社会格局和人情浓郁的社会关系结构。同时，还将风俗民情与“乡愁”客体化、商品化，用商业活动消解日常生活。在资本增值的催化下，“乡愁”与利益至上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一旦“乡愁”成为商品，就有对“乡愁”的明确需求以及大量供应[11]229。消费主义浪潮下异化为商品的“乡愁”，不再承载丰富的人伦情怀与理想的精神寄托，传统村落的社会性和地域特色也因此被瓦解，这是对古村落内在活力的伤害。

3传统村落生产空间资本化的权力因素

空间资本化是空间生产成为资本增值工具的结果，空间要素被纳入资本运动的整体逻辑中，成为资本生产和增值的直接手段[8]30-31。资本逻辑下人的发展局限于自然生命的发展，空间资本化因此只强调人的自然生存价值，强调空间生产的经济价值与技术意义，漠视人的全面发展，背离了空间生产的宗旨。除了资本，权力也是推动空间生产的重要力量。“空间虽是历史、自然规范塑造出来的产物，但在这一过程背后发挥作用的始终是社会中的政治性法则。”[12]2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往往受到政府规划及相关政策规制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村落成员、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影响。

3.1村落成员因缺乏主体意识而追随空间生产资本化

村落成员对文化传承断代的危害缺乏认知上的主动性与责任感，导致传统村落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由于资本增值而朝着弱化和虚化的方向发展。一是村民对古建筑及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部分村民被私人利益所驱使，拆建、私自改造甚至出卖极具历史价值的老宅，改变了原有的村风村貌。后来国家虽出台了相关的保护性政策，对古建筑有了严格的管理，但一些村民认为经济上“不划算”而不愿意花钱维护传统建筑，有些古宅因此年久失修成为危房，既影响景观，也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二是部分村党支部书记对传统村落社会空间缺乏足够的了解。部分村支书来自外地，对传统村落的历史及人文价值既缺乏了解，也没有深厚的情感，对空间生产的资本化反而持肯定态度，甚至希望政府能减少限制性规定，继续推动资本化发展。另外，传统村落空间生产资本化的同时，乡村精英以及村民持续外流，村民的离开也会导致村落生命力的衰弱与村落传统文化的消亡，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原住民的减少导致本土乡村生活缺乏生机和活力。

3.2产权归属的不清晰强化空间生产资本化趋势

复杂的历史原因以及模糊的产权政策，导致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责任主体缺乏明确性。经历漫长的历史变迁后，传统村落古建筑在所有权及使用权归属上存在着模糊性与复杂性，造成不同主体、不同职能部门在管理、保护以及开发上的困难。另外，作为集体财产与私人财产的古建筑及文化遗产在保护、利用的要求上有明显不同，因此产权归属是确定传统村落空间生产主体的关键，而产权不清晰导致古建筑及文化遗产的保护陷入困境。

由于无法明确产权所有者、无法确定出资人及其权益，导致很多古建筑的修缮计划被搁浅。即使政府试图通过招商引资来突破这一困境，但往往也埋下了产权纠纷与利益冲突的隐患。因此，社会资本出于趋利避险的本能，往往向政府提出额外条件，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实现资本扩张。资本增值若管控不好就会导致资本垄断，有些企业对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投入后并不向村集体进行必要的分红，忽视村集体利益。随着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资本化，公共空间的共有属性被淡化，资本增值不仅加剧了产权归属的复杂性，也导致对传统村落资源的过度汲取。

3.3社会力量的边缘化促进空间生产资本化发展

随着社会资本的深度介入，社会力量在传统村落空间生产中的地位往往被边缘化，难以对资本形成有效约束。尽管在一些知名人士的积极呼吁下，我国先后出台了《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但现有条例既缺乏专门性的上位法支撑，又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在实践层面，这些支持性政策转化率不高，存在传统村落财政补贴难到位、居民维修古宅的审批流程复杂且周期长等问题。

由于缺乏必要的鼓励，社会力量在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重塑中发挥的影响力也有限。文化协会、旅游协会等社会组织在传统村落保护方面虽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也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增进，但它们要么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退化为职能部门的“影子”；要么因为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传统村落空间生产实践中，社会力量在实际参与上的有限性让社会资本有了不断扩张的机会，当资本增值逻辑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需求相一致时，被商业与资本支配的传统村落发展往往就会陷入“有生意、没生活”的窘境。

4振兴传统村落的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融合

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离不开资本，但是资本增值往往又会破坏传统村落的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因此就需要通过文化逻辑的回归以实现对资本逻辑的超越，这种对资本的利用和超越应该是同步的。应在充分认识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的对立统一关系上，对资本逻辑进行扬弃，在治理机制上促进资本逻辑向文化逻辑的转向与融合，在实现物质上富裕的同时，摆脱文化传承上的危机，振兴传统村落。文化逻辑指的是传统村落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基于地理特征、时代因素、民族特色在选择观念、价值、行为、习俗、生存方式时所运用的主要逻辑。传统村落的文化逻辑以劳动精神和本土价值为基础，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以活态文化2的方式体现出来。

4.1以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精神超越资本的利润极化思维

资本逻辑与劳动逻辑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资本逻辑的自我贯彻是在与其对抗的劳动逻辑、生活逻辑的对立中进行的，资本逻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志取决于两者的力的关系”[13]25。虽然劳动与资本共同构成生产力，但在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中，资本关心的是交换价值，把村落空间资源看成是获取利润的手段，并不重视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资本的逻辑把包含人格在内的一切东西都贬低为追求利润的手段。”[13]149资本介入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最大动力是自身的增值，在资本增值逻辑的支配下，利润最大化也逐渐成为传统村落的价值追求，甚至一度成为公共治理与个人决策的唯一依据。

劳动逻辑是在与资本逻辑的对抗中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劳动逻辑能抵御资本逻辑带来的危害。劳动逻辑强调通过创造财富来提供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保障，维持人的生存发展；强调人的创造性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体现生存的意义。比如在旅游开发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劳动逻辑主张环境保护优先，反对那些对村落原始生态、山形水系造成污染的项目，摒弃追求方便的浪费行为。追求方便的浪费本质上是过度消费，是通过金钱而不是劳动来获得生活所需，不能体现人的创造性。劳动逻辑的建立可以抵御工具理性与消费主义的泛滥，既扭转传统村落的衰落，又反对把消费作为空间生存的最终目的。

劳动逻辑下的空间生产不是为了创造利润，而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劳动带来的幸福，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增加的幸福，更是自我力量的彰显和生命自觉的体现；在劳动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人的自由得以充分体现，人与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形成互动性强且和谐的社会关系，这原本是传统村落生活场域的核心。从物质空间的角度看，传统村落在空间格局的设计中体现着对劳动的重视，一般在居住地都有专门的地方用来安置劳动工具。从精神空间的角度看，我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劳动的重要性，主张美好生活是靠双手奋斗出来的，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一项重要传统美德。

4.2以追求社会价值的伦理观念制约资本功利主义导向

农业文明下的传统村落居民“把世俗生活看得很重，‘过日子’直接对应着饮食男女、衣食住行和社会交往，对应着人自身的再生产、家庭再生产、社会关系和生活意义的再生产”[14]。传统文化下的村民日常生活场景蕴含着内在的生存伦理，具有本土性价值。在传统村落的日常价值中，基于血缘产生的社会关系使得村民在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中非常注重面子和人情，对他者的外部评价非常在意，舆论压力也因此成为维持村落秩序与社会格局的重要力量。

然而在资本增值的过程中，功利主义支配下的生死观、生育观、婚嫁习俗与传统价值观相背离，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改变了部分农民的生活方式，传统村落居民“过日子”的逻辑也发生了改变，代际关系、夫妻关系以及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15]。同时，村民间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个体权益被无限放大。本土性价值关注作为个体的自我存在的意义，并不主张个人利益最大化，因而我国传统文化对自我的构建是建立在对于他者的意义之下的，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等性，彼此之间形成道德约束。通过本土性价值重塑，将中华民族的利他精神、集体主义意识同资本逻辑下的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结合起来，以实现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在道德伦理上的融合，依托新时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乡村本土性价值来构建生活秩序与社会关系，推动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逻辑转换。

4.3以存续优秀传统活态文化抗拒资本的消费主义侵蚀

资本逻辑导致消费主义盛行。“消费主义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同化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16]277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人们因过度追求物质背后的地位等象征意义而走向奢侈浪费，传统文化背后的公共义务、人际互助等社会功能弱化，村落居民间相互扶持、团结亲密的关系变得疏远。消费主义提高了村民的消费欲望与动力，在客观上推动着经济的增长，但往往也会导致过度消费。因为消费主义的主张并非基于实际需要而满足的生产生活性消费，而是不断制造、刺激消费的欲望，属于炫耀性消费。

要突破空间生产资本化带来的消费主义困境，就应回归到日常生活的逻辑上来，重视活态文化的构建。活态文化是奠定村民归属感、满意度和自豪感的根本要素，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在本质上与空间生产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是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融合。活态文化既是美好生活的彰显，又是劳动精神和传统价值观的实践。优秀传统的活态文化能重塑良性的社会关系与丰富的日常生活，通过精神上的充实和人的全面发展摆脱消费主义的陷阱。从活态文化的角度出发，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应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在发展上具有包容性和本土化特性，物理空间的更新并不拘泥于形式，重视风格与历史内涵的一致性而不是材料的还原，重视活态文化的延续性而非资本主导的技术理性。

5在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融合中促进传统村落的振兴与善治

传统村落的治理主体应对活态文化的重要性形成共识，并以此为切入点形成振兴传统村落的合力。活态文化既包括与物质遗产相关的精神价值、传统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关注村落文化的稀缺性和内在精华，活态文化则包括更为广泛的日常生活及传统习俗，如语言文字、饮食特色、社会结构等，活态文化的特性尤其体现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传统村落里，具有日常化与生活化的普遍性与丰富性[17]。营造活态文化有利于引导空间生产从资本逻辑朝着文化逻辑的方向发展，是振兴传统村落、实现治理有效的关键所在。

5.1在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交互中实现乡土文化的引领价值

传统村落是具有“生命体”特征的文化遗产，乡土文化是传统村落的发展根源及其魅力和价值所在。乡土文化是“农民生活意义与情感归属的来源”[18]，体现传统村落的精神内核。乡土文化是凝聚力的体现，传统村落乡土文化的完整性能够增加村民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能够更好地营造村落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自治体系。另外，乡土文化也蕴含着丰富的商业资源，传统村落乡土文化的独特性能够为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价值源泉。传统村落活态文化的营造应以乡土文化的传承、发扬与创新为出发点，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又着力于完成传统精神的社会主义价值转化[19]，发掘其内在的经济潜力，激发其内在的社会活力。

首先，对乡土文化的保护要着眼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避免过度资本化。在正确认识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将传统村落文化作为珍贵的资源，才能保护好、传承好传统村落文化。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进行合理、适度的旅游开发，在多主体参与模式下，通过发展文化、旅游等产业，带动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传统村落文化在“活态”传承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次，挖掘古建筑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关系。古建筑本身隐含了当地历史和文化的痕迹，在古建筑上找到属于特定历史时代的生活气息、制造工艺与艺术构想，将古建筑与周围的文化环境进行融合，通过空间生产的本土化，展现古建筑蕴含的文化价值，依托地域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振兴。因此，要把握好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活态文化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利用也是保护的一种途径，避免出现因追求经济利益而造成古建筑、文化遗址面目全非或千篇一律，导致传统文化价值的泯灭。针对改善型需求，应在不破坏村落整体自然风貌的基础上，结合传统村落的地理特点，因地制宜进行建设，在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再次，以传统村落的特色文化为要素，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提高村民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顺应时代的发展，鼓励文化创新与移风易俗，如举办蕴含传统村落特色的庆典、祭祀活动，组织村民开展以本地特色文化为主题的竞赛活动等；在尊重传统劳动精神、丰富村民生活形式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虽然政府在传统村落空间生产中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但缺乏针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资源及村民生活特色的系统保护。将活态文化作为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过程与目标，除了要进一步加强传统手工艺、民间表演艺术以及节日礼仪庆典的文化传承外，还要关注村落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内在社会秩序的传承，激发传统村落的内在活力。

5.2在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一致性中界定治理主体的不同角色

政府应在发挥主体作用的同时，奠定协同治理的基础。政府拥有传统村落空间生产资源配置权，在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一致性的治理过程中，不仅要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还要激发村落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资本的力量。通过提高基础教育资源、增加就近就业等方式来促进传统村落人口回流；通过推出财税优惠政策吸引企业、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传统村落空间生产；通过有针对性的再教育与技能培训，提高传统村落村民参与空间生产实践的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应调节不同主体在传统村落空间生产与治理中的利益冲突，搭建必要的沟通、协调平台，建立互认互信的合作机制和互相尊重的合作关系。

传统村落自治组织与村民应发挥活态文化建设与治理的主体作用。虽然并非所有的传统村落都是行政村，但具有资源优势的传统村落即便是自然村，通常也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办公地点。村党支部书记对传统村落的认知及治理能力，往往决定了空间生产逻辑转换的效率，是传统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活态文化承载着民风民情，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活动体现地域性生活方式，应尊重村民作为活态文化建设者的主体地位，鼓励村民按照传统习惯生产生活、开展文化活动，并保护与之相关的公共空间、物质载体以及生产生活资料。同时，充分挖掘并发挥乡村精英、新乡贤的榜样效应，通过本土工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新农人等引领活态文化，打造新的共同体意识，建立情感纽带，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社会力量应充分发挥村落治理参与者与空间生产建设者的作用，这种双重角色既能促使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融合，也有助于促进传统村落治理能力的提升。一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能弥补村落由于人口外流而导致的自治能力不足。专家、学者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具有专业性和非盈利性，能更好地挖掘传统村落的建筑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能更好地整合资源以促进传统村落物理空间的规划、精神空间的丰富以及社会空间的重塑，提高传统村落空间生产与治理的效能。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参与活态文化建设，不仅扩大了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也丰富了传统村落的社会关系。传统村落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魅力吸引外来游客与新的定居者。他们既是物质空间的建设者，又是社会空间生产的主体，作为新村民与留下来的原住民一起构建新的社会关系。

社会资本应在必要的制约机制下发挥重要作用。空间生产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在活态文化的资源配置上起着重要作用；但为了避免市场对空间生产的消极影响，应对资本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9]385。在传统村落的活态文化建设中，资本不能只重视眼前利益，也要考虑村落整体发展、有序传承的需求，并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不破坏村落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在政府支持和村民信任的基础上，实现资本的理性扩张。因此，既要发挥市场的重要作用，又要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和社会的监督作用，通过制度设计与法制建设，限制市场主体的不合理行为。

5.3在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均衡中构建规范性治理原则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其空间生产与治理具有公共性，这意味着政府应通过规范化设计与制度完善处理好与社会资本、社会力量、村落自治组织及村民在治理中的关系，为传统村落活态文化建设与治理制定基本规则。

一是协同治理。在振兴传统村落的过程中，政府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财政支持、融资、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在审批、办事流程等方面进行精简，降低市场、社会组织的进入成本，并明确规定企业与第三部门的特定责任和义务，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传统村落活态文化建设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村落自治组织在协同一致的原则下实现传统村落的有效治理，增强传统村落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是权责一致。明确传统村落自治组织和村民在活态文化建设中的权利与义务。一方面，对活态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大家对空间生产资本化的警惕；另一方面，借助法律的约束力对村民日常行为进行引导与规范，减少自治过程中的随意性。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传统村落自治组织和村民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推动传统村落活态文化发展的规范化、有序化。

三是有效赋权。通过有效赋权，调动社会组织与村民参与文化传承的积极性。允许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团体自主发展，鼓励村民参与到活态文化生产中，并提供基本的政策保障。让村民在活态文化传承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依托他们对传统村落的切身感受与生活经验，提出符合地域特色的保护与开发方案，更好地满足村落居民对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诉求。

6结论与讨论

在传统村落空间生产与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维护与开发传统村落古建筑的重要主体。但资本增值主导下的空间生产往往导致同质化的发展，传统村落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后，生活气息被商业氛围所取代，原本寄予着社会人伦情怀与共同体意识的“乡愁”也被消费主义所解构，空间生产出现了资本异化现象。然而，空间生产的本质终究是超越资本的，空间生产的浅层目的是增加物质财富、充实物质生活，深层目标是丰富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美好生活。传统村落的治理要突破空间生产资本化的困境，回归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的构建，就需要在尊重劳动精神与本土性价值理念的基础上，以活态文化为载体，促使空间生产由资本化转向生活化，在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融合中实现村落全面振兴。

传统村落治理中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融合，涉及地方政府、村落自治组织、居民、企业、社会组织、游客等多方主体，他们既是空间生产的主体也是协同治理的主体。如何协调多元主体在价值认知以及利益诉求上的冲突，如何实现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均衡，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新兴技术和蕴含在乡土文化中的民间智慧为传统村落的振兴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现实生活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构建活态文化、促进传统村落的振兴。一方面，新兴技术能遏制资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并基于文化资源进一步发展传统村落的旅游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活态文化的构建与发展有助于增强传统村落的内在凝聚力、整合空间生产与治理中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实现乡村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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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以苏州市东村古村落为例，该村被评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后，当地村委会曾经找专业的公司设计、评估，若将整个村落进行维护、开发，全部的投入成本约需要3亿元。

2“活态文化”这个概念是乔晓光在观察早期民俗旅游村存在的发展困境时提出来的，意指鲜活的文化和生活在具体某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文化。这意味着把当地人从民族村落迁出时，村落原有的文化也就随之消亡了。因此，活态文化的存在对于传统村落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详见:薛群慧.民俗旅游村:活态文化保护与开发的一种载体[J].思想战线，2007(3):37-41.